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人体要正常地运转，除了需要从食物中吸取水、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维生素，还需要多种矿物质。其中需求量最大的矿物质是钙，大约占了体重的2％。体内98％的钙都用于组成骨骼。

   
看上去死气沉沉的骨骼其实是一个活生生的动态系统，不断地发生着新旧更替：在骨的表面，成骨细胞不断地吸收钙制造新的骨组织，而旧的骨组织则不断地被破骨细胞破坏掉。在少年儿童时期，新生的骨组织远多于被破坏的骨组织，钙的净吸收量能达到60％，骨骼也因此不停地增长。到20岁左右，骨骼的增长停止了，骨吸收的钙量逐渐减少，不过仍多于丧失的钙，骨质因此变得越来越密，直到30岁左右，达到了最大值。

   
从30多岁开始，骨丧失钙的速度逐渐高于吸收钙的速度，从而导致骨质的减少。从40岁开始，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逐渐丧失骨质。如果在30岁之前没有存储足够多的骨质，之后又没有补充足够的钙，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骨质丧失越来越多，骨变得越来越疏松，最终无法支撑身体的重量，很容易发生骨折，就得了骨质疏松症。这是导致老年人残废和死亡的主要因素，大约一半的老人面临这种危险。骨质疏松症的另一个后果是脊柱无法承受身体的重量，导致驼背，压迫内脏。绝经妇女受骨质疏松症的影响更大，骨质疏松症的患者约80％为女性。

   
因此在人的一生各个时期，都需要保证能从膳食中吸收足够量的钙。根据美国医学科学院制定的标准，青少年时期（9岁～18岁）对钙的需求量最大，每天要摄入
1300毫克。成年人（19～50岁）每天推荐量为1000毫克。由于对钙的吸收能力随着衰老而降低，所以51岁以上的成年人的每天推荐量又增长为
1200毫克。孕妇对钙的需求量显然也要增加，但是由于孕妇从肠道吸收钙的能力也增强，所以每天推荐量没有增加，仍然是1000毫克。

   
鲜牛奶和酸奶是饮食中钙的重要来源，一杯（240毫升）鲜奶或酸奶的钙含量达300毫克。此外，豆腐、坚果和深绿色蔬菜（甘蓝、花椰菜等）也富含钙。但是大部分人并没能从日常饮食中吸收足够量的钙，女性尤为明显。因此，人们需要有意识地补钙，有计划地增加饮食中钙的含量，例如每天喝3杯牛奶。但是对许多人来说，是很难长期实施这样的饮食计划的，那么就可以考虑每天口服钙片。

   
目前市场上卖的钙片主要是两种形式：碳酸钙和柠檬酸钙。碳酸钙片比较便宜，含钙量高（含40％），但是要有足够的胃酸才能被吸收，最好在进食时或进食后不久胃酸分泌最高时服用。柠檬酸钙比较贵，含钙量低（含21％），不过不需要胃酸也能被吸收，比较适合胃酸分泌少的老年人。各个厂家生产钙片质量不一定一样，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办法测试它们是否能被身体吸收：用一小杯温水或醋溶解一片钙片，看看是否能在30分钟内几乎全部溶解。

   
因为许多人误以为天然的东西较好，所以市场上还有一些用牛骨粉、白云石、贝壳粉做成的“天然”钙片，但是这些“天然”钙片可能含铅、汞、镉等有害重金属，要避免服用，不要迷信“天然”的东西。

   
人体一次最多只能吸收500毫克的钙，因此不要买每片含量高于500毫克的钙片，否则只是浪费。如果你需要一天补1000毫克的钙，应分两次各服500毫克的钙片，而不要一次服1000毫克。有的人在吃了钙片后会便秘，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可以尝试改用一天多次服用小剂量的钙片。

   
补钙不是多多益善。每天摄入的钙不宜高于2500毫克，否则有导致血钙过高、损害肾脏、影响其他矿物质的吸收等危险。以前有人担心高量摄入钙会导致肾结石，最近也有一项调查表明那些每天服用钙片的老年女性患肾结石的比率略有增加。不过，其他的研究表明高量摄入钙反而降低了肾结石的风险。最常见的肾结石是草酸钙肾结石，摄入草酸过多和饮水过少可能是形成肾结石的更主要因素。

   
人体要吸收、利用钙，需要有维生素D的参与。一个人每天对维生素D的需要量为5～10微克（200～400国际单位），但是人的皮肤受到紫外线照射后可以自己合成维生素D，无需从膳食中摄取。不过人体产生维生素D的效率和肤色深浅有关。肤色浅的人只要在阳光下照射15分钟就能够生成足够一周需求的维生素
D，肤色深的人则可能要用几个小时才能达到类似的效果。如果你的肤色很深，或很少晒太阳，可以考虑服用维生素D片。维生素D也不是多多益善，如果每天的摄入量超过50微克（2000国际单位），会危害健康。

   
然而，靠钙片补钙的效果并不像钙片广告所宣传的那么大。今年2月美国研究人员发布了一项关于补充钙剂、维生素D和骨折风险的研究报告。他们对36282名
50～79岁的绝经期健康妇女进行临床试验，将她们随机分成两组，一组每天口服1000毫克钙（碳酸钙片）和400国际单位维生素D，一组每天口服安慰剂，试验时间平均持续7年。结果表明，补钙组的髋骨骨质密度有略有增加（增加了1.06％），髋骨骨折的发生率平均减少了12％，不过后一数字被认为不具有统计意义。补钙对60岁以上的妇女的作用更显著，补钙组髋骨骨折发生率减少了21％。

   
导致骨质疏松并非只有钙摄入量不足这个因素，还有其他因素，包括遗传、吸烟、酗酒、雌性激素少、缺少运动、身材单薄、摄入食盐和肉过多、某些药物的副作用等。因此要预防骨质疏松，除了补钙，还要尽量减少其他因素，戒烟、戒酒、增加运动、减少食盐和肉的摄入。每天从事30分钟的跑步、滑冰、举重、体操、舞蹈等需要抗拒重力的负重性运动能够增强骨的强度和密度，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膳食中食盐和肉过多会使肾脏排泄过多的钙，因此应把每天食盐的摄入量控制在
2400毫克（约1小调羹），肉控制在170克。

（《经济观察报》2006.11.27.）

(XYS2006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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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加哥大学进化生物学家杰里·科因上个世纪70年代在哈佛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时，有过一段奇遇。1974年夏天，他选修热带生态学课程，前往哥斯达黎加的热带雨林实习。每天晚饭后，学生聚在一起听课，也就难免遭到热带蚊子的袭击。

   
一天晚上，科因觉得头皮被蚊子叮了一下，开始发痒。几天后，头皮发痒不仅没有消退，还肿起了一个大包。科因感到不妙，请一个学医学昆虫学的同学做了检查。这位同学告诉他吓人的检查结果：他的头皮寄生着一条蛆。

   
众所周知，许多蝇类会把卵下在伤口或眼睛、耳朵等人体开口处，让这些地方生蛆，蚕食人的肌肉，给人带来生命危险。但是科因的头皮原来并没有伤口，他也没有发觉自己被蝇类袭击过，蛆又是怎么长出来的呢？

   
原来，那是一种很特殊的蝇类——肤蝇，它会巧妙地借助蚊子间接袭击人类。肤蝇会捕捉蚊子，把卵粘在蚊子的腹部，然后将蚊子放生。几天后，蛆发育成熟了，但是仍然呆在卵里等待时机——等待蚊子叮人（或其他温血动物）时，蛆感受到了体温，就孵化出来，钻进人的皮肤中寄生下来，靠吃人肉为生。

   
一旦你被肤蝇蛆看中，清除起来就很麻烦了。你可能会想到要把它拉出来。但是它的末端长有两个钩子，紧紧地钩住肌肉。你拉它时，钩子会钩得更紧，如果你用力想把它拉出，它就会被拉断，蛆的下半部分会残留在人体内，能导致感染，要比让蛆寄生危险得多。蛆会分泌抗生素，防止细菌、真菌来跟它抢肉吃，因此让蛆活着，伤口反而不会感染。

   
哥斯达黎加本地人在遇到蛆寄生时，会用一种草药把蛆杀死。不过，为了避免感染，把蛆杀死后仍然需要动手术把被寄生的部位清除干净，但是在热带雨林中很难找到外科医生。

   
还有一种治疗办法是利用蛆需要呼吸空气的习性。蛆躲在皮下，通过一根吸气管穿破皮肤透气。如果用一块生肉紧紧地压在蛆的吸气管开口处，蛆为了能够吸气，就不得不往上爬，钻到生肉中，离开了人体。科因的一位同学就是通过这种办法把寄生的蛆除掉了。不过这位同学被寄生的部位是臀部，科因要如法炮制的话，就要把头发剃光，而且在头上绑一块生肉，在炎热的热带夏天，这么做可不好玩。而且这种治疗办法还不一定就会成功。

   
想来想去，科因决定还是等回校后再找医生处理比较保险。与蛆共生并不像想像的那么可怕，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什么感觉，在蛆翻身时才会感到一阵刺痛。几个星期后，科因回到了哈佛，这时头皮上的隆包已长到了像鹅蛋那么大。他马上前往哈佛诊所，吸引来了一群好奇的医生和护士围观。这让科因感到很恼怒，决定放弃治疗，顺其自然，让这只蛆完成其生命历程。

