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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谁想青史留名?究竟谁能青史留名?

2011年1月18日星期二
  金拓兄在老邪的博文后留言:
  关于维护社会公平,连房地产税这样一个操作层面远比所得税简单、对遏制房屋从居住设施向生财工具弛走有决定作用、在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看来毫无疑义的问题,在国内七八年尚且搞不定,可见国家政策被利益阶层绑架的程度有么严重。
  说到涛哥,我感到也许对多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利益与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的利益是绝对冲突的。前者的最大利益在于历史地位,现实利益已不重要;而后者基本上没有历史地位可言,现实利益便成为主导。当民意和舆论弱小时,博弈起来,两者的强弱还很难说。
 
  这段评述与我心有戚戚焉。
  之前看明史的时候,发现有一段很实在的故事大意是这样的:在洪承畴的松山之战中,明军看到没戏,有一个想投降的家伙就这样说:你老洪战死了后,还有个力战不屈而死的好名声留下,而我们呢?只不过写句‘数万明军阵亡’就完了,这样的傻事老子不干!老子要活着,我要投降。
  最后,这样的情绪占了上风,这支军队会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而中国和西方还有很大的一点不同,那就是投降是件很羞耻很丢人的事情,而西方有些时候觉得打不过投降也算不得啥。这样,中国的军队选择投降也就更加艰难了,不到万不得已或者真想明白,是不会投降的。
  当然,这个故事的最后很有意思,连能有资格青史留名的洪承畴也选择了投降,这就比较有戏剧性了。
  儿童英雄夏完淳所以能够咒骂洪承畴也是差不多这样考虑的,你老洪死了,皇帝老儿都难过,并加封这称号奖励家属那抚恤金的,咋你小子暗地里玩起了投降的把戏?!真不是东西!
  
  再回到金拓兄的那段评述,在我们国家的历史长河里,冷静地说,往往只有行业的老大才有机会和资格青史留名,连老二都没得资格,你看看《史记》《汉书》里的本纪、世家啥的就知道了,那里放的全是行业老大,如果不是老大,也还有点成就,那要么被补充在老大的空间里,要不就会被弄到“列传”里,和好多人挤在同一章被写上几行,让人觉得很没劲。
  而皇帝老儿呢,因为是行政上的老大,所以天然享用了被“本纪”的资格,基本上是不管你是多烂的皇帝,都有浓重的一笔记录在案。
 
  相比行政老大,行业老大要更弱一些,连司马迁自己都很佩服、评说“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孔老二,也只是被“世家”了一把,更不要说历史上的那些异人了,幸运的被集在一章“异人传”里,每人一段小故事罢了,不幸的就淹没在草莽了。即便刺客做到顶尖,如荆轲之流,也只不过是“刺客列传”里挤在一起的好几个人之一罢了。
  
  中国这样慢慢形成的历史观其实造成了如果自己不是老大就只会重视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影响的恶劣文化,如此说来,那些在任内修条路想让人未来记住的官员就算得好官了,很多官知道自己永远当不上老九,更不要说老二老大了,他的行为要遵循怎样的基本原则是可想而知的。
  
  也所以,每每当老大的语重心长地向大家说:“要为人民服务,人民会记住你们的。”下面的老二到老N们肯定心中暗笑:“我们做了好事,人民记住的是你。”然后回去之后,该干的坏事一个都不会少。也所以,在老大知道自己在意的是历史地位而老二到老N们注重的是现实利益时,最好的策略就是加强监督,使得这些永远没有机会青史留名的老M们老老实实地为自己当老大的青史留名服好务,不愿意为此服务的则消灭或辞退拉倒。
  
  这样的结果可以无限次推广在很多区域、领域、行业。我们来看看:
 
  当你是老N的时候,你会想,我得老老实实的,不能做事太多,抢了风头,这样才能当上老N-1;
  当你是老N-1的时候,你依然会这样想,于是才能当上老N-2;
  …….
  当你当了老二的时候,你会想,再努把力就能当上老大了,此时一定韬光养晦,不会乱来,事情可以在自己的当了老大之后再来做;
  当你当了老大的时候,终于爽了,想青史留名了,就想,我一定要督促老二,让老二督促老三,…….,让老N-1督促老N,好好地做点事,好让我这个老大青史留名。
  
