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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报刊里的故事，有着国民的心史。因为编者的趣味，儒士之风也进入了其中。据说中国最早的报《邸报》，后演变为“小报”和“小钞”。那时的报刊乃宫廷之属，谈不上什么精神见解，明末出现了《京报》，民间参与了经营，情形就有了变化，但仍无读书人独立的空间，只是到了晚清，传教士跑来，“新闻”传媒才有了市场，渐渐演化为知识群落的舞台。近代文人，凡有作为者，多少与报刊有关，有的甚至终身为报人，功德是无量的。康有为之于《知新报》，唐才常之于《湘学新报》，严复之于《国闻报》，梁启超之于《时务报》，都是人所共知的，近代文化的核心东西，于此都有不解的姻缘。等到民国以降，报刊的力量已像奔腾的江水，浩荡无阻，驰骋天下了。
　　知识阶层一进入传媒，忘不了的是道德使命，文章免不了说教与感言。我有时翻看《河南》、《浙江潮》，感慨于其间的载道之气，有些力作今人也要叹服的。到了民初之后，商人利益进来，沿海城市的小报林立，市民的俗气飘动，遂多了一些铜臭气。上海滩上一些无聊媒体后来受到“左翼”文人的抨击，想来是自然的。
　　高贵的说理与低级的趣闻，恰恰是社会的写真，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显得无趣和缺乏智性。《甲寅》、《新青年》问世后，情形发生了变化，儒生的酸腐气和无聊气总算减弱了。但中国的知识人，每每还沉浸于说教的冲动，心性被什么抑制着。即使像陈独秀、胡适这样的人，在心性的自由创作度上，都是缺少想象和高妙的智慧的。文人者也，一旦陷入道德说理与是非之争，而鲜有幽默与反讽，以及大的悲欣，那么无论言辞如何新，终究育不出精神的新苗。或许我们在这个角度上，才能理解为什么五四落潮后，中国出现了《语丝》周刊。鲁迅、周作人那一些人，其实是在暗自走一条自己的路的。
　　钱玄同的藏书里，有着完整的《语丝》原刊，这些都存在我的办公室旁。我有时翻阅那些脆黄的纸张，见其间的文字，每每有着神往之情。我们现在何尝还能够看到类似的杂志呢?学识、情调，散淡和自由之风，将汉语的书写的无限可能性，都昭示了出来。只是到了《语丝》诞生，中国文坛才有了鲁迅所云“无所顾忌、任意而谈”的新锐之气。那是一种好玩的，有趣和知识多样的刊物，话题与文风都不同于以往的报刊。像沉闷的天地间的一道闪电，给人以惊异的冲击。呆板的唯道德化的絮语，终于在此终结了。
　　《语丝》诞生于1924年底。周作人在那年十月二十四日的日记写道：
　　下午至东安市场开成北号楼上，同玄同、伏园、川岛、绍原、颉刚诸人，议出小周刊事，定名曰《语丝》，大约十七日出版，晚八时散。
　　从《语丝》后来的发展看，周氏兄弟是其中的主力，所发文章很多。周刊的文章都不长，然而活泼洒脱，属于好玩的那一种。有的幽默笔触让人发笑。该刊的诞生，与那时文坛的分化有关，按鲁迅学生李小峰的解释，是周氏兄弟与孙伏园受到了当局和无聊文人的排挤，遂另起炉灶办起来的。川岛先生回忆这个刊物时，写了这样一段话：
　　《语丝》创刊，比同时期在北平出版的《现代评论》早，第一期是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版的，是周刊，每星期一出版。开始是一张八页十六开报纸的小型定期刊物，后来，过了一年多改成三十二开十六页的装订本。起初，只是在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做《语丝》的一个编辑、校对、发行的地方，并没有社址的，等次年北新书局成立，才由北新书局发行。于《语丝》出版前，曾有一张由孙伏园写的红字白纸约莫四开报纸大小的广告，后来也曾经在《语丝》第三期的中缝登过，说明“本刊由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林玉堂、鲁迅、川岛、斐君女士、王品青、衣萍、曙天女士、春台、林兰女士等长期撰稿”。也只不过“长期撰稿”而已，这十六个人并不气类完全相同的；而且这十六个人中也有自始至终从不撰稿的人，比如李小峰，并没有在《语丝》上发表过什么文章或译品，孙伏园自始至终也不过写了三篇，然而这两个人都与《语丝》有深厚的关系。
