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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或者了解中医发展历史的人都应该明白，中医的“证”不是自古就有的，辨证施治也不是中国人祖先一开始治病就强调的原则。中医和所有医学一样，刚开始的时候肯定都是对症治疗，甚至最简单的，就是一种治疗针对一种症状。比如头疼吃什么东西管用，腹泻吃什么东西管用，出血用什么东西涂抹一下管用等等。远古人类发现各种东西对各种症状的作用，肯定一开始都是随机发现的，但是原始人肯定还不会把这种现象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只会简单的因果分析，并且这种因果分析也是非常初级的。最简单的当属时间上的因果关系，比如头痛，然后吃草药，然后头痛缓解，仅仅一次有效原始人还不会将头痛和草药联系起来，只有重复了多次之后，原始人才可能将头痛和草药建立某种模糊的联系。下次再发生头痛的时候，就会有意识的寻找相应的草药。这种过程应该是非常长的，估计一个有效药物的发现可能需要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
以上就是经验医学的最早雏形，古今中外的所有传统医学无不是按照这个规律开端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总会有一些人的症状用草药不管用。比如治疗头痛的草药治疗腹痛就不管用，治疗腹痛的治疗头痛又不管用。古人自然而然的会想到头痛和腹痛可能是不同原因造成的，为了区分哪种药物是治疗腹痛的哪种是治疗头痛的，古人开始自觉地使用实验的方法来验证自己所发现的草药。比如给腹痛的人用各种草药，直到发现有效的那种，就算确定了专门治疗腹痛的草药。显而易见这种方法比完全的随机发现要高明了许多，但还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比如最后一种草药的效果未必不是前面某种草药的假象，在前面的草药即将发挥作用的时候用了后面的草药；又或者有的人的症状不管用不用草药都会消失，现代我们知道很多可以自愈的疾病，古代自然也有。因此，这种时间先后上建立的因果关系从来没有比巫术和迷信获得更多的尊重，因为单纯从时间先后上来看，很多情况都可以发生在症状消失之前，比如巫师的符咒，甚至是太阳的升起。同时，这种实践中积累下来的经验性的医疗活动极容易失传，也许一个部落的治疗头痛的方法随着这个部落被消灭就永远消失了，后世的人得再重新花上百年的时间去发现它。
我想真正的经验的积累应该是从奴隶社会，首先是开始出现专门从事脑力思考的最原始的知识分子，而在原始社会物质条件极为匮乏的条件下，只要是能动弹的大概都得参加体力劳动，所有知识的发现和积累都来自于亲身实践当中，对某种模糊知识的检验也要在亲身实践中进行。古代有很多所谓神农氏、燧人氏的传说，但是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是某个单独的人作出了某项贡献，同时这些人的传说总是有很深的神话色彩，明明是自己祖祖辈辈实践中得来的知识，却总要把它归结为某种神仙的赐予，毋庸置疑和远古时代人类的迷信有关。由于每个人都得参加体力劳动，所以很少有人专门从事思考和总结的工作。而进入奴隶社会以后，有些人得以从体力劳动中解脱，有了更多的思考时间。其次当然是文字的发明，有了文字，一些经验随着某个经验的拥有者的死亡而突然消失的情况大为减少，同时文字的推广也使得经验的传承和交流更加容易。也就是说专职的脑力劳动者和文字的出现，为经验的积累和总结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样对于医疗知识的作用也是如此。《黄帝内经》虽然假托黄帝之名，但我认为不可能真正是黄帝时期的作品，实际上历史学界也普遍认为《黄帝内经》不可能是一人一时之作，真正的作者也不可能是比尧舜禹还要靠前的时代，最可能的是反映战国时期医疗水平，甚至有些部分出自更晚的秦汉和六朝人之手。
虽然有了专职的经验总结和记录者，但真正成为一门系统的理论学说则没那么简单。现存最早的中医学著作大概还是《内经》，如上所述，它的成书年代大概在春秋战国时期，离奴隶社会建立公元前约两千年到春秋战国，居然经历了上千年。之所以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决定的，文字的简陋和不统一，也是经验无法有效保存和传承的原因之一。而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是发生在各诸侯国生产力水平提高，需要大批非官方人才的前提上。众多与西周官学大相径庭的学说开始出现。有了理论，原先的活动，不管是军事、政治，还是生产都会有了方向和依据，医学也不例外。一个关键点是选择何种学说作为理论基础的问题。