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鸡汤”煲科普——评连岳《爱科普,用爱科普》

6 12 2008年

有一位以给少男少女煲爱情“心灵鸡汤”出名的专栏作家连岳最近给一本科普文集写了篇序,也如对待少男少女一般,给科普作家煲上了心灵鸡汤,教育科普作家要“用爱科普”,除了有知识,还要有爱和同情心,要确定自己得站在弱势群体这一边,不要为强势群体背书,而且科普作者应该也把谦卑放在第一位云云。

爱、知识以及同情心这个“人生三要素”是从英国哲学家罗素那里搬来的,这位鸡汤专家也讲了个罗素的故事让科普作者学习,据说曾经有个老太太在罗素演讲后发言,声称宇宙像一只乌龟驮着一群乌龟,而罗素的说法不太正确。于是据说能“平静面对所有的疑问”的罗素“兴致勃勃地开始和老太太探讨宇宙是不是乌龟家族”。

其实,这个“乌龟故事”乃是个民间传说,故事的主人公有人说是罗素,更多的人说是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或其他人,而在故事中,主人公嘲笑着反问老太太:“乌龟又是站在什么东西的上面?”一点也不平静不兴致勃勃。多读点罗素的文章,就知道他身上洋溢着智力优越感,对愚蠢的人和愚蠢的问题一点也没有“爱”和“同情心”。比如罗素曾经说过一句在这里很应景的、可当成是针对鸡汤专家这种人说的名言:“一个蠢货对一个聪明人的言谈所做的报道永远也不会准确,因为他会不知不觉地把听到的话翻译成他能理解的东西。”他还说过一句同样值得深思的名言:“我们伟大的民主社会仍然倾向于认为一个蠢货会比一个聪明人更诚实。”

可见鸡汤专家不仅讲错了故事,还立错了榜样。虽然他对科学所知甚少还时不时地闹点科学笑话、支持伪科学(比如相信有“民间大师”预测了汶川地震、把某种低毒化工产品说成剧毒之类),但这并不妨碍他毫不谦卑地指点科普作者要把谦卑放在第一位,看来懂科学的人需要谦卑,不懂科学的人反而是可以高高在上的。要求科普作者把鸡汤专家本人都做不到的谦卑放在第一位毫无道理。最杰出的科普作家,例如阿西莫夫、萨根、爱德华·威尔逊、道金斯等人,那可是一点也不谦卑,而是充满了自信,一种来自科学力量和科学事实的信念。固然,在科学分工日益精细、科学知识极大丰富的今天,一个科普作者所不懂得的科学知识要远多于所懂的,但是这并不成为谦卑的理由,因为并没有人要求你去科普你不懂的东西,去科普自己不懂的东西,再谦卑也不行。如果你要科普的东西是你真正搞懂的(不一定非得是本专业的东西),完全可以充满自信地去科普,为什么要谦卑?科普固然应该尽量做到通俗易懂、引人入胜,但不等于要低声下气地迁就、迎合读者。对伪科学、迷信就应该理直气壮地驳斥,莫名其妙地谦卑起来反而让人觉得它们还有几分道理、可以和科学平起平坐似的。面对“乌龟理论”这种谬论,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谦卑地与之兴致勃勃地探讨?就因为其提出者是个老太太,所以再荒谬的谬论也必须谦卑地对待?

更荒唐的是,鸡汤专家竟然也要对科普讲政治,要求科学服从其政治利益,要求科普作者只能站在弱势群体一边,这真算得上文革时期“政治挂帅”、“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翻版。难道也想在科普作者中划分左中右政治路线?科普作者如果不把自己当成政治活动家或政治活动家的御用文人的话,他只能是站在科学一边。弱势群体有不科学、反科学、伪科学的言行,就不应该纵容,强势群体有符合科学的举动,就应该背书——当然,强势群体不科学、反科学、搞伪科学,也要反对。弱势群体并非就天然正确的,在科学问题上尤其如此。

鸡汤专家还很有同情心地为科普作者的前途担忧起来了:“一个科普作者始终面临的危机是,科普文章的可替代性太强。仅仅为了得到科学知识,可以非常方便地查问维基百科及更专业的资料库,他为什么要看你的科普?因为他感觉到你除了有知识,还有爱,还有同情心。”那些对自己要科普的内容缺乏真正的理解,靠谷歌和维基百科拼凑科普文章的作者也许会有这种危机感,所以要靠低声下气来招徕读者,靠插科打诨来取悦读者,把科普变成了庸俗的娱乐、快餐式的消费。但是,维基百科的知识是靠不住的,专业资料库的材料不是一般人能看懂的,科学的道理并非人人可以靠查百科、资料库就搞明白的,科学之美、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更无法通过查百科、资料库就能够领略的。优秀的科普作品从来靠的是科学知识本身所展示的美丽,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优秀的科普作品也很难被替代。鸡汤专家还是先担忧自己的鸡汤能被喝到什么时候更好。

有爱和同情心当然是好的,谦卑有时候也是一种美德,但是这些都不是鉴定科普作品的好坏、对错的标准。也许它们是鉴定心灵鸡汤的标准,那样的话,鸡汤专家自己留着用好了,比如,以后碰到自己不懂的科学、科普领域,至少也要学着谦卑吧。

2008.12.6

附:
一只罗素喜欢的松鼠

连岳

科学松鼠会的书马上就要出了,姬十三让我写个序,他很客气,要给我稿费,我也很客气,不要稿费,因为给科普书写序,正是我的一大乐趣。

祝此书快快上市,早日大卖。祝这些天才少年们出更多的书,让更多人喜欢科学。

爱科普,用爱科普

连岳

如果我们认为科学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科普就是需要的。严格来说,多数文章可以算成科普,不过有的在普及社会科学,有的在普及自然科学。科学松鼠会普及的,是后一种。但无论是哪一种,罗素先生说的人生三要素,是好文章追求的要点:爱、知识以及对人类苦难的同情。

曾经有个老太太在罗素演讲后发言,声称宇宙像一只乌龟驮着一群乌龟,而罗素的说法不太正确。乌龟说当然不太符合主流科学,在哲学史、数学史及文学史上都占据重要地位的罗素先生,兴致勃勃地开始和老太太探讨宇宙是不是乌龟家族。他并没有以现在的时髦作法,对这个老太太怒喝一声:愚民!疯狗!傻逼!然后在观众的掌声中以漂亮的科学背影退场。

一个写普及性文章的人,应该像罗素一样,平静面对所有的疑问,哪怕其毫无知识含量。这种做法才合乎逻辑科学:正因为他没有知识,你的普及才有价值,如果他跟你知道得一样多(或者比你更多),为什么要来看你的普及文章?在现代社会分工极精细的背景下,优秀的科学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科学的进步使人谦卑,科普作者,应该也把谦卑放在第一位,因为他们最知道,在自己身后,其实有海量的更内行的专业人士,只不过,他们没有写文章罢了。科学松鼠会的模式,志同道合者的聚集,其实是科普比较有效的存在方式:每个人都只写自己的专业,这既增加了文章的公信力,又避免了在所有科学议题上发言的尴尬——因为科普告诉了我们一个常识:没有任何人知道所有种类的科学。

一个科普作者始终面临的危机是,科普文章的可替代性太强。仅仅为了得到科学知识,可以非常方便地查问维基百科及更专业的资料库,他为什么要看你的科普?因为他感觉到你除了有知识,还有爱,还有同情心。这就牵扯到科普作者为谁代言的问题了,科普作者的人文关怀更是不可或缺的,要确定自己得站在弱势群体这一边,他们申张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推动社会的进步,都需要科学知识的帮助,也希望自己在面临专业疑惑时,有科普作者能出来帮助他们。强势群体不需要你的背书,在任何时间,他们都有足够的力量将不科学的东西包装成科学的样子。随便抓一个弱势者,你都能从他身上发现诸多不文明、没科学的印迹,用科普的名义暴打一顿,又轻松又愉快,每次都能技术性击倒。但是这种文章你多写几篇,读者就抛弃你,因为他觉得你不过是借了几个科学术语自大而已,你其实并不在乎他缺乏科学知识的痛苦,你甚至希望以他无知的丑陋来衬托出你英俊的科学脸庞。

