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 29
一个人的夜晚
一个人 一杯酒
一腔化不掉的哀愁
一张碟 一首歌
一曲唱不完的孤独
音乐
化在酒杯里
散在虚空里
引来静默的垂涎
寂寞围绕音乐
跳起古怪的舞蹈
大笑着
醉倒在寒风里
遥远的灯光
闪烁在幽蓝的天空下
把夜逼向黑暗的角落
在沉默中放声痛哭
月
也不堪这狂诞的混乱
躲进黑暗的深处
不露出一丝踪迹
却忍不住
流下冰凉的泪
冲洗着夜的黑暗
直到天空发白
克己明德
2009年3月28日晚
Mar 24
遭遇科妄
我上大学的时候，曾经碰见一个老头站在学校食堂门口发传单，逢人就给塞上一张，完了还拉着接传单的人嘀咕几句。那时候看见有人发传单，我常常主动走过去索要几张，把单面印刷的传单收集起来当草稿纸用。以往总是看见年轻的在发传单，这一次看见一个老头发传单也觉得新鲜。因此远远看见那个老头发传单，就拉了朋友过去看看老头的传单可不可以当草稿纸使，顺便看下老头发的是什么东西。
走近了，才发现那老头也就五十多岁的样子，一身很古朴的打扮，戴一副塑料框的镜片很厚的眼镜，头发黑里掺白，典型的电视剧里的文人形象。以往，我去管人家要传单，总要说上一句“请给我一张”，这一次还没做好心理准备，手里就被塞了一张。想必是老头看见我们走过来，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家伙什，所以才搞得专门去要传单的我感觉很突然。老头把传单塞到我手里之后，叨叨着“看看，看看啊！”我以为他要说几句，可是没等我看完标题，他就转向旁边经过的一个学生，一边塞传单一边叨叨着，不理我们了。……
于是，我们就走开。一边走一边看老头的传单，内容大概是讲他发明了一种新的物理理论（名字还挺长，当时就没记住），可以推翻现在的物理学理论，但是没人赏识，想要出一本书介绍自己的发明，可是钱又不够，因此想从大学里寻找到识货的主资助一下自己，将来发达了一定重重感谢什么的。朋友看完了笑着说：“这个厉害呀！谁要是资助了他，以后他出名了，资助的人也可以跟着一起名利双收啊！”我把传单塞他手里：“咱也不敢指着这玩意儿出名挣钱啊！”他哈哈笑着把传单塞到包里。哎，你别看人老头没钱出书，传单可是单面印刷的，能够当草稿纸用。
现在想起来，其实那老头挺可怜的，那么大岁数了，干点什么不好，写写毛笔字啊，养养鸟啊，养养花啊，非得要整那些没用的，害己害人啊！
我到现在都奇怪的是为什么声称解决数学难题的、声称发明新物理理论的人这么多，却很少看见有谁声称自己发明了一种新的化学理论呢？
2009年3月24日
Mar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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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23
态度问题
章记者因为水博的态度和行文措辞问题把他告上了法庭，目的很明确：“我就是要为兄弟们出口恶气！”。古人云：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确是至理明言！到此我才知道原来中国的法律是可以当作“出恶气”的工具来使用的。看来以后相关的教科书在介绍我国法律的功能时，得再加上一条了——可以帮助人们出恶气，当然那得是在章记者成功把恶气吐出来之后的事情了。
关于法官是否允许章记者借法律来出这口恶气，现在还不得而知，虽然我还是很愿意知道结果的，但这并不是本文要关注的事情。章记者告水博一案所拉扯出来的问题有两个，一个问题是态度问题，虽然这个问题有点老生常谈但是不由让人想到“态度决定一切”的名言警句；另一个问题是事实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态度属于意识范畴，事实属于物质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说：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具有能动作用，可以反作用于物质。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讲就是事实决定态度，态度能反作用于事实。章记者并不想靠之出名的“几百字的东西”决定了水博的态度，水博想用这态度去反作用于章记者的“事实 ”，没想到“作用”不成要被章记者用法律把他“决定”了，而章记者正好借此机会为自己和自己的兄弟们“出口恶气”。
不知道章记者的兄弟们都有谁，不过根据章记者打官司的理由“我之所以要打这个官司，是因为从一开始就认定：如果认可了他的这种不道德的行为，那就意味着，以后谁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博客，肆无忌惮地骂人了！”，可以推测他的兄弟是包括所有被某些人通过博客谩骂的人，那么水博和方舟子也被“‘环保人士’范晓用真名在网上攻击是‘下三滥的龌龊货色’、‘如丧考妣般地急火攻心、嗷嗷乱叫’、‘象疯狗一样地胡言乱语’、‘泼皮耍横’、‘小丑跳梁’等等。”，他们也该是要让章记者为之伸张正义的“兄弟”了，只是把别人对水博的辱骂算在他的头上就让人有点看不懂了。
