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杨玉圣这厮想借刀杀人吗？

作者：一声吼

看到方舟子写的《教育部学风破坏委员会委员杨玉圣的特异功能》，赶紧到杨玉圣这厮的网上看了看。果然，这厮把我半年多前写的一篇批评他不讲规范、一篇痛骂他强拉我做朋友的文章搬到了他的学术造假网站上，并给我捏造了一个我不曾工作过的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部”。看来，这厮认定了一声吼就是他曾经施过恩的、现在却恩将仇报的朋友。

杨玉圣这厮，你竖起耳朵听好了，我从未在你给我捏造的那个单位工作过，奉劝你把给我捏造的那个单位去掉！我说过我根本不认识你，你干吗非要无耻地把我当成你施过恩的朋友？你以为我和你一样假话满天飞吗？

杨玉圣这厮，你时隔半年又把我写的两篇东西贴在你的网站上，是想显示你的大度吗？不太可能！是想为你和沈木珠的案子造舆论吗？更不可能！

我想了又想，只能有一个结论，就是你这厮想借刀杀人！想借我一声吼的名义这把刀，去杀你那位在《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部工作的、你认为“落井下石，恩将仇报，卖友求荣”的朋友！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一声吼在新语丝上不只发文批评杨玉圣这厮，还发文批评了中国政法大学官方一手捧红的许传玺“院士”。校领导和许“院士”要是知道一声吼的真实面目，不想方设法给一声吼穿小鞋才怪。杨玉圣这厮给一声吼捏造一个在《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部工作的身份后，校方要想在该编辑部的几个专职编辑中，尤其是杨玉圣还自认为有恩于他的人中找到这个人，还不容易吗？

杨玉圣这厮，你敢肯定一声吼就是你那位“落井下石，恩将仇报，卖友求荣”的朋友吗？看来你这厮到现在也没有胆量去跟他核实。你那可怜的朋友可能还被蒙在鼓里，替我背着黑锅呢。交友不慎，只能如此了。

最后，我要对被杨玉圣这厮冤枉的那位朋友，那位不知道他的姓氏是不是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这十二个大姓之中的朋友，说一声抱歉！我没有勇气亮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害得你为我背了黑锅，可能还会遭受打击报复。你要骂的话，千万别骂我，就骂杨玉圣这厮太无耻吧，非要让你替我背黑锅。

贵为教育部学风破坏委员会委员的中国政法大学学术批评教授杨玉圣曾经从新语丝转载过许多文章到其把持的“学术批评网”，为了证明其“从不看新语丝”，从不注明从新语丝转载，这倒也罢了，还要偷改署名，篡改文章内容，以符合其“学术规范”，我们以前已多次揭露过。今天偶尔发现“学术批评网”在7月4日又从新语丝转载了两篇文章，分别是“一声吼”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发在新语丝上的《飘忽不定的杨玉圣，能不能讲究些“规范”？——兼评中国政法大学引进的人才（一）》、《杨玉圣这厮忒无耻 强拉“一声吼”做朋友》，我对照了一下，这回杨玉圣破天荒地没有把作者署名改成“假的真名字”，破天荒地没有篡改文章内容，而且破天荒地注明“来源:新语丝”……

不对，狗改不了吃屎，杨委员改不了造假，怎么在“一声吼”署名的后面冒出了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部）”？在新语丝的原文中并没有注明作者单位，从文章内容也看不出作者单位是“《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部”。一声吼想必不会向除了我之外的其他任何人透露其真实身份，而我又不曾向任何人透露过一声吼的真实身份，那么杨委员敢于断定一声吼是“《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部”的人，靠的当然是他不知何时炼成的嗅文辨人的特异功能了，我本来还以为只有狗才有这样的本事呢。

这也不是杨委员第一次展示其特异功能。2005年年底杨委员在《我与方舟子先生的本质区别》一文中，不就一口咬定在新语丝上批评他的brainzhou是“南水，原书评周刊编辑”、子橘是“原四川大学教授、今北大教授罗志田”吗？靠的就是其特异功能，而且能够特异到硬是把留美学人子橘派回国到北大当教授。不过杨委员这回学乖了点，只点出了单位，不指名道姓了，大概是怕被告上法庭吧。

要炼成这种特异功能其实不难。杨委员以己度人，不相信会有人出于公心打假，凡是批评他的必定是以前和他有“过结”的，从其仇家名单中挑选一个出来按上去即可，只要作者不敢以真实身份出来澄清，被按者就百口莫辩。由此我们也可知，原来杨委员曾经当过副主编的《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部是和他有仇的，难怪他要疑神疑鬼了。

只要不篡改，杨委员尽可以转新语丝的文章，尤其欢迎他把新语丝“立此存照·杨玉圣专辑”上几十篇揭露他如何盗用他人名义签名和投稿、造假、剽窃、不学无术、辱骂师长的文章原封不动转过去，不要像他喜欢做的那样在引用时关键地方就偏以省略号代替。

至于“学术批评网”首发的文章，我们是不会转的，即使是原作者自己寄来也不登，原因我在2006年年初《评杨玉圣〈答“学术打假斗士”方舟子〉》一文中就声明过了：因为我认为一个学者会主动去给杨委员这种劣迹累累的学术流氓捧场，即说明其没有是非观念，不值得信赖。

同样，贺卫方等“学界大老”会跟杨委员这种劣迹累累的学术流氓同流合污，把我们对杨委员造假的揭露说成是“个人恩怨”、“误解”（由此可推知贺卫方对周叶中的打假也是出于“个人恩怨”、“误解”），竟还希望我们与杨委员有“更多的合作，而不是敌对”（一起合作造假骗人吗？），也说明其只顾个人交情和小圈子利益，没有是非观念，不值得信赖，不管其顶着“学界大老”还是别的什么的桂冠。

(XYS20080706)

【方舟子按：这位王晋康的同仁是不是把评论文章也当成科幻小说来写了，居然说：“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科普作家的名气赶得上方舟子。因为方的文字涉及的都是有争议的问题，所以许多人可以骂他。他从不正面地讲解一种科学知识，全部文章都是投入可以争议的问题中。但许多人可以骂方舟子，却无法骂一个标准的科普作家。因为标准的科普作品写的都是已经确定无疑的知识。”从我在1997年2月写的《生命的三原色》一直到近年来在《中国青年报》“一言堂”专栏上的文章，算不算是在“正面地讲解一种科学知识”？我被转载最多的一些文章——《萤火虫的战争》、《达尔文的兰花》、《性与死的统一》、《向日葵究竟向不向日》、《植物中的神秘数字》、《我们为什么想要吃饭》等等等等，算不算是在“正面地讲解一种科学知识”？在浮想联翩之前不会先去我的博客“科普文章”专辑，或买一本《长生的幻灭》、《寻找生命的逻辑》、《方舟子带你走近科学》看看？当然，即使是这些“正面地讲解一种科学知识”的文章，网上也有人骂，那是因为“涉及的都是有争议的问题”，还是因为冲着我这个人来的？自己写不出让人关注的科普作品，就断言“科普作品注定乏人关注”，从而否认让人关注的作品是科普作品，这样的逻辑，大概只能属于科幻。至于把科学幻想和伪科学妄想混为一谈，那更是科幻逻辑，不过这也让我们明白，中国一些科幻作家，和伪科学妄想家是同一个阵营的，甚而一人身兼两种角色，王晋康在萨斯流行时的表演，并非特例。】