  如此递推,我们会发现,其实整个体系中没有人愿意做事,而最终结果也是没人愿意做事。行政体系之可怕也就在这里了,而我们国家很多体系照样去抄袭行政体系的更可怕性也就可见了。

我的遥远的史铁生

2011年1月17日星期一

  作协在论证自己作为一个事业单位存在合理性的时候,举了史铁生的例子,说史铁生是完全应该由国家发工资养起来的。

  虽然作协确实应该社会化、企业化、个人化,我自己也不主张由纳税人来养活作协那批写不出东西来的作家们,可是,他们的举例很恰当,史铁生先生值得纳税人出钱。

  不过,糟糕的是,其他作家似乎不值得,就史铁生一个人值得。庞大的作协也许仅仅因为史铁生一个人的合理性而整体存在着,继续浪费纳税人很多可以干其他事情的钱。

  我在中学的时候就知道史铁生,某年的全国中篇小说奖,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好像得了最高奖,我恰好认真地看过。

  当时的评论有说到知青文学伤痕文学其实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全部获奖小说里也只有这篇是关于那段历史,不过因为史铁生写得这篇很好,所以入选也有道理。

  在知青时代,乃至在更加糟糕的文革时代,中国人性中最丑恶的方面不断展露在全体中国人面前,不过,即便如此,美好的东西依然如豆芽一般地存在着,脆弱但生活化,在一角孤独的美丽着。

  张家声先生是我喜欢的那类娘娘腔播音员,听他的声音感觉不到他的年龄,如果经历过1989年那段时间的人,应该知道他最出名的播音是《河殇》。

  张家声也播过《我的地坛》,这也应该是至今电视和文学之间最恰当的一次混搭,张先生声音透彻出来的无奈与对于生活的心灵倾诉和热爱,似乎还超过了史铁生的作品本身,这是我第一次如此高调评价一个播音员。

  当然,《我与地坛》也格外得好,和张家声的声音配起来相得益彰。

  不知道张家声先生知道史铁生的去世,会在心里起怎样的涟漪?抑或,他已经忘记了当年曾经播过的《我与地坛》?

  看到史铁生的去世消息,我赶到自己的心突然沉静下去,按照泰戈尔诗里的说法,“犹如黄昏寂静的丛林”。

  一个作家自然还是应该以作品为人所知,也所以,我对于自己喜欢的作品背后的作家,一般很少去探究其生活状态。

  史铁生例外,他那孱弱的身体是作品里的旗帜,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身体状态,才使得他更加关注心灵感受,而不是身体可以从环境中获得的体验,尤其是快感。

  史铁生捐赠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在中国能这样做的人其实罕见。政治家们都只是因为害怕挫骨扬灰,所以才直接遗嘱里要将自己变成灰烬,没变成灰烬的人,即便肉身变成了坟墓中的臭肉,其实未来还是很有风险的。伍子胥当年的做法未必不会复制!

  而科学家们其实也很少有捐赠遗体或者遗体的器官的。一位90多岁的老人曾经捐赠了角膜,那天听到调侃:那角膜他都用了90多年了,还行吗?

  最提倡人文精神的是作家和学者,不过,这个群体里能够捐赠器官的也依然是极其少见的少数。

  其实,这就是作品与人的不一致了。一个人天天讲心灵,可是自己的心灵却很糟糕甚至肮脏。

  好在,我喜欢的史铁生是一致的。这也正是残疾身体没有残疾心灵的例证。

  他的作品存在,精神更在。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适时而动或者叫做识时务是最多见的,这批人也是很容易成为既得利益者的。

  也所以,坚持一种东西,哪怕是错误,都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随波逐流太容易做到,也容易从中得到一些看得见的利益。

  科学家们做事喜欢创新,但是有些东西却是旧的好,如操守。

  辜鸿铭先生有一个葡萄牙妈妈,够欧洲的吧,比胡适要欧化得多,可是他一直坚持长袍马褂,这在很多情况下其实是显得可笑。

  贾平凹大概就能够随时而变,王蒙这样的作家更不要说,合时宜得很!不过,史铁生似乎没有太大的改变,坚持着一种固有的东西。正如他在知青题材已经不为世人关注时还坚持写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一样。

