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 16

阿多尼斯与《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

 

  《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是阿多尼斯的第一个中文版本的著作。在这本精装的书的扉页上,译者、北外教授薛庆国先生为我题签,不仅谓我为“兄”,且还乞“正”。这自然是特定场合上的谦逊之词——兄,非也,正,岂敢,诚惶诚恐也!不过,通过此点小事,或许能一窥薛教授为学为人之作风。
  “自由”是阿多尼斯惟一自诩的“国度”,而这两个深具灵魂意蕴的词联系到一起,自然而然地就会形成“叛逆”与“孤独”。阿多尼斯1930年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但在他14岁时因他的一首爱国诗篇而被总统赏识,被推荐到城里的法国学校读书——此种荣耀,即使到了21世纪10年代的中国也绝对令人刮目相看。但是,由于“祖国与民族的不幸”,阿多尼斯不久便用诗歌找到了悲伤和愤怒——因战争,他26岁离开祖国叙利亚进入黎巴嫩之后便与祖国结下了难解之缘,至今一直拥有黎巴嫩国籍,而且在后来还一直常居在法国,仿佛离祖国越来越远。
  2009年3月,阿多尼斯来到中国来到北京,在“北外”出席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中文版的发布会。我有幸参加了这个活动。坦率地讲,那天是冲着曾经好好地诗写过青海的杨炼去的,他是这书的作序者,专程回国参加这个活动——要知道,黄翔、北岛、杨炼们能够回国是不容易的,据悉需要获得国家强力机关的特批——那次好像是某国外大使馆做了担保杨炼才获得签证,所以,整个活动中,杨炼除了特定“仪式”外,没有说半句出格的话,会后更是尽量不与人讲话。那天我们进入会场——“北外”阿拉伯学术中心,是一个体现“清真”味道的圆球形建筑,一位同行者买了好几本这书,分送给我一本。我翻开读完杨炼的序与薛教授的译序,便深深地爱不释手。会上有人问阿多尼斯关于“背叛”的问题,阿多尼斯回答说“阿拉伯语是他真正的祖国”,这是非常机智、富有智慧的回答。其实,译者薛教授在译序中有一段话很好地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阿多尼斯的叛逆,在某种程度上,固然源自一个生命力、创造力极其旺盛的诗人内心的躁动,但无疑,它更源自诗人对自己所处的国家、民族乃至这个时代境况的失望。”

    我不选择上帝,也不选择魔鬼,
    两者都是墙,
    都会将我的双眼蒙上。

    难道我要用一堵墙去换另一堵墙?
    我的困惑是照明者的困惑,
    是全知全觉的困惑……

  阿多尼斯这种独立的人格力量源于什么?
  源于诗人文化意义上的孤独!源于“孤独”中的清醒!
  阿多尼斯是近些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之一,但一直与他擦肩而过,于是活动中有人问他对此担心吗,已近80岁他风趣地说:他的好几位亲人都活过了百岁,他目前还在壮年呢!有如此平和的心态,你能不感觉到他的写作是什么吗?

邱景华与《在虚构的世界里》

  “您在艰难之中坚持办刊,令人敬佩。希望昌耀精神,在您身上发扬!”
  这是著名诗评家邱景华先生2004年1月3日写给我的信中的一段话,随信寄来的还有一本邱先生的评论集《在虚构的世界里》,这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于2001年11月。
  《在虚构的世界里》收入了邱景华先生四十余篇经典新诗评论文章,分五辑,第一、二、三辑写的都是我喜爱的人物,有我故乡的著名作家钱钟书,有国内的著名诗人蔡其矫(去年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编《中国国土资源诗歌六十年》时,我力主编入他的相关诗作,并在印刷前夕订正了排错的名)、牛汉、郑敏、辛笛、西川等人,有国外的著名诗人弗洛斯特、帕斯等人,第四辑介绍了几位年纪与我相仿的诗人、作家,其中有我熟悉的谢宜兴、刘伟雄、安琪、汤养宗等人,第五辑是论述散文界的文章。前四辑在得到此书的五、六天内我通读了一篇,对熟悉的人更加熟悉,对未熟悉的一些人也有所了解了。书名谓“虚构”,读之,深感非也——在邱先生的世界里,是那么地有血有肉啊。
  我欣赏的汉诗评论家甚少,邱景华先生是难得的一位,因为他为文实在,文笔不浮华,决看不出什么酒肉之色。(在诗坛混了这些年,我对汉诗评论界的“境况”十分了解。)故尔曾有机会在与邱先生的电子通信中表露过拙作愿得到他的批评,邱先生也热诚接受,并据说曾落笔起头,无奈眼疾之扰,至今未能完成。
  想想,我与福建的评论家还是有缘的,陈仲义教授前年我在登封与一同参加一个诗会,并多次结伴而游,讨教了一些问题(在青海的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上我还和他的夫人、著名诗人舒婷合过影)——对了,前不久与无锡的诗人小聚,孙昕晨先生说不久前在一个活动中他碰见陈教授,知道我老家是无锡的陈教授还向他打听我呢。邱景华先生呢?虽然我与他没有见过面,但通过作品,他在我的心目中是相熟的。论年纪,邱先生长我11岁,他又在学校任职,我是应该称呼他为师的,但我又总觉得有朝一日能与他当面兄弟相称为好,以表“自然的亲近”。

曾敏卓与《前世情缘》

  结识香港诗人曾敏卓先生已经七、八年了,从经常在诗歌论坛上打打招呼,到如今很少联系,真实地反映出网络诗歌论坛从热到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大约十年,不算短,但对整个汉语新诗而言,它太短了,短得真实!
  曾先生是写情诗的高手。“诗是灵魂的再生,是自己存在的必须,是对自己生活的总结,诗是天堂的魔鬼下凡,把自己抱离尘世那一刹的满足和快活。”曾先生在他的诗集《前世情缘》的后记里有这么一段话,这段话,足以佐证他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和对爱情的珍重。
  《前世情缘》由香港当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于2005年10月,收入诗歌近百首,装桢与编排是按古装本设计的(港台就是如此),繁体字,对我来说读起来比较费劲。苹果、桃、小河、圣诞卡、鸽子、蝴蝶等等,这些能与情诗紧密相连的词汇大都是这本书中的关键词。曾先生对这些感情写来得心应手,语言明快,能放能收。当然,情诗不一定只有爱情,还有许多种“情”的,譬如曾先生在书中还有一首《悼邓小平》,很长,1997年在台湾的《中央日报》上发表过——瞧人家的开明,都是中国人啊,这在我们这边谁敢如此想像吗——即使又过去了十多年。
  书中,曾先生表露出对家的爱,他的《家书》和《思念是一条长长的河》两首诗是他的代表作,据说经常在某些场合被人朗诵。
  自曾先生寄我这本书后,至今再无联系,不知他是不是还在两岸三地为生计而奔波。

陈铭华与《我的复制品》

  几年来,美国汉语诗人陈铭华寄赠过我好几本书,《我的复制品》是他最新的诗集,由他负责的新大陆诗社出版发行(在国外,一般只需要向相关部门申请国际标准书号即可正式出版书籍,因为人家的出版单位都是私人企业),是“新大陆丛书”的一种。
  我说过陈铭华先生是一位让我常感到惺惺相惜的人物。他主编《新大陆》诗刊这么多年,为汉语新诗在美国等地抽芽、吐蕊、结果,做了太多太多的努力。虽然,这种努力必然是“民间式”的,但却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他的价值。
  《我的复制品》收入的全是小诗,是繁体本,古书装,这是除我们中国(内地)以外的汉语相关地区流行的出书模式。对于陈铭华先生的诗,我已计划专门写一篇长论,在此就不做任何评介了。
  去年六月,陈铭华先生带着爱女去青藏一游,本担心在西宁不好弄票,向我求援,我帮他联系好了,但七月中旬他告诉我说广东方面的旅行社全部弄好了,使我想帮个小忙还没帮上。最近几期《新大陆》的封面就全部是青藏的风光图片呢。
  每次寄赠我《新大陆》要好几美元的邮票,有几次我发现邮票没有盖销,也不知寄回给他还能不能用!

王万然与《拍砖集》

  这部书的公开出版,或许是中国当代网民的一次胜利!
  或许是王万然先生给我写过诗评的缘故吧,从心里感觉到我与他是相熟的,故有事没事发短信、写电子信,我是称他为兄的。万然兄是诗人、诗评家,本职是广东一家党办地方日报的总编辑,近些年更是“资深网民”,并以网民的身份被邀请去与广东省委书记“对话”,这件难得的事件曾在网络上被热议,说广东的网民好幸福,更赞广东的领导好开明。在万然兄的这部书中,便有长文记述了与省领导对话的过程与具体内容。之所以相关部门会邀请王万然去对话,是他之前在省上、国内相关网络媒体上是一个著名人物,因他自己的党报所需已写过许多篇“时政”热点文章。
  《拍砖集》很是适宜地由群言出版社出版于去年五月,收入万然兄的“砖文”六十多篇,由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得主鄢烈山写序推荐。这六十多篇文章原都在报刊上发表过,这次成书真可谓是“集”的。既然是“砖”,文章便与当下许多热点相关,耐看耐品,记的一收到万然兄寄的这书,我两个晚上就细细地读了一遍。总体上感觉是,做为一家党报的总编辑,能将笔关怀低层,将心面对百姓,是十分难得的事。何况,万然兄这些年一直在这样做,不是做一会,做一二件而已。
  写古词是万然兄的另一酷爱,几乎每天我都能收到他的短信词。我想,应该这是一种精神放松的手段吧。

周承强与《宁静时刻》

  昨天说了一位广东的朋友,今天索性再说一位广东军旅诗人。当下军旅诗人并不多,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少得可怜。
  《宁静时刻》是广东军旅诗人周承强的一部诗集,有一个副书名《周承强边防诗选》,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于2006年8月。周承强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于湖北赤壁,毕业于南京政治学院,历任战士、报道员、排长、副指导员……一步步走到某部政治处副主任,不容易。他出版过不少书,诗集就有三部,曾被《都市作家报》评为哪个年度的“全国十佳诗人”,特别不容易的是,他还主编一本民刊《剑麻诗刊》,并在网络上主持“剑麻文学论坛”等。在部队里主编诗歌民刊并在全国做出影响的目前恐怕也就是《剑麻诗刊》吧。
  寄赠来的这本书很厚,后面附有著名诗人、诗评家谭延桐、苗雨时、大兵等人的评述文章。在我看来,周承强的诗好懂,评述文章是可以不必看的。
  遗憾的是这书本的封面设计的很差,感觉不像是诗集,而是记实类文学集。
  虽然信箱里也经常收到周承强的诗稿,但我与他还没有更多的接触,不知道他更多的情形。

成路与《雪,火焰以外》

  我曾在《诗家园》2005年下半年号上编发过著名诗人、原《诗刊》主编叶延滨先生为成路这本诗集撰写的序言《一个诗人的心灵史——序成路诗集〈雪,火焰以外〉》,这书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于2005年7月,是“开卷书系”中的一本,封皮设计得非常古典,在书后还附有著名诗人梁小斌、著名诗评家马步升的评论文章,并附有一篇成路自己谈诗谈生活的文章,可见,这是一本成路自己很看重的、准备了多年的一本书。
  近些年与成路经常通电话,因为我与他毕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认识,并一起参加过《当代青年》、《女友》在西安组织的笔会,那时我担任过一期发行量巨大的《当代青年》“你来当编辑”的主持人,也是《女友》早期的特约编辑。当时那栏目、那刊的总策划是一位姓崔的能人,好像前几年他还从北京给过我电话,说他在北京开公司呢。那次活动,来自全国的有三十位人士吧,我并没有太留意到成路,但他记住了我,2004年我在青海时恰好同他通过网络重新认识,他一说起往事,我记起来了,说对啊,问他现在在哪呀,等等。
  成路那次西安笔会后就参军了,参加了对越作战……,再后来他进入西北一家市级大型文学刊物工作,先做编辑,现是副总编了。2007年10月,他应邀前往青海参加由我操持的“中国首届地域诗歌朗诵会”并接受“中国首届地域诗歌创作奖”。活动结束后,他又一人去了乐都柳湾等地采风……
  应该说成路不是多产诗人,他与我一样,喜欢走动,喜欢思考,喜欢只写自己熟悉的东西……
  《雪,火焰以外》不厚,但表达的那种思想,却很厚很厚。

甘建华与《天下好人》

  青海师范学院曾经是青海最高等级、最牛气的大学,后来改名为青海师范大学。甘建华读它时它是师院,好像读的是地理专业,但毕业后分配到青海石油管理局却做了《青海石油报》的副刊编辑。青海石油管理局那时在海西州的冷湖,生活环境不好,后来才搬到甘肃的酒泉去了。甘建华那时就在冷湖办公,他在师院时曾参加过一些“篝火”诗社的活动,并与我曾经的队友、诗社发起人之一任伟民(他也在师院上过学,是带工资上的那种性质)关系最好,故常能见到他编的报纸。记的有一次他编的副刊满多少期,他还与我打过招呼后在报上发过青海篝火散文诗社的贺词。任伟民在他的副刊上发表过一些诗文,而我始终没有给过他稿子。当时我很好强,嫌它是不公开发行的行业报纸,诗社其他人可以在它那发,而我不行——我的这种性格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也未改变,那时我的父亲担任青海省重工业厅政治处副主任兼《中国煤炭报》、《中国化工报》、《中国冶金报》青海记者站站长,同时也是每周一期内部发行的《青海重工报》执行主编(主编由厅长挂职),五、六年时间里我只给了它一篇朱奇老师为我写的序——其实当时它们的稿费很高的。
  重新与甘建华联系上是在五、六年前吧,另一位重新联系上的湖南朋友说他在《衡阳日报》社工作,我便试探性地给他寄赠书刊,他收到了,回赠了他的几本书,《天下好人》便是其中一本。
  这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于2003年,收入了甘建华采写的长篇通讯三十多篇。这些文章,大多获得过各类奖项。细读书上的作者简介,方知甘建华1990年获得过“青海省首届青年文学奖”,回湖南老家当记者后,获得过省级十佳记者等称号,已出版了近十部书。啧啧,久不谋面,一谋面,吃惊不小。
  甘建华曾经写过小说和散文,结过集,叫《西部之西》,那书,应该是他在文学方面的最高成就。改了方向的甘建华建树更多更大,是情理之中的事,并且应该还有得走!

