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 24

坏到底

 

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列宁,《纪念葛伊甸伯爵》,1907年6月

 

汶川大地震爆发后,无数在教室上课的学生被偷工减料的校舍活埋。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绵阳市教育局副局长姚定毅然决然地一口咬定活埋师生的豆腐渣校舍不是豆腐渣工程。更有绵竹市委书记扔了脸不要,在记者的闪光灯下为遇难学生的父母下跪,只在阻挠家长们追查豆腐渣校舍中的犯罪行为。而德阳市(绵竹市的上级市)常务副市长张金明则信誓旦旦地宣称一旦查出此事中有人涉嫌违法问题,“我们将把他送上法庭!”然而,事隔近半年,没有任何人因此受到法律的制裁,可谓奇哉!难道所有的坏蛋都被震死了?即使都震死了,也该给遇难者的家属一个交代,然而除了几个良心坏掉的“专家”继续在用术语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行以外,什么也没有,没有!就是那个出尔反尔的假辟谣真造谣的四川省卫生厅厅长沈骥依然地位稳固而不可动摇,继续干着他的那些勾当!

 

在地震的伤痛尚未抚平的时候,三鹿往婴幼儿奶粉里添加化工废料毒害婴儿的罪行就暴露了出来,继而牵出国内绝大部分奶制品企业同样的罪恶行径,举世震惊!从人类文明诞生以来,尚未发生过如此大规模地针对婴幼儿的丧尽天良的犯罪行为,然而我泱泱中华在五千年文化的孕育下,以三鹿为首的中国奶制品企业和腐败官僚终于彻底地开拓出了人类犯罪的新天地,于此竟无一外夷敢于争锋,可叹!可叹!太簇先生愤言,毒奶粉事件堪比日本七三一部队在中国的人体实验。窃以为,是有过之!

 

11日,在三鹿的罪行被揭发出来的初期,三鹿百般抵赖,更拉出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的“产品安全鉴定”为自己开脱罪责。事发后,在人们的指责声中,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对自己昧良心做假鉴定的罪行矢口否认。或以为,三鹿在说谎。然而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在三鹿“说谎”欺骗公众的时候不站出来对此进行谴责却于事情暴露无法掩盖之时出来喊冤,不是实实在在地告诉公众:我就是不承认,你能怎么地,哼!?面对凌驾法律之上的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这个无赖的丑恶嘴脸,愤怒的布衣们只得应了那个狗王上的话,唯以头戗地而,如太簇先生所言“把脑袋埋在沙子里,把屁股高高地撅起,等着同文同种的人来踢”!

 

然而,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岂秦王对布衣和帝王之怒的精辟见解所覆盖,尚有中医中药这个用来治疗身体疾病的伟大文化呢(ni)!每遇国难,凡我国人受难之处,必有中医中药干着诈骗患者钱财,谋害患者性命的犯罪勾当。此次拿婴幼儿做三聚氰胺人体实验的罪行暴露后依然不能例外!四川省卫生厅也就纵容官员殴打志愿者而已,而甘肃省卫生厅却伙同甘肃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对受毒奶粉残害的婴儿做新药实验(1),可谓较三鹿更甚,遑论日本的七三一部队了!日本的七三一部队用健康的活人做实验,以三鹿为首的中国奶制品企业用尚不能言的婴幼儿做三聚氰胺耐受实验,而甘肃省卫生厅却伙同甘肃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对患儿做药物实验!问四方蛮夷诸邦,敢有犯下如此残忍罪行的吗?

 

坏到底了!

 

克己明德

2008年9月24日

 

附:

1. 评“甘肃研制出中药制剂治疗婴幼儿泌尿结石”

http://www.xys-reader.org/blogs/fangzhouzi?p=10650#comment-85786

 

 

Sep 22

【按:自做孽不可活!三鹿毒奶粉本是国内奸商和腐败官僚对人民犯罪的行为,可如今偏有人要把它讲成国外反华势力的杰作。一边安慰人民欧洲美国有标准,服用少量的三聚氰胺吃不死人,一边又要查国外奶粉中的三聚氰胺,结果没有查到,很让这些混蛋失望。所以便要编出反华势力策划了三鹿毒奶粉事件。本计划要明目张胆地劝告人民为了民族企业牺牲自己孩子的生命(当然,狗腿子和老爷们的孩子是不能牺牲的),又怕赤裸裸地激起人民更大的愤怒,便想到了这一下流龌龊的招数来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行,无耻啊,无耻!!】
“三鹿事件”:须警惕境外利益机构趁火打劫

( 2008-09-22 14:43:43) 稿件来源:新华网

“三鹿奶粉”事件爆发后,已经引起政府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并采取了迅速而有效的处理方式。然而包括路透社在内的多家境外媒体,却借题发挥,借”三鹿事件”开展针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专家指出,除国家应制定出更加严格的监察制度之外,还应该警惕境外利益机构的趁火打劫。

“三鹿事件”应引起反思

事件发生之后,国家相关部门迅速作出反应,9月13日,党中央、国务院即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机制,成立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由卫生部牵头,国家质检总局、工商总局、农业部、公安部、食品药品监管局等部门和河北省人民政府参加,共同做好事故处置工作。

17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全国全面检查奶制品,整顿奶制品行业。
按照对奶制品进行全面检查的要求,国家质检总局在完成婴幼儿奶粉三聚氰胺全国专项监督检查后,又紧急组织开展了全国液态奶三聚氰胺专项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市场上绝大部分液态奶是安全的。但伊利、光明、蒙牛三家国内知名的乳品企业仍被检查出,液态奶中也含有三聚氰胺成分。

而这一事件也为大家敲响了警钟。这次”三鹿事件”爆发,中国国内知名的乳品企业几乎全被涉及入内,使得乳品行业内靠加入三聚氰胺增加蛋白质含量的”潜规则”暴露无遗。国家已经宣布取消了食品行业内”免检产品”的制度,同时要求有关地方和部门要认真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切实保证人民群众的食品消费安全。

专家们表示,应当利用这样的契机,增强我国食品行业的监管力度。制定出乳制品的国家标准,方便监察部门有案可据。增强监管部门的执行能力,对外公布监测方法,增添高科技现代化检测设备。同时,还应当坚持定期监察制度,随时对外公布放心产品,让人民群众能够安心。

另外,还要从源头解决问题,应当下大力度针对奶源收购环节进行整顿,关键是要制订出合理的收奶限价,确保奶农有合理的利润,结束奶源收购环节混乱的局面,杜绝大企业欺行霸市、哄抢奶源的情况继续发生。另外,还需对奶农进行深入的素质教育,监督机构定期对奶源进行抽检,加强原料监控,从根本上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

喝了”问题奶”怎么办?

由于液态奶中水的成分占了90%,因此其中所含的三聚氰胺成分得到了稀释,对成年人的健康并无大碍。专家指出,按照最严格的评估标准计算:以一个标准体重60公斤的成年人为例,食用名单中含三聚氰胺含量的液态奶,如每天不超过2公升(即8袋,每袋250毫升),对人体是安全的,到目前为止也未发现由于食用上述品牌液态奶导致泌尿系统结石的病例。

需警惕境外利益机构趁火打劫

虽然我国政府已经迅速的启动了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机制,并做出了快速妥善的善后工作,但仍有一些境外利益机构集体发挥,趁火打劫。

据路透社9月15日发出的一则名为《恒天然曾要求召回三路受污染奶粉但未被理会》的报道中称,”新西兰总理克拉克周一称,当持有中国奶粉厂商三路集团43%股份的新西兰乳业巨头恒天然要求召回受污染的三鹿配方奶粉时,中国官员并没有这么做,目前这些奶粉已经造成400多名婴儿患病和至少一名婴儿死亡。”

包括路透社在内的多家境外媒体借三鹿奶粉事件炒作,指责中国政府已于8月份便得知这一问题的存在,但为了举办奥运会便未予及时处理。还是在新西兰政府强烈要求下,中国政府才开展行动。

据消息人士指出,前些时间,据海关数据显示,新西兰奶粉从每吨2000美元一吨提价到5300美元一吨,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乳品行业大幅度提价。国内奶比进口奶便宜,各乳品生产商便在中国展开了一场奶源争夺大战。甚至有部分国外奶源供应商利用资金实力,在取得优先订购权后,收进来的中国奶源,进行分级,不含抗生素、化学物质的优等品出口至国外,把劣品则留在国内,卖给国内乳品公司。直到”三鹿事件爆发”之后,这一不为人知的行业潜规则才得以曝光。

虽然持有三鹿集团43%股份的恒天然集团势必会遭受严重损失,但对新西兰这样的乳业大国来说,却是利好消息。进口奶粉的价格本已居高不下,而”三鹿事件”之后,进口奶粉的价格势必还会进一步上涨。《重庆晨报》报道,仅在重庆本地,洋奶粉的销量就上涨了40%左右,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洋奶粉脱销的情况。

据了解,国内高端婴幼儿配方奶粉市场的霸主”美赞臣”,已率先推出一款升级配方奶粉,相比升级前产品涨价幅度超过15%。洋奶粉借此机会大搞促销活动,国外乳品企业亦有在中国市场联合涨价的计划。

由于目前外资奶粉已占据国内高端婴幼儿奶粉市场的半壁江山,一些市民担忧或将遭遇洋奶粉的价格垄断。业内人士则担忧,国内奶粉商将面临更加严酷的挤兑和挑战。因此,我国须时刻关注境外相关利益机构的动态,警惕有别有用心人士利用这一机会搞小动作,防止其借此煽风点火并趁火打劫,使国内乳品行业继续蒙受巨大的损失。

Sep 19
三鹿事件:无耻者无畏

三鹿残害婴幼儿的罪行能够被曝光,据说新西兰政府是幕后的大英雄,而我们河北省的某地方政府则是阻挠曝光三鹿毒害婴儿罪恶行为的最大反对者,这事情实在是让我感到有些羞耻和不安!然而,河北省政府似乎对此颇不以为然,依然继续为三鹿的犯罪行为寻找开脱的理由,不知道这是否折射出了当下的一些政府官员对类似事件的普遍心态。倘若如此,我们便要寝食难安了!然而最可怕的事情是,有否政府官员参与到三鹿毒害婴儿的犯罪行为中,如国家质检总局为什么会把免检牌发给三鹿这样的企业,为什么要删除掉6月份消费者投诉的帖子,为什么面对消费者的投诉无所作为,地方政府为什么要掩盖真相,让人不得不怀疑他们与三鹿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利益来往。

从前翻《资治通鉴》时,看到有个叫刘昱的皇帝喜欢装成强盗劫杀路人,觉得荒唐变态。而今看CCTV、国家质检总局、河北省政府及某地方政府的作为,相去这个混蛋皇帝不远矣!昔日皇帝的变态,使得“民间扰惧,昼日不敢开门,道上行人殆绝”,而今三鹿们及其帮凶的罪恶行为也使得国人闻奶色变,凡育婴之家无不胆战心惊、惶惧不安。

自从河北省公开了逮捕“不法奶农”的消息后,人们对三鹿奶粉中三聚氰胺是从奶源上加进去的颇多质疑,其中尤为怀疑这两个不法奶农丰富的化学知识和高超的化工技艺,以为三聚氰胺是三鹿在生产过程中掺入的,因为直接把三聚氰胺加进成品奶粉中对技术的要求相对与把它加进液态牛奶中要低得多。然而,河北省副省长再一次透露了这两个不法奶农具备极高的化学化工专业素养,他们晓得通过添加其他化工原料以增加三聚氰胺在液态牛奶中的溶解度。这两个人对这些掺杂到牛奶中的化学物质理化性质的熟悉程度以及对这些物质的多组分相图的理解所达到的深刻程度远非普通专业人士可比,从其产品躲过三鹿的审查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些化学品的定量掺杂已经达到很高技术水平,建议调查组对其奶场进行深入的检查,或许可以发现相当先进的掺杂工厂。

不法奶农的这一项掺杂技术所达到的高度远非把三聚氰胺掺杂到动物饲料中可比。首先,对增加三聚氰胺在液态牛奶中溶解度的化合物的选择就是相当有技术含量的,不经过小剂量试验的大量探索以及大量专业文献的检索很难确定合适的物质,因为这物质不但要在牛奶中有一定的溶解度而且对三聚氰胺也得有相当的溶解度,并且所有物质的混合不会改变液态奶的表观物理性质,如颜色、气味以及粘度等,而且还要保证在加工过程中牛奶不会因为添加了化工原料而出现异常情况。其次,这些物质的互溶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因此必须定量确定加入化合物的数量,而且需要一定的精确度,这都需要大量的实验来确定。目前,我国本科教育阶段物理化学课程的关于相平衡一章的内容虽有介绍相图,但是多组分相图的识读要求最高也仅限于三组分相图,而这两个奶农在牛奶中掺杂化工原料所使用的相图已经完全超出了一个化学化工专业本科生的知识范围,由此可见他们的专业技术水平已经到了很高的程度。不过,话又说回来,有人相信那两个奶农具备如此高超的化工技艺和如此渊博专业的化学知识吗?他们的掺杂技术涉及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以及化学工程等多个学科的专业知识,他们有这个能力吗?恐怕只有深受中医思维毒害的人才会相信民间多奇人这样的荒唐事。窃以为,接下来,怕是要向公众公布这两个不法奶农是从哪里学到这些精深的专业知识了!

三鹿毒奶粉事件唯一的正面效应在于它促使国家相关机构对全国婴幼儿奶粉的普遍检测(目前尚不能说彻底),对于预防更多未出生婴儿免遭荼毒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说,已经开始对进口奶制品也进行三聚氰胺的检测,224个样品全部合格。看来,对于消费者来说,购买进口奶制品是一个基本安全的选择了。虽然对进口奶制品进行检测是基本要求,但是在这个时刻对进口奶制品进行三聚氰胺检测,从最恶意的角度来揣测恐怕是急于想要给国内企业的犯罪行为找一个开脱的借口。目前从全世界来讲,也只有中国发生了奶制品企业把三聚氰胺这种化工原料(有些可能用的是价格更便宜的化工废料)作为食品添加剂掺加到奶制品中来毒害婴幼儿,因此根据某些人一贯的“和尚摸得,老子就摸不得?”的普遍心理揣测,恐怕某些人是急于在进口奶制品中发现三聚氰胺,从而好告诉公众“外国人也这么做,凭什么单咬住中国不放”,遗憾的是至今没有发现!国产奶制品的灭顶之灾恐怕是怎么也躲不过了,即使政府公布产品安全的企业名单,又有谁敢于冒着国内普遍存在往奶制品中添加化工废料这一规则的风险给自己的孩子喂国产奶粉,或自己食用国产奶制品?更遑论人们现在对相关国家机关是如此的不信任!要建立人民对国内企业的信任,难啦!

更叫人愤怒的是现在居然有人开始计算三聚氰胺对人体造成伤害的上限量,煞有介事地试图告诉人们:“没关系,那点东西吃不死人”,其潜台词是“什么吃多了对人体都有害,吃那么点三聚氰胺不算什么”,而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大概是“是药三分毒”的中医心理,可叹我们的国粹终于又找到发挥作用的时候了!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大概是要告诉人们往奶粉里加化工原料三聚氰胺,只要数量不达到有害上限量就没有关系,所以没有必要对其他添加的少的企业揪住不放!比如“伊利发表了一个声明,声称其儿童奶粉普通袋装三聚氰胺含量每公斤12毫克,低于安全阈值,所以是安全的合格产品。”可见国内这些企业已经穷凶极恶利令智昏到什么程度了,而这些无良企业竟然都是我们的国家质检总局向人民保证的产品免检企业!