闲话少叙，看不懂不要紧，先放着，且看正文。 “态度决定一切”的名言在神州大地普及之前，中国人还是知道“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注：作者在这里不是要侵犯鼠权，只是根据古老的谚语来说明当时的中国人还是知道把是非放在第一位的，因为在现在的一些人眼里对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态度）。自从民主斗士和自由战士活跃起来之后，是非对错都不重要了，一部分人开始把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当作判断是非的标准，还有一种说法是政治上要保持正确，反正乱七八糟胡说一通就是不让人把事实当作判断是非的标准。于是乎，小偷不能叫做“小偷”，只能叫做“不经主人知道和允许就拿走别人东西的人”；强奸犯不能叫“强奸犯”，只能叫做“不经妇女同意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人 ”，据说如果不这样做的话，罪犯的名誉权要受到伤害。
人有七情六欲，“愤怒”自然要算人之常情了。根据中国古代的神秘主义学说，一个人要是能断了七情六欲就能成仙，然后长生不老逍遥自在。我从不做梦要成仙只想本本分分做个会笑会怒的人，所以对此灭绝人性的提法向来嗤之以鼻。章记者告水博案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做人也不能太本分，说好听的就是要有些“仙气儿”，要做到视丑恶如金钱，把丑恶当作过眼浮云，这样说不好听的就是要人们做人要带些“妖气、鬼气”。可是像方舟子一样，水博不但做人做的本分而且还踏实，这就坏了大事，不能对丑恶睁只眼闭只眼，往往要发怒，要斥骂那些造谣惑众的“由于个体在胚胎发育期的差异导致的脑部神经元发育状况不能满足人类正常智力需求的语言工作者”。这样的态度当然是糟糕透顶，于是乎态度决定他要倒霉，态度决定他是错的。水博这糟糕的态度弄得中国科学院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心烦气躁，恨不能撸起袖子把他用武力解决掉。蒋研究员不愧是中科院首席，知道这样子干脆省事，那什么鸟法律搬弄不当，还有可能出不了恶气。
戏剧根据体裁可以分为正剧、戏剧和悲剧，一出好的戏剧往往能给观众以启迪。章记者诉水博态度有问题一案，到现在看实在是一场闹剧。这出剧目要给观众的启示就是：章记者是否向水博所说的那样对中国的水电发展进行造谣诬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水博对章记者“造谣诬蔑水电”的行为态度太差，不谦和，不稳重，根据“态度决定一切”的名言，态度差人品就差。不知道法官会不会也得到这样的启示，如果会那章记者就要出“恶”气成功了。水博将来会不会会态度好些呢，不知道。不过看水博应对章记者诉讼时横眉竖目的样子，让他对自己一向鄙视和不屑的行为温柔起来，还是很有挑战性的，观众们只管静观其变就行了。
以前有人对“独钓寒江雪”剽窃方舟子文章的事情评论到，
“开始的时候只知道上街是要防小偷的，
认真上了街，
被偷了以后，
才知道，
那些知道有小偷在偷，
不仅不喊打，
反而幸灾乐祸，
乃至羡慕小偷的，
才更可怕。”
现在看来，在街上不但要防小偷，而且看到小偷偷东西时也千万不能大喊“抓小偷”，而要大喊“抓住那个不经主人知道和允许就拿走别人钱包的实践活动者”，否则要被人家作为现实对象运用法律武器来出恶气！
克己明德
2009年3月23日
Mar 12
科学和鬼话
“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三
我泱泱中华五千年文明创造出来的伟大发明除了“吃人”，便是“讲鬼话”。在我们引以为豪的五千年“优秀”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里，人们却奉行谁越能“吃人”，且吃得越残忍，谁便越有本事；谁的鬼话讲的越高明越混账，谁便越有能耐。即便是这社会现在已经受到了科学和文明的清洁，野蛮却依然像病毒一样在国人的头脑里传播繁衍，不见有灭亡的迹象。
中国人对于心狠手辣的皇帝们往往是推崇有加，认为若不如此便不能登上皇帝的宝座。而且很认真地认为不残忍的人即使勉强做了皇帝也无法镇住自己的臣民，要受到臣子的欺负，如果没有“贤臣”辅助还要被人夺了帝祚，要被人害了性命。因而在中国社会的权力金字塔中从上到下竟把“残忍凶狠”当做政治家取得成功必备的基本素质，所以在权力争夺中落败的政客们往往把自己不够“狠毒”作为失败的借口，而一向喜欢探究官场秘闻的中国“公民”也对此不置可否，啧啧摇头。可是皇帝如果一味赤裸裸地残忍有时候也是不得“臣民”拥戴的，要被当做“暴君”除掉，而如果这暴君善于讲鬼话而且讲得高明，并且有一帮子专门讲鬼话的臣子的帮闲，那么这“暴君”就是“明君”了。于此，不难看出“讲鬼话”在中国社会历史中及其重要的作用。