张洪波与《多云》

  早读过洪波兄的大作,但真正结识是在2002年开春之后了。那时我将《诗家园》创刊号寄赠他,他回信说很好,并说推荐了我的几首诗给他出任副主编的河北《诗选刊》了,不几月后,果真在该刊发表了我一些诗。之后,洪波兄又向这刊推荐发表了我几次作品。那时,洪波兄在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工作,前几年调入时代文艺出版社担任副总编辑。
  《多云》是他去年六月寄赠于我的他的个人诗集,封皮通黑,书名烫银,很是庄重而时尚。全书收入他一百多首小诗(组诗),从诗尾标注的时间来看,应该都是近五年的新作。洪波兄的作品初看朴实无华,可是细读你就会感觉到锋芒毕露。语言干净也是他的作品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如今的诗人都是追求语言的先锋性,喜欢将语言组织的杂而又乱,变成典型的某些外诗中文版类的作品,以显示他的博学。这类诗人目前不少,我把这类诗谓之为用汉字写洋诗。而洪波兄的诗一看就是只用汉字写汉诗,并写出新意、新艺,这是难能可贵的。我想,这都必须具备很深厚的功力才能做到的吧。于是,又好理解那些用汉字写洋诗的人了,他们……,不用汉字写洋诗又能够写什么呢?
  曾有一次机会请洪波兄抵锡城面唔的,但没有实现。《多云》是小开本,没有序和跋,内页装饰也极其简单,我想这是洪波兄刻意追求的一种风格吧,与之诗之人一样!

周瑟瑟与《周瑟瑟17年诗选》

  已记不清前几年因什么事端,而使诗人周瑟瑟在网络诗坛上红火了一阵子。我关注他是在一个年度排榜之后,那榜将我列为年度民刊第一人,盖过礼孩老弟和发星老兄,很令我吃惊和不安。据说,那榜是周瑟瑟及其周围朋友的“大作”。但是,直到今天也不知是真是假。
  2005年7月周瑟瑟寄赠来他的新著《17年诗选》。此书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褚黄色艺术纸做皮,红黑两色印刷,内页装饰“豪华”,但用字讲究,看上去很舒服。17年从1985年开始,至2001年结束。书中收入的便是这些年创作的诗作,大约有一百首。著名诗评家程光炜先生为此书作序,书后还附有著名诗评家李建春先生的一篇长文,对周瑟瑟的诗进行了相当细致和认真的分析,堪称为良好的“导读”。我便是先读了李文,再从头读起这本书的。
  读周瑟瑟的诗,是难免能读到在京城“探求者”的苦衷的,“瘤”、“妓女”、“疾病”、“尸体”、“搏斗”等词汇必然与诗人有一定的亲近感。甚至还会有一些动物变成词汇跑近诗人的笔端,如“蝗虫”、“蚱蜢”、“蜥蝎”等等。有一首叫《一瞬间》的小诗,周瑟瑟是这样写的:

    一瞬间的忧虑
    一瞬间推开地窖的铁门
    一瞬间的美酒与谋杀的情人
    一瞬间的重逢

    被飞逝的诗篇击倒

  就这么五行,表现着诗人一颗硕大的某种心境。重新来过,还会亲近诗吗?我相信,周瑟瑟与我一样不止一次地重重地这样拷问过自己!

马汉与《水绘的人事》

  锡城是我老家,老家有一位著名作家叫马汉,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结识他时他用本名:马汉清,所以,我叫他汉清兄,至今没改过口来。后来之所以有马汉这个笔名,据说是当时印刷厂的植字工老将“清”排成“青”,汉清兄于是索性就用“马汉”署名了,久而久之,这便成了他的正式笔名。那时,他在《无锡日报》“周末青年”编辑室当编辑,我从青海回老家去找他,他便会约上达黄、沈勇等文朋诗友在报社附近的馄饨摊小聚。那摊傍晚点着一盏黄灿灿的大灯泡,四五小几,七八食客,是那时古城临街的特有风景。1992年初秋,我在大特区的《大旅游导报》任编辑部负责人,收到汉清兄寄赠的他当年六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候鸟栖息的湖畔》,这是他的第一本公开出版的书,我还在报上特意为他发了书讯。那书里收录的散文,汉清兄以动情之笔叙述了几十个对往事对故人对大自然对小家庭的爱,于极致的细微处烛照着他深厚的独特感受。
  那时汉清兄是一线的编辑记者,读了那书,在我眼中,就觉得他是一位与众不同的编辑记者,比别人有更多的感悟能力——这是为文之道,又比别人有更多的善良——这是为人之本。有了这“道”这“本”,不成为优秀的作家都难啊。
  十年前我回到锡城打工,为一个上海的黄酒品牌做歌赛时,当时身在《无锡日报》总编室的汉清兄给了我太大的帮助,一个月的歌赛竟在报上为我免费宣传报道了四、五次,使活动搞得热火朝天,有声有色,比较圆满。事后我听说,汉清兄当时“乞求”了领导和同事,说我一个人回到老家做事不容易,能帮就帮帮吧。后来不久,汉清兄调进市委宣传部工作了,那门难进,我又高原、江南两头跑,便与他断了联系多年。去年年底吧,我回到锡城过年,去报社找诗人金山兄,方知汉清兄又回到报社,出任副总编辑兼下面的一家晚报总编辑了。我去向他道贺,并送上一本我的新著,不料他回赠了一本他的新著,又是散文集,书名叫《水绘的人事》,由江苏文艺出版社于去年六月出版。呦,又是六月出版,好时节,心情不坏。
  许多人或许知道,锡城是与水结缘的,边上的一座太湖,给锡城太多的温情。锡城因水而生,锡城的人自然对水怀有特别的感情。汉清兄从小在锡城长大,由于他比我大几岁,想来早年的经历要比我丰富的多,譬如文革的情形他应该是有亲身经验的,而我几乎可以说没有。经历丰富的人,写的故事自然也就丰富的多,譬如书中写到的锡城小吃,就有肉馅大面筋、蛋饺、糟扣肉、豆腐花、甜粥、泡饭、咸汤瘪嘴团、炸皮脆黄、肉馅甜咸的玉兰饼等,提到的锡城水果有杨梅、西瓜、长生果、油金果、桔子、柿饼等等,虽说这里有些不是锡城特有的东西,但通过这些小东西串起来一个个活灵活灵的人、一件件或情趣盎然或感慨不已的事,完全可以揣摸到汉清兄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充溢着浓浓的赤子之心。
  我舅婆的妹妹嫁在南长街上,男人早故,她又背着个锅,苦苦将儿子养大,儿子一时又不争气。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七岁左右、有所记忆力的时候,我随舅婆多次从坊前的苏团桥坐公共汽车进城探她妹,每每去,舅婆每每硬要塞给她十元、二十元钱的……。锡城人都知道,南长街是锡城的老街,濒临古运河,河上有座著名的清名桥。故尔,我孩提时对锡城的惟一印象就全在了南长街和街旁的古运河上。汉清兄在书里写到了那街那河那桥,读来甚是亲切,真有种身临其境的美妙感觉。读到汉清兄的父亲早晚走很长的路上下班,我不禁想起那在南长街上只能弯腰慢行的舅婆的妹妹——我记得是叫她小舅婆的。读到汉清兄写电影什么的情节,我就想起那时坊前乡的政府礼堂,每每放电影、演戏曲,傍晚,全乡的人就好像过节一样地全往那赶。当时那礼堂给我的印象是相当大的,可1983年冬天我在青海参加工作后回去,它在我眼里就变的很小很小了。心想,小时候,它咋能容了那么多人看电影听戏呢。汉清兄还写到新生路的来历,说原本它是古运河的一叉,后填土造的路。路好后,那路的两旁就生出许多房子出来。有了房子自然也就有了人,有了人怎么会没有故事发生呢!汉清兄就对那些故事尾尾道来,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对新生路我是熟悉的,因为锡城的人才市场原本在那路上,十年前我天天往那跑,跑了有十多天。原以为新生路与监狱什么的有关系,读了汉清兄的散文方知此“新生”非传统观念里的“新生”也。
  书中许多没名没姓的小人物是我所熟悉的,譬如弹棉花的、补锅的、爆米花的、箍桶的、磨刀的、卖棉花糖的……等等,这些小人物那时经常跑到村子里来,还有苏北船妹和那条我诗写过的“BD河”——伯渎河,我就出生在这河畔。散文家张振媚说汉清兄的这些文字是为锡城建立“城市档案”,我以为甚是。这些“城市档案”无疑将增加锡城的文化内涵,而有深厚的文化内涵的城市,必生养着一群群一代代热爱生活、创造生活的黎明百姓。而你我他,便都是这百姓中的一员。如水的城市造化了许多水一般的百姓,其事也如长长的水墨画一般有吟也吟不完的内质之美。
  总之,读《水绘的人事》,深感汉清兄的笔头比十多年前的《候鸟栖息的湖畔》老道许多,特别是他带给读者的思想艺术方面的享受更加的多元、精辟了。我想,这与汉清兄这些年诸多的人世经验的精进大有关系吧。书中令我感叹的地方很多,令我慢慢消化的地方更多,就让我在日后有空没空时再经常翻翻这本书,再与书中的人物暗暗对语,再想像着书中的故事里有我的身影。那是更加美妙的艺术享受,可以怀蕴得很远很远。
  当然,我相信在不久的日子里,一定能够读到汉清兄新的大著。因为我相信,枕水而吟,是汉清兄隽永的追求,你就看他的名字,都是“水”旁啊。

祖德陶与《野人》

  祖德陶不是无锡一流的诗人,但是一位资历颇深的诗人。国土资源系统的苏北诗人杨玉贵前些天来锡城,一起去祖德陶先生在南洋花园的家,介绍说他是杨先生早年参加诗歌讲习班的老师。这老师名字难记,直到送我一本他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版的诗集《野人》之后,我才实实地知道了他的名字。他说,这名字其实是笔名,他本姓陶名祖德,第一次发作品时被植字工将姓放在了最后,以后就一直延用下来了。这倒有趣。
  在另一本祖德先生送我的《无锡诗人十五家》中,我得悉他高龄已经七十岁了。我说另一本由无锡作协主编的“诗歌卷”中也有我的诗,他说是吗,转身就去找来,果真有我也有他,于是俩人好像近了许多。一聊天,发现《太湖》上经常彼此读到对方的作品,譬如近四期里就有我一组诗,一篇长文,也有他的一组诗。我说,其实我们早就认识了,只是对不上号。
  祖德先生原是无锡市诗歌学会的负责人,前几年才将担子让与别人挑。但近年笔头很健,新作不断。
  从谈话中可以感觉到祖德先生对诗的热爱。《野人》收入的是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写的一些短诗,由南京出版社出版于1991年。它是“西神”丛书的一种,而这丛书的主编竟然是我曾采访过的已故著名作家艾煊。
  《野人》中的诗过了这二十年,仿佛已经可以不谈了。只是其扉页上写着“谨以此集献给CJL”。那天一同到南长街的一家湘菜馆吃饭的还有祖德先生的夫人,这“CJL”是不是就是指她呢。未敢问也。

朱奇与《到黄河源头去》

  曾长期担任中国作家协会青海分会(青海省作家协会)主席的著名散文作家朱奇老师是我加入省作协的介绍人之一,这许多年来,我惟一一次在文学体制方面占国家的光便是1994年参加了由省作协组织的赴互助北山林场采风的活动,白吃白喝白住白玩了三天左右。那次,我与朱老师住一房,听了他不少教诲。后来不久我在江南、青海两地转着跑,朱老师也退休去了青岛,故我与朱老师与省作协渐渐几乎没有了联系。
  有一阵子,只要在书店看到有朱奇等省内老师的新著是必买的,不论是诗集、散文集,还是小说集,记的那时的《青海湖》、《雪莲》、《现代人》、《青海群众艺术》也是每期在邮亭必购。那时我每月一百多点工资,书刊对我而言算便宜的,譬如朱奇老师的这本《到黄河源头去》的定价就只有五角多钱,它于1984年由天津新蕾出版社出版,属少儿读物,当时我国还没有施行条形码呢。
  虽然这书是写给少儿看的,但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对黄河源头的种种情形均有描述。特别是书中有许多插图,使这本书像小人书般给读者以梦幻般的享受。
  朱奇老师是解放后第一批入青的作家,最初以诗见长,可谓是新青海第一代诗人中的偕模,白渔、昌耀、格桑多杰、李振等都曾得到过朱奇老师的扶持。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得到过朱奇老师扶持、教诲的青海作家、诗人就更多了。细想起来,从全国大的环境或从本省小的环境来说,朱奇老师“当政”时的青海作协也是它这六十年来最有成效与干劲的阶段。
  到黄河源头去,到大地的深腹去,到人性的内蕴之处去,可不就是每一位牧诗者的梦想吗!