科幻作品有没有科普功能

郑军
发表于《大众科技报》2008、4、29、A3版

科学幻想是在正式的科学研究程序之外，运用科学知识来思考问题所产生的系统活动。科幻的出现让人们重新审视什么是科普，因为它明显是一个与科普不同的文类。

有情节，有人物，这些都是科幻作品与科普作品表面上的不同。深层次的不同大家都还没注意到：科普作品是不能参与的，无法争论的。科普的原则就是我这里有正确的知识，科普对象那里缺乏它们。所以我把正确知识灌输给他们。无论科普创作怎么变化，怎么趣味化，这个基本原则不可能变。但科幻是可以争议的，可以参与的，科学幻想本身并不是已经确定的无争议的知识，完全写已知的知识根本构不成科幻。

正因为这个原则，科普作品的读者几乎不对它们评头论足。如果一篇科普文章内容无误，那就全盘接受。如果有误，那么引经据典指出其中的错误就行，也没有什么必要去争议。正是由于科普作品这种无法参与的特点，科普是缺乏“粉丝”的。许多大学里都有科幻迷，有科幻社团，但不会有科普迷，也没有科普爱好者协会。当然，那里会有一些单项科技的兴趣爱好者协会，比如电脑爱好者协会，但他们是去搞实际操作，而不是写科普文字，看科普文章。单就文字作品而言，科普作品的参与度永远无法赶上科幻作品。

在这里还可以举个反例，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科普作家的名气赶得上方舟子。因为方的文字涉及的都是有争议的问题，所以许多人可以骂他。他从不正面地讲解一种科学知识，全部文章都是投入可以争议的问题中。但许多人可以骂方舟子，却无法骂一个标准的科普作家。因为标准的科普作品写的都是已经确定无疑的知识。

结果就陷入了一个悖论：为了宣传无争议的知识，人们才写科普作品。但正因为写了无争议的知识，所以科普作品注定乏人关注。现在科普报刊都是在这个悖论里挣扎着。但科幻作品不一样，既然写的是没有实现的科学幻想，那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科幻的热闹恰恰是因为其内容可以争议。而科普界的冷寂就是因为它们太象是中小学教材的补充读物了。

这样就引出了两个结论。要么把科幻完全剔除在科普之外，因为它没有写确定的知识。但事实上许多科普刊物都有科幻专栏，并且这类专栏恰好是读者反馈最多的。删除它们，该杂志的发行量更会受影响。要么就把科普定义的外延扩大，允许写有争议的东西。但科普现在的定义已经很明确，甚至有《科普法》来约束。所以，这两种理论上存在的结论，现实中运作起来都困难。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科幻是不是科普，有没有科普功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科幻能够唤起公众对科学的参与热情。当教师在课堂上讲那些千锤百练过的知识时，我们除了认真听讲，作好笔记之外，什么也作不了。但科幻就不同了。

随着现代科学教育的普及，拥有科学知识的人成倍增加。他们绝大部分不能进入科学共同体，无法从事职业科学研究。他们用来释放科学热情的方式就是纸上谈兵，即全凭思维，运用一定的科学知识对某个领域进行思考活动。

根据进行科学幻想的人的不同，我们可以把科学幻想分成三种类型。一是儿童青少年的科学幻想。所有青少年都没有进入科学共同体，但你也不要指望他们只去死记硬背老师教给的科学知识。他们中许多人在思考科学问题。在小学五年级《科学》课本里就有一个科学幻想短文：假如没有磨擦力，世界将会怎样？这说明科幻已经深入到儿童教育中去了。

二是非科学共同体中的科学爱好者。现在普遍存在的民科就是其中的典型。不管科学界人士如何批判，民科对科学的热情始终不减。今年11月28日，成都那里还召开了“全国民科大会”。

三是科学共同体里面的人，他们也会对非本专业，或者目前没有能力研究的问题进行纯粹的思考活动。对于一些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事情，他们也会从科学角度提出设想。比如某位美国记者就拟定了一个题目：假如人类突然消失，世界将会怎样。他用了三年时间去询问各门学科的专家，大家提供了许多有趣的答案。

科幻文艺的题材基本上都来自科学幻想，而绝非真正的科学研究。认为科幻作品在写真实的科学研究，进而有科普价值是错误的观念。但没有知识宣传的价值，不等于科幻文艺对科学就完全没有帮助。深入一步来说，这根本不是科幻文艺对科学有没有帮助的问题，而是科学界如何看待科学幻想这种活动的问题。科学幻想现在已经完全不是青少年的异想天开了。许多成年人正在用自费出书、办讲座，甚至自费拍电视片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科学幻想。一些人联名要求在《科普法》中删除“伪科学”概念。这些都说明科学幻想早已经成为一种群众运动。

世界上每年平均要发生18次7级以上大地震，但像汶川大地震那样惨烈的则很罕见。同样罕见的是，在地震发生的当天，中国地震局就成了悲痛的人们的泄愤对象，虽经一个月的科普、辩解、澄清，对其无能、失职、瞒报的指责仍不绝于耳。另一方面，众多自称能准确预测地震、乃至早已预测出汶川大地震的退休科研人员和民间人士也纷纷亮相，控诉地震局对他们的打压，不仅受到许多公众的热捧，而且国内时评家和海外异议媒体也跟着炒作，将它做为批评当局的一个政治武器。

在其他地震频发的国家，例如日本、美国，就见不到这样的怪像。在那里，一次大地震之后，似乎并无人想到要去追究政府部门、科研机构的漏报责任，因为他们的公众虽然有地震预测的需求，却也知道科学目前无法做到准确预测地震（指精确预测出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强度，从而发出临震预报、疏散通知）。那么伪科学就会来争夺市场。“里氏震级”的发明人里克特曾经讲过一段名言：“记者和一般公众冲向任何有关地震预测的建议，就像猪冲向满槽的猪食……地震预测为业余人士、狂人和欺世盗名的骗子提供了一个狩猎乐土。”中国从事这一狩猎的人数之多，算得上世界第一。所以，有意思然而不那么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公众普遍相信地震能被也应该被准确预测？为什么中国有如此多的地震预测“大师”？

中国的地震预测曾经是一大政治任务，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在1966年邢台地震之后，周总理不仅给地震预测工作定了性——“地震是可以预报的”，而且也指明了方向——“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走群众路线，“因为真正有本事是群众，其次是专家”（周恩来《加强地震科学研究》）。于是中国的地震预测不再是单纯的科研，而是政治运动、群众运动。1975年海城地震据称预报成功，一度被夸大为未死一人（实际上死了一千多人），被宣传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补拍的群众疏散场面个个喜气洋洋，仿佛不是在逃生，而是去赶集。地震能够通过“群策群防”成功预测的信念从此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人们不知道海城地震预报只是众多误报中的一个偶然例子，即使次年唐山大地震的悲剧也无法动摇中国已掌握地震预测技术的信念，反而要怪罪为地震局的失职和打压人才。