   
科因此时已经适应了与蛆共生的生活，他甚至喜欢上了这只蛆和隆包，用它来吓唬人寻开心。终于，在一个晚上，在观看棒球比赛时，科因发现蛆正在奋力往外钻，他知道一切即将结束了。当天晚上，一只大约一英寸（2.54厘米）长的蛆完全破皮而出。在自然状态下，成熟的蛆将会钻进土壤中，长出蛹壳，把自己包裹住，变成蛹，几周后就会变成蝇。科因把这只蛆放进一个装了消毒过的砂子的玻璃瓶中，细心看护。但是它在能把自己用蛹壳包裹住之前，干死了。

   
科因虽然逐渐适应甚至喜欢上了它与肤蝇的共生关系，但是一开始是被迫的，而这只肤蝇蛆似乎也善解人意，很幸运地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痛苦。在此之前，在巴拿马工作的昆虫学家劳伦斯·邓恩主动让肤蝇寄生，并经历了更大的痛苦。他发现一只携带着肤蝇卵的蚊子后，觉得这是一个观察肤蝇的生活史的良机，就主动伸出左臂让蚊子下了两只蛆。第二天，伤口开始红肿，他惊讶地发现蚊子还在他的右臂和右腿也各下了两只蛆。虽然他为此常常感到痒得很厉害，有时还会感到刺痛，但他让这六只蛆都生存了下去，仔细地进行观察。这些伤口越长越大，并破裂流出许多脓、血，不得不进行包扎。过了46到55天，这些蛆先后钻出，被放进试管中，后来都成功地变成了蝇。邓恩发现，在蛆离开后，他的伤口就很快愈合了，不过有一处过了八个月还留有疤痕。

   
在生物学上，生物的共生关系有三种：对一方有益、另一方有害的属于寄生，对一方有益、另一方无益也无害的属于共栖，对双方都有益的属于互惠。肤蝇与人原本是纯粹的寄生关系，但是科因却从这种关系中找到了乐趣，邓恩更是借助这种关系增长知识，也许我们应该说，他们与肤蝇的关系，变成互惠的了。

   
科因的生活后来再也没能离开蝇，不过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对人无害的实验动物——果蝇。

2006.11.19

（《中国青年报》2006.11.22.）

(XYS2006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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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科学精神？

   
科学普及时不仅要普及科学知识，更要普及科学精神，这已成了中国科普界的一项共识。甚至连伪科学的鼓吹者也跟着嚷嚷要发扬科学精神，把伪科学人士打扮成富有科学精神的斗士，哥白尼、伽利略再世，而批判伪科学者倒成了违背科学精神的暴君教主了。显然，伪科学斗士与反伪科学斗士所理解的科学精神并不完全相同。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多方面的。最容易获得赞同的一点，是探索精神。永远要对新鲜的事物敞开心灵，准备接受新的知识，容纳新的观念，探讨新的奥秘，追求新的结果。这是科学得以发展的基础。科学源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事实上，许多动物都具有好奇心，这是对环境的一种适应，可以说是进化的产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每一个健康的儿童都是科学家。儿童热衷于探究新事物，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也轻信荒唐的解释，接受无理的答案。他们所缺乏的，是科学精神的另一个方面：怀疑。怀疑意味着科学绝不相信权威，也绝不无条件地宽容。显然，愤世嫉俗似的怀疑一切是不智的，将因为心灵闭塞而失去了探索的能力。但是如果不具有怀疑精神，就失去了分辨是非的基础，所有的观念，不管是合理还是荒唐，都可以被全盘接收，科学将成为垃圾场。但是伪科学人士也可以争辩说，他们富有怀疑精神。的确，他们很有怀疑科学主流的勇气：“科学神创论”者怀疑进化论，研究“特异功能”者怀疑物理定律，诸如此类。而我们则怀疑他们的怀疑。这两样的怀疑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又如何避免心灵闭塞、怀疑一切呢？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为科学精神增添新的内涵：实证和理性。

   
实证不只是要求有支持的证据。伪科学者往往声称他们有证据，也会在其论著中列举种种证据。但是那些全都是轶事、流言、类比、某位权威（往往是其他领域的权威或断章取义）的说法、捏造的事实、巧合等等，都不是能被科学界接受的证据。实证要求有确凿的证据：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用严密的方法，重复、独立得到的观察和实验结果。控制条件、重复性、独立性和概率统计，乃是实证的特征，更是伪科学的死敌。实证离不开理性，亦即用严密的逻辑对证据进行分析和推导，在各种可能的解释中选择最合理、最可能的一种。在缺乏证据时，也能够排除那些不合理、不可能的解释。休谟曾经提出一条判断原则，他称之为公理：“没有任何证言足以确定一个神迹，除非该证言属于这样的情形，其虚假比它力图确立的事实更为神奇。”这就是一条理性的原则。此外，象非常不平常的声称要有非常确凿的证据、从个案得不出普遍结论、相关的事件不等于有因果关系、无法证明不存在不等于必定存在、使用科学术语不等于科学理论、取证的责任在反主流的声称者一方、看上去无法解释的现象不等于不能解释等等，也都是理性的原则，是反伪科学的有力武器。每一个健康的人都能够掌握严密的逻辑思维，但是每一个健康的人也都必须经过恰当的教育和严格的训练才能掌握严密的逻辑思维。即使是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也未必时时刻刻都在坚持理性的原则。实证和理性精神是科学精神中最为重要、然而也是最难掌握的方面，应该成为发扬科学精神的重点。

   
探索、怀疑、实证、理性，是科学精神不可分割的四个方面。孤立地强调某一方面，都是在为伪科学大开方便之门，或者有阻碍科学发展的危险。正是在这四面旗帜之下，科学研究不断地观察、检验，抛弃错误的观念，增添新的知识，从而持续地进步。在人类形形色色的活动中，我们很难再找到另一种能够持续地进步。文学、艺术并不进步，而是风格的改变。人文、宗教并不进步，只有流派的演变。但是与伪科学者所宣扬的相反，科学的进步并不是推翻一切重来的大革命，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演化。科学的进步是连贯的进步。被视为现代科学最大的两场革命也是如此：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没有推翻了博物学、地质学的一切成果，而是保留了其中绝大部分数据和理论，做了重新解释。爱因斯坦相对论并没有推翻牛顿力学，而是它的扩展、深化。爱因斯坦在总结他的成果时曾经说过：“创造一个新理论并不象是摧毁一个旧谷仓，然后在原地建一座摩天大厦。它倒象是在攀登一座山，获得了新的、更宽阔的视野，在我们的起点和它的丰富环境中发现意料之外的联系。但是我们的出发点还在那里并能被看到，虽然它显得较小，并成了我们在探险攀登中克服障碍后所获得的广阔视野中的一个微小的部分。”妄图一举创建全新的科学，只存在于伪科学者的白日梦中，而事实上伪科学也从没能有任何的进步，因为他们不敢承认更不必说纠正错误。持续、连贯的进步，是科学的特征，也是科学工作者的自豪与慰藉。

2000.12.9.

                      
“科学精神”不是中国专利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科学传播中心主任吴国盛8月20日在《大众科技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科学精神与自觉意志》的文章，质问现在国内大讲“弘扬科学精神”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因为据他说“科学精神”属中国特色：

　　“科学精神这个词不太容易译成英文。像scientific
spirit这种词组似乎在英文里也不常使用的。我想起称一个人有哲学头脑往往使用‘philosophic-minded’，比如
‘philosophic-minded
scientist’，就是一个科学家有哲学头脑。我们似乎也可以把有科学头脑、科学精神的人称为‘scientific-minded
person’。当然还有其它的译法，比如mind of
science。但这些词组在英文里似乎都不是有特定含义的高频词组，科学精神这个词中国味更足一些。我们中国人喜欢使用‘精神’这两个字，什么批判精神、怀疑精神，什么宽容精神、创新精神，一大堆。为什么呢？我想，可能是用了‘精神’两个字，就比较来劲，比较有神，比较有‘精神’，因为精神就是活力嘛。这是使用精神一词的‘修辞’动机。”

   
去年1月12日吴国盛的同事刘华杰在北京一个讨论“科学精神”的会议上做题为《“科学精神”语义分析》的发言，也声称“据说，英文好像根本没有与中文相对应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叫法”。我读其发言稿后，写去一信，提供资料指出这种说法是极其错误的，“科学精神”（scientific
spirit或spirit of science）和“人文精神”（humanistic
spirit或spirit of
humanism）这两个词在西方用得非常多，哲学、历史（特别是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著作中也常见。刘华杰后来在文中补充了一句：“方舟子的调查表明，英文中经常使用scientific
spirit和spirit of
science。”并在文后附上我提供的证据。吴国盛想必读过这篇发言稿，却到现在仍然把“科学精神”当成中国特色，质问提倡者的动机，倒真要让人质问他
“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了。我查了一下，吴国盛的这篇文章其实是以前一篇题为《谈科学精神》的文章缩写，在后者就很明确地说：“我有一种感觉：许多人讲弘扬科学精神，其实也就是鼓吹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摆出一副科学导师的派头，标榜自己“爱护科学的纯洁性，防止别有用心者利用科学，制造科学的‘僭越
’”。他也想提倡科学精神，但是动机特别，“为的是解决现代科学自身的问题”。