而作为医学理论基础最初选择道家的学说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拿诸子百家最有名的几个学说作一下比较，比如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儒家和法家更多的是关注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建设，墨家则比较关注技术，但不是医疗技术，而是生产技术，只有道家则将养生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尤其是个体的身心健康被道家认为是头等大事，其他都是身外之物，医学理论不选它选谁？回过头来比较一下就知道了，中医的阴阳转化、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基础基本上从道家的理论演化而来，历代名医很多也有很深的道家背景，孙思邈现在河南的一个故居就是道观。而孔子不论阴阳，《论语》通篇无关阴阳；墨子对五行相生相克持否定的态度；法家的理论和阴阳五行大概更扯不上边了。
有了理论基础，医疗的发展从过去的简单经验积累开始向理论转变。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完善了辩证施治的概念，这个概念虽然在《黄帝内经》中有所体现，但真正完善是在《伤寒杂病论》中。所谓辩证施治，我想最起码反映了这么一个诊疗原则：那就是治病不能依靠单纯的症状，像过去那种头疼吃头疼药，腹痛吃腹痛药的方法是不足取的，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比如一个主要症状背后还有没有其他症状，症状的起因是什么，症状的细微之处，除了病人的症状之外，医生自己还要做一下检查，综合各方面的信息，诊断明确之后再根据诊断治疗。中国的传统医学，终于从症状——药物——效果三者的简单逻辑推断，开始向疾病背后的真实机制出发进行探讨，认为只有综合判断多方信息得出的结论才更有利于指导治疗，这种综合信息的提炼结果，被称为“证”，相比 “症”更能反映疾病的真实情况。而“证” 的名称已经具有现代疾病诊断的很多要素，一个简单的“证”其实包含了很多信息，比如病因、发病机制、病理生理，有些则干脆反映了治疗的选择，比如很多中医的证是以某种方剂为命名的，如“乌梅汤证”、“大陷胸汤证”等等。但是就是这么一部重要的中医著作，差点成为《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先辈，因为张仲景时代还没有印刷术，他的书都是传抄在竹简上，如果不是王叔和对这本书的抢救，恐怕很有可能遗失无考了。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医学理论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了理论基础，有了教科书，并且随着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人对医疗的需求也会逐渐增加，因此医生的数量也应该是逐步增加的。有了同行自然就有了竞争，从医者当然需要进一步提高自身水平来吸引顾客，而学医者也要找治疗效果好的师傅学习。所以古代的医生大概没有那么多对传统医学知识的顶礼膜拜，因为要吃饭，要竞争，还要吃得好穿得好，疗效才是硬道理。
而提高自身水平，无非是通过以下几个途径：第一、找个好师傅，这个前面已经提到了；第二、多实践，医学是一门实践性的理论，即便是现在，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是如此，那些看了几本中医书就觉得通晓中医的，在我看来一点也不奇怪，因为现实中就有很多老头老太太，看了几页日历牌上的健康小知识就敢和医生叫板，对孙子外孙子的诊治措施指手画脚；第三、勤思考，光学习和实践还不行，还要有自己的想法，因为前人的说法未必一定正确，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医学知识，否则张仲景只看《内经》就行了，还写什么自己的书呢？中药也只要一部《神农本草经》就行了，李时珍干吗还要费力写一本《本草纲目》呢？第三、多和外界交流，不仅和同行交流，还要和其他传统医学的医生交流。因为一个师傅再厉害，其知识和能耐也是有限的，有些病别人见过，师傅未必见过，自己师傅治不好的病，其他人可能是小菜一碟。同样中医治不好的病，也可能在少数民族以及外族那里是小菜一碟。中医历史上曾经接受了很多其他民族的医疗经验，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外部有市场需要和同行竞争，内部有自觉自律的学习提高欲望，中医的医疗水平越来越高是个挡都挡不住的趋势。到唐宋时期，中国的医疗水平在全世界恐怕也无人能望其项背。