“五朵金花”与《青海湖,梦幻般的湖》

  现在知道青海湖并对她怀有向往的国人不应该算少了,但在1986年知道青海湖并对她向往的人肯定不多,而《青海湖,梦幻般的湖》这本由中国作家协会青海分会选编、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散文合集就出版于这一年。
  这本在当时装桢得相当漂亮的书中给许多读者留下美好感受的篇什几乎都出自女士之手,如冯君莉的《青海湖,梦幻般的湖》、邢秀玲的《海心山》。她俩加上这书上有的裴林、戚琴和这书中没有的、搞文学评论的任丽璋,是当时青海文坛的“五朵金花”。
  在这“五朵金花”中,有三位在文化系统中工作,一位是省报副刊编辑,一位是省文联理论室主任,这非常吻合当时的文坛环境——写作,在当时几乎只是某些人的工作而已,其余人搞写作是不务正业。
  坦率地说这书中所选作品与书名是有矛盾的地方的——大多数作品其实与青海湖无关,是写青海湖以外的青海风光的。故尔,好像是应该还需有一个妥切的副书名才好吧。当然,在当时图书市场尚远未商业操作的情况下,这也没有什么,照样好卖。
  著名作家秦牧为这书赐序,写的相当精彩、到位,看得出老先生是认真为之的。如果我没有记错,上世纪八十年代到青海的著名作家、诗人相当的多,秦老是其中一位,还有像晏明、柯蓝等。在此我得感谢时任中国作协青海分会主席的朱奇老师,因他,我当时参加了不少这些大家到青海的活动。对了,不少大家还为我当时主编的民刊《篝火》诗刊题了词。
  外地作家、诗人来青海,必至青海湖,回去后也必写青海湖,如果编辑一本新世纪的相关青海湖的诗文集,应该比三十年前的同类选本要好的多吧。

(待续)

May 25

  1

  新茶近些日下来了,几位亲友给我送了一些来,有土生土长的“太湖翠竹”、“苦艾”、“茉莉花茶”之类,也有引种进来的“碧螺春”之类。他们原本知我“书写”之中喜欢嗜烟,见我收入寒酸,原本送我一些香烟,去年我戒烟后便改送茶叶了(当然,之前有时也是送茶叶的)。
  锡城的茶虽然清香爽口,但对我而言都淡了些,便喜欢到超市里买密封的存年绿茶,泡时加上诸如红枣、枸杞、冰糖、桂圆等物,一天一杯,也乃乐事一桩。实际上,我这种吃(不说喝)茶方式与青海的盖碗茶相差不多——只是伏茶换成存年绿茶而已。可见,一些习惯是想改也一时半会难以改变的。
  我蛮喜欢名不见经传的“苦艾茶”,那丝丝的苦涩是品尝不尽的,特别是在无所事事时坐在躺椅上品之更是犹如怀上天海之情。三、四年前转赠京城的一位老师两盒“苦艾”,想他会喜欢,不料后来问之却得到“我一般只喝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之语。可见,喜好更是不能强加于人的。

  2

  除了味浓之外,我还喜欢泡开后叶大的茶。这是我当年跑野外时烙下的习惯——在旷原上看着那大大的绿叶,会增添不少力气。那时在外喝茶都是用水果罐头的玻璃瓶泡之,那种直经稍小、个子稍高的瓶子,所以是可以看得见在水中悠悠的绿叶儿的。如今不一样了,人人在外都是高档保温杯,甚至有的还号称是用太空材料做的呢,已基本不大可能产生望绿即春的感觉。
  有一些人喜欢嚼茶叶儿,并且咽进肚里,我有时也嚼茶叶儿,但不会咽下去。
  人都知喝茶后睡上不容易入睡,为改掉失眠的毛病,我从去年六月始喝茶的日子越来越少了……
  那么,要喝什么呢?

  3

  最惬意的品茶自然是二十多年前在西宁的西门尕公园“刮茶”。每到七、八、九月份,约一两知已,半躺在椅子里悠悠然也。记得最多的是与十年前退休后去成都定居的作家建国兄一起在尕公园的茶园里神侃。他比我大不少,俩人恰好观念互补,往往侃得是精彩纷呈。那时候的盖碗茶可是地道,不像如今管子一插让你吸茶。
  最难忘的是在大特区,俩位全国十佳模特请我到当时海口最高档的茶吧喝茶,好像三杯茶最后的价格是好几百元。那茶也说不上好到那里去,只是那“公主”、“少爷”们的服务让你完全感到你就是世上大爷。
  在西宁独身一人过日子,闲时自然常往茶艺里跑。长江路上的“欧典”、北门坡上的“名人”、西门的“建银”是我常出入的地方。久而久之,等人谈事、约人一块到哪去办事,总喜欢约到茶艺里。有一次,电话里想约一位文友去城南找一位文坛前辈,我在新宁花园附近的一个茶吧里等,她却跑到康乐的泰宁花园去了,想想,是习惯性思维在做怪——因我原来的正式单位在康乐附近,她还以为我住在那附近呢。那天,我在那茶艺里买了两次单。

  4

  在大特区闯荡的那些岁月里,有那么几个月与一家高中档的潮州菜馆的老板相熟,除在他那开过几次编前会外(每周一次的编前会分别在餐厅、歌舞厅、茶厅里开,而且都比较有知名度,这样不仅审定了下周报纸的主要内容,而且大家也相聚了一场。报社给提供场地的单位的回报一般是一篇配图片的小文章),有事没事还常去他办公室闲坐。记的他办公室里有一套高档茶具,每每他会用它泡茶给我喝。那是典型的广东人的喝茶风俗,茶叶放的很多,第一泡是烫茶具的,倒掉不喝。那茶杯很小,一口一干,像喝酒。最早时心想广东人咋如此浪费茶呢,后来渐渐入乡随俗,就习以为常了。
  与茶相关的记忆犹新的事还有一件,那是1999年夏季的某一天,无锡八佰伴促销部部长带我和他下面的一位科长去了太湖之畔的一家高级酒店会见商户(当时我做为无锡一家著名广告公司驻八佰伴的负责人专责为八佰伴提供“外力”支持),餐前在茶厅品茗,是地地道道的日式茶道,既端庄又姣丽的茶娘来自日本静冈,所泡之茶亦谓之“静冈茶”,其一招一式甚是“迷尔”,据称其茶是日本三大茶之一。先嗅后品,“和、敬、清、寂”章章精彩,那香味至今难忘。

  5

  宁夏诗人杨梓是我欣赏的一位西部诗人,其“西夏”主题诗歌创作深具价值。我2007年从西宁专程去银川看他,遇上该埠举办“诗歌节”,并一起参加了一些活动。记的开幕当晚大家去了活动出资者之一开办的一家茶楼,楼上楼下蛮有艺术性地摆放着各式茶叶,诸如西湖龙井、庐山云雾、冻顶乌龙等应有尽有,细观之其以云南普洱为主。据说那茶楼的老板也曾是“诗人”,故为活动出了点资。那次心想即来茶楼,普洱、龙井、毛峰、祁红喝不上,一般的绿茶、花茶之类总是有得喝的,然非也,“老板”硬是没有上一杯茶,而是张罗着写大字的桌子,让与会者留下墨宝!商人就是商人!
  我交往的文朋诗友大都“无产”,但我前往会之他们又大都慷慨招待。说件近期与茶有关的事吧:去年初春,我进京路过涿州,诗人、《中煤地质报》总编辑助理兼新闻部主任鲁晓华在饭馆从傍晚直等到深夜十多点钟,不仅带着美酒,而且还带着好茶!喝着那茶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你知道吗?做为性情中人,我一直记着何时以什么方式致谢呢。

  6

  西宁的茶艺(茶楼、茶厅、茶吧)这些年可用多如牛毛来加以形容,但说白,它们中大多数是用来“赌”的,纯正的品茗之处还真是不多。与“欧典”是一个老板的“名人”在北门坡上,与“沙力海”是邻居,故我在它那休闲的时候比较多。或许是它空间比较小的缘故吧,去它那“赌”的人不多,而以恋人、商谈、旧聚等为主。特别是下午,它的客人更是不多。在无事可做的时候,我就喜欢去它那坐在靠街的最里的小桌子上要杯“碧螺春”,或翻阅书刊,或给久未联系的朋友发发短信。去的多了,那的服务员已经知道给我倒茶的时候是先倒半杯开水,过三分钟后再来为我放入“定量”中大约一半的茶叶,我喝掉半杯后她会给我添水,然后再放入一点茶叶,如此三、四次地进行完得一个小时左右吧,“定量”的茶叶都泡过了,我也该起身了。当然,随便说一句,那些地方的“碧螺春”之类往往是隔年的便宜货(普洱茶等别论),产地也很野。
  在做“商务”的那些岁月里,在茶吧、咖啡馆、语茶店和高级宾馆的餐桌上我要的最多的红茶,国内的主要是“滇红”,国外的是“立顿红茶”。我喜欢它那种浓郁的香味,浓烈的颜色,以及可自理调节的蜂蜜的甜味。当然,我还看中它是没有茶末的……干净,而不用提防什么。
  其实,人生如茶,许多的人生不就泡在许多的茶中吗!

(因是临屏写作,且未精校,文中如有错误请予理解)

May 25
  1

  我几乎走遍青海的腹地。八年前,我开始浪迹于网络诗坛,之初在“诗生活”建立的个人专栏名就叫做“行吟在青海腹地”。我想,我一定是在青海腹地行走的最多的作家、诗人。那样寂静地行吟。那样无声无息地走过一个个乡镇。那样毫无目的地与知道名字或者不知道名字者们轻轻对语。……
  一直记忆犹新的是每当我接近一座村庄或者一个蒙古包,常常会有一群孩子或者一位怀抱着孩子的土伯特女人迎望着我。他们自然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这汉人是干什么?到这来做什么?早年野外工作时,因为我拉着电线、扛着水平测量仪,他们就会以为我们是在为他们修路、架电线,于是我们就会常礼遇到喷香的一碗酥油茶。近几年,由于我手拿精巧的相机,他们又大都以为我是一位城里来的摄影师,对我更加充满着好奇和幻想。碰到老人,我会慷慨地扔给他们上好的卷烟,要是看到好像有点文化的年轻人就送给他一册诗歌小书,要是上学的娃娃就送一张精致的书签。在我提出与他们合影的时候,他们不会有任何的顾虑或者猜疑。路过乡村小学,我会进去歇脚,撞上对味的老师我会要下地址,答应回城后寄一些书过去。

  2

  去年在常州,与作家、《翠苑》副主编冯光辉先生聊到青海,他说他去过青海多次,他说曾多次在青海腹地行走,去看大王宫,去看公主庙……。甚至,他说那时就在杨志军那知道我,但最早以为是位女士。这类话我没有多记住多记实,惟有一句话我记牢了记实了:他说在青海深腹行走时,有一次一、二个月没有换衣服。为什么?我清醒地记的大前年暮秋从青海的“南丝绸之路”上赶往贵州开一个笔会,我竟然是穿着已苦苦陪伴我二个月的一身“行头”,包括一只小小的只装着简便生活用具的小包包——那是那次行程我惟一的行李。那个会,我是在开会日的凌晨才赶到的……。记得一位女士当时私下说我穿的衣服脏得该扔了,我能说什么呢,只好说这贵着呢,意大利名牌西服。我翻开胸口的商标给她看。其实,那是我担任“无锡百盛”广告策划部经理时弄到的“处理品”。我的那个狼狈样可想而知。
  在行走中我们就是这样容易忘记时间概念,那是一种大自然的力量逼迫着我们忘记一切的烦恼、一切的不满,一切的悲伤……。在这种情形之下,惟一能够放在心头的便是对大自然的敬畏和爱。
  在那一刻,任何人都会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但我相信,同时,任何人也会感觉到自己的伟大,不会有任何的卑微感。

  3

  每每出发前或者在路上,从未考虑过此行的目的。说是想写些东西,但是自己总在这方面认真不起来。譬如说过想写青海寺庙的大散文,但不会逼迫自己要在什么时候完成。写作是一种情感、思想的流露,所以必须自然而然。
  在不少的情况下,我会被自己搞乱。不知道自己站在了哪里?自己离自己有多近或者多远了?不知道。一时可能会手足无措,但心志不会溃散。走的路不知是最近的还是最难的,但目的地一定知道。这点,不会错。所以,我的情感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非常具有立体感的,我的某些思想也非常独特,是别人一时半会难以下咽的。这不是我的错,我不会在这方面故意为之。这,实在是大自然太厚重了的缘故吧。你走的越多,这层厚重感就辗压得你越多一点。
  所以,有时,我害怕于自己的倔强和毅力。
  虽然,每天又必须行走在路上。

  4

  青海是个地大人稀的所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跟随(可能用“追随”两字更准确,因为父亲在这之前就已在青海工作多年——当时我8岁,那年在江南本是要上三年级了,可到了西宁后又重上了二年级,因为当时不会普通话——这使我6岁时“哭来的”早上一年学的光荣一下子消失了)父母入青时,好像青海每平方公里上平摊才一个多人。从这点来看,你也可以认定在青海的许多地方是不适合人生活的。所以,青海有面积庞大的无人区,它被世人称为“最后的净土”。
  对我而言,青海的无人区、“最后的净土”远非只有一个可可西里!
  在无人区生活甚至工作自然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如“南八仙”,八位从南方来的如花似玉的女人——我从事地质这行业的前辈,就是在海西的马海地区野外作业时被大自然所吞没了的……
  原本那里没有小名,这八位女人永远地留在那里后,那里就叫做了“南八仙”。
  大自然是那么地残酷啊!
  但是,大自然除了令人敬畏之外,还让我们无限地崇敬他!
  走在大自然上,你会自然而然地觉得你拥有一切。

  5

  行走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运动。在交通、经济欠发达之时,工作往往与行走联系在一起。庄稼人、放牧者这类劳动者不用说,像士兵、石油工人等也与行走系着一时解不开的结。譬如现在的地质勘探,卫星一过就基本知道那地下有什么资源了,而早前不行,必须人工一公里一公里地实地进行勘探。记得1984年在大柴旦,美国总统访华,我们分队的电台不敢用,怕泄密,当时就有一位工程师说:“其实人家的卫星比我们早知道这有啥没啥了”。我们一帮小子都有吃惊,真的?!
  可不是真的吗。现在我们也有了遥感勘测、资源卫星,虽然技术落后许多,但知道当年那位工程师没有“慌”我们。
  那么,我们在新世纪里还得在别人勿需行走的地方好好行走,以期取得与别人基本一样的数据。
  对一位牧诗者而言,行走是必然的一种联系历史、文化与人类的手段,这手段或许过于原始,却不同了其它领域——它对提高创作者的心境是最直接最有效的。
  我对行走之所以乐而不疲,原因就在这里。