   
老实说，看到研究科学哲学、科学传播，而且经常将“人文精神”挂在嘴上的哲学系教授竟然不知道西方也有“科学精神”，是非常令人惊讶的。科学哲学的创建者之一、法国著名哲学家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1934年出版的名著题目就叫《新科学精神》（Le nouvel
esprit
scientifique），而现代人文主义运动的经典文献、34名思想家在1933年联合发表的《人文主义者宣言》（Humanist
Manifesto）中，有一条就是：“宗教必须根据科学精神和方法制定其希望和规划。”（Religion
must formulate its hopes and plans in the light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and method.）其对有关专业文献的陌生，由此可见。
   
“科学精神”也出现在著名思想家的著作中。例如佛洛伊德的《生命的哲学》（A
Philosophy of
Life），尼采的《人性的，太人性的》，都多次提到科学精神。著名科学家也常常大谈科学精神。赫胥黎在1894年3月的一封信中说：

   
“我认为19世纪的主要特征是：科学精神的快速成长，继之将科学研究方法应用于解决占据人类心智的所有问题，以及相应地排斥已被证明无法担当研究任务的传统信仰。科学精神的活力已在每一个理论和实践的领域体现出来。你提到的那些杰出人物中有许多在其各自领域都是科学精神的有效喉舌。但是选择其中的任何一个做为这个时代的科学精神的力量和威严的充分体现，不管他是多么优秀，都是一个重大的错误。科学拥有许多先知，但是连出现一个救世主的希望都没有。”（I
conceive that the lead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as been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the consequent
application of scientific methods of investigation to all the
problems with which the human mind is occupied, and the correlative
rejection of traditional beliefs which have proved their
incompetence to bear such investigation. The activity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has been manifested in every region of
speculation and of practice. Many of the eminent men you mention
have been its effective organs in their several departments. But
the selection of any one of these, whatever his merits as an
adequat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ower and majesty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of the age would be a grievous mistake. Science reckons many
prophets, but there is not even a promise of a Messiah.）
   
居里夫人的女儿在《居里夫人传》中回忆了感人的一幕：在居里夫妇宣布发现镭以后，几名美国科学家去函询问分离和提取镭的方法。居里问居里夫人是否应该考虑申请专利，这将会得到一大笔钱改善生活和建一个良好的实验室，居里夫人毫不犹豫地说：“这是不可能的。这将会与科学精神相违背。……物理学家总是全部公开发表其研究成果。如果我们的发现有商业用途，那只是偶然的，我们不应该以之牟利。镭将被用于治疗疾病。……在我看来不能够从中捞好处。”在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居里同意：“是的，那将会与科学精神相违背。”（”It
would be contrary to the scientific spirit. ” Madame Curie: A
Biography, by Eve Curie）
   
美国伟大的记者孟肯（H. L.
Mencken）有句名言：“事实是，基督教神学就像其他所有神学一样，不仅抗拒科学精神，而且抗拒所有理性思维的意图。”（The
truth is that Christian theology, like every other theology, is not
only opposed to the scientific spirit; it is also opposed to all
other attempts at rational thinking.）
   
美国科学教育中，也很强调教科学精神。托马斯·威斯（Thomas M.
Weiss）曾在美国《全国科学教育研究会》杂志（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Vol. 53, No.
4.）发表一篇题目就叫《科学精神》（The Spirit of
Science）文章，将科学精神定义为：“对逻辑的尊重，对寻找数据的渴望，对知识和理解的愿望，对结果的考虑，对前提条件的考虑，对验证的要求，以及质疑一切。”（a
respect for logic, a desire to search for data, a longing for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a consideration of consequences, a
consideration of premises, a demand for verification, and to
question all things.）
   
开有关“科学精神”研讨会，中国也不是首创。1999年7月4－9日，澳大利亚科学教师联合会开了一次全国会议，主题就叫“科学精神”（The
Spirit of
Science），内容包括“科学教育，科学现状，科学本性和未来科学”。

   
事实上，与吴国盛所说的相反，“科学精神”（scientific spirit或spirit
of
science）是英文文章中极其常见的高频词组。顺手从手头的阅读材料中举几个例子以证明其常见：

   
谢尔莫（Michael
Shermer）的《人们为什么相信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Why People Believe
Weird
Things）的中译本最近在国内出版了。此书英文原版的介绍是这么写的：“以不可抗拒的、常常令人不安的笔触描绘了我们无限的自欺能力，《人们为什么相信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最终是对科学精神的庆祝，在对世界一些最大谜团的探索之中发现乐趣，其中许多问题甚至还无解。”（A
compelling, and often disturbing, portrait of our immense capacity
for self-delusion, Why People Believe Weird Things is ultimately a
celebration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 and the joy to be found in
exploring the world’s greatest mysteries, even if many of the
questions remain unanswered.）
   
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温伯格（Steven
Weinberg）最近出了一本抨击反科学主义的随笔集《对抗：科学及其文化敌人》（Facing
Up : Science and Its Cultural
Adversaries），其简介称：“通过捍卫科学精神对抗科学的文化敌人，这些随笔表达了一种还原主义、现实主义和热爱人世间的观点。”
（Defending the spirit of science against its cultural adversaries,
these essays express a viewpoint that is reductionist, realist, and
devoutly secular. ）
   
美国流行的大学本科教材《当代社会：社会科学引论》（Contemporary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Science，by John A. Perry, Erna
K.
Perry）刚刚出了第十版，其中有一节的题目就叫“科学精神：怀疑、客观、相对”（The
Scientific Spirit: Skepticism, Objectivity,
Relativity）。我有一本进化论和神创论辩论文集（Science and
creationism），其中一篇是哲学家拉特纳（Sidney
Ratner）文章，题目叫《进化论和科学精神在美国的兴起》（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in America）。
   
《怀疑探索者》（Skeptical
Inquirer）杂志今年第三期，其主编撰写的社论写道：“在媒体驱使之下，出现了轻易接受荒谬绝伦的事物的普遍狂热，在后现代主义者的驱使下，学术界的许许多多部分被蒙昧主义占据，在这双重包围下，他们（指科学怀疑主义者）在面对知识声称时，帮助真正的科学精神得以存活。”（And
they have helped keep alive, amid a media-driven frenzy of
uncritical popular acceptance of outlandish nonsense plus
postmodernist-driven obscurantism in too many parts of academia,
the true scientific spirit toward claims of knowledge.）
   
美国著名进化生物学家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最近去世，全球哀悼。我收集了不少世界各地的悼念文章，其中印度新闻网站（www.tehelka.com）发表的评论说：“古尔德以真正的科学精神，使科学保持为一个开放的、没有限制的系统。这是我们从其科学生涯中获得的一条主要经验。”（In
a truly scientific spirit, Gould kept science as an open and
open-ended system. And that is a major lesson to be drawn from his
lifelong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本地主要报纸《圣地亚哥联合论坛报》（UNION-TRIBUNE）在7月24日有一篇关于物理学家重新考虑热力学定律的报道，其中报道一位物理学家的话说：“声称某件事就是那样子，而不该去研究它，因为那是不可能的，这么说是科学上最拙劣的借口。这是完全违背了科学精神的。”（Saying
something is so and shouldn’t be studied because it’s impossible is
just about the lamest excuse in science. It’s completely
antithetical to the spirit of science.）
   
如果愿意，我还可以一条条地举下去。事实上，任何人只要稍微看点与科学普及有关的英文资料，就不会对“scientific
spirit”、“spirit of
science”这种说法感到陌生，更不会挖空心思想把“科学精神”新翻译成“scientific-minded”、“mind
of
science”（其实，scientific-minded也是个常用词，不过它指的是“科学兴趣”，不是“科学精神”，如果有人说“I
am a scientific minded
person.”他的意思是“我热爱科学、喜欢用科学观点看问题”，可不是在自吹“富有科学精神”。“mind
of
science”不常见，指的是“科学的头脑”、“科学的良知”，也和“科学精神”无关）。对“科学精神”大惊小怪，视之为中国特色，若非没接触过多少英文文献，就是只读反科学文献，我们当然不指望那样的文献会提到“科学精神”。

   
无知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无知却要装高明，发高论，不能不让人佩服其勇气。这样的人，倒是应该去学点科学精神，包括不要胡说的实证精神。

2002.8.30.