　　《语丝》的分量，我以为是超常的。不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都是早异的存在。《新青年》那里的文章，只要有眼光和胆量，就可为之。而《语丝》不然，它通篇是自由的喷吐，有高智慧的散发，情趣与境界，都深掩着个性的创造潜能。鲁迅的幽深苛刻，周作人的雅致从容，江绍原的执著和朗然，钱玄同的奇气，都不同于以往的文本。随随便便，任情为之，又不失慈悲之心，在当时而言，确如一缕新风，从文坛荡开去，知识分子在学问之外，还能以如此洒脱之笔，道古往今来，叙人间得失，那就将古板的文坛，变得活泼和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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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大凡读过该刊，印象深的是其间的驳杂、幽默和不正经。《语丝》的作者都不那么正襟危坐。鲁迅冷峻而多反讽，周作人随随便便，顾颉刚专和古人作对，写一些骇俗的文章。而江绍原的题目似乎俗调多多，内容却是卓异的。那一群人没有什么教授架子，骂人，讽世，闹怪，均有六朝之风。和《现代评论》派不同，周氏兄弟多游戏之笔，钱玄同、刘半农等又带有名士之风。《语丝》创刊前后，北京的政治气候与学界气候渐渐变坏。文人中有的沦为政客，有的摆起教授名流的架子。鲁迅等人，便聚在一起，发几句冷言冷语，调侃着周围的世界。《语丝》的发刊词，出自周作人之手，文章云：
　　我们几个发起这个周刊，并没有什么野心和奢望。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我们并不期望这于中国的生活或思想上会有什么影响，不过姑且发表自己所要说的话，聊以消遣罢了。
　　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我们的力量弱小，或者不能有什么着实的表现，但我们总是向着这一方面努力。
　　发刊辞能否代表撰稿人的普遍意见，不得而知，但这周刊的与社会捣乱的用意是一下子能看出来的。周氏兄弟善于用曲笔，正话反说，或庄谐杂出，风格全然不同于正人君子之流。有时不妨说亦有“刀笔吏”之风，骂人骂得痛快。“女师大事件”、“三一八”事件、“李大钊之死”事件，《语丝》上都有强烈的反应。也并非像周作人所说的那么有“消遣”的意味。此外还能读到废名的怪味文章，林语堂的书卷气短章。连沈从文的漂亮作品也偶可看到，真是郁郁乎文哉了。
　　《语丝》初创时，没有多少经费，发行量亦稀少。川岛回忆说，起初的印刷费是由周氏兄弟、孙伏园和他自己分担的。因为文章均出于名家之手，无故作高雅之态，均是评古论今之作，很快吸引了读者，第一期再版了七次，印行了一万五千份。川岛和孙伏园四处推销，不久就有了资金，可以继续下去了。
　　读者的喜欢《语丝》，我以为是学识、见识、趣味占了上风，并非都是隐逸之作。山林文学的影子是有的，而在我看来，讥世讽时的情怀，是打动读者的主要原因吧。《语丝》里的文章不一味迁就读者，有的在叙述上具有冒犯性，与传统的阅读习惯是反对的。比如鲁迅的那些散文诗，文法与语调全然不同于古今文人，通篇是玄奥惨烈而又幽深的气息。钱玄同好放奇谈，讲起话来亦多皮里阳秋之态。这些都让一些读者感到新奇而又困惑。有一个叫伯亮的先生来信，说《语丝》滑稽的成分过多，担心变成低俗的读物。伯亮的坦率让人感动，但却误读了诸君的文章，周作人就在回信里叹道，意思是，中国人被驯化得过于诚实，不能理解隐曲多意的文章。在周氏看来，过于正经的作品，只能培养迂腐的读者。思想是往往产生于不正经之中的。布道说理，只会产生无趣。所以不是滑稽太多，而是过少。从这个主张里能看出那几个人的心绪：嬉笑怒骂、天马行空地往来于世间，是打破沉寂生活的一种可能吧。