无良企业为了谋取利益,置消费者生死于不顾;某些国家机关为了些许金钱利益,极力为违法企业开脱罪责甚至参与犯罪;而某些无耻文人更是趁机兴风作浪,迷惑视听,误导公众。5.12汶川大地震期间,所谓的“大师”余秋雨试图用佛祖的博爱来为“豆腐渣”校舍的制造者开脱罪责,更无耻的王兆山竟然强奸鬼意,代替遇难的同胞欣喜若狂!而此次三鹿毒奶粉事件后,更有什么“笑蜀”试图把具体犯罪行为泛化成民族的劣根性来为犯罪企业弱化罪责,比基督教用泛爱为犯罪分子开脱还要无耻至极!“笑蜀”企图把无良企业对婴幼儿的犯罪行为摊分到每一个中国公民的身上,以为其实每一个中国人对此都负有天生的责任,谁也别说别人比自己更坏!不但泛化了违法企业的罪责,而且试图通过“无病呻吟”的“自省”来掩盖相关国家职能部门的渎职和不作为,实在是已经到了堪与地震中的“天谴论”相形并论的无耻地步了!

人言,无知者无畏,而今已经是“无耻者无畏了”。明摆着告诉你,老子已经下作到这个地步了,你能怎么地?活脱脱一副无赖流氓的嘴脸!

相关资料:

1. 揭发三鹿奶粉丑闻的幕后英雄——新西兰政府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9/sanlu75.txt

2. 不含三聚氰胺就安全吗?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9/sanlu70.txt

3. 进口乳及乳制品目前已检测224个样品 未检出三聚氰胺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9/sanlu79.txt

4. “三鹿奶粉”事件中的数字问题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blog/sanlu.txt

5. 谁来保护我们的孩子?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9/sanlu61.txt

Sep 17

【按:我们的国家质检总局简直就是与不法商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不法机关。这一点从它对三鹿的无耻吹捧和掩盖真相可以看出来。而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犯罪奶制品企业被揭露出来,更昭显了国家质检总局及它在地方的子机构在这些企业违法犯罪过程中助纣为虐的嘴脸。相比于美国的FDA,国家质检总局的卑劣程度已经到了不能用语言描述的地步。特地在这里引用一篇新语丝网友的旧作来把美国的FDA和国家质检总局现实中的无耻行径做个对照,把它的无耻嘴脸赤裸裸地暴露在阳光下,使人们能认清它们的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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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FDA

作者:歪脖子树

邂逅认识FDA

好多年之前,我的一辆小货车(Toyota Pick-up)被盗,一个月后,警察来电话通知我,失踪的车找到了,让我去一家墨西哥饭店停车场认领。我赶到现场,两位警察正在等我,他们虽然没有逮住盗车贼,但是破案线索十分明显—— 一箱箱的面包,整整齐齐地码放了高高的一车。粗略估计,少说也有四、五百磅重,够一个营的士兵吃一天了。

面包有多种风味:旧金山的酸面包,法国园面包,墨西哥风味的扁面包…… 仔细检查包装标签,发觉这些面包刚刚过了销售日期一两天。

我对着这一车的面包发愁,请教警察如何处理。警察毫不犹豫地告诉我:“扔掉!”

“哪有这么大的垃圾箱,你让我直接开到垃圾场去!”我想这一车面包,按照体积收费,垃圾场至少要收二、三十元。

警察掏出一张卡片,说到这个垃圾站去,不收费。

警察还告诉我,这些面包虽然刚超过销售期,有的甚至比你家餐桌上的面包还新鲜,但是商店继续销售就违法了。如果有人自己从车上拿些面包回家去,那还好;如果你送给人吃,万一有呕吐腹泻的现象,你要负法律责任,这是FDA的规定。

我把车上一箱一箱的面包扑通扑通推落到垃圾堆里,感慨不已。少年时代,我在大陆经历过经济困难,挨过饿,掉在桌子上的饭粒要捡起来吃,珍惜粮食是父母从小的教诲。而大洋这边的美国竟如此暴殄天物,还名正言顺合理合法,FDA、FDA地叫唤不停!

就这样,我认识了FDA——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忠诚的守护神

1906年,作家辛克莱发行他的小说“丛林”,其中对芝加哥肉品加工业内幕作了无情揭露:工厂把发了霉的火腿切碎填入香肠;工人在肉锭上走来走去并随地吐痰;被毒死的老鼠被掺进绞肉机;洗过手的污水配制佐料……肮脏的食品加工厂令人作呕,引起美国大众的义愤,肉类食品销售下降,欧洲也消减了一半从美国进口的肉类,引起美国畜牧业的恐慌。

当时的总统西德·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约辛克莱会面,并派出人员实地考察。芝加哥的食品加工业一片紧张,各工厂做了许多表面化的清洁工作。但是,考察员还是做出了“食品加工业的现状,令人厌恶”的评语。总统借助舆论界的压力,在6月30日通过了《食物和药品法案》、《肉类检查法案》。并组建了以威利博士(Dr. Wiley)为首,共11名专家学者组成的班子,形成了最初的FDA——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威利博士是一位有名望的化学科学家,也有着科学家的严谨和无情,在他的领导下,逐步建立起食品加工的规章制度,树立起美国食品安全的信誉。

FDA监管范围包括食品药物以及加工所使用的机器设备,后来扩展到化妆品、营养品、动物饲料。随着科技进步,一些无线电辐射型产品也归于FDA管辖。鉴于篇幅,只谈涉及食品管理内容。

FDA监管了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0%,它的行政预算每年20亿美元,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天花费不到2分钱支持它运转。在美国的诸多政府机构中,被认为是花钱最节省,办事最多的政府机构。

一百年来,FDA忠于职守,一丝不苟,令企业家生畏;它与人为善,让民众放心。FDA是美国人健康的守护神。它实践着美国建国者对国家职能的定义。“政府是,而且应该是为保护公共利益的和人民安全而设立的。”(“Government is, or ought to be, instituted for the common benefit, protection, and security of the people……”——Teorge Mason, Virginia Bill of Rights, June 12, 1776)

宁严勿宽的标准

FDA制定的管理和控制标准,是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的。比如说冰箱的保鲜温度在华氏33—38度,这个温度段能有效抑制细菌生长;而从室温到100华氏度,则是细菌繁殖的好条件;温度高于140华氏度,则又有灭菌作用……所以美国市场卖的易腐败食物,要么放在冷处,要么放在热处。你看不到这种情景:在露天的架子上倒挂着半片新鲜猪肉,恭候着顾客一刀刀割了卖。尽管顾客认为这样的肉新鲜好吃,但FDA定为不合卫生标准。

FDA还会做一些抽查,如果AMTRAK火车公司管理人员悄悄传话,今天FDA人员到访。全公司职工一定绷紧神经。食品供应环境,冰箱温度都是检查重点。一旦冰箱温度超标,里面的食品都得报废。存储食品的冰箱断电时间不得超过45分钟,否则,冰箱内的食品要丢弃。所以调度人员小心谨慎,一定是在万事俱备,临发车之前才把食品从供应站的冰箱迅速移入餐车冰箱。

偶然也有食品报废的时候,尽管那食品看上去依旧新鲜,公司经理完全有把握地当着FDA官员的面表演:“不信,我吃给你看!”——那无济于事,这些食品从法律上已经不能给人食用了。

美国司法对于食品给民众造成损害的惩罚也是很重的,最著名的是莉贝克老太太起诉麦当劳咖啡烫伤大腿的案件,这个案件中尽管莉贝克太太本人也负有责任,法院最后判给莉贝克16万美元赔偿,另加48万美元的罚金,以惩罚麦当劳没有严格控制咖啡的温度,疏忽责任。如果因为食品变质给顾客造成伤害,更是有口难辨,难逃法网,高额罚金会让老板刻骨铭心。

涉及食品安全,公司宁愿陪上十二分的小心,以换取十分的把握。这样浪费现象也就出现了,就像一只苹果,上面有一个斑点,我们的看法,挖掉那块斑点,苹果还可以吃,美国的做法,把整个苹果投到垃圾箱里。这让我们这些小户勤俭人家看起来心痛。

美国FDA的食品控制标准,宁严勿宽,保险系数大;不惜浪费,以保平安。物在美国而贱,人在美国而贵。

国际恶人FDA

FDA经常给进口商找麻烦,远的不说,就在去年年底,FDA从进口中国鲤鱼监测到两种被禁用的抗生素,先后下令海关扣留了49批鱼货。美国水产养殖业被中国进口鱼类产品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一次就大声哼哼了,养殖场老板迪斯说:“你找便宜货,结果把自己的小命也弄得不值钱了!”

迪斯的话有他的道理,也显然带有他的幸灾乐祸情绪。

最近,中国的动物饲料引起宠物死亡。FDA很快发现饲料里含有添加剂三聚氰胺,会造成动物肾衰竭而死。FDA派员跨海到中国饲料生产公司调查,结果发现了中国政府不能发现的问题。

少许的三聚氰胺加入动物饲料之后,可以使化验结果出现假象——饲料中蛋白质含量的数据,被夸大了。这样制造商可以大量节省下大豆、麦麸、鱼粉等高蛋白质原料,大大降低成本。三聚氰胺本身没有任何营养,按照中国的标准,也是没有毒的。饲料公司用这种下三烂手法谋取不义之利,在中国国内已经有15年历史了。

三聚氰胺本来是建材工业、塑料工业的原料。饲料中加进去的三聚氰胺是工业废品。山东一家化工厂把这些废品填到地下,形成地基在上面建造了房屋。近年来,饲料公司求购废品三聚氰胺心切,以致山东那家化工厂把房屋拆掉,把掩埋在地基下的工厂废料挖出来,卖给饲料公司。这种掺假掺毒的动物饲料,还真蒙混到了美国。有6千头用这种毒饲料的肉猪,还流入市场。(说不定我们已经吃进肚子里了,最近又有2千万只肉用鸡被发现有同样问题,已被FDA禁止上市)。而那些长期用毒饲料喂养的宠物,由于毒素的积累作用,终于神秘死亡。

美国禁止对中国水产品和动物饲料的进口,很快引起国际连锁反应。欧洲共同体、挪威、捷克、罗马尼亚、俄国等,很快发觉美国FDA所言不虚,纷纷禁止中国同类产品进口,中国对此先表示抗议,后表示遗憾,再后来就不吭气了。据说,现在徐州生物技术开发公司的经理被拘押审查。该公司把掺假掺毒也列入一种生物技术去开发,太可怕了,简直无异于谋财害命。

作为海外华人,我们希望美中贸易前途广阔,希望中国从美国赚取大把美元,乐见中国产品冲击世界市场。中国产品价钱低廉,原因很多:如果因为中国工人薪资低下,我们会带着同情的态度消费中国产品;如果因为中国工人勤奋生产效率高,我们会带着一种欣赏的心情选购中国产品;如果是因为中国在工艺技术上的突破,我们会带着佩服的目光推崇中国产品。相反,如果靠掺假甚至掺毒降低成本开拓市场,我们只有鄙视了。这样的商人,其产品贱,其人品更贱。如果这种商人还有政商勾结的背景,那我们就连政府一起鄙视了。

FDA把紧进口的关口,不由通融,恶名在外,惠及美国。

严格食品标准利弊的争论

甘蔗没有两头甜,我们就再说一说不甜的那头。

首先,一种观点认为,严格的标准造成了一些物质浪费,比如上述的一车面包。

但是,有人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反驳说,严格的食品标准并不意味着靠浪费物资去维持,严格的标准只是要求有较高的管理水平。如果从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都重视食品标准,浪费是可以避免的。就像在8点钟开会,不一定比10点钟开会迟到的人数多一样。如果与会者认为会议十分重要,迟到的自然会少。

毫无疑问,严格的标准会促使生产者竭力改良品种,采用先进技术。比如你很难在超级市场看到小个的桃子杏子,不是美国的土地不长僵桃瘪杏,而是果品等级订立的严格,次等货不能摆上超市柜台,那些品质差的果树,自然被农场主淘汰了。这不应该说是浪费,而应该说是进步。

所以,用“严格标准造成浪费”去质疑FDA的食品标准,未必成立,所以,这个观点,先放在那里存疑待考。

下面一点,应该是可以得到大众共鸣的——美国食品加工的严格标准,带来了饮食业的单调。在美国很难出现类似成都小吃、台北大排档那样丰富多彩的特色食品。如果你抱出一坛子酱小菜,说这是祖传秘方配制,鲜美无比,敬请各位品尝,欢迎光顾。FDA首先就找麻烦,别说化验你的配料,看着你怀里揣的那个坛坛罐罐就不顺眼,FDA条例,接触食品的器具,只有规定的不锈钢和其他有数的几样材料。

流动食品小贩更是困难,他们不可能背上个冰箱沿街叫卖,所以流动摊贩制作最精致的食品就是“热狗”——面包一掰,香肠一夹……从佛罗里达到阿拉斯加,都是一个味道。

有人说做一个美国人,少了不少口福,也有人说做一个美国人避免了不少口祸。两方都说得对,功过都源于FDA。

保持口福,防止口祸的FDA还没出现。
(XYS20070722)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freedns.us)(xys-reader.org)◇◇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misc/fda.txt

Se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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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14

 三鹿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被中央电视台誉为“中国婴幼儿奶粉标杆企业”的三鹿集团为了牟利丧心病狂地向消费者出售掺杂了化工废料三聚氰胺的奶粉,截至9月12日已经造成全国13个省市(北京、湖北、湖南、山东、安徽、江西、江苏、陕西、甘肃、宁夏、河南、上海、广东)432例婴幼儿肾结石病例,甘肃一名患儿已经遇害,尚有许多受害幼儿尚未被发现。三鹿集团的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被揭露之后,为了掩饰真相,真可谓是算尽机关、费尽心机,竭尽全力欺瞒人民,使得更多人受害。

9月11日上午,三鹿的恶行被网络充分曝光之后,他们极力否认,并雇佣枪手和黑心专家在大众媒体上“辟谣”。于是,某网站迅速出现了这样的帖子:《汶川大地震三鹿捐出1600万,现在我们四川人就力挺她!》,用四川受灾同胞的名义为自己的卑鄙行径开脱罪责。唯一不提的是,三鹿的这1600万捐款几乎就是自己运往灾区的奶粉的市场价格,而且这些赈灾奶粉运往灾区之前其同种类的产品已经造成婴儿肾结石,并且受到消费者的控诉,但是三鹿集团依然毫不犹豫地瞒着公众把这些可能问题奶粉运往灾区以赢得慈善家的美名。于此同时三鹿雇佣甘肃某质检机构为其产品鉴定。而这个所谓的权威机构,妄顾甘肃已有几十例因服用三鹿奶粉而患肾结石的婴幼儿病例,毅然决然地见利忘义,做出利令智昏的鉴定结果:三鹿奶粉是质量合格的。在三鹿生产销售掺杂化工废料三聚氰胺的事实已经迅速传遍全国,卫生部提醒公众禁止食用三鹿奶粉之后,三鹿才不得不向公众承认自己的经过了1100到检测工序的产品确实掺杂了三聚氰胺,但是不是他们自己加的,是不法供奶商为了牟利掺杂进去的,他们被骗了。然而这个荒诞不经的说法最让公众怀疑的是,为什么三鹿没有在近千道检测工序中发现从源头上已经坏掉的问题产品呢?三鹿是不是在利用资本和权力为自己找替罪羊呢?不管怎样,大概今后只有敢于为了“民族利益”和像三鹿这样的“民族企业”而牺牲生命的勇士才会给自己和自己的孩子服用三鹿奶粉了。因为在他们看来,不支持三鹿的让婴幼儿食用化工废料就是叛国,就是反华势力的代表。

虽然我们知道,这些年资本的力量在中国已经得到了极大的膨胀,但没有想到竟可以膨胀到这个程度。这个被深受中国公众信赖的中央电视台誉为“中国婴幼儿奶粉标杆企业”的三鹿为什么竟然敢犯下如此丧尽天良令人发指穷凶极恶的罪行呢?从这样的企业都可以获得国家质检总局颁发的“免检”鉴定可以看出他们为什么会如此的有恃无恐,从那个甘肃的权威质检机构的为虎作伥我们也可以看出些端倪。难怪此事一暴露出来,河北省副省长首先宣布政府没有三鹿集团的股份,但是他没有讲明白有没有政府公务员在三鹿集团任职,三鹿集团的领导者与政府之间有没有关系。也没有人讲明白三鹿是如何把自己的名字从阜阳劣质奶粉案涉及的奶粉生产商的黑名单上去掉的?