                       
美国讲“科学精神”之一例

   
在全中国大讲科学精神之时，反科学文化人却大唱反调，质问现在国内大讲“弘扬科学精神”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声称“科学精神不一定都是好东西”（吴国盛《科学与人文的对话——在北大哲学文化节开幕式上的发言》），而且还要把“科学精神”算成国粹。比如北大反科学传播中心副主任刘华杰副教授说“据说，英文好像根本没有与中文相对应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叫法”（刘华杰《“科学精神”语义分析》），主任吴国盛教授也说“科学精神这个词不太容易译成英文”、“科学精神这个词中国味更足一些”，并嘲笑中国人喜欢讲“精神”“可能是用了‘精神’两个字，就比较来劲，比较有神，比较有‘精神’，因为精神就是活力嘛”（吴国盛《科学精神与自觉意志》）。我以前已写过一篇《“科学精神”不是中国专利》，列举从过去到现在西方文献中讲科学精神的十几个例子加以驳斥。今天又见到了一个例子，顺便再打吴大嘴巴、刘大嘴巴一个嘴巴。（他们还不懂装懂，连英英词典都不知道去查就乱说“传播”、“伪科学”的英文意思，这些账以后有机会再算）

   
据《纽约时报》今天（2004年2月18日）报道，大约60名著名科学家（包括2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签署了一项声明，批评布什政府为了政治目的有意、有系统地歪曲科学事实。康奈尔大学物理学荣誉教授Kurt
Gottfried博士签署了声明并在电话会议上讲话。他说布什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违背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engaged
in practices that are in conflict with the spirit of science and
the scientific
method.）并断言这种“对科学的傲慢态度”可能危及确保美国长期繁荣昌盛和军事强大的基础。

2004.2.18

                      
什么是科学的怀疑精神？

   
法学硕士、某投资公司董事长童增近日改行研究生物学，出版《最后一道防线》一书，主张非典（SARS）是美国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这种牵强附会且骇人听闻的“阴谋论”，受到了许多人的质疑、驳斥，但是也有不少人为之辩护，其中一个很奇怪的理由叫做“不应否决SARS基因武器说的怀疑精神”，声称怀疑是科学发现的驱动力和理性精神的重要内涵，而童增怀疑美国制造SARS基因武器攻击中国人，“非常符合科学精神”，并责备哪些批评童增的专家把这种怀疑一棍子打死的做法不是科学和理性的，主张“对群众中的怀疑精神，必须加以爱护，让他们不仅能够发表议论，而且能学会理性思考”。

   
说得堂而皇之，但是我们只要打个比方就可以知道这种辩护理由绝非“理性思考”的产物：如果我以其人之道治其身，也著书立说怀疑非典病毒是童增制造出来的，被童增以涉嫌诽谤告上法庭，这位辩护者是不是也要说“不应否决SARS童增制造说的怀疑精神”呢？这显然非常荒唐。那么人们为什么普遍把怀疑精神视为科学精神的内涵？原来此怀疑非彼怀疑。“怀疑”一语在汉语中有两个很不相同的意思，一指猜疑，一指不相信。童增对非典的起源疑神疑鬼，这属于猜疑，而属于科学精神的“怀疑”指的却是不相信，更确切地说，是不轻信，在面对一个标新立异的说法，特别是骇人听闻的说法时，要求有确凿的证据和严密的证明，否则不予接受。所以，那些质疑、驳斥童增谬论的人，恰恰是具有怀疑精神的，而那些支持童增的人，才是没有怀疑精神的。

   
科学的怀疑精神源自古希腊的怀疑论。怀疑论者在古希腊被称为Skeptikos，意思是“探究者”。他们反对教条主义，对各色各样的说教都首先持怀疑态度，要求知道这些说教的依据何在，是否的确是成立的。如果人们盲目地接受教条和“常识”，不敢挑战权威和迷信，那么科学是不可能发展的。现代科学的诞生，正是发扬怀疑精神的结果：既怀疑人人信奉的宗教教条和迷信，也挑战古代科学的权威：哥白尼挑战托勒密地心说，维萨里、哈维挑战盖伦的解剖学，伽利略挑战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怀疑意味着科学绝不相信权威，也绝不无条件地宽容，如果不具有怀疑精神，对所有的观念，不管是合理还是荒唐，都全盘接收，就失去了分辨是非、去伪存真的基础，科学也无法发展。

   
但是，极端的怀疑论会导致怀疑一切，使心灵闭塞而不愿探索；或者否认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能力，否认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从而走向反科学。因此，仅仅具有怀疑精神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为科学精神增添新的内涵：实证和理性，即对各种主张用严密的逻辑进行分析，要求有确凿的证据；越是不寻常的主张，越要求有不寻常的证据。既不是盲目地相信，也不是盲目地怀疑，而是建立在实证和理性的基础上，这才是科学的怀疑精神的真谛。科学先驱者之所以伟大，并不仅仅因为他们富有怀疑精神，勇当异端，敢于怀疑教条，而且还因为他们富有实证和理性精神，善于用确凿的证据和严密的分析推翻教条，建立新说。

   
人们在谈论科学精神时，往往强调探索和怀疑精神，而忽略了实证和理性精神。事实上，实证和理性才是科学精神中最为重要、最难掌握，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缺乏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两种极端：要么以当代哥白尼自居胡乱怀疑科学主流，遍地都是“科学猜想家”（指那些宣传自己推翻了相对论、进化论或证明了歌德巴赫猜想之流的人），要么迷信怪力乱神、伪科学。童增谬论能够一纸风行，既是由于反美小环境，也是由于缺乏科学精神的大环境。

2003.10.20.

　　《中华读书报》2000年6月28日刊登了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我为什么提倡科学主义”——访何祚庥院士》和何宏《“科学主义”我选择回避》。如何宏在文中所说“同样的字句却往往拥有不同的含义，甚至可能相差甚远”，两个人说的科学主义实际上并不等同。何祚庥提倡的科学主义是指“重视科学、发扬科学精神”，而何宏所要回避的科学主义却指的是“科学差不多成了顶替神学的新的信仰”。据说国内也有人称我为“科学主义者”，我就也凑个热闹谈点对科学主义的看法。

　　科学主义和科学一样，都是舶来品。何宏断言它绝对属于“后现代”词汇，是不确的。事实上，这个词的英文（scientism）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已出现。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在十九世纪末主张人文学的研究方法与科学方法不同，人文学应该“主观”，与科学的“客观”相对，并批评那种试图将科学方法应用于人文学（指法律、艺术、历史和宗教）研究的思想为科学主义，科学主义一词，从此就叫了开去。我查阅了手头的三部美国英语大词典：《韦伯斯特新世界词典》、《美国传统词典》和《蓝灯屋英语大词典》，发现它们对科学主义的定义都基本相同，与狄尔泰的原意相似，如韦氏词典的定义是“认为科学方法能够也应该应用于所有研究领域的原则”（the
principle that scientific methodscan and should be applied in all
fields of
investigation）。这种主张，虽然绝对，却不无可取之处，更不可怕。毕竟，科学方法是人类已知的发现客观真理的最可靠的方法，当然值得推广。即使不能应用于所有的研究领域，试一试也无妨。学术研究嘛，试失败了不至于谋财害命，试成功了却可能开辟出一块新天地。传统上被认为与科学无缘的一些领域，比如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乃至宗教学，现在不也在广泛地使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吗？

　　明里暗里认同这种主张的科学家想必不少，但敢于自称科学主义者的却非常罕见。因为正如韦氏词典所注，“科学主义”一语经常被当作贬称来用。批评者拿它当攻击的棍子，指责对手主张只有科学观点才是唯一有意义的观点。这样的主张本身就构成了悖论：它显然不是科学观点，所以要么不成立，要么没有意义。我不知道真有谁这么主张，明显属于批评者的丑化。但是，反对“科学主义”的批评者涉及的领域，往往并不在科学之外，却正好在公认的科学之内，只不过批评者一厢情愿想把这些领域从科学中分割出去而已。根据我阅读文献后得来的印象，在美国攻击“科学主义”的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原教旨基督徒，坚信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都由上帝创造，因此把进化论骂做科学主义，把进化论者骂做科学主义者，比如已故天文学家和科普作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就被就被神创论者称为“科学主义的先知”。另一种人，则是宣扬特异现象的伪科学者，在别人向其要科学证据时，就以“反对科学主义”为遁词。

　　至于国内某些人动辄说人是科学主义，则可能还属于第三种情形，即对科学了解甚少甚至极度无知，由无知而产生恐惧，因此一见有人普及科学，就给扣顶科学主义的帽子。就以何宏在文中列举这类批评为例：

　　“而另有不少人在感受科技成果的同时，也强烈感受到科学的负面影响，他们忧虑地看到科技的发展使得自然资源快速耗尽，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更让人担心的是人类可能正在加速自身的灭亡，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日益强大，而人类的道德水平却未见增长。一方面核武库、生化武器的危胁着人类的生存，另一方面，对自然界大规模、深层次改造活动，完全可能无意间带给人类致命报复。”

　　这些实际上是技术的负面影响，而不属于科学。科学是认识自然的工具，却不是控制、改造自然的工具，后者是技术的范畴，责任也应该由技术自己承担。除非要为知识的探讨设置禁区，甚至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否则科学何罪之有？何况要认识、防止、消除技术的负面影响，仍然离不开科学知识。

　　“许多批判者认为，科学的确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最有效工具，但究竟不是社会人生的终极目的；科学自有自己的局限性，并不是万能的，在社会人生的很多方面，例如情感、艺术、道德、人生意义等等，都是科学触及不到，无从发挥作用的。”