　鲁迅在《语丝》里写得真是高妙奇异，为学林中的翘楚。他的文章几乎没有重复的，每一篇结构都十分特别，有着新奇之处。刺世的有刺世的火辣，诘己的有诘己的冷酷。那时他已与周作人分道了，然而为文的观点却多有相近的地方。由于结怨已深，《语丝》的聚会，他都不曾参加，失去了和友人饮茶谈天的机会。除了工作，几乎是独处的时候多。而周作人那里却高朋满座，显得热闹。这种生活状态，也使二人的文章风格，有了不同之处。鲁迅的多暗淡肃杀之调，周作人却平静深切得很。二人的分野，构成杂志的两种色调，也将版面的反差变大了。受到周氏兄弟的影响，一些青年人也围聚了过来，许多人的名篇问世于此。郁达夫曾谈到二人的作用，尤其讲到了鲁迅的一些好话，当是十分可信的。那篇名叫《回忆鲁迅》的文章写道：
　　孙伏园氏在晨报社，为了鲁迅的一篇挖苦人的恋爱的诗，与刘勉已氏闹翻了脸。鲁迅的学生李小峰就与伏园联合起来，出了《语丝》。投稿者除了上述诸位之外，还有林语堂氏，在国外的刘半农氏，以及徐旭生氏等。但是周氏兄弟，却是《语丝》的中心。而每次社中人叙会吃饭的时候，鲁迅总不出席，因为不愿与周作人氏遇到的缘故。因此，在这一两年中，鲁迅在社交界，始终没有露一露脸。无论什么人请客，他总不肯出席；他自己哩，除了和一二人去小吃之外，也绝对的不大规模 (或正式)的请客。这脾气，直到他去厦门大学以后，才稍稍改变了些。
　　鲁迅的对于后进的提拔，可以说是无微不至。《语丝》发刊以后，有些新人的稿子，差不多都是鲁迅推荐的。他对于高长虹他们的一集团，对于沉钟社的几位，对于未名社的诸于，都一例地在为说项。就是对于沈从文氏，虽则已有人在孙伏园去后的《晨报副刊》上在替吹嘘了，他也时时提到，唯恐诸编辑埋没了他。还有当时在北大念书的王品青氏，也是他所瞩望的青年之一。
　　郁达夫的话，似乎可以这样理解，表面上周作人是《语丝》的领袖，实则是鲁迅在做默默无闻的工作。几年之后，当鲁迅离开北京，在上海定居的时候，他很深情地回忆了《语丝》和他的关系。实在说来，鲁迅对这个阵地所付出的心血，也是别人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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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与周作人闹翻后，也波及了周围的友人。他们共同的熟人只好与周氏兄弟分别交往，八道湾时代的热闹气渐渐分成了两部分。鲁迅身边的人少一些，周作人寓所的人多一点。像孙伏园、川岛、李小峰都是单独与周氏兄弟见面，不想得罪于每一方。他们都欣赏二位的才学，对其有较深的情谊。至于周家内部的矛盾，外人不好道及，彼此绕开于此，好像什么也未发生一般。
　　《语丝》创刊前后，正是鲁迅内心最为焦虑苦楚的时期，那些心绪都写到《野草》里去了。他那时的孤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好似每日都细嚼着黄连。他不像周作人那样表面随和，谈不来的，就拒绝交往。其实也不是自恋之心过强，以为自己是如何了不起的人物。他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偶然也有结交新友的冲动。能够和他深交的人，其实并不很多。你看与孙伏园、李小峰、川岛等人的通信，话题点到为止，并不怎么深。这几个人也并非能够理解自己，而他又无与之分手的意愿。鲁迅比周作人不幸的是，可与之对谈的挚友过少。他有时也厌恶自己，内心处于极度痛苦的状态。《语丝》里的许多文章，都留有这些痕迹，一方面是对世间发出冷峻的声音，另一方面也在咬着自己的肉，如此的苦刑，大约并不能被周围的人所认可的。
　　在致李秉中的信里，他谈到了交友之道，以及对别人和己身的态度：
　　其实我何尝坦白?我已经能够细嚼黄连而不皱眉了。我很憎恶我自己，因为有若干人，或则愿我有钱，有名，有势，或则愿我陨灭，死亡，而我偏偏无钱无名无势，又不灭不亡，对于各方面，都无以报答盛意，年纪已经如此，恐将遂以如此终。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现在仍然只好对于愿我得意的便拉几个钱为给他看，对于愿我灭亡的避开些，以免他再费机谋。我不大愿意使人失望，所以对于爱人和仇人，都愿意有以骗人，亦即所以慰之，然而仍然各处都弄不好。