从三鹿在9月11日上午11点尚对奶粉掺杂化工废料百般抵赖,到下午17点否认这些奶粉是自己的产品,到晚上承认自己的产品中确实有三聚氰胺,以及稍后他们自己曝露的“在8月1日已经调查清了自己的产品中含有致婴儿肾结石的化工废料”。我们可以看出三鹿对真相的掩饰不是仓促间做出的,而是经过了长时间精心策划的。之后,更有网友曝料,三鹿曾计划用300万人民币买通百度以对网上关于其毒奶粉的消息进行封锁。后百度更发表声明,证明确有此事,但是三鹿的无理要求已经被百度拒绝。这三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资本集团,竟然敢试图通过封锁言论来达到阻止真相的曝光?与百度对毒奶粉事件的反应不同,国家质检总局的反应令人困惑。据记者透露,6月份的时候已经有人在国家质检总局的网站留言揭露三鹿奶粉导致婴儿肾结石,但是国家质检总局不知何故对此置若罔闻,没有对公众提出任何警醒,使得从那时起又有大量婴儿受害;更不可思议的事是三鹿毒奶粉引起全国关注之后,国家质检总局的网站把6月份的这条留言隐藏起来,试图掩饰,并且对外宣称自9月9日才了解发生了这个事情。

案发前三鹿集团能在全国获得如此大的名声,中央电视台的大力推举功不可没。自2006年11月份,三鹿集团一掷千金扔出2200万砸进央视的广告招标会之后,央视对其另眼相看,投桃报李,于2007年9月2日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每周质量报告》播出了特别节目——《1100到检测关的背后》。其文字播报的开头有这样的描述:中央电视台对三鹿婴幼儿奶粉的生产过程进行了详尽调查,展示了中国婴幼儿奶粉标杆企业——三鹿集团过硬的产品质量和科学、严谨的过程管理。在结尾,央视更是竭尽所能对三鹿集团大肆吹捧:三鹿集团副总裁王玉良说,婴幼儿奶粉关系到下一代的健康和成长,更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婴幼儿奶粉的生产链条比较长,涉及到畜牧养殖、奶牛疫病的防疫和进口原料的检测,还有半成品和工序的检测、包装材料的检测,每一个工艺要求不能出任何的差错,产品的质量就是婴儿的生命,同时也是企业的生命,多年来,三鹿集团一直以高度地责任感、使命感,确保每一代产品安全质优!而今看来,央视的这段吹捧是对三鹿集团所讲的不法奶农投毒这种荒诞不经的狡辩进行的最强有力的驳斥。

目前,国家相关部委的调查正在进行,受害婴幼儿的数量还在继续上升,情况实在让人揪心。最终这些人们寄予希望的国家最高部门会给公众一个什么样的调查结果,人们翘首以待。

 
一些链接:
1. 三鹿一掷千金将全面出击央视广告招标会
http://news.sina.com.cn/s/2006-11-20/092410549095s.shtml

2.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每周质量报告》播出了特别节目——“中国制造”首集——《1100道检测关的背后》。
 http://news.hexun.com/2008-09-12/108771500.html

3. 河北省副省长:河北省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三鹿集团里没有股份。
http://www.zaobao.com/special/newspapers/2008/09/others080914ac.shtml

4.「免检牌」三鹿的共犯
http://www.zaobao.com/special/newspapers/2008/09/hongkong080914f.shtml

5. 网民举报三鹿砸300万屏蔽网络负面消息
http://news.qq.com/a/20080914/001472.htm

6. 百度声明:从未答应屏蔽三鹿负面
http://it.sohu.com/20080913/n259548315.shtml

7. 三鹿事件追踪:质检总局网站6月即有问题奶粉投诉
http://www.sznews.com/health/content/2008-09/12/content_3248596.htm

8. 三鹿集团回应奶粉事件:甘肃质检已证实我们清白
http://news.163.com/08/0911/11/4LID2O9T0001124J.html

 

 

 

 

 

 

 

 
 
 

Sep 14
黄鸣和:是思想而不是火药摧毁了欧洲封建堡垒

川流不息 @ 2008-09-02 06:13    http://wuliucun.ycool.com/post.2935884.html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火药的制作方法传到了欧洲,于是将骑士阶层和封建堡垒炸了个粉碎。

长大以后,我发现,这不是真的。

事实是,在中世纪的黑暗中,城市的发展带来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自治的大学成为异端思想者的乐园和庇护所,而印刷术的改良,则降低了知识传播的成本。

公元5世纪,蛮族们冲进罗马帝国的城市,纵火、抢劫、杀戮、强奸。

在焚城的火光中,艺术品般的城市,给这些尚处于茹毛饮血亲血复仇状态中野蛮人心中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整齐的街道,巍峨的神庙,喷泉与雕塑;看得见的高架引水桥带来山中的清泉,看不见的下水道带走人类生活所创造的肮脏和污秽。罗马人高傲的头颅下面是他们曾经引以为豪的文明,而城市,正是这种文明的陈列馆。

但帝国崩溃了,而被剥落了文明外衣的城市曾经的辉煌也随风而逝。

崩溃后重建的秩序已经与罗马无关,封邦建邑的领主制度取代了罗马帝国的元老院,万神殿、斗兽场、用大理石铺设的浴室,一切的光荣已被历史尘封。为了方便控制和奴役,农民们和农奴们被牢牢地捆绑在土地上,沉重的赋税掏光了他们口袋中的最后一个便士。

但城市的灵魂并未死去,它只是成为土地中沉睡的种子。公元11世纪后,古老的欧洲大地上出现了一个城市复兴的高潮:手工业者的聚集,逃亡的农奴,喧闹的市场,万帆云集的海港,繁忙的交通要津。城市,如同春天女神从土地上唤醒的种子,悄然萌芽后就一发不可遏抑。据统计,仅英国,在12、13两个世纪中,就出现了140多个新城市。

在封建庄园的汪洋中,城市成为逃亡者的避难所和异端的蛰伏地。

国王和领主们对城市的出现保持宽容甚至欢迎的态度,这是因为相对于小农经济的封建庄园,城市无疑能给国王和领主们带来更多的税赋,奢华的生活和长年的征战都是吞噬银子的大嘴兽,许多领主甚至国王已经成为犹太高利贷者的债务人,而城市正好能填补上这个财政窟窿。

城市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力,逃亡的农奴为手工业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在行会面前,这些缺乏谈判资本的逃亡者只能选择用自己的劳力换取城市的暂住权,因为按照当时的法令,逃亡农奴只要在城市中呆满一年零一天便可成为自由人。相比庄园生活,一句西欧谚语说得好: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但上帝每创造一样东西,就会发现他不得不创造更多的东西与之相配套,城市的出现也是如此。城市在一天天壮大,新生事物陆续出现:城市间贸易的需要,出现了货币汇兑和信贷业务;为了减少因海上风暴带来的货物损失,保险业出现了;为了解决因贸易而产生的纠纷,一些城市建立了自己的法庭,法官由议会选举产生,而判决依据的,却是行会所认同的商业习惯而不是国王或教会所颁布的法律。

大学的出现使人们冲破教会对知识的垄断,而印刷术的发展,使得知识传播的成本下降,当一本书可以用一只鸡而不是一个银杯换取时,书籍就从少数人专有的奢侈品而摇身变为大众的日常生活用品。

慢慢地,城市开始有了独立的思想,也有了自己的意志。更重要的是,它有了自己的利益。

当这种意志和利益与封建领主们将城市永久地当成自己的金母鸡好下蛋的如意盘算发生了激烈碰撞时,冲突发生了。

一开始,城市采取的反抗是温和的,商人的精明使他们更愿意用金钱赎买而不是用战争的方式从领主手中取得城市的自治权。

有很多城市成功了,它们用赎买的方式从国王或领主手中拿到了特许状。

但麻烦总归是有的,有些领主说话不算数,或者在若干年后因发生财政困难,进而发现前几年从自己手中获得自由的城市已经成为“金山银海”,想违约收回对城市的治理权,比如法国的琅城。法王路易六世和大主教在花光赎金之后想派兵收回自治权,结果爆发了革命,国王被愤怒的城市居民撕成了碎片。

在这场博弈中,赎买交易和抗暴行动交替进行着。数百年后,大部分的城市获得了完全的自治权:除每年向国王或领主缴纳定额税赋外,无须再承担其它义务,而国王和领主也不得干预城市的事务。市民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成为城市的最高决策机构,有权制定法律,铸造货币,对外宣战及媾和。行政官员通过选举产生,法庭拥有终审权,武装力量只听从市议会的命令。

城市成为中世纪欧洲封建汪洋中的一个个有独立意志的自由之岛,成为资本主义这只布谷鸟下蛋和孵化的暖巢,而最终,也将成为欧洲封建制度的掘墓人。

大学的兴起

中世纪的欧洲是思想和文化的沙漠。不仅普通百姓几乎全是文盲,王公贵族中也很多目不识丁。只有少数高级教士掌握拉丁文,主要是为了阅读圣经和宣传教义。

教会垄断了知识,剥夺了绝大部分社会成员受教育的权利。不仅如此,他们以宗教裁判所和火刑柱禁止一切有悖于宗教的不同观点的产生和传播。教堂的暗室中,教士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刮去古代羊皮手稿上的学术著作,改抄宗教神话。越来越多的书籍被列入禁书的名单,印刷者、传播者和阅读者都会受到惩罚,而教皇格列高利一世却公然为自己的愚民行为辩护,他宣称:“不学无术是信仰虔诚之母。”此话与后世“知识越多越反动。”表达的似乎是同一个意思。

但城市这一封建汪洋中孤岛的出现,给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带来了可能,而不受王权和教会控制的自治的大学,成为在封建专制的暗夜中寻找思想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们的庇护所。自从十一世纪末,在意大利出现欧洲第一所大学波伦亚大学建立起第一个法学院起,法学几乎是每一所大学必设的学科。这是一个重新焕发出生命之光的古老学科,在大学的校园中,教授和学生们一起沉醉在雅典学园思辩传统的快乐中,他们从复兴的罗马法中找回了逻辑的力量和对公平正义的信仰,而十字军的东征,带回许多用阿拉伯语写成的羊皮纸,在那里,学者们兴奋地发现了许多在欧洲只剩下目录或传说的希腊和罗马时代的经典论著和名人的演说手稿。中世纪的大学没有任何政府的拔款,一切都是自给自足,教授和学生们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和知识的渴望而自愿结合在一起,巴黎大学聚集了来自欧洲各地的学生,最多达到五万多人。许多有个性的教授受到学生的追捧,成为学术明星。巴黎大学的阿贝拉尔教授因为经常提出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克的观点,受到当局的封杀。第一道命令是禁止他在巴黎的土地上讲课,于是,法学院的学生告诉他不妨爬到树上去讲课,第二道补充法令是禁止他在巴黎的空中上课,于是,他站在一艘停泊在塞纳河上的船向岸上授课。正是这种决不妥协的笨拙精神,保证了教授和学生通过民主程序共同治理大学的传统。羊群一旦出了黑暗的洞穴见到了外面阳光和青草地,就再也没有力量能够将他们赶回去了。人学会了思考,上帝是否会发笑不得而知,但教会却发愁了,因为他们知道:思想是专制最大的敌人,而知识的垄断被打破之后,罐子就不再是罐子了。

Sep 13
【按:看这无耻的嘴脸,如何能叫人不气愤!不要忘记废墟下的孩童,这是我们这个种族的耻辱!】
已经在公开赖账了
肖雪慧  http://xiaoxuehui.blog.hexun.com/22789635_d.html

先引一则消息:

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部分学校倒塌因处在断裂带

2008年09月04日 11:07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9月4日电针对汶川地震中倒塌学校的建筑质量问题,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主任马宗晋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有些地区的房屋正好处在强地震活动的断裂带上,是抵抗不住地震的。

有记者提问称,中国政府官员曾经保证要彻底调查在地震中倒塌的学校,你是否认为,在倒塌学校中存在着使用劣质建筑材料的问题?这些劣质建筑材料在倒塌的建筑中起到什么作用?是否有中国相关的人因为腐败、接受贿赂而导致学校坍塌而受到惩处?

马宗晋称,在最近一段时间,建设学校房子的速度是比较快的,这其中可能存在一些建筑上的问题。针对这些房子建设的问题,地震发生之后,建设部门专门派出了两千多位专家到灾区进行考察。

马宗晋说,从现在实际的情况看,上千座的学校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包括至少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房屋建设本身的条件问题,比如说它的结构不一定完全合理,材料不一定很坚固,这都是可能的。有些地区的房屋正好是处在强地震活动的断裂带上,所以是抵抗不住地震的,因此不管是儿童的房屋、学校、政府的建设,还是居民的建设,都要被破坏。

马宗晋表示,还在仔细地思考和调查这个问题。调查的目的,就是想要在重新建设学校,以及其他公益性的建筑,应当提高我们对它的认识。正因为如此,政府和相关负责部门要在大量调查之后确定我们应当在哪些地段建设学生的房屋,还有卫生系统,要考虑选地点、选材质、选负责建设的这些人,应该如何去处理。(据中国网文字直播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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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赖账?事情记着呢。重贴下面的地震记事(续三)中一小节,只是无数份记忆中的一份,这些记忆,有文字的,有现场拍摄的,有家长收集的实物证据……多了!我这一小节,只不过是撒点辣椒面,给说谎者找一点不自在:

(11)6月21日读书会:死难学生家长没能如约前来

数千校舍瞬间坍塌,把几万孩子埋葬在了瓦砾下——据凤凰周刊披露,遇难学生已达2万——,鲜花般的生命以活着的人无法想像的痛苦方式凋谢了。

无数事实表明,不合格校舍是最大杀手。教学楼是不允许预制板结构的,但坍塌的都是这种结构,而且无圈梁,许多教学楼甚至没有设计图;不仅结构违规,不少坍塌校舍还用铁丝冒充钢筋,水泥也是劣质的……。

面对痛失儿女、要求讨个公道的家长,某些部门一如既往,找出种种理由来忽悠。

比如,作为校舍质量问题当事方之一的四川省教育厅,迫不及待用震级超过预计强度、校舍建筑时间长、校舍陈旧、设计上的先天缺陷之类说辞来解释学生伤亡惨重这一事实。某些“专家”、“权威”也出来忽悠——他们干的事,我有一比:主子作了恶,他们跟在后面消除作恶痕迹。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马宝民研究员为了解释何以相邻建筑有的倒有的不倒,找出了“场地土对地震波的反应不一样”、“地震波是波浪性传递的,碰到峰顶受到的破坏就大,碰到谷底受到的破坏就小”,还有房屋朝向、修建年代久而缺失抗震设防,等等理由,独独回避了豆腐渣质量这个要害。然而,这次校舍垮塌偏偏是:很多地方旧楼不倒新楼倒。这个事实让省教育厅和“专家、权威”所谓校舍陈旧为垮塌原因之说不攻自破。而“专家、权威”的震波说、峰顶说,如果是几栋教学楼垮塌,也许解释得过去。可是倒了数千校舍,而且,地处平地的聚源镇除了学校倒,什么也没有倒;紧邻新建小学四周的楼房无一倒塌,偏偏中间的学校塌了,并非灾区的重庆也是唯独倒了两所学校;更多地方是官府挺立学校倒掉;同样是学校,也同样处在八级地震震中地带,刘汉希望小学全部屹立不倒;青基会资助建的和香港援建的那几十所希望小学也全都屹立不倒。就好像刘汉希望小学承建方和青基会、香港那些希望小学承建方给震爷行了贿,特意让震波峰顶避开了;好像震波峰顶也懂官本位,只袭击学校、医院和民房;好像震波运动还特别刁,非得钻进四周建筑的中间去直捣新建小学……

Sep 12

你谁啊?

