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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中医粉丝多，这是个事实，中医粉丝的成分复杂，南风兄也分析过，我这里单把中医粉丝中的一个成分挑出来说一说。之所以觉得我该单独说一说，是因为这个成分来自于我的同行，即所谓的“西医”。其实方舟子的《科学成就健康》里对西医已经做过介绍，现代的医生包括我自己其实不应该被称为西医，西医应该指西方历史上的一些传统医学，是另类的和非主流的。但是国内还是普遍把多数的医生称为西医，就借用这个概念。其实如果从中医的对立面来定义现代医学的话，西医不仅包括执业的医生，还应该包括很多基础医学的专业人员，因为西医的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是密切相关的，谁也离不开谁，或者说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而西医里的中医粉丝，除了一些临床医生，也有很大一部分基础医学比如生理、生化、分子生物学等等。据我所知，某个臭名昭著的无条件维护中医的网络论坛版主就是一位基础医学的研究生。

在西医的中医粉丝中，大体有这样一个趋势，当然我没有做过统计，也不可能就这个问题进行统计，我说的趋势只是个人印象，未必准确，中医粉丝的分布有这几个趋势：老医生和小医生居多，中年医生最少；临床医生里，男医生比女医生要少；临床医生比基础医学的要少；外科的要比内科少，但骨科除外；海归的几乎没有。下面我挨个分析这几个印象。

首先是年龄分布：老医生，包括很多大家名家都是中医的坚定支持者，尽管人卫版《内科学》作为国内内科专业方面应用最广最权威的内科学教科书，书中关于中医药的内容逐版减少，但仍然还在，大体上含有中医药内容章节的书写者以老医生居多。大概和老年人知识更新慢，观点变化难有关。并且也不能排除老大夫为中医药产品代言的问题。实际上，老医生临床中真正用中药的并不多。至于小医生，很多并没有太多的临床经验，没有看到太多被中医误诊误治的病例，本科学阶段还要被中医学老师忽悠半年，网络上挺中医一方的话往往更有所谓的个性，很合年轻人的胃口，所以很难摆脱中医的影响。而中年医生往往是科室的中流砥柱，经历的病人最多，包括中医药的危害，所以比较容易拒绝中医，况且中年医生也是最倾向于在临床中使用循证医学证据的，中医药尽管吹得山响，但循证医学相当差，这也是客观原因。

其次，性别原因。女医生为什么比男医生多，这里恐怕要引起性别歧视，而事实上，女性在专业方面更容易盲从。以前在教学医院，女医生对老教授的话总是言听计从，平时聊天的时候也经常流露出对老教授的崇拜之情，而男医生则不然，尽管表面上也是恭恭敬敬，但并不以老教授马首是瞻，该批评的时候批评，自己感觉不合适的不去执行，或者变通一下。医学生里女生多，但真正的名医男人多，当然不能排除生理和生活上的原因，女性爱盲从，缺少创新精神也是原因之一。举个简单的例子，上学的时候大部分女同学的电脑都是男生帮忙安装的程序，往往过上一年电脑上不会多出一个程序和卸载一个软件，甚至连垃圾清理和碎片整理都不曾做。

基础医学专业人员是挺中医的一股比较顽固的力量，因为他们自认比临床医生更懂科研，也更懂人体，的确基础医学对人体的研究往往追求更精确和更严谨，同时又对人体存在一种莫名的神秘感。由于很少和病人接触，以及工作的机械性所决定，基础医学对人体的整体观把握不足，如果把一个基础医学的教授放到临床，势必会头重脚轻，抓不住重点。正因为如此，基础医学专业对整体观感到神秘，但他们不认为以自己为基础的临床医学是整体观，反而认为说不清道不明的中医是真正的人体观。并且，基础医学的思维还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总是固执的认为中药的熬制是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而这种复杂的化学反应势必会对人体产生复杂的影响。他们很少会想到首先做一下简单的随机对照试验，看这些复杂化学反应的产物究竟对人体有没有效。

外科其实很多时候瞧不起任何科室，因为外科的治疗效果更明显，往往在几个小时顶多几天之内就可见到，当然更瞧不起中医。为什么骨科例外呢？因为中医骨科的正骨疗法却有独到之处。而正是骨科受阴阳五行的影响最少，因为骨组织在人体形态最稳定，同时又最难腐烂的，这为古人研究骨和关节提供了便利，经验的获得更能够经受考验。其实现存的仍在使用的很多中医正骨手法，和现代医学的骨科手法是相近的。

至于海归对中医的态度，这很容易理解。不过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医粉丝所谓的中医海外热是谣言和谎言。