当然讨论医学问题不能孤立的看待，上面提到唐宋时期的医疗水平，其实那个时期中国的哪个方面不是处于世界前列。我一直认为落后和先进这两个词当用到国家和地区上时，它们的含义非常复杂，既是一个笼统的概称，也代表着非常具体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一个国家落后了，不仅仅是指这个国家打仗打不过人家，也不是仅仅指人们的生活水平较低，而是牵涉到各个方面，比如政治体制、人民的思维观念、人民的自由程度、社会经济、交通、能源、通讯、科学技术、教育等等，当然也包括医疗水平。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现在的哪个方面都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相比的，如果从当代的角度来看，最发达的国家在各个方面几乎都是最优秀的，包括医疗水平，而最不发达的国家各个方面又都是倒数的，当然也包括医疗水平。至今非洲的一些贫穷国家的人生病更多的还是依靠类似于跳大神的活动。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是由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推论，一个国家的整体医疗水平也是和她的生产力水平成正比的。要提高医疗水平，仅靠医生的努力是不够的，因为医生也要受到社会生产力的制约，把一个外科医生放到古代做阑尾炎手术不可能，因为没有手术刀和消毒器材，也没有麻醉和监护装置；把李时珍放到远古时代去治病也无能为力，至少得要个熬药的锅吧，即便找到药也不能直接放到火上烧吧？
既然决定医疗水平的决定因素是社会生产力，那么奴隶社会的医疗水平肯定要超过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肯定要超过奴隶社会，我这里先不论封建社会以后的社会形式，免得立刻招来莫名的攻击。但是我相信即便中医也是要承认中国古代的中医也是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并且相应的那个朝代生产力水平越先进，医疗水平越高，而不是像某些中医粉丝强词夺理的那样：中医从一开始就是最先进的。这个观点即便在中医支持者内部都要被耻笑。纵观整个封建王朝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应该是一个缓慢提高的过程，相应的中医的水平也是在不断提高当中，至明清时期应该是中医达到封建王朝的发展顶峰的时候。但是，这种发展也是有局限性的，大体上总是在经验层面的积累，却难有实质性的重大突破。经过了一千多年的发展，中医人士还是只能在阴阳五行，辩证施治的框架内打转，虽然发明的证型越来越多，所使用的方剂也越来越多，中药的制作工艺进一步复杂化，但是现在看来很多的辩证其实离真正的疾病本质还想去甚远。比如“膈”自古以来是中医的四大顽证之一，其中的噎膈普遍认为是食道癌，但历史上存在很多治疗噎膈成功的案例，我仔细看过这些医案所描述的症状，有很多可以诊断为食道动力障碍，比如弥漫性食管痉挛、贲门失弛缓症，有些则是很像胃食管返流病，这些障碍有些本身就有自愈倾向，有些和精神情绪密切相关，同时也要承认中医药在治疗消化道动力障碍方面确有一定疗效。但同时也有古代中医名家指出，这些所谓的噎膈只是全部噎膈的一部分，即气瘀型和血淤型，如果是真的噎膈，恐怕难以有效。似乎已经认识到真正的噎膈和所谓的气瘀血瘀型噎膈并非一种疾病，所谓真正的噎膈，从现在的一些权威教科书以及古代医案记录上分析应该就是食道癌。我认为这在当时没有内镜、影像和尸检的条件下，是非常不容易的，肯定是在详细观察大量病人并且反复治疗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上得出来的结论。
这里就会提到一个极富争议的问题，怎么古代的医生就是不肯做一下解剖的研究呢？食道癌死亡的病人，食道内部肯定是严重梗阻的，甚至在晚期会在身体的表浅和内部的一些器官上发现转移病灶，如果做了解剖，那古代医学岂不是会少走很多弯路吗？进一步会牵涉到中医科学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又是很敏感的，暂时不讨论，我们就单看一看解剖的问题。实际上，古代医学在早期的时候是有解剖的，在《内经》中有很多关于人体解剖的描写，至于后世逐渐放弃了人体解剖这一传统，我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文化的影响。古人把身体的完整性看的非常重要，即便是死刑，绞刑一向是被认为比砍头较仁慈的刑法，因为前者可以留全尸，而实际上，如果单纯从痛觉上考虑，绞刑应该比砍头更残忍。在这种文化环境下，要想找一具尸体进行解剖要面对自身和外界的多重压力，弄不好还要吃官司丢性命。一直到清代的王清任，还只能去找那种饿死丢弃街旁的小孩尸体作研究。说到这儿，可能又会有比较激进的朋友把帐算到孔老人家身上，我也曾经这样想过，但是看问题要辩证的看。