若说宗教是麻痹人们精神的鸦片，那这“讲鬼话”便是奴隶文化在国人头脑中传播愚昧和野蛮的病毒，而科学则要抑制这病毒的繁衍。所以科学就成了那些讲鬼话的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赤裸裸地反科学对于讲鬼话讲得高明的人来说乃是下下之策，他们更善于作祟的手段如鲁迅先生所讲是“捣乱”，就是“先把科学东拉西扯，掺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要让科学也带了鬼气，才好浑水摸鱼。
在科学的光芒照进华夏大地之前，善于并且以讲鬼话为生的是皇帝的忠臣良相，这些贤臣名士多通读“圣贤书”，所以他们摇头晃脑讲出的鬼话自然让不得机会识字的贱民愚子心悦臣服，并被奉为至尊宝典代代相传。贤臣名士的鬼话是让刁民变成愚民，要让民们都相信磕头是光荣的行为，要让民们相信当下一切的不如意全是皇帝没有遵循死鬼先王的遗嘱导致的，只要一心一意地领悟死鬼的旨意，老老实实的照着死鬼的遗旨办事，那么一切都是会好起来的，目的就是要绝了民们向前看的念头，只要他们低头跪拜。当科学的光辉开始洒向被专制和愚昧文化奴役了五千年的神州大地的时候，“圣贤书”教导下的名士们拍拍膝盖上的土站起来学了夷人“爱”的谎言摇身一变又成了“特殊知识阶级”。
对于“特殊知识阶级”来说，老样的鬼话开始不那么管用了，因为“夷人”的科学似乎要打破鬼神学说上建立起来的“道德”体系，并且这科学最让人无法忍受的就是它要让人抬起头来往前看，要让人认为前面的总是要比后面的高明，往前走才有希望，往后退只能是绝望。对特殊知识阶级来说，这科学要比民主还要棘手，它能让闭了眼的愚民们睁开眼睛看见真实的世界，能教他们头脑清楚识别鬼话，不但绝了皇帝们再次登基的念头，而且要打破“特殊知识阶级”讲鬼话骗人谋生的饭碗，所以比起跟它一起从夷狄进口来的民主更危险更可怕。“特殊知识阶级”愿意对民主百般推崇可是却不愿意讲科学，就是因为讲民主可以鬼话连篇，而讲科学却掺不得半句鬼话。没了鬼话，就显不出“特殊知识阶级”的高明，让他们失了“高人一等”的资本，要命的是他们再想装模作样地愚弄人都不能了，因为科学就是要撕掉死鬼们留给他们装神弄鬼的画皮，让他们没办法鬼混。
2009年3月11日
克己明德
Mar 10
药物的故事——来源和本质
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在谈论制造药物和中药差别的时候，他问了我一个问题：“如果有一种物质可以用来治疗疾病，但是这种物质只存在于某种植物中，现在人类还没有办法对这种化合物进行人工合成，那你说怎么办？”
“哦，这个跟中药是不一样的。……”
“喔，是吗？”
“嗯，是的。你想想，是这样的。”
……
现在世界上用来治病的药物，大约有一半是人工合成的，一半是从动植物体中获得的。这些用来治病的药物，有的只能由人工合成，并不存在于自然界；有的即能从自然界获得，还能由人工合成；有的目前只能从自然界获取，还没有办法人工合成。不管这些被人类用来治疗疾病的物质是人工制造的还是从自然界直接获取的，它们能发挥人们期望的作用跟它们是怎么得到的没有因果关系。同一种药物，无论是人工合成的还是从自然界直接获得的，在其被用来治病的时候发挥的作用是完全相同的，不存在任何差别。每一种物质都有其独特的分子结构，这也是这种物质和其他物质存在区别的根本原因，人们也是根据结构上的这种差异来区分不同物质的。既然是同一种物质，那么不管是人工合成的还是从自然界直接获得的，它都具有相同的分子结构，因此当这种物质被送进人的体内，参与人体内的各种生化反应的时候，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
理论上讲，某种药物无论是人工合成的还是从自然界直接获取的，在治病时发挥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事实上，就目前人类的技术条件来讲，有些药物的来源还是会影响到它们的实际效用的，有些药物因来源不同导致的效用上的差异可以从用药剂量上来弥补有些则不可以。这种情况发生的根本原因还得归咎到药物的分子结构。
物质分子结构出现区别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组成物质分子的元素不同，物质的分子及其结构肯定是不一样的；组成物质分子的元素完全相同，但是由于分子中各元素数量不一样，物质分子结构也是不一样的；组成物质分子的元素及其数量完全相同，但是各元素连接顺序不一样，物质分子结构依然是不一样的；组成物质分子的元素相同，而且在数量上和连接顺序上都一样，但是空间排列顺序不一样，物质分子的结构还是不一样的；……。组成世界上不同物质的基本元素在数量上是很有限的，但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存在的物质种类看上去却几乎是无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物质分子结构上的差异。由来源不同导致的药物效用的差异，归根结底是由于药物分子在空间排列顺序上的不同导致的。