　　我自己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到悲哀者以此。
　　鲁迅的这一封信，让李秉中失眠了。信中的坦率和黑暗感或许震惊了这位青年，使之觉出从未有过的冲击。查看这一时期周作人的往来书信，凄苦之味只是淡淡的，文字中常有谈古论今的欣然。周作人在对社会与历史的看法上与其兄差别不大，《语丝》里抨击时政的杂感多有相近的观点。然而学者味很浓，根柢上是读书人的传统，士大夫的情调略见一二的。《语丝》上发表的文章，讲学问的与常识的多，像博学之士的谈天，常常冒出惊人之语。创刊号上的那篇《生活之艺术》，以及后来写下的《狗抓地毯》、《论女裤》、《死之默想》、《我们的敌人》、《喝茶》、《托尔斯泰的事情》、《谈目连戏》等，都精妙深切，有着他人没有的智性。周作人是《语丝》里真正做到无所不谈的人，话题多是不正规的小道，其洋洋洒洒之态，一时震动文坛。不过有时也多是外在的东西，是明理达情之文。没有鲁迅那样的维度。在鲁迅的文字里，学问和本我的体验是交织在一起的。《语丝》上有多篇文章带有玄学意味与自我拷问的倾向，其中没有引经据典的慢条斯理。与周作人不同，他跳出了学究的语境，创造出了一个奇异的精神空间。那里很像尼采式的独语，又有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经质，这些富有挑战性的文字超越了人的感受极限，在一个虚无与灰色的天地间，组成了绝妙的音响。鲁迅的这个天才的跨度很快引起了读者的注意。那时还是青年学生的北大人顾随，就在周氏兄弟不同风格的文体里，发现了新的精神大陆。顾随后来在日记和书信里，讲到了对周氏兄弟的感受。他虽敬佩周作人，却更追崇鲁迅。《语丝》里最让他动情的文字，是非鲁迅莫属的。
　　然而鲁迅却是寂寞的。北京的许多学人那时都喜欢跑到周宅里聊天，可谓友朋如云。《语丝》召开的会议有时在八道湾寓所，周作人成了核心人物。读者的来信与作者稿件，也纷纷飞入周作人手中，在外人看来，他是实际上的主编。一向不谙编务的他，在编刊时也不得不做一些琐碎的事务。改稿、写按语，安排选题等等，看样子也是占据了许多精力的。周氏兄弟不同的趣味走向和相近的价值态度，决定了《语丝》的多样化。从上面的格调看来，走鲁迅的路者，非常稀少。而暗仿周作人者却很多，许多青年染上了周氏的风格，讲一点学识，谈一点趣味，发一点牢骚。俞平伯、废名、林语堂、刘半农等，都罩在苦雨斋的影子下，而像鲁迅那样在绝望中挣扎的语体，是少而又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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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氏兄弟之外，《语丝》的高手还有几位，废名是其中的一位。
　　废名原名冯文炳，湖北黄梅县人。1922年考入北大预科，1924年进入北大英文系。虽学的是英文，而对汉语颇为敏感。入北大以前，就喜欢上了周作人，后来遂成了周作人的学生，关系一直很密。他最早在《语丝》上写文章是1925年初，多是些随感、诗、通信等。《语丝》火热的时候，也正是他与周氏兄弟交往较多的时候。鲁迅、周作人日记多次记有废名来访的情况，在这位初入大学的学生眼里，周氏兄弟的学问和文章，是别人所弗及的。《语丝》里出现的废名的短章，明显受到了老师的影响，只是过于晦涩，不像鲁迅、周作人的作品那样酣畅罢了。
　学习英文和外国文学，却未受到洋八股的影响，文字追随着六朝之人，我想是受到周氏兄弟文体的影响使然的。在鲁迅与周作人之间，他更喜欢后者，但前者的个性精神与怀疑意识，他是颇为感动的。在一篇评论《呐喊》的文章里，他有着新奇的感受，每个人物，几乎都深化在他的脑子里，欣赏、赞佩的语句是多的。不过鲁迅的那些句子，常人难以学来，倒是周作人的冲淡之笔，让人有温暖之感的。所以在《语丝》上的文章，仿佛是跟随老师学徒时的练笔，蹒跚地走几步，摇摇晃晃之间，也透出真气，古奥与深切的东西都有了。看他的那几篇《无题》，都清瘦冷峻得很，有的笔锋亦多峭丽，渗透着寒气，像从幽谷里走出的道人，飘飘欲仙，神态超凡。《语丝》因为有了这样的作者加入，品位上就更为不凡了。