虽然西医这个群体里的中医粉丝有其特殊性，但和国民总体上的科学素养不高，文化和舆论的宣传还是分不开的。

如果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或者了解中医发展历史的人都应该明白，中医的“证”不是自古就有的，辨证施治也不是中国人祖先一开始治病就强调的原则。中医和所有医学一样，刚开始的时候肯定都是对症治疗，甚至最简单的，就是一种治疗针对一种症状。比如头疼吃什么东西管用，腹泻吃什么东西管用，出血用什么东西涂抹一下管用等等。远古人类发现各种东西对各种症状的作用，肯定一开始都是随机发现的，但是原始人肯定还不会把这种现象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只会简单的因果分析，并且这种因果分析也是非常初级的。最简单的当属时间上的因果关系，比如头痛，然后吃草药，然后头痛缓解，仅仅一次有效原始人还不会将头痛和草药联系起来，只有重复了多次之后，原始人才可能将头痛和草药建立某种模糊的联系。下次再发生头痛的时候，就会有意识的寻找相应的草药。这种过程应该是非常长的，估计一个有效药物的发现可能需要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
以上就是经验医学的最早雏形，古今中外的所有传统医学无不是按照这个规律开端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总会有一些人的症状用草药不管用。比如治疗头痛的草药治疗腹痛就不管用，治疗腹痛的治疗头痛又不管用。古人自然而然的会想到头痛和腹痛可能是不同原因造成的，为了区分哪种药物是治疗腹痛的哪种是治疗头痛的，古人开始自觉地使用实验的方法来验证自己所发现的草药。比如给腹痛的人用各种草药，直到发现有效的那种，就算确定了专门治疗腹痛的草药。显而易见这种方法比完全的随机发现要高明了许多，但还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比如最后一种草药的效果未必不是前面某种草药的假象，在前面的草药即将发挥作用的时候用了后面的草药；又或者有的人的症状不管用不用草药都会消失，现代我们知道很多可以自愈的疾病，古代自然也有。因此，这种时间先后上建立的因果关系从来没有比巫术和迷信获得更多的尊重，因为单纯从时间先后上来看，很多情况都可以发生在症状消失之前，比如巫师的符咒，甚至是太阳的升起。同时，这种实践中积累下来的经验性的医疗活动极容易失传，也许一个部落的治疗头痛的方法随着这个部落被消灭就永远消失了，后世的人得再重新花上百年的时间去发现它。
我想真正的经验的积累应该是从奴隶社会，首先是开始出现专门从事脑力思考的最原始的知识分子，而在原始社会物质条件极为匮乏的条件下，只要是能动弹的大概都得参加体力劳动，所有知识的发现和积累都来自于亲身实践当中，对某种模糊知识的检验也要在亲身实践中进行。古代有很多所谓神农氏、燧人氏的传说，但是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是某个单独的人作出了某项贡献，同时这些人的传说总是有很深的神话色彩，明明是自己祖祖辈辈实践中得来的知识，却总要把它归结为某种神仙的赐予，毋庸置疑和远古时代人类的迷信有关。由于每个人都得参加体力劳动，所以很少有人专门从事思考和总结的工作。而进入奴隶社会以后，有些人得以从体力劳动中解脱，有了更多的思考时间。其次当然是文字的发明，有了文字，一些经验随着某个经验的拥有者的死亡而突然消失的情况大为减少，同时文字的推广也使得经验的传承和交流更加容易。也就是说专职的脑力劳动者和文字的出现，为经验的积累和总结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样对于医疗知识的作用也是如此。《黄帝内经》虽然假托黄帝之名，但我认为不可能真正是黄帝时期的作品，实际上历史学界也普遍认为《黄帝内经》不可能是一人一时之作，真正的作者也不可能是比尧舜禹还要靠前的时代，最可能的是反映战国时期医疗水平，甚至有些部分出自更晚的秦汉和六朝人之手。
虽然有了专职的经验总结和记录者，但真正成为一门系统的理论学说则没那么简单。现存最早的中医学著作大概还是《内经》，如上所述，它的成书年代大概在春秋战国时期，离奴隶社会建立公元前约两千年到春秋战国，居然经历了上千年。之所以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决定的，文字的简陋和不统一，也是经验无法有效保存和传承的原因之一。而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是发生在各诸侯国生产力水平提高，需要大批非官方人才的前提上。众多与西周官学大相径庭的学说开始出现。有了理论，原先的活动，不管是军事、政治，还是生产都会有了方向和依据，医学也不例外。一个关键点是选择何种学说作为理论基础的问题。而作为医学理论基础最初选择道家的学说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拿诸子百家最有名的几个学说作一下比较，比如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儒家和法家更多的是关注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建设，墨家则比较关注技术，但不是医疗技术，而是生产技术，只有道家则将养生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尤其是个体的身心健康被道家认为是头等大事，其他都是身外之物，医学理论不选它选谁？回过头来比较一下就知道了，中医的阴阳转化、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基础基本上从道家的理论演化而来，历代名医很多也有很深的道家背景，孙思邈现在河南的一个故居就是道观。而孔子不论阴阳，《论语》通篇无关阴阳；墨子对五行相生相克持否定的态度；法家的理论和阴阳五行大概更扯不上边了。
有了理论基础，医疗的发展从过去的简单经验积累开始向理论转变。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完善了辩证施治的概念，这个概念虽然在《黄帝内经》中有所体现，但真正完善是在《伤寒杂病论》中。所谓辩证施治，我想最起码反映了这么一个诊疗原则：那就是治病不能依靠单纯的症状，像过去那种头疼吃头疼药，腹痛吃腹痛药的方法是不足取的，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比如一个主要症状背后还有没有其他症状，症状的起因是什么，症状的细微之处，除了病人的症状之外，医生自己还要做一下检查，综合各方面的信息，诊断明确之后再根据诊断治疗。中国的传统医学，终于从症状——药物——效果三者的简单逻辑推断，开始向疾病背后的真实机制出发进行探讨，认为只有综合判断多方信息得出的结论才更有利于指导治疗，这种综合信息的提炼结果，被称为“证”，相比 “症”更能反映疾病的真实情况。而“证” 的名称已经具有现代疾病诊断的很多要素，一个简单的“证”其实包含了很多信息，比如病因、发病机制、病理生理，有些则干脆反映了治疗的选择，比如很多中医的证是以某种方剂为命名的，如“乌梅汤证”、“大陷胸汤证”等等。但是就是这么一部重要的中医著作，差点成为《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先辈，因为张仲景时代还没有印刷术，他的书都是传抄在竹简上，如果不是王叔和对这本书的抢救，恐怕很有可能遗失无考了。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医学理论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了理论基础，有了教科书，并且随着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人对医疗的需求也会逐渐增加，因此医生的数量也应该是逐步增加的。有了同行自然就有了竞争，从医者当然需要进一步提高自身水平来吸引顾客，而学医者也要找治疗效果好的师傅学习。所以古代的医生大概没有那么多对传统医学知识的顶礼膜拜，因为要吃饭，要竞争，还要吃得好穿得好，疗效才是硬道理。