中国人的吵架总要看对方的身份!一旦确定了对手的身份便可以绕开主题另辟蹊径,从身份上下手向对方发出别出心裁的攻击,使之落荒而逃。所以,你会看到有人对鲁迅的绍兴籍说三道四,仿佛一但是绍兴人了就会怎么地似的;方舟子讲地震的科普,就有人谩骂:“你一个学生物的,连专业都搞不好偏要用专家的身份对地震说三道四”;何祚麻做科普批伪科学,偏有无良记者诱套老头的话,然后断章取义肆意诬蔑,并对老头没有在自己的专业做出世界闻名的成绩却揭露别人的诈骗行为的“动机”进行诋毁。反正目的就只有一个:你,你,你,你谁啊?你有什么资格对这事说三道四呢,你!

新语丝9日刊登了“激流一代”的文章《医生缺德——推卸责任的恐吓签名》,文中作者对医院或医生把本来应该由自己承担的风险转嫁到患者身上的卑劣行径进行了揭露。这自然触痛了某些人的敏感神经,于是11日的新语丝就登出了hybyb、cartmaneric、wc三人的反攻文章。这三位对自己所崇尚的信条受到“诋毁”感到非常的愤怒,于是乎引经据典地对“激流一代”的“谬论”进行了义正词严的驳斥,不约而同地在文章的末尾发出“请摆正心态,正视医疗过程中的签名,承担患者应该承担的责任。(hybyb很肯定地认为只有患者才会曝光这样的陋行)”、“你的言行告诉我,你绝对不是一个工作在临床一线,每天和无数患者、家属打交道的临床医生(cartmaneric以己度人,同样坚定地确定了“激流一代”的身份)”、“ 敢问激流是从事何种高尚职业?!(wc的呼喊)”这样的呼号叫嚣。

作为三篇雄文的第一个读者,方舟子巧妙地画龙点睛地用“按”的方式回答了这三篇文章最核心也最关键的“质询”,让我等长了见识。倘这三位不是同一个人,那么我们对中国医生的普遍心态可算是有了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对于一部分人来讲,他们是中国现在医疗体制的极大受益者,这种收益已经使他们忘记了,医生这个职业还是有职业道德约束的。

我猜想,大概这三位看了自己在新语丝上刊登的文章,八成要气得吐血,对方舟子和新语丝暗地里咒上几百遍,扎个草人虐待上十天半月的。倘若,还有要反攻地话,八成要问“‘激流一代’是哪个医院的,有种报上名来,看老子怎么收拾你,竟然敢做叛徒!呸!”

克己明德
2008年9月12日
注:
1、激流一代  《医生缺德——推卸责任的恐吓签名》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medicine/yiyuan170.txt
2、hybyb    《也谈医疗过程中的签名——回》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medicine/yiyuan172.txt
3、cartmaneric   《对一文的看法》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medicine/yiyuan174.txt
4、wc 《医生缺德缺得好!》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medicine/yiyuan173.txt
Sep 12

中国大学的希望在于回归大学精神
作者:肖雪慧    http://xiaoxuehui.blog.hexun.com/8093652_d.html

围绕“21世纪的大学”这个话题,我国涌流出无数豪言壮语,最响亮的自然是“建世界一流大学”。这个目标很好,若脚踏实地朝它努力,于国于民于正在或将要进大学学习的学子都是一大幸事。然而,如果看看当下大学行状,看看还在继续采取的种种不智举措,漂亮言辞好似黑色幽默。

如果说当下中国大学病入膏肓,这个判断不为过。它的衙门化、高耗低质,早就为人诟病。尽管说起大话气壮如牛,在有公信力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却无一所能进入前200名,而且差距还在拉大。腐败方面倒急起直追,各行业中后来居上成为重灾区。腐败招数无奇不有——滥评职称、滥发文凭乃至卖文凭,教学科研质量评估中大规模造假,金钱打点、疏通关系之类学术外功夫在硕士博士授予权等纯学术事务上大派用场,为赚昧心钱收取高额教材回扣甚至与不法书商勾结用盗版教材糊弄学生,如此等等。而如今没人认账但依然实施的所谓“教育产业化”①,使高等教育越来越排斥社会底层,越来越拉大城乡高等教育机会的差距……。但这些显见的、直接触动社会公众神经的问题不过是由我国大学的根本问题衍生的,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我国大学无所坚守,在损害大学品质的力量面前无原则无抵抗,随波逐流,从根本上背离了大学精神。

大学精神寓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传统之中。这些传统使大学在拥有朝向未来的巨大发展潜力的同时,又得以在发展过程中保持稳定流向而能始终作为向社会提供最具独创性贡献的智力权威机构立身于世。我国大学要想回到健康发展轨道,需要重新认识久违了的大学传统精神,了解由这种精神所规导的发展走向,以此为据彻底反省。

一.使大学之为大学的独立、自治、学术自由

大学在欧洲中世纪是作为师生行会诞生的。与其他行会相同的是,成立目的在于维护自身利益;不同的是,不论学生或教师,都是为着知识探究的共同兴趣聚在一起的学者,他们要维护的最重要共同利益,是不受任何干预地进行知识的独立探究和传授。为了这,在教权与王权竞相控制和拉拢大学的情势下,利用教会的庇护对抗世俗政权,又利用从世俗政权那里争得的特权对抗教权。经历了为摆脱外来支配而进行的不懈斗争,大学最终成功地独立于教权与王权,代表着知识领域的最高权威而与信仰领域和世俗政治领域的权威并驾齐驱。

现代大学已经不像中世纪大学,仍然是完全由教师或学生进行管理,或者师生共同管理的自治社团。随着大学功能、使命的扩展以及组织结构、人员构成日趋复杂,它的权力结构也趋多元。但大学始终彰显着独立于宗教、世俗权力以及形形色色的政治、宗教派别和利益集团的自治机构性质,坚守着在早年争取自治特权的斗争中逐渐清晰的功能和角色定位——人类知识和价值的坚守者、传承者与创新、变革的推动者。在现代大学复杂的人员构成中,直接承担着大学知识和价值的传承、创新功能的师生始终是主体;不论权力结构怎样多元,在学术这个核心事务上把关的只能是以学术为业的教师群体;至于知识传播、探索、创新所需的学术自由则在大学的价值体系中一直居于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

其中,独立法人的自治地位使大学能够有效对抗外在力量入侵,避免学术研究和教学的标准受宗教、政治或经济利益支配,这提供了学术不受干扰地按自身规律发展的必要条件。不过,单凭自治地位,并不能确保学术按自身规律发展,不能保证大学成为产生知识和传播知识的基地——如果不同时贯彻学术自由原则的话。知识和真理的进步只能在自由探索和自由辩论中实现,而学术自由意味着包括国家权力在内的任何学术外力量无权干涉知识或思想领域的问题。所以,学术自由提供了进行知识和思想探究必不可少的中立空间,它使师生可以在不受限制的探索中向未知领域挺进,在自由讨论中对已有的知识或思想进行质疑、反思、验证、比较,在平等对话和交锋中对不同思想、信仰和观念的真理性成分和谬误成分进行辨析,并在这过程中发展智慧、谋求共识。如果对学生来说,不拘的探索、自由的论辩、平等的对话一方面是他们精神和智力上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可以使其中有志成为“学术公民”的人受到从事学术研究的必要训练,那么,学术自由对于“ 一生都致力于发展新思想,阐述新观点”②的大学教师更加利益攸关,可以说,教师能否顺利履行自身职责,实现职业抱负,很大程度系于有无学术自由以及学术自由的大小。但不论对学生还是教师,学术自由都保护和激扬了创造精神和反思精神。而大学作为师生聚合地,学术自由在使她成为一个进行知识探究和精神反思的共同体之时,也成就了大学作为新知识、新思想的发源地在推进人类知识和智慧方面的独特贡献。

但学术自由不仅意味着知识和思想探索活动独立于种种外在力量,不仅意味着探索无禁区,同时还意味着对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思想、见解无所偏袒,意味着知识的真伪、思想的对错不由任何权威(无论这权威是个人、机构或组织)宣示,而只能通过自由辩论来呈现,还意味着即使被普遍认定为错误的思想也有存在权利,而这,应该是基于对人的认识能力局限性的承认——人类认识史上,此时视为错误的思想见解中可能含有前瞻性因素的情况决不少见——,何况,哪怕彻底的谬见,也可以使真理性认识在与它辩驳中受到砥砺而更趋成熟。可见,学术自由与思想宽容犹如一币两面。大学正是因了学术自由本质上的包容性,才成为不同思想、信仰、观念得以共存、对话、论争的中立平台;也因了学术自由对各种思想、见解的发展潜力和多种可能性的保护,大学才能成为知识进步和思想创新的前沿。不仅如此,大学还因此成为培育青年人宽容、理性、尊重真相——哪怕真相令人不愉快——等素养的适宜土壤,有这种素养的人视界宽阔、心态开放,尊重人类精神和文化的多元性,热爱真理但不偏执,对与己相异的信仰、观念抱有同情的理解,在精神气质上与对他人对社会极具危险性的极端主义者判然有别。

学术自由对大学是如此重要,一旦背离,大学将丧失其作为知识探究和精神反思共同体的性质,丧失其开发知识、批判性发展知识的功能。所以,大学在维护学术自由上跟争取机构自治一样,进行了持续的斗争和努力。而大学精神就孕育、熔铸于这持续的斗争和努力之中,也直接包蕴在相辅相成的自治传统和学术自由传统之中——这就是独立精神、创造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精神。它们体现在对知识的无私追求上;体现为坚信客观真理具有独立于任何社会派别、超脱于无论世俗的或宗教的利益、标准的权威性;也体现为,在批判性地重估知识文化遗产、审视社会价值和思想体系中保持和发展人类自由知识和人类价值。有鉴于此,笔者曾在《大学之魂》中这样评价其意义:大学精神使大学在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创造与毁灭两种力量无休止的冲突中代表了创造的力量;在人类追寻真理的过程中,大学既是人类在意识中进行伟大探险的先锋,也是世世代代人类赖以支撑的理想和精神价值的守护者。

二.从追求真理的民主机构到现代社会的民主基地

在大学传统的价值谱系中,似乎并未包含民主,但它实际上却内蕴于自治传统和学术自由传统之中,是大学传统的内生价值。即使民主未直接纳入大学用持续的斗争去捍卫的那些价值,它也自会从中体现或生发出来。如果说自治传统使大学早在欧洲尚处于教会和世俗君主统治下的中世纪就已经通过教师、学生的自主管理在实践最重要的民主原则,那么,学术自由则使大学自身一开始就作为“追求真理的民主机构”而存在。学术自由保护不同意见的平等存在和公开表达;鼓励人不服膺于权威而依靠独立判断得出结论;学术自由条件下特有的多种思想、观念并存和自由竞争局面锻炼人通过自由探索来选择和确立自己的信仰,通过辩论、交流解决分歧、求同存异。所以如前所述,学术自由使大学成为培养独立、宽容、理性、善于提问、勇于反思等精神特质的沃土。而这些恰恰是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公民素养。

大学传统与民主之间的历史渊源不限于自治实践,也不限于学术自由氛围有利于培养民主素养,而是在此之外还有更广泛联系。欧洲历史上,大学由于其自治地位,更由于其保存、传播及发展知识的巨大能力和由此获得的崇高声望,最终作为知识权威的代表而与教权、王权并立。可以说这是欧洲权力多元的结构性因素之一,这种权力结构有利于宪政民主的成长。而大学师生提问、质疑、表达异议的精神,甚至在人的思想和精神受到许多禁锢和约束的中世纪,就已经无所不触及。在巴黎大学这个基督教世界的神学教育中心,师生不仅争论神学问题,而且争论现实问题。即使在纯粹的神学争论中,理性精神也得到伸张和发展:因为争论倚重的是讲理、是逻辑而不是强力,是说服而不是压服,是对话而不是灌输。在现实方面,大学也不惮于在最尖锐的问题上发难。例如1265年的复活节“随意提问”辩论会上的学生提问。学生们就国王新近颁布的要臣民发誓保证在交易活动中不再用英镑的敕令,要求教师回答:国王有这权力吗?国王这样做是否对臣民使用“暴力 ”?③——这针对国王在货币方面权力的尖锐质疑,已经直逼宪政的核心:权力界限。这种质疑一切的精神,使得权力合法性、权力界限、民众的权利等问题在欧洲历史上被反复提出,反复争论。争论推动了相关认识的深入,不仅为宪政民主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而且于无形中影响了社会大众的思想和心理。

然而,民主成为大学的自觉追求,应该说始于美国。还在教育体系建立之初的殖民时期,民主冲动就在教育活动中强烈显现出来,教育成了使民众获得知识、获得自我管理能力的基本途径。从大学看,这种冲动一方面表现在最大限度发挥了使大学与民主宪政有着天然联系的独立自治和自由辩论传统,另一方面则尽最大可能扩散知识,打破少数人对学问的垄断。立国以来,教育的民主价值更加受到特殊重视。教育成了培养合格公民以使这个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意愿共同体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最重要手段。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1790年1月8日国会讲话很有说服力地阐明了教育在维护自由和民主上的特殊功能。他说:“在任何国家,知识都是公众幸福的最可靠的基础。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中,社会舆论可以直接对政府的措施作出反应。因此,有相应的知识水平是必不可少的。知识可以多种方式维护自由宪法:它可以使那些受托担任政府职务的人懂得,政府的每一重要目的都会得到民众通情达理的信任;它可以使民众珍视他们的权利;使他们能预见到并预防这些权利可能遭受侵犯;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压迫,什么是必须行使的合法权威;使他们懂得,什么是由于不顾他们的困难而加给他们的负担,什么是不可避免的社会需要带来的负担;使他们分清:什么是自由精神,什么是无法无天……”他特别提请国会考虑,“通过资助现有的学院、筹建新的国立大学,或者其他有效办法”“促使这一理想目标的实现”。④显然,在乔治.华盛顿心目中,对于开发民智,培养知晓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并且有能力回应、批评、监督政府,捍卫自身权利、捍卫自由的生活方式的智慧公民来说,大学具有其他任何机构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