首先我认为孔子身后的很多事情不能全部算到他自己身上，他自己在世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想过后世有一个叫董仲舒的后生把自己的学说立为国家执政纲领，孔子在自己有生之年并没有取得太高的政治地位，其次后世的有些人将孔子的一两句话拿出来撑腰也不能怪孔子，不是传说泼皮无赖都能拿《论语》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吗？谁让孔子那个时候没有印刷术，没有造纸术，逼得这些先贤们为了能够方便自己的学说被传阅只好惜字如金，而无法进行详细的阐述和操作规范。从医学角度来说，儒家独大的思想确实为医学的发展制造了桎梏，但同时我们还要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假如古代医学界放开了人体解剖的禁忌，人们对身体不那么敬畏，甚至发现还能够从解剖人体中获得好处，下一步会发展成什么样就不好说了。尤其是当封建高层统治者发现人体解剖、人体试验可以为自己遴选更有效的药物，甚至就单纯从老百姓吃什么补什么的角度，他们也是决不吝惜老百姓的生命和身体来给自己服务的。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当伦理缺位与现代医学相逢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是有过教训的，纳粹集中营和731部队，是人类永远挥之不去的梦魇。

如果谈论孔子恐怕三天三夜也谈不完，也超过了我的能力。之所以在这里罗嗦半天，是要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孤立的机械的看待历史上的思想，基本上一种思想是否被社会所接受，与它是否和当时的政治环境相适应又很大的关系。而决定政治环境的是生产关系，而决定生产关系的又是什么？初中生都知道：是社会生产力。归根结底，一切都离不开社会生产力这个大前提。

生产力对医学的影响是非常具体的，即便我们无法像历史学家一样总结出一二三，也还是可以从一些历史事件以及社会常识中获得一些启发。比如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商业的发展，而商业的发展则又可以促进交通，因为商家只有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运往另外一个需要的地方才有钱赚，在促进商品流通的过程中，同时促进了信息的交流。我前面说过，医生要想提高自己的诊疗水平，交流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从康熙朝的两件事情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交流的重要性。一件发生在康熙自己身上。公元1963年，康熙患上了疟疾，当时的御医束手无策，还是被传教士带来的金鸡纳霜所救。这算是中外交流了，另外一件则反映了国内交流的重要性，那就是清王朝对种痘的推广，如果不是国内的信息交流，康熙也不会知道有这样一个预防天花的好办法。此外，如果不是交流，种痘的方法也不会流传到俄罗斯以致欧洲，成为现在中医都引以为傲的一个丰功伟绩。但是这个时候的中医种痘也仍然是一种经验，古人根本不知道免疫系统是什么，所以也无法用免疫学的方法阐明种痘的原理，并且，清朝皇子种痘还掺杂着严重的迷信色彩。据历史记载，清朝皇子种痘需置于秘室中，为了避光，四周都用黑、红两色毡子围住。此外，在旁边的房间，还专门设堂，供奉天仙娘娘、痘疹娘娘、眼光娘娘、痘儿哥哥、药王、药圣、城隍、土地等，以祈求诸神的保佑。可见，到了我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王期，中医的地位比泥塑的神像仍然高不了多少，可比今天悲哀多了。

中医与生产力的关系，远不是上面那样一个例子能够概括的，还要复杂的多。医学也不可能自己独立的发展，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进步，反过来又能够促进其他学科的发展。在古代缺少物理、化学等一系列基础学科的前提下，中医也只能借助古代那套陈旧的阴阳五行学说，不是中医不想借鉴其他的理论学说，而是实在可选择的有限。所以，尽管古代从来不缺乏对阴阳五行的调侃和批判，但始终无法动摇其根本地位。而且，作为模糊的哲学概念，似乎无论如何总能给自己发现的现象做出解释，哪怕是完全相反的现象。况且，五行的观念已经深入了古人心中，由五行衍生出五脏、五音、五味、五色、五情、五志、五方，仿佛不搞出五个来就算不得正统的学问。我们不能用调侃的目光看待古人的这些思维成果，尽管除了给一些喜欢穿马褂摇纸扇的人加一点合适的台词，基本上现代生活没有多少用处。指望他们能够进一步从组织、细胞、蛋白和分子水平去研究人体是不可能的，因为缺少必要的工具。如果医学也算作一门产业的话，那么医疗所用的工具也算生产工具。而生产工具是谁的标志？初中生也知道：还是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