  不改变是更难以做到的。人生,作品,都一样。史铁生因为这个而更加显得可贵。

  今天我自己的身体有点不太舒服,所以,本来拟模仿史铁生的文笔,写这篇《我的遥远的史铁生》,如他的那几篇代表作的口吻那样,结果却写成了随感。

  抱歉了,史铁生先生。不过我总觉得自己能够如你的《我与地坛》一样,写出一篇怀念你的文章。

  好在,你的时间静止了,可以有无穷的空间去等待。

如果中国没有王洛宾

2011年1月17日星期一

  这几天在开车的时候听着王洛宾的歌。

  听听首首动听的歌曲就想:中国如果没有王洛宾,会怎样?

  那些歌曲还是那些歌曲吗?人们还会传唱那些保持着原始模样的歌曲吗?

  觉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没有了王洛宾,这个世界会很不同。

  那些歌曲也不再是现在的样子,甚至,连新疆人西藏人都不唱了呢。

  那或将重新去发现隐在民间的曼妙旋律,或者,就从此佚失。

  虽然,王洛宾搜集了1000多首民歌,现在流传甚广的也就是几十首,可是,已经很不容易了,要知道,这完全是依靠口碑流传,珍贵程度要比官方制曲并推广难度大多了,不过,更容易长久。

  在所有歌曲里,我最喜欢《在那银色月光下》,也许是因为里面那时光易逝的伤感吧。

  难怪三毛去新疆拜访王洛宾的时候会爱上他,如果当时王洛宾同意,三毛的世界也许从此大变了,也许她的最终出路是隐于新疆民间的小屋,而不是用一个现代化的服饰去自戕。

  不过,逝去的东西无法重新假设,剩下的就只是“寻找往日踪影,往日踪影迷茫”了——

  在昨晚东方歌曲团的演出节目里,有一位维族的小伙子演唱了《掀起了你的盖头来》,先是维语,后是汉语。歌手们依然在向着遥远的歌王致敬,就如我的心一样。

  【如果中国没有雍正,没有嘉庆,我看没有什么不同;可是,真没了王洛宾,则会很不同】

  【不过,我们的历史从来没有考虑过艺人或者文学家们存在的真正价值,苏东坡也好,李白也好,都是因为曾经和皇帝离的很近才使文名彰显的。如果没有官位作为基础,写再好的诗怕也是没用的】

  【科学家的地位一样尴尬,或者,竟然是更加尴尬】

  【所以,我们追思或怀念艺术家王洛宾,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追思未来的自己】

鼠族?

2011年1月17日星期一
  居住的小区电梯里贴出一个通告,告知物业已经发现了不少居住在地下储藏室的人,并表示这是不对的,物业将及时清理,希望大家还是要将储藏室当储藏室用,而不是当出租屋使用。
  这才知道了原来又多了一个鼠族的概念。
  我们的创新还是很多的。其实,俺们在当年考研的时候也一度住在地下室过,不过那是山东大学的一家地下室旅馆,也许还是允许的。
  现在还有很多年轻人或者不那么年轻的人继续住在不太适宜人类居住的地下室,联想到自己的当年,还是挺感慨的。
  从地下室撵人还是比较容易的,多检查几次,就撵走了,不过,撵走之后呢?唐家岭的蚁族被消灭了,方式挺绝的——唐家岭的房子全部拆掉,彻底消灭蚁族存在的环境,不就结了。
  鼠族们呢?
  其实现在很多房子在建设的时候就把第一层的地下室弄成了半地下室,也就是说,有半个窗户是在地面以上的,可以有阳光照进去。这样的屋子应该是可以住人的吧?不管是实际还是国家政策规范上,我想。
  有小区里认识的人,曾经一下子买好几个储藏室,我当时还奇怪呢?莫非是有很多东西需要存在下面?后来联系到鼠族,就猜测也许有当出租屋使用的初衷吧?