科学松鼠会具有知识,这个毫无疑问,他们也在强化爱与同情的特质。但愿他们很快可以成为一只罗素喜欢的松鼠,成为弱势群体信任的松鼠,成为最让人喜爱的科普吉祥物。

 



转:文傻给“科普”作序

5 12 2008年

  文傻给“科普”作序

  【太蔟按:一个喜欢给少男少女灌心灵鸡汤、科学素养低下的文人,竟把“给科普书写序”当成“我的一大乐趣”。更有趣的是,一群科普作者,出版科普书籍,不去找一位公认的科学大师作序,而去找一位基本不知科学为何物的文傻作序。真个是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一只罗素喜欢的松鼠

  连岳 @ 2008-12-5 13:37:48 阅读(171) 评论(3) 推荐(1)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科学松鼠会的书马上就要出了,姬十三让我写个序,他很客气,要给我稿费,我也很客气,不要稿费,因为给科普书写序,正是我的一大乐趣。【太蔟:看这你谦我让,浓浓的“爱”意。】

  祝此书快快上市,早日大卖。祝这些天才少年们出更多的书,让更多人喜欢科学。【太蔟:不愧是心灵鸡汤。这一个“天才少年们”,多少人的心灵感冒会即刻痊愈。】

  ——————————-

  爱科普,用爱科普

  连岳

  如果我们认为科学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科普就是需要的。【太蔟:如果我们“不”认为科学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科普就是“不”需要的。】严格来说,多数文章可以算成科普,不过有的在普及社会科学,有的在普及自然科学。科学松鼠会普及的,是后一种。但无论是哪一种,罗素先生说的人生三要素,是好文章追求的要点:爱、知识以及对人类苦难的同情。【太蔟:不论何处,“爱”、“对人类苦难的同情”之类的心灵鸡汤是不能忘了盛上一碗的。你知道吗?自由电子在高压线中跑动,是为了人类的幸福。“百灵鸟双双地飞,是为了爱情把歌唱。”】

  曾经有个老太太在罗素演讲后发言,声称宇宙像一只乌龟驮着一群乌龟,而罗素的说法不太正确。乌龟说当然不太符合主流科学,在哲学史、数学史及文学史上都占据重要地位的罗素先生,兴致勃勃地开始和老太太探讨宇宙是不是乌龟家族。【太蔟:这是故事的英文维基版:A
well-known scientist (some say it was Bertrand Russell) once gave a
public lecture on astronomy. He described how the earth orbits
around the sun and how the sun, in turn, orbits around the center
of a vast collection of stars called our galaxy. At the end of the
lecture, a little old lady at the back of the room got up and said:
“What you have told us is rubbish. The world is really a flat plate
supported on the back of a giant tortoise.” The scientist gave a
superior smile before replying, “What is the tortoise standing on?”
“You’re very clever, young man, very clever,” said the old lady.
“But it’s turtles all the way down!”原来罗素(假若真是罗素)的“superior
smile”不是居高临下对弱智的嘲笑,而是充满“爱、知识以及对人类苦难的同情”的“兴致勃勃”的“探讨”。】他并没有以现在的时髦作法,对这个老太太怒喝一声:愚民!疯狗!傻逼!然后在观众的掌声中以漂亮的科学背影退场。【科学主义者就象鲁迅,若说谁是弱智,是要给出证据的。上面故事主人公的
“superior smile”,是由那个让小老太太万劫不复的反问“What is the tortoise standing
on?”来支撑的。我说连岳是文傻,是由以前的证据及上面他对罗素故事的扭曲和误解来支撑的。】

  一个写普及性文章的人,应该像罗素一样,平静面对所有的疑问,哪怕其毫无知识含量。这种做法才合乎逻辑科学:正因为他没有知识,你的普及才有价值,如果他跟你知道得一样多(或者比你更多),为什么要来看你的普及文章?【太蔟:“a
superior smile”是很“平静”——一种不屑的平静。:-)
对不具有一定逻辑思维能力和一定知识水平的人,科学是普不下去的,正如我们不对牛弹琴、不教猫狗我们人类的语言一样。对自信满满的榆木脑袋如上面的“a
little old lady”,“a superior
smile”可能是最好的回应。】在现代社会分工极精细的背景下,优秀的科学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科学的进步使人谦卑,科普作者,应该也把谦卑放在第一位,因为他们最知道,在自己身后,其实有海量的更内行的专业人士,只不过,他们没有写文章罢了。科学松鼠会的模式,志同道合者的聚集,其实是科普比较有效的存在方式:每个人都只写自己的专业,这既增加了文章的公信力,又避免了在所有科学议题上发言的尴尬——因为科普告诉了我们一个常识:没有任何人知道所有种类的科学
。【太蔟:不知连岳近距离接触过几个“谦卑”的“优秀的科学家”。我建议他去看看听听读读 Murray Gell-Mann、Richard
Feynman、Carl Sagan、Steven Pinker、Edward Wilson、Freeman
Dyson、Richard Dawkins 等著名科学家的视频、录音和文章及访谈,了解一下科学家是可以如何地自信与霸道的。】

  一个科普作者始终面临的危机是,科普文章的可替代性太强。仅仅为了得到科学知识,可以非常方便地查问维基百科及更专业的资料库,他为什么要看你的科普?【太蔟:找文傻作序的科普文章,当然“可替代性太强”。而上面那些科学家的科普,可是能振聋发聩、让人寝食难安,会颠覆世界观的。】因为他感觉到你除了有知识,还有爱,还有同情心。这就牵扯到科普作者为谁代言的问题了,科普作者的人文关怀更是不可或缺的,要确定自己得站在弱势群体这一边,他们申张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推动社会的进步,都需要科学知识的帮助,也希望自己在面临专业疑惑时,有科普作者能出来帮助他们。强势群体不需要你的背书,在任何时间,他们都有足够的力量将不科学的东西包装成科学的样子。随便抓一个弱势者,你都能从他身上发现诸多不文明、没科学的印迹,用科普的名义暴打一顿,又轻松又愉快,每次都能技术性击倒。但是这种文章你多写几篇,读者就抛弃你,因为他觉得你不过是借了几个科学术语自大而已,你其实并不在乎他缺乏科学知识的痛苦,你甚至希望以他无知的丑陋来衬托出你英俊的科学脸庞。【太蔟:强势群体固然不需要科普作者的背书。真正推倡科学的科普作者不会为任何人背书,不管你是弱势还是强势。强科学的科普作者只在乎关于客观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和人类脑壳里发生的那点事)的可靠知识,哪怕这知识与弱势群体的意识形态相抵触,或是迎合了强势群体的意识形态。连文傻有一点说得很对,英俊的科学脸庞就是靠无知的丑陋来衬托的——不管这无知来自强势还是令人同情的弱势。】

  科学松鼠会具有知识,这个毫无疑问,他们也在强化爱与同情的特质。但愿他们很快可以成为一只罗素喜欢的松鼠,成为弱势群体信任的松鼠,成为最让人喜爱的科普吉祥物。【太蔟:好可爱好可爱呦。我也想抓一只回家养着。:-)】



【剽窃示众】《袁崇焕传》:功到雄奇即罪名

25 11 2008年

新浪博客首页推荐的“独钓寒江雪”《《袁崇焕传》:功到雄奇即罪名》(下称“独文”)大部分剽窃自我在1994年写的《功到雄奇即罪名》(下称“方文”),不仅标题相同,而且许多段落基本照抄,还有很多句子也照抄分散在各个段落中。《功到雄奇即罪名》称得上我的“经典作品”,网上流传极广,连这种“网络名文”都敢抄了在网上发表,不可谓不大胆。下面是一些抄袭段落的对比。