当时国际上也在寻找预测地震的方法，在经过多次失败之后，当前国际地震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根据现有的知识无法预测地震，有一派甚至认为地震在本质上就无法预测。美国地质调查局明确表示他们不预测地震，在可预见的将来人类也不会知道如何预测地震。但是中国地震局继承了文革时代的遗产。当年政治家定下的基调似乎无可置疑。几乎没有哪个中国地震专家敢于公开否认地震可以预测，最多只是承认很难预测。在汶川地震之前，中国地震局乐于高调宣传我国地震预测预报水平保持世界领先，先后对20余次中强以上地震作出了“不同程度”的短临预测预报。汶川大地震之后地震局才来强调地震预测的难度，那么人们以地震局以前的宣传资料反过来指责地震局的失职，也在情理之中。

中国纳税人养着世界上最庞大的一支研究地震预测的队伍，他们发表了无数预测地震的论文、递交了无数地震预报材料，把各种可能性都预测了个遍，甚至年年发预报，所以每次大地震之后回头去找，总能发现有人曾经“不同程度”预测到了——当然，每次预测到的人都不同，而预测的“程度”实际上也是模棱两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采用的是伪科学方法，例如中国地震局某个研究所的前所长竟是根据“古人穴位论和经络学说”来预测地震，意图给地球把脉。中国地震局还专设“老专家预报专项基金”资助那些搞伪科学研究的退休人员，给作出了“不同程度”的短临预测预报的群众颁发奖金。地震局的理由是地震预测还是个难题，所以要鼓励各种各样的探索，于是连伪科学、迷信也被宽容。这也是国际地震学界绝无仅有的怪像。这些退休人员还要指责中国地震局打压他们，可谓恩将仇报了。

这些自称能预测地震的退休人员以及相当一部分民间人士乃是历史的遗物，是文革时代鄙视专家、权威，搞“群策群防”、“土法上马”，以及文革刚结束时号召全民“攻关”，发动群众“向科学进军”的产物。特殊的历史时期造就了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伪科学狂人，他们不仅热衷于预测地震，也热衷于预测其他天灾、制造永动机、推翻相对论、破解哥德巴赫猜想，总之，热衷从事一切与主流科学对立或主流科学无法做到的重大“科学发现”。他们不相信科学研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而是相信只要“悟道”，就可找到解决难题的捷径。于是，在他们看来，不必采用尖端仪器深入细致地研究地震机理，甚至不必做任何野外勘探工作，只要发现了窍门，用简单的“地震预测术”就能让自己成为“预测大师”，坐在家中就可以预测世界各地的地震。

这一现象也夹杂了民族主义的因素。在他们看来，既然“西方科学”对地震预测无能为力，那么就给“东方科学”的兴起带来了契机。因此他们的地震预测术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易经、太极、天象、穴位等等都派上了用场，而他们的批评者则被视为“科学主义”、“崇洋媚外”、“西方科学的代理人”，乃至被骂为“汉奸”、“美国走狗”。

这一现象的产生也是由于它能迎合许多中国人的侥幸心理。如果真有“大师”能够准确预测地震，那么等着临震时逃生就是了，平时用不着费心费力费钱预防地震了，这是多么美妙的事。但是，把赌注压在地震预测而不是预防上，几乎总是会输的，成本似乎很低，代价却极大。

2008.6.13.

（美国《新闻周刊》中文版2008年7月）

(XYS20080704)

达尔文是丑陋的“剽窃”者？

本报记者李文、江粤军
2008-06-13广州日报

威尔士BBC前执行策划主管出书称达尔文的进化论抄袭华莱士

著名学者方舟子认为华莱士只是自然选择学说的共同创立者之一，且与达尔文的观点有差异，达尔文并没有“剽窃”

威尔士BBC前执行策划主管经过12年的研究，出书力图证明达尔文的进化论抄袭威尔士科学家华莱士，证据是达尔文在出版《物种起源》之前收到华莱士的来信。就此事著名学者方舟子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学术界历来把华莱士当成自然选择学说的共同创建者。但是，达尔文在收到华莱士的信之前，已研究了20 年的物种起源问题，华莱士对自然选择的看法，与达尔文有相似之处，但是过于简略，也不准确。指责达尔文剽窃华莱士，是在欺骗不了解事情经过的普通读者。”

罗伊·戴维斯，威尔士BBC的前执行策划主管，最近获得了新证据，证明查尔斯·达尔文从一位曾经工作在印度尼西亚的威尔士科学家那里窃取了进化理论。

据澳大利亚《北部新闻》报道，戴维斯作品的出版商正在澳大利亚达尔文市推动一场投票活动，旨在讨论是否该把“达尔文市”更名为“华莱士市”。不过,达尔文市现任市长却表示：“我们绝对没有任何更改这座城市名字的计划。”

戴维斯在新书《达尔文阴谋:一起科学犯罪的起源》里指控达尔文从华莱士的信件中整合出了进化论观念，写进自己的书里，并且声称这些观念是他自己的发现。出版社网站将这本书描绘成“一个关于谎言与欺骗的真实故事，适者生存理论的精彩隐喻”。

历史学家早已经知道华莱士与达尔文之间的通信，不过通常都认同达尔文的陈述，即达尔文出版了他著名的理论之后，才收到来自遥远的印度尼西亚的信件。

然而戴维斯新近调查的航运记录证明，华莱士所写的两封至关重要的信件——自己饱受疟疾困扰和写给同僚达尔文解释自己观念的信件——事实上是在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以前寄到的。而达尔文引发科学革命的进化论论文是在华莱士写信后15个月才出版的。

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1832年出生在威尔士，他是探险家、收藏家、博物学家、地理学家以及生物学家。他曾经研究亚马逊河与马来群岛的自然生态，也正是在马来群岛，他写信给达尔文。专家们一般认为他独立于达尔文，创造出基于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但他却在历史里湮没无闻。

实际上，1858年，两人在伦敦都公布了自己的理论。但是，随着第二年达尔文《物种起源》手稿出版，达尔文的声名鹊起，而华莱士则逐渐被遗忘了。

“这对华莱士而言很不公平。”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纪念基金”创始人乔治·白科隆尼说，“实际的情况是，他俩在《物种起源》出版前15个月，在1858年，同时提出了自然选择理论。”“但是每个人都误以为《物种起源》第一个提出了进化理论。华莱士本来应享有一半的功劳。历史学家们理当回应这些疑问。”白科隆尼说。戴维斯相信自己回答了这些历史疑问，并且质疑了达尔文作为科学家的诚实性。