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哪一段曾经有过尊严?【3】

2010年11月11日星期四

  汉代整体来说对于知识分子还算环境宽松。

  汉末就有点不好说了,尤其是东汉末年,军阀并起,搞得民不聊生,知识分子的尊严也就随着降低了不少。

  不知道王允相对于董卓算不算得一个大知识分子,也许应该算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为了解决问题,只好去做了所谓连环计,牺牲了貂蝉(王允和貂蝉有私密关系没?)但是解决了一个大军阀,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尊严不断收到挑战,以至于曹操上门表达蔑视。

  而实际上,相对于王允,蔡邕更加象个知识分子样。王允也许只是考试一步一步成功登上了高位,而蔡邕则是以作品传世的,更知识分子一些。

  在《三国演义》里,古怪的蔡邕先生在董卓死后选择了去哭,结果,小知识分子的王允无法容纳大知识分子的蔡邕,把他的小命给灭了。

  随后,不同的军阀谋士众多,应该算得是知识分子吧,包括诸葛之亮先生。

  要说,那个时代大家可以择主而伺,还算幸福啊——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嘛。可是,其实,这些在不同的主子间不断选择的知识分子们依然处于一个可怜的地步。

  如祢衡这般的狂生腐儒最后终于死在刀剑之下,而孔融这个以四岁时知道让梨而闻名的老孔家后人,也没得到什么好下场,而孔融刚好是祢衡比较看得上的人,说明至少他在知识上还是有些地位的。

  所以,看上去东汉末年三国初期的知识分子们都能找到个吃饭的地方,包括无能的蒋干先生,可是,其实他们的小命都拴在别人的裤腰带上,想要随时就要去了,田丰被袁绍毫不犹豫地杀掉了,沮授似乎还不错,可是,曹操不也看着他逃跑被箭追上而没有做什么阻拦的动作吗。

  三国的实用主义人才观也影响到了两晋,我们看两晋觉得是名士辈出的时代,可是,这些人的小命其实都很脆弱着。

邵逸夫奖今年没有华人的影子,我咋有点欣慰呢

2010年11月11日星期四

  【导读:今年的邵逸夫科学奖的名单里再次没有了华人科学家,我咋觉得有点欣慰呢?!】

  邵逸夫的英文名字是Run Run Shaw,俺们在香港看到这个Run Run就笑了——瞧这名字起的,真有动感,应该为移动公司的动感地带做个代言人。

  按照不标准的普通话的念法,这个邵逸夫有时候可以误读为“邵姨夫”,不过,估计有资格叫姨夫的人还真不多,否则也是件幸福的事。

  邵逸夫喜欢买自己的名字,包玉刚则喜欢到处买他爸爸包兆龙的名字,李嘉诚稍微谦虚点,也是用的他公司的名字“长江实业”,长江学者就是从这里来的,原来以为是指的中国最长的那条江呢,结果不是,只是李嘉诚的公司之一的名字关键词。

  邵逸夫买名字的一个表现是在各地大建“邵逸夫科学馆”,“邵逸夫图书馆”之类的,这个长久,等邵老驾鹤西归800年后,这些名字估计都还继续存在着。当然,有一个例外,西安某所大学在“邵逸夫XX馆”揭牌后邵逸夫的代表一走就把牌子给拿下来了,以后也不叫这个名字。据该校的学生们说“我们不尿邵逸夫”。这个最古怪,既然不尿,开始时要人家钱干嘛呢,直接退回表示自己财大气粗就是!这般又要钱又不给名的基本可以打入骗子的行列。

  邵逸夫2002年还是玩一个被成为华人资助的科学界最高奖项,俺们一看这个消息,立刻乐了,你诺贝尔不是有钱吗?我们Run Run Shaw的钱其实也不比你少,你弄个奖,俺们也弄一个。

  同时,中国人得不到最高奖的境况立刻就能得到改变,比如,去年就有加州大学总校教授徐遐生(Professor Frank H Shu)获奖,总奖金逾三百万美金(约二千二百万港元),比你诺贝尔还多,羞死你老诺。不过,徐是该年度唯一的华人。

  不过今年就没有咱中国人,让人觉得很不够意思,中国人鼓捣出来的这么一个奖,不多弄几个中国人得奖,多没劲啊!