  6

  行走的路多了,你自然会牢记许多有趣的事情。
  拿我来说,每每出发前,我都会准备相当多的清真馒头。那是一元一个的大馒头,顶头开着花,底部直径大约有15厘米(最大的大约直径是25厘米,但不好带,从未买过这么大的),完全的绿色食品。在西宁,我原来老在纸坊街或者大同街买,现在基本上转移到珠玑巷买了。店主人都是回民。在路上走累了,停下来坐在大地上掰块馒馒吃,就点榨菜,如再喝几口带着的保温的伏茶(砖茶),那可是好大的享受啊。以至于到了江南,也经常到超市买白馒,但是,那馒“发”的厉害,连吃四个也未必能吃饱。
  再譬如说寺庙,青海地大物博人稀,但寺庙很多,除了不少著名的外,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寺庙,未名的有的甚至没有大名,小的甚至只有一间小土屋——但是它就是那个地方百姓的藉望所在。走的多了,我还时常撞上人们在寺庙门前举行法会或者文娱活动。早年,1985年在门源,1986年在民和,1990年在拉脊山下……,都曾有过难忘的记忆,并以诗记之。近年,2004年在海晏、刚察,2007年在循化、化隆,2009年在黄南……,也碰上过州上文工团的下乡演出,或者当地的祭祀活动。在互助北山深处、民和南端的大山根下,你都能寻找到一间屋的小小的寺。风风雨雨许多年,这些小寺与供奉它们的当地百姓一样一年年、一代代生长,如今早已经变成了老寺。小寺很小,但里面供奉的圣物往往很老很老。
  我想,真正的写作莫过如此。

(待续)

May 03

叔本华与《生存空虚说》

  德国的的日耳曼民族自视清高,可能与其拥有大量的世界上超一流的哲学家有关。前些日我提到过几位,今天再提一位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叔本华。被称为悲观主义哲学家的叔本华不仅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位大人物,相信也是许多中国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喜爱的外国人之一,那时,国家出版社出版了大量来自国外的思想类、哲学类书籍,如法国萨特的《理智之年》、奥地利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捷克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瑞士荣格的《寻求灵魂的现代人》等,曾几何时,这些书店的畅销书弄去了我许多银子。
  叔本华其人其作都是我偏爱的一部分,《生存空虚说》更是爱中之爱。在野外于“空虚”中度日如年时,它是我对话的对象。在回到城市品味不透一些诸如但丁、聂鲁达等人的作品时,它也是我求得满足的“思想世界”。曾有一位可能与俺谈过对象的女孩子问我读这类书会不会变得很另类?坦率地讲,当时我并未太懂她所要寻找的具体答案,待我明白后可以回答之时,她已经离我很远很远了。
  写诗的人大概都懂得“表象”,叔本华说“世界是我的表象”,可见,叔本华也是诗人,还是大诗人——他把整个世界当做“诗的一体”了,这是需要多么的力量才能掌握的“最初”与“最后”啊!
  当一个人能够清醒地看着自己始终生活着的自己,我想,这是应该在空虚之中生存的最好选择。

 

北岛与《午夜之门》

  前几天在长江之畔的一个城市的书城,买了一本北岛的《午夜之门》,用于旅途中阅读。我知道如今最“经济”的购书方式,是应该在诸如“当当网”、“卓越网”上网购,但人在外,只好在书店购“粮”充饥。
  在人们的认识里,北岛是写诗的,可我以为这种认识已经过时,写诗是他“年幼无知”时的嗜好,如今在各种无法逃避的“岁月之痕”的迫压下,他仿佛已经无诗可诗,只能以“散漫”的态度对待跑至面前的“生活词语”。客居,可以是这些年里对于北岛“行程”的最好注释——到处是别人的土地,而他的土地他却不能自由地抵达!
  北岛这些年里的思考自然多了许多理性,这在他的《午夜之门》乃至之前读过的他的散文集里多有“体面”的发挥。在自己的旅途中阅读它们,更有一种亲身的体验。
  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虽然我不得不对“客居”也情有独钟,也不得不缄默地将一种自身的感动走近自己,在别人的漠视下更会把身子挺直,以响应陌生的“客居”之地的温暖或者寒冷……
  我想说的其实都会在许多本书中阐述的明明白白,而在更多的书本上不曾阐述过的正是这种寻找答案的过程,一种极容易忽略的生活的过程。

仓央嘉措与他的情诗

  大约在二十年间,与不下十人“正式”地谈及仓央嘉措。其中,有老师,如格桑多杰、朱奇;有朋友,如尕朱、元彪;有省内的诗友,如孔占伟、龙仁青;有省外的诗友,如孙文涛、古马、单永珍;有诗评家,如庄晓明、愚木;也有画家、书法家,如沈羿、白墨……。有时在正式的诗歌研讨活动上,有的仅仅是在一起采风的路上、饭桌上、茶室里……。
  这位活佛活着很不轻松,而我们谈论他却是很轻松的。
  近日,在访问一家年度业务额达七个多亿元的文化传播公司时,我在它开办的书店看到由马辉、苗欣宇译著的《仓央嘉措诗传》,翻了几页后,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它。这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装桢方面恰到好处。好像青海人民出版社近年也出过一本此类的书,在西宁的旧书摊上见过……(对了,如西宁市文联办的公开刊物《雪莲》杂志,为什么当月刚出版的就能在旧书摊上见到一叠叠呢?还有省文化馆办的公开刊物《群文天地》——我原以为它早停刊了,不料前不久在曹家寨旧书摊上见到它去年的最后一期,有十几本!好像都是新新的,没人翻过。)
  仓央嘉措自然是令我们崇敬的人物,这不仅他做为大活佛,也做为诗人。
  应该说这个版本给了我不少原本不知或不详的东西,诗也弄得好,至少是可读的,对我而言。
  在这些情诗面前,你会写情诗吗?

庄晓明与《空中之网》

  在我床头,几个月来一直放着一本庄晓明用香港书号出版的新著《空中之网》,是一本寓言式的文章之集,每夜读上一篇,感觉到非常富有诗意!
  我不知道网上能否找到这本书的电子版,如能,我建议大家都读读,不会错的。
  
自七、八年前认识江都的庄晓明,我就认为他是目前中国诗坛为数不多的真实的诗歌评论家!注意,我不用什么“真正的”之言,而说是“真实的”,其中因缘仿佛也勿需在此多说什么吧。我更深知,即使庄晓明曾荣获过江苏省最高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但他目前仍处在非常边缘的诗歌评论家之内,而不被所谓正统的诗歌评论界所认可、所接受!为什么?最大的原因是:他不在正统的文科高校任教,也不在正统的文学研究机构之内,如此等等吧,他仅仅是一位在一个小镇上开了一家小店的小老板而已。所以,他的文章在所谓正统的刊物上发表的也很少很少。

卡西尔与《人论》

  又是一位德国大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这几天我与德国的哲学家干上了。
  在可能无聊的日子里重温二十多年前经典的思想类哲学类著作,我想恩斯特·卡西尔的《人论》是不能不选择的。
  “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只有在文化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人性无非就是人的无限的创造性活动。”
  ……
  天,在许多地方我最初读它时划上了着重线,显然,这些“名言”曾让我不得不“痴吃”了许多年。
  《人论》是作者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全面阐述了作者的人类文化哲学体系,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多国出版。你想想,连我们中国都“不得不”翻译出版了的“这类书”,能不受到全球文化哲学界的重视和推崇吗?
  为什么这类大哲学家都在德国,都在国外,我们的这类哲学家在哪里?我说,还没有出生呢——因为没有出生这类哲学家的土壤,虽然我们有“另外”的哲学家。
  再细想想,为什么我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个诗的年代?因为它是“哲学”不得不相对开禁的年代!
  好像无论怎样都应该说声“感谢”!

姚风与《远方之歌》

  获得过葡萄牙总统勋章的澳门诗人姚风是新世纪涌现出来的汉诗创作与汉语翻译的优秀人士,在澳门回归祖国前,他一般用葡萄牙语写作。他十年前左右在网络诗坛冲浪,有一定知名度后,与广东诗坛的几位著名人士合编《中西诗歌》,坚持一年出版四期,编辑、印刷的蛮有特色。
  姚风的本职工作是在大学里教书,在三年前于西宁与他见面时只见他颇有绅士风度,文人气甚浓。之所以那年特意在众多的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来宾中选择与他见面,是因为他曾寄赠他的双语诗集《远方之歌》于我。这书不厚,收录的他的诗作应该不到五十首,书中配有几幅葛震的油画,给全书增添不少诗味。
  我复写诗之后,很长时间不曾向任何报刊投稿,但2004年吧突然看到《中西诗歌》上有我的诗,后来才知是姚风特意从网络上选了去的。
  《远方之歌》中的诗作大多如书名一样,比较好懂,简洁可能是它们最大的风格。所以,这些诗容易正确翻译,这,可能是与姚风精通“外文”的缘故吧!

沈河与《相遇》

  不幸早逝的福建诗人沈河是“诗家园”的常客,从“诗家园”开办论坛,至他去世,他经常过来帖诗。在《相遇》后附的他的创作年表上,他自己写道:“2003年6月,生病出院之后,开始写青印溪这题的诗,《静与动之间的青印溪》(组诗)被诗家园网站列入《2003中国网帖诗歌20家》。”可见,他对“诗家园”也钟爱有加。去年,我们在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颁“中国地域诗歌奖”纪念大奖给他,应该是非常合适的吧。
  《相遇》是沈河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诗集,在寄获奖证书于他内人后,他内人寄了好几本《相遇》于我,近一年来,这书我转寄给了一些朋友,但手头上一直留着一、二本。在寄来的每本书的扉页的左下角,盖有沈河的印章,也不知是沈河生前盖好的还是他内人帮他盖上去的。
  在《相遇》的后面还附有许多朋友对沈河诗作的评介,可见他在网络诗坛上跋涉的几年里结识了许多好朋友。从这点来讲,不幸的沈河又是幸运的!

海上与《自由手稿》

  这不是诗集,而是诗人海上的文论集,由《独立》的主编发星寄赠于我,那是2003年的事。
  海上早有耳闻,是一位优秀的先锋诗人。在当今中国号称先锋的诗人众多,但真正的很少,但再少,海上也应该算一位。
  这书比较厚,但老实说我并没有好好地读过它,只读过它的二三篇文章,觉得读了这二三篇文章就基本上知道了全书的所有内容,有点“无非如此”的意思。
  这书是随便编排而成,话题也相对比较随意,故用“自由手稿”做书名。以我的个性,需要在此指出的是,它书中有些地方好像是故做高深,实际上没有必要,朴素地就事论事可能是与人交流的最佳方式。
  这其中也有一个话题,即诗是不能诠释的!特别是作者诠释自己的作品。
  海上的这些文章,自然是诠释着他的不少相关作品,读它们多了,再去读他的诗作就失去了许多“意义”。故尔,我没有太多地读这本书。
  发星在附信中说海上是一位“民间诗人”,这我自然同意。在很大层面上,他也是一位隐逸诗人,这便是我特意在昨天写罢哑默先生之后找出他出来的理由。
  海上好像喜欢漂泊,常在一些地方走来走去,祝他新春平安。

哑默与《墙里化石》

  中国当代隐逸诗人令世人敬佩!
  在文明与信息程度如此“现代”的今天,在中国其实存在着不少隐逸诗人,贵州的哑默便是其中的一位。
  这位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贵州民间新诗队伍中的主将,至今在中国诗坛知道他的少之又少,他的作品更是在所谓的权威诗刊、诗选集上几乎无任何的立足之地!
  但是,他的诗在中国非主流领域的诗界确不得不留下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
  哑默的诗集《墙里化石》由中国致党出版社出版,但大概是安徽诗人何林所为的“盗版书”,即是用假书号出版的读物。何林这事曾做不少,并因此进去了几年。
  这本书错别字及印刷方面的错误相当的多,在很大程度上使本来一流的汉语诗作变得不忍卒读!虽然,它毕竟为哑默先生集中了许多他的代表作!
  这本书系我寄赠《诗家园》于哑默先生后他的回赠,在扉页上他写道:“谢谢你们的馈赠……”那是2002年秋天的事情,不久,《诗家园》上还开辟了一次哑默先生的作品小辑。
  曾多次与哑默先生纸信来往,不过,2005年后吧,便不再与他联系!
  因为,我们当下不喜欢并让大家也不喜欢哑默这类纯粹的民间诗人!
  所以,正因为有这种“不喜欢”,当下也一定会有不少像哑默这类的诗人。
  读他们的人,不会再去读别人!