独文:

而且这一切并非背着明廷干的,而明廷对议和虽然不以为然,却也并不怪罪。在袁崇焕给崇祯的奏疏中也指明了他的治辽战略就是“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 ”,对此崇祯本来也很赞赏,当袁崇焕“擅主议和”之时,崇祯甚至还加了他的官,给了他太子少保的头衔,这时候却翻起了历史老帐。明朝的士大夫鉴于南宋的教训,无不以与满人和谈为耻,对于南宋向金是称臣纳款的求和,而袁崇焕与皇太极是不带任何屈辱性甚至还是高一等的议和这种明显的区别都看不出来,敢于议和便被视为秦桧式的卖国贼,而不管议和的目的何在,所谓书生误国,莫过于此,这也就是程本直所说的“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对于与袁崇焕的最后一次和谈,皇太极曾在谕文里抱怨说:“逮至朕躬,实欲罢兵戈,享太平,故屡屡差人讲说。无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其帝号国宝,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朕忍耐不过,故吁天哀诉,举兵深入。”则这是什么性质的和谈,再明白不过。对于这次议和,清人后来以为奇耻大辱,淹没不载,幸好清宫内阁档案中还保留了这道木刻谕文。所以,袁督师“谋款”之事有,而“诱敌”之罪无!

方文:

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名,是擅主和议,专戮大帅。擅主和议,是指他跟皇太极的议和。皇太极与明军每打完一仗,都要主动议和,这并非如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所认为的那样是诚心诚意的议和,多半是带有欺骗性的缓兵之计。袁崇焕对此并非不知道,但是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明军更需要有一段和平的时间用于休养兵马,巩固城池,因此对皇太极的每次议和他都积极响应,两人书信往返不断。这一切并非背着明廷干的,而明廷对议和虽然不以为然,却也并不怪罪。在袁崇焕给崇祯的奏疏中也指明了他的治辽战略就是“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对此崇祯本来也很赞赏,当袁崇焕“擅主议和”之时,崇祯甚至还加了他的官,给了他太子少保的头衔,这时候却翻起了历史老帐。明朝的士大夫鉴于南宋的教训,无不以与满人和谈为耻,对于南宋向金是称臣纳款的求和,而袁崇焕与皇太极是不带任何屈辱性甚至还是高一等的议和这种明显的区别都看不出来,敢于议和便被视为秦桧式的卖国贼,而不管议和的目的何在,所谓书生误国,莫过于此,这也就是程本直所说的“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对于与袁崇焕的最后一次和谈,皇太极曾在谕文里抱怨说:“逮至朕躬,实欲罢兵戈,享太平,故屡屡差人讲说。无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其帝号国宝,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朕忍耐不过,故吁天哀诉,举兵深入。”则这是什么性质的和谈,再明白不过。对于这次议和,清人后来以为奇耻大辱,淹没不载,幸好清宫内阁档案中还保留了这道木刻谕文。)

独文:

所谓“斩帅” 是指袁崇焕在半年前以阅兵为名,乘舟至双岛,祭出尚方剑,斩镇守皮岛的左都督毛文龙于帐前。袁崇焕历数毛文龙的十二罪状,确有凑数之嫌,但不服节制、虚报兵额、中饱关银、擅开马市私通外番这几条,在当时确实都是死罪。 “东江岁饷百万,大半不出都门,皆入权宦囊中” 毛文龙杀敌无能,拍马有方,领来的饷银,倒有一大半没有运出京城,而是用于行贿。私开马市,用战略物资向清人换来的人参貂皮,也多拿来向朝廷大官上贡,因此朝官喜欢毛文龙的很是不少。袁崇焕把毛文龙杀了,这些朝廷显贵断了一大财路,无不深恨袁崇焕,最恨的是毛文龙的同乡、大学士温体仁。正是这位温体仁,当崇祯闪过复用袁崇焕的念头时,他赶紧连上五疏,请速杀袁崇焕。杀毛文龙,这时便被拿来作为袁崇焕通敌的证据,因为据说清兵最忌惮的倒不是袁崇焕,而是毛文龙,因此便要袁崇焕杀了他作为议和的条件。袁崇焕只是和后金议和,又不是投降,焉有提主帅人头来见作信物的道理。这显然是不足信的。而且,双方所谓和议多少次,不过策略耳,袁崇焕焉能信服!不过是袁崇焕既然被当成了秦桧,毛文龙也就被捧成了岳飞,《天启实录》中记载毛文龙的罪恶本来不少,这时候的文献反而都颂扬起毛文龙来罢了。

方文:

专戮大帅,是指袁崇焕在半年前以阅兵为名,乘舟至双岛,祭出尚方剑,斩镇守皮岛的左都督毛文龙于帐前。金庸对此颇有微词,认为毛文龙不该杀,杀的方式也不对头。袁崇焕历数毛文龙的十二罪状,确有凑数之嫌,但不服节制、虚报兵额、中饱关银、擅开马市私通外番这几条,在当时确实都是死罪。后人查阅清宫档案,更发现毛文龙当时确实与清人私通(《近世中国秘史》),足见其死有余辜。至于袁崇焕采用那么戏剧化的手段杀他,也是万不得已。皮岛孤悬海外,如果靠下诏擒拿,只能逼反了毛文龙。朝中大臣并非没有不想除去毛文龙的,只是除不了,不敢除,奈何他不得:“是左右大夫皆曰可杀,国人皆曰可杀也。其不杀也,非不杀也,不能杀也,不敢杀也,是以崇焕杀之而通国快然。”(程本直《漩声记》)。朝鲜深受毛文龙荼毒,其国王听到文龙被诛的消息,大喜:“为天下除此巨害。”(《朝鲜仁祖实录》),可为毛文龙该杀的佐证。但毛文龙杀敌无能,拍马有方,领来的饷银,倒有一大半没有运出京城,而是用于行贿。私开马市,用战略物资向清人换来的人参貂皮,也多拿来向朝廷大官上贡,因此朝官喜欢毛文龙的很是不少。袁崇焕把毛文龙杀了,这些朝廷显贵断了一大财路,无不深恨袁崇焕,最恨的是毛文龙的同乡、大学士温体仁。正是这位温体仁,当崇祯闪过复用袁崇焕的念头时,他赶紧连上五疏,请速杀袁崇焕。杀毛文龙,这时便被拿来作为袁崇焕通敌的证据,因为据说清兵最忌惮的倒不是袁崇焕,而是毛文龙,因此便要袁崇焕杀了他作为议和的条件。袁崇焕既然被当成了秦桧,毛文龙也就被捧成了岳飞,《天启实录》中记载毛文龙的罪恶本来不少,这时候的文献反而都颂扬起毛文龙来了。

独文:

最了解袁崇焕心迹莫过于所将的辽兵,袁崇焕在狱中的八个多月,天天有关外将吏士民到督辅孙承宗的府第号哭鸣冤,愿以身代,而孙承宗竟不敢向崇祯报告。祖大寿是一起被召见的,见主帅被捕,战栗不知所措。崇祯派了个太监向城外袁军宣读圣旨,宣布袁崇焕罪状,三军放声大哭。初三日,祖大寿与何可纲悲愤之余,决定不再为皇帝老儿卖命,率袁军往东向锦洲奔去。正南下赴援的袁军主力在途中听说主帅被擒,自然也掉头就走。

方文:

祖大寿是一起被召见的,见主帅被捕,战栗不知所措。崇祯派了个太监向城外袁军宣读圣旨,宣布袁崇焕罪状,三军放声大哭。初三日,祖大寿与何可纲悲愤之余,决定不再为皇帝老儿卖命,率袁军往东向锦洲奔去。正南下赴援的袁军主力在途中听说主帅被擒,自然也掉头就走。……而袁崇焕所将的辽兵,当然都知道自己主帅的冤枉,袁崇焕在狱中的八个多月,天天有关外将吏士民到督辅孙承宗的府第号哭鸣冤,愿以身代,而孙承宗竟不敢向崇祯报告。

独文:

崇祯这下子才慌了起来,便接受余大成的建议,派全体内阁和九卿到狱中求袁崇焕写信劝祖大寿回来。等到信使追上袁军,已在山海关外了。祖大寿读毕,下马捧信痛哭,全军也跟着痛哭,惊动了在军中的祖大寿母亲,问清是怎么回事后,劝大家回去奋勇杀敌:“所以至此,为失督师耳。今未死,何不立功为赎,后从主上乞督师命耶?”。于是袁军个个争先恐后,即日回兵入关,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这一件事,即使是铁石心肠如崇祯也不能不稍被打动,也因此闪过让袁崇焕复出的念头,但也仅仅是一闪之念而已。试想,哪个皇帝喜欢拥兵自重的将领呢?如果京城危机久悬未决,或许袁崇焕还能起复,局势趋缓,皇帝自然不会在意多杀一个臣的。

方文:

崇祯这下子才慌了起来,便接受余大成的建议,派全体内阁和九卿到狱中求袁崇焕写信劝祖大寿回来。等到信使追上袁军,已在山海关外了。祖大寿读毕,下马捧信痛哭,全军也跟着痛哭,惊动了在军中的祖大寿母亲,问清是怎么回事后,劝大家回去奋勇杀敌:“所以至此,为失督师耳。今未死,何不立功为赎,后从主上乞督师命耶?”。于是袁军个个争先恐后,即日回兵入关,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这一件事,即使是铁石心肠如崇祯也不能不稍被打动,也因此闪过让袁崇焕复出的念头,但也仅仅是一闪之念而已。

独文:

当时的朝臣之中敢于公开为袁崇焕鸣冤的朝臣极少,大学士周延儒、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永光曾上疏解救,祖大寿以官阶赠荫请赎,兵科给事中钱家修请以身代,御使罗万涛为袁申辩,削职下狱。此外就是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剖肝录》的余大成了。而前面提到的那位布衣程本直,胆识与朝臣们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不仅写了一篇《漩声记》为袁辨冤,而且四次诣阙抗疏,无效,愤而请与袁俱死:“予非为私情死,不过为公义死尔。愿死之后,有好事者瘗其骨于袁公墓侧,题其上曰:”一对痴心人,两条泼胆汉“,则目瞑九泉矣。”崇祯成全了他,顺手把他杀了。

方文:

当时敢于公开为袁崇焕鸣冤的朝臣极少,大学士周延儒、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永光曾上疏解救,祖大寿以官阶赠荫请赎,兵科给事中钱家修请以身代,御使罗万涛为袁申辩,削职下狱。此外就是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剖肝录》的余大成了。而袁崇焕所将的辽兵,当然都知道自己主帅的冤枉,袁崇焕在狱中的八个多月,天天有关外将吏士民到督辅孙承宗的府第号哭鸣冤,愿以身代,而孙承宗竟不敢向崇祯报告。前面提到的那位布衣程本直,胆识与朝臣们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不仅写了一篇《漩声记》为袁辨冤,而且四次诣阙抗疏,无效,愤而请与袁俱死:“予非为私情死,不过为公义死尔。愿死之后,有好事者瘗其骨于袁公墓侧,题其上曰:“一对痴心人,两条泼胆汉”,则目瞑九泉矣。”崇祯成全了他,顺手把他杀了。

独文:

袁崇焕崇祯二年十二月初一日入狱,第二年八月,被凌迟处死,期间经过了八个多月的时间。既然袁崇焕的通敌证据确凿,为什么会拖这么久呢?有人说是因为满兵一直到六月份才全部退出长城,在此期间崇祯不敢杀袁崇焕得罪辽东部队。这只是原因之一。还有一点就是党争造成的。原来当时的首辅钱龙锡与袁崇焕关系相当不错,这时也受到了牵连。钱是当初惩办魏忠贤一案(称为逆案)的负责人,因此令阉党怀恨在心。这时候阉党遗逆又在朝廷渐渐得势,便想把袁案扩大成一个新逆案,把钱龙锡这些对头一网打尽。钱龙锡自然在朝中也有些势力,两派便就袁案展开了拉锯战,事情就这么一直拖了下去。此事终于让崇祯发觉,大发脾气,限令五天之内了结袁案(《明纪》)。新逆案因此没能得逞,但钱龙锡也在袁崇焕死后被捕论死,后改判充军。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杀与不杀其实都不是绝对的事情,在于朝廷各派势力对抗的结果。在这种背景下,出一两个冤案也就并不稀奇了。

方文:

从袁崇焕被捕到遇害,经过了八个多月的时间。既然袁崇焕的通敌证据确凿,为什么会拖这么久呢?金庸说是因为满兵一直到六月份才全部退出长城,在此期间崇祯不敢杀袁崇焕得罪辽东部队。崇祯既然敢抓,抓了以后大家都已知道袁必死无疑,又何至于不敢杀?当时的兵部尚书梁廷栋甚至请崇祯立斩袁崇焕,“则逆奴之谋既诎,辽人之心亦安”(《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疏》),可见在这些人看来,杀袁反而有助于稳定军心。袁案之所以拖了这么久,是党争造成的。原来当时的首辅钱龙锡与袁崇焕关系相当不错,这时也受到了牵连。钱是当初惩办魏忠贤一案(称为逆案)的负责人,因此令阉党怀恨在心。这时候阉党遗逆又在朝廷渐渐得势,便想把袁案扩大成一个新逆案,把钱龙锡这些对头一网打尽。钱龙锡自然在朝中也有些势力,两派便就袁案展开了拉锯战,事情就这么一直拖了下去。此事终于让崇祯发觉,大发脾气,限令五天之内了结袁案(《明纪》)。新逆案因此没能得逞,但钱龙锡也在袁崇焕死后被捕论死,后改判充军。

独文:

袁崇焕对自己的下场,并非一无所知。自从他投笔从戎以来,他所担心的不是战死沙场,而是死于谗言。在奏疏中,反反复复说的也是这种担心。他对天启皇帝是这么说:“顾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著,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古已然,唯圣明与廷臣终始之。” 他在平台奏对中,对崇祯皇帝也是这么说:“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用人当任而无二,信而勿疑。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不成想一言成谶了。对于自己的死于敌人的反间,死于朝廷的猜忌,袁崇焕早已预见到了。

他知道:“功到雄奇即罪名”,为什么不“良臣择主而适”,不明哲保身退隐山林,反而舍身报国,明知是死路一条,却偏偏去赴汤蹈火呢?我们从他的诗《边中送别》:“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杖策必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是何等肝胆的写照,他的投笔从戎,不是为了封万户侯,而是以收复失地,人民在受难,民族在沦亡,热血男儿责无旁贷,何用安危问去留?

方文:

袁崇焕对自己的下场,并非一无所知。自从他投笔从戎以来,他所担心的不是战死沙场,而是死于谗言。在奏疏中,反反复复说的也是这种担心。他对天启皇帝是这么说:“顾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著,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古已然,唯圣明与廷臣终始之。”他对崇祯皇帝也是这么说:“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用人当任而无二,信而勿疑。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当我们今天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只觉得字字是血,句句是泪,对于自己的死于敌人的反间,死于朝廷的猜忌,袁崇焕早已预见到了。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良臣择主而适”,不明哲保身退隐山林,反而舍身报国,明知是死路一条,却偏偏去赴汤蹈火?因为人民在受难,民族在沦亡,热血男儿责无旁贷,不敢偷生惜死!