罗伊·戴维斯：

纪录片启发丹·布朗创作《达芬奇密码》

在BBC的30年职业生涯中，罗伊·戴维斯从普普通通的新手，变身成为BBC历史考古系列节目《编年史》的编剧、制片以及导演在上世纪70年代早期，戴维斯参加到《编年史》摄制组以后，他与亨利·林肯合作了两部纪录片，讲述了一位传奇的法国牧师的故事，他在教堂圣坛的梁柱间找到了羊皮纸卷宗，这些卷宗逐渐牵引出了一大笔珍宝。两部纪录片分别是《牧师，画家和魔鬼》（1974年）和《圣骑士的阴影》（1979年）。纪录片引发了《圣血》、《圣杯》等书的创作，也启发了后来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戴维斯拍摄的纪录片还有反映二战的《D-DAY》以及《珍珠港的牺牲》。

方舟子答复采访原文：

我没有看到这本书，如果其证据仅仅是达尔文在出版《物种起源》之前收到华莱士的来信，那是荒唐可笑的。达尔文是在1858年收到华莱士的来信后才在次年出版《物种起源》，这是一百多年来众所周知的事实，在生物学教科书中都有介绍，并不是什么新发现。达尔文从未说过他是在出版《物种起源》之后才收到华莱士的来信。学术界历来也把华莱士当成自然选择学说的共同创建者。但是，达尔文在收到华莱士的信之前，已研究了20年的物种起源问题，早已提出了自然选择学说，并在小范围内寄给了一些专家阅读，这有他留下的大量的手稿、通信为证。华莱士只是在信中概述了他对自然选择的看法，与达尔文此前在手稿中描述的有相似之处，但是过于简略，也不准确。达尔文一直没有出版他长期准备的进化论专著的打算，甚至想在死后出版，华莱士的来信所起到的作用不过是促使达尔文出版该专著而已。指责达尔文剽窃华莱士，是在欺骗不了解事情经过的普通读者。

英国《自然》近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报告说，根据对美国生物医学领域的科研人员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每年每100名科学家中能发现1.5起涉嫌学术不端的案例，其中58％会报告给所在的机构。据此推算，在美国生物医学领域每年应能发现2300多起涉嫌学术不端的案例，其中应有1300多起报告给了所在科研机构，但是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负责处理生物医学领域的学术不端行为的部门——科研诚信办公室每年平均只收到24件来自科研机构的报告。因此该文章认为发生在美国的学术不端行为有相当一部分都没有被报告，而科研诚信办公室见到的更只是冰山一角。

国内媒体以“美国学术造假瞒报现象严重”为题报道了此事。所谓瞒报，是为了掩盖真相、带欺骗性质的隐瞒，但是这个调查并没有得出这个结论，只不过是说有很多事件因为种种原因（比如发现者没有充分证据）未被报告而已。把“没有报告”称为“瞒报”是严重的误导，难怪有人感慨：原来美国学术界也不怎么的，和中国学术界也差不多嘛。

其实和这个调查结果相比，中国学术界还是差得很多的。科研人员如果发现有人有学术不端行为，有义务向有关机构报告，但是由于没有证据、不愿浪费时间、怕受到报复等原因，并不是每个科研人员都这么做。主持这次问卷调查的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发现有近40％的科研人员在发现涉嫌学术不端的行为时没有报告，这让他们很不满。但是反过来，大部分（近60％）的美国科研人员都有责任感、有勇气报告他们发现的不端行为，这在中国是难以想像的。由于科研环境更恶劣，也由于更无责任感，或者自己就不干净，我估计绝大部分中国科研人员在见到学术不端时都会一声不吭的，至多在网上化名发个揭露帖子，极少会有人愿意向有关机构正式报告。

科研机构怕被学术造假事件败坏了名声，不愿主动调查或向主管部门报告，国内外可能都如此。但是一旦学术造假事件被捅到了媒体、网上，引起了舆论的关注，还没有哪个美国科研机构敢于不进行调查、处理的。相反的，网上揭露的国内学术造假事件每年大约有100起，科研机构因此进行调查、处理的则寥寥无几，即使有传统媒体介入做跟踪调查，最后往往也不了了之。任你舆论沸反盈天，我自不理不睬，国内科研机构就有这样的定力。

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虽然抱怨有很多学术造假事件没有被报上来，但他们毕竟平均每年还能收到24起报告，大约有10起完成调查后受到处理。中国科技部在去年年初宣布成立了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似乎要借鉴美国的做法。但一年半过去了，就没了下文，我们至今不知道它究竟接受了多少起报告，更不知道有哪一起受到了处理。

中国学术造假瞒报现象有多严重？没人知道。但是只要对中国学术界的现状有点了解，就可以知道一定比美国的严重得多。在中国发现了学术造假，即使愿意报告也没有可靠的官方渠道。美国的“瞒报”主要是个人因素，而中国的“瞒报”更多的是制度因素。嘲笑美国学术界也不怎么的，乃是千步笑百步。

2008.6.22.

(XYS20080623)

今天收到一封读者来信：

方老师，您好！

08年6月22号的新京报有篇文章叫“误”种起源，里面有些不伦不类的内容，对进化论的理解似是而非。新华网和凤凰网都转载了此文，见：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8-06/22/content_8415920.htm
http://news.ifeng.com/history/2/shidian/200806/0622_2666_610362.shtml

这样的文章对科普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不知道新语丝的各位有无兴趣批判一下该文以及类似的“伪”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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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去看了一下。该文声称：

“近日，《新科学家》杂志组织专家撰写了一组辨析演化论的文章。我们在《新科学家》系列文章的基础上，增损了一些相关案例，同时补充了许多中国学者的意见和观点。在本期《新知周刊》的文章中，你将获得上述问题的答案。这些答案或许会让你大吃一惊，或许会引发你的进一步思考，或许会让你对进化论有一个更新的认识。”

该文的一部分即是译自《新科学家》，一部分则是塞进了“许多中国学者”（其中包括中科院首席骂街研究员傅德志和胡扯流“著名科普作家”姬十三）的私货。翻译的部分既不忠实于原文，私货的部分又以胡扯居多，确实是不伦不类。文章甚长，我懒得细看，只举几个快速浏览时发现的例子。

“事实上，你一开始就可能因为‘进化’这个词的隐含意义而误解了它本身。达尔文最初创造它的时候，或许有意体现一种循序渐进、向前发展的隐含意义。而这个词的传播，也让很多人认为，进化纯粹是一种前进的表现，这个过程必然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然而现代生物学正逐渐改变这一认识。事实上，生物的‘进化过程’并不拥有明确的方向性，自然也不可能按照由低到高的序列逐次完成。因此，‘前进’的趋势在生物演化的过程中可能并不存在。出于这一原因，这个专题将主要使用‘演化’一词。”

这段就纯属胡扯。第一，“进化”（evolution）这个词并不是达尔文创造的，在达尔文之前早就被广泛使用了，达尔文本人反而不爱用，在《物种起源》的初版一次都没有用过，只在最后一句最后一个词用了其动词形式（evolved）。第二，在达尔文之前，有一些人（例如拉马克）已有“进化”的观念，但是他们的“进化”指的是从低级到高级的方向性过程，恰恰是达尔文改变了这种观念，认为进化并无方向性，无低级、高级之分。现代生物学的“进化”观念正是源自达尔文。

再来看一个乱译的例子。

“达尔文临终时宣布放弃演化论

如果爱因斯坦在临终时宣布放弃相对论，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宇宙会有什么不同吗？科学假设建立在事实基础上，而不是提出者的意愿上。”

这段译自《新科学家》的这一段：

“Darwin recanted on his deathbed

If Einstein had recanted his theories on his deathbed, would the universe be any different? Scientific hypotheses stand or fall on the evidence, not on the whims of their proposers. But for the record, this myth, popular among creationists, is not true.”