一般来讲，结构决定性质，两种物质的分子结构不同，那么这两种物质的物理性质（如熔点、沸点等）和化学性质（跟其他物质反应的特性以及变成其他物质的特性等）上的差别足以使科学家把他们分离开来，得到纯粹的单种物质，而不是两种不同物质的混合物。不过有些物质分子在结构上虽然有差异，但是他们在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上却几乎没有差别，要得到纯粹的某种物质存在很大的困难，至少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对某些存在这种分子结构差异的物质是这样的。
物质分子在结构上的这种导致分离他们非常困难的差别就好像是左手和右手的差别，因此有时候人们也把分子的这种特性叫做分子手性。如果某物质分子具有手性，那么必然存在一个仿佛是它镜像的分子，即这两种分子就好像一个是实物，另一个是这个实物在镜子中的影像，科学家把这样的两种物质叫做光学对映体。这两种物质分子在物理性质上的唯一差别是，能使平面偏振光发生不同的偏转。在仪器上表现出来的可以被观测到的现象就是，一种物质能使平面偏振光往右偏转（在命名的时候，用“+”表示），称作右旋体，另一种物质使平面偏振光往左偏转（在命名的时候用“-”表示），称作左旋体。它们在化学性质上的差异只有在跟也具有手性的物质分子发生反应的时候才能表现出来。
药物的两种光学对映体在人体内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有些药物的左旋体能治病，右旋体不起作用；有些药物的右旋体能治病，左旋体却能给人体造成危害；有些药物的右旋体能治病，而左旋体却能抵消右旋体的作用。这跟人体内的生化反应具有高度的立体选择性有关，即特定结构的分子发生特定的反应，结构稍有变化，发生的反应就有变化，最后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非常有意思的是，自然界往往只存在光学对映体中的一种，而人工合成分子的时候，往往是两种分子同时存在。合成或分离到纯粹的光学异构体对科学家来讲是一项充满挑战的工作，但是他们依然探索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合成和分离方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现在每年仍然有很多科学家为此而不懈努力以寻找更好的方法。正是因为人工合成和天然产物的这种差别，药物来源不同就会导致其效用发生变化了。
当我们提起来源于自然界的药物时，国人的头脑中会立即浮现出“中药”两个字。就好像一则牙膏广告所宣传的伪科学那样：当广告词出现“中西药结合”的时候，画面上出现了物质分子的结构式和植物图像，意为物质分子结构式代表西药，植物图像代表中药。这是纯粹对消费者的误导，因为也有可能画面上的分子结构式就是旁边的植物中所含的活性物质的分子结构式。当然我这么说只是在讲个笑话，因为根据编剧敢于如此明目张胆地胡说八道，就可以断定他们对有关药物的基本科学概念一无所知。现代科学传入中国之前，由于国内与药物制造相关的科学领域基本处于无知状态，中国人治病往往是直接用水煎熬植物或者矿物质的根茎叶，最后服用煎熬的汤汁。这种原始的祛病方法在野生动物中也可以观测到，比如人们发现大象会在生病的时候去采食某种植物，不同的是懂得用火的人类会采用看上去更高级的方法——把植物放在砂锅里倒上水煮熬，然后把汤汁喝下去。然而这样做糟糕的是会毁坏本该起作用的活性物质，比如中药煎煮对青蒿素的破坏，就让本可以用来治病的植物丧失了应有的作用。有时候还会是多种植物中的化合物发生不可预料的反应，产生未知的变化。用现代制药技术从植物中提取活性物质，制作成可以治病的药品，跟中药是完全不同的。因为现代药物制造之前会对所要提取的活性物质从分子式、熔沸点等物理性质至其相关化学性质都有充分的了解，并且规定了药物中这些活性成分的数量；而中药在生产销售之后依然无法确定其准确成分及数量。
利用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方法人工合成的药物与从自然界获取的药物在研发、生产过程上所遵循的制药规则是一样的，中药特别是中成药的研发（如果有这个过程的话）、生产与它们所经历的过程是根本不一样的。从自然界获得的现代药物与中药有着质的区别，药品说明书就恰好对此有着很好的说服力。根据药品说明书我们可以知道，现代药物关注的是药物中在人体内起治病作用的活性物质在药品中的含量，而中成药关注的是药品中可能会起作用的某植物含量的多少。由于植物体中的活性物质含量非常稀少，往往数十千克的植物体才能提取出几毫克的活性物质，所以如果药片中某植物的含量为几十毫克的话，那么其中所包含的有效活性物质就非常稀少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中药见效慢的原因——当然前提是该植物中确实含有相关的活性物质，然而这通常是连中成药的生产者都不知道的。