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与宪政民主之间的天然联系使这种传统为进步人类所珍视和发扬,但也必定招致形形色色专制主义者、特别极权主义者的敌视和破坏。英国史学家韦尔斯曾以霍亨索伦专制王朝为例,指出该王朝的最大罪恶是不断干预教育、篡改历史教导。他说,“德意志有意用爱国雄辩来麻醉自己,故意使它长醉不醒”。⑤可以认为,德国的军国主义化、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走向纳粹化,这个灾难性趋势早在霍亨索伦王朝通过干预和篡改而败坏整个国家的教育时已经开始了。希特勒时期把教育败坏得更彻底,学术自由干脆被咒骂成“古老而邪恶”的(纳粹理论家罗森堡语),所以这个时期决不满足干预教育而是直接对教育实施全面控制,以至于“从儿童晓事之初,学校就应把目标定在教学生晓得什么是国家的主张”(罗森堡)。在这种教育目标下,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根本没有立足之地。独立自治和学术自由的丧失,使大学沦落为权力的附庸,充当起遮蔽真相、散布偏见的工具和批量生产极端分子和狂热党徒的场所,成为纳粹德国制造人类空前劫难的参与者。如,纳粹刑法理论的产生就是大学助纣为虐、参与灾难制造的例证之一。当戈培尔提出“纳粹的使命在于‘将1789年从德国历史中抹去’”,法学界迅速听命于此,群起攻击启蒙运动,致力于从法律思想中铲除人权、保护个人权利免受国家权力侵害、限制国家权力等在1789年以后得到传扬的自由主义要素,径直把刑法目的从“保护个人免受国家侵害的权利”改为“保护国家不受个人分割”,并完全模糊罪与非罪的界限,为大开杀戒作理论准备。而这种为排除异己、屠杀无辜张目的纳粹刑法理论的本质特征,首先是在基尔大学法学院发展起来的。⑥鉴于这样的事实,说大学充当了大屠杀帮凶,绝非妄言。

20世纪的历史教训从反面凸显了大学传统的宝贵。如今,把在独立、自治和学术自由等古老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主价值纳入大学的基本价值之中,已是大学发展主流;自然地,把通过高等教育培养有能力参与和保卫民主的智慧公民作为使命,也成为许多国家大学坚定不移的追求。可以说,这种发展走向一方面是包孕在大学既有的核心价值之内并受核心价值规导的,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大学对社会发展进程所提要求作出积极回应的杰出能力。

三.在摧折和诱惑中变异的中国大学

中国大学起步很晚,但起点相当高。迄今为止不过百来年历史的中国大学在20世纪上半叶便成功建立起国立、私立、教会学校等多种办学体制并存的多元格局。但无论国立、私立或其他性质的大学,都共守着独立、自治、学术自由原则,确立起了相应传统,建构起了良好的大学文化。在中国确立起来的大学传统和大学文化,与在欧洲有近千年发展历史的大学传统和文化完全接轨。无论在追求知识和独立、批判创造精神方面,还是推动中国走向宪政民主上,中国大学都表现极为出色。纵然内乱外患,办学条件极其艰苦,却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我国在20世纪享誉国内外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大师几乎都在那个时期的大学受过教育并奠定了良好学术基础,这一事实证明了当年大学具备相当高的学术水准。不仅如此,大学还以追求真理和自由的热忱成为推动中国宪政民主的重要力量。

遗憾的是,20世纪上半叶确立的传统在20世纪后半叶中断了。随着大学全面改制和全面国有化,多种办学体制并存和良性竞争的局面不复存在;政治工具和意识形态阵地的定位则从根本上颠覆了大学传统的独立、自治、学术自由;反复掀起政治讨伐式批判,使大学赖以安身立命的传统成了“原罪”,学校和师生不得不被迫纷纷表态以示决裂,但学术冲动和自保需要的尖锐冲突又使学校和师生痛苦挣扎于求真与精神自残和作伪之间。文革结束,中国历史翻开新一页。大学师生充分利用了拨乱反正背景下相对自由的学术空间,为回归学术为中心的传统,重塑独立、自主、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大学精神作了很大努力。虽然二、三十年思想和学术断层使社会整体思维状况和整体学术水准低得令人难以置信,虽然当时还面临50年代以来设置的无数思想学术禁区——连“良心”、“尊严”、“自由”、“ 人性”、“人道”等词汇重新获得存在权利也需思想学术界作出持续努力、付出巨大代价——,但大学在思想启蒙、恢复常识和突破思想、学术禁区上表现了无畏精神,发挥了出色作用。纵然那个阶段酝酿和提出的学术思想可能幼稚或粗疏,却为日后各学科的发展开了路,打下了基础。最重要的是,大学发展的健康趋势已然出现。

可惜,良性发展势头连遭打击未能持续。尽管80年代中期几次掀起针对人道主义及相关理念的政治讨伐都草草收场,但反复成为讨伐对象的是人类共同遵奉的价值,是文革后思想学术界努力恢复的常识,而且在打击思想学术必不可少的独立、执着、自由探索的同时,鼓励奉诏而动的依附性和见风使舵的投机性。其间发出的信息很明确,它诱使不少人在尊重人类主流价值以及诚实探索与个人现实利益尖锐对峙的情况下作出趋利避害选择,这在思想学术界导致了并非由于学术原因而是学术之外原因的不正常分化。但不管怎样,师生在恢复高考后竭力承接的大学传统的独立精神、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虽备受摧折,毕竟还表现顽强、尽力夹缝图存。然而社会转轨时期五光十色的诱惑以及80年代末以来对大学重新加强控制,加剧了不正常分化。

最糟糕的是,对大学的重新严格控制过程中,即使在文革前也属辅助性、服务性的行政、后勤跟教学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倒置,使大学朝着行政化、衙门化急速蜕变。教师群体在大学日趋边缘化,其中,那些坚信学术自由、秉持学术良知的学者本来就由于政治打压而大多处境艰难,行政化、衙门化的挤压使这部分学者的边缘化越发彻底。学校大小事务甚至学术事务的决定权掌控在了任命产生的官员及各级行政部门手中,虽有学校设置了教授委员会,但不是充当摆设就是由官学一体的“教授”占据了主导地位——何谓“官学一体‘教授’”?有些学校最近公示的所谓学术带头人和级别繁杂的突出贡献专家之类,就是绝妙标本:大多是既不教也不授更不坐学术冷板凳但却坐拥教授头衔的校内党政官员——。这批人深谙官场潜规则而不懂学术之道,擅长权学交易、热中如何使已到手的官衔学衔一路变大变高而无捍卫大学赖以生存的独立精神、学术自由的兴趣,对频频袭来种种伤害大学本质的力量特别来自权势的力量不仅毫无抵抗,而且极力迎合。

大学内部这种格局变化,与外部干预、入侵大学的力量一起从多方面改变了大学品质,以至90年代以来的十数年间,就整体而言,大学连挣扎过程都没有,就把精神丢了个一干二净。

四.精神沦丧的大学行状

1.赤裸裸的依附性和在权力面前的卑微

诚然,中国大学机构不独立,这是一个并非单靠大学自身努力可以改变的现实。问题是如今许多大学当局连独立意识都丧失殆尽。任命产生的大学当局,越来越把自己定位成政府在大学的代理人和监管人。把大学塑造成听从命令、不出状况的政府下属机构,就成了第一要务,所以习惯于对来自“上级”的“指令”闻风而动(“上级”二字加引号,乃因对大学这样的知识共同体或曰学者社会来说,无论与自身之外什么性质的机构之间存在上下级关系,都极其荒唐、极其可悲),特别涉及政治的或意识形态方面的指示,各校最是忙不迭地表态,当成中心任务层层贯彻,唯恐配合不紧密。如果说文革前二三十年间大学缺独立性还是隐性的,现在已是赤裸裸的。

对大学的独立性造成最大伤害的就是弃自身探究知识和真理的使命而去接受外部指令、配合政治任务,并借教学活动来贯彻。这种配合,使讲坛充斥大量毫无价值的课程。不仅如此,还使大学背离知识探究的中立原则,向学生灌输政权偏好的思想体系。这情况始自五十年代。国家长期动用权力、财力等公共资源推行一种特定的外来学说,把这种学说从它产生的土壤中剥离出来,抬高到独尊地位,利用大学讲台系统灌输。思想解放以来,经几代学人艰苦努力,受偏袒的学说虽仍然占据太多课时,但已经从作为膜拜对象的神坛上降了下来,逐渐向人类思想史上众多政治学说之一种的地位回归。如果彻底回到这种位置,它自身本可以作为多元思想的一种,既能与其他思想之间构成竞争态势而对自身或别的思想潜在的危险倾向起到遏制作用,又能为社会提供多元的选择。然而,据国内媒体报道,这种学说最近又从政治学下属的二级学科分离出来,被批准为一级学科。与此同时,国家斥巨资实施“马克思主义”工程。这一启动资金达2000万元的思想“工程”总共13 本书,每书成本耗资百万元以上。而13本书都将作为教材进入大学课堂。这类意在精神灌输的课程90年代以来已经占过多课时,许多大学即使采取变通性安排,上这一揽子课程也几乎要耗掉整整一个学年。学生交纳了很高费用,真正有知识含量的课程却要到第二学年才开始。该“工程成果”进入大学,将挤占更多课时。这还在其次。真正严重的是此举势必使一种重新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的非理性态度渗透在课程中。参与其事的程恩富不就声称:“马克思主义怎么会过时?你提出的所有问题我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给你解答。”这种认为一种学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可以解释万事万物、解决一切问题的愚蠢态度曾经使我国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都与世界差距拉得非常大。人们好不容易才通过思想解放触摸到理性精神,而今重新制造这种愚蠢,除了使我们这个民族继续远离理性精神,除了确保落后或贻笑大方,恐怕别无所获。而大学在原本最该由自己纯粹根据如何帮助学生建立合理知识结构的需要来决定的课程设置上,去接受与这种需要相悖的安排,由此表明的依附性、下属性地位是相当可悲的。

如果说由接受指令表现出来的不独立尚有无奈之处,那么,而今大学在其他许多方面并非不得已的表现和作派,则显示了气质性的自甘沦落。这里略举一二。

例如,不为大学的生存之本争而争学校的行政级别,这在我国大学是普遍现象。尽管无论给大学争来个部级省级什么的,其滑稽都不下于寺庙、道观顶了处级、厅局级官阶。而大学争行政级别意味着双重沦落:一方面与整个社会近一二十年间愈演愈荒唐的“官本位”臭味相投,另一方面是彻底弃独立性的典型表现。这双重沦落还有更广泛表现。前十来年,大学拉高官当挂名教授成风,似乎有高官挂名,大学便可身价百倍。近年已经不满足于向高官奉送教授头衔,而是拼命拉来出任要职,一旦成功,就多了炫耀资本。最近南方周末报道刚卸任的部长级官员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建院50周年之际受邀出任该院院长时,用了“双喜临门”一词,并津津乐道于人民大学的新闻学院与北大、清华的一样,都成为“部级学院”。读到这则报道,不由想起克林顿卸任后竞争哈佛大学校长职务而落败的事。按这里眼光,哈佛大学重学术背景而全然不看官位,简直笨得出奇。然而,恰恰这种“笨”显示了哈佛大学十足的底气,也恰恰是我们的媒体、特别是大学于下意识间流露的以官为尊的心态泄露了我国大学的精神沦落已经到了大学要依仗官威来显身价的地步。其实,如果高官有相应学术背景而又愿意弃官为学,受聘并无不可,但大学乐此不疲地去争枪高官、把争抢成功当喜事,这种趋附权势的心态就很卑微了。说来好笑,这种趋附权势的心态让我忍不住想起两个月前(好像是10月11日)从央视二台 “马斌读报”听到的“轶闻”:某大学今年新生手册在介绍学校教师时有如下内容:某教师长得如何帅,某教师声音又是如何有磁性。这好似花街广告般的内容下作得有些离谱,可在我眼里,与权势调情并不比这好到哪里去。

不仅赤裸裸的趋权,也赤裸裸的趋钱。90年代以来许多大学竞相争“聘”毫无学术背景的富豪当教授,这种闹剧突出表现了如今大学的趋钱性格。除了向权力、金钱献媚,也向明星献媚。聘演艺明星当教授早已成旧闻。而数月前沸沸扬扬的刘翔免试读博,该与不该,姑且不论,真正表明大学滑得太远的是相关大学指派十几位教授上门授课。莫说中国体育走的是一条与大众体育相背离的精英体育之路,这条路的实质是国家把夺取奖牌当目标,为此,用纳税人的钱集中资源于精英培养而忽视民众健身条件。据有心人估算,平均一枚金牌,投入达7个亿。这种情况下,取得再多金牌,价值都大打折扣。而单从这件事暴露的滥用高等教育公共资源看,大学在教育公正问题上已经没了底线。

丧失独立,还有一特殊表现不能不提。大学变异为政府下属机构,不断从政府接受指令。这情况延伸到校内关系上,是前面提及的校内行政与教学的颠倒关系。行政系统指挥和支配教学,90年代以来逐渐常态化。庞大的、支配欲强烈的行政系统热中于制造出大量“工作”要求教师完成。其中许多“工作”极其荒唐,干扰极大。别的不说,仅只填写大量无意义表格,就令教师穷于应付。一份科研成果表或者教学计划表,交叉重叠而又个个不甘寂寞的行政机构,会要求教师反复填写多次,弄得不堪其烦。再加上由行政主导的各种“评估”、造假,本应从事创造性活动的师生陷入大量耗时耗神、于创造无益又败坏心性的活动,而且这种活动已是经常性、例行性的。最近有调查显示,中国大学生国际竞争力差,影响中国进入知识经济。原因固然多多,其中,根本原因无疑是经常性配合政治或时事任务,使教学脱离探索真知所必要的中立性,但校内行政源源不断制造出“工作”来骚扰教师,使师生的研究和教学时间被大量侵占,也是重要原因。

行政主导的大学处处遵从外部指令,使大学甚至连订阅和购买图书报刊也不能服从师生教学活动需要,这更是奇闻。如今各高校大楼越来越漂亮,硬件设施越来越先进,但师生教学和研究活动需要的图书、报刊杂志越来越少,这情况在经费不那么充裕的学校尤其严重。不过主要原因并非经费短缺。报刊杂志中那些过去不愁嫁的“皇帝丑女”,现在得靠摊派维持发行量。而许多大学对摊派下来的报刊图书无一不订不买,而且从校图书馆到系科层层订阅,结果,这类与学术毫不沾边,对教学毫无用处的报刊大学里各部门一应俱全。财大气粗的学校花这笔冤枉钱倒不一定影响师生的正常图书资料需要,经费不那么充足的大学就不同了,于是便压缩正当的图书报刊开支,在有的学校,一些很常规的学术性报刊竟然找不到一份。几乎无米之炊的情况下,整体教学研究水平不下滑才怪。问题还在于,不管学校财大气粗也好,拮据也罢,在纯属大学教学研究环节的图书资料订阅上去服从外来摊派,丧失独立的程度实在惊人。

2.被边缘化、遭背弃和打压的生存之本

对于大学这样的知识共同体来说,学术自由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在这个产生和传播知识的地方,学术自由坚持的研究和教学无禁区、对各种思想无偏袒,一方面鼓励了新思想、新知识的出现,另一方面为不同的思想在平等论辩中呈现自己的真理性提供了条件。有学术自由,创造力的源头活水就能得到保护;学术自由遭遏制、打击或否定,必是创造力源泉的枯竭。而承受创造力枯竭后果的,决不只是大学。