李云枫与《斯卡斯迷宫》

  这是我2002年复写诗后收赠的上百本书中较有特色的一本:画家兼诗人李云枫的抽象画作品集《斯卡斯迷宫》,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于2005年。记得这些画曾在网络上看到过一些,但收读此书时还是被集中展示而吃惊不小。
  青海师大艺术系毕业的刘筱青小姐曾热衷于抽象画的创作,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于海南省旅游局主办的《大旅游导报》上曾发表过刘小姐的那些画,而且其中一幅还招来一些读者和领导的批评:这好像是人的屁股吗?
  只是,刘的画是黑白的,而李云枫的这些画多数是彩色的,更加精致。特别是,这些画还配发了李本人或其他几位诗人的诗作,全铜版纸彩印,二百页码,使整本书的份量格外的重,也格外的显得珍贵。
  细读,我觉得这书还是画的价值远大于诗的价值。所配之汉诗几乎清一色是用汉语写成的“洋诗”,在汉语史上应该都不会留下它们的任何痕迹。倒是那些画,闲得无事可做时,细品之,定会获得许多灵感的吧!
  李云枫还年轻,1973年生的。

发星与《地域诗歌》

  封面的风格是抽象的,一张抽象的图片从封面排到书脊,再排到封底,使人看不到它的全部内容。书名也是怪怪的,“地域诗歌”,好像没有一本书名的“主题”词。但发星的这本由香港银河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诗文集就是这样设计的,颇令人称奇。
  因地域意识的影响而左右的诗其实从诗的一开始便大量存在,只不过在我国当代短短的新诗史上还没有呈现出它的独特魅力而已。
  人的所在对他的影响是我们能够容易理解的,诗人的所在对他的影响可能不易被别人理解,但其充满个性的作品风格正越来越被世人重视。这,又是无误的吧!
  发星在他这书中除收录他的大量地域意识的诗歌外,还收录了他关于“地域诗歌”的一些理论性文章。之所以叫“诗歌”,是书中的的确确收录的作品中,有一些是可以“唱”的。在特有的“地域之人”吟唱中,书中有些作品可能会发挥出作品的最大功效。
  生活在大凉山中的发星热爱着那片并不为我们熟悉的大地,并长吟不竭。

卡尔与《悲剧的超越》

  在这本小开本的书的扉页上写着我买它的时间和地点:一九八八年十月三十日,西宁大十字书店。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那阵子很流行这种泊来的思想类书籍。其实,那阵子,那类书在人家那早已经见怪不怪了,而当时的我们把它们当成宝地珍爱十分。
  这书中文名叫《悲剧的超越》,作者是德国的卡尔·雅斯贝尔斯。
  这书写什么的呢?
  它写“生命是什么”、“生命的悲剧又是什么”、“生命怎样才能超越其局限而不朽”、“人的生存困境”等等,利用了诸如莎士比亚的几部悲剧作品加以诠释卡尔的思想。记得将它买回家后,在寒阴角我利用一个晚上就读完了它。它不厚,一百六十余页。
  还记得当时读了大量这样的书,甚至在读了《逃避自由》之后我曾一度想创作一部《毁灭人类》的大书——现在想来还觉可怕!这也是几年前我说过英国的罗琳女士是统率着一支强大的军队(“哈利·波特”军)占领中国当代孩子们的“英雄”——文化的柔性侵略比肉体的血腥侵略更要可怕的多!譬如北岛不就是因有机会读了一些另类书而写出他最早的那批“启蒙诗”的吗?
  你不要误会,我决不反对引进别人的任何思想,我只是想说如果仅仅是引进一、两种思想,那么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假如只抱定一种思想视为惟一的真理,那最为可怕!
  请学会“消化”和“淘汰”吧!更请选择超越“悲剧”的“理论体系”!
  好像,这对我们格外重要,也应该正是时候了。

弗罗姆与《逃避自由》

  我特意从书架里找出这本书来。显然,这又是一本改变我某些认识的泊来之书。
  这是1987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书,在当时属于精装本了。
  《逃避自由》这书名很费解,说“逃避禁锢”之类通啊,而“自由”需要逃避吗?我们不是渴望“自由”吗?作者埃里希·弗罗姆是德国人,号称是上世纪最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
  信手翻翻,中间时有我最初读它时的痕迹。最初,自然也无法完全读懂它,甚至大部分读不懂,即使到现在再去读它也一定无法完全弄明白作者到底说了什么?怎么说的?与己何干?与他何干?有时间上或“民族”的区别吗?显然,现在再去读它一定比最初读它时“未知”的东西会更多!这恰恰说明我进步了,真的!
  从这点出发,近些天闲下来会再读读它。就不把它放回书架里去了,就放在电脑桌上吧。
  呦,对了,归根到底,这书我认为逃避的是人权以外的一切“法令”,特别是政治与宗教两方面的非自由的“自由”。
  可见,“我”是关键。

常江与《流浪歌》

  我的文学路上的启蒙老师之一常江教授是我五年前通过“央视”的节目重新联系上的——常老师在那节目上做嘉宾。后来,我方知“央视”这些年“春晚”上的对联大都也是出自常老师之手。
  2007年初冬,我在西宁弄一个诗歌朗诵会,曾在青海工作多年的常老师特意从北京寄来他的诗集《流浪歌》,有几十本,但与会的人多,我这个主持人最后也没弄到一本。这事与常老师在贵州的一个诗会上随便一说,不久就又收到常老师特意寄我的《流浪歌》。
  《流浪歌》由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常老师早年创作的诗歌作品集,代自序的是一首诗《致帐篷》:“逝去的,依然那样铭心刻骨/健在的,还是这般扯旗扬帆”……常老师那时在中国诗坛上有“帐篷诗人”的雅号,做为地质队的工程师,常老师曾跋涉在大巅地之上多年。集子中的诗作行列排列工整,十多年后常老师成为中国楹联学会主要的创始人之一(曾多年担任它的秘书长,现为它的名誉会长),看来决非是偶然的事。
  一直想好好地写一篇关于常老师的文章,但资料等欠缺,至今也就没有落笔。每每信手翻阅《流浪歌》,除了回忆起常老师和我自己出野外的日子外,也自然会想到其间多多少少的“流浪”成份。常老师的女儿在美国,这些年常老师不就美国、中国,中国、美国地“流浪”吗?细想想,我们谁何尝又不是一个流浪的人呢?
  新春前夕,祝福常老师,祝福每一位“流浪”的人们!

马丽华与《风化成典》

  马丽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是一位中国西部非常著名的女诗人,一首《我的太阳》曾风靡诗坛,甚至有后来更著名的诗人跑上高原向她表白爱心……
  生活在与马丽华相同的大巅地上,我不得不注视她,在她写诗的时候,或者在她不写诗之后。新世纪初,与马丽华多有书信与电话联系,甚至向她为《诗家园》约稿,但不得。她告诉我说她从编辑部(作协)调至大学里工作后心态等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不,短短的年头里,她除了诗集《我的太阳》外,其余出版的全是散文类书籍,《追你到高原》、《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藏东红山脉》……近日,她又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了最新的散文集《风化成典》,这书名里,分明有诗和宗教的意味。
  老实说,在大巅地生活、工作了近三十年,能深入我内心的作家、诗人乃至艺术家(画家、书法家之类)并不多(虽然接触过很多很多),而马丽华肯定是其中一位。每每读到她的书,我就相信自己一次:在中国大陆,马丽华是离所谓的“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一位。
  马丽华的作品已经明显地将爱植入了自然人文地理之脉的根部,这是一般采风者、投机者所根本无法抵达的位置。或许也少有人这样认为,她是如何抵达这个位置的,她真的抵达了这个位置了吗……,我清楚,我只清楚地自己认为,她做到了,她抵达了那里。
  在这书中,她提到了许多名字,在藏史上闪闪发光的名字。她娓娓道来,读他们的身世,说他们所处的时代,论他们的得与失……,其立足点都在她自己的“根”上,这个“根”又显然立足于大巅地!
  有灵性的风是有根的!

李小洛与《偏爱》

  这书封面装桢朴素,一张小小的作者照,外加小小的书名,百分之八十的地方是空白的。
  诗中有不少以“我”打头,可见写自己人性的成份很大,这在不久以前的中国(十年左右吧)是很难将这类诗公开出版的。所以,像李小洛这样七零后、八零后,甚至九零后的诗人是多么地幸运。
  历史的进程是非常缓慢的(甚至会倒退),但是,又是谁也无法抵挡的!
  李小洛的朴素是到了底的,至少在这本诗集上,譬如没有序,没有跋,只有上百首她“偏爱”的诗。这可能便是她想说的、能够说的全部吧。
  这正是我所偏爱的,故尔收到它后放在枕边已近一月,才慢慢地品至最后一页。最后一页也是空白的,没有一个字,不,还有条形码和它的定价——这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它们是死的,犹如历史之尸!

卡特与《总是估算及其他诗篇》

  美国第39任总统卡特是200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去年的这个奖获得者也是美国总统,可见世人心中自有公认?我不知道这到底能够说明什么问题,或者根本就不愿意、无法去明言,但至少可以这样讲:美国的统治者其实没有“我们”原来所想像的那么“坏”么。
  这决不是某种或多种态度问题。
  回到诗,回到卡特总统的诗。这些诗的写作手法、表现方式、诠释对象等等显然都是属于“洋诗”的,与汉语诗歌没有任何关联,虽然它们在我眼前以汉语的形式呈现,甚至有人会说汉语新诗从“洋诗”学习而来。其实不然吧,至少汉语新诗从“表面”上看循的是“洋诗”的皮,但其“里面”有太多属于汉语的特别“实质”。所以,我已多次说过,我反对目前许多人在用汉语写“洋诗”。
  读卡特总统的诗让我更深地定位“洋诗”的品质,自然,同时也更深地垒构了我心目中的汉诗(汉语新诗)的品质。这两种不同的品质之诗或许可以互相借鉴、学习,但永远不会融为一体。
  当然,“洋诗”也决不是只有一种“洋诗”,对于我们而言。
  虽然卡特做过总统,但读他的诗,我并不认为他的思想有多么高超——思想是各种品质的诗惟一相通的地方,也正是可以互相交流、学习的地方——从技术方面来看,在我了解下的“洋诗”中也非一流,但卡特忠于自己语言文化的“表率”精神值得我们相类的人物们好好学习。

  

翟永明与《最委婉的词》发星先生说翟永明是优秀的诗人,但没有自己的诗学体系。我不知发星兄如此之说到底是何指?但不管他如何解释,我想一位诗人最可爱的地方正是他自然思想的体现吧。如果一位诗人在写作之前或写作之时就已经有什么属于他的诗学体系,我想这要不是地地道道的天才大诗人,要不就是地地道道的疯子,甚至,要不就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政客(这三种情形或者更多种情形在中国诗坛上存在不少啊)。而这些都不属于纯净的诗歌,我们本质意义上的诗歌。我想发星兄是指另外一层意思。
  “最委婉的词”是指英语(准确地说应该是美语)中“的Pegime Change”(政权更迭)。这,令我们不可想像。可是,人家就是如此。
  这话题可以说许多话的,但我必须一如既往地保持对此缄默,甚至反感,因为当你一开口,你所说的一切(甚至许多未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供据。
  这是难以理解与消灭的事情。
  翟永明的这本书好文章并不多,虽然书名不错,但多数文章是读不下去的。
  在我看来,她就是诗人,只是诗人,不是画家或者小说、散文作家,虽然她也画画什么的……甚至,有朝一日,她的画可能比她的诗值钱。

  

伊姆莱与《另一个人》

  匈牙利著名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是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不多的幸存者之一,苏军“解放”他时他仅15岁。16岁那年,他便工作,在布达佩斯的一家报社从事记者生涯,直至七年后成为自由撰稿人。他在纳粹集中营中的一年经历使他创作了自传体小说、也是他写的第一部小说《命运无常》,但这经过了十年的努力方才出版。
  我没有阅读过《命运无常》,据说它有电影,但我与这位文学大师毕竟不在一个国度、一个洲,故也没看过。他的日记体文集《另一个人》好像我是在上海购买的,不厚,译者余泽民先生是定居布达佩斯的一家商报主编、记者,故读之感觉上“直译”的层面多些,缺乏一种汉语的文学味——是典型的外文型汉文书。但这样也说不上是好是坏。
  我相信当伊姆莱先生被苏军“解放”的那天起,他已经是个多面人了,或许是活着的,也或许已经死去。生与死,在伊姆莱先生生命间仿佛已经太不重要的。他在尚且活着的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可能早已经是永远的“另一个”,他的实际的灵魂只有上帝才能知道他的所在。
  我更相信伊姆莱先生写这些文字的时候绝对地空灵,因为只有空灵才能将世上所有的苦难归结给自己,而不嫁嫁给别人。这时候,自己当然不是仅仅的自己,别人自然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别人。我喜欢阅读这般空灵而涌的文字,在它们的注视下,我才变得真实而让自己感觉到一种久违的亲切的目光,虽然“任何清晰的目光都徒然无济”(伊姆莱语)。
  人类的智慧真是伟大,它可以使这变成那,使那换成这。
  “另一个人”永远驻守在我们每个人的头顶。

毛文凤与《虚脱之墙》

  去年三月在秦淮河畔的一家咖啡店中听周俊说过“可一集团”的首领毛文凤先生原本也是写诗之人,而且在高校读书时还相当狂热。
  由于毕竟在早些时候的、近些年的主流诗歌报刊上从未读过毛先生的大作,故听周俊说后也权当一说而已。不料,前不久拜会毛先生的夫人钱晓征女士,钱女士送我一本毛先生的诗集《虚脱之墙》。这书名蛮有诗味,便翻开读读,诗都不长,读罢几首喝一口钱女士泡好的茶,说:干净。真得干净,诗内书写的干净,诗外表达的干净,我想诗者在写诗的那时刻也是干净的,阅者品诗时自然而然地为诗者的干净而干净。临别时,钱女士又送我几本“可一集团”的杂志,翌日在“和谐号”上翻之,发现毛先生是与佛十分有缘的人,可见我前日曰他谓“干净”并非是无据之言。
  “干净”之一,在诗中我读不出诗者有功利的色彩,诸如什么先锋、另类、煸情、惟我独尊等“功利”色彩在全书中无踪可觅。当然,对一家年业务额达几个亿的集团老板而言,还需要贴什么文学之金!他曾在一年中捐出几千万元,但不是如某某人捐助于诗歌事业,虽然他是写诗之人,而且在我看来,他应该是“有钱人中”写诗绝对是一流的人,比起“专业诗人”来也相差无几吧。
  “干净”之二,是出版发行模式方面的“干净”。它并不因作者是一位大享而弄得贵族味十足,而离诗的真谛相差甚远。在装桢上,它走的是平民的路线,是真诗的路线,虽然其主人完全有能力让它走其它的路线。或许它的叩世对主人来说更多的在于“纪念”,所以它并不需要让别人认可,也就是如此,它是真实的、干净的……
  “干净”之三,是作者情感上的干净。书后附有一文,是写毛先生送别父亲的日日夜夜的事,一片“干净”之心垒构了一座“干净”之城。这城,是毛先生的,也是读者的。
  因旅美诗人施玮的关系,与钱女士已有两次相唔的机会,但与毛先生却还没有见过面,我想,如果日后能与毛先生见面,相信是一定会谈到诗的,谈“干净”的诗。
  当然,我更希望与这样“干净”的人合作,因为毕竟我目前也是做文化传播的。