“杖策必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边中送别》)他的投笔从戎,不是为了封万户侯,而是以收复失地,解辽东人民于倒悬为己任。

独文:

“予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予何人哉,直谓之曰: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可也。”(余大成《剖肝录》)心甘情愿当一个以国为家的亡命之徒,此乃袁崇焕之所以为民族英雄,袁督师之所以为“千古军人之楷模”(梁启超语)。1630年8月17日,他在北京被凌迟处死,时年四十六岁。他的《在狱中》一诗中写道:“执法人难恕,招尤我自知。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辞。”也成为他一生精忠报国的真实写照。愿我们的国家多一些千古军人之楷模,少一些被世人误读,尽啖其肉的冤魂。

方文:

既然把民族利益放到了首位,也就只好不顾个人安危,抛弃家庭幸福了:“予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予何人哉,直谓之曰: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可也。”(余大成《剖肝录》)心甘情愿当一个以国为家的亡命之徒,此乃袁崇焕之所以为民族英雄,袁督师之所以为“千古军人之楷模”(梁启超语)。然而这样一个亡命之徒,却惨死于本族人之手,一个屠杀本民族英雄的民族,真是无可救药的奴隶之邦!



评“最新科研证实转基因玉米影响生育能力”

13 11 2008年

“绿色和平”这个臭名昭著的反科学组织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散布一下妖魔化转基因的谣言吓唬公众,虽经多次揭露,其信用居然在中国媒体上还没有破产,别人不烦我也烦了。既然此事在网上已被炒了起来,我就再评几句:

一、发布科学研究成果的正常渠道是经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越是重大的成果应该在越是权威的期刊上发表。那些不先发论文而靠媒体来发布的所谓科研成果,往往是在学术上站不住脚的,没有专业识别能力的普通公众对此应该警惕。

二、因为没有看到这个研究的论文,只能从新闻报道了解其内容。对比英文报道,可知“绿色和平”歪曲、夸大了这个研究结果。据英文报道,该研究发现的是喂了20周的转基因杂交玉米的小鼠产下的第三窝和第四窝的后代数量较少、体重较轻,“绿色和平”竟给歪曲成“从第三代开始,后代的体重、体长和数量都明显减少”,让人误以为转基因作物具有隐藏的遗传毒性,传到第三代才暴露出来。这可能不是由于英文阅读能力的问题,而是有意造谣制造恐慌。

三、对比英文报道,可知“绿色和平”故意隐瞒了反面的证据:在另一组研究中,小鼠之间的差异被发现较不明显,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个研究结果并没能重复出来。

四、退一步说,即使这个研究成果可以重复,也无法确知是否是转基因成分的毒性所致。有很多因素可以导致小鼠的生育能力降低,例如营养不良。

五、再退一步说,即使这个研究成果可以证明小鼠生育能力的降低是转基因成分引起的,也不过说明这种转基因杂交品种的安全性有问题,并不能用以说明其他转基因作物就有问题,更不能就此否定了转基因技术。某种转基因作物可能会有安全性问题,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所以在每一种转基因作物推广、上市之前,都必须做严格的安全性检测。对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应该具体品种具体研究,而不是泛泛地下反对结论。

附:
最新科研证实转基因玉米影响生育能力

网易探索11月12日报道 奥地利政府于当地时间11月11日发布最新科学研究,首次证实转基因玉米会导致小白鼠繁殖能力下降。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警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需加强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研究,同时呼吁立即停止任何转基因粮食作物的商业化审批和种植。

此项研究由奥地利健康部和农业与环境部共同发起并资助,维也纳大学兽医学教授Juergen Zentek主持完成。研究结果显示,在长达20周以上的持续喂养评估实验中,被喂养饲料中含33%转基因玉米的小白鼠从第三代开始,后代的体重、体长和数量都明显减少。“这一研究结果明确证实了转基因作物对健康的威胁。我国对于转基因粮食作物的安全性研究和商业化审核需要更为谨慎,避免伤害到我国十三亿人的健康与未来。”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锋说。

该研究所用材料为孟山都公司研发的转基因玉米NK603(抗除草剂)和MON810(Bt抗虫)的杂交品种,在阿根廷、日本、菲律宾和南非等国家已通过生物安全审批。

早在2004年和2005年,中国已经批准进口这两种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玉米。今年7月9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其中包括在2020年前共200亿元的转基因研究专项资金。同时,据悉目前在中国已经有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在等待农业部商业化种植资格审批。

方立锋说:“水稻是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关系着十三亿人的吃饭问题。此次奥地利转基因玉米的研究证实转基因作物对健康的隐患。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在对待转基因作物——尤其是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审批时,必须慎之又慎。”

值得注意的是,孟山都公司在2003年对该杂交品种曾进行了42天的雏鸡喂养实验,虽然实验发现了在鸡的翅膀重量等方面有显著不同,但当时却被孟山都公司判定为“生物学上不显著”。

方立锋说:“对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研究时,这些生物公司有着自己的意见。我们鼓励中国政府充分考虑到转基因技术的长期安全性以及该技术涉及的知识产权隐患,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长期安全性的更彻底研究中,而不是仓促推动转基因技术的商业化。”

(本文由绿色和平网易博客提供)

http://www.earthtimes.org/articles/show/241141,genetically-modified-maize-lowers-fertility-in-mice-study-finds.html

Genetically modified maize lowers fertility in mice, study finds

Vienna - Feeding mice with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aize developed by the US-based Monsanto corporation led to lower fertility and body weight, according to a study conducted by the University of Veterinary Medicine in Vienna presented Tuesday. In the study, mice fed with the NK603 x MON810 sweetcorn variety over a period of 20 weeks showed a smaller litter size and lighter offspring than mice fed with non-engineered maize.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the third and fourth litters,” according to an abstract of the study led by Professor Juergen Zentek and commissioned by Austria’s Environment Ministry.

Although in an alternative set-up of the stud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ups of mice were found to be less pronounced and statistically not significant, the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 Global 2000 said this meant that further long-term tests were needed.

Austria has long resisted calls b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to allow the use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but it finally had to lift its ban on MON810 maize as animal feed last year.

However, Austrian feed companies have so far agreed to a self- imposed ban on MON810.

The tested corn breed is a cross of MON810 and another variety and is designed to be resistant against herbicides and insects.

An expert panel of the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 found in 2005 that the hybrid was “safe for human and animal health.”

Following the release of the study at a conference in Vienna, Global 2000 and Greenpeace criticized EFSA’s approval of the variety and called for a ban of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aize.

“It is now vital to keep animal feed in Austria free of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aize, and an immediate ban on the use of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aize MON810 in Austria is the order of the day,” Global 2000 spokesman Jens Karp said.



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委员李曙光院士

23 10 2008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委员李曙光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在我的博客公开留言,为基金委监督委员会处理施一公事件的做法做出辩解。我的回答如下:

一、李院士告诉我监督委员会无需向举报人做出答复,“有关调查报告及附件材料,监督委员会讨论结果是否要向举报人单独做出答复,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研究的一项建议”,并指责我“由于没有向举报人单独做出答复”就不信任监督委员会是过于偏激之辞。但是,2005年3月16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第二届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对科学基金资助工作中不端行为的处理办法(试行)》第五章第第二十六条写得很清楚:“所有投诉和举报的处理结果应及时通知投诉和举报者。”莫非现在的第三届监督委员会不承认第二届委员会通过的规定?还是那个规定又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牌坊,连委员会委员自己都没想到去参照?3年前通过的规定现在就成一纸空文,谁还敢去信任这样的委员会?