　　什么是人生的终极目的？这是一个没有固定答案的问题。如果有人要把科学当成人生的终极目的，又有何不可？毕竟，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活法。科学并不是万能的，但是却也很难为它预设禁区。这些批判者认定的“科学触及不到，无从发挥作用”的领域，恰恰正在被科学触及、研究，甚至已有了相当透彻的理解，比如，认知科学研究情感的物质基础，社会生物学研究道德的起源，等等。

　　“他们指责不加怀疑地信仰科学、夸大科学的作用，反而带来很大的危害，容易造成‘伪科学’的泛滥。”

　　这是相当奇怪的指责，就好比社会上出现了伪冒产品，不去打假，却反过来指责正宗名牌把产品做得太好，导致消费者相信名牌，刺激了伪冒一样荒唐。

　　何宏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向公众正确介绍怀疑、怀疑、再怀疑，批判、批判、再批判的科学精神”。其实，怀疑、批判只是科学精神的一面。忽视了科学精神中实证的另一面，片面地强调怀疑、批判，恰恰是“伪科学”所乐见的。伪科学的宣传者不就正是个个以哥白尼、伽利略自居，毫无证据地怀疑、批判主流科学吗？伪科学的相信者不就是被他们的怀疑、批判精神所迷惑吗？我们应该向公众介绍的，不仅仅是科学的批判精神，更重要的，是科学的实证精神，让公众了解科学研究是如何进行的，科学问题是如何被解决的，从而具有既怀疑又实证的明辨是非的批评性思维的能力。

　　如果坚持进化论、批判伪科学、普及科学就成了科学主义者，当这样的科学主义者又有何妨？

　　2000.6.30.

   有些人盲目相信奇异的“神秘现象”，对人类自己创造的奇迹却不相信，因为他们对人类没有信心。还有些人，热衷于研究、宣传伪科学，不被科技界认同，满肚子怀才不遇的委屈，因此也要借攻击一些真正的科技成果，获得心理平衡。这样的人在世界各国都有。“阿波罗登月”是20世纪人类最为重大的科技成果之一，也是美国人民的骄傲，然而从70年代以来，就一直有美国人怀疑那只是美国政府一手导演的一个骗局。据他们说，由于当时美国在与苏联的太空竞赛中落后，因此炮制出这个骗局出来重振国威。在1978年有人拍了一部电影《摩羯宫1号》，“重现”美国太空总署是如何在摄影棚里伪造登月照片、电影的。还有不少自以为是的“专家”研究、揭露这个骗局，写了许多文章，并有专著出版。互联网上有新闻组专门讨论此事。据盖洛普公司在1999年的调查，有6％的美国人怀疑“阿波罗登月”是否真正发生过。福克斯电视台则声称，这个数目高达20％。做为美国四大商业电视台中的老小，福克斯一向以宣扬怪力乱神招徕观众，其招牌节目是《X档案》，以揭露美国政府如何隐瞒对神秘现象的调查为主题。今年（2001年）2月15日，福克斯电视台播放了一个一小时的节目《阴谋论：我们登上月球了吗？》，采访了一些“专家”，出示种种“证据”，“揭露”美国太空总署在六、七十年代内华达州的沙漠中伪造阿波罗登月。大概收视率不错，福克斯在3月21日又把节目重播了一遍。这种“阴谋论”历来不上大雅之堂，只供茶余饭后的谈资，美国太空总署不予理睬，于是阴谋论者有了个口实：太空总署是不是作贼心虚，假装对揭露材料视而不见？这下有福克斯电视台撑腰，上了美国所谓主流媒体，阴谋论总算掀起轩然大波，美国太空总署不得不出来发表声明加以驳斥。

   
在华人世界，这个阴谋论的出现时间很晚，但是在中国上主流媒体却反而领先于美国。1997年，有一家由华人主办的设于比利时的伪科学研究机构“太极科学院”，在中文互联网上宣布要招收根据《易经》研究“三值计算机”、“太极原子模型”、“太阳系十三颗大行星”的博士生。面对嘲笑，该院院长举阿波罗登月为自己壮胆：

“明朝有个叫石虎的人把自己绑在一个特制的土火箭上，想登上月球去。结果升空后火箭爆炸，粉身碎骨。人们以此证明月球永不可登。１９６９年７月２０日美国阿波罗１１号月球登月成功，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月球不是不可登的。”

   
从前被认为不可能的事，后来证明了可能，这种事例在科学史上自然是数不胜数，但是再多的例子也证明不了今天被认为不可能的事以后就一定会成为可能。而且这个例子也举错了：从来就没人以石虎为例证明月球永不可登，凡尔纳不还写了本《月球旅行》吗？石虎也不是想登月，而是要升天。无论如何，太极科学院这时候还是相信阿波罗登月实有其事并以之为证的。不料时隔不久，太极科学院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根据外国“专家”的研究，突然宣扬起阿波罗登月是骗局来了，由此引发了华人世界对这一阴谋论的第一次辩论。在中文网络上为骗局说法提供“证据”的，主要是一位当时在宾州州立大学攻读物理博士的留学生，笔名“哈姆雷特”（我跟他见过两次面）。太极科学院将这些辩论张贴收集起来，根据自己的胃口巧加取舍，出了份专辑，给人的印象是阴谋论者大获全胜，哈姆雷特成了打假英雄。这出闹剧逐渐闹到了国内。去年（2000年）7月中旬，一位连研究机构的名称都没列出来的“俄国研究人员”在墨西哥一份小报上登了篇文章，就使得《人民日报（网络版）》、《文摘报》、《工人日报》、《北京晨报》等国内各报刊当成了重大新闻纷纷报道“俄专家潜心研究得出惊人结论——美30年前登月疑为大骗局”。8月25日，《光明日报》也来凑这个热闹，发表韩宁、刘庆云《“阿波罗登月”是骗局吗》，综述“骗局论”的种种“证据”，表面上只是在提出疑问，而其支持“骗局论”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那些支持者都被冠以“著名”的头衔，哈姆雷特不仅从物理系学生成了“物理学教授”，而且还是“著名物理学教授”。

   
骗局论者认为美国太空总署公布的照片、电影露了马脚，而且不止一处，另外还根据一些物理、天文学常识认为登月绝不可能。这些都是自作聪明的质疑，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且往往是忽视了月球上的特殊情况，以地球上的情形做比拟。在互联网上有不少网站反驳了这些质疑，有的还受到美国太空总署的推荐，颇为权威。我现在根据这些网站的介绍，简略解释几条常见的质疑。

   
“阿波罗宇航员在月球表面上照的照片，背景都没有星星。月球没有大气遮掩，天空又是乌黑的，星星跑哪去了呢？”星星还在那里，只不过因为光线太微弱，没能在照片上留影罢了。正是因为月球上没有大气，阳光不能散射，因此即使在白天，除了太阳周围，天空也是黑色的，星星能被看见。但是登月时间都是早晨，地平线被太阳照得很明亮，白色的宇航服反光也相当强烈，在对着宇航员拍照时，是对着白色的物体在白色背景下拍照，曝光时间很短，因此不可能把天空中的星星也照下来。

   
“图像上物品留下影子的朝向是多方向的，而太阳光照射物品所形成的阴影应是一个方向的。”阴谋论者想以此说明这是由于有多个光源（例如舞台的灯光）造成的。实际上，这是由于透视造成的。我们将三维物体照到二维平面上，从侧面看会有所变形。在早晨，太阳位置很低，物体的影子很长，不同距离的物体留下的影子如果从空中看是平行的，但是从侧面拍照的结果就会显得不平行，即使在地球上也是如此。

（由于透视的缘故，地球上拍摄的照片（下）也和在月球上拍摄的照片（上）一样，远近物体的影子的朝向不同）

 

   
“摄影记录中那面插在月球上的星条旗在迎风飘扬，而月球上没有空气，根本不可能有风把旗子吹得飘起来。”旗帜的上方贯穿着一根横杆，以便能把旗帜展开，第一次登月（阿波罗11号）时，宇航员没能把这根横杆拉得跟旗杆垂直，旗帜没能完全展开，看上就象在飘扬一样。以后的登月，都故意不把横杆拉直，正是为了造成飘扬的错觉！

   
“但是有录象镜头显示星条旗的确在风中飘动！”所有这些镜头显示的都是宇航员在插旗帜，在这种情况下，无须有风，在宇航员的晃动下旗帜也会飘动。

   
“在月球不同的地方照的照片背景看上去却相同。”在地球上，在不同地方看的远景，由于空气的存在，其清晰度可能不一样，因此容易分辨。但是在月球上没有空气，远景总是一样清晰的，因此在不同地方拍到的大背景也就是一样的。

   
“时隔两天在不同地点拍的两段录象，不仅背景，连布置看上去也一模一样。”实际上，那是时隔几分钟在同一地点拍摄的。

   
“摄影机挂在宇航员的胸前无法取景，怎么能照出这么完美的照片？”原因很简单，宇航员经过了艰苦的拍摄练习，掌握了不取景拍摄的技巧，而且公布的照片是从无数照片中挑选出来的。