第一，有一个地方译错了，原文说的是“科学假说的成立与否根据的是证据，而不是其提出者的奇思异想”，即进化论不再只是个假说，已被证据证实，而按《新京报》的译法，让人误以为进化论至今还只是个科学假说。第二，漏掉了关键的一句：“这个在神创论者当中流行的传说并非事实。”《新京报》把这句删掉，难道是想让其读者误以为“达尔文临终时宣布放弃演化论”是事实吗？达尔文临终前是否放弃进化论，虽然与进化论是否成立无关，但与达尔文的人格很有关。如果有人造谣说《新京报》的编辑都在炼发楞功，难道《新京报》发个声明说“一份报纸办得好不好与编辑的专业素质有关，与他们炼什么功无关”就完了？

最后举一个国内“专家”乱塞进去的私货：

“周忠和指出，类似获得性遗传这一说法，至今学术界还有争议。达尔文曾在1868年提出泛生论，承认获得性遗传，但现代达尔文主义则否定了获得性遗传，‘不过最近又有研究人员提出获得性遗传这个说法也不错。’周忠和举例，比如父亲身体壮实，生下来的儿子通常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获得性遗传不只是被现代达尔文主义否定，而是被现代生物学所否定。这个“提出获得性遗传这个说法也不错”的研究人员是谁？莫非是研究“面对面”的朱海军？周研究员举的获得性遗传的例子，也太上不了台面了吧？“父亲身体壮实，生下来的儿子通常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就算真的存在这种现象，那也可能是因为有相似的基因（父亲把先天就有的“身体壮实”基因传给了儿子），也可能是有相似的生活环境，如何能够用来说明后天获得性遗传？难道通过后天的锻炼能够改变精子的基因？这样的现代生物学知识水平，连个高中生都不如，还好意思想要“让你对进化论有一个更新的认识”？这样的科普，还真会“让你大吃一惊”！

(XYS20080622)

被称为“学术打假第一人”、贵为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委员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造假成瘾，甚至敢造到新语丝头上。例如，在2005年11月21日，新语丝刊载“一心”《可笑人也，聂资鲁教授！》一文，杨玉圣次日偷偷拿了去登在其主持的“学术批评网”上，不仅把标题改为《反学术打假的好戏——评聂资鲁教授〈杨玉圣的所谓学术批评文章及我的答辩文章〉》》，还把署名改成“奕欣”，并声称是学术批评网首发。“一心”不得不发文抗议杨玉圣侵犯其著作权，参见“新语丝·立此存照·杨玉圣事件”中的《杨玉圣先生，请尊重本人的著作权》(XYS20051124)一文。

今天接到一名网友来函，告知新语丝6月18日登的李实《罗志田先生不宜评上文科杰出教授》一文，也在学术批评网上以“李施文”的名义发了，内容基本一致，并批评说“同样的内容，不同的署名，分别发在不同的网站，似乎不太好”。我赶紧去核实，才发现这位网友冤枉了李实了，原来杨玉圣又故伎重演侵犯他人著作权，偷新语丝的文章，改作者署名，手法与两年多以前用的一模一样：

一、把作者署名由明显的化名改成杨玉圣喜欢用的“假的真名字”（即看上去像是真名，其实是假名），但是与原署名谐音。所以上次把“一心”改成谐音的“奕欣”，这回则把“李实”改成谐音的“李施文”（即“李实文章”之意），而且为了表明名字的真实性以迷惑读者，还在作者后面注明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学院）”，这显然是根据文章内容猜测作者的单位。其实四川大学并无历史学院，而有历史文化学院。

二、把文章标题《罗志田先生不宜评上文科杰出教授》改成他喜欢用的长标题《罗志田同志不宜评上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的八大理由》，并对正文做了一些表述上的小改动，比如把原文中的“罗”基本都改成“罗志田同志”（大概是为了符合其提倡的“学术规范”），但是又改得不彻底，还是露了马脚：他虽然记得把标题中的“罗志田先生”改成“罗志田同志”，但是开头第一段的两处“罗志田先生”却忘了改，于是罗志田时而是“同志”，时而是“先生”，时而又是“同志”，称谓不一致。还有两个“罗”他又漏改成“罗志田同志”，大概改得眼花了。

三、我在登出前改了一些错别字和病句，这些只有我本人知道的改动都还在剽窃文中，但是，他为了掩饰剽窃而对原文做小改动时，却给新加了新的错别字，例如，他把原文“就包括应承担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改成“续承担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续”显然是“需”的错别字。他的许多改动都是剽窃者惯用的同义替换，例如把“以后”改成“之后”，“实在”改成“实在是”，“就包括应”改成“是应”之类。如果不是为了掩饰剽窃，去做这样的改动真是有毛病。

四、他给这篇文章写上写作日期“2008年6月18日”，又声称“学术批评网首发 2008年6月18日”，还要“（感谢李施文先生惠寄）”，好像李施文当天急急忙忙写完了就寄给他，他又急急忙忙在当天就登出了，效率不可谓不高。那个“写作日期”显然是杨玉圣从新语丝的发表日期推出来的，根本不是真正的写作日期：我在好几天前就已收到了这篇稿，只不过这几天版面都被与地震有关的文章给占了，所以一直拖到18日才登出。至于那个“学术批评网首发 2008年6月18日”当然也是捏造的，他只能是在19日从新语丝拿了去做了改动再登出的。他倒填发表日期，还让人以为是新语丝偷了他的呢。

新语丝登出的无数批评文章中，为什么杨玉圣如此青睐这一篇，不惜造假剽窃也要在其网站上登出呢？就像上次他偷一心的文章是因为一心批评的聂资鲁教授是杨玉圣的仇人，原来这一次也是因为杨玉圣与罗志田有仇。在2002年12月，罗志田曾经批评过有人盗用其名义给《社会科学报》等杨玉圣把持的报刊投稿。盗用他人名义投稿，本是杨玉圣的另一拿手好戏，新语丝也曾经多次揭露过。因此罗志田当时的批评正触着了杨玉圣的痛处。罗志田还曾经发表过《走火入魔的“学术打假”》，对杨玉圣的同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安年“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为此，学术批评网在2003年4月30日登出一篇攻击罗志田的长篇文章《走火入魔的“罗志田”和人鬼共舞的“罗厚立” 》，署名“罗中立”，那也是一个“假的真名字”。有了这段历史恩怨，杨玉圣一见新语丝网站登了批评罗志田的文章，怎能不当成宝贝，非偷了去不可呢？