而提高自身水平，无非是通过以下几个途径：第一、找个好师傅，这个前面已经提到了；第二、多实践，医学是一门实践性的理论，即便是现在，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是如此，那些看了几本中医书就觉得通晓中医的，在我看来一点也不奇怪，因为现实中就有很多老头老太太，看了几页日历牌上的健康小知识就敢和医生叫板，对孙子外孙子的诊治措施指手画脚；第三、勤思考，光学习和实践还不行，还要有自己的想法，因为前人的说法未必一定正确，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医学知识，否则张仲景只看《内经》就行了，还写什么自己的书呢？中药也只要一部《神农本草经》就行了，李时珍干吗还要费力写一本《本草纲目》呢？第三、多和外界交流，不仅和同行交流，还要和其他传统医学的医生交流。因为一个师傅再厉害，其知识和能耐也是有限的，有些病别人见过，师傅未必见过，自己师傅治不好的病，其他人可能是小菜一碟。同样中医治不好的病，也可能在少数民族以及外族那里是小菜一碟。中医历史上曾经接受了很多其他民族的医疗经验，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外部有市场需要和同行竞争，内部有自觉自律的学习提高欲望，中医的医疗水平越来越高是个挡都挡不住的趋势。到唐宋时期，中国的医疗水平在全世界恐怕也无人能望其项背。
当然讨论医学问题不能孤立的看待，上面提到唐宋时期的医疗水平，其实那个时期中国的哪个方面不是处于世界前列。我一直认为落后和先进这两个词当用到国家和地区上时，它们的含义非常复杂，既是一个笼统的概称，也代表着非常具体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一个国家落后了，不仅仅是指这个国家打仗打不过人家，也不是仅仅指人们的生活水平较低，而是牵涉到各个方面，比如政治体制、人民的思维观念、人民的自由程度、社会经济、交通、能源、通讯、科学技术、教育等等，当然也包括医疗水平。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现在的哪个方面都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相比的，如果从当代的角度来看，最发达的国家在各个方面几乎都是最优秀的，包括医疗水平，而最不发达的国家各个方面又都是倒数的，当然也包括医疗水平。至今非洲的一些贫穷国家的人生病更多的还是依靠类似于跳大神的活动。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是由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推论，一个国家的整体医疗水平也是和她的生产力水平成正比的。要提高医疗水平，仅靠医生的努力是不够的，因为医生也要受到社会生产力的制约，把一个外科医生放到古代做阑尾炎手术不可能，因为没有手术刀和消毒器材，也没有麻醉和监护装置；把李时珍放到远古时代去治病也无能为力，至少得要个熬药的锅吧，即便找到药也不能直接放到火上烧吧？
既然决定医疗水平的决定因素是社会生产力，那么奴隶社会的医疗水平肯定要超过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肯定要超过奴隶社会，我这里先不论封建社会以后的社会形式，免得立刻招来莫名的攻击。但是我相信即便中医也是要承认中国古代的中医也是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并且相应的那个朝代生产力水平越先进，医疗水平越高，而不是像某些中医粉丝强词夺理的那样：中医从一开始就是最先进的。这个观点即便在中医支持者内部都要被耻笑。纵观整个封建王朝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应该是一个缓慢提高的过程，相应的中医的水平也是在不断提高当中，至明清时期应该是中医达到封建王朝的发展顶峰的时候。但是，这种发展也是有局限性的，大体上总是在经验层面的积累，却难有实质性的重大突破。经过了一千多年的发展，中医人士还是只能在阴阳五行，辩证施治的框架内打转，虽然发明的证型越来越多，所使用的方剂也越来越多，中药的制作工艺进一步复杂化，但是现在看来很多的辩证其实离真正的疾病本质还想去甚远。比如“膈”自古以来是中医的四大顽证之一，其中的噎膈普遍认为是食道癌，但历史上存在很多治疗噎膈成功的案例，我仔细看过这些医案所描述的症状，有很多可以诊断为食道动力障碍，比如弥漫性食管痉挛、贲门失弛缓症，有些则是很像胃食管返流病，这些障碍有些本身就有自愈倾向，有些和精神情绪密切相关，同时也要承认中医药在治疗消化道动力障碍方面确有一定疗效。但同时也有古代中医名家指出，这些所谓的噎膈只是全部噎膈的一部分，即气瘀型和血淤型，如果是真的噎膈，恐怕难以有效。似乎已经认识到真正的噎膈和所谓的气瘀血瘀型噎膈并非一种疾病，所谓真正的噎膈，从现在的一些权威教科书以及古代医案记录上分析应该就是食道癌。我认为这在当时没有内镜、影像和尸检的条件下，是非常不容易的，肯定是在详细观察大量病人并且反复治疗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上得出来的结论。
这里就会提到一个极富争议的问题，怎么古代的医生就是不肯做一下解剖的研究呢？食道癌死亡的病人，食道内部肯定是严重梗阻的，甚至在晚期会在身体的表浅和内部的一些器官上发现转移病灶，如果做了解剖，那古代医学岂不是会少走很多弯路吗？进一步会牵涉到中医科学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又是很敏感的，暂时不讨论，我们就单看一看解剖的问题。实际上，古代医学在早期的时候是有解剖的，在《内经》中有很多关于人体解剖的描写，至于后世逐渐放弃了人体解剖这一传统，我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文化的影响。古人把身体的完整性看的非常重要，即便是死刑，绞刑一向是被认为比砍头较仁慈的刑法，因为前者可以留全尸，而实际上，如果单纯从痛觉上考虑，绞刑应该比砍头更残忍。在这种文化环境下，要想找一具尸体进行解剖要面对自身和外界的多重压力，弄不好还要吃官司丢性命。一直到清代的王清任，还只能去找那种饿死丢弃街旁的小孩尸体作研究。说到这儿，可能又会有比较激进的朋友把帐算到孔老人家身上，我也曾经这样想过，但是看问题要辩证的看。首先我认为孔子身后的很多事情不能全部算到他自己身上，他自己在世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想过后世有一个叫董仲舒的后生把自己的学说立为国家执政纲领，孔子在自己有生之年并没有取得太高的政治地位，其次后世的有些人将孔子的一两句话拿出来撑腰也不能怪孔子，不是传说泼皮无赖都能拿《论语》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吗？谁让孔子那个时候没有印刷术，没有造纸术，逼得这些先贤们为了能够方便自己的学说被传阅只好惜字如金，而无法进行详细的阐述和操作规范。从医学角度来说，儒家独大的思想确实为医学的发展制造了桎梏，但同时我们还要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假如古代医学界放开了人体解剖的禁忌，人们对身体不那么敬畏，甚至发现还能够从解剖人体中获得好处，下一步会发展成什么样就不好说了。尤其是当封建高层统治者发现人体解剖、人体试验可以为自己遴选更有效的药物，甚至就单纯从老百姓吃什么补什么的角度，他们也是决不吝惜老百姓的生命和身体来给自己服务的。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当伦理缺位与现代医学相逢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是有过教训的，纳粹集中营和731部队，是人类永远挥之不去的梦魇。