根据常识来推断，只有对药品中的活性成分进行过充分的研究，才能知道这些活性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才能知道多大剂量的该物质会对人体造成不可逆转的永久伤害。中成药中虽然表明了植物的分量，但是这些植物中的活性成分有多少是不知道的。草本药物的一个最大缺点是植物中所产生的活性物质含量是不稳定的，这些物质的成分受到温度、阳光、土壤、降雨量等因素的影响，真不知道生产者是如何确定一个生产标准的。如果没有标准，那就意味着每一批中成药中某种植物虽然含量一定，但是它的起作用的成分是根据生产批次的不同而变化的，那么这种植物在中成药中所起的作用是不稳定的。如果患者依照一个标准服用这种中成药，那么他所摄入的活性成分的剂量是很不稳定，有可能多，有可能少，什么时候符合用药剂量，这就谁也不知道了——当然了前提是这药里真含有可治病的活性物质。
喜欢把吃中药当成爱中国的人们可能会说，中药要比西药（现代制造药物）要安全。事实上，从所含有的有效成分来看，服用过多制造药物自杀绝对比吃中成药要快捷方便。所以总会听到某个可怜的人服用过多的安眠药或者其他药品自杀，而没有听过有人通过服用大量的草药或者中成药自杀的，如果有谁听过，那么这个自杀的人一定是被撑死的。当然了，如果像中国的一些中药生产商那样为了提高自己产品的药效而往其中掺加制造药物但不进行标示的话，这些中药还是会起到相同的杀人作用的。中药与现代药物尤其是从自然界获取的现代药物的一个显著区别是，中药是大量不明物质的混合物，而现代药物则是成分明确的混合物或者化合物。当然这种“成分明确”是药品中活性物质的种类、含量以及其分子式等明确，而不是只知道这种药品中包含了多少种植物以及植物体的数量。一般来讲中成药中的物质种类比制造药物要复杂的多，制造药物中的物质种类通常是很单一的，这样我们总会发现制造药物的说明书上往往会列出药物的分子式，并且会注明药物可能会造成的各种伤害及相关的风险，而中成药的说明书则非常简单。这大概就是投入上亿英镑或美元进行现代药物研发和投资数十万人民币进行中药开发的最明显的区别。
那么中成药是不是因此而比制造药物更安全呢？不！也许你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只可怜的青蛙被一个坏人突然放到开水锅里后，它猛地一跃跳了出来，保存了生命；当这只青蛙被放到凉水锅里，但是这个坏人慢慢给水加热到沸腾的时候，可怜的青蛙不幸遇难，没有逃脱魔爪。中药对人体的危害就像这后一种情况，当我们发现身体受到伤害的时候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了，比如那个什么龙胆泻肝丸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夺去了那么多人的生命。这并不是说，制造药物比中成药要安全，而是指中成药由于活性成分稀少，不会对人体造成即刻明显而剧烈的伤害——当然直接把中药送到血液里不算（如中成药注射剂），但是其对人体长期的缓慢的不可逆转的危害并不比制造药物轻。当某个不幸的人被毒蛇咬伤之后，医生如果知道是什么样的毒蛇，他会采取合适的措施来挽救他的生命；但是如果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毒蛇，那么这个可怜人就危在旦夕了。如果同样是显著剧烈的中毒，制造药物引起的中毒就好比是前者，中成药引起的中毒就好比是后者，因为中成药的成分太复杂，医生没有办法采取合适的措施来挽救病人的生命。
虽然中国工程院的李连达院士把服中药比作吃烤鸭，但是一个有职业道德的医生或者药物专家是决不能要求病人这样做的。一个没有被污染的烤鸭，不会对一个知道何时该停止进食的人类造成生命危险的，但是一种药物是会在一个人的正常食量范围内杀死他的。药物的服用剂量是再怎么精确也不为过的。一个有职业道德的药物研究专家还应该知道某种被当作药品的化合物在人体内的存留时间，虽然一个人凭感觉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饿了该吃烤鸭了，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饱了，该停止吃烤鸭了，但是一个人绝对不能凭自己的感觉来判断什么时候药物已经在体内代谢完全或者体内药物的数量已经少到了应该再次服药了。当我们碰到一个医生或者什么院士根据自己的感觉要求我们何时服药，服用多大剂量的药物的时候，一定要赶紧离他远远得，而且要麻溜得！
克己明德
2009年3月10日
Mar 06
A good story for movie: 西雅图著名华人
