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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选题的五个层次

2010年11月2日星期二

  今天在华侨大学做了两场报告。

  其中下午的一场算是讨论,我阐述了对于科研选题的五个层次的看法。

  第一个层次:方法或方法论的研究选题。

  一般情况,方法或方法论都是可以广泛适用的研究主题,也许要跨越多个学科进行应用,所以要从具体的问题出发,但是最后却要落脚于研究哲学方面,而且好的方法或方法论要有实现工具。

  这是最难的科研,也是最有价值的科研。比如,评价中的AHP方法,虽然发明它的Saaty教授似乎也没有得啥要命的诺贝尔奖啥的,可是,这个方法的永恒就证明这他本人的永恒。

  第二个层次:开拓学科方向的研究选题。

  因为以往的学科对于某类问题没有很好的适用性,必须另辟蹊径,寻找另外的研究方法作为研究主题。这就需要开拓新的研究方法。

  在管理领域,广东工业大学的一位蔡教授曾经提出一个叫做可拓学的学科新方法,并受到了基金委十数年的连续资助。应该说,这是一个努力,尽管并不容易。另外一个广为中国学者所知的方向是灰色系统,是华中科技大学的邓聚龙教授提出,并经过他的弟子以及其他应用者的使用而名声很大,甚至国际上还出现了以这个为主题的SCI期刊。这些都属于开拓新的学科方向的努力,尽管都路途艰难。

  华罗庚先生则开拓了多复变函数论的新学科方向,且国外的学者也都纷纷跟上,是一个为国际学术界所认可的方向。

  第三个层次:面向问题及其解决的科研选题。

  数学里有很多公开问题,如哥德巴赫猜想。

  管理学里面有很多实际问题,如环境是否对劳动生产率有强烈影响?如应急管理是否应该采取集中式的指挥模式?等等。

  能够面向这些问题展开科研,并在某种程度上逼近问题的解决,都是科研选题的一个重要考虑。但是,和前两个层次相比,这个要略微低一些。尽管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可能会促进方法的形成和完善。

  第四个层次:采用别人的方法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进行辅以改造的应用

  寻找真正的问题,尤其是学科中的基本问题并不容易。

  所以,很多科研其实是在采用其他人已经提出的方法,然后根据自己所处领域的实际情况对方法进行改造,以使其符合自己的需求,最后,对于解决自己领域的问题或者分析自己领域的问题给出一定的参考。

  这是一个稍微大点的应用题,选题者要同时了解别人的方法和自己的领域需求。

  当前我国的绝大多数科研属于这个层次的科研。

  第五个层次:做作业式的科研。

  一般情况下,做作业前我们就知道肯定有一个标准答案或参考答案,而选择科研题目,很多情况下我们也是知道希望得到的结论大致是什么,只是自己需要一点时间把中间的空隙填补起来就是。

  做作业式的科研也不能说不叫科研,可是我们还是需要尽量避免它。

南方的大学有个好习惯

2010年11月2日星期二

  我去厦门大学,需要订房间。

  结果,开始订了一个蔡清洁楼。

  我玩笑了一句——不会是为了纪念清洁工吧,其实,俺们当然知道,肯定捐款人叫蔡清洁。

  虽然最后因为蔡清洁那里没有网络我转到了逸夫楼,可是,蔡清洁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我在华侨大学报告的那座楼也有名字,叫“陈守仁楼”。里面有个老头的头像,我估计应该就是陈守仁先生。一问才知道,这座楼当时是陈守仁捐建的,不过他老人家当时掏了250万,算是建楼款的一半,另外一个是政府掏的。

  到了香港,我们可以见到的以捐建者的名字命名的楼就更多了,反倒是我在欧洲的大学没有太见到这样的楼,“比尔盖茨楼”啥的,没太见到。

  中国人好名,所以如果有幸留名,其实很多人还是很乐意的。

  在厦门和泉州,到处可见的是陈嘉庚先生的痕迹,厦门大学里有嘉庚主楼,似乎是最高的那座。

  这真是一个好习惯,对于大学就应该利用中国人这种对于名的追逐需要而给大家提供这样的“命名”机会。在北方,除了邵逸夫到处捐建图书馆和科学馆之外,其他以人名命名的楼还真不算多,最近北大和清华似乎多了起来,是个好趋势。