二、监督委员会对举报人不给答复,也不公布其调查结果和结论,如果不是李院士现在出来说,别人又如何知道原来监督委员会是对此做了“认真讨论”和“表决”的?如此黑箱作业,如何让人信任?我根本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调查、认定的,根据的又是什么证据和理由,为什么要信任你们?施一公事件是引起了社会反响和广泛关注的重大事件,尚且如此,其他事件更可想而知了。近年来监督委员会处理过一些资金申请的造假事件,但是受到处理的都是普通高校浅资历人员,还没有见到有哪个有点学术地位的人受到处理的。是不是有学术地位的申请者、受资助者都不造假?当然不是,被公开揭露的就有很多。只打苍蝇,连一只老鼠都不敢打,更不要说打老虎,这样的委员会如何让人信任?在我向该委员会举报施一公时,早就料到他们不会把他怎么着,只是想以亲身经历让大家看看号称“正面作用在科技界已有共识”的机构是如何处置这种事情的,至于负面作用在科技界已有共识的机构是看都不必看。

三、李院士说“调查报告证明施一公已不在普林斯顿大学领取工资,且已全时在清华工作”,姑且相信这个不知谁出具的调查报告是真的吧,但是普林斯顿大学明明说施一公是on leave,也就是正在休假的全职教职员。是否还在领取工资,根本就不是问题的关键。不领工资到其他机构工作,乃是“停薪留职”,普林斯顿大学仍是其“固定受聘单位”,仍然违背资金申请资格要求中“在国外已没有固定受聘单位”的规定。“在国外已没有固定受聘单位”,按一般人的理解就是已辞职,而不是支薪或停薪的留职休假。委员会有什么证据说“这是美国大学挽留辞职教授,使其以后还有回转余地的单方面做法”,而不是施一公认可的做法?有哪个美国大学会不准教授辞职,单方面改辞职为留职休假?难道美国教授跟大学签了卖身契了?所以这样的做法,必定是施一公同意的。施一公不是在国内媒体上高调宣传自己已谢绝普林斯顿大学挽留,毅然全职回国了吗,怎么又留了这么一个“回转余地”?既然留了这么个“回转余地”,就是还给自己在美国留了个“固定受聘单位”,就应该等这个余地没了再来说自己已全职回国,再去申请规定需要全职回国的资金。

附:李曙光的留言

我的答复:
方舟子在其按语中在宣布基金委不可信任以后还公示了基金委监督委员会名单,其用意很明显,即这些委员也和基金委一样不可信赖。为此,我作为委员之一不得不做出如下答复。
1,方舟子的举报信基金委相关机构在监督委员会上做了如实会报,并报告了调查结果,会议独此作了认真讨论,和结论意见的表决。还有涉及其他人的举报信都作了调查并提交到会上讨论。因此,基金委对待公示反馈意见是认真的。
2,有关调查报告及附件材料,监督委员会讨论结果是否要向举报人单独做出答复,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研究的一项建议(因涉及人的问题,如何答复,答复的详尽程度如何都需要做全面考虑和界定。为保证会议畅所欲言,讨论情况是保密的)。但由于没有向举报人单独做出答复就断言“这已足以证明它不值得人们的信任,也证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种种规定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废纸一张,所谓候选人公示不过是立个牌坊。这是我第一次也将是最后一次与该委员会打任何交道,也不建议别人去与之打交道”是过于偏激之辞。基金委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中所起的正面作用在科技界已有共识,诚然基金委应当不断改进工作,但号召人们不与之打交道又该如何呢?
3,基金委的规定应当遵守这没有疑义,关键是对于施一公是否已全职回国工作不同人的看法是有分歧的。方舟子根据普林斯顿大学网站施一公仍在教职员名册,仅是on leave,就认定他没有全职回国;但晓毅也曾指出这是美国大学挽留辞职教授,使其以后还有回转余地的单方面做法。我个人看法是关键看施一公是否还在普林斯顿大学领工资,因为在职人员学术休假是有工资的。调查报告证明施一公已不在普林斯顿大学领取工资,且已全时在清华工作。因此,我认为他已全职回国工作。



评“施一公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17 10 2008年

【方舟子按:我在公示期间同时以电子邮件和挂号信件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实名举报施一公的问题,并留下联系方式。除了电子邮件的自动回复外,没有收到该委员会的任何回音。这已足以证明它不值得人们的信任,也证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种种规定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废纸一张,所谓候选人公示不过是立个牌坊。这是我第一次也将是最后一次与该委员会打任何交道,也不建议别人去与之打交道。现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三届监督委员会组成公示如下:
主 任:朱道本
副主任:白以龙、岳忠厚
委员(以下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子健、刘治国、寿成超、张建、李曙光、陆则慰、陈荣秋、周青、林惠民、金祖亮、姚祝军、赵学文、黄大仿、黄霞、葛世荣、谈振辉。】

施一公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详情
项目编号     30888001
项目名称     结构生物学
项目类型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外籍)
申报学科1     (C0501)
研究性质
资助金额     200.00万元
开始日期     2009年1月1日
完成日期     2012年12月31日
项目摘要     运用结构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研究肿瘤发生和细胞调亡的分子机制,集中于肿瘤抑制因子和细胞凋亡调节蛋白的结构和功能研究,迄今在国际权威学术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及综述文章100余篇,其中作为通讯作者发表>7篇,>3篇, >11篇,系统地揭示了哺乳动物﹑果蝇和线虫细胞凋亡通路的分子机理,是细胞凋亡领域国际公认的学术权威,已有若干研究成果申请专利用于治疗癌症的制药研究。因为在细胞凋亡领域的杰出工作,在2003年获国际蛋白协会颁发的”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是该奖项设立以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学者。自1998年起受聘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担任助理教授,2001年获得终身教授职位,2003年晋升为正教授,2007年被聘为终身讲席教授,为该系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 2007年11月被任命为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生物系副系主任;2008年2月已回清华全职工作。
获资助单位     清华大学(项目负责人)



上海交大农学院副院长华修国教授冒充发表过Nature论文

2 10 2008年

【方舟子按:华修国的论文不是发表在Nature,而是发表在2007年才创刊、影响因子都还没有的The ISME Journal(国际微生物生态学会会刊)上,只不过这个会刊与Nature的出版公司合作出版,放在Nature的网站上。国内还有的教授把在The ISME Journal上发表论文说成是在《Nature》子刊上发表论文,虽然也是一种欺诈行为,但还要比华教授直接说成在《Nature》发表论文诚实那么一点点。】

上海交大农学院副院长华修国教授冒充发表过Nature论文

作者:singking

方舟子你好!

作为交大的海外校友,实在看不过去了。偶尔浏览交大农学院网站时发现的,

http://www.agri.sjtu.edu.cn/cn/szdw/hxgnei.asp

简介上说:
“…2007年发表在国际顶级刊物《Nature》论文Inter-speciestransplantation of gut microbiota from human topigs论文,同年被《Nature》刊物作为亮点评价…”

想看一下文章,却发现是这篇:
http://www.nature.com/ismej/journal/v1/n2/full/ismej200723a.html

怎么看都不是发表在Nature的文章啊!实在太过分了,有机会请给曝光一下!谢谢!



上海交大农学院副院长华修国教授冒充发表Nature论文

2 10 2008年

【方舟子按:华修国的论文不是发表在Nature,而是发表在2007年才创刊、影响因子都还没有的The ISME
Journal(国际微生物生态学会会刊)上,只不过这个会刊与Nature的出版公司合作出版,放在Nature的网站上。国内还有的教授把在The
ISME
Journal上发表论文说成是在《Nature》子刊上发表论文,虽然也是一种欺诈行为,但还要比华教授直接说成在《Nature》发表论文诚实那么一点点。】

 

上海交大农学院副院长华修国教授冒充发表过Nature论文

 

作者:singking

 

方舟子你好!