如果谈论孔子恐怕三天三夜也谈不完，也超过了我的能力。之所以在这里罗嗦半天，是要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孤立的机械的看待历史上的思想，基本上一种思想是否被社会所接受，与它是否和当时的政治环境相适应又很大的关系。而决定政治环境的是生产关系，而决定生产关系的又是什么？初中生都知道：是社会生产力。归根结底，一切都离不开社会生产力这个大前提。

生产力对医学的影响是非常具体的，即便我们无法像历史学家一样总结出一二三，也还是可以从一些历史事件以及社会常识中获得一些启发。比如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商业的发展，而商业的发展则又可以促进交通，因为商家只有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运往另外一个需要的地方才有钱赚，在促进商品流通的过程中，同时促进了信息的交流。我前面说过，医生要想提高自己的诊疗水平，交流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从康熙朝的两件事情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交流的重要性。一件发生在康熙自己身上。公元1963年，康熙患上了疟疾，当时的御医束手无策，还是被传教士带来的金鸡纳霜所救。这算是中外交流了，另外一件则反映了国内交流的重要性，那就是清王朝对种痘的推广，如果不是国内的信息交流，康熙也不会知道有这样一个预防天花的好办法。此外，如果不是交流，种痘的方法也不会流传到俄罗斯以致欧洲，成为现在中医都引以为傲的一个丰功伟绩。但是这个时候的中医种痘也仍然是一种经验，古人根本不知道免疫系统是什么，所以也无法用免疫学的方法阐明种痘的原理，并且，清朝皇子种痘还掺杂着严重的迷信色彩。据历史记载，清朝皇子种痘需置于秘室中，为了避光，四周都用黑、红两色毡子围住。此外，在旁边的房间，还专门设堂，供奉天仙娘娘、痘疹娘娘、眼光娘娘、痘儿哥哥、药王、药圣、城隍、土地等，以祈求诸神的保佑。可见，到了我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王期，中医的地位比泥塑的神像仍然高不了多少，可比今天悲哀多了。

中医与生产力的关系，远不是上面那样一个例子能够概括的，还要复杂的多。医学也不可能自己独立的发展，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进步，反过来又能够促进其他学科的发展。在古代缺少物理、化学等一系列基础学科的前提下，中医也只能借助古代那套陈旧的阴阳五行学说，不是中医不想借鉴其他的理论学说，而是实在可选择的有限。所以，尽管古代从来不缺乏对阴阳五行的调侃和批判，但始终无法动摇其根本地位。而且，作为模糊的哲学概念，似乎无论如何总能给自己发现的现象做出解释，哪怕是完全相反的现象。况且，五行的观念已经深入了古人心中，由五行衍生出五脏、五音、五味、五色、五情、五志、五方，仿佛不搞出五个来就算不得正统的学问。我们不能用调侃的目光看待古人的这些思维成果，尽管除了给一些喜欢穿马褂摇纸扇的人加一点合适的台词，基本上现代生活没有多少用处。指望他们能够进一步从组织、细胞、蛋白和分子水平去研究人体是不可能的，因为缺少必要的工具。如果医学也算作一门产业的话，那么医疗所用的工具也算生产工具。而生产工具是谁的标志？初中生也知道：还是生产力！

再谈中医粉丝的悖论

前一段时间我说过一次中医粉丝的悖论，结果被吧主或者小吧主删除了，和以前一样都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我不认为是因为某位铁杆中医所称看出了我“人格的卑劣”，大概是他自己总想成功论证我人格的问题，从而达到越过学理之争抹黑对方的目的。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医粉丝们就没有悖论了，相反，中医粉丝的悖论还很多，我今天就再举出一个。相信看完之后各位会更不舒服，这也没办法，对于明摆着自己没理还要死撑着不肯认错的人，我一向是看不惯，也受不了的。你们让我受不了，我自然也不该让你们好过。

悖论的最初其实是来自于中医粉丝自己的辩护，比较经典，那就是中国人几千年来没有灭绝，还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历史上没有大的瘟疫流行，其实就是中医的功劳。上面这个论调是一点也站不住脚的，反对的理由太多了，我只列出主要的几条：第一、没有中医的民族也繁衍了上千年，说明中医并非是我们民族繁衍成功的必要条件，从生物学角度来说，只要大部分的生物个体能够生存到性成熟的年龄，这个种族都可以繁衍下去；第二、历史上中国人的寿命只有到了近现代才得到了显著提高，中医对中国人寿命的延长并没有太明显的贡献；第三、中国历史上大的瘟疫并不少见，发生瘟疫之后死亡的人数一点也不少于国外。这几条都有冷冰冰实实在在的历史数据作参考，相信你我都是赖不掉的。提出上面那个论调的中医粉丝可能提出之前还不知道这些历史事实，所以显得猝不及防。这时候可笑的情况出现了，中医粉丝中立刻有人站出来说古代人健康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不能因为古人寿命低，健康状况差就否定中医，因为关系人民平均寿命的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比如经济、政治、战争等等。倒好像起初说中医在古代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中医自己，而是别人。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这里已经出现了两个中医粉丝打架的情况，一个说中医对古人的健康作用是决定性，古人的健康比其他地区的古代人是优越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有中医，一个说对于古人健康的作用中医并不是决定性，古人健康不比没有中医的种族优越。表面上来说两个都是为中医作辩护，其实论据和论点已经南辕北辙。