  我的母校北航有个如心会议厅,是香港女富豪“龚如心”女士捐建的,她正是著名的“小甜甜”女士,一度因为他失踪老公的财产是应该给她公公还是她自己而多次上法庭而知名,而后来她自己过世后也出现了财产争端,很八卦。

  记得我去过一次中山大学,好像也见到了类似的冠名楼,就发觉在这个问题上,南方人似乎更加符合潮流,而北方却差一些。

  现在看,陈嘉庚先生还是很伟大的,既然他有千金散尽为民送利的气魄,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永恒的名声。

南方科技大学给多高年薪你愿意去?

2010年11月2日星期二

  我个人对于朱清时“校长”的热情表示有限度的旁观兴趣。

  香港科技大学建校时请的是在第一位美国大学任职的华人校长,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想国际化。

  而朱清时虽然偶尔出过点过头的语言,显得似乎另类,可是他有很多理由不适合当这个建校校长,所以,我对于他的能否很好地承担起建校校长的责任持谨慎的不乐观态度。原因有三:

  1,朱是体制里浸润太久的人。甚至他本人的成功都是利用旧体制才把握了机会的;

  2,朱年龄太大。甚至已经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层次,他得使劲才会逾一点点的“矩”;

  3,朱本人刻意的地方太多。

  如果深圳真的想在这个方面有所作为,香港科技大学有很多更值得学习的地方,但是从现在看来,深圳还是不敢去学。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之前的深圳大学成了个四不像。只听说里面的老师薪水很高,其他方面就没有在耳朵里灌过啥概念了。

  另外,今天和同事聊天,说到南方科技大学这个东西。

  同事说了句:请去的人年薪至少也得40万吧?

  就突然想到这个问题,还真是的。现在听说朱在挖一些和他一样老的名声显赫的老先生。我当然很尊重老先生们的成就和所经历的艰苦岁月,可是,要从这里开始吗?年青的人真的很缺乃至得经过三个层次才考虑到年青人的主体性吗?

  况且了,这所大学要从本科生开始培养起,尤其是要从高二开始,没有很年青的人的热情,更会泯灭了孩子们对这所学校起初抱有的激情,更不要说家长。

  而对于一个年青人,要心无旁骛地培养这些孩子,在没有研究生和博士生帮助的情况下依然做出很好的科研来,的确是一个挑战。40万年薪怕只是一个最低的要求,否则大家又要陷入到对于金钱和项目的追逐里去了。

黑天鹅来了之后,黑鸭子们去了哪里?

2010年11月2日星期二

  厦门大学的朋友说,原来的时候,芙蓉湖里一度游着四只黑鸭子,后来当从原产于澳洲的四只黑天鹅被引进了之后,四只鸭子就不见了踪影,俺们猜测,估计有以下原因:

  1,黑鸭子们虽然也是黑,可是黑得不够纯粹,无法和黑天鹅相比,自己羞愧,走了;

  2,黑鸭子们和黑天鹅们竞争了一阵子之后,发现争不过黑天鹅,悻悻地走了;

  3,管理者觉得有了黑天鹅,还要啥黑鸭子干啥,统统撵走拉倒

  4,管理者觉得黑鸭子的存在影响黑天鹅的形象和国际化水准,应该宰杀之,鸭肉烤了给黑天鹅吃,做鸭汤给黑天鹅们喝,就几刀解决了问题。鸭子们从此失去了踪影。

今天的科学家还有可能跨越多个领域成名吗?