杨玉圣提倡的“学术规范”，也就是盗用他人名义、侵犯他人著作权、剽窃他人文章。教育部让这种人负责“学风建设”，那才叫“走火入魔”、“人鬼共舞”。有杨玉圣在，“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应该改名“教育部学风破坏委员会”才名副其实，不知葛剑雄副主任以为然否？

附：新语丝李实和学术批评网“李施文”文章

罗志田先生不宜评上文科杰出教授

李实

近年来，四川大学开始评文科杰出教授，规定评上者在校内享受两院院士待遇。并已评出了两位。日前，四川大学又初评了两位，正在公示。其中一位是罗志田先生（他偶尔以罗厚立的名字发表文章）。我们认为，罗志田先生问题不少，不宜评上文科杰出教授。其理由如下：

一、2003年下半年罗调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在那里工作至今。五年来他未对川大做任何贡献，不是川大的教师。

二、1994年下半年至2003年上半年，罗在川大历史系任教。可在八年多的时间里，他从未给本科生上过课。却还在2000年左右被评为教育部系统全国优秀教师。可他又不到研究所工作，不评研究员；而要在系上当教授。实在名不副实。他到北大后不得不给本科生上课，按他自己的话说是“课业稍增”。其实不止是稍增，而是给本科生上课的课业从无到有。

三、罗没有获过省政府（直辖市政府）社科成果奖，教育部社科成果奖，国家社科成果奖（没有与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发明奖类似的奖，但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奖，国家图书奖，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等）。而正在评选的重点高校正高二级岗（俗称二级教授）的必要条件，就包括应获过省政府、教育部、国家社科成果一二等奖。杰出教授比二级教授高得多，但他却反而不具备这些必要条件。

四、罗没有承担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而正在评选的重点高校正高二级岗（俗称二级教授）的必要条件，就包括应承担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杰出教授比二级教授高得多，但他却反而不具备这些必要条件。

五、近年来，川大颁布了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期刊、A&HCI(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期刊目录，规定在上面发表论文，视同在国内权威期刊发表论文。其中历史/考古类有约200种，绝大多数是英文期刊。罗在美留学八年，至今才在英语期刊一共发了4篇论文，且没有一篇是发在SSCI/A&HCI期刊上。

六、罗的史学博士论文是《北伐战争与中美关系》（1994年通过，英语版，大意。因他从来不说他的博士生导师是谁和博士论文题目）。可既没有在美国出英语版，也没有在国内出中文版。他的著述不少，可绝大多数是论文集，和一本人物评传。没有一本代表性专著。

七、罗是治中国近现代史（1840-1949年）的史学家。但在历史学中，中国近现代史是比较好搞、不难，容易出成果的的一个二级学科。罗以前搞过中国古代史、世界近现代史，可都没有搞出名堂来。他偶尔也写点中国古代史的论文，可从未登上过这方面的重要期刊《中国史研究》、《文史》、《历史研究》中的中国古代史栏目。尽管他经常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三家权威或重要期刊发表中国近现代史的论文。

八、罗先生早就是博导了。文科中比博导还高的职衔有：长江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这三个职衔都是在全国评，至少在教育部系统评。罗当过一届（四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以后就被免职了。今天，上述三个职衔他连一个都没有。而上述三个职衔的得主其待遇都低于杰出教授。罗现在要一举超过他们，很不合适。

综上所论，罗志田先生不适合评文科杰出教授，不应该享受院士待遇，尽管只是在四川大学校内。

(XYS20080618)

李施文：罗志田同志不宜评上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的八大理由
时间:2008年6月18日 作者：李施文（四川大学历史学院） 来源:学术批评网

近年来，四川大学开始评“文科杰出教授”，并规定评上“文科杰出教授”者将在校内享受两院院士待遇（已评出了两位）。日前，四川大学又初评了两位，正在公示。其中一位是罗志田先生（他偶尔也以罗厚立的名字发表文章）。我们认为，罗志田先生断断不宜评上文科杰出教授。其理由如下：

第一，2003年年中，罗志田同志调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在那里工作至今。五年来，他从未对川大做什么贡献，不是川大的教师。他若够格评什么“文科杰出教授”，那么就应该在他目前供职的北大评（北大也评有类似的“文科杰出教授”）。怎么又跑到川大来评呢！

第二，1994年下半年至2003年上半年，罗志田同志在川大历史系任教。可在八年多的时间里，他从未给本科生上过课，居然还在2000年左右被评为教育部系统的“全国优秀教师”。其实，他充其量可评优秀研究生导师。他又不到研究所工作，不评研究员，却要在系上当教授，实在是名不副实。他到北大后，据说不得不给本科生上课，按他自己的话说是“课业稍增”。其实不止是稍增，而是给本科生上课的课业从无到有。

第三，罗志田同志没有获过省政府（直辖市政府）社科成果一二等奖、教育部社科成果一二等奖、国家社科成果一二等奖（没有与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发明奖类似的奖，但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奖、国家图书奖、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等）。而正在评选的重点高校正高二级岗（俗称二级教授）的必要条件（川大规定），是应获过省政府、教育部、国家社科成果一二等奖。“文科杰出教授”的要求，要远远比二级教授高得多，但他却不具备这些必要条件。

第四，罗志田同志没有承担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而正在评选的重点高校正高二级岗（俗称二级教授）的必要条件（同上），续承担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文科杰出教授”自然比二级教授高得多，但他反而不具备这些必要条件。

第五，近年来，川大颁布了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期刊、A&HCI(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期刊目录，规定在上面发表论文，视同在国内权威期刊发表论文。其中历史/考古类有约200 种，绝大多数是英文期刊。罗志田同志尽管在美国留学八年，但至今才在英语期刊一共发了4篇论文，而且没有一篇是发在SSCI/A&HCI期刊上。

第六，罗志田同志的史学博士论文大概是《北伐战争与中美关系》（1994年通过，英语版，大意。因他从来不说他的博士生导师是谁和博士论文题目）。但是，这篇论文既没有在美国出英语版，也没有在国内出中文版。他的著述不少，可绝大多数是个人论文集和一本人物评传。至今没有一本代表性专著。

第七，罗志田同志是治中国近现代史（1840-1949年）的，但众所周知，在历史学中，中国近现代史是比较好搞、而且是最容易出成果的的一个二级学科。罗以前搞过中国古代史、世界近现代史，可都没有搞出名堂来。他偶尔也写点中国古代史的论文，可从未登上过这方面的重要期刊（如《中国史研究》《文史》和《历史研究》中的中国古代史栏目），尽管他经常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这三家权威或重要期刊发表中国近现代史的论文。

第八，罗志田同志早就是博导了（1996年）。文科中比博导还高的职衔有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这三个职衔都是在全国评的（至少在教育部系统评）。罗志田同志据说当过一届（四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但之后就被免职了。今天，上述三个职衔，他连一个都没有。而上述三个职衔的得主的待遇都低于“文科杰出教授”（校内院士）。罗现在要一举超过他们，不太合适。