作为交大的海外校友,实在看不过去了。偶尔浏览交大农学院网站时发现的,

http://www.agri.sjtu.edu.cn/cn/szdw/hxgnei.asp

简介上说:
“…2007年发表在国际顶级刊物《Nature》论文Inter-speciestransplantation of gut
microbiota from human topigs论文,同年被《Nature》刊物作为亮点评价…”

想看一下文章,却发现是这篇:
http://www.nature.com/ismej/journal/v1/n2/full/ismej200723a.html

怎么看都不是发表在Nature的文章啊!实在太过分了,有机会请给曝光一下!谢谢!

 



《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施一公深陷泥潭

9 09 2008年

一方面,“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为了回国放弃国外待遇最多的人”,我们是否该给他特殊待遇?另一方面,“中国最缺的是成才的环境和公平的竞争规则”,我们是否应该为了特殊人才而放宽规则执行标准?

施一公深陷泥潭

本刊记者/蔡如鹏
《中国新闻周刊》2008033期

今年2月刚从美国回到清华大学的生物学家施一公,本打算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但没想到一件意外的事打乱了他的工作节奏。

8月12日,曾因揭露多起学术造假事件而闻名的方舟子,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基金委)举报说,施一公在申请2008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外籍)时涉嫌造假。

在举报信中,方舟子认为“施一公现在仍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全职教授……不符合规定的申请条件,应取消其候选人资格”。根据规定,这项基金仅资助具有其他国家国籍的华人学者全时全职在中国内地开展基础研究。

方舟子的举报在国内科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这次他的矛头对准的不是一位普通的科研人员,而是一位国际上公认的优秀科学家。

年仅40岁的施一公,是近年回国的海外学者中学术地位最高的科学家之一,2003年即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2007年又被授予讲席教授。改革开放后,在海外取得这一成就回国效力的科学家迄今只有两位——另一位是现在担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的饶毅,他曾被美国西北大学聘为讲席教授。

回国前,饶、施二人在国外都有自己的实验室、充足的科研经费和优厚的个人待遇。他们放弃这些回国效力,在海内外华人生物学家中反应强烈。有媒体认为,他们的事迹可以与上世纪50年代归国的钱学森、郭永怀比肩。

此次方舟子举报使不少人纳闷,一位放弃了国外每年上百万美元科研经费的顶尖学者,怎么会为了区区200万人民币的资助项目造假呢?

是否真的全职回国?

施一公198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次年赴美留学。1995年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分子生物物理博士学位后,到纽约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工作。

1998年,他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从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一直做到讲席教授,并在此期间加入美国国籍。

施一公的专业是结构生物学。多年来,他一直在研究肿瘤发生的分子机制,把攻克癌症作为主攻方向。因为在这一领域的杰出工作,2003年他被全球蛋白质学会授予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华裔学者。另外,从2005至今,施一公一直担任华人生物学家协会会长。通常,担任这一职务的都是华人生物学家中公认的佼佼者。

去年年底,清华大学宣布施一公正式加盟该校。当时,清华校园周报《新清华》报道说,2007年11月施一公正式调入,被聘为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副主任。

今年3月,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施一公自己也证实已全职回国。他说:“我回来最想做的事,就是教书育人。”在那次采访中,施一公还表示对回国后可能遇到的失败和挫折,自己并“没有想很多”。没想到几个月后,他遇到的第一个大麻烦竟是被别人举报涉嫌造假。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外籍)是国家基金委为了吸引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外籍华人青年学者在华进行自然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专门设立的科研基金。今年资助经费为每人200万元。但国家基金委规定,申请者“提交申请书之前,在国外已没有固定受聘单位,项目依托单位为其惟一聘用单位”。

国家基金委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施一公的确申请了2008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外籍)并已被确定为候选人,目前正在公示阶段。

方舟子在举报信中说,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的介绍,施一公现在仍为该系的全职教授,只是正在学术休假,假期到2009年9月。

“也就是说,直到现在,普林斯顿大学并不认为施一公是辞职回国,而是在学术休假,明年9月后仍会回普林斯顿工作。”方舟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美国大学有学术休假制度,教授每隔若干年可到其他大学、研究所从事研究一年,带薪留职。

但清华大学人事处一位负责人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施一公在清华大学属于全职全时工作,是该校生物科学与技术系的全职教授。今年2月,与学校签订了聘任合同书。从施一公全职工作以来,常常是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在过去6个月中,施一公因私或因普林斯顿善后事宜离开清华的时间总共只有十几天。

至于与普林斯顿大学的工作关系,这位负责人解释说,事实上,2007年底和2008年初施一公已经3次向普林斯顿大学提出了辞呈,普林斯顿大学多方挽留,但施一公辞职之意已决,于是普林斯顿大学建议,在施一公受聘清华大学教授的同时,在普林斯顿大学保留一年名义上的头衔,以便完成关闭实验室等善后工作,这样做也有利于像施一公这样的华裔学者在国际上树立负责任的形象,清华大学对此充分理解和同意。

同时,这位负责人还强调,施一公已不再从普林斯顿大学领取薪水。

该不该“裸奔”回国?

在发给国家基金委的同时,方舟子也把举报信贴到他办的学术打假网站“新语丝”上。在网络上,这封举报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批评者认为,一个年富力强的国际知名教授能够回国工作,大家应该多一些支持和宽容,这样才能吸引更多优秀的人回来,方舟子的做法过于苛刻,有些吹毛求疵了。

然而拥护者认为,即使是顶尖的科学家也应该遵守规则,方舟子没有错。这恰恰说明他的骨头是最硬的,不仅揭露小人物,大人物有问题,他同样也敢碰。

让这场争论到达沸点的,是一篇题为“教授回国不能立即裸奔”的博客。

博客的作者是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鸿飞。作为1999年回国的海归学者,他替施一公鸣不平说,如果施一公要符合方舟子的那些要求,除了立即“裸奔”之外怕是没有别的选择。在王鸿飞看来,教授不能“裸奔”回国,是因为“需要有较长一段时间的过渡”。

饶毅也同意这一观点。他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说,教授回国和一般的初级研究人员、学生回国不一样。教授回国要处理好自己实验室的经费、学生以及和学校的关系等问题,需要一段过渡时间。

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一位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解释说,施一公在受聘清华大学的同时,在普林斯顿大学保留一年的教授头衔,是为了在过渡期处理实验室、经费、学生等问题。“这是很正常的,既是对学生对实验室负责也是对学校负责。”

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马红孺也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他认为,如果把全职回国理解为必须立即关掉国外的实验室,断绝与原来大学的一切学术和工作联系,未免过于狭隘了。

但不少人反击说,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施一公全职回国是否需要过渡期,而在于他申请基金同样要遵守规则。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何士刚针对王鸿飞的博客,发表了一篇题为“不懂什么叫裸奔”的文章。

这位同样具有留学经历的生物学家说,他支持施一公这样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回国,也相信施是真正的全职回国,但施应该在结束过渡期,完全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的职务后(也就是满足国家基金委的规定后)再申请。

规则重要,还是人才重要?