2010年9月5日星期日

  记得原来在读大学的时候,有时候会在课堂上听老师们提起这个科学家乃是最后一位怎样怎样的科学家,那个又如何如何。

  哇?!为啥就可以说“最后”一位呢?要知道,人类的未来还远着呢。保不齐哪天就突然出个更牛的天才,一举把前人变成倒数第二名呢。

  而老师们提到的这些最后一位,在我的记忆里,包括:

  庞加莱:最后一位跨越数学和物理学的大师级科学家。

  费米:最后一位集实验物理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于一身的科学大师。

  冯诺依曼:最后一位集计算机科学,数学新方向开拓能力于一身的大师。

  司马贺:最后一位集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能力于一身的学者。

  好像还有几位“最后”,但是当时老师们自己说的都不太自信,所以,估计大师都算不上,集多个学科就更没法说了。

  而在很早很早之前,科学家们都是集多个学科于一身的,牛顿至少在物理和数学两个学科上是牛人,再加上他自己偷偷弄过炼金术,所以,把化学加上也无妨。

  而高斯更不用说了,你看那到处都是的高斯定理就可以知道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数论里的中国剩余定理还是高斯“让”出来的,因为高斯定理太多太多,让一个给中国的“几束梅花廿一枝”这样用具体例子所体现出来的贡献也不算啥。

  而在1900年代,当希尔伯特提出数学领域未来发展的23个问题的时候,至少可以说明老希对数学里的N个方向还是很清楚的,再后来(80年以后)据说某些数学家又出来讨论过,想模仿希尔伯特也来个18个问题啥的,可是终于还是没有提出来,或者悄莫声息地提了一下,可是数学界没人理会,就算了。

  那么,在今天这个世界,科学家们还有机会成为横跨多个领域的学者吗?

  我个人给出的答案是:不能!

  有人可以直接质疑我:你自己列研究方向的时候不也一列好几个吗?而且,很多学者在自己的简历里列研究兴趣时也会列上4,5个,这难道不是说明在横跨多个方向吗?即使不是多个领域的话。

  让我来告诉你,列几个研究兴趣和成为横跨多领域或方向的科学家,那完全不是一回事。

  列上几个研究兴趣,只是说明自己在这些领域里有基础,甚至做过几篇论文,可是,对于该学科核心性本质性的贡献,一个学者如果能在一个领域里能如此,那就相当不容易了。现在的学科越来越细,每个人能够掌握其中一个学科方向上的所有基础,并进而作出一些自己的贡献,已经多年过去了,甚至过了创造性最强的时期。这个不象很多学科领域还处于拓荒意味的时代,是个人就能做出不错的工作,而且可能是基础性的工作来。其实,包括三钱在内的学者,都只是一个领域的牛人,要说有第二个领域也和他们的第一个领域一样牛和有影响,就很勉强了,钱学森先生一度很想当“横跨”多个学科领域的中国第一牛人,而几十年的努力证明是泡影,他还只是应用力学上的权威,其他领域,嘿嘿,如人体科学,甚至被证明引领了中国才会出现的“气功师辈出”的荒唐阶段。

  也所以,那些贪多的学者基本可以认为是不自量力。

  当然,也许有人要举一些例子,说某人这7年干了这,那7年干了那,这不横跨了吗?

  我的看法则是,他们如此尝试其实更多是在自己所在的领域中已经没咒念了,换个新领域,再用用自己原来掌握的工具,多上一个吃饭的家伙而已,要说“横跨”,那是决计谈不上的。

  而且,在一个领域方向中做好的研究贡献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人一生的时光非常短暂,把握住一个方向的本质性问题,并沿着这个问题做出显著性的成果和贡献,如果这个成果的应用性很好,则更多可以考虑它的推广和应用。

  就俺们现在做的应急管理而言,对于中国,应急管理当然和其他国家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我们就有大量的群体事件是其他国家罕有或根本没有的,还有地震带来的损害,我国它就是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如智利,新西兰这样的国家,绝少有因为建筑质量太差而导致的意外伤害,但是在我国,就比比皆是。所以,我国的应急管理从根本上说有问题的独特性,那么研究起来思路也就和其他国家有差异。