到这里这个悖论还没有完。有的中医粉丝还把后一个论调当成了中医拒绝现代科学检验的挡箭牌，理由是不能用不同时代、不同科学体系的标准来衡量中医。用现代的一些标准来衡量中医的疗效没有可比性，比如新生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等等。在不同生产力水平下比较同样的指标是愚蠢的，这是布尔凯索的婚戒吧主的高见。且不论我上面三个反应人民健康水平的指标放在古代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单就生产力水平来说，似乎也无法符合中医粉丝的观点。按照布吧主的意见和常识，我们自然是应该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这一点上取得共识。生产力是决定生产关系，以及一系列因素的关键，比如经济、科学技术、政治文明、国防力量等等。既然古代生产力低下，同样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在古代自然也是低下的，除非谁能证明我们古代已经广泛使用航天飞机、宇宙飞船了。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比如天文、地理、气象、航海、农业、冶炼、交通、通讯等等，古代都无法和现代相比，怎么单单一门中医是独树一帜的先进品呢？我们都知道中医在其产生的时候古人还都以为人是一个叫女娲的女人用泥巴捏出来的，之后也没有太大进步，甚至于在中医所谓不断进步的过程中，我们的古人连一辆四轮的马车都没有发明出来。尽管现在有人声称二进制、宇宙大爆炸都是来自于咱们几千年前的一些文学或者哲学作品，但二进制和宇宙大爆炸理论的发现似乎也不是中国人。这倒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整个科学体系都是落后的，只有作为科学一部分的医学是先进的，不知道历史上还有没有其他的先例，反正我是不知道。如果把中医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体系，那么这个科学体系似乎应该和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以及工业、交通、能源、材料等等领域绝缘，它的先进性与否是由自身决定的，无法通过别的学科的标准和方法进行检验。尽管对于经络很多人花着国家的钱做了很多研究，但同时也有不少中医粉丝认为经络是无法用现代科学方法看到或感觉到的。不过这种说法好像是在大部分钱都打了水漂，经络依然无法被证实存在之后才出现的。刚开始进行这类研究的时候可没有人预先这么说。

另外的悖论由于中医自己的双重标准立刻在临床上出现了。中医自己认为天经地义的诊治原则是辩证施治，只要辨证正确了，治疗是不在话下的。由于中医的理论和现代医学交集太少，所以对于一种病中医可以辨成很多证，不同的病中医有可能辨成同样的证。比较经典的就是某些中医粉丝所说的胃炎和胃癌只要证相同，治疗就一样。但是证是什么，我希望中医粉丝能够认真想一想，是不是全部都是一些外在的东西？不管望闻问切哪一方面，都是外在的东西，所谓的证相同，用现代医学的话翻译过来就是症状和体征相同，而这在一些胃炎和胃癌的某一阶段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转归却完全不一样。中医所谓的证，究竟是指患者就诊的某一时刻，还是整个病程的动态过程？中医粉丝自己清楚，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有这样的自信，只要胃癌和胃炎的证相同，就能同样治疗，所以不断有中医声称可以治愈胃癌、肝癌、胰腺癌、艾滋病、尿毒症、肝硬化等等。唯一的证据就是某年某月某人，被医院诊断为某某癌，回家等死，结果被他治愈了。说实话，这样的证据报纸上的广告栏里天天有，你如何证明自己不是这样的人，区别只是你没钱打广告呢？我想任何一个中医都是想得到公认的，而不是屈尊做一个神秘的世外高人。要想得到公认，那就抹不开公开的严格检验这一关。可惜，悖论又来了：你要检验我，用的是西医的标准，西医的一种病可以用相似的治疗方法，而中医要辨证施治，你的一个病可能是我的好几种证，治疗方法个个不同，所以无法验证；如果要按照我的证来作标准，我的证可能是你西医的好几种病，你的治疗方法也个个不同，所以无法验证。闪转腾挪之间，尽显功夫本色。这里我要问问各位中医粉丝：既然证和病不是一回事，离开西医，你们也完全没有“病”的概念，在证明一种癌症的时候，都离不开西医的诊断，你何苦非要和病纠缠不清呢？大概是因为能够治好某种“证”已经没有任何广告效应，老百姓也不认账了，只好拿病名来作幌子，等把人气或者质疑招来以后脸色就会一变：我不是治病的，我是治证的！

什么时候中医可以实事求是，不要再干这种自己打自己嘴巴的事情啊！

中医面对批评经常反驳的一句话就是“中医博大精深，批评中医的人其实是不懂中医的。”言外之意，中医这么学问类似于天书，只有很少的人才可以弄懂，中医比现代科学都要复杂，一个人可以看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现代医学，也未必能够看懂中医。但是中医真的有那么复杂吗？我看未必。