耶鲁大学校长巴特.嘉马特有两句名言:“大学教育乃是一个社会的心脏”,“教书工作乃是大学教育的关键中心”。可是,能够充当社会心脏的是独立的而非听命的大学教育,能够支撑大学教育在社会中心脏地位的教学是符合知识探索和创新规律的教学——即,由大学传统的学术自由来保障的而非处处受干涉和掣肘的教学。如果说,丢失了独立而依附权势的大学教育不配作社会的心脏,那么,缺乏学术自由、受制于权力或其他外部压力的教学不仅因丧失知识创新和传播的能力而无力支撑大学教育在社会的心脏地位,而且会使教育沦为反教育。

学术自由如此重要,在我国却命运多舛,曾长期遭受严厉打击而销声匿迹,如今虽然少有人公开否定学术自由,可地位十分边缘——其实,说边缘不准确,真实情况是,学术自由仍被当成防范对象,受到排斥和变相否定。最近不就有某名牌大学党委书记答记者问时宣称“课堂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课堂”,“在课堂讲授上是有禁区的……不能把探索过程中尚不成熟的东西拿到课堂中来”。这番话公开否定了教育的中立性和教师教学的自由。

然而,包含在学术自由之内的教育中立性是知识和思想发展的前提。中立性意味着通过教育不是要告诉学生该信什么不该信什么,而是帮助学生开发智慧,使学生获得辨析能力、创新能力、批判、反思能力,能够独立看待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通过独立的精神探索选择和确立自己的信念。而教师们根据自己的研究进行教学,各抒己见,则可以为学生打开广阔的思维空间,使学生时时面对多种观念的并存和冲突。这对师生都很具挑战性。然而,那位书记的讲话表明他仍然把大学视为政治及意识形态阵地和工具。只不过,对大学的这种认知并非只属于该书记的个人见解,这其实是以往长期拿大学当阵地和工具而相沿成习的政治功利主义治校方略,也是对当下真实教育政策的表达。

只要继续把大学政治功利化,把规定学生信什么不信什么当目标而要大学继续充当统一思想场所,就不会有真正的学术自由。实际上,学术自由在我国受到的钳制无处不在。教育行政部门垄断学位授予的审批权,掌控课程设置、根据意识形态偏好指定设置某些课程,插手大学的教材选用甚至直接指定教材,等等,都对学术自由构成根本性钳制;而大学内部鼓励告密,越来越多大学在教室安装的电子眼把教学全程置于行政监控下,更收缩了思想、学术的空间。师生不能在自由对话和自由交流中逼近真实、发展知识。这已经构成对我们民族智慧资源的严重摧残。危害不仅在此,更在于,把政治功利主义灌注到大学教育中,让大学承载与其批判性创造性发展知识的使命相悖的统一思想功能,注定要对独立思想抱猜忌、敌视态度,注定要排斥能激发思考力的和有持久智力价值的内容,拒斥对任何现成观念和体系进行批判性反思和比较的理性精神,而且注定要扭曲人的精神、败坏人的心志。对此,笔者六年前在《教育:必要的乌托邦》一文中有过剖析:“政治功利主义直接关涉教学内容这个要害问题。特殊的政治需要,哪怕不那么自私,也有着使人思想划一的倾向和囿于一时之功利的倾向,所以天然地具有排斥那些使人视界开阔、目光远大、灵魂丰满的东西,天然地排斥批判性、创造性思维,排斥与此密切相联的无私的好奇心,知识上的冒险意识和反独断的探索精神。如果这种需要本来就自私,那么,狭隘就会成为一种必要,根据需要来掩盖、歪曲、篡改历史或社会真相也会成为一种必要”。可叹,这情形还在继续。一系列旨在灌输的课程,本质上带有“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偏执,并且充满空洞废话。它们传递一种懒惰而愚蠢的思想惯性,这种惯性使许多人到了不讲套话蠢话就不会开口说话的地步。尤其严重的是,一种建立在强迫性遗忘历史、歪曲和伪造现实基础上的观念长期通过从初等到高等学校的讲台系统地灌输给学生。持续灌输使学生装了满脑袋的偏见和极端思想,却对人类共同的价值原则不是一无所知,就是抱先入为主之见。近年来,在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关系上,充满仇恨的极端主义情绪和狂热表现在众多大学生中成了无意识的条件反射,正是这种精神催眠加偏执教育之“功效”的不幸证明。

大学的系列灌输性课程,除了强制灌输早已对现实失去解释力的学说,还有一大特点,即,对政治权势人物的言论作微言大义的过度阐释和延伸。这就在训练气质性的独断和盲从以及教学生习惯于言辞与现实的背离的同时,让学生领略和练习如何投机、如何趋附权势。人们对现在大学生中很常见的投机表现和玩世不恭有很多批评,但问题表现在学生身上,根子却在塑造这种病态人格的教育和整个社会环境上。

缺乏学术自由,大学的教育无力提供合理的知识结构和符合现代文明的精神框架,却以偏见和谎言影响学生,导致对事物扭曲、变形的判断和自身精神的沉沦。这样的教育对广大学生来说,本质上是一种欺骗。

对教师来说,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渗透最深的社科、人文领域,诚实的研究和教学处处受阻、举步维艰。而相关部门滥用纳税人的钱,设立具强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偏袒性的课题,附着在这类课题上诸如职称、金钱等一干好处的诱惑与独立、求真必得时时面对的不公甚至险境形成鲜明对照,使教师群体发生了可悲的蜕变。一部分人加入了合谋构造伪现实的行列,源源不断炮制出来的所谓学术论文,不过是政策的阐释和宣传,是在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上指鹿为马,是对无由辩护、不可辩护的作辩护……;还有为数众多的人充当精神窃贼,干抄袭剽窃的勾当。所有这些不仅与学术毫不相干,而且是对学术精神的彻底背弃。

3.背离民主化潮流

由于接受教育是每个人踏上社会,承担公民义务、享受公民权利的必要准备,使得教育的民主功能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受重视。要使教育实现民主功能,一是普及教育,二是尊重教育自身解蔽、益智的功能。对民主有无诚意,不在口头声明,而在行动,就教育而言,便至少要从这两方面考察。一看有没有尊重人的平等受教育权;二看通过教育过程是使真相逐步敞开还是扭曲、遮蔽真相,是开启思路还是给思想设限,是拓宽精神视野还是给自由精神打上封条,是培育良好的判断力还是用谎言和谬误去迷乱人的心智。

根据这两方面来判断,我国教育表现出与民主走向相悖的性质,大学的背离尤令人瞩目。无疑,民众最感切肤之痛的是在所谓教育产业化名义下把受教育机会当高价商品,青年学子想上大学,除了并未一视同仁的考场成绩⑦,最受考验的就数家长的钱包了。连年急速暴涨的学费,把越来越多城乡底层家庭的青年排斥在校门之外。排斥情况之严重,已经使接受高等教育这一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的重要渠道,在我国连象征意义都谈不上了。然而,根本性的背离是由对大学独立性的否定和对学术自由的防范、扼制造成的。因为,这种否定、防范和扼制使教育具有了制造蒙昧的性质和愚民的性质。这种不正常状况由于长期持续和不断强化不仅呈常态,还被赋予“政治正确性”变得理直气壮;大学自始便存在的与民主的天然联系却因长期回避而淡出,现代大学担负的传播民主价值、培养民主社会合格公民的使命则被防范和压制。

事实上,支配我国教育的理念在基本精神上就与民主格格不入。诸如权威崇拜、整体至上、忽视和贬低个人、对自由思考、独立精神、批判怀疑精神的敌视等,共同构成我国教育的总体特征,对我国的教育思考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特别在参与和影响教育政策制定的人身上成了一种思想和情感惯性,以至于即使谈及教育民主也往往流露与民主南辕北辙的观念。前述名牌大学党委书记那番话,可作如是观。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题目为《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的报告附录中中国委员的发言,更提供了绝妙印证。

《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这一完成于90年代中期的报告作为对21世纪教育将“面临的挑战的研究和思考”,是关于教育的里程碑式文献。而对教育民主性的强调可以说是贯通于整个文献的灵魂。无论对全球教育前景的展望,还是表达的指导性原则和方针,都回荡着民主基调;无论对教育平等的多角度多层次关注,还是倡导的教育目标,都体现着强烈的民主精神。例如,尊重个人的多样性和特性,反对任何形式的排斥,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各级教育中提高处境不利人群的入学率;通过教育,培养民主运作必不可少的批判精神,使人自由地确立自己的思想和价值体系,为负责任的公民生活作准备,等等。这里所列举的,都是得到委员会成员一致赞同的报告的实质内容和要点,所以也是作为报告的主体部分提交的。

为了反映看法的多样性,报告还附上了来自11个国家的委员写的文章。中国委员的文章在基本精神上与整个报告和其他委员的发言形成引人注目的对照。报告和其他委员的发言尽管内容各异,但都传输了以民主、人权为代表的人类普世价值,把这些对不同文化、信仰、个人生活方式和目标具最大包容性的共同价值观作为背景千差万别的人们的归属感的基础。但中国委员的发言在题目上就以一个似是而非的“亚洲的观点”与普世价值拉开了距离。而作为“亚洲观点”,同时也是作为中国国粹宣扬的,除了具强烈人治色彩,把国家兴盛人民安康寄托在历来都靠不住的统治者德性上的“以德治国”,除了把集体绝对化、神圣化、目的化因而与专制主义特别是极权主义在精神上同构,一实施起来往往蔑视个人的“集体高于个人”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承认权威”的名目下对一种地道的奴性哲学津津乐道,当成现今仍该发扬的正面价值兜售:“通过教育,统治者应‘学会体察民情’,而被统治者要‘学会顺从’。强者的这种体察和弱者的这种顺从被看作社会秩序稳定的保证”。然而,所谓“体察”和“顺从”说隐含的对治者和被治者作绝对划分也好,教育充当统治者驯化百姓的工具也罢,无论曾经可能有过什么样的历史合理性,它们因本质上的反民主而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截然对立。但此番说法不仅把对教育的这种统治工具的定位作为中国文化精粹和所谓亚洲价值观推销,末了,还据此在东南亚地区的现代威权政府与这一地区出现所谓经济奇迹之间虚构因果关系,称:“尊重权威对经济的健康发展特别有利”。

普遍价值不是没有谈到,却以特殊解释和限制使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异。例如,在“教育为促进全球伦理学而应培养的普遍价值”标题下谈人权,这人权就已经不是国家权力不可逾越的界限,而是循着“集体高于个人”的思路,以“使个人权利与集体的权利协调一致”这种实质上把人权的解释权留给国家的表述,把人权变成受国家权力限制因而随时可能化为乌有的空洞之物。至于集体对置身其中的普通个人是否压迫性的,却只字不提。⑧

如同那位党委书记对大学的政治功利主义见解并不仅仅属于书记个人,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中国委员的上述与民主、人权拉开距离的发言也肯定不是个人意见的表达。实际上,这是持续支配着我国教育的观念。

4.深度腐败

大学历来承担着批判性保存和发展人类知识和价值的传统使命,这价值领域的使命表现为保存理想和树立标准,尤其当社会处于价值激烈震荡的转型时期,大学的这种作用更加突出。然而,当其体制上成政府下属机构,作为大学核心价值和生存之本的学术自由十分边缘,办学宗旨既偏离大学自诞生就坚持的开发人类精神潜力,又割断大学与民主的天然联系,背离现代大学推进民主政治、促进社会公正的使命——这样的大学已经灵魂不附,遑论为社会保存理想和树立标准?

现实情况是,我国大学不仅把传统使命抛弃得十分彻底,而且在近一二十年间不断涌起的非理性狂潮中随波逐流。结果,社会患疾,大学无一幸免。最受人诟病之处,是加入腐败的狂欢,特别是当贪欲被受教育机会商品化释放出来后,便无所节制。然而,这象牙塔内的腐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塔外人无论如何也想像乏力。

设小金库、回扣、贪污、行贿受贿之类各领域共有的腐败模式,大学一样不少,腐败程度也不逊于别处。可是真正触目惊心的是大学依仗特殊资源发展出来的腐败新途径、新模式,这是渗透一切学术环节的腐败。

在科研立项、评奖,职称评定,硕士、博士授予权的申请和资格评审这类纯学术事务上,学术标准不及关系和金钱,是公开的秘密。事实上,反常已经常规化。拿教师职称来说,有学术实力而不谙或不屑学术外功夫者往往不敌那些没有真才实学但学术之外功夫十分了得的人;就学校之间在博士硕士授予资格上的竞争而言,不向有关部门“行贿跑点”,不跟投票评委一一勾兑,多半没戏。如此,莫说不少大学的教授头衔当不得真,许多学校的学位授予资格也是当不得真的。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名目繁多的“评估”,则催生了大学有组织地造假作弊的腐败“新气象”。这种造假作弊还依仗校方掌控的权力资源教唆、威逼师生参与。大约一年前,成都一些高校为应付教育部教学评估,纷纷组织开展了全校性造假。如何使师生在被抽查中按校方统一口径回答问题,如何制造学习空气浓厚的假象,等等,成了学校整整一学期的头等大事。虽说正常教学活动大受干扰,师生无端遭受折腾,但对校方来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卓有成效的造假使得原本资质平平的学校在教学质量评估中一举夺优。接下来是重奖有功人员。最搞笑的是,被重奖的除一些二级学院的头儿们平时有教学任务,其他的几乎清一色不教不授不做学问但在造假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行政、后勤官员。奖励方式是按这些有功人员行政级别高低,分别组织到国外或国内公费旅游一遭。而这如水般花出去的钱,多半是要打入教育成本的。

本该既保持标准又开风气之先的大学竟然有组织地造假,如此示范,难怪学界作弊成风,难怪诚实、正直这些品质越来越稀缺。不过,为了应付形形色色的“ 评估”而造假,社会危害性可能稍逊于下面一类造假:每年国家课题中设立了为数不少的偏袒性或对现状辩护性的伪学术课题。这类“课题”需要的不是学术实力而是政治站队,不是学术良知而是见风使舵和善于搁置良心去投权势所好的投机性。伪学术“课题”的课题费十分可观⑨。这钱不仅滋养了大堆学术垃圾,还提供给一些无良学者的发财途径——还在90年代初,学界“先知先觉者”就已经发现,争取国家课题是学者名利双收的一条捷径。

背离了大学精神的高校尤其把久已有之的体制性扭曲、劣变能力发挥到了极至。如今,任何评比、任何一种学术职衔或荣誉设置,都会迅速变成新的分赃途径和分赃机制;而学术上引进任何评价指标,都会迅速发展出足以应对它的新的造假手法。所以,许多在学术上连三脚猫功夫都谈不上的学官可以脚踏几只船,官位、学衔、研究生导师、学术带头人、有突出贡献专家……有多少要多少,一个不拉,统统集于一身。最近有人鼓噪设文科院士,我看,趁早打住。莫说我国文科严重受制于政治和意识形态需要,分科不伦不类,根本不具备设立条件——据悉,中国社科院将建立的学部委员制,可能成为在文科建立院士制的前身。而它要设的五个学部中把作为人类思想探索中出现的众多流派之一的马列主义跟人文、经济、国际问题、法学与民族学相并列。这破坏学科为基础的分类就很让人看不懂,但却提示了:推选学部委员的标准不可能真正从学术出发——⑩。即便搁置意识形态化导致的学科关系混乱,仅根据这么多年屡试不爽的变形规律,此举也无非增加一个学术上的顶级分赃机制罢了。