  这么说的意思是,在这类学科上,即使西方发达国家有了很好的基础,甚至基本问题都已经获得解决,我们也依然需要另外研究。

  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个人就完全放弃了其他方面的研究,只能把以往的涉猎当成自己研究的背景知识,而一心一意地开始从事现代应急管理的研究,到今天还是有很多心得的。而且,我之前从事供应链管理,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再之前硕士时还触摸过图的染色理论,以及生态学的数学建模等,也够杂的了。但是,当遇到应急管理时,抓紧时间放弃了所有的东西,然后一门心思地连做6年,到今天才算做了点让我自己还有点满意的工作,但是,尽管如此,依然有N多的问题是自己想做而没有精力从事的。

  不谦虚地说,我个人的阅读兴趣和研究兴趣还是很广阔的,加之大学硕士又是学数学的,什么都不露怯,自我感觉对于方向的把握还敏锐,但是之前收获了太多教训——我涉猎了太多方向,虽然几乎每个都发表过研究论文或撰写过专著,可是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和影响,自己都很遗憾浪费了太多时间。不过,这样的现象对于一个探索中的年轻人来说,不断地走错路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而一旦找到了适合的方向,还是应该全力以赴并终身从事得好。7年之痒如果阶段性发作,我估计这人一事无成的可能性还是更大些,当然,2个不同方向间相关性和继承性很大的情况除外。

  我比较崇敬的科学家是华罗庚先生,今年刚好是他老人家诞辰100周年,去世25周年。他在中国数学界的地位是无人能及的,我还记得在大学上偏微分方程的时候,因为对华老的崇敬,就觉得中国数学学科应该每个方向都是他老人家创立的才正常,可是,老师说,中国的偏微分方程的最早引入和研究者是数学所的吴新谋先生。啊?吴先生的名字和事情我到现在都不甚了了。而拓扑学与华老也没有什么关系,更不要说微分几何这些陈苏学派的领地了,而概率统计则以许宝騄先生为首。

  华先生做的最漂亮的工作据说是多复变函数,而为世人所熟知的当然还是数论,万哲先院士曾经考证说中国人图论的第一篇论文应该也是华先生的手笔,可是这个也得认真考证才找得到。

  也就是说,在中国的科学界,非只三钱,数学界的华罗庚先生也算不得“横跨”的学者。

  当然,还有华罗庚先生做的优选法统筹法,他做了20年的推广工作,而这个东西的本质,就统筹法而言,核心是当年杜邦公司用过的关键路径法,不是华老自己提出的东西,优选也不是。他的主要贡献是选择了这两个和实际管理密切结合的点利用自己的巨大影响力在全国做了推广的工作,属于在根本缺乏管理的年代为中国的科学管理开创了新局面,而核心的东西则是早就有了,甚至在西方早就应用了的东西。

  中国其他学科的牛人们的贡献也多如此。这里并不是给大家树立了一个无法逾越的界碑,只是想告诉大家,跨越之难甚至是大师都做不到的,我等自己都清楚距离国内的大师都无限遥远的学者,还是算了,别痴心妄想了。

停刀且相问:茄萼君吃否?

2010年9月2日星期四

  吃茄子的时候,我每每都把茄子“把儿”那块的萼留下,和茄子一起下锅炒。

  这其实是从小培养的习惯。

  1970年出生的我,按说应该不再有关于饥饿的深刻印象,至多吃得差些罢了。可是,由于我那40年代出生的爸爸妈妈都是50,60年代挨过饿的人,所以对于如何将吃食利用到最大限度很有心得。

  把茄子萼也吃掉就是重要的心得之一。

  吃过茄子的人都知道茄子有“把儿”,它是茄子本身与茄棵(茄子的草本茎)相连的部分,萼包裹着的硬质部分肯定是没法吃的,可是这部分硬质却与萼连在一起,所以炒菜前洗菜时,如何将其痛快地分离就是一件难以做到的事情。

  但是,我每次做得都津津有味的,因为在我的印象里,甚至茄子萼要比茄子还香呢?