综上八大理由，罗志田同志实在是不够格、也绝对不适宜评上四川大学的“文科杰出教授”，更不应该现在就享受院士待遇（尽管只是在四川大学校内管用的“地方粮票”）。

2008年6月18日

（感谢李施文先生惠寄）

(XYS20080619)

有一个网友转来时评家连岳一篇文章，声称今天发生的岩手县地震，日本气象厅早在数月前就已发出了预报，与我所说的日本不做地震预测不符，要我给评论一下。这位时评家原来是给思春的少男少女们煮心灵鸡汤的，汶川地震后自己不知喝错了什么汤，对“地震预测术”春心荡漾，和“国宝”们眉来眼去，要一起问责地震局。我本以为只是因为他没有科学头脑，看了这篇文章，才发现他连语文头脑也没有。他所依据的《环球时报》明明说的是去年10月开始提供“紧急地震快报”（即启用地震预警系统），他能读成在当时就发出了这次地震的预报，这是什么样的阅读理解能力？

日本并无能力提前数个月预测某次大地震的发生，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个能力。但是日本在去年启用世界上第一个全国地震预警系统，从而有可能在地震在地下发生的瞬间，立即发出紧急地震快报。这套系统和地震预测毫无关系，也不是某些人理解的根据前震来预报主震（像传说中的海城地震预报），而是利用地震发生后不同地震波传播速度的差异产生的时间差而做出预警。

地震发生后，从地下震源发出两种地震波，纵波（P波）破坏性小，但是传播速度快，横波（S波）破坏性大，是造成地震灾害的主要因素，但是传播速度慢。地震预警系统就是利用二者的时间差，在地震仪测得先传到的纵波后，估计出该次地震的强度，赶在横波传到之前发出预警，这个时间差往往只有数秒种，不足以让人员疏散，但可以抢在地震波前头采取关闭燃气、停止发电、停运新干线等措施，避免次生灾害。

这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因此有很大的局限性：预警地区离震中越远则预警时间越长，但是离震中越远就越不需要预警，最需要预警的震中地区这套系统又起不了作用。在实际操作中还有其他问题。像《环球时报》所说的，前面几次都不成功，或者低估了震级而没有发出应该发出的快报（1月26日的石川地震），或者快报发得太慢（4月28日冲绳县宫古岛地震首次发布快报，但是在测得纵波约10秒种后才发布，比横波的到达慢了约5秒）。这次在测得纵波4秒后即发出紧急地震速报，算是成功了，但是在震中30-40公里的范围内的地区，都是在横波到达以后才发出的速报，灾害严重的地区基本上都没来得及防范，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不过，这是目前人类能想到的最好的地震预警方法。美国地质调查局目前也在加州测试类似的预警系统。

附：
预防灾难的成本有多高？

连岳

仅从这篇新闻来看，一是日本气象厅在做地震预报工作；二是地震预报是在数月前发出，期间日本社会并没有像我们的一些专家所言陷入混乱，“损失不亚于一次真正的地震”，灾难预防可以在社会正常运转下进行，当灾难真正来临之时，有准备，伤亡肯定会小得多，这是显然的。

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赵学亮报道 14日上午8点43分左右，日本东北部的岩手县和宫城县发生里氏7.0级地震，日本气象厅在此次地震的主震到来之前成功发布地震预测震级等预报。

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日本气象厅于去年10月1日面向普通市民通过电视等媒介提供“紧急地震快报”，根据观测到的地震初期微震预测主震的震级，然而在今年1月 26日的石川县地震中的预测震级低于实际震级，4月28日发生的冲绳县宫古岛地震和5月8日的关东地区地震中均慢于主震的到来，显示出了这一系统的局限性。

(XYS20080614)

《财经》实习记者 徐超《财经网》 　[2008-06-13]

与其说其成功在临震预报上，倒不如说其成功在良好的防震知识普及以及合理的传统建筑结构，或许再加上少数人的勇敢上

【《财经网》专稿/实习记者 徐超】在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除了唐山，还有一个城市的名字反复被媒体和公众提起，那就是海城。

1975年2月4日19时36分，辽宁省海城县（当时是鞍山市下面的一个县，现为县级市）发生7.3级地震。按照地震后到当地进行考察的时任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地震预测部门负责人巴里·瑞利(Barry Raleigh)估计，这样一次地震造成的伤亡“一般来说应超过10万”。而实际上，在海城地震中，直接和间接死于此次地震的总人数只有2041人。

正是由于此次防震减灾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在此后三十多年的时间内，“海城经验”几乎成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和衡量标尺。

然而，“海城经验”到底是什么？或许，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重现历史

衡量一次地震预报是否成功的标准，对政府官员和地震预报工作者来说，有很大区别。

在地震预报工作者看来，要验证地震前做出的长期预报、中期预报、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下称四阶段预报）是否与地震时间、震中和震级相符。同时，地震前和地震后都要验证为四阶段预报提供参考的微观异常和宏观异常，是否与真实情况相符。只有这些都符合或者说基本符合了，才能算成功。

而从政府官员的角度来说，死亡数字的多少，往往是衡量地震是否预报成功的关键因素，甚至说决定性因素。

若以后一个标准为依据的话，海城地震无疑是世界上至今惟一一次成功预报的大地震。当时，新华社的诸多报道以及当地政府提供的宣传材料，都证明了这一点。但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到底海城地震的预报过程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对于这个问题，由于保密原因造成当时诸多档案和文件都被尘封，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实际上一直没有答案。

2004年，加拿大地质调查局研究院王克林、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陈棋福、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士鋐和辽宁省地震局王安东开始收集资料、走访各方当事人，希望从学术角度来重现这段历史。

这一研究成果，最终以英文论文《Predicting the 1975 Haicheng Earthquake》（《预报1975年海城地震》）的形式，发表在2006年6月份出版的《美国地震学报》（《Bulletin of the Seism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上。

该论文作者之一、孙士鋐研究员对《财经》记者解释说，自1975年海城地震发生后，他一直搜集关于海城地震预报方面的资料。到了2004年，根据中国的保密法，许多当时的关键资料都已解密。

这些资料，大体被分为七类：1、国家或多省会议的总结材料和授权转发这些材料的政府文件；2、地震工作者给辽宁省政府的各类报告；3、省政府的通告； 4、地方政府的文件；5、高层政府官员的会议讲话或口头指示；6、地震办公室或地震观测台站的值班记录或记事本；7、其他文件。

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1966年至1969年，华北地区发生的三次6级以上地震引起了政府高层的重视，在周恩来总理的推动下，1970年，全国首次地震预报工作会议召开。

此后，1971年国家地震局正式成立。1972年冬，全国第一次地震形势会商会在山西临汾召开。全国地震形势会商会由国家地震局组织，一般每年组织一到两次，对全国或某些地区未来一两年的地震作出预报。当然，在特殊时期，比如此次汶川大地震之后（5月12日到6月11日），则提高到每天两次。