送交者: Fuzzlogic 于 2009-03-05, 13:45:23:
十九世纪70年代，美国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那时候的西部大开发如火如荼。到了二十世纪初，仅仅40年间，美国的GDP增长达到了惊人的52%，远远超过了其他西方强国！这期间的主力建设者是几十万背井离乡的中国劳工。今天你访问美国西部重镇，洛杉矶、旧金山、波特兰、西雅图、拉斯维加斯……翻开他们的开发建设史，哪一个行业没有华工的血汗？今天的美国政治家和史学家，无人否认中国人对美国开发做出了其他民族无法替代的巨大贡献。
然而，十九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一度进入衰退期，加上内战结束后上百万士兵退役，造成了就业市场的紧张。那时候大批美国白人工人，因为好吃懒做，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于是他们把愤怒转到了无辜的华工身上，认为是华工的存在使自己丢了饭碗。于是美国排华风潮席卷各地，针对华人的暴力攻击也此伏彼起。1882年 5月美国国会居然通过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从法律上歧视华人，这对于美国各地的排华风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885年9月4日，爆发了洛克斯普林大屠杀，11名华人被屠杀，500余人遭到驱赶。匪徒的行为非但没有遭到谴责，反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1885年9月5日夜，在伊萨克谷三名蛇麻草收割华工被暴徒枪杀。凶犯虽然遭到起诉，但是公众的同情使得他们最终没有被判刑。
9月19日，黑钻石矿工驱逐中国矿工，打伤9人。
9月28日“排华议会”在西雅图举行会议。每一个劳工组织都出席。其中有大量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会议决议所有的“中国佬”必须在11月15日之前离开。这些人后来被统称为“排华党”。
11月3日，数百名暴徒在市长带领下，来到塔科玛市的华人聚居区，强令华人离开。冰雨之中华人被赶往车站，他们在车站广场冻了一夜，至少一个体弱华人冻死。
当时的华人，面对暴力攻击任人宰割，敢怒而不敢言。唯一例外的，是西雅图市的企业家，名叫陈宜禧。
在Tacoma驱赶华人事件之后，陈宜禧给满清政府驻旧金山总领馆发电如下：塔科玛市华人昨日遭到驱赶，两三百人来到西雅图，情况危急，当地政府难以提供保护。请你们提供保护。华昌公司，陈宜禧。
次日陈宜禧接到复电：我们会尽力而为。今日皇兵（指美国联邦部队）将被派出。总领事欧阳明。
但事实却是，美国内政部长认为此时无需动用联邦部队。所以“皇兵”的到来系子虚乌有。
11月5日上午陈宜禧紧急约见自己20多年的老朋友，西雅图市市长亨利·耶斯勒和其他的西雅图名流，包括托马斯·伯克法官，讨论西雅图局势。
耶斯勒市长和伯克法官劝说陈宜禧带着本地的华人离开西雅图，躲避风头，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很难控制局势。他们说，现在暴徒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他们代表着社会广大的阶层，虽然警方在维持秩序，但是袭击的事情防不胜防，恐怕难以保证大家的安全。
陈宜禧冷笑着告诉他们：也许恰恰是因为这样，我才觉得有必要留在这里。我并不怀疑你对法律的忠诚，但是我怀疑你是否敢于为了法律而对抗大多数人的愚昧。如果我走了，你们面前的一切问题都没有了，正义与邪恶，文明与愚昧，法制与野蛮的冲突都消失了。可是我在这里一天，你们就不能再掩盖矛盾。如果我遇到不幸，那是整个美国的不幸，因为那也就意味美国法制理念的彻底崩溃，你们这些逃离专制的欧洲移民的美国梦，也彻底破灭了。所以说要死，我就跟你们的美国梦一起死好了。
伯克和耶斯勒都为陈宜禧的话所震撼。当晚，耶斯勒市长召集西雅图市民集会。
《西雅图历史》一书对这次会议有详尽的描述。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一贯为白人工人代言的托马斯·伯克法官挺身而出，发表了一段在历史十分著名的长篇法制宣言，严厉谴责了暴徒的非法行径：
“……我们面对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像一个自由的，守法的，尊重正义的美国人，还是像狂暴的，无法无天的某些外国人那样？
“ 我是一个美国人，我向所有美国人呼吁，我们面对合法的和非法的两种方法，我选择美国人的方法。不管他是移民来此，还是在美国出生，如果他不站在法制一边，他就不是真正的美国人。如果谁要以蔑视和践踏我们自己制定的法律来玷污这个共和国，他就不配拥有美国的国籍，不管他来自哪里……