瓦莱里、纪德与《嚼着玫瑰花瓣的夜晚》

  读别人的书信往往身临其境,那个年代,那个国度,那位写信者与收信者……
  《嚼着玫瑰花瓣的夜晚》是经济日报出版社于新世纪初出版的一本法国文学大师瓦莱里与纪德的通信集,是一套书信集丛书中的一本。
  百年前的象征主义诗人瓦莱里对法国和人类文化所作的贡献,他的朋友纪德在接受194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时曾大为赞颂。阅读这俩人的书信,用什么词可以表述之间的关系呢?!
他俩彼此是多么地幸运!
  书里收灵了瓦莱里绘画的自画像及手稿什么的,甚是珍贵,也看出编者的用心。
  书信里有写如何摆脱孤寂、如何幻想、如何克服空虚之类的问题,有记录酒吧招待、城市之类的轶事,更有关于诸多文学命题的讨论。有告诉对方自己最近的所做所为,也有告诫对方应该注意的生活习惯。等等吧,可以说记录了俩人多年的亲密往来。
  曾几何时,我也喜欢写信。纸信的那种,自然也曾收到过许多纸信。可当电子信流行之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仿佛已经不会用笔写字了,电子信也写得越来越短,短得往往没有台头和落款。
  读俩位文学大师的书信,是一种感受经验的机会,虽然不大会回到大写特写纸信的年代,但对往事进行必要的整理相信也是有意义的事情。

 

 

May 03

海明威与《太阳照常升起》

  地震之后,许多人消失在了那块小小的谷地间,但更多的人活了下去。地震之后,方方面面改变了许多,细究起来,惟一没有改变的便是阳光吧,那照耀在那些活下来的人的眼中,更照耀在这些人心中的阳光,每一天都照常升起在他们的那个世界,以及我们的这个世界。每一天,在他们与我们之间,架构着一个完整的世界。
  在如此心境之下想起美国的欧内斯特·海明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部写于近五十年前的小说中塑造的“大爱之人”杰克·巴恩斯,在战后艰难的岁月里,不仅自己顽强地享受着对人世的爱,而且竭力把这种爱传递给别人,在让自己对未来充满自信的同时,还把这种自信带给他所爱的人。……
  “东方”与“西方”的价值观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最基本的准则是绝对一致的!在困难面前,除了失望之外,更多建立起来的应该是希望!我想,这正是玉树的幸存者们眼下应该揪紧的地方。
  海明威的这小说读过已经很长时间了,那田园诗般的行文风格是我所喜欢的。今天再品,我感到他笔下的人物是那样地真实可信,真的“没有幻想”(“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
  在中外不算少的自杀的作家、诗人中间,海明威是我的最爱。

艾略特与《荒原》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
  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
  掺合在一起,又让春雨
  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
  冬天使我们温暖,大地
  给助人遗忘的雪覆盖着,又叫
  

枯干的球根提供少些生命。”

  这是英国诗人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的名篇《荒原》的最初部分《死者葬仪》的前七行。这也是我近些天清晨醒来之际在脑海常浮出的诗句。这首长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西宁组织的诗会上当众朗诵一些片断不止一次,但现在已记得很少了。
  前年汶川,今年玉树,地震之后都出现了许多“抗震救灾诗”,我写汶川的好几首还被诗刊社做为“三甲作品”收进去年的“全国诗库”。近些日我也写了一些玉树的小诗,有的已公开发表,但我本人对这些都不看好,以为都是应景之作,是没有多大的生命力的。(在此省略一些字吧)一句话,与艾略特的这章《死者葬仪》相比,这些诗都太缺少人性了——甭以为你有所“爱”就有了人性。我看好自己已经动笔的必将2000多行的长诗《玉树:薤露之歌》,不急,慢慢写吧。
  我相信艾略特写《荒原》时也是一种平和的心态。他不会希望因自己的这首长诗而改变自己什么,更不会希望因这首长诗而改变别人什么。虽然,他因它改变了点什么,读者也因它必然会改变点什么。这不是他的错。这是我们良心的错。任何一位有良心的人面对这部人性之作岂能无动于衷呢。
  我很想说的是:艾略特《荒原》中的“荒原”是一块死去的没有生命力的土地,而我们所爱的荒原是有无限生命力的希望之地。他或许有许多罹难者,有许多哭泣和眼泪,有许多夭折的鲜花与幼枝,有许多破碎的心灵与家园,但这些都并不妨碍更多的幸存者追求、拓展他们的希望之路。所以,我要在艾略特代表上帝告诫人类的三个词“给予、同情、克制”后面,再加上一个词:希望。

  “去年你种在花园里的尸首,
  它发芽了吗?今年会开花吗?
  ……”

  艾略特这样问我们,你说呢?

祝咸禄与《西海行旅》

  

前几天在我父亲那得到三本均相关青海的老书,其中一本是1996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西海行旅》,也可以说是一部游记的集子,作者是曾任《青海日报》社文艺部副主任的著名作家祝咸禄先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曾经在写王文泸老师的一篇博文中提到过祝老师。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去给邢秀玲老师送稿,时常会在王老师、祝老师的“主任办公室”坐一会。祝老师对我说过他与我父亲(曾经《青海日报》的资深通讯员)相熟,故家里的这本书最有可能是父亲在书店买的,当然也有可能是祝老师送我父亲的。
  《西海行旅》的封面压着亮膜,内文是电脑排版的,这些技术那时在青海应该是刚起步不久,故从整个装桢而言比较落后和原始,如纸张是泛黄的书写纸,好像是30克的(如今一般得用60克),使得这本260多个页码的书与如今四个印张(128个页码)的书差不多一样厚。难得的是前面的作者彩照,拼版拼得上佳,印的很清晰,这在当时应该是比较难做到的。在我印象中祝老师是一位高高大大的帅男,那照片就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祝老师的书我之所以从父亲那要过来,是书中的一些篇章吸引了我,如《扎藏寺溯源》、《超群绝伦塔尔寺》、《瞿昙寺揽胜》等,都能给我的大散文充实不少内容。还有《“石堡城”觅古》、《寻访文成公主庙》等更给我不少启迪。在十多年前、二十多年前,青海有不少作家系统地写过青海的山山水水,以诗为之的有常江、白渔、昌耀、刘宏亮等人,以散文(游记)为之的更多,像朱奇、王立道、钱佩衡、王文泸、李振、邢秀玲及祝老师等人。如今,续写这些山山水水的人士就更多了,特别有了不少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
  或许是报人的缘故走动的地方比较多吧,祝老师是青海作家中对青海的山山水水写的比较多的一位,文中的资料也比较翔实、直接。
  更值的一提的是,这书名是著名书法家朱乃正所书,序由《青海日报》的“老首长”李沙铃所写。前者曾在青海工作、生活多年,目前在北京;后者不仅曾长期担任《青海日报》社总编辑,而且也是一位著名散文作家,目前好像在西安。这使《西海行旅》一书增添了不少意义。
  让我们祝福这些老人们!

老铁与《老铁的诗:2002-2008》

  昆山离我在江南寄居的城市不算远,大约五十公里左右吧。2002年初秋的《诗家园》“无锡笔会”老铁应邀参加,从那时起算是与他结识了。其实在那之前,曾读过他用本名郁建中发表的诗作。他与我一样,是停笔了近十年才在新世纪初重新步上诗坛的。
  老铁为人厚道,2005年7月初我带儿子去昆山的周庄玩,受到他和黄劲松俩位诗友的热情招待,市委宣传部马部长、市文联主席杨守松等高官都来了。一年后我又带几位诗友从上海特意去昆山的淀山湖玩,又受到他和劲松俩位诗友的款待。这些情,看来我是还不了了。
  这几年,老铁和黄劲松这俩位昆山的著名诗人先后出版过一些集子,如黄劲松前年出版了一本专门写西藏的诗集,给我相当深的印象。《老铁诗选:2002-2008》是最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老铁的诗集,由著名诗人洛夫题写书名,著名诗评家孙绍振作序,后面还附录了著名诗评家叶橹、著名诗人子川等人的文章,对认识老铁其人其诗的不少帮助。
  老铁近些年的诗作生活味很浓,既写老年歌赛又写拣垃圾的人、既写大潭村又写三山岛,既写他工作的地方柴王弄又写离他很远的汶川……。老铁的写作素材是丰富的,与“当代”与“现在”是紧密关联的,故尔他的作品是有读者的——从书后的近年老铁诗作入选重要选本的统计表上来看,就能知道他的作品所欢迎的程度是非常高的。
  记忆中老铁不喜烈酒,但老铁对诗的热爱是浓烈的。这是一定的!

宋晓杰与《宋:诗一百首》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阜新矿院进修财会期间,班里组织过大家去盘锦、鞍山、锦州、沈阳等地玩过,故我也算是到过盘锦的吧。盘锦诗人宋晓杰最初在我印象中是位男诗人,后来看到一些别人评论她的诗,才得悉她是女士。2007年春收到宋晓杰寄赠的《宋:诗一百首》和另一本她的诗集,才比较认真和比较系统地读了她的诗作。
  书名上的“宋”我一度曾将它与宋朝联系上,打开目录一看方才明确此“宋”仍宋晓杰的“宋”之意,别无太多的可揣测之义也。这集子里收录的一百首小诗都是情诗,也就难怪作者在封面打着一行字:献给天下有情人的“圣经”。从此,可以看出作者对这本诗集的重视度与期望值。

    犹如可爱的小兽——
    因幼小而没有恐惧和罪愆
    我希望微小的事物永远微小
    希望丑恶、浅陋、粗俗在成长中
    逐渐委顿下去……

    让黑夜瞑目!

  这是书中的第六十首情诗,才短短六行,读之却曲折不已。初写情诗的年轻人会感到情诗怎么如此去写呀,中间怎么没有对象、爱呀、恋呀、他呀或她呀之类的东西啊,这便是高超了,是必须写到一定程度、曾多次否定过自己的诗人才能自然而然地如此牧耕的吧。
  宋晓杰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生人,曾参加《诗刊》社的“青春诗会”,是文学体制内的一位幸运者。《宋:诗一百首》由北方文艺出版社于2007年初出版,前面放着作者的靓照。

王强、苏非舒与《大骚动》

  最早知道王强是在黄翔的文章里,说在黄翔们编辑诗歌民刊《大骚动》时,有一个做艺术的、写诗的叫王强的人。
  2003年底吧,突然收到北京来的一个陌生地址的厚厚的信,打开一看竟然是王强主编的《大骚动》第五期。复刊词由王强撰写,他说:“大骚动,10年浓缩成一部书籍,并将像焰火一样领跑。”末了还煸情地说:“大骚动 大骚动/昼夜向世界征稿”。有意思吧。我想他本人应该更有意思。故在去年到北京,曾想寻他一下,但后来考虑还是算了。
  这期《大骚动》王强好像是挂个名(主要是出钱吧),执行主编是诗人苏非舒,我曾在2007年在银川的诗歌节上与他见面,虽然没有多说话,但感觉还是厚的。一个词,另类,对他而言最合适不过了。
  《大骚动》曾经是漂京诗人的一种梦想,老一些的诗人诸如黄翔们会因此叹婉多多,而年轻一些的诗人诸如苏非舒们则在新世纪传承了一种诗的理想,并把它具体化,这除了金钱外,还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忘我精神的!
  ——因为,每当你决定做这类事情之后,你可能就会无法控制自己,无法选择自己安宁的日子。

朵渔与《诗歌现场》

  朵渔获得了今年的《南方都市报》主办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诗人奖,授奖辞说:“朵渔称自己的写作是对羞耻感的某种回应,也是对自我的一种深切责问。他坚守自由、真实的言说伦理,凝视个体内部的黑暗,尊敬个体与现实、历史之间的精神对决,并试图由此重建诗歌的悲剧意识和现代汉语的尊严。在一个崇尚轻浅、速度的时代,朵渔的写作是向下的,有重量的。他发表于二○○九年度《朵渔的诗》(组诗)、《高启武传》(长诗)等作品,叙事简洁,情感隐忍,在庄重的战斗性背后,不乏将心比心的同情和超然。他把个人际遇与历史命运相缝合,深感真相的隐匿才是更内在的现世危机,而个人常被生活大潮卷着走的无力感,又说出现代人在存在论意义上的根本困境。正是在这种沉痛、矛盾和紧张感中,朵渔以他纯熟的诗艺,描述出了感官解放之后灵魂粗砺的面影和良知残存的意义。”
  关注朵渔是在收赠到由他主编的《诗歌现场》之后,记得好像它是从黄礼孩处寄来的,应该是黄帮朵在广州排版、设计和印刷的。朵渔,1973生,原名高照亮,199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2000年参与发起“下半身”诗歌运动,现居天津,主要作品有诗集《暗街》、《高原上》、《非常爱》等;文史随笔集《史间道》、《禅机》、《十张脸》等。
  朵渔是“下半身”参与者,但我读他的作品,有些有“下半身”的特点,但多数好像至少可以说与“下半身”无关,可见,诗只要写好了,与某些诗歌观点无关,或者说诗作本身与诗理论是没有多大的关联性的:一个对诗理论几乎不知的好诗人照样能够写出好诗来,反之,一个对诗理论精通的人不一定写出诗来。这也是一个对汉语有很高教养的人大多数成不了作家,而作家不一定对汉语有较高的教养——文化水平较低的人成为作家、诗人的大有人在。
  回到朵渔。在我印象中,他好像是“诗生活网”的得力干将,在《诗生活月刊》上经常出现他的名字。天津有好几位比较独特的年轻诗人,除朵渔处,还有更年轻的宇向等人。对了,天津年轻诗人好像特别与文学奖有缘。这也说明他们的作品有一定的独特性,与众不同是一切艺术存在的首要前提,特别对诗而言。
  “诗歌现场”这刊名起的也有意思,因为一切都只是“现在”才有意义!