1974年6月7日到9日，国家地震局召开了地震形势会商会，地震预报区域主要集中在华北及渤海地区。在这次会议上，定出了华北、东北范围内有六个区域，在未来一两年内有发生较大地震的危险，其中包括后来被视为1975年海城地震“中期预报”的“渤海北部”。而实际上，也只有这一地区发生了破坏性地震，其余五个区域均没有地震发生，预报成功概率是16.7%。

不过，资料显示，即使这个1/6的中期预报成功率，也是有很大水分的。据《财经》了解，在原总结材料中，这一渤海北部区域指的是指金县-大连地区，距离海城震中实际上还有200公里的距离。

错进错出

在这次地震形势会商会结束后，当时作为国家地震局主管单位的中国科学院认为情况严重，于是把会议总结修改为报告，并上报到国务院。

1975年，正值文革晚期，那时人们的最高信条就是“要听毛主席和党的话”，而国务院则被老百姓视为“毛主席和党的代表”。“既然国务院把这当回事，那一定是件大事”，知情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文件本身重要的象征意义，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以独特的方式，客观上提高了民众的地震警觉性。

据悉，国务院在收到中科院报告14天后，就于6月29日以第69号文件的形式，向有关省份下发了这一内容。其中，就包括海城县所属的辽宁省革命委员会。

在这次会议上，被视为海城地震的“中期预报”是根据以下四个方面做出的（按重要性由强到弱排列）：1、小震活动频繁；2、海平面数据；3、地磁异常；4、水准变化异常。

但从事后的调查来看，小震活动频繁区域是指辽西傲汉旗的一个震群，现已归属内蒙古自治区，距离海城震中十分遥远。潮汐台记录的海平面明显变化的数据则被证明有误，在会商会结束后就很少再提到。地磁异常，在1974年6月便停止，与海城地震亦关系不大；至于水准变化异常，则明显没有考虑到附近纺织厂抽取地下水带来的误差。

不过，在会商会结束半年后，1974年12月，辽宁本溪发生了5.2级地震。作为69号文件发出后第一个较大地震，这次地震自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

辽宁省革委会于是要求省地震办每天汇报震情，并布置了一系列应急措施。不过，根据1975年1月份国家地震局的考察结论来看，这次地震是由水库引起的，属于人为地震/工程地震，与后来的海城地震实际上关系不大。

就在辽宁本溪地震次日，辽宁省革委会发布了由地震办起草的一个通报。这个通报根据辽宁本溪地震，提出了三个短期预报，但随后证实这三次预报都是误报。其中的第三个短期预报称，辽宁本溪地区将再次发生5级左右地震，时间是1975年1月5日前。

由于预报的地震发生地是同一个，作为当时辽宁省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以及沈阳军区政委的毛远新，下令组织震前演习。尽管这次预报后来被证实为误报，但演习和其他应急措施，客观上对一个多月之后的海城地震的抗震救灾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1975年1月13日，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在北京召开，顾浩鼎代表国家地震局沈阳大队在会上发言，他的发言被称为海城地震的“短期预报”。然而，全国会商会并没有完全认可这一预报，大会结论把顾浩鼎的“半年甚至一两个月内，会有6级地震”的估计，改为“一年内会有5至6级地震”。

根据中国的定义，这已经属于中期预报了。而在全国会商会结束后，辽宁省地震办则完全接受全国会商会的结论，没有坚持顾浩鼎的短期预报。

“以革命之名”

直到2月3日傍晚，营口-海城一带小震活动骤然增多，才引起了辽宁省地震办的高度警觉。至2月4日晨8时，当地已先后监测到200多次地震；其中最大的，是4日晨7时50分发生的4.7级地震。

而在另一个记录海城7.3地震前的地震表格中，《财经》记者注意到，自2月3日18时38分到2月4日17时39分，共发生地震33次；其中2级到2.9级地震9次，3级到3.9级地震8次，4级到4.9级地震2次。

辽宁省地震办主任朱凤鸣在2月4日零时30分向省政府提交的《地震情报》第14期中，明言“震级尚在不断加大”和“很可能后面有较大地震”，这些被宣布为海城地震的临震预报。

这份临震报告被称交给革委会副主任华文。华文要比朱鸣凤紧张得多，他立即要求后者“你们最好确定个地点，由我们通知有关县市到那里集合，立即研究防震措施和布置防震工作”。而实际上，据说在朱凤鸣那里，预计较大地震发生的时间尺度是一两个星期之内，而非“马上”。

但就是华文的行政决定，阴差阳错地实现了海城地震的省级预报。

当天11时，作为辽宁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的李伯秋将军，向下辖市、县发表了四点指示：把地震范围划清楚，包括确定震中多大；在地震中心划个戒备区，采取紧急措施，昼夜值班巡逻，不坚固的房子要借宿睡觉；市、县、公社在震中区要值班，坚守岗位，有情况及时报告，采取措施；工厂、矿山建筑物、水库、桥梁、坑口、高压线等要加强戒备，坚守岗位，专人看管，有情况要报告。

而实际上，由于2月3日傍晚至2月4日晨的频繁地震，一些山墙和烟囱已经倒塌。所以，一些公社和个人在没有收到上级要求的时候，已经自行疏散了。

2月4日晚上7点半左右，海城被七点三级强烈地震击中。钱钢在著名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中称，被地震袭击的六个市、十个县的震区范围内，城镇房屋毁坏五百零八万平方米，农村民房毁坏八十六点七万间，却仅有一千三百二十八人死亡，占全地区人口的万分之一点六。

造成海城地震伤亡人员较少的原因，据《财经》了解，除了政府官员行为构成的临震预报之外，或许还和另外两个个方面的原因有关：

首先，位于营口县附近石硼峪地震台，在海城地震前几年内，曾制作、散发十多万份地震知识宣传资料，并播放了一百多场地震教育电影和幻灯。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民众对于地震知识的启蒙。

其次，由于地震发生时间正值傍晚，再加上辽宁南部当时遍布木结构房屋，这些也都极大地降低地震造成的伤亡。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即使在没有组织疏散的地区，实际上死亡人数也很少。

在《预报1975年海城地震》结尾有一段这样的结论：

我们的调查结果基本上核实了美国代表团1976年访华时得知的海城地震大事记，但仍然有着重大差异。

第一，事情的发展并不符合理想的“长、中、短、临”四阶段预报模式，特别是个别学者提出了短期预报，官方并没有正式发布短期预报。第二，我们注意到美国代表团得知的故事中一些重大失实。例如，说省政府于1975年2月4日“得到该日将于海城附近发生强震的预报”与实情不符。第三，公布和告诉国际上的预报过程由于可以强调领导作用而偏离事实，有些细节或遭忽略或被夸张。第四，对国际上和公众做的报道，夸大了业余微观异常监测的重要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除了结果，海城地震并不是一次成功的预报。它在短期或者说临震预报方面，能够给我们留下的清晰的科学借鉴非常之少。或许，它更有价值的遗产恰恰在于，如何通过良好的抗震防灾教育以及合理的建筑，来最大程度地降低我们对临震预报的单一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