我们都知道社会上不同职业的待遇是不一样的。普通来说，技术含量低，准入门槛低的行业待遇低，而教育成本高，成熟周期长的行业待遇高。而教育在其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农民工的待遇低固然有复杂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但农民工的教育水平较低，难以从事有技术含量的工作也是直接原因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医和现代医学的准入门槛可以说有天壤之别。中医虽然现在也有从学士到博士的学位体系，但不少中医认为这样的中医不算真正的中医，连中医名家也不认同现代的中医教育体制。而现实中，某些和中医毫不相干专业的人摇身一变成中医的故事层出不穷，宣称治愈癌症的也不在少数。比如胡万林，至今还有中医粉丝对胡大师深信不疑。我们也从来没有听到过中医作为一个团体对中医从业人员进行规范管理，倒是经常听到中医反对官方加强管理的声音。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医自己是赞成任何人在任何时候转行成中医的，这也间接的证明了我的观点：中医的准入门槛是相当低的。传说旧社会有三个垃圾筐，任何找不到其他生计的人都可以进入，其中有一个就是中医郎中，也部分印证了我的观点。

　　反观现代医学，对从业者的要求越来越高，基本上一个地区学历最高的人集中的地方，一个是高校，另一个就是医院。当同级别的其他行业普及本科学历的时候，医生的最低学历要求是硕士；当硕士开始在其他行业出现的时候，同级别的医院有些开始制定博士化目标。

　　也许会有中医粉丝说我们中医是植根于东方科学，不能用西方科学的体系来评价。我假设你的东方科学真的存在，但不管什么科学总是要花时间学习的。不知道中医粉丝能否解释某些文盲半文盲的中医高手。或许中医粉丝又会说中医就是东方科学，那么这个东方科学可真是最廉价的科学了，因为它不需要高等数学，不需要严密的思维，不需要实验室锻炼，只需要猛啃几本尚处于牛耕田，人拉车，女人是二等公民，一有灾荒国家领导人首先要求神拜佛时代的人写的古书就可以入门了。

医学是针对人体的一门科学，平时人们对医学的理解是治病救人，但是往往忽略了医师还有宣布死亡的权利，这也是在对犯人执行死刑时必须有医师在场证明死亡的原因之一。从法律角度来说，医师宣布死亡的权利和法官宣布嫌疑人有罪的权利是相等的，都是基于文明社会专业化的。因为医师被认为比一般人更有能力判断人体的死亡。甚至于随着医学的进步，死亡的概念也会发生变化。在没有现代医学之前，人们对死亡的判断一直没有太大进步，意识丧失、无自主活动、呼吸停止、心跳停止，符合这些特征的人体达到一定时间估计就会被当成尸体对待了。中医知道脉搏对人生命标志的重要性，并且自认为可以通过号脉判断所有疾病，当然也知道死人是没有脉搏的。
然而，现代医学的出现，尤其是急救医学的发展，以及各类重症监护单位的建立，使得过去某些会判定为死亡的病人得以生机。意识丧失、无自主运动、呼吸心跳停止，并不意味着就是死人。或者由于人类主观感觉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对呼吸心跳停止的判断、脉搏的消失也会偶尔发生失误，古代所谓的诈尸，以及现代偶尔见诸报端的活人误被送至太平间的新闻，或多或少说明了这样的问题。所以，一方面现代医学对生命体征的监测越来越完善和严格，一方面对某些呼吸心跳骤停的抢救也逐渐加强完善。在这样的医学条件下，死亡与生存往往能够在几分钟甚至数秒钟内发生转变。当然医学不是神仙，总有病人抢救无效死亡，当需要宣布死亡时，医生的判断会有更充分的证据，最起码在传统的呼吸心跳停止之外，要有一条呈直线的心电图。至于脑死亡的判断，则需要更严格的客观和主观依据。
反观中医，对死亡的判断除了会号脉之外，和普通人，甚至原始人基本上没有区别。把一个室颤（致死性的心律失常）的心电图扔给一个没有任何现代医学基础的中医师，他不会有任何的印象。中医完全可能将一个有生机的心跳骤停者当成死人对待。医疗文书中有一种叫做死亡证明，在医院死亡的病人必须有这项证明才能办理销户口和火化手续。我不知道中医院的医师是如何开具这种死亡证明的，不过我想肯定不会是阴阳断绝之类。
除了对死亡的判断中医没有资格，对死亡原因的判断中医同样没有资格。古代的法医学专著《洗冤录》流传甚广，影响颇深，但其中很多现在看来仍然行之有效的方法无不是符合科学原理的，和中医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没有半点关系。另外一个比较幸运的中医骨科，之所以比较幸运是因为骨骼相比内脏比较具体，尸体腐化后骨骼仍然能相对持久地保持原形，所以古人对骨骼的了解程度要具体的多，而不必借用那套虚幻的阴阳五行。