至于为克服学术评价标准的混乱而引进的国际上常用的“高引用率研究人员人数”、“《自然》和《科学》论文数”、“SCI论文数”、“教职人员平均学术表现”等评价指标,命运一点不比学术职衔之类的好。这些指标,比如“高引用率研究人员人数”,“教职人员平均学术表现”,在中国大学作弊造假是轻车熟路。例如,怎样提高论文引用率?就有大学能够发明出如下作弊法来应对:以金钱奖励为诱惑,要求教师在论文中引自己学校刊物上发表的本校教职工的论文。这可是一举多得:既制造出了“高引用率研究人员人数”,又提高了本校刊物的“论文引用率”。

在作弊常规化、组织化的环境下,作弊是正常态,不作弊倒成了另类、傻冒。值得注意的是,对作弊丑闻,人们现今还只盯着抄袭剽窃、篡改试验数据之类个人劣行,对性质更加恶劣的有组织作弊缺乏足够重视。笔者说得上是学界抄袭剽窃劣行的经常性受害者了,对这种或偷鸡摸狗或明火执仗的思想盗窃行为深恶痛绝。但平心而论,无论对学术可信度的破坏,还是败坏学生心灵和加剧社会精神沦丧,个人剽窃行为再怎么层出不穷,再怎么可恶,跟大学有组织作弊这样的集体欺诈行为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何况,有组织的作弊还为大量的个人剽窃行为撑起了保护伞,剽窃者可以有恃无恐。所以,才有如下怪现象:几年前在某名牌大学身居要职者的剽窃丑行已经引来“洋人”兴师问罪,却地位巍然不动;抄袭剽窃劣行最近曝光的“著名法学家”可以对采访记者公然以“某某部会找你”相威胁……

五.结语

中国大学远远偏离了大学正道,这对国人是一个心照不宣的不幸事实。但大学似乎当局者迷。对自身的精神沦落缺乏自知,反倒陶醉于学校规模越来越巨型化、硬件设施越来越高档,还特别热中于“创一流的”吹牛皮——有的高校校级官员就大白天发热昏胡话:“中国的高等教育是最先进的”。这超强良好的自我感觉可是比问题本身还麻烦。因为这完全杜绝了通过自我反省走出泥沼的可能。

然而,反省这一步是迈不过去的。只有经由反省,回归大学正道,大学才有希望。诚然,在当下政治、社会状况掣肘下,大学的回归之路艰难而漫长。不管机构独立还是学术自由,都不是大学独自努力就可以实现的,这需要所有关心中国大学前途的人们共同努力,创造条件。但大学自身至少可以从恢复精神的自尊做起。

2006-1-4

注释:
①在“教育产业化”前加“所谓”二字,是因为在“产业化”名义下实施的是受教育机会的商品化。
②德里克.博克著《走出象牙塔》,徐小洲、陈军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20页。
③《圣路易》(法)雅克.勒高夫著,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249页。
④《华盛顿选集》261页,聂崇信、吕德本、熊希龄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
⑤(英)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吴文藻等翻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134页。
⑥参见:(德)英戈.穆勒《恐怖的法官》,王勇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二章。
⑦起码,由于招生名额向大城市特别是向京沪等特大城市倾斜导致的不同地区录取线的巨大差别,就使这考场成绩作为衡量标准的公正性大打折扣。
⑧周南照:《教育与文化之互动在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亚洲的观点》,见《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⑨ 例如,课题费上亿元的当代社会阶层变迁研究。该研究按职业划分社会阶层,把“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即官员阶层美化成“是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性阶层,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及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却无视高级官员中变相的世袭性和由此产生的封闭性,无视整个官僚集团中广泛而深刻的腐败,无视利用公权设置私利、为维护既得利益而拼命抵制改革在官僚集团中有相当代表性。事实上,当前中国改革事业面临的最大阻力来自官僚阶层。只有罔顾事实,才会把最大阻力封为“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至于所谓“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主导性阶层”之说,其实为极端官本位的社会现实提供了“理论依据”。而报告中关于“在改革的最初十年,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处于政治与社会经济地位不一致的状态,他们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的断言,则事实上用极为可疑的“不一致说” 和“补偿说”为后来广泛发生于官员中的腐败现象,特别是利用公权设置私利提供了合理性辩护。
⑩据2005年12月22日南方周末文章《社科院欲设“院士”?》,参加学部委员推选的人“必须有副高以上职称或者是党委委员”。真不知这“党委委员”身份与学术何干?仅此规定,便透露出非学术因素不仅渗入进遴选标准,而且举足轻重。

Sep 12

【按:这篇文章很有力地说明了我们的“国粹”中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一篇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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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新药缺乏的是临床实际疗效

解放军302医院中医学博士刘士敬

根据《中国药学年鉴》及《中国新药杂志》,每年约有100多种中药新药获得批准文号,成为正规合法的新药投放市场,这些药物剂型包括片剂、胶囊、颗粒剂和注射液等等,这些药物的问世,极大丰富了治疗疾病的方法和手段,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些药物自身存在一些问题,重点问题就是疗效尚不能令人满意,能够获得国内外一致认可的药物寥寥无几,一些新药问世后依靠广告红火一阵,之后逐渐销声匿迹,为什么会这样?主要原因是在整个新药研发过程中,未能严把疗效这一关,以下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一、每年都有上百种中药新药投放市场,新药治疗病种无所不及,疗效到底如何?值得反思。

1999 年国家药监局批准进行临床研究的二类至五类中药新药到达600余种,批准生产的新药(国药准字)达到121种,而当年全世界首次上市的新药也只有33个,中药新药每一年问世如此众多的新药,的确令整个世界望尘莫及,一个西药新药研发周期长达10年左右,耗资2.5~3亿美元,上临床前的淘汰率高达95%,上临床后获得生产批准文号的品种约为开发总数的1%。相比之下,我国中药新药的研发相对容易,我国中药新药一旦上了临床,至少10%~20%的药物可以获得新药证书,那么获得批准文号的中药新药的实际临床效果到底怎样呢?中药新药有相当一部分是针对症状(如颈痛颗粒、清热止咳糖浆等),还有一部分是保健性质的(如当归补血胶囊等),还有的功能定位抽象模糊(抗病毒片,到底是抗什么病毒的),还有不少是明确注明治疗何种疾病的,如金芪降糖颗粒、消渴安胶囊、前列桂黄片、熊胆乙肝胶囊等等,其中保健性质的或定位不准的药物,疗效难以确立,暂不讨论,就说那些专门用于治疗糖尿病、乙肝、肾炎等疾病的药物,疗效到底怎样,疗效果真象说明书中介绍的那样好吗?能够独当一面吗?中药新药银杏颗粒和丹参滴丸适应症为“预防和治疗心绞痛”,这两个药在进入国际市场,经受真正的严格考验时,掉了链子,两药在美国进入Ⅱ期临床时,按照有关程序,需做破坏性试验,即对心绞痛、心律失常的患者停用其他药物,服用这两种中药,以观察实际疗效,药品送检方必须与保险公司、患者签订协议,一旦发生不测,患者将获巨额赔款,这样一来,企业不敢冒几千万美元的风险。迄今为止,中药尚无在美国进行一例临床试验。一大批中药制剂,尤其是相当多名优精品,例如大活络丹、安宫牛黄丸、牛黄解毒片等等,作为我国首批精选出的“敲门砖”进入美国市场,但是都因为疗效不确切、重金属超标、微生物超标等借口,打了回来。最后中药制剂多以“食品补充剂”进入美国市场,无需FDA批准。暂且不论中药制剂是否合乎美国人的药物审定标准,如果符合美国《植物药新药研究指南》中要求的安全性、有效性、稳定性这三个起码的要求也有可能进入国际市场,目前欠缺的主要问题就是实实在在的临床疗效。需要中药制剂独当一面的时候,能够踊跃承担吗?在国内,这些中药新药也广泛使用,但是往往都是辅助西药使用,临床医生非常清楚什么药物是主打,什么样的药物作为辅助治疗,现在各医院使用的中药新药品种较多,用量也不少,但是几乎都难以承担一线主打药物,关键时刻和危急关头还是西药撑着,病情平稳或是慢性病的辅助治疗时,配合一些中药,安全稳妥。中药新药目前在市场占有相当份额的另一个原因是:新药一旦获得批号,厂家和医药公司会不惜血本大做广告,使药物风光一时,但是难以持久,因此新药如同走马灯似的换来变去,例如心血管用药,今天上市那个,明天推出那个,变来换去,就是丹参、川芎、降香等几味药加减组合;治疗肝炎的也往往是五味子、茵陈、芍药、田基黄等等加来减去,各种新药主要成分重复率极高。中药新药研发还有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中药新药研多选自于早在临床使用过的行之有效的丸散膏丹以及汤药制剂,疗效优异才能够脱颖而出,挤入新药候选行列。既然临床已经反复使用,疗效显著,安全可靠,为什么还要更换剂型和包装,历经种种磨难,求得动物点头,求得洋人点头。参阅1998年以来国家级中医药期刊中有关中医药治疗慢性乙肝的论文,中药××汤组成各种各样,治疗乙肝理法方药俱佳,其中乙肝病毒e抗原和乙肝病毒DNA转阴率高达50%~70%,有的表面抗原阴转率都达到50%以上,如果效果如此神验,这些汤剂还用得着改换剂型,申报新药吗,这不是削足适履、多此一举吗?他们本身已是新得不能再新的新药了,甚至可以直接申报诺贝尔医学奖。中药新药疗效到底如何?其中有无水分,水分到底有多少?如果中药新药都是货真价实,为什么没有一种得到国际公认?为什么相当一部分仰仗广告来生存?为什么相当一部分中药新药如同昙花一现,走个过程就销声匿迹了?中药新药欠缺的依然是实实在在的临床疗效。

二、中药新药研发的形式可以考虑到中药特点,但是疗效判定必须严格按照国际标准。

说到临床疗效,必须明确一个概念,疗效的判定标准,必须是国际认可的,全世界一致的,中药西药都要遵循的,现如今中医临床医学要求疾病诊治要走向规范化、国际化,中药也要现代化、国际化,老是沿用自己的诊疗标准,使用自己的“游戏规则”,我行我素、自娱自乐显然不行,例如中医自己有独特的语言、独特的五脏六腑、独特的病证,中药新药主治的往往是气血亏乏、阴阳失调、寒热温凉逆乱;治则是健脾、舒肝、理肺、滋肾、养心等等,这些内容国内争论不休,讨论多年,尚无统一标准,说给国际上听,恐怕更难理解,如果我们的新药一味强调治好了多少脾虚证、肾虚证,治好了多少胁痛、泄泻、水肿等等,这些东西难以说明治疗疾病的疗效。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治疗的疾病是国际疾病分类编号统一的,疗效标准也是中西医一致认同的,例如治疗的疾病是系统性红斑狼疮,诊断标准是 1982年美国风湿病学会修订的标准,治愈标准包括:肾功能恢复正常;尿蛋白、管型阴性;狼疮细胞阴性;ANA和ds-DNA阴性或效价明显降低;浆膜炎消失;皮损消失,局部皮损病理检查真皮炎症消失等。一般来说,西药新药主要用途比较明确,如抗HIV的Ziagen,抗疟疾的Riamet,治疗肠癌的 Celebrex,治疗高胆固醇症的Cholebine,治疗Ⅱ型糖尿病的Actos等等,但是中药新药用途和作用则非常隐晦,如益气养阴,顺气宽中,解毒通里,健脾固肾,凉血养血等等,可见西药主要针对具体疾病,中药针对中医证型,西药锁定目标为全球公认的疾病,中药锁定的目标为中医自己认可的症状或证候群;疾病有明确的诊断和治愈标准,证候并无公认规范的诊治标准,作为一种新药,不单单是给中国人用的,也是可以给全世界人民使用的,如果治疗的对象和目标都难以确认和沟通,中药如何能够走向世界。目前的一些新药采取了病证结合的模式,即首先确定中医证候,再沿用至具体西医疾病之上,也就是说西医定病名,再看是否具备中医的辨证分型,两者吻合后即为适应症,如乙肝清热解毒胶囊,适用于具备肝胆湿热型乙肝患者,这样即顾及到中医的辨证,也顾及到西医的具体疾病,看似周全、方方面面都顾及到了,实际极不现实,如果使用中药新药给患者看病,需要先找有经验的中医给其四诊合参,正确得出中医属于何种证型,如果证型不符,不能用是药,其实,在现今临床上,根本没有人这样做,中药治疗乙肝的制剂成千上万,没有人先辨证后用药的,辨证只是一种空无意义的摆设。如果不按辨证,只按具体疾病名称给药,如乙肝××颗粒、肾炎××胶囊、冠心××丸、××消渴片,治疗乙肝、肾炎、冠心病、糖尿病,效果到底如何?查遍目前所有治疗乙肝的中药新药药品使用说明,声称降酶降黄作用明显,对于乙肝病毒复制指标的阴转率都在40%以上,也就是决不亚于西药干扰素和拉米呋啶。但是临床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相当一部分新药实际只起着类似安慰剂性质的作用。一个新药一旦问世,往往依据大量的、夸张的广告,先火上一阵,药厂高兴、商家高兴,市场繁荣,但是繁荣背后是什么?约有4000多种中药制剂的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覆盖率仅为3%,尚无一种中药新药进入国际医药手册,我们的中药制剂能否作为真正的新药存在,拿下几种实在的疾病,才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三、中药新药研发的出发点和重点都要立足于提高临床实际疗效。

中药新药有没有生命力,是否能够得到全世界的认可,最重要的是临床实际疗效,临床疗效也是检验中药新药的“试金石”,中药有自身的特点,丸散膏丹也好、汤剂也好,还是现代改进的颗粒剂、注射液,本身只是形式,汤剂虽然原始,但是务必不能治病,几千年以来,汤剂在中医历史所占的地位举足轻重,谁也不能抹杀其功绩。例如中药经典处方安宫牛黄丸,茵陈蒿汤现依然活跃在临床一线,根据他们的主要成分改进的清开灵注射液和茵栀黄注射液为扩展经典中药处方在现代疾病治疗的范围提供了新的尝试,但是不能有了注射液,就舍弃丸药和汤剂,他们各有优势,各有用场,不能可以相互替代。新药研发需要看中市场,也需要注重效益,但是既然是药物,就必须能够治病,中药新药即不是保健品,更非安慰剂,也不是用以赢利的摇钱树,它需要在解决困扰人类健康的疑难疾病时脱颖而出,独当一面,这方面最为成功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青蒿素,青蒿素是从中药菊科植物黄花蒿中分离出的一种具有过氧基因的新型倍半萜内酯,是与已知抗疟药完全不同的化合物,大量药理和临床试验证明,青蒿素是优于氯喹的抗疟新药它具有高效、速效、低毒等特点,之后我国深化青蒿素的研究,又研制出双氢青蒿素、蒿甲醚等系列抗疟新药。青蒿素等治疗疟疾完全可以替代氯喹等西药,单打独斗时,能力决不比任何西药差,2000年,蒿甲醚被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列为国际药典和国际基本药物目录。但是这样令人振奋的新药实在是太少了,青蒿素也是迄今为止国际社会承认的我国唯一的创新药物。回顾和浏览所有中药新药,尚无法拿出几种类似于青蒿素这样的中药新药,目前的多数中药新药也都标明治疗何种疾病,使用说明书中也列举的临床试验结果非常喜人,但是这些可喜的结果,再要重复一遍,几乎都无法再现昔日的辉煌,绝大多数新药在临床上扮演着辅助性治疗的脚色,关键时刻提不上去,单打独斗拿不下来,危重病例几乎见不着它的身影。是否作为新药研发的对象,首先要严格把好新药前期临床疗效这一关,看看这个药是否是一块好材料,可否精雕细作成一块精品。(1)选择一块璞玉是至关重要的,这就要尽心精心挑选。目前循征医学的介入,为把好挑选候选新药这一关带来了希望。Meta分析可以将新药中的成分及其研究对象和既往实际疗效作统计学分析,这样可以增强统计功效,增强疗效的可靠性和客观性。(2)入选临床前,需要对于前期临床报告的真实性进行验证,可以委托第三家(需要由药监局盲法抽定)医院进行重复试验,进行验证,这样可以为中药新药“严进严出”打好基础。(3)如果选材不当,本来是一块朽木,后来花多大气力,也难以雕成精品,现在不少新药进入临床之前并未接受真正的考核和验证,进入临床后按照新药报批程序要求的内容一步步完成,花费一天天增多,投入越来越大,到最后谁也不愿意看到被否定这样一个结局,即便是疗效不怎么样,也要硬着头皮顶着上。中药新药不同于西药,西药在上临床时,可以采取“宽进严出”的自做法,因为西药在入临床前,并不知道药物到底有效与否,但是中药则不同,中药在进入临床前,明确知道药物疗效相当不错,因此这个相当不错的苗子,真实性的问题就是一个中心问题,一定要拿出十足的证据证实其确有疗效,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药“严进严出”的审批办法。中药新药一旦进入临床,下面的每一个步骤和环节都要严格按照新药审批程序认真实施。最后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实事求是、科学地、时刻问着良心和道德地去统计和审核新药的临床疗效到底怎样。