　　我总以为在文体的因缘上，他的气质更易和鲁迅接近。但因为性格里儒生的气质过浓，反而和周作人靠得很紧了。鲁迅内心的惨烈和孤傲，也吓走了一些青年，废名只是远远地看着，要贴近鲁迅，谈何容易。1927年4月，他在《语丝》上发表了《忘记了的日记》，谈到了鲁迅先生：
　　我近来本不打算出去，出去也只随便到什么游玩的地方玩玩。昨天读了《语丝》八十七期鲁迅的《马上支日记》，实在觉得他笑得苦。尤其使我苦而痛的，我日来所写的都是太平天下的故事，而他玩笑似的赤着脚在这荆棘道上踏。又莫明其妙的这样想：倘若他枪毙了，我一定去看护他的尸首而枪毙。于是乎想到他那里去玩玩，又怕他在睡觉，我去耽误他，转念到八道湾。
　　自鲁迅离京之后，废名几乎和鲁迅失去了联系，完全成了周作人的座上客。他到八道湾之频，不亚于钱玄同等人。那时周作人旁边的人，对鲁迅多有微词的。废名或许也受了影响，文章中常见讥刺鲁迅的地方。在上海的鲁迅，知道了这些，也有一些愤愤然，以为是周作人的走狗。《语丝》看似一片净土，实则也有着诸多的紧张的。
　　废名的远鲁迅与近周作人，有诸多值得一思的地方。鲁迅的冷峻和惨烈的文风与他的性情太远是一个因素。周作人与人相处比鲁迅要儒雅，加之书香味过浓，很易引人。废名和周作人都不善于人际交往，对世风只有态度而无眼光，唯谈乡俗与古物，及域外文明殊有兴致，故彼此心心相印之时过多。看废名的作品多是远离热闹的山林古道，旧事远梦，与他的老师周作人有什么地方颇为相似。他在《语丝》上刊出的短文都安静而怪异，写祠堂、城墙、天灯，都罩着一种幽玄之气，文笔神异。作者不忍写血气的东西，反而神往于静谧的天地。他笔下的情境都像被什么过滤了一遍，杂质的东西甚少。像一个老僧冷冷地打量着世界，暗淡里有悲悯的东西。周作人在文章里喜谈古希腊与日本文明，那其中就有超功利的东西。其中的宁静与古远，大概也吸引了废名。文章中偶尔也暗袭周氏遗绪，在氛围上有重合的地方。我读废名的文字觉得清瘦而秀雅，毫无士大夫的痕迹。虽常写草木村落，小桥流水，却不落入俗套，有仙风道风，跨俗于世。他善于独语，心绪缠着乡愁。而调子却一反古人的沉郁，有时让人想起法国米勒诸人的绘画，寂寞的天地间有着无边的爱。周作人的散文中偶能看到类似的意象，而废名却将此放大，从周作人出发，又高于周氏，实在不易。《语丝》有了他的加入，就多了新奇的东西，周作人一派的力量大增，林语堂、顾颉刚、江绍原等，受到周作人的影响，都比鲁迅要多。
　　说起周作人何以比鲁迅那么易让人接受，废名后来有过交待。不妨是一个注解。他这样写道：
　　鲁迅先生与岂明先生重要的不同之点，我以为也正就是在一个历史的态度。鲁迅先生有他的明智，但还是感情的成分多，有时还流于意气，好比他曾极端的痛恨 “东方文明”，甚至于叫人不要读中国书，即此一点已不免是中国人的脾气，他未曾整个的去观察文明，他对于西方的希腊似鲜有所得，同时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家也缺少理解，其与提倡东方文化者固同为理想派。岂明先生讲欧洲文明必溯到希腊去，对于希伯来，日本，印度，中国的儒家与老庄，都能以艺术的态度去理解它，其融会贯通之处见于文章，明智的读者谅必多所会心。鲁迅先生因为感情的成分多，所以在攻击礼教方面写了《狂人日记》，近于诗人的抒情；岂明先生的提倡净观，结果自然的归入于社会人类学的探讨而沉默。鲁迅先生的小说差不多都是目击辛女革命因而对于民族深有所感，干脆的说他是不相信群众的，结果却好像与群众为一伙，我有一位朋友曾经说道，“鲁迅他来是一个cynic，结果何以归入多数党呢?”这句戏言，却很耐人寻思。这个原因我以为就是感情最能障蔽真理。而诚实又唯有知识。”
　　我们读这一段话，至少可以明白如下的看法，作者的赞扬周氏，一是有“净观”的态度，二是有渊博的学问。这两点对青年废名而言，正是心仪之所。我们不能说作者不对，但亦应看到明显的缺失。只从纯然的书斋视角打量万物，固然不失佳态。但对于中国这样古老的王国，没有冲荡的气韵和大爱大悲之勇气，是难以冲破苦难的罗网的。实际的情况是，《语丝》里的文章，鲁迅的受众面要多于周作人。后者限于知识群落的喜爱，鲁迅的文章则青年学子、社会青年均能接受，且崇拜者甚多。以气夺人，以情动人，以境洗人，这不仅周作人难以做到，废名也难以企及吧。