中医粉丝在为中医辨护的同时最经常采用的招数就是对现代医学进行攻击，这其中抗生素的副作用和不良反应是中医粉丝所最经常使用的武器之一。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中医粉丝想过没有？抗生素的副作用、不良反应、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现象，以及后面的机制以及处理方法，是中医或者中医粉丝发现的，还是记者、文科傻妞与白痴专家们发现的？我仿佛看到了中医粉丝们在纷纷摇头，摇头也没有用，你我都得承认，不管是庆大霉素的耳毒性，反应停造成的婴儿肢体畸形，以及其他比如手术的并发症及其预防，放疗的副作用及改进方法，化疗药的推陈出新和合理使用，都和中医没有半点关系，中医只是在现代医学自己发现了自身的缺点，并埋头苦干尽力解决问题的时候说两句不咸不淡的话。
不光别人的毛病不是中医发现的，就连中医自己的毛病都要依靠别人来发现。在没有现代医学药理学和药物不良反应监测机制之前，中医似乎从来不知道自己长期认为可以当日常保健的东西居然是有毒的。甚至于中医用来标榜自身的所谓纯天然、绿色也是从其他科学术语中借鉴而来。
最不要脸的当属中医自吹自擂的纯天然概念，如果中药的优越性来自于纯天然，那么采摘纯天然的药物算不算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猎杀野生虎和熊以获取虎骨熊胆算不算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如果为了避免野生动植物被赶尽杀绝而采用圈养种植的方式，你中医还吹什么纯天然呢？
附一则原创的寓言小故事送给各位中医粉丝，望你们好自为之：
有一个叫做西提母的国家总是和旁边的麦迪森国发生冲突，因为麦斯森国科技比较先进，军队比较强大，所以西提母国总是吃亏。每次不管自己将刀枪剑戟练的再熟，将八卦阵演练的多么让人眼花缭乱，一和对方开战总是连对方的士兵还见不到，就被大炮、导弹给揍的鼻青脸肿。
无奈之下，西提母国的有识之士开始从麦迪森国走私武器。但是为了避免被说成没有民族自信心，投敌卖国，在使用这些武器的时候，仍然要士兵装模作样的扛着刀枪剑戟，只是在每只武器下方暗绑上一把手枪，没想到这样一来战斗力居然上升了好多，虽然总体上和麦迪森国开战还是吃力，但偶尔在小范围的冲突中居然也能占上风。西提母国给这种战斗部队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中西医结合。
但是好景不长，中西医结合的马脚很快被消息灵通的麦迪森国家发现了，一时西提母国在国际上很没面子。打又打不过，这时候有些关于麦迪森国武器的负面报道传到了西提母国首脑的耳朵里，比如枪炮后坐力太大，杀伤力太强，噪音太大，容易造成环境污染等等。西提母国的国民突然从这些报道中找到了自信，国家媒体大力宣扬对麦迪森国的轻视情绪，并且对自己手中的刀枪剑戟进行了不遗余力的美化，比如做工精美、有艺术性、历史悠久、有收藏价值、环保（刻意忽略打铁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等。
在国家的大力宣传和民众头脑发热的基础上，全国上下一片热情高涨，重新燃起了用手中的刀枪剑戟战胜麦迪森国新开发的巡航导弹的信心。

钱学森对中医的评价是提高到科学的高度，将中医和特异功能、气功统称为人体科学。此外，钱学森还用所谓的科学语言论述过亩产十万斤的可行性。关于后者，可能是为尊者讳的原因，所有关于他的文章都把这一条按下不提。不说并不等于没有，好在网络已经将钱老当年文章的截图做了保留，估计会成为其永远的耻辱。中医粉丝刚开始的时候曾经想要否定钱老说过这样的话，当发现证据后就不愿意再提了。但是中医粉丝对他关于中医的吹捧可是当作重要武器。同样是一个人的署名言论，同样对中国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为什么中医粉丝对这两者的态度会有天壤之别呢？

这里面固然有自己利益的考虑，钱对中医的评价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维护，而亩产十万斤则不那么明显。但是如果单纯这么想实在是太低估了中医粉丝和广大中医界的智慧。其实中医粉丝对亩产是否真的能够达到十万斤并不感兴趣，他们也不会从科学的角度分析其亩产十万斤的不可能。他们之所以不像平时那样对自己认为是同一阵营的人觉得句句是真理，是因为亩产十万斤作为一种政治符号，已经被打上了大跃进的烙印，被官方的宣传彻底打到了不科学和错误的范围内。维护这个言论则意味着与官方的口径相违背，这是走惯了政治路线的中医界所极力避免的。而对于被钱与中医相提并论，同样臭了街的特异功能，官方从来没有旗帜鲜明的做出过评价，只是在为了取缔某个组织时临时借用了科学界反对伪科学的力量。到现在对社会上的其他所谓特异功能还是装聋作哑，这就给中医粉丝引用钱的论调提供了很大的可操作空间。

另外中医粉丝借用政治力量还有一个很好的操作空间就是将中医粉饰为传统文化。虽然传统文化中有糟粕是领袖的话，但哪些是糟粕，哪些是精华却没有详细说明。所以糟粕也可以说自己是精华，给人印象似乎传统文化中全是精华了。当前的政治家正好还要借用传统来推动一些政治行为，比如扩大文化的影响和制造统一的舆论基础。中国在提高国际上影响力上可借用的资源确实不多，比如科技、经济、人文、政治文明几乎都是外来货，别说拿来说服外国人，就是面对国外的批评都有点捉襟见肘，只好以自己祖上曾经阔过或者聪明过来说事。幸运的中医正好也被政治家们选中作为工具之一。因此中医总能找到一些政府的高官来替自己说话，尽管经常发布一些逻辑混乱的言论，也很有底气的坚决不改。咱们亲爱的尚勇副部长所说的号脉鉴别胎儿性别的讲话稿不是还一直堂而皇之的放在科技部的官方网页上吗？