萨仁图娅与《尹湛纳希》

  图娅大姐的诗集在我初期牧诗那几年在新华书店里是畅销书,我书架上目前还放着当时购卖的她的两本诗集。1994年我特意邀请她来青海参加由青海棉纺织厂赞助的“首届西海女诗人”,未曾想到,2007年在“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上又一次见到她。应该说,她是与我比较有缘的比较少的著名女诗人之一。
  第一次见面时参观当时西宁比较“先进”的青百商城,她怂恿我卖了一身牛仔服,郁梅等其她与会的年轻女诗人说,这身行头方显我“行者”本色。那时,我并没有只身走“南丝”、行“唐蕃”,她们赠我“行者”名号是因为我在地质单位工作的缘故——因为当时我基本上是出野外的“行者”。第二次见面,与大姐只一起吃了个“快餐”,同参加了一场电视晚会,再没有更多的亲密接触。临别时,我也只购卖了一点诸如雪莲之类的青海特产,并没有去飞机场送她。
  后来图娅大姐赠寄给我不止一本书,但其中最有嚼头的是她的人物传记《尹湛纳希》。我想,做为蒙古族人,图娅大姐来写这书最合适不过了。因为,尹湛纳希是蒙古族文学巨匠。他的文学成就,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络上检索阅读。
  图娅大姐曾长期在辽宁担任一个市的文联领导工作,并主编一本杂志,前几年我突然收到一封信皮上印有“辽宁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信,方知她调到沈阳工作了。也难怪,《尹湛纳希》是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想想,图娅大姐与共和国同龄,今年她应该是六十有一了。
  尹湛纳希是蒙古族里的一位文学奇男子,图娅大姐说在古代蒙古族里“世界上只有一个尹湛纳希也就足够”,那我要说,图娅大姐其实也是蒙古族里的一位文学奇女人,在世界文学上当代蒙古族里只有一个萨仁图娅也就足够了。

江非与《我们柒》

  “我们柒”是指上世纪七十年代里均出生在山东临沂的七位诗人,分别是刘瑜、白玛、辰水、朱庆和、邰筐、轩辕轼轲和它的选编者江非,其中,只有白玛是女性。这本诗集,应该是他们自己出资完成,交黄礼孩主编的“海上花图文”丛书由华龄出版社出版于2006年。这是我这些年来得赠的上百册图书中比较喜欢的一本书,自然也是这些赠书中不算多的基本上通读过的书之一。
  选编者江非是“70后”诗人中的大将,常在“诗生活网”等处读到他的作品,还有在《诗刊》工作的邰筐,是庞大的“70后”诗群中的姣姣者。其他几位在网络诗坛也时有身影亮相,名字应该是熟悉的。
  从这本书我不得不想到“一个城市的诗群”现象,在临沂这个非省会城市,一下子竟然有如此多的优秀诗人集体亮相,我想重要的是这种现象的出现一定与当地的土壤环境密切相关。其中,诗人间的团结非常重要。在很多城市里,诗人们也不少,水平也不低,但团结问题做得好的不多。一代不服一代,一个不服一个,那些原本不多的利益你争他夺,甚是恶心。而临沂的“70后”诗人似乎给大家做了一个榜样,那就是,有事大家出力出钱,唯一的目的只是推出作品,而不是其它与诗无关的利益(也不确,那些看似与诗无关的利益其实也与诗有关,譬如成为专业作家后,就由国家养着他呢)。
  目前,这“柒”人中好像有好几位不在临沂工作……

老剑与《大地红》

  原在东北媒体担任负责人的诗人老剑先生曾担任“诗家园网站”的常务副站长,为“诗家园”出过力。调至浙江宁波担任某学院副院长之后,他仍为“诗家园”出力:去年六月,在他的学校里承办了“中国第二届地域诗歌朗诵会”。
  《大地红》是老剑继《胆战心惊》的第二本诗集。第一本诗集列入“诗家园丛书”,这第二本系“浙东作家文丛”中的一种。
  老剑属龙,本名刘建民,生于1964年,东北人,如今却生活、工作在三江口上。我印象中老剑耿直、爽快、豪放、干练,是我欣赏的那种味道十足的男人。去年见他,一场活动下来,果如所料。老剑喜欢旅游,喜欢自己开着车去想去的地方——这些地方,严格地说大都不太出名,这又合我的口味。那天我到宁波,他便开着新换的爱车到站接我,说之前的车不太好走“野路”,我说,这下子他可以开车去西部走走了。他笑笑,却不语。活动那天,正是高考前夜,他公子即将“出征”,他心情可想而知,但是他却稳坐于评委席,直至活动一结束,他安排好一切后才匆匆回去。好在以后得知,他公子考得不错。
  由东北诗人孙慧锋作序的《大地红》由宁波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收录了老剑2005年至2007年的诗作。孙先生说老剑是“一个优秀的精神越境者”,读之其中的诗,我自然完全同意。

阿角与《阿角的诗》

  阿角是我2006年1月初去上海参加一个诗会时认识的上海诗人,我送给他一些“诗家园”的读物,他送我一本《阿角的诗》。
  阿角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人,但在上海诗界有相当的知名度,这本书的封底上就列印了诸如上海著名诗人默默、陈东东等人对他做的一些评语。在这本书的里面,还有一些阿角与一些著名诗人的士合影,有屠岸、梁小斌、芒克、傅开虹、张枣、海岸等人。可见,阿角在上海诗界是位活跃人物。这不,后来,我收到几期由阿角主编的一本诗歌民刊。
  《阿角的诗》由当代艺术长廊出版社于2005年在加拿大出版,是名义上的“泊回来”诗集,因为它显然是在中国印刷的。这种情况,在中国诗界已成一个“合法的”惯例。
  阿角对“角”看来大有研究,从诗性方面的研究,他在封面和扉页上都打上了“视角 触角 棱角”这六个字,可见他对“角”情有独钟。读诗集,未读到一首带“角”字的诗,都通读全集,又深感他的每一首诗中都有一个“角”字。
  这便是阿角之诗的魅力。

顾城与《一代人·远和近》

  悲剧诗人顾城叫所有的中国当代诗人感叹不已,虽然他最后的绝唱的那种死亡性质在世界诗史上并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因顾城的小小的诗《一代人》与《远和近》而被人命名了他们那帮诗人的整体代称——朦胧派,他们的诗也被称作“朦胧诗”。现在来看,他们的诗不仅一点也不朦胧,而且大都太直白了。可见,那时,中国对“诗”(人类当代之“诗”)的认识多么短浅啊!为什么?因为在1949年前国内战事不断,谁认真地搞过真正意义上的诗?新中国成立后,运动之后的“无数次”运动,又有谁能够写真正的诗?
  三十年前,诗在中国重新获得新生,但也好景不长……
  因《一代人》、《远和近》使人在朦胧派诗人中格外地关注顾城。那阵子,有许多人引用过《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这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与上面的两首著名的短诗相比,我喜欢顾城的几首长一点的诗,虽然它们一时不太好懂,譬如《巨门》、《异国的传说》……

杨炼与《幸福鬼魂手记》

  《幸福鬼魂手记》收录了杨炼于1998年至2002年间创作的一些诗歌、散文和文论作品,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在这书的封底,用红字写着:“你必须把杨炼二十年的创作读成一本书,一本从不可能开始的自我完成之书。”在前面,还有杨炼自画的油画像,虽然好似以战场为背景,但眼睛、嘴角等器官都挺有神。
  书名是因其间的一首同名长诗而来,自然是全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我而言,书中还有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系列散文《骨灰瓮》和叶辉与杨炼的访谈录《冥思板块的移动》。
  这本书是杨炼继出版诗集《在海停止之处》和散文集《鬼话·智力的空间》之后的又一本重要的作品集,对研究、认识杨炼有极大的帮助作用。
  综观“朦胧派”的那帮子诗人,至今仍喜欢的只有一个杨炼和半个芒克!喜欢杨炼是喜欢他的死亡意识,这种“死亡意识”,如果说在《诺日朗》里还不够成熟的话,那1998年后的杨炼就老道多了。
  去年3月在“北外”,有幸与杨炼有过短短的对语,并合影留念,在大礼堂内一个偏僻的死角。

希尼与《希尼诗文集》

  爱尔兰诗人西默斯·希尼是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那年,我在青垦大厦做了“首届西海女诗人节”和“首届西宁郁金香笔会”——前一个出钱的是青海棉纺总厂,当时它的厂长是李平辉,我曾在西宁电视台“借调”期间受命为他编导过一个专题电视片,正赶上有女工告他,那片子好像为他在“官场”上说了好话!后一个是西宁市林业局出钱,下辖人民公园,记的在人工湖的大游船上吃了一餐。在活动上与人谈起希尼,因当时毕竟网络尚不发达,书店也没有希尼的作品集,故聊的极表面化。
  比较系统地认识希尼是到了新世纪初了,2001年作家出版社的唐晓渡策划出了一本《希尼诗文集》,或许是唐先生做为中国诗界资深人士的缘故吧,深谙读者的需要,硬是将此书弄的十分精彩,从作品到装桢,均恰到好处,特别是所配图片,一下子好像让读者对希尼认识颇多。
  这书在当时蛮贵的,近四十元,在书店一发现,惊喜地忘掉了价格。
  吴德安是这书的主要译者,但周瓒、傅浩、黄灿然、马永波等译界知名人士在书中也有贡献,使这书立体感甚强。这在译著中并不多见。

布罗茨基与《文明的孩子》

  这书是我在“卓越网”上购买的,原价12.80元,网购价没有超过10元。记的那次在网上购书,共是五六本书,总体上便宜了30多元。
  这书是“诗与思文丛”中的一本,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列入这套书的还有纪伯伦、尼采、阿兰、里尔克等人的书,甚至有一本在我国并不著名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基督徒的激情》,也很有一读的必要。
  约瑟夫·布罗茨基自然是不幸的诗人,但又是非常幸运的诗人,做为人类近现代上用“诗歌拯教世界”(阿诺德语)的重要一员,他从“苏联”逃到美国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他有责任完成他的使命,完成比他更加不幸者们的嘱托。
  1987年,中国也似乎有那么一点迹象给世人惊喜,虽然最后幸运没有与人民站在一起。但就在这一年,布罗茨基却幸运地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只是细想想,这还是全人类的荣幸。
  对于一切的一切,我们永远是一个孩子,对上帝说,让我们能够成为有文明的孩子吧!

May 14

  南京的《周末》是我多年以来喜爱的一张报纸,记得最初是父亲早早订阅过它,大约从五年前起开始由我订阅了。做为小开张报纸,在我看来它内容一直比较新颖、丰富,并且没有目前其它许多报纸那样刊登过多的“时髦性”文章与广告,这使它成为我这些年每周一顿的阅读快餐,哪周忘“吃”了便好像丢了钱包似的难受。
  胡花花便是《周末》的一位专栏作者,开辟的栏目叫《诗词中的历史故事》。
  读胡花花的文章久了,某一天在网上检索之,条目不多,不仅找不到“胡花花”到底是何许人也、出自何门、另有什么大作等等,而且在一个叫做“写给胡花花的情书”空间里“胡花花”是一位妙龄女郎——这在我看来既不太可能也有些可能。说不太可能,是因为那些千把字的文章写得古色古香,文学与历史知识相得益彰,每篇阐述精辟、内涵丰富、视角立体、观点新颖,特别难得的是始终(至少到现在)在平静中体会感动的行文风格,堪称为一种“花花模式”了;说有些可能,更多的含义可能是“倘若如此也未必就不行”之意吧。
  做为一位有着近三十年牧诗经验的人,我自然偏爱胡花花这种文章,因为它们有些跳跃却顺畅、有些起伏却平整、有些繁杂却简婉、有些歪评却端正、有些心机却诚实、有些精妙却完整……,仅仅在那有限的篇幅中能够做到如此,我认为难能可贵,遇上仿佛是一生有缘的事情。
  既是诗词中的历史故事,文章中难免情中怀情,只是比胡花花更多情的读者恐怕会跃过情之殇的平台而步入自己的今生今世,那将是另一番有滋有味的享受了。
  故尔,胡花花是谁其实对我丝毫不重要。

请在5·12向“范跑跑”道歉

  这一天正在迫近我们……
  这一天是肃穆庄严的日子,因一年前那些超过十万的知名的或者不知名的罹难者,这一天必将深重地镌刻在祖国的历史之大书上……
  这一天许多人因失去的或者获得的“人之活在世上的最初感动”而会将“人之死于天堂的最后觉悟”诠释得淋漓尽致……
  这一天有太多的故事会自然而然地流传下去……
  …………
  然而,然而,这一天,我觉的“我”最应该做的是向“范跑跑”道歉,因为,“他”呼唤起了一个人最基本的最彻底的本能——虽然“他”的行为我绝对不会在相同的情景下效仿,但“我”必须尊重“他”最原始最真实最透明最无畏的选择,更无权以任何方式伤害“他”——譬如“千方百计”地叫“他”丢掉了之前非常出色的工作岗位。因为,这不仅“事之外的我”没有资格批评“他”什么,而且,“他”的言行难道不是最基本当中的最基本的“我”的权利吗——它的实质可远比吃穿重要啊!
  “你”也会有觉悟的哪一天吗——绝对不要求“你”认同我什么,真的,绝对不需要。因为,“这一天”必将离我们渐渐远去并渐渐牢牢地刻在我们心底……

“助力竿”与“连河桥”

  如果说我早年弄篝火诗社时有不少名利思想的话,那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结婚后便渐渐淡化了这些“意识”,甚至在更多的方面往往去做“助力竿”与“连河桥”的角色,近七年来弄“诗家园”由其如此。
七年来,“诗家园”得到了一些师友的支持,有些人提供了一些资助,但与我的投入相比少得可怜。我时常感激这些人,因为不论怎么说,他们为“诗家园”增添了柴火。
  可是,我历来痛恨攀高后砍竿、过河后拆桥的行为。这些人可能会一时得逞,但肯定不能长久之“用”。
  在当今中国诗坛,这种情形不能说多也不能说少,也懒的多说什么!