四、中药新药研发的各种技术环节都是为保障临床疗效服务的,不应成为“科举”中举时“八股”考试似的形式,留于皮毛而忽视实质。

中药新药的问世,要经过Ⅰ~Ⅲ期的临床试验,实验室研究要求符合GLP程序,临床研究要符合GCP程序,生产要符合GMP程序,新药要提供完整的综述资料、药学资料、药理资料、临床资料,尤其是申报新药临床试验前,一次性完成新药新药各项基础工作,如制备工艺、理化性质、质量标准、药理毒理等,目前上述工作实际已成为新药申报的主体和实质性工作,为此而花费的人力物力超过了临床试验。本应是新药研发核心问题的临床试验研究却变得留于形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行为。影响中药新药疗效的因素很多,如中药的生产工艺、药剂的浸出和纯化工艺;中药原料的质量控制,中药优良品种的产业化;药剂学水平的改进等等,这些都是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但是如果药物本身有缺陷,不具备有新药开发的基础,用它不可能治好疾病,这种情况下,再谈什么新工艺、新技术,那有何意义,这样建立起的大楼,只是海市蜃楼而已。例如一种标示和确定作为治疗乙肝的新药,检查其所有成分,无外乎又是黄芪、五味子、虎杖等等,常见保肝药物,可以认定不会有太大创新和可喜的临床疗效,再要搞下去,不过是低水平重复而已,如果还是这些药物为基础的组方,即便是使用最纯正的地道药材、最先进的中草药分离技术、最时新的药剂工艺、最严谨的试验设计,依然不可能孕育出真正的临床疗效响当当的新药,这样硬性结出的果实,可能就是配着金鞍子的驽马,中看不中用。

五、遵循循征医学的原则是中药新药研发的先决条件,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新药研发的基本要求。

循征医学作为一种科学的医学科研方法,在新药研发过程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尤其对于中医药这种经验医学的典型代表,任何临床研究都必须有科学依据,即用大量设计正确、方法严谨的大样本或多中心临床试验的结果来指导医生的医疗实践。观察新药是否有效,能否去伪存真,从千变万化的临床现象中总结出科学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设计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在临床疗效研究中,应严格贯彻随机(严格的随机化分组以确保治疗组和对照组基线特征一致,有可比性)、对照、盲法、均衡(除干预措施外,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要保持一致性,防止干扰和沾染发生)、可重复性的原则。在中药新药的临床研究中执行盲法的随机对照得出的结论最为可靠,在设计方案中,一些技术环节一定要掌握好。1.正确估算出样本量,样本数量取决于中药新药所预期达到的精确度、敏感度和Ⅱ类统计错误(β)的概率。新药预期的结果总要强于对照药物,样本量的计算必须按照Kastenbaum或Cochran公式计算。2.疗效考核指标要标准。疗效考核指标一般分为是计数指标和计量指标,计量指标一定要具有较好的特异性,不要求高深和新颖,要求具有代表性。3.中药新药临床研究过程中需要排外许多干扰因素。诸如疾病的自行缓解现象;新药产生的霍桑效应(患者对于某个医院、医生或环境,对于药物保密失败产生的心理效应);安慰剂效应;安慰剂和治疗药物外型、颜色和气味相同(这一点说来容易,作到并不容易,中药新药不可能无色无味,安慰剂如何能够作到仿真效果一致,这一点非常困难);注意使用评价临床疗效的几个重要指标:95%可信限(95%CI)。相对危险度减少、绝对危险度减少等。4.新药临床研究可以借鉴的一些循征医学方法:①随机对照试验。②配对设计。③慢性疾病采用交叉对照实验。④对于难以接受盲法随机对照者,可以按Zelen方案设计。4.为了确保临床实验客观真实的一些措施:①疗效目标明确、考察指标客观化。②设立的对照药物一定要具有代表性、同时期领先的药物。③患者服用新药期间要严格控制和随访,用药完整,排外联合使用其他药物。④保证随访的完整性。⑤疗效评定时应有意愿治疗分析。

实验方法是一个过程,履行这一过程的是医务工作者,要让临床试验结果真实可靠,以上严谨的设计是必不可缺的保证,但是设计虽然无懈可击,如果掌握着这套试验方案的人没有或欠缺科学精神,或者说欠缺实事求是的精神,以上设计就会形同虚设,严谨的实验方案就会变成华而不实的外表。现在临床研究往往存在这样一个通病:任何一个进入临床实验阶段的新药毫无例外地得出一致的结论:疗效明显好于对照药物,安全、无明显毒副作用。治疗乙肝的药物不仅降低转氨酶效果明显,抗病毒的效力也不亚于干扰素或拉米夫定;治疗糖尿病的药物,降糖作用明显,持久效力不亚于磺脲类降糖药物;治疗高血压的药物效果不亚于钙拮抗药物、β受体阻滞剂或是血管扩张剂;治疗肾炎的药物疗效不亚于激素、免疫抑制剂。前文提到的治疗乙肝的各种各样的中药制剂,抗病毒效果十分突出,e抗原和乙肝病毒DNA转阴率都在50%以上,这种临床试验的“可喜”结果大量出现在各种医学期刊和媒体广告中,决非一个、两个,而是相当一部分,这些情况用临床试验设计不合理和统计不准确等技术环节出问题来解释或搪塞是说不过去的,这与设计等技术问题没有任何相干,只与名利、功利等学术腐败有关联。这些“可喜”确是失真的试验结果,只能说明我们的医务工作者还需在实事求是这个科研的基本要求上重新研修和充电一番。

(XYS2008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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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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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BWH之行感想
天津市胸科医院 丛洪良

有机会来到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参加由辉瑞公司赞助,Peter Libby教授为班长的“心血管危险学术带头人培训班”(Global Cardiovascular Risk Preceptorship Program)。班内共有十余名学员,不乏一些国内知名的青年医生,如北京的陈韵岱、沈珠军、徐立清和已经在美国的刘健,上海的魏盟、钱菊英,浙江的朱建华,沈阳的张明,广州的吴同果等,天津只我一人参加。2007年12月2日子夜我们一班人乘坐美联航空如期到达美国东部著名的城市波士顿。被皑皑白雪覆盖的波士顿城是美国麻萨诸塞州的首府和最大城市,也是新英格兰地区的最大城市。

波士顿城位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创建于1630年,是美国最古老、最有文化价值的城市之一。波士顿是美国革命期间一些重要事件的发生地点,曾经是一个重要的航运港口和制造业中心。今天,波士顿是高等教育和医疗保健的中心,它的经济基础是科研、金融与技术——特别是生物工程,如诺华心血管药物研发中心,辉瑞的药品研究中心等,并被认为是一个全球性城市或世界性城市。设在该处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等最高学府,每年造就不少杰出人才,因而又以文化都市而著称。

入住Fairmont Copley Plaza Hotel 后已经近后半夜了,翌日清晨西半球凛冽的寒风夹杂着飞雪打在这些来自东半球的求学者身上,似乎有些刺骨。我等一行人按时来到了哈佛大学医学院,教室被布置成圆桌样讨论形式。首先由Peter Libby教授做了急性冠脉综合征(ACS)的病因报告,PETER教授讲述了当今世界对ACS病理生理研究的最新成果,尤其介绍了他领导的研究小组所做的工作。随后PAUL医生、STEVE医生、ELLIOTT医生和DAN医生分别就ACS新的危险标识物、典型病例处理、ST段抬高心梗和ACS后期的护理、危险分层、心脏康复等进行了全面的论述,随后的两天里共有22名心脏病学医生就心力衰竭、电生理学、介入心脏病学、心血管病预防和心血管影像学等最新的进展,尤其是他们各自的最新研究结果进行了讲述,并带来了他们发表在自然、新英格兰医学、循环等杂志的文章。教室窗外大雪飘飘,寒风索索,教室内学员和讲者讨论热烈,心肌病的遗传因素、心肌炎的Dx和Mx、左室辅助装置、房颤和室速的射频消融、下肢静脉血栓和肺栓塞、结构性心脏病的介入治疗、心血管的外科进展、药物洗脱支架的进展、PCI围手术期的附加治疗、PET/CT、CMR和心血管影像学的未来发展,内容丰富、应有尽有。讲座者有年长的教授,也有年轻的医生,当一位看上去非常年轻漂亮的女讲者上台时,魏盟教授诙谐的说:“美女医生给我们授课了”,课间陈韵岱和美女医生聊了起来,原来她们早就认识,美女医生叫Laura Mauri,是哈佛大学BWH医院心脏科的副教授,曾经去过北京安贞医院进行过学术交流,当时美女医生正在怀孕,还穿上铅衣在手术台上与安贞医院的医生进行学术交流,因此给陈教授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她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循环杂志、美国心脏病学院杂志的十七篇论著中可以看出这位美女医生的学术水平,课间我们感慨地说这位美女如果在中国早已经是院士了。其实每位学者的心理都会有这样一种想法――我们的学术差距是很大的,而缩小这个差距的实施者应当是我们这一代年轻医生义不容辞的责任。

课间PETER教授带我们参观了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Brigham和妇女医院)。Brigham和妇女医院(BWH)坐落于波士顿市中心著名的Longwood医疗区,共有九家医院位于该医院区内,BHW拥有七百多张病床,是哈佛医学院的附属医院。BWH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832年,BWH于1980年由波士顿历史最悠久的三所医院合并而成Peter Bent Brigham医院、Robert Breck Brigham医院和波士顿妇女医院,这也是哈佛医学院最著名的几所教学医院。BWH是“Partners卫生保健系统”的创始医院之一,这是新英格兰地区最大的卫生保健系统。BWH每年从NIH获取研究经费高达4亿美元,位居各医院前列。BWH医院总雇员超过12000人,其中医生、住院医师3000人,研究人员超过1000人,护士2800人。每年住院病人44000例,门诊病人超过950000例,急诊治疗54000例,作为新英格兰地区最大的产科中心,年新生儿9000例,其中接受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治疗1300例。BWH除了居于领先水平的妇科,也是美国最重要的移植中心之一,能开展心脏、肺、肾脏和心肺联合移植手术,以及骨髓移植。BWH较为著名的学科还包括心血管医学、神经科学、关节炎和风湿性疾病、整形外科和癌症治疗。

当我们穿过哈佛医学院进入BWH首先吸引我们的是医院的文化气息,在医院的走廊大厅挂着几面大的布标,上面印着长期为BWH工作的医生和护士,有工作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的人员名单,医院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也让年轻人记着他们,向他们为医院所做出的贡献致敬。在连接妇女医院和儿童医院的楼道里挂满了各个时期为BWH服务的医护人员的照片及他们在专业成就中的简历。医院大厅凹进的展览室门前的警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PETER教授告诉我们这间展览室展览着BWH医生获诺贝尔奖的奖牌。当我们来到BWH心脏科时正是中午时分,一位中年女性正在心脏科的走廊中弹着优美的竖琴,优美的旋律立即让人们的心静了下来,无论是走在楼道里的病人还是坐在等待室的家属都会由于幽静的音乐使烦躁的心静下来。而走进CCU看到医生们忙碌的身影又是另一番景象,在CCU大门旁,一个铜牌记录了BWH心脏科CCU的历史,这个CCU是全球最早的CCU,它的成立和其后的全球普及对降低冠心病心肌梗死的死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创立该CCU的医生获得了诺贝尔奖。在导管介入中心共有五台导管机器,每天进行着20-30例导管手术,当我们走进下楼的电梯,电梯间一行醒目的语言映入眼帘,“病人的病情是保密的,任何医务人员不得在楼道、电梯间谈论病人的疾病”。

由于BWH的技术和学术地位较高,STEVE医生告诉我几乎附近州市的病人均来波士顿的医院城就诊,也就形成了哈佛特有的医院文化。在从医院回到教室的途中我们路过了一楼的走廊,走廊两侧数十件老气的棕黑色更衣柜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每件更衣柜上都有铜牌的编号并上着不同的锁,随同的学习班秘书告诉我们,这是一百多年以前医生的更衣柜,所有的柜子及锁头都是当时医生们用的,一直保留下来让一代一代的医生记住他们的前辈。同时一些医生的后代还可以看到他们当医生的祖先在BWH医院工作时用的柜子,让他们为他们的祖先感到自豪。在参加心脏科病例讨论时,许多两鬓斑白的老医生静静的听着年轻医生的发言,不时的提问题让他们回答。在教室的两侧挂满了BWH二百余年来著名的医生们,最后被挂在上面的医生是心脏病学泰斗,也是HEART DISEASE一书的主编BRAUNWOLD。他们静静的坐在那里,看着年轻医生是如何工作的,他们也在静静的听着后代们的发言,看他们是否传承了BWH的精髓,是否如他们的前辈一样不断创新,他们坐在那里,是对后辈们的激励。

当再一次坐回哈佛医学院的教室时,我对面前给我们讲座的这些年轻学者产生了肃然起敬的感觉,敬佩他们治学的严谨,敬佩他们执著的弃而不舍。也深感我们的差距,我们许多的学者每周都在忙碌着开会,热衷于办会,办了会才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每次开会都要组成个庞大的主席团,似乎进了主席团才是自己学术水平的标志。许多的讲者在不同的会议上讲同一个幻灯,而很少有像哈佛的这些学者们讲的基本上都是自己的工作。现在我们缺乏的是踏下心来干好自己的工作,用浮躁形容我国当今的学术界可能并不夸大。当病人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对得起这生命的重托,是否能像BWH的这些医生们来履行着给予生命的职责。此刻我不禁同时想起了先人希波克拉底的誓言和ACC主席DOVE在就职演说时所说的话:“我要尽一切之努力,处处为患者利益着想,解除患者的病痛与危害;我愿以纯洁与崇高之精神,履行作为医生的职责,以维护医学行业的神圣与荣光。”“心血管医生有责任为患者与社会解决健康问题。医生的首要职责是做好患者的守护神,除了为患者开出各种化验、检查、药品外,更要审慎地权衡每种诊疗手段的获益与风险。当一种治疗措施的有效性与安全性尚缺乏足够证据时,建议医生将患者视为自己的家人,如果不为自己家人采用这种治疗措施,请不要强加给患者。”

(XYS2008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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