中医是一种文化，想必这是中医粉丝也认同的事情，否则所谓“反中医就是反中国传统文化”从何而来？一般来说，文化是文化，科学是科学，文化不能用来治病，治病得靠医学。这句话大体看来没什么错，但却并非无懈可击。因为医学不同于其他比如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医学是直接面对人体的一门科学，实施者和接收者无论从人格上还是法律地位上都是完全平等的。对于人体的研究不能像其他领域一样为所欲为，比如不可以随便解剖活体，不可以在人体上进行没有经过动物实验的药物，病理活检以尽量不损伤人体正常组织为原则，或者必须损伤时仅获取可以完全再生的组织，比如粘膜活检和肌肉组织活检等。同时又由于人不仅是生物上的人，最重要的还有其社会属性。医学研究不能忽略社会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比如环境、生活事件、饮食习惯、文化习俗等等。这些方面和人体的关系是紧密的，并且错综复杂，比如环境可以影响文化习俗，文化习俗又可以导致环境的变化，两者同时对人体健康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人体健康又影响人对环境和文化的影响能力。想要做一个好医生，仅仅懂得疾病的病因、临床表现，以及诊断和治疗是不够的，还要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古今中外的医学大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
中医作为一种文化，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力，即便是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在一两代人身上仍然持续影响。作为中国的医生，不管是中医还是所谓西医，都不该忽视这个现实。而如何正视这个现实，并且在自己的工作中应对是个非常困难的抉择，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在门诊看到过很多中年男性，以腰痛来就诊，几乎无一例外的咨询是不是肾虚或者肾亏的问题。其实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腰痛的原因很多，但是肾病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即便有些病人最终证明是肾病，腰痛也有很大的自觉成分。比如诊断清楚之前不感觉腰痛，一旦明确诊断了肾病就开始感觉腰痛了。这和从小所听到的中医描述的肾虚中获得的印象是分不开的，当然专业的肾虚中医描述可能不仅仅是腰痛，但老百姓的理解偏差也是可以理解的。我问过骨外科的同事，其实腰痛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腰肌功能紊乱，还有骨质增生，椎间盘突出，从我的专业角度来说有的甚至胰腺癌的表现。自我感觉是肾虚或者肾亏自服补肾中药的不在少数。
肠易激综合征是我这个专业的一种常见病，病人大多为女性，主要表现为腹痛伴有腹泻或者便秘。常规的检查都不会有什么特异性的发现。尽管不是什么致命的疾病，但是得了这个病的患者也是相当痛苦，有些病人甚至辞职常年奔波于各大医院之间。很多患者伴有抑郁或者焦虑的症状。因为还找不到确切的发病机制，所以治疗上比较棘手。最新的研究证明催眠甚至对有些患者有很好的疗效。其实从我的经验来看，有些病人只要静下心来和她聊一聊都可以减轻症状。很明显这是一种和心理精神因素有很大关系的疾病。研究表明，病人对医生的信任对于治疗的效果影响很大。而这些病人中，就有不少是中国庞大的中医粉丝的成员。如果使用中医的术语对其进行解释，未必不会取得很好的效果。当然这只是设想。
其他和中医有关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对于第一个例子来说，中医的很多词汇已经深入人心，即便在科学上还没有合适的解释，比如上火，但是在中国人的语言环境里，只要一提起来大家都会明白怎么回事。这在诊断学上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医师对病人感觉的准确理解是获取正确诊断的关键因素。如果让一个西方医师来中国坐诊，不管他在本国是多么的医术高明，在一堆上火、肾虚的名词中也会变成睁眼瞎。即便一个中国人获得了西方的医师执业资格，大多数人尤其是全科医师大多也是给华人诊病。医患的良好沟通能够使治疗事半功倍，而语言是沟通的主要工具，语言和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医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第二个例子主要说明文化对个体精神心理因素的重要影响。每个文化圈里的人都会表现出特殊的精神心理特征。狄更斯和钱钟书的小说都很幽默，但即便是狄更斯小说的中译本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明显的西方特色的幽默。新的医学模式提倡生物、社会和心理的综合考量，文化也是这一医学模式要综合的重要元素。对于一些心理因素发挥重要作用的疾病，中国人的中医文化可能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当然对外国人可能是完全无效的。

医学伦理学有两个基本原则，一个是有益原则，一个是无伤害原则。医生应该竭尽全力维护患者的健康利益，如果没有办法恢复健康，至少不去做伤害。但是很 多医疗措施都是有潜在伤害危险的，因此要求医生一定要将可能的伤害详尽的告知患者，由患者自己决定是否实行，这是国际医学伦理学的惯例。同时，医生要不断 的更新知识，寻找更有效，伤害性更小的医疗诊治措施。在同时存在有益和伤害的可能时，要综合权衡，同时要参考病人自己的意见，因为你认为不适合的病人可能 认为适合，你认为适合的，病人可能无法接受。在不断的实践和总结中，医学获得了进步，病人的健康保障也更完善。

但是因为医学的局限性，过去阶段的医疗措施可能放到今天看来就是不适合的，今天的医疗措施将来也可能被淘汰。如果用益处小于害处的诊治措施， 必然违背医学伦理学的两个原则。医生就要受到道德甚至法制的制裁。这样一来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如果医生因为过于担心可能会带来的害处进行消极处理，可能会 导致医疗水平的退步。因此医学伦理学还有一个被大家接受的原则，那就是在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的伤害，则不被认为违反伦理学原则。首先，大家都不知 道，就无法预防；其次大家都不知道，就无法制定规则进行惩罚。一旦有了证据，还继续使用伤害性的医疗措施，那就需要医学伦理甚至司法的介入了。即便施行医 疗措施的医务人员本人不知道这些证据的存在也不能当作借口，因为尽量广泛的获取最新的医疗技术信息是医务人员的法定义务。而做到实时更新知识除了医务人员 自己的努力之外，好需要有发达的出版行业、畅通的信息渠道、完善的不良反应报告制度、空间和时间上广泛的学术交流，以及大范围的流行病学调查。

医学伦理学的两个原则对于中医同样适用，只要中医仍然坚持要以国家医疗体制的名义进行医疗活动。那个无人知道既不为过的原则在中医身上也不例 外。所以我们今天绝不可能去追究古代医学家的错误，尽管有些错误今天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在古代没有先进的科学手段的条件下，我们不能苛求古人要发现所有人 都发现不了的东西。就如同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对农民qiyi怪圈的评价：在没有任何新的政治体制和哲学思想的情况下，农民qiyi不可能建立起民主制度，批 评农民qiyi的封建怪圈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如果到了今天，在现代医学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相比中医为人类健康做出了更大贡献的情况下，仍然固守古人的那套东西，不求进步，只求保 守。把古人当圣人似得捧杀。拒绝接受甚至诋毁有着事实和科学基础的医疗手段。对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病理生理学等基础的医学知识不学、不懂，只知道在古人 的黄卷中冥思苦想，当发生误诊误治时，就活该得不到医学伦理学的支持了。同时因为中医学界的先天发育不良，上面的那些信息渠道、不良反应报告制度、广泛的 学术交流和大范围的流行病学调查几乎没有，也许想不尴尬都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