除了普林斯顿大学网站的介绍外,方舟子还在“新语丝”网站上披露了其他证据,证明施一公没有全职回国。

在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学会(英文缩写HHMI)5月26日公布的新一批HHMI研究员名单中,方舟子发现有施一公的名字。

“HHMI只资助全职在美国进行生物医学研究的科学家。”方舟子说,“如果他真的已全职回国,就不可能榜上有名。”

对此,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解释说,申请HHMI是从2007年开始的,这与施一公2008年2月全职回国工作并不矛盾。这位负责人还说,因为离开美国,不再符合资助条件,施一公已经放弃了HHMI的资助。“这件事情也说明施一公在清华大学全职、在普林斯顿的职位只是过渡性的事实。”

饶毅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也透露,当初施一公申请HHMI研究员,就是希望能将经费带回中国。但最终HHMI没有同意。

据这位2007年9月全职回国的生物学家介绍,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留美的几十万中国人中,学术成就达到施一公这样水平的屈指可数。“他为了回国,放弃了高额度的HHMI资助和多项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经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为了回国放弃国外待遇最多的人。”

饶毅还呼吁,“多一点宽容,不仅对他(施一公)个人公平,而且可以促进其他教授和学生回国”。因为,“施一公回国是一面旗帜。”

还有支持施一公的人建议,对待特殊人才应特殊待遇,不要拘泥于现有规则。但是批评者反驳说,中国最缺的是成才的环境和公平的竞争规则。即使规则有问题,也应该尽力去完善,而不是去破坏。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国家基金委监督委员会已经接到了方舟子的举报。9月5日,公示期结束后,他们将会对举报展开调查,并最终给出结论。(完)



“学术批评”切忌拉帮结派【旧作】

26 08 2008年

【按:偶见《科学时报》“科学网”编辑重点推荐杨玉圣的同党黄安年教授的博客文章攻击我“浮亏打假出名”,想起2002年写的一篇批评他的文章拿到现在也还很能说明问题,重贴一下。】

“学术批评”切忌拉帮结派
——答北京师范大学黄安年教授

我写了一篇《“中国学术打假第一人”的“学术规范”》,揭露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杨玉圣出于个人恩怨,暗地里乱改转载文章,里面说了一句“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自己亲手打过什么假”,该系教授黄安年为此写了一篇《学术批评重在言而有据》批评我。读完这篇文章,不明白一个如此胡涂的人,何以能在一所名牌大学当教授:

第一,黄教授说我那篇文章是“学术批评”,不知我批评了杨玉圣的什么学术?偷改别人的报道也叫学术?是不是发生在杨玉圣身上的什么鸡毛蒜皮都成了学术,任何对杨玉圣的批评就都成了“学术批评”,必须以学术批评的标准来衡量?

第二,黄教授指出杨玉圣曾经在1994年、1996年自己揭露过抄袭,据此批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自己亲手打过什么假”的说法“与事实相悖”。这都是五、六年前的事了,当时国内互联网未起,我远在美国,自然无法看到,所以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自己亲手打过什么假”,有何不对?我如果见过了而假装没见过,才叫“与事实相悖”,黄教授一口咬定我的说法“与事实相悖”,莫非我的眼睛是长在他的脑袋上的?

第三,杨玉圣近年来以“学术打假第一人”的面目在学术界内外上窜下跳,当然不是因为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以黄教授与杨玉圣关系之亲密,也说不出近年来杨玉圣亲自打过什么假,那么我说我见到的他的所谓打假“都是在别人首先出来揭露后,他再跟在后面耸人听闻地鼓噪,吸引媒体的注意力”,又有什么不对?

第四,我那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在于揭露杨玉圣本人造假,有根有据,黄教授凭什么教训我“要言而有据”?黄教授是跟在杨玉圣后面大谈学术规范的,那么请问杨玉圣那种偷改别人文章的做法,符不符合黄教授的学术规范?对主要内容视而不见,抓住开头一句话胡搅蛮缠,这是哪门子的“学术批评”?

我查了一下黄教授的发表纪录,发现他也热衷于“学术打假”,不过和杨玉圣一样,也属于跟在别人后面鼓噪的一类,而且是跟在杨玉圣后面鼓噪的。学术打假需要有人发难,也需要有人鼓噪。然而,如果是为了出风头,是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对自己人的假不仅不敢打而且还要百般维护,那么,对这类打群架似的打假的真实程度,就值得我们加倍的警惕。

2002.1.15.

附:
学术批评重在言而有据
时间:2002年1月16日 作者:黄安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学术批评网

在学术批评中,有不同意见,这是很正常的。开展与人为善的健康的学术批评,有利于学术事业的发展。学术批评要言而有据,如果没有根据地随意指责甚至上纲上线,对于健康学术批评是不利的。

今天看到一位远在美国加州而从事大陆“学术打假”的先生在网上撰文批判杨玉圣,其中充满情绪化的用语。我觉得文章开头第一段话就与事实相悖。该文称:“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自己亲手打过什么假”。(见方舟子:《“中国学术打假第一人”的“学术规范”》2002.1.15)

何以说该文一开头就言而无据呢?

我清楚地记得杨玉圣先生所著《美国历史散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时,德高望重的美国史老前辈刘绪贻教授写序,我也曾为该书写序。我在《序》中写道:“杨玉圣的一部分文章是书评, 他力图在较高层次上提出自己的一得之见, 实事求是, 即好处说好, 也不讳缺失。围绕〈沉重的思考〉一文的发表, 曾有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在美国史研究界引起了反响,因为这篇文章对学术领域中某些严重不良倾向作了曝光性的批评式评论, 这是很不容易的。以愚之见, 只要是与人为善, 持之以故,就可以明辩是非, 端正学风, 从而有助于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 (这篇序,曾以《谈〈美国历史散论〉》为题,发表在《博览群书》1994年第7期)

我在《〈学术批评丛稿和实话实说〉——兼谈学术书评的开展》一文中,又再次提到杨玉圣的这篇文章。我在文章中写道:“三十而立的杨玉圣何以被个别人看作‘恶人’或者‘歹人’?这大概与他在书评中的实话实说相关。”“《沉重的思考——评》一文发表于1991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美国史学界最早揭露某位学者著作中大规模抄袭、剽窃行为的长文。该书抄袭了南开大学某教授的论著10多处,却居然还请这位教授为他的‘著作’作序,可见何等地肆无忌惮。杨评指出:‘《移民与近代美国》所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它大规模的抄袭、剽窃行为,骇人听闻。如果视作40多年来中国美国史学界的最大丑闻,恐非过甚其辞。这本书及其所反映的学术界泛起的弄虚作假等不正之风,不能不引起严重关注的。’‘对史学著作的评论,亟待加强,并应认真提高到严肃的学术水准。好书要评,坏书更应评。像《移民与近代美国》这种不道德的非法侵权行为,应通过正常的评论加以监督,并及时、有针对性地予以澄清。只有这样,才能扬是抑非;只有这样,弄虚作假者才能曝光;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本来已够艰难的史学研究健康开展。’

笔者在文章中还说过:“但是抄袭者不因学术上的劣行被曝光而有所收敛,反而散布流言蜚语。有的同行则以为内部教育了事,不主张公开曝光,个别的则把杨当成‘闹地震’的专家。现在事情过了快10年,是非曲直已经分明,某些剽窃和抄袭者已经不敢那么明目张胆,而某些地方和单位的保护行为也需考虑到可能承担的严重后果而有所收敛,有的曾经犯过这类错误的学者已开始吸取教训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这些积极成效还得感谢当初勇于曝光的‘恶人’或者‘歹人’。然而,迄今抄袭剽窃之风仍未刹住,‘打假’依然任重而道远。”(《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笔者不解的是,难道1991年《移民与近代美国》一书抄袭案不是杨玉圣“自己亲手”揭发出来的?如果不是,那么究竟是谁揭发出来的呢?难道凡是这位海外从事大陆“打假”的先生当初“没有见过”、而且迄今也“没有见过”的事就等于不存在了吗?或者难道他以为《移民与近代美国》一书还不算了抄袭吗?笔者身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长,对此事 “第一手的资料” 的真实性有着充分的了解。方文 “自己根据第一手的资料”证据何在?有何根据指责杨玉圣“从来没有”“自己亲手打过什么假”?

此外,据我所知,杨玉圣在《中华读书报》1996年11月20日发表的《“博士论文”与“文抄公”——一种值得注意的非学术现象》,也曾第一次揭露、明确批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的博士论文《论美国国际地位的历史趋向》(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山东大学毕业的博士论文《现代化的战略与模式选择》(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所存在的抄袭剽窃问题。可能,方先生也“没有见过”罢?

写于2002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