  真香吗?好像也不至于,按照张悟本的说法,长条茄子吸油所以吃这个玩意儿就能把身体里的脂肪带走一些,把这话还原回炒茄子这个菜上,其实是说如果油加得足够多,茄子还是会很香的,但是这样的香却不会传染给茄子萼,毕竟,一个硬的东西要吸油,那相当地有点困难。

  所以我的印象里总是觉得茄子萼很香,应该是这一部分在整个茄子中占比较低的缘故。

  啥都是物以稀为贵嘛,这是商品世界的基本规律。

  不过,相对茄子壤,甚至茄子皮,茄子萼要更耐嚼一些。所以每次吃时都要不断发动自己的牙齿和整个口腔,不过似乎越嚼越香,就愈发有了兴趣。

  茄子萼和树皮有点像,不像茄子皮那么光滑,可是,那涩涩的样子倒还不那么让人讨厌,入口时也是这样,总是可以在牙齿间感觉到它的存在,牙齿自然也就咬上去,试图短时间内解决它。

  耽于咀嚼有时候是件幸福的事情。

  在《笑傲江湖》里,令狐冲的师父,著名的伪君子岳不群先生说到漠北双雄的时候,说他俩是喜欢吃人的,而且喜欢吃练武的,因为——

  ——练武人的肉特别有嚼头!

  岳不群的老婆,纯洁无暇的宁中则女侠嗔了岳不群一下——守着孩子们说什么吃人肉的事啊!

  宁中则女侠的名字好像在《笑傲江湖》里就出现过一次(如果我记错的话请纠正我),好像还是在嵩山少林寺那里,正派的几位大家和魔教的任我行对阵,令狐冲好像说到自己的导师是岳不群教授,师娘是宁女侠,副导师,任我行对岳不群鄙夷了一下,但是说“宁中则这小姑娘还不错。”

  令狐冲就惊讶了一下,这人,怎么还称师娘是小姑娘啊?要知道,师娘的女儿岳灵珊都应该算得大姑娘了

先聘大学校长,还是先聘“计划学者”?

2010年9月2日星期四

 大家都知道香港科技大学上升很快。

  大家也都知道根本原因究竟是啥,那就是一切国际化。

  比如,国际化的第一条就是校长选聘就很国际化,他们的首任校长是美国第一个华人大学校长吴家玮,接着的朱经武也不是吃素的。

  有了校长的国际化,其他的国际化还难吗。

  我们盼啊盼的南方科技大学折腾着选啊选,最后选了一个中国学术界稍微敢说那么几句话的朱清时先生出来。

  以一个异类来建设一个拟国际化的新大学当然是一个思路,可是,为什么不干脆一步实现国际化呢?向香港科技大学真学学,找个丘成桐或差不多类似的人物来当校长,然后再说其他。

  其实还是不行,朱清时先生不管怎样,都还是逐渐培养出来的,所以,再异类也依然让人放心,而且他都到了这把子年纪,按照孔子的说法就算“随心所欲不逾矩”了,再跳能跳多高?还能跳出圈外去?

  这也是我一直始终持续没有对这个南方科技大学抱幻想的原因。

  中国大学几千所,其实在里面挑百分之一的来实施完整的国际化我们都承受得起那动荡,所以,下一步为了钱学森先生的疑问,不妨先拿千分之一(比百分之一又少了一个数量级)的大学来试试!

让教授成为有尊严的人才能实现经费管理的信任与诚信

2010年9月2日星期四

  【博客主人一按:关于我国的科研经费怎么花的问题,最近科学网上进行了一番讨论,好像是由黄老邪引发的。不好意思,这个问题我曾经研究过,且写过两个报告。据俺们所知,在日本和德国,甚至一只铅笔的花费都要事先在经费预算中说明白,而且到时候这只铅笔你还必须得去买。】

  【博客主人二按:也就是说,中国科学家不能自由支配经费的事情在德国和日本也一样存在。可是,不一样的是,德国的经费里关于人员这一部分的开支是很多的,这和我国极少用于人员费这一点有很大区别,而且既然预算过这笔钱你就必须得请人过来支付,否则,要不就收回这笔费用,要不你就得冒违规的风险。】