一些被时间弄碎的记忆

  它们总是顽强地驻留在我脑海中而不肯彻底逝去,因为它们与我走过来的所有生命虽然不曾息息相关,但内容将变得没有一丝一毫的色彩,包括黑与白……
  所以,我不会努力拼合它们,但任凭它们在我如此枯萎的双眸间跳跃出若即若离的一道淡淡的虹……
  我想,这决非企图告诫自己什么,而是告诫别人的开始与结束的……

短信真是方便

  近来因准备中国第二届地域诗歌朗诵会,我往外发了许多短信,咨询获奖者人选、联系评委、策划内容、邀请嘉宾等等,使得一些原来费时费力的事情在弹指间就完成了。
  于是,“波”之类的东西太多了会伤及我们,但我们还是不遗余力地发展着“手机”之类的新生事物。

这一天你第一句话是什么?

  这一天是共和国第一个“防灾减灾日”,因中华民族一年前的今天所受之大难而特别设立。我想,这将是异常容易记住的“节”日,往后,类似于“开心辞典”的电视节目上问这个问题,应该是有记忆力的世人不会答不出来的吧。
  今天我想说的是:在这一天,你第一句话是什么?
  我的很平常,洗完脸问了一下镜子里的自己:我还活着啊!
  这一天,你还活着吗?

Apr 21

民刊:惺惺相惜中的顾盼
——《诗家园》2009年第1期(总第25期)卷首语

  这期是晓音和古筝的专号,俩位都是女诗人,也都是“民刊”的主编。
  
诗歌报刊有“官刊”与“民刊”之分在当今中国是从何时开始的,不清楚!在中国当代,“民刊”一般专指“民办诗歌报刊”,而与“民办小说报刊”之类无关——这里面的学问看似简单,其实是蛮复杂的呢!
  
细算起来,从1982年于煤校主编《春芽》油印文学刊物至今,我主持“民刊”有17年的历史了——中间因奔波于生计而停顿了十年。在这17年间,有意识、无意识地接触了形形色色的N位“民刊”人士,目前有名气的有雨田、邵春光(现在叫邵椰)、杨春光、周俊、周凤鸣、甲子(现在用本名黄殿琴)、白岛(现在叫瓦兰)、郁梅(现在叫张钰)、晓音、谷未黄、陈东东、郁郁、周伦佑等,没有名气的足有上百位吧。其间,晓音是通过《淮风》主编刘钦贤老人结识的——在我印象中,《淮风》虽然办的“粗糙”,但却关爱过好几位目前在中国诗坛有些份量的诗人,如广西的刘春、四川的郭毅、北京的祁人……当然还有晓音,甚至我也可以算一位吧。而《淮风》诗刊虽然有批准出版的“号”,但实际上也是“民刊”。
  
在当今中国,“民刊”之多几乎无从统计,近七年间,我收到的“民刊”种类就有上百种之多。每当面对这些“民刊”,我的心田之底常会有所触动。在2002年我重新嗜诗后,有三位同道常叫人怀有惺惺相惜的感动,他们是《独立》诗刊的发星、《新大陆》诗刊的陈铭华和《女子诗报》的晓音。为什么?因为他们与我一样,本身没有太多的“资产”,却倔强的不知悔改的垒构着超出自己能够承受的“诗歌事业”。从我们的“民刊”印刷工艺上可以看出我们不仅不“享”,而且囊中羞涩——特别是与其它一些“民刊”相比,如黄礼孩的《诗歌与人》、默默的《撒娇》、柯健君的《九龙诗刊》等,更能怀揣出我们的窘迫之态。但是,我们的内容总体上却不比他们的低下——至少我这样认为——我们有着不少他们所没有的编辑风格与特色,就拿《诗家园》而言,其某些“专利”已经为不少“官刊”所采用。
  
实际上,我心目中好像并无“官刊”与“民刊”之分。我总是以为,只要是努力“将‘好诗’放之皆‘准’”的诗刊都是值得传承下去的“人类之粮食”——当我们能够吃饱肚子之后,我想,我们更会顾盼惺惺相惜的“大家”或者“个人”。

           2009年2月5日于飘尘坊

传承者?或路上的侣伴
——《诗家园》2009年第2期(总第26期)卷首语

  前不久写了一篇短短的博文,叫《七年。网站之累》,记录了七年来我主持网站(当然其间含着这份民刊)的一些内心独白,其中有这么一段:“难呀,近七年的建站生涯迫使我一下子好像苍老了许多许多,我想,如果没有贵人相助,我或许只能向上帝无条件投降了。”我的一种几乎彻底的无奈与悲哀清楚地流露在笔端。是的,我一直在寻找“传承者”,甚至曾有两度差一点就完全地交出去。记得当初建立“社区”时,我曾说只有我活着我就会负责到底,这里所说的负责其实是一种信任——一种对信任我的朋友们予以感激的表达行为。正因为如此,我坚持着,坚持到了今天,并且还不言放弃——七年中的种种磨难、打压我都视而不见。
  
你不要误解,我所说的“传承者”,并非是传承“章治萍”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牧诗者,而是传承“这个人”所企图背负的用心、细心、热心、诚心与责任心!这就难找了,“这个人”实在于当今“市场”环境中少之又少呢。于是,我觉得不能为难自己,一切随缘好了。于是,在艰难的行进中我学会了放松精神与心情,路上同行者总是有的,有合得来的就说说话儿,这,我想就是侣伴——路上的侣伴,这期专号的俩位主人就是我在这方面的侣伴,一位叫孔占伟,一位叫李爱民,与我一样都是青海的牧诗者,在大巅地都有某种特殊的生存经验:孔占伟钟情于他的“尕让”,李爱民做为地质野外人员享受着高原上的万般风情。因此,我想他俩牧诗自有与众不同的“过程”与“结果”,他俩做诗人也自有另类的“起始目的”与“终极目标”。总而言之,我和他俩或许正有一种“同类”的本质吧!
  
青海的“土伯特人”常常向着他们心目中的目标匍匐前行,其速度异常缓慢,这是由他们“对神灵崇敬的心态”所决定了的,我想,我们也应该有某种神圣的方式与方法逐渐走进我们所认为的诗歌之境,那怕至死一无所获,也不应该有任何的怨天怨地的罪恶感。相反,我们因真正地亲近过自己的良心与责任而高呼万岁,而无恨无泪。
  
我还相信,真正走过路的人必会有足迹留下来。

                20094月5日于飘尘坊

Apr 15

49d7f7d4x6755d20749d11.jpg

  这绝对是一首好诗的素材,但我宁肯不去碰它。
  这是一张低级的摄影作品,却有一个高级的主题。
  它摄于几个月前“《今天》创刊三十周年纪念朗诵会”上,在香港,除了北岛,还有大约二十位从大陆过去的诗坛大姥也在这以书当椅的舞台上,但曲终人散后,只有北岛返回俯拾被别人“扔掉”的“垃圾”(图书)。图片的文字介绍拍摄者就是这样说的,也对得上图。
  那么,为什么是北岛?为什么仅仅是北岛!
  你读出了什么?你能读懂什么吗?

4.14:读帖突冒的诗句

  昨天,路过“新城市诗刊”论坛,看到江都诗人陆华军在上海诗人杞人帖发的两首海子的诗下面问:“还有比死亡更永恒的肃静吗?”,读毕,我突冒出一段诗——

    当呼吸紊乱成逻辑的单面
    活着比死亡更肃穆

  此时写毕又冒出一节诗——

    黑影,只在阳光灿烂的地方
    藏匿着罪恣

Apr 11

昨天在网上检索自己,猛然发现一个叫做“西译新闻网”的地方转了我早些时候写的一篇小博文去,不仅将我的原题《好累的方舟子》改为《该死的方舟子》外,还加了个牛头不对马嘴的“按语”,好像将我的小博文之原旨着实“变”得能为其用也!这令我异常愤怒!其厚颜无耻之行经竟然公然昭示于自己所谓的“新闻网”里,真是既开了他们自己一个天大的玩笑,还外加给了他们自己一记响亮的耳光。

针对其令我心惊胆跳的、好吓人的“方舟子以打假为名,行反华之实!”“代表国际反华势力的方舟子”之妄语,我在此要对“西译新闻网”说:省省吧,甭丢华人之脸面了!以为你们是谁啊?你们还知道自己姓什么吗?

  对这种野蛮的网络流氓行经有什么办法惩之呢?

 

  其网址:http://www.xfunews.com/fangzhouzi/ShowArticle.asp?ArticleID=2491

  其所谓的“按语”——

且不论功过是非,且不论孰对孰错,且不论打假假打,就凭章治萍哀鸣的《一个人的战争》,方舟子居然混到了众叛亲离孤家寡人的悲惨境地,竟堕落到与天下人为敌打一场“1个人对13亿中国人的战争,不死才怪!
  且不论中国人民的公敌东条英机也自有几个有头有脸的政客窜到靖国神社朝拜,即便是杀人狂马加爵也会捞来几滴同情和怜悯的眼泪,方舟子何尝找不到几个一丘之貉的殉葬品!
  方舟子以打假为名,行反华之实!
  在方舟子的嘴里:中国的中医不好,中国龙不好,中餐不好,中国的儒家学术不好,中国的大学不好,中国的自由民主人权不好,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有理,连中国的矿工都是不幸生在中国;在方舟子的嘴里:美国的西医好,美国的西餐好,美国的保健品好,美国的转基因食品好,美国的大学好,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好!
  代表国际反华势力的方舟子,勾结国内一小撮对社会对体制不满的愤青和幽灵,岂能不是“一个人的战争”,岂能不该死!

 

我的《好累的方舟子》之原文——

收发室错给我一份《中国青年报》,读到《一个人的战争》一文,忽然想到方舟子,那个仿佛名满天下的学术打假英雄

这几年里,方舟子主持的新语丝我会时不时过去浏览一下,原因除了我获过新语丝文学奖外,主要的还是它在日常的科学领域能够多多少少地给我正确的指导方向,老实说,正因为它发表的一些文章,使我远离了一些日常的毒害

  但是,方舟子好累,你瞧,这几年下来,他得罪的有头有脸的人太多了,这些人认准了告你,你岂能安生了!

  按理说方舟子做的是正义的事情,并且大多数指控在我看来是有理有节的(只有关于中医之战我实在不敢完全苟同),可是,他为什么在神洲大地上屡屡败诉呢?坦率地说,许多人会非常正确地在第一时间答出问题的所在,但这许多人是不能代表许多人的……
  
在少数人自以为地完全代表许多人的环境里,方舟子不累才叫怪呢!

Apr 10

  去年的某一天,收到《青海湖》一位编辑的电子信,说他受“青海湖诗歌节”组委会主任吉狄马加副省长委托,向我等约稿,用于编辑一本“中国当代西部诗人作品集”。我即选了一些认为不错的诗回复给他,并发短信说如所选之稿不合适可至网络上代我另选,或告诉我另选。不料,前些天与他通电话,得悉他以“未收到约稿”而没有选入我的作品,我当即笑哈哈,说没事。这事本来就过去了,但近日与另一位《青海湖》女编辑通话时得悉肖黛也被以“未收到约稿”而被“排挤”出那本听说即将出版的“西部诗人作品选”,而肖黛也是给了约稿的,还通过这位女编辑问过“编者”并得到了“收到”的答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我一年当中大半年身处外地也倒罢了,而肖黛不仅人在西宁,而且是新青海第一位女诗人,怎么能不选她的作品呢?我一时想不通,欲向省作协主席梅卓问问情况,但可能是手机换了,无人接听,我就想是否要给曲青山部长、吉狄马加副省长写信告诉他们这件事。几天冷静下来,并借着春光明媚的好时光外出走了走,心胸顿时开阔——那又算什么呢?“省首”们会在意这档子小事?
  但是——
  存在的就是存在!我存在着!肖黛存在着!真正的汉族汉语诗人在青海存在着!“某人”能够杀掉我们吗!
  不好的东西即使镀成金最终也不会是好东西!“某人”以为如此就“惟一”了吗!“某人”就能“代表”什么了吗!
  在此,我想对那位“编者”说: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要那样“睁眼说瞎话”,你的目的都不可能真正实现!你失去的一定比得到的要多的多!

《宁肯让人说不是我也要做事》

  青海目前的诗坛上有些怪,做事的人往往被人说三道四,这可能也是全国乃至世界现象,是莫须多说什么的。 
  所以,近两年我几乎对昌耀师没有做什么事情,好像怕别人说了!2007年与昌耀师的儿子见面,他曾经问过我一个意料之外的问题,一个让我有些困惑的问题。打心底,也不想再做什么事情。太累!我觉得我已经过了承受“累”的年纪。有精力,我想还是读读书、走一走愉快啊! 
  前不久去京城,好几位诗坛“大姥”对我说:“你老为死人做事,能有什么回报?你傻啊!”他们指的除了昌耀师,还有其他的人。 
  我不傻。做事为什么要非要回报呢,特别是诗歌的事。 
  简单地说,我是将心比心。昌耀当年的“难”正是我现在生存的“难”啊。等我死后,我想大概不会有另一个“章治萍”呈现的。我只希望有朝一日说起昌耀师的时候得有一个人提及“章治萍”一下,这就足够了。 
  我想会的,这不,听燎原“师兄”讲在不久前召开的格桑多杰老师的一个研讨会上,据说就有人提到我和我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地做的一些事,虽然,这些事都相当的小。甚至,我想,也一定会有人另有“说词”。 
  身正不怕影子歪!最近还真想再做件事,或许还是一件比较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