5
　　
　　较之于废名，俞平伯和周氏兄弟的关系也耐人寻味。
　　俞平伯生于1900年，是俞樾之孙。1915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北大的名师多多，黄侃、刘半农、胡适、朱希祖、刘师培、陈独秀等都颇有声望，对俞平伯均有影响，从家学与个人气质上讲，俞氏应与复古派的人物亲和，是旧派的一族，但受新潮影响，竟和《新青年》中人关系密切。他的性格和爱好，都适合于作考据一类的工作，文章也有明清士大夫的意味。明明可以在古书里久久浸泡，走祖父那样的路，但新文化运动来了，精神便有了变化，被胡适那些人所感动。1919年《新潮》月刊创刊，俞平伯成了其中的撰稿人。他的文章特点，喜欢鉴赏，弱于思辨。和陈独秀那类文体较为隔膜。倒是周氏兄弟的短文令其感动。有的文字是受到他们二人的启发而喷吐出来的。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之节烈观》，炽烈的气韵打动了俞平伯，他有感而发，在《新潮》上刊出《我的道德谈》，叙述语态也不自觉地染有鲁迅气息。俞平伯那时还是个青年，文体虽然幼稚，却深含儒雅之气，不久便被鲁迅注意到。多年后鲁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还选了俞平伯的《花匠》。对这个昔日友人怀着一种期待。俞氏曾听过鲁迅的课，《中国小说史略》的细节和逻辑方式，给他的震动不小。 1923年8月，那时鲁迅与周作人已经分手了，俞氏并不知道内幕。那个月初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谈到下半年拟在上海大学教中国小说，希望周作人能借来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讲义以作参考。自然未能如愿，便只好亲自到鲁迅那里取来。他对周氏兄弟一向敬重，以为学问是高深的。在他们之间，他更亲近于周作人，在什么地方有相通的地方。比如喜谈古书，爱看旧物，疏于创作而沉浸于书话之中。俞氏周围有许多博学之士，但他最觉渊博可亲者是周作人先生。在和钱玄同、废名、江绍原等人的交谈里，他常掩饰不住仰慕周氏之情，在他一生中，是少有的情形。周作人对俞平伯的亲近，也是少见的。看两人的通信，既是师生，也像兄弟，可谓相通者多。《语丝》创刊伊始，周作人就致信俞平伯，拉其入伙。在周作人眼里，有俞平伯这样的人加入，刊物是多一些生气的。
　　俞平伯在创作上的天赋并不很高，文章沉闷的地方多。他的作品深染书卷气，像是被什么绊住了脚，不能洒脱地前行。对古典的掌故和文史脉络殊有情趣，然而灵动不够，拘泥于版本目录之学，智者之思较弱，上不及周氏兄弟，下无废名那样的幽深清峻，在格调上显得平平。他在五四之后名气渐大，和汇入周作人门下有很大关系。新文化运动初期，写过不少的新诗，给人较深的印象。加之一些著作由周作人作序，也得以流行。翻阅他在《语丝》上的文章，调子都很单纯。既无鲁迅的黑暗感，也无周作人的明亮。因为稚气而率真，赢得读者的目光。俞平伯外表上给人旧式文人的样子，但他的诗却大胆得很，细腻中多缠绵之音。他在《语丝》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竟是情诗，在韵律上有一点《玉台新咏》之气，儿女间的美意写得较为浓艳。但他的随笔，尤其是关于时政的短文，则金刚怒目，言他人所不言，叛逆的火气含于其中。看法又不无新意。《语丝》曾刊有他的《文训》、《雪耻与御侮》、《质西谛君》，见解常常在庸儒之上，说不定受到周氏兄弟的影响，旧文人气反而淡了许多。看他那时的文章，对文化上的反省是自觉的，没有民族主义的狭隘的调子。比如抵制洋货，在那时成为风气，他却随苦雨斋主人一道，警觅民粹意识的滋长，希望国人从练内功入手，脱胎而换骨。1925年，他在《语丝》上与郑振铎有过一场争论，题目是如何对待排日的问题。俞氏强调从自我反省开始，不是一味地喊反抗的口号；郑氏则以为，人被压迫时，其首在反抗，聊自解嘲的方式存有问题。