  【博客主人三按:更加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之前和世界接轨较早的学者就是靠德国,日本或者其他发达国家的这类面向人员的科研经费先在中国科学家里富起来的,我本人去过香港在城市大学打工,所得薪水也刚好是香港的RGC项目中人员经费的这一部分,俺们当时的那个职位名字还有点好听呢,叫做一级副研究员,请注意,这是城市大学自己的翻译,不是我把research associate I按照最高规格翻译回来的。】

  【博客主人四按:我国科研经费管理的荒谬在于,按照现有的预算肯定行不通,可是,如果没有这样的预算,钱很可能直接跑进相对还算穷困潦倒的科学家伙自己的腰包里去,这个至少不是符合规范的。科技管理官员也很担心这一点,所以制定这些繁琐可笑的制度也是希望科研经费能够流入真正的科研需求中去。】

  【博客主人五按:我最近不是在研究机制它妈嘛,所谓的机制之母——管理机制设计理论(与经济学中的机制设计理论有所不同),在设立一个机制之前,先要有一个目标或多个需要相继实现的目标,机制的设计思路必须沿着这个途径进行考虑,而现在的科研经费预算的目标首先似乎不是为了出科研成果,而是保证不为私人占有。而第二个目标就无法接着实现的,至少当前的这些经费管理目标之间的实现机制还不是一个链状连接和发展的关系。】

  【博客主人六按:不过,我还是把老吴五个字的博文题目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需要说明的是,我同意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要使教授首先要成为有尊严的人这一观点。此外,我还对有些字句进行了修饰,不好意思了】

  【好了,不”按”了,再按就按不住了,大家来看下老吴同学的观点吧,原文链接在http://cwufp.blog.sohu.com/1587854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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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忻老师说,中国科学界之所以缺少创新,是因为缺少信任(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56669)。我倒是不这么看,因为那只是表面现象,大家都说官员对学者缺少信任,因为事实摆在那里:经费预算的管理过于苛严,导致了学者们无法进行有效的创新。谬矣,借口而已,学者的借口,也是官僚的借口,这种借口的最大好处就是大家都没有责任,一股脑把责任和错误推给“政策”这个冤大头。

  首先要明白一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政策?原因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在上世纪的90年代,甚至是前几年,大量发生了挪用科研经费的事情,官员为了保证科研经费的合理和正常使用,制定政策,加大了管理制度,严格审计,因此,就有了严格预算。对于科研人员而言,即没有了使用经费的自由。要说,中国绝大多数的科研人员都是很可怜的,因为他们主动或者被逼着做假账,尤其是大量承担973,863和国家重大专项的科研人员,而有些当官的和当院士的首席,不仅自己参与造假账,而且携裹着单位的会计帮着造假账,为的就是能够把科研经费划到别的地方,变成自己的收入和拿到下个项目的保障费,公关费。

  那么,所有的问题都是学者不诚信引起的吗?又大谬矣!

  学者和小官僚的造假账不也是迫不得已吗?当大官们高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当他们高唱要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时候,君不见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搞火箭的不如卖牛仔裤的?其实,不管是做什么的,都不如当官的。一个失去诚信的官僚群体,如何得到知识分子群体的信任?上行下效的结果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诚信与信任都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任何制度的建立都是为了保障社会的公平。当所有的制度或者政策一条条的出来,每一条都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或者方便的时候,这个社会便自然而然的会变成无信。

  当官的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而没有任何的制约,有的甚至先当裸官,然后逃走,而其它人又必须听任他们的指挥和摆布,收入也由他们决定的时候,要么共谋,要么想方设法争取自己的一点点利益成为必然的选择。

  如果国家的分配制度仍然是官僚至上,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伪研究人员或者一个空降的干部,其收入一定要高于一个学有所成的教授的时候,一个院士手下出来的根本不会做科研的人,在院士的影响力的作用下当了领导后,收入远远高于大多数的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教授的时候,什么地方去找什么诚信与信任?