   
“地球上空有一条地球磁场吸引太阳风形成的强烈辐射带（称为冯·艾伦带），任何人通过它都会因受到强烈辐射而死亡，登月宇航员为何不仅能活着回来，而且没有受过强烈辐射的迹象？”冯·艾伦带位于地球上空1000公里到20000公里，为了减少辐射量，飞船以极快的速度穿过它，宇航员位于该辐射带的时间只有1小时左右，所受的辐射量为2雷姆，大约等于拍100张X光透视所得到的辐射量，为国家标准最高允许辐射量的40％。辐射量要达到100雷姆以上才能使人在受辐射几小时后感到恶心，达到300雷姆以上才是致命的。

   
这些回答，有的相当简单，有的则要用到较专业的知识，一般人难以理解。我们真的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才能驳斥“阴谋论”吗？

   
当三年前我在网上和哈姆雷特辩论阿波罗登月是否骗局时，还没有这些做具体驳斥的专业网站，就具体的专业知识而言，无疑对我不利，因为涉及的物理问题，哈姆雷特做为物理系学生，显然要比我更“懂”。因此我当时对他提出的具体问题，大多避而不答。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驳斥的力度，因为我们并不是在辩论某个具体的物理问题，而是在辩论某个事件是否发生过。即使我们对物理问题所知不多，即使我们无法一一回答那些具体质疑，也不妨碍我们根据常识驳斥骗局论的荒谬：一、一个几万人参与的“大骗局”，怎么可能30年来个个守口如瓶？二、如果登月是个骗局，美国太空总署何不见好就收，却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连登六次，就不怕把同一骗术表演多了会被揭穿？三、据这些阴谋论者的揭露，“破绽”是如此明显，不需要用到高深的知识就可以明白，美国太空总署集中了几万精英的作假手段竟然如此拙劣？难道这些人都是中学没毕业？都如此粗心大意？四、阿波罗登月时在月球上安放了各种仪器，包括激光反射镜。这些仪器不仅美国科学家，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也在利用。比如，几年前美国、德国、法国等地的实验室就曾经合作，利用阿波罗登月时放在月球上的激光反射镜，把地、月距离的测量精确到英寸。如果登月是骗局，这些仪器又是怎么放上去的？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都参与了骗局不成？相信、传播这种谣言，不仅是因为对科学界的极端不信任，而且是因为缺乏起码的判断能力。

   
阿波罗登月还有确凿的物证，就是从月球上带回来的三百多公斤月球岩石。月球岩石是非常独特的，在许多方面和地球岩石不同。

   
在月球岩石的晶体结构中，几乎都不含有水分，而象地球上常见的矿物质（比如粘土），在月球岩石中也完全找不到。

   
火山爆发和陨石撞击能形成天然的玻璃珠，在地球上，由于水的存在，这类玻璃珠会在数百万年间被分解掉，但是在月球上，却可以保留几十亿年。在阿波罗带回的月球岩石中也发现了这类古老的玻璃珠。

（月球岩石中发现的玻璃珠）

 

   
美国一些博物馆都公开展览月球岩石供参观者任意触摸。参观者即使没有地质知识，也不难觉得这些岩石摸上去和地球岩石不同，因为其表面布满了微小的“陨石坑”，这是宇宙尘埃以每小时几万公里的速度撞击形成的。由于没有大气层的保护，月球表面饱受无数宇宙尘埃的撞击，而在地球上，这些尘埃都在大气中烧毁了。

   
月球也饱受宇宙射线的撞击，这些高能量射线引发的核反应，使得月球岩石中含有在地球上没有的同位素元素。地球由于受大气层和磁场的保护，免受宇宙射线的入侵。

有没有可能在地球上伪造月球岩石呢？比如说，用高能原子核撞击地球岩石而达到与月球岩石一样的特征？不可能。地球上最强大的加速器也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其威力无法与宇宙射线相比。

   
总之，阿波罗登月带回来的这些岩石，经过世界几十个国家数千个实验室的鉴定，都证明来自月球。这些国家和实验室显然没有可能都参与美国太空总署的骗局。“阿波罗登月”不仅是美国人民的成就，更是全人类的成就，也就是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时所说的“人类的一大步”。鼓吹阴谋论，是对人类尊严和科学家人格的污辱。

2001.4.17.

   拙文《拨开罗斯韦尔事件的迷雾》在《科学世界》登出时，被误加了一张小照片，注解说是“该事件的发生地——著名的51号地区。”其实51号地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和罗斯韦尔事件拉扯不上：罗斯韦尔事件于1947年7月发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而51号地区的军事基地迟至1955年才在内华达州建立。

   
51号地区指的是拉斯维加斯北面大约95英里的一片属于美国联邦政府的土地，面积575平方英里。1950年美国政府在内华达州建立核武器试验地时，这个地区也在其中。在军事地图上，试验地被分区编号，“51号区”这个民间的叫法，据说就是这么来的。1955年，美国军方在这里建立基地测试新型飞机，属于尼尔斯（Nellis）空军靶场的一部分。这里人迹罕至，周围有大城市可安顿工作人员亲眷，是建立军事基地的绝佳处所。因这块地区位于格鲁姆（Groom）湖床边上，官方对它的正式称呼为“格鲁姆湖设施”，但直到1994年以前，美国军方都对外否认存在这个连军事飞机也不准进入其上空的禁区，现在也不愿透露任何有关它的情况。

   
做为美国土地上保密程度最高的一块地盘，自然会产生种种神秘的传说。不过迟至80年代后期，51号地区才被跟外星人挂上钩。在1987年年底，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约翰·里尔（John
Lear）声称外星人与美国政府有联系，双方并达成了交易：美国政府允许外星人绑架地球人，而外星人则在51号地区向美国政府透露先进技术。1988年10月，福克斯电视台播放了一部名为《UFO掩盖？实况》（UFO
Cover-Up?
Live）的电视片，两位“知情者”也声称美国军方与外星人的合作计划，就是在51号地区进行的。就在这一年，一位名为基因·哈夫（GeneHuff）的房地产经纪人在对里尔在拉斯维加斯的房子进行估价时，从里尔那里听到了外星人的故事，转告给他的朋友罗伯特·拉杂（Robert
Lazar）。半年多以后，1989年5月，拉杂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声称他在1988年年底和1989年年初，曾经在帕普斯（Papoose）湖床一个代号为“S-4地区”的军事设施参与研究外星人飞行器。该地区位于51号区的南部。拉杂说，他曾看到九架飞碟停在建在山洞里的飞机库内，并亲手研究了其中的一架，可以详细描述其推进系统。他自己没有看到过外星人，但是曾经透过窗口瞄过一眼像是外星人的“小人”，并且读过关于外星人在场的内部文件。

（罗伯特·拉杂）

   
既然没有人能够去所谓“S-4地区”调查拉杂所说的是否属实，人们只能通过别的渠道推测拉杂此人是否靠得住。在接受采访时，拉杂介绍自己于1978年从帕细非加（Pacifica）大学获得物理学和电子技术学士学位，1982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硕士学位，1985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电子或电机技术硕士学位。没有人听说过帕细非加大学，现存的大学记录也找不到这所大学，如果它曾经存在过的话，也是一所早已停办的野鸡学校。更不妙的是，没有任何记录表明拉杂曾经获得过麻省理工学院或加州理工学院的学位，倒是有多项旁证说明他从来没有在这两所著名大学上过学：在1982年，他在加州一家公司工作，并没有去麻省上学。在1985年，他在新墨西哥州的拉斯阿拉莫斯开店，并不在加州上学。他的野鸡学校的本科背景（如果是真的话）也几乎不可能被这两所一流大学录取。在被问到他是否记得这两个学校的教授名字时，他各报了一人，但都是查无此人。可以肯定，他的教育背景是伪造的。他声称美国政府销毁了他的全部记录，想让他消失。但是，除了教育记录，他的其他记录却都保存完好。他声称自己曾经在著名的拉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担任高级科学家，但所有的人证、物证都表明，他其实只是个合同技工。他说自己到“S-4地区”工作时，需要先从拉斯维加斯坐飞机到51号地区。有飞机每天从拉斯维加斯起飞运送工作人员到51号地区，但是拉杂却不能描述飞机抵达地点和降落时所见到的景象。在那些曾经在51号地区工作过的人看来，他从来没有进入过51号地区。