这个争论像似小话题，实则是后来“左翼”文人与苦雨斋诸君分歧的所在，也是鲁迅与周作人走向深层对立的前奏之一。俞平伯的看法不无深刻的地方，但也显得过于简单，未从更深的角度开掘。这个争执到了三十年代后，才越发地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但俞平伯实在不是好的新诗人和时评家，他的特长在考据与诗词鉴赏上。那本关于《红楼梦》考辨的书，写得实在精彩，从文本的细读里，深解历史，逻辑方式与语言表述，均有奇处，一时被世人称道。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也用过他的材料，至于胡适、顾颉刚对其亦多誉词。俞平伯一生著述多多，我的看法是，在“红学”上的进步，非常人可比，将文学研究的方法古今结合了。既谙熟于版本与史料，又有现代人的目光，非儒林间迂腐之论。文字又光润古朴，如潺潺流水，读之爽心悦目。鲁迅与周作人喜欢他，是否因了其“红学”上的见识，也未可知。但这个忠厚老实又无伪态的青年给众人带来了愉悦，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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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阅《语丝》旧刊，有时能读到一些川岛的文章，在趣味和话题上，也很受周氏兄弟影响。语体风格完全罩在两位长辈的影子下。川岛本名章廷谦，宇矛尘，1901年生于绍兴。1919年入北京大学读书，不久与周氏兄弟成为熟人，关系甚密。《语丝》创刊号，就有他的文章，是该刊的核心人物之一。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提到了川岛在创刊时的表现，说他虽是乳毛还未褪尽的青年，但在印刷、兜售上的努力，却让自已有些惭愧，因为繁杂的工作都让川岛这些人去做了。
　　川岛在鲁迅的眼里是个“捣乱小孩”。他身上有些绍兴人的特点，柔和与刚硬兼得，没有“正人君子”之流的毛病。鲁迅称其为“一撮毛”，大概看出了内心的稚气，是“好玩”的那一类人。他和友人谈起川岛时，以外号称之，可看出亲密的程度。比如1923年10月24日致孙伏园的信云：
　　昨函谓一撮毛君及其夫人拟见访，甚感甚感，但记得我已曾将定例声明，即一者不再与新认识的人往还，二者不再与陌生人认识。我与一撮毛君认识大约已在四五年前，其时不在真正“章小人佞”时代，当然不能算新，则倘蒙枉顾，自然决不能稍说魇话。然于其夫人则确系陌生，见之即与定例第二项违反，所以深望代为辞谢，至托至托。
　　不久之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上册出版，川岛正在热恋之中，鲁迅在所赠的书本上写道：
　　请你
　　从“情人的拥抱里”，
　　暂时汇出一只手来，
　　接受这干燥无味的
　　《中国小说史略》。
　　我所敬爱的
　　一撮毛哥哥呀!
　　鲁迅二三、十二、十三。
　　开玩笑，说“黑话”、反正经，是周氏兄弟与川岛间常有的事。彼此的恶作剧也尽入笔墨之中。川岛在《语丝》上发表的文章不少，有的系小说创作。不过他的作品特点不强，仿佛还在学步之中。在意念的方面，学习鲁迅，而情调上则模仿周作人。由于天机尚浅，文章一直平平，未及废名、江绍原、俞平伯等人有味儿。他的小说基本不太成形，词句上暗袭鲁迅的《呐喊》，个别的地方偶见神采，凄苦的地方很多。而随笔则明显带有苦雨斋的风格，走清淡之路，不以正经为怀。他写滑稽的文章倒显出特色来，是心性的流露，比如《“又上了胡适之的当”》、《狗尾巴》、《爱国》等，有一点鲁迅和钱玄同的风骨，在戏仿与嘲弄中见出用意。川岛的文字很少别出心裁，大多受到别人的暗示而为之。说起来既是鲁迅党，也系周作人的心腹。这在《语丝》中是很少有的现象。他喜欢鲁迅的幽默和智慧，见到《语丝》上的那篇《说胡须》，为鲁夫子的妙文而叫绝，于是有意戏仿，但毕竟浅俗，不得追上。《语丝》上发表过他关于绍兴风俗的文字，写江南水景津津有味，那显然是周氏兄弟与江绍原影响所致，想从故土的风情里寻几分人间的美意吧?川岛对周氏兄弟的追随，真是达到了亲密无间的地步。看他和二人的通信往来，彼此相知之深，巳非外人可道的。