  当然,这也是一种制度问题,而这种制度与经费预算管理制度是完全不同的。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的官僚制度,让教授成为有尊严的人,让学者过着人的生活,让那些上面任命下来的所谓干部(其实不少只会拍马屁而无能力)的权力和收入远远不如正常在岗的教授,不要让教授也争着去当一个处长或者副局长的时候,或许,中国的官学之间才会有真正的信任,学人也自然学会诚信,中国的科研才能有创新和希望。

世人难道都有把简单事件复杂化的兴趣——方舟子被袭之后

2010年9月1日星期三

  今天看一家新闻的报道,让人实在是无奈之至。

  有一个叫做张一一的80后作家(此人是谁?有啥作品?),说自己卖书前喜欢用“被泼尿”之类的事情炒作一下,其实全是他自己雇来的,就推断方舟子也必然如此。

  还有诸多所谓质疑,让人感慨——莫非世人都有把简单事件复杂化的兴趣与欲望?俺们就纳了闷了。

  至今,911事件依然有人在质疑,质疑的内容五花八门,我听到的最骇人的质疑是认为世贸大厦被美国人藏起来了,然后拿高科技的“被炸情形”来赢得同情——真有想象力。

  还有其他质疑如五角大楼根本没有没炸一角,卫星都看不到云云。总之,一切全是美国人自己在搞鬼。

  记得在1989年那次政治风波的时候,有学生自杀的说法,我刚上大学,然后就听到有人怀疑到,说不定是学生自己的群体里先弄死几个,然后对外宣称自杀,来赢得关注。

  即便是最简单的事件,也一定有人能够充分发挥其想象力,把它说成有一万种可能的事情。再加上动机说,更是让一般人招架不住。

  自我评价自己还算是一个简单的人,各类阴谋说一概一笑置之,这又不涉及政治,纯粹一治安事件,抓住行凶者和幕后指使者也就罢了,还能有何花头可言?

  当然,联想到方玄昌被打事件,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质疑说根本没被打,医生是方玄昌的亲戚,把没有伤说成有伤,来达到什么什么目的?即便有这样的说法,好像在今天这个世界也没有什么异常。

  我们见多识广,应该习以为常了。

什么才叫真正的成功?

2010年8月30日星期一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什么才叫在某方面取得了真正的成功?

  这也是在读《宋诗选注》时看到关于王安石的那一段的时候想到的这个问题。

  王安石作为著名的改革家,因为那些聪明人对他的改革措施没有兴趣,所以他只好用了一些烂人,而由于他自己又是很倔强的人,被称为“拗相公”,所以,十头牛也拉不回的架势,终于得罪了包括司马光乃至苏轼这样的历史上的大名人。

  但是,王安石在做诗方面却是成功的,因为即便讨厌他的人,也一样认为他的诗好。

  就想起鲁迅先生,不少现代人以诋毁鲁迅先生为乐为荣,而他在世的时候对他没有兴趣的就更多了。

  但是,他们却佩服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

  被人讨厌是件很正常的事,甚至被很多人,被绝大多数人讨厌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你一定要有连敌人都佩服的地方。

  如果得到了这一地步,那就算真正的成功了。

  成仿吾当过多所大学的校长,包括我的母校之一的山东大学,他当年就是鲁迅先生的对头,他有过对鲁迅先生一本短篇小说集《故事新编》的评价,认为里面除了一篇《不周山》还不错外,其余都很差。

  而鲁迅先生也不示弱,在再版该本小说集时,只撤下了那篇《不周山》,其余则照旧刊录。

  不知道成仿吾先生知道此事的想法,估计也是很无奈的。

  不过,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成仿吾先生毕竟还是没有什么地位的,虽然他在解放后的中国大学校长史上会被写好几次。

  不管怎么说,从来自鲁迅敌人的角度夸赞看,在小说方面,鲁迅先生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