  其实,仔细搜索最近几年的所有获奖者,我们发现中国科学家里,只要是有些能够为国际承认的成就的,基本都得了,比如中国的数学家吴文俊,他的老师陈省身也得了第一届奖,他本人得的是第三届。

  2008年的得奖者没有中国人,“天文学奖”颁予德国马普地外物理研究所所长莱因哈德·根舍教授,“生命科学与医学奖”同时颁予英国爱丁堡大学MRC再生医学中心主任伊恩·维尔穆特爵士、英国诺丁汉大学生物科学院动物发展学基夫·坎贝尔教授和日本京都大学前沿医科研究所教授山中真也,以表扬他们近期在逆转细胞分化过程中的重要进展。“数学科学奖”颁予俄罗斯莫斯科Steklov数学研究院弗拉基米尔·阿诺德教授和俄罗斯圣彼德堡Steklov数学研究院欧拉国际数学研究所所长路德维希·费迪夫教授,以表扬他们对数学物理广泛及富影响力的贡献。

  2007年度的奖项则由来自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彼得·高里教授获得天文学奖,来自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教授的罗伯特·朗兰兹和哈佛大学数学系的理察·泰勒教授获颁数学科学奖,以表彰他们开展了一个集大成的数学体系,连接素数及对称性;生物科学奖得主是美国霍华德·休斯敦研究所研究员罗伯特·尼科威,他的研究有助于制造控制心脏病,高血压及胃溃疡等疾病的药物。

  2006年度邵逸夫奖对华裔教授比较慷慨,一下子给了俩。天文学奖授予了美国科学家索尔·普密特教授、亚当·利斯教授和澳大利亚的布莱·施米兹教授;生命科学与医学奖授予了美国华裔科学家王晓东教授;数学科学奖则给了中国的吴文俊教授和美国大卫·曼福德教授。

  2005年度又没有了华裔的身影,生命科学与医学奖授予英国剑桥大学细胞信息荣誉教授迈克尔·贝里奇爵士,为表彰他发现在调控细胞的运作中钙的关键性作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天文学教授杰弗里·马西和瑞士日内瓦大学天文学教授米歇尔·麦耶教授,数学科学奖授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教授安德鲁·威尔斯教授,为表彰他证明了费马最后定理,解决了这个困扰世界数学界长达300多年的难题。

  第一届的2004年度奖项则由华裔数学家陈省身,詹姆斯皮·布尔斯,简悦威、史丹利·科恩与赫伯特·布瓦耶和理查·多尔获得。有一个中国人,还算有面子。

  不过今年就又没了,估计明年我们又有希望看到中国人得奖了,算是Run Run Shaw的钱没有乱Run一气,至少一部分还留在了中国人的手中。

数学奖
  2004年:陈省身
  2005年:安德鲁·维尔斯
  2006年:吴文俊,大卫·曼福德
  2007年:罗伯特·朗兰兹、理察·泰勒
  2008年:弗拉基米尔·阿诺德,路德维希·费迪夫
  2009年:西蒙·唐纳森,克利福·陶布斯

  2010年:辛康·布尔甘

天文学奖
  2004年 詹姆斯皮·布尔斯
  2005年 杰弗里·马西与米歇尔·麦耶
  2006年 索尔·普密特,亚当·利斯,布莱·施米兹
  2007年:彼得·高里
  2008年:赖因哈德·根策尔
  2009年:徐遐生
  2010年:查尔斯·班尼特、莱曼·佩治、戴维·斯佩格

生命科学与医学奖
  2004年:一等奖:简悦威、史丹利·科恩与赫伯特·布瓦耶
  二等奖:理查·多尔
  2005年:迈克尔·贝里奇爵士
  2006年:王晓东
  2007年:罗伯特·尼科威
  2008年:伊恩·威尔穆特,基思·坎贝尔,山中真也
  2009年:道格拉斯·高尔曼,杰弗里·弗理德曼