   
最大的可能是惯于撒谎的拉杂编造了一个故事。但是有很多人乐意于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51号地区”与外星人的故事从此传遍了美国、进而又传遍了全世界。电视连续剧《X文件》和好莱坞大片《独立日》对51号地区的渲染，更使它家喻户晓，使得这个荒无人烟的地区成了旅游胜地。内华达州政府为了吸引游客，也推波助澜，于1995年把该地区附近的375号公路命名为“外星人公路”。州政府在为该公路的命名听证时，只叫了两个证人：一个是自称是外星人的内华达州居民“梅林·梅林二世大使”（Ambassador
Merlyn Merlin
II），一个是“小外星人”旅店的主人。后者是一家位于375号公路边上的以接待UFO爱好者闻名的小旅店，开过几次UFO会议，主题是美国政府如何掩盖UFO真相，1993年的那次还请拉杂去主讲。不过，慕名而去的游客会发现这块“梦幻之地”（51号地区的别名）可望而不可即，戒备森严，每隔50码就插着一块不准进入、不准拍照的告示，虽然没有铁丝网围着，但各种各样的装置监视着周围的一举一动，如果游客闯入禁区，将面临着逮捕和600美元的罚款。除非爬到远处的一个山峰上了望，在51号地区边界上，是很难看到基地的情形的。对百无聊赖的游客来说，375号公路边上的一个信箱也成了一景。这个被称为“黑盒子”的信箱属于附近的一位农场主斯蒂夫·麦德林（Steve
Medlin）所有，但被许多游客误以为是51号地区的信箱，常被敲开搜索“机密邮件”，据说还遭到过枪击。麦德林后来把它换成了一个坚固的防弹信箱，信箱颜色也从黑色改成白色。这个白色的“黑盒子”做为荒原上的突出标记物，仍然是UFO迷们在51号地区聚会的一个地点。许多游客在那里呆一个晚上，就声称目击了UFO——当然那里有很多自然现象和军事现象可被当做UFO。不过麦德林本人却从来没有看到过UFO。

（“外星人公路”）

（“小外星人”旅店）

（白色的“黑盒子”）

 

   
对51号地区感兴趣的，当然不只是这些UFO迷。间谍、军事爱好者、记者等等都对这块军事禁区感兴趣。美国科学家联盟在2000年4月在网站上张贴了从商业卫星拍摄的51号地区的高分辨率图片，引起了轰动。但从卫星图片上也看不出51号地区有什么神秘之处，敏感的设施如果有的话，也是藏在地下或山洞里。一般认为，自50年代以来，那里就是美国新一代秘密飞机的研究、测试基地，包括著名的U-2高空侦察机、“黑鸟”高空侦察机和F－117A隐形战斗机。传闻说目前那里正在研究几种新的军事飞机，包括“极光”超高音速侦察机和隐形直升飞机。由于美国政府不愿确认有关该基地的任何消息，外界难以知道其确切情形。不过，那里所隐藏的秘密，恐怕不只是研究秘密飞机或发展新式武器。那里还可能是有毒化学物质的非法焚毁地。前雇员作证说，51号地区不仅是测试隐形飞机的基地，而且那些涂在隐形飞机上躲避雷达探测的涂料一直在空地上被燃烧销毁，这是违背了美国环境法规的。他们说，在80年代的时候，经常有整车整车的有毒物质从加州运到51号地区。工人们将装着有毒物质的油桶从车上卸下来，推进壕沟中，浇上燃料，点火燃烧。他们估计有3000多桶有毒物质被用这种办法销毁。这些物质包括多种致癌物。1994年8月，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环境犯罪律师乔纳山·特利（Jonathan
Turley）代表5名基地的现在或以前的雇员和2名遗孀控告美国环境保护署和美国空军违反了环境法规。这些原告怀疑他们自己或已故配偶在基地焚烧有毒物质时，吸入有毒气体，因而导致身体受伤害或死亡。由于这个官司，美国空军被迫首次承认51号地区的存在。但是美国空军认为，如果审理这个案子，对51号地区进行调查，泄漏了有毒物质的成分，甚至仅仅是透露了基地的名称，都会危及国家安全。美国总统在1995年签署豁免令，使51号地区免受联邦、州、地方法规的管制，以后该豁免令每年都得到延期。地方法庭和上诉法庭都同意美国政府的立场，以“对国家安全有危害”为由不接受这个案件。最终，美国最高法院在1998年也决定不听取这个案件。

   
51号地区的内幕，到现在仍然是个谜。美国政府甚至不承认那里是个军事“基地”。在给国会的信中，克林顿总统将51号地区称之为“美国空军靠近内华达州格鲁姆湖的行动地点”。但内华达州的众议员吉姆·比尔卜雷（Jim
Bilbray）向记者承认在格鲁姆湖床的确存在一个空军基地：“我曾经去过那里。我知道那里有什么。”“顺便说一句，”他补充说，“那里并没有外星人。”

2001.11.28.

                    
对比：中、美国民科学素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世界科学中心也从西欧转移到了美国。五、六十年来，大部分的科学重大发现和技术重大革新，都是在美国做出的，美国国民也最早享受到了科学技术的新成果。那么，美国国民的科学素养又是如何呢？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每两三年都会发表一个报告（最新的为1998年度），报告对美国国民科学素养的调查结果。不久前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组也公布了《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这两份报告都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式，涉及的问题也相似，我们在这里不妨抽出一些问题做个比较。

   
中、美两国国民大部分都对科学持肯定的态度，都有约百分之七十五的人认为科学技术利大于弊。但除此之外，两国国民就很难再找到共同点。美国国民的科学素养在许多方面都高于甚至远高于中国国民。有百分之七十的美国国民表示对了解科学新发现感兴趣，并有近百分之二十的人自认为对科学新发现非常理解，而仅有近百分之四十的中国国民表示对科学新发现感兴趣，自报非常理解的还不到百分之五。中国国民对科学研究的方式很了解的人只有百分之一，有一些了解的只有约百分之三，而美国国民有约百分之二十七的人对科学研究的方式有最起码的了解（即至少知道科学研究要做实验）。值得一提的是，有百分之八十的美国国民赞成政府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即使这类研究在短时间内没有应用价值。

   
在对科学技术基本知识的掌握方面，中、美两国国民都表现得不平衡。个别的地方中国国民较强，比如两国国民都有百分之七十几知道地球围绕太阳转，中国国民有百分之六十六知道其时间为一年，而美国知道这个答案的还不到百分之五十。但在总体上，美国国民对科学基本知识的掌握还是胜过中国的，比如，有百分之三十九的美国人知道激光不是由汇聚声波而产生的，而中国人只有近百分之十九；认为宇宙产生于大爆炸的美国人有百分之三十二，而中国人还不到百分之十五。差别最大的一个，是对于辐射并不都是由人为造成的问题，中国公众只有中有8.5％的人能够答对，而美国公众的答对率高达71％，显示了美国公众对核能问题较高的了解、关注程度。其中有一个问题的结果，显然跟中、美不同的宗教背景有关，即“人类是从别的动物进化而来”的问题，有近65％的中国公众同意这个科学观点，但只有15.6％的美国人认为这个观点肯定正确，有33.2％认为这个观点可能正确。或者说，有一半以上的美国人是反进化论者，这当然是由于基督教原教旨教派在美国势力强大的反映。百多年来，美国一直是世界神创论的中心，至今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直到1999年8月，在堪萨斯州还发生了教育当局下令删去中学生物课本中的进化论内容的怪事。这是美国科学界、教育界最为担忧的一个问题。

   
总之，美国国民的科学素养在整体上算是较高的，即使跟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也并不逊色。通过评分比较，美国国民对科学技术的理解程度，在发达国家中与丹麦并列第一。但是，我们也知道，美国中、小学科学教育的效果之差是出名的，其中、小学生科学课程的成绩在发达国家中也就排在中间。为什么会出现一般国民反而表现突出的情形呢？其中的一个主要因素，要归于美国社会对校外科普工作的重视。

                    
现状：“多媒体”联手的事业

   
美国公众通过许多方式接触、学习到科学技术知识，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更使信息传播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是电视和报纸在目前仍然是美国公众了解科学技术的最主要的来源。

   
在1997年，有68％的美国人报告说他们每天至少看一个小时的电视新闻节目。美国人一年平均看一千余小时的电视，其中包括432小时的新闻节目和72小时的科学节目。美国的电视新闻节目一般为二十几分钟，其中通常有几分钟专门报道科技进展，特别是生物医学、航天技术方面的进展，但这类报道都非常简略。美国的四大电视网络（NBC，ABC，CBS和Fox）虽然对科普的重视程度不同，有的甚至倾向于宣扬伪科学、迷信（以Fox最为明显），但有时也会播一些科学教育片，特别是迪斯尼公司属下的ABC，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较为出色。但是，在美国电视网络进行科学教育的工作，主要还是由公共广播台（PBS）承担的。PBS是美国唯一一家既不收费又不在节目当中插播广告的电视网，创建于1969年，目前在全国各地有三百多家分台，一般位于大学校园或社区团体。这是一家私营的、非牟利性的公司，其目的是进行科学、文化、艺术的教育，科学教育只是其工作的一部分，但也是做得最为出色、最被称道的部分。它拍摄的科教片，有许多都是科教的经典作品。比如著名的“新星”（Nova）系列，目前已拍摄了近五百集，既生动又精确地介绍科学研究的各个前沿领域，被视为科教电视片的典范。有98％的美国家庭都能收看到PBS，每周有一半以上的美国家庭、九千多万人次收看PBS。PBS的经费（1998年为四亿多美元）有三分之一来自观众的捐款，其他部分来自版税、商业公司的赞助，只有百分之十来自政府提供的经费。订了有线电视的美国家庭还可以收看到“发现”（Discovery）频道。这是专门的科普频道，但属于商业化的节目，质量也不如PBS的类似节目。在电台网络中，也有一个类似PBS的公共电台，承担了通过无线电台进行科普的主要工作。不过，公共电台的普及率和收听率都远不如公共电视台。

