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

川流不息 @ 2008-09-02 06:13    http://wuliucun.ycool.com/post.2935884.html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火药的制作方法传到了欧洲，于是将骑士阶层和封建堡垒炸了个粉碎。

长大以后，我发现，这不是真的。

事实是，在中世纪的黑暗中，城市的发展带来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自治的大学成为异端思想者的乐园和庇护所，而印刷术的改良，则降低了知识传播的成本。

公元5世纪，蛮族们冲进罗马帝国的城市，纵火、抢劫、杀戮、强奸。

在焚城的火光中，艺术品般的城市，给这些尚处于茹毛饮血亲血复仇状态中野蛮人心中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整齐的街道，巍峨的神庙，喷泉与雕塑；看得见的高架引水桥带来山中的清泉，看不见的下水道带走人类生活所创造的肮脏和污秽。罗马人高傲的头颅下面是他们曾经引以为豪的文明，而城市，正是这种文明的陈列馆。

但帝国崩溃了，而被剥落了文明外衣的城市曾经的辉煌也随风而逝。

崩溃后重建的秩序已经与罗马无关，封邦建邑的领主制度取代了罗马帝国的元老院，万神殿、斗兽场、用大理石铺设的浴室，一切的光荣已被历史尘封。为了方便控制和奴役，农民们和农奴们被牢牢地捆绑在土地上，沉重的赋税掏光了他们口袋中的最后一个便士。

但城市的灵魂并未死去，它只是成为土地中沉睡的种子。公元11世纪后，古老的欧洲大地上出现了一个城市复兴的高潮：手工业者的聚集，逃亡的农奴，喧闹的市场，万帆云集的海港，繁忙的交通要津。城市，如同春天女神从土地上唤醒的种子，悄然萌芽后就一发不可遏抑。据统计，仅英国，在12、13两个世纪中，就出现了140多个新城市。

在封建庄园的汪洋中，城市成为逃亡者的避难所和异端的蛰伏地。

国王和领主们对城市的出现保持宽容甚至欢迎的态度，这是因为相对于小农经济的封建庄园，城市无疑能给国王和领主们带来更多的税赋，奢华的生活和长年的征战都是吞噬银子的大嘴兽，许多领主甚至国王已经成为犹太高利贷者的债务人，而城市正好能填补上这个财政窟窿。

城市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力，逃亡的农奴为手工业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在行会面前，这些缺乏谈判资本的逃亡者只能选择用自己的劳力换取城市的暂住权，因为按照当时的法令，逃亡农奴只要在城市中呆满一年零一天便可成为自由人。相比庄园生活，一句西欧谚语说得好：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但上帝每创造一样东西，就会发现他不得不创造更多的东西与之相配套，城市的出现也是如此。城市在一天天壮大，新生事物陆续出现：城市间贸易的需要，出现了货币汇兑和信贷业务；为了减少因海上风暴带来的货物损失，保险业出现了；为了解决因贸易而产生的纠纷，一些城市建立了自己的法庭，法官由议会选举产生，而判决依据的，却是行会所认同的商业习惯而不是国王或教会所颁布的法律。

大学的出现使人们冲破教会对知识的垄断，而印刷术的发展，使得知识传播的成本下降，当一本书可以用一只鸡而不是一个银杯换取时，书籍就从少数人专有的奢侈品而摇身变为大众的日常生活用品。

慢慢地，城市开始有了独立的思想，也有了自己的意志。更重要的是，它有了自己的利益。

当这种意志和利益与封建领主们将城市永久地当成自己的金母鸡好下蛋的如意盘算发生了激烈碰撞时，冲突发生了。

一开始，城市采取的反抗是温和的，商人的精明使他们更愿意用金钱赎买而不是用战争的方式从领主手中取得城市的自治权。

有很多城市成功了，它们用赎买的方式从国王或领主手中拿到了特许状。

但麻烦总归是有的，有些领主说话不算数，或者在若干年后因发生财政困难，进而发现前几年从自己手中获得自由的城市已经成为“金山银海”，想违约收回对城市的治理权，比如法国的琅城。法王路易六世和大主教在花光赎金之后想派兵收回自治权，结果爆发了革命，国王被愤怒的城市居民撕成了碎片。

在这场博弈中，赎买交易和抗暴行动交替进行着。数百年后，大部分的城市获得了完全的自治权：除每年向国王或领主缴纳定额税赋外，无须再承担其它义务，而国王和领主也不得干预城市的事务。市民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成为城市的最高决策机构，有权制定法律，铸造货币，对外宣战及媾和。行政官员通过选举产生，法庭拥有终审权，武装力量只听从市议会的命令。

城市成为中世纪欧洲封建汪洋中的一个个有独立意志的自由之岛，成为资本主义这只布谷鸟下蛋和孵化的暖巢，而最终，也将成为欧洲封建制度的掘墓人。

大学的兴起

中世纪的欧洲是思想和文化的沙漠。不仅普通百姓几乎全是文盲，王公贵族中也很多目不识丁。只有少数高级教士掌握拉丁文，主要是为了阅读圣经和宣传教义。

教会垄断了知识，剥夺了绝大部分社会成员受教育的权利。不仅如此，他们以宗教裁判所和火刑柱禁止一切有悖于宗教的不同观点的产生和传播。教堂的暗室中，教士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刮去古代羊皮手稿上的学术著作，改抄宗教神话。越来越多的书籍被列入禁书的名单，印刷者、传播者和阅读者都会受到惩罚，而教皇格列高利一世却公然为自己的愚民行为辩护，他宣称：“不学无术是信仰虔诚之母。”此话与后世“知识越多越反动。”表达的似乎是同一个意思。

但城市这一封建汪洋中孤岛的出现，给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带来了可能，而不受王权和教会控制的自治的大学，成为在封建专制的暗夜中寻找思想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们的庇护所。自从十一世纪末，在意大利出现欧洲第一所大学波伦亚大学建立起第一个法学院起，法学几乎是每一所大学必设的学科。这是一个重新焕发出生命之光的古老学科，在大学的校园中，教授和学生们一起沉醉在雅典学园思辩传统的快乐中，他们从复兴的罗马法中找回了逻辑的力量和对公平正义的信仰，而十字军的东征，带回许多用阿拉伯语写成的羊皮纸，在那里，学者们兴奋地发现了许多在欧洲只剩下目录或传说的希腊和罗马时代的经典论著和名人的演说手稿。中世纪的大学没有任何政府的拔款，一切都是自给自足，教授和学生们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和知识的渴望而自愿结合在一起，巴黎大学聚集了来自欧洲各地的学生，最多达到五万多人。许多有个性的教授受到学生的追捧，成为学术明星。巴黎大学的阿贝拉尔教授因为经常提出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克的观点，受到当局的封杀。第一道命令是禁止他在巴黎的土地上讲课，于是，法学院的学生告诉他不妨爬到树上去讲课，第二道补充法令是禁止他在巴黎的空中上课，于是，他站在一艘停泊在塞纳河上的船向岸上授课。正是这种决不妥协的笨拙精神，保证了教授和学生通过民主程序共同治理大学的传统。羊群一旦出了黑暗的洞穴见到了外面阳光和青草地，就再也没有力量能够将他们赶回去了。人学会了思考，上帝是否会发笑不得而知，但教会却发愁了，因为他们知道：思想是专制最大的敌人，而知识的垄断被打破之后，罐子就不再是罐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