  2010年:戴维·朱利雅斯

陈热闹语录:爸爸,我们一起来分析分析吧

2010年11月11日星期四

  我不知道整理陈热闹语录能不能出一本专著,估计还是有希望的。也许可以做成一本微型书,每个爸爸人手一册,由政府组织统一发放,如果真能实现,稿酬和版税应该有几个亿吧。

  不过,现在我们民主了,这样干肯定是不合适的了,虽然《人们日报》这样的喉舌舆论载体还要求所有机关都订阅,可是语录肯定不再需要。

  陈热闹从我这里也经常学点科学词语,比如研究,她就是不是说要研究个啥。

  今天我嗓子有点问题,就上午没去办公室,在这里码字,陈热闹过来,说爸爸,我们一起来分析分析吧。

  这个有个语境,我得交代一下,前天带陈热闹去买书,她总想买那种很简单的贴画书,被我断然拒绝,我说你也不小了,本来都该得诺贝尔奖了,怎么还在这里看小画书呢,且是为4岁以下儿童准备的。我们得弄点高级的,需要分析的贴画。

  她欣然同意,就买了一个这样的贴画书,里面每页都有4*4或5*5或6*6个的格子,其中已经填好一些图画了,还有一些空白处需要从贴纸那里找来填补上空白。规则我一看就知道了,比较简单,保持横竖都要有区别,不能有同样的画就是。

  一回来,陈热闹就开始分析起来,我带着她分析过一个之后,剩下的她就全明白了,倒是满足了举一反三的要求。一股脑就贴了大半,只留了少数的几页。今天不知道她怎么想起来这事了,就要和我一起分析分析,其实,她自己分析就可以了。

  于是,我回来为她的新语录单写一篇小文章。

那些退休教授突然得了诺贝尔奖,是否会被重新礼聘回去?

2010年11月11日星期四

  我有个疑问。这个疑问因为诺贝尔化学奖的揭晓(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0/10/238373.shtm)而更加强烈。化学奖这次授给了三个人,两个是退休教授。其中的理查德·海克现为美国特拉华大学名誉退休教授,铃木章现为北海道大学名誉退休教授。

  这个疑问也许是中国式的,也许不是。请知道的告诉我,谢谢。

  如果一位海外的教授退休多年后突然得了诺贝尔奖,他原来的学校或研究所或公司会重新礼聘他回去吗?

  或者,会不会出现他老人家突然被多家机构争抢的情况啊,虽然已经是85岁的老头了。

  因为我见过类似的情况,中国的一些科研机构和大学,一位退休多年的教授突然当上了院士,抓紧礼聘回来,给院士高薪,然后重新给办公室和配助手。

  是不是其他国家也都会这样呢?

  求教于方家。

  如果他们没人要,我们干脆全要过来得了,这样我们国家就能很快增加几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许他们甚至愿意在晚年隆重受邀加入中国国籍呢,我国诺贝尔奖多这个现象不就更加名副其实了啊。

爱因斯坦真要变成恨因斯坦了

2010年11月10日星期三

  爱因斯坦在中国的名气比在国外大。

  好像中国人提起科学就会提他的名字。

  爱因斯坦不但是个科学家,也是个哲学家,看他的爱因斯坦文集就知道他的哲学修养有多深了。

  因为说话多,所以,如果仔细翻查,肯定可以找到一些提及上帝的话。

  就象那篇著名的命题作文,里面让涉及到皇室,宗教,神秘和性。一个女生提交了一篇:我的上帝!女王怀孕了,谁干的?