“美国政府，在人民的许可下，邀请中国人来到这里。在和中国政府签署了庄严的条约之下，中国人和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一样，在法律保护下，享受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今天我们不单单受到我们自己制定的法律和美国政府庄严承诺的制约，同时出于人道和正义的考虑，我要在这种暴行面前保护中国人……
伯克法官在道义上的胜利，仅仅给西雅图的华人赢得了三个月的安宁。
1886年2月7日，太平洋皇后号客轮的出航，成了西雅图排华大暴乱的导火索。上午7点，暴徒中的警察，谎称检查卫生，骗开华人的家门，然后一拥而入。把华人的财物丢到马路上，然后驱赶他们去码头。迫使他们登上驶往旧金山的太平洋皇后号。
最后包括陈宜禧在内的350名西雅图仅剩的华人被驱赶上了码头。
陈宜禧让自己的儿子一边走一边唱歌。歌词却是中国话，告诫大家不要说自己身上有钱，不买船票。到了码头上，果然所有的华人都说自己没有钱，买不起船票。结果导致了船长拒绝华人登船。出乎司铎等人的意料，陈宜禧自己掏出钱，买了船票。这样一来陈宜禧就上了船，反而摆脱了暴徒。
上船之后，陈宜禧找到船长，请船长帮忙，从船上向西雅图市政府发电报。
接到电报的郡警长麦克劳带着一队骑警匆忙赶来，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执法人员，他为这个场面震惊。他大声命令暴徒解散，但是此时的暴徒依仗自己人多，认为法不责众，对警长的话毫不理睬，更有甚者，还当着警长不断辱骂和殴打华人。
托马斯·伯克来到最高联邦法庭，找到最高法院大法官罗杰·格林，经过商量，格林大法官签发了“人身保护令”，命令暴徒必须立即释放被拘押的华人，让他们自由回家。同时格林法官和华盛顿领地总督斯蒯尔分别致电美国总统，要求联邦政府派部队来西雅图实行戒严维持秩序。
在码头上，暴徒首领乔治·司铎意识到西雅图的警方会采取对己方不利的举动，他下令把华人押送到火车站。在船上的陈宜禧看到暴徒们把华人驱赶走，立即意识到司铎的目的。作为西部铁路建设的参与者，他对铁路时刻了解得很清楚。他知道有一列开往波特兰的火车即将发车。这是除了太平洋皇后号客轮之外的唯一驱赶华人的途径。
陈宜禧连忙再给市政府发电报。发完电报，陈宜禧为了给警察赢得行动时间，他从容地从客轮的舷梯走了下来。暴徒们知道陈宜禧是华人的头，看见他都蜂拥过来。陈宜禧走到他们跟前，对他们说，自己决不离开西雅图，因为这里是他的第二故乡。暴徒们没有想到，陈宜禧竟然如此从容和自信，他们不能容忍陈宜禧用这种神情进行辩论，大声谩骂起来：中国佬滚蛋！滚回中国去！美国不要中国佬！
陈宜禧正色告诉他们：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更有资格留在这里，因为我纳的税金比你们加起来都多！我的税款也许就养着你们这里的许多人……我要走了，你们中间的某些人，也许会挨饿的。
暴徒被他的话更加激怒了，陈宜禧的话恰恰揭了这些依靠吃政府救济的人的短处。他们疯狂拥上去揪打陈宜禧。陈宜禧不还手不反抗，任由男女暴徒们上前打自己。转眼之间，陈宜禧被打得鼻青脸肿，衣服也撕成碎片。然而陈宜禧却面色不改，仿佛他感觉不到疼痛。最终暴徒们甚至自己都觉得无趣了，他们也不知道这个陈宜禧究竟为什么是这种态度。终于他们慢慢停住了手。
满脸是血的陈宜禧慢慢站在码头的货箱上面。他说，今天，我这个样子离开西雅图你们就满意了吗？
暴徒们互相看看，说：我们只要中国佬滚蛋。
陈宜禧说，你们所有的人都知道，美洲大陆是属于印第安民族的，你们跟我，跟所有的中国佬一样，是外来民族，你们或者你们的父辈，漂洋过海到这里寻找自由和富庶之梦，因为你们忍受不了本国愚昧和不平等，今天你们在美国做的事情，还不如你们过去的国家。
陈宜禧张开双臂，展示自己浑身的创伤，今天我这个中国佬不走，你们美国还能够看到一点点公平的希望，如果我这个中国佬就这样离开了，你们这里就只剩在野蛮和无知……
暴徒们震惊了，他们没有想到陈宜禧说出这种话，这个时候多数的人受到陈宜禧话的感染，开始检讨自己行为。面对最高法庭的命令，他们不再坚持。司铎等暴徒在上百名全副武装的民团警察面前显得底气不足。执法民团顺利地把华人营救下来。根据“人身保护令”的内容，民团把全体华人带到联邦法庭接受保护。
华人被送到法庭之后，《西雅图历史》如下记载：
“ 通过翻译，格林大法官用简单的词句和蔼的语气告诉华人。他获悉，他们被一群坏人，在违背自己的意愿的情况下关进一艘轮船。现在他想知道事实是否如此。他还告诉华人，在这个城市，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他们离开，但是如果他们选择留下，将得到法庭的保护。他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害怕，在必要的时刻，这个领地和美国政府的全部武装，随时准备对你们提供保护，保护你们的人身和财产。留下来的人将会安全。’”