　　川岛文体上的滑稽，给《语丝》带来了诸多趣味。和周作人的通信，与江绍原贫嘴的长文，都留下了笑意。那时的同人是反对绅士气与教授气的，故行文多诙谐之处，以旁敲侧击、嬉笑怒骂而自得其乐。周作人那时有一席话，可以概括那些人的心情，大意是，《语丝》是我们这一班多少有点“学匪”脾气的人所办的，大家的态度是非学者和非绅士的。但诸人的滑稽放诞里却有道学家所没有的端庄。这一句话深含用意，可以是众人文章的注解。川岛是那里面喜欢做鬼脸的人，有时像顽童般地与人开开玩笑。在对《现代评论》派进行反击的时候，也说了许多锋利的话，教授腔与名人气是没有的。鲁迅后来和他走得很近，与他的率真气是大有关系的。
　　周氏兄弟间的友人，在精神上的共同点是，都远离着官员，讨厌文人从政，或文人的政客气；第二是拒绝学人的架子和身份，对教授的自恋气颇为反感。这一群人学识串厚又不迈高步，忧患感强却又低姿态。鲁迅、周作人与章士钊、陈西滢的笔战，就是对官本位与绅士气的学者的挑战，川岛等人也加入其中，打过几回漂亮的战役。其中的思维方式与观念，也是从周氏兄弟那里来的。 1926年4月，正是《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斗得最紧的时刻，川岛在杂志发表过一篇闲话，题为“再论西滢的吃嘴巴”，全文如下：便在新近，不是有那么一回事吗?因为我说现代评论社曾受过章士钊经手及其他的人的二千二百元津贴——现在该说章士钊经手的一千元是“贿赂”了，西滢却说只要我或别人能证明他曾领受过三个铜子的津贴，便不再说话；不然，我便应当吃嘴巴。一定，“这还够不上算是摆绅士的臭架子哩”，只是西滢“以务光许由自负”罢了。
　　很挂念的，到如今我还不曾吃得西滢所谓应当吃的嘴巴，大概这是因为不应当了吧?可是，在奉飞机向北京来掷炸弹的时节，在西滢感到“失节事小，打死事大 ”的时节，在西滢悔恨(你看多么可怜!)没有去领那有些住在东交民巷的人说他有资格支领的津贴的时节——正是这时节，打了自己的嘴巴了；还是吃?
　　西滢不是说我说他领了津贴吗?曾几何时而变成有些住东交民巷的人了。我不知道住在东交民巷说这话的人是谁，段祺瑞呢还是章士钊?西滢总该明白。至于我，依然住在我从前的家里，也照常出门，也照常和太太等去逛公园这类地方。倘若要证明，便是在四月七日午后约莫六点钟的时节，我还看见西滢——“是他不是 ”——手臂上搭上了一条紫色丝围巾在中央公园的土山上站着，飘飘然的。
　　噫，不幸而言中矣，吾不云乎：西滢更应该先用维持公理的手狠狠打自己的嘴巴给大家看。西滢自己说，他“一向不爱与人较量的理由”，是怕“陷，陷，陷，直到没头没顶才完毕”。在叫局问题时，据说“已经踏了两脚泥”。现在关于津贴问题，又是吃，吃，吃，自己吃了嘴巴。你看妙不妙?
　　整篇闲话是仿照鲁迅的文笔，看法也是相近的。川岛也喜欢用挖苦的笔调为文，绍兴师爷的“刀笔吏”之风也可见一二。和打官腔、卖学问的人斗，本就不该一本正经，用油滑之笔奚落几句，倒显出一种新的快意。《语丝》里的文章，实在是开创了新的路向。只是像川岛这类人，语体尚未形成，远无鲁迅、周作人那么老辣，学习老师只得其形，神气不够，易落入油滑之径。后来《语丝》越办越难，原因固然很多，队伍中高手不多，无新的气象，大概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当杂志搬到上海时，每期只有几个作者，新人却迟迟难见，衰落是必然的了。而那以后连川岛这类人也很少去写文章了。
　　民国年间，文人聚散之间，有趣的东西实在多。只是历史太短，无论什么风格的东西，都未能得到长足的发展，留下了诸多遗憾。历史的文人被正经的套路压久了，不免有些酸腐气。《语丝》问世，才有了智性和有趣的新文人，文章也可以随意为之了。学者写非学者化的作品，作家搞反作家的文体，就与读者的距离近了。读到那么多彼此打俏的话，以及骂人的文字，至今也无过时之感。我有时也反身自问过：这样的文章现在可有吗?即便是像川岛这类“捣乱小孩”，要再遇上几个，也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