  她赢得了第一名,其中的“我的上帝”当然涉及的就是宗教喽,即便是从戏谑的角度看才是这样。

  而爱因斯坦文集中这类涉及宗教的论说至少有,事实上,还颇有一些。

  因为这个缘故,宗教界人士很兴奋地认为爱因斯坦也是相信基督教的。

  这甚至是到今天都依然在传播的谎言。可是,你能说爱因斯坦没有说过“我的上帝”之类的话,他当然说过,而且他还说“上帝不掷骰子”之类的话呢。

  也许,因此就有人说爱因斯坦了解上帝,还知道上帝是个或不是个赌徒这样的大秘密——

  有的科学家相信宗教,但是大科学家里面相信的却很少。美国科学院院士李7%的人相信。

  但是,即便大科学家们不相信上帝,有的人也还是会偶尔去教堂。

  也许,宗教界人士看见他竟然进了教堂,还划了几个十字呢,就因此判断那就是基督徒。

  我也进过教堂,也划过十字(很夸张地),可是,我和基督徒走的方向完全相反。

  我也进过中国传统的庙宇,还双手合十过呢。那次我在香港甚至进了伊斯兰的清真寺。

  合理猜测一下:爱因斯坦进教堂的次数应该比我要多些,也许他老人家结婚也是在教堂里结的呢。

  可是,似乎这些都无法说明爱因斯坦有宗教信仰。

  如果你一定只把他老人家的这些和宗教有关的事情摆在我面前,而且把他不相信宗教的话全部屏蔽掉,那么,咋一看说不定我都觉得爱因斯坦还是很有宗教信仰的嘛!

  其实这还是远远不够的

  不过,愿意这样误导公众的宗教人士或准宗教人士很多,反正他知道你不会去看爱因斯坦文集,怎么知道他引用的片言只语其实原本是带了嘲讽的口吻和居高临下姿态的呢。

  但是,对于宗教人士们显得稍微有点糟糕的是,还是会有人去看那《爱因斯坦文集》以了解他老人家对于宗教的真实思想的。那么,爱因斯坦信上帝的谎言就很容易被发现。

  或者,退一万步说,爱因斯坦和牛顿一样,一度迷信宗教,对上帝的存在充满泪水。于是,宗教就变成科学了?

  应该不至于吧。牛顿对上帝掏心窝子说的那几百万字的话,再说上一万遍,也一样说明不了这个问题。

  那就多来个一手分析,别转基督徒的二手资料了吧。

  引来引去引得多了,爱因斯坦真要变成恨因斯坦了,而这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引用者和误导者的本意。

对于华中科大著名哲学教授和他老师的事情猜一句

2010年11月10日星期三

【Blog主人按:仅仅是猜测,请别跟我较真】

  邓晓芒说:“书出版后,杨老师曾说过,‘可以说,这项翻译工作,没有我,邓晓芒自己也是可以独立完成的;但如果没有邓晓芒,我自己是绝对完成不了的!’这句话让我感动。”

  首先,我个人倾向于相信这个话。

  对于杨祖陶先生在《康德三大批判合集》后记里用到的春秋笔法,杨本人说到——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后记’,也可以称为一个‘补记’。按照‘三方合同’,我是第一著作权人。对于《三大批判合集》的问世也该有点表示,但我没有机会。”他还提到,“当我得到早已于2009年9月出版的《合集》,才根据现代人不可少的‘契约意识’,提出要补一点文字,有幸得到应允。大批的《合集》已进入发行渠道,只能在库存的书后上一个字数严格的‘后记’。”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是在学生把书完成并出版后,老师想在书中多多地显示一下自己的存在所做的努力,而不是被学生掠夺成果后的奋争。

  老先生既然前面说了要好好地支持后学,可是真倒发现这本书颇有价值,然后就去奋力出头,要争点什么了,这种行为就与老先生的身份大不符了。

  这怕也正是邓晓芒委屈又没法说的地方。

  作为自己的授业老师,他对书可能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贡献(可是他却是第一著作权人,中国的事有趣吧),但是要说完全没有贡献也不是那样,至少他校了一下吧(内容多少另说,全部文章重写一遍叫做校,只校了一页一段也叫“校”)。这样,邓在很多场合就得不断地提到老师他老人家的名字,而且好像还不能少提。少提就是隐瞒,不提就是绝对的欺师灭祖了。

  关于师生中的合作署名问题,我之前曾经连续写过七篇文章,认为还是应该按照贡献,不要看情分。

  这不,为了照顾情分,又是师生终至翻脸的活生生一例。

  中国人又爱面子,所以,这样的事情开始的时候一定是在第一著作权人到底谁来当的问题上推来让去。而在学术界不断频出这类事情之后,看你们以后还会不会只去照顾情分而不去照顾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