接着格林大法官依次让每一个华人表态，说出他们自己的意愿和决定。每一个人都表示希望尽快离开这里。最后问到陈宜禧。陈宜禧静静地说，他要留在西雅图。接着陈宜禧夫人素满也说自己要跟丈夫在一起。陈宜禧的两个孩子也高声说，他们跟父母在一起，哪里也不去。在陈宜禧一家之后，还有他公司的几个雇员表示坚决留下。300名西雅图华人居民中，共有16个人声明留下。
陈宜禧做出了一个违反常理，极端强硬的决定——留在西雅图不走——与美国的文明共存亡。恰恰是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整个事件的进程；是的，此时的西雅图历史，是由陈宜禧，一个中国人执笔！
尽管没有史料记载，但是任何人恐怕都会同意，耶斯勒市长、麦克劳警长、格林大法官、甚至是陈宜禧的好友托马斯·伯克都希望陈宜禧那个时候离开西雅图。如果是这样，后面的一系列事件决不会发生，《西雅图历史》一书恐怕也不会为此专门设立一个章节。
但是，陈宜禧选择了留下，等于把无法调和的矛盾双方逼到狭路相逢的境地。根据记载，当执法民团在总队长George Kinnear上尉率领下，护送华人回到自己住所的时候，被以司铎为首的暴徒阻挡在路口。这些暴徒询问民团要把那些“中国佬”送到哪里。显然，有华人居然在政府的保护下留在西雅图，在这些暴徒的眼里无疑是严重的挑战，同时也为当局公然无视民意而感到无比愤怒。于是他们决定以武力阻挡队伍的前进。
开始民团不得不用枪托击打冲击护卫防线的暴徒，但是跟着冲突升级，司铎带领手下人开始抢夺民团的武器。
在美国，抢夺执法人员武器的结果只能是一种。随着一阵枪响，司铎等五人倒在地上。身材魁梧的司铎被击中致命处之后仍然挣扎着站起来，试图鼓动新的暴动。但是看到态度坚决的民团警员，暴徒们迟疑了。根据目击者说，民团开枪射击的警员一共有五人，其中包括托马斯·伯克法官。
警察向示威群众开枪，伤四毙一，成为西雅图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接着华盛顿领地总督斯蒯尔宣布了戒严令，联邦部队进入西雅图。
劫后余生，陈宜禧做了和持有明哲保身哲学的华人相反的事情。陈宜禧认真地记录了暴徒们造成的华人商户损失。然后就这些损失，代表西雅图全体华人向法庭递交了诉状。经过一番法庭上的折冲樽俎，在伯克法官的最终裁决下，西雅图的中国人获得70万美金的赔偿！相当于每个华人商户平均获得3000美元的赔偿！
十几年的旅美生活告诉笔者，就是在今天的美国社会，华人与美国人对簿公堂也是相当罕见的事情，考虑到120多年前的人权状况，陈宜禧是在极端孤立，面临四面八方强烈敌意的情况之下展开这场大诉讼的。这种胆识和气魄是他同时代的华人身上所极为罕见的。
这大概是华人在美国土地上，打赢的第一场诉讼。这场诉讼的直接结果，就是被驱赶的西雅图华人逐渐回流。而仅仅再过了三年之后，华人在这个城市的地位就发生了新的转变。此时，我们再回过头来，审视陈宜禧在成百上千的暴徒袭击时做出留在西雅图的，骇世惊俗的决定。他的决定绝不是冲动，更不是歪打正着，只能是一种超越常人的远见和钢铁般的意志使然。那是种时代变革之前，历史赋予极个别先导者的特殊人格。
陈宜禧在西雅图奋斗了45年，他即是实业家，还是一个民权领袖。尽管他没有说什么惊天动地的话语，但是他的努力却是实实在在改变了西雅图乃至整个美国西部华人的命运。西雅图是全美排华暴力中，唯一没有造成华人伤亡的城市，西雅图当局成了唯一坚决保护华人的地方政府。
对于今天中国人来说，提到华人在美国地位的最大突破，大家想到的恐怕是第一个华人州长骆家辉。但是，他的政治成就在美国是不是第一，由于陈宜禧资料的发掘，变成了可以探讨的话题，尽管陈宜禧没有像这个一百年之后的台山同胞那样在美国担任高级公职，但是他在美国人权状况十分恶劣，“排华”成为政府和民间一致主流的前提下曾为美国西部重镇呼风唤雨的人物，不能不令我们重新审视华人华侨历史。虽然我们不知道法庭上陈宜禧代表着华人做了怎样的陈述，但是不管他说了什么，他的话比马丁路德金那震撼世界的《我有一个梦想》早了77年！
陈宜禧在美国创造了许许多多的先河。他养育了第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作为华人他打了，并且赢了第一次在美国的官司、在大火之后，修建了新西雅图第一座砖楼，成为第一个华人商会终身理事……
在亨利·耶斯勒魂登西土，许多同时代的商友退隐江湖的时刻，60岁的陈宜禧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开始了人生新的篇章：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第一个提出对外开放的商业特区。
1929 年7月1日，陈宜禧已经辞世一周的时候，他又创造了自己最后一个第一：第一个在美国地方大报上头版头条的华人：《西雅图每日时代报》的标题是：《陈宜禧 ——西雅图著名华人逝世》。“西雅图著名华人”是一个多么耀眼的称谓？就在同一个城市，3000千人曾经站在大街上呐喊：中国佬滚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