   
在印刷媒体中，报纸对美国生活的影响是最大的。在1997年，有46％的美国人阅读日报。美国人一年平均阅读196份报纸。主流的报纸一般每周都有一个科技新闻版，以采访或综合报道的方式报道重大的科技新成果。相比之下，有约15％的美国人自称定期阅读新闻周刊或科学杂志。美国人一年平均阅读三份新闻杂志和两份科学杂志。主流的新闻杂志一般有科学或医学和计算机或网络的栏目，有时也有一些较有深度的报道，但以新闻简报为主。科学杂志才是进行科学教育的主要渠道。美国著名的、有代表性的科普期刊有：

   
（一）《科学》（Science）周刊。该杂志于1880年在爱迪生的资助下由一名纽约记者创办，几经周折于1894年转卖给美国最大的科学团体美国科学促进会。可能会有人对我把《科学》这份与英国的《自然》周刊齐名的权威学术杂志也列入科普杂志感到奇怪。其实，《科学》和《自然》杂志一样都属于综合性科学杂志，它的科学新闻报道、综述、分析、书评等部分，都是权威的科普资料。《科学》杂志也供一般读者阅读，他们基本上也就是阅读科普方面的内容。发行量为十五万多份（1999年上半年的统计，下同），但因为往往是由团体（比如实验室）订阅多人传看，实际读者数在五十万以上。

   
（二）《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月刊。这份由科学美国人公司主办、创刊于1845年的老牌杂志，是美国可能也是世界上最为权威、质量最高的科普杂志。它的所有科普文章均由那个领域的学术权威撰写，科学家也将被《科学美国人》邀请撰文视为一种荣誉。它面向的是文化程度较高（大学程度以上）的一般读者，发行量近七十万份。

   
（三）《美国科学家》（American
Scientist）双月刊。该杂志于1912年由美国科学研究会（Sigma
Xi，一个以优秀科学家、工程师为会员的荣誉社团）创办，也是一份权威的、高质量的科普杂志，文章也由专家撰写。但是它面向的读者是科学家，所以内容并不通俗，程度较深，有相当的专业难度。发行量只有九万多份。

   
（四）《发现》（Discover）月刊。这是由迪斯尼公司主办的杂志，1980年才创刊，面向的是广大不同文化程度的普通读者，侧重最新的科技成果，大都由专业作家、记者撰写，较为通俗，但深度不够，也不具有权威性。是典型的通俗科普杂志，发行量为一百二十多万份。

   
（五）《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月刊。这是著名的老牌杂志，由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在1888年创办。也是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达八百六十多万份。以精美的照片闻名，但内容限于地理、地质、考古、生态等方面，以介绍风土人情为主。

   
要深入、广泛地理解一个科学技术问题，阅读科普专著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国民相比，美国人算不上特别喜欢读书。有70％的美国人声称一年至少去过一次公共图书馆。美国人一年平均去过十一次图书馆，借了十二本书和两盘录像带，但是否利用了图书馆的科普资料是无法确定的。有61％的美国人在一年内至少买了一本书，有31％至少买了一本科学或技术（包括计算机应用读物）方面的书。美国科普图书的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在世界各国中是首屈一指的，而且近年来越来越兴旺。这些科普著作大部分由专家、学术权威撰写，较为著名的有“科学大师”（Science
Masters）和图文并茂的“科学美国人图书馆”（Scientific American
Library）等系列，代表着当今科普的最高水平。一些杰出的科学家，比如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斯蒂芬·杰·古尔德，都同时是优秀的、多产的科普作家。特别是古尔德，已出版了近二十本进化论方面的专著、写作了无数的科学随笔，在1999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公共服务奖，被颁奖者誉为“对每一个有文化的人思考我们周围的自然界和世界都有深刻的影响”。

   
各种科教场馆，包括博物馆、科技馆、动物园、水族馆等，是进行科学教育的最生动、直接的场所。它们同时也需要有巨量的资金投入，而美国做为发达的经济大国，无疑有这样的条件。美国的大、中城市也都有多处这类场馆，且各具特色，并不雷同。比如笔者所在的加州圣地亚哥市（美国第六大城市）即有圣地亚哥动物园、海洋世界、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博物馆、航空航天博物馆、汽车博物馆、火车模型博物馆、海洋博物馆、科学中心、水族馆等大型的场馆，其动物园和海洋世界更是世界闻名。这些场馆不仅内容丰富、讲解生动，而且往往鼓励观众动手参与，让参观者觉得特别亲切。美国国立的科教场馆都是免费供自由参观的，私营的也大都为非牟利性质，收费低廉。美国公众充分利用了这些场所，据报道每年平均会去参观两次。

   
据统计现在已有一半以上的美国人联上了互联网，网络已经成为对美国公众进行科学教育的重要手段，并有超过传统媒介之势。传统媒介也十分注意利用互联网。比如PBS的网站，就是一个对PBS电视节目既起补充作用，又可供独立阅读的大型科普网站。限于篇幅，有关美国科普在互联网上的状况，以后有机会再另文介绍。

                     
启示：他山的“科普之石”

   
在这里我想总结一下特别值得中国的同行借鉴的美国科普的一些经验。

   
第一，主流报刊尊重主流科学。虽然美国各大电视网出于娱乐观众、增加收视率的目的，经常会播放一些怪力乱神的节目，但美国的主流报刊自视为比电视更为严肃的媒体，在报道新闻时比较看重其来源的可靠性，在区分科学与伪科学时也注意听取科学界的主流意见，自觉地与主流科学保持一致。比如，虽然神创论者美国公众中占了多数，神创论在美国政界、娱乐界也颇有市场，但由于受到科学界、教育界的一致反对，美国的主流报刊也基本上对神创论持批评态度。象中国某些大报公然宣传、鼓吹“特异功能”、“史前文明”之类的伪科学、迷信，甚至把美国超市小报为逗人一笑而编造的奇闻也当成了重大科学新闻翻译发表，乃是蔑视主流科学的表现。

   
第二，重视针对成年人的科学教育和普及。在中国公众中，历来有这样的观念，以为科普是针对少年儿童的，科普读物属于少儿读物。其实，中、小学生的科学教育主要还是应该在课堂进行，课外的科普读物毕竟只是一种补充。对已离开课堂的成年人，已无接受正式教育的条件，却能够影响到政策的制定和对子女的教育，更有接受科普的必要。人不可能全知全能，不管你是哪一行业的专家、权威，一离开了该行业，也就成了外行。所以人人都有接受科普的必要。我前面介绍的美国科教电视片、期刊、书籍，就都是面向成年人的、甚至是面向有高等文化程度的成年人的“高级”科普。这方面，是中国目前最为欠缺的。

   
第三，科学家亲身参与科普工作。由于在现代社会，公众对科学的了解程度的高低，可以直接影响到科学政策的制定和科学界的利益，所以美国的科学家，都很热心对公众进行科普，让公众了解自己所从事的领域。虽然美国也有一批专业的科普作家和记者，但是最好的科普文章、论著，都是由科学家业余创作的。中国有些优秀的科学家，比如生物学家方宗熙、数学家陈景润，都写过很优秀的科普作品，但是绝大多数的中国科学家似乎都对科普工作不热心，视为浪费时间、不务正业。比如说，我五、六年来就一直在海外华人中普及进化论、批判神创论，我的美国导师对此就非常理解和支持，还送了有关的英文著作供我参考，倒是饱受了海外华人同行们的冷嘲热讽。目前国内不再把科普著作视为小儿科，开始重视请专家、权威写科普著作。虽然刚出的“院士科普”丛书被批评为可读性不高，但毕竟这是第一步。只要不是一阵风，能够长期注意挖掘、培养，专业和文笔俱佳的通才是会涌现出来的。此外，即使不能或不愿写书，也不妨写写科普方面的书评。这类书评由专家撰写，才具有权威性。这在美国，也是非常发达的。

   
第四，社会重视、尊重科普工作。美国优秀的科普作家，如已去世的阿西莫夫、卡尔·萨根，还健在的古尔德、威尔逊，都是公众敬重的公共人物。他们对公众的影响，远甚于对本专业的影响。为了对科普工作表示敬意，美国许多机构、团体都设立了相关奖项。象美国的“科协”－－美国科学促进会，每年都要颁发两个科普奖，一个奖给为科普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工程师，一个奖给报道科学技术新闻的优秀记者。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1998年也开始颁发公共服务奖，每年奖励从事科普成就巨大的个人和组织各一个。中国在这方面则还没有听说有类似的奖励。有的中国学者建议说应该把科普著作也算成学术成果以促进科普工作。用意是好的，但是科普就是科普，还是不要跟学术混淆。科普工作应该有自己的奖励办法。

   
最后我想说的一点是，目前中国出版界已开始大量翻译美国的科普著作，这自然是功德无量的好事。但是也要当心，不要让那些神创论、伪科学的著作混进去。《审判达尔文》、《达尔文的黑匣子》、《被禁止的考古学》、《上帝的指纹》之类的充满谣言、谎言的垃圾印出来当反面教材也无妨，但如果打着“最新科研成果”的招牌推销，则纯粹是误人子弟，对科普工作起着极大的破坏作用。

1999.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