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童年

那年我外公去世了。父母考虑到我外婆还没有见过我，所以决定让妈妈带上我一起去奔丧。

一上火车，人山人海的，没有座位。有几位解放军叔叔学雷锋，专门占了几个位子等着让给老弱病残，看见我们母女，就让了一个位子。

那时我已经认识一些字了。小人书没得看，我认识的字大都来自似懂非懂的毛主席语录。什么吐故纳新，什么血液循环。。。背毛主席语录在是我的一种经常的表演。火车车厢里到处是语录，“斗私批修”啊，“狠斗私字一闪念”，“为人民服务”等等。一位解放军叔叔和我有点熟了，但不太相信我都认识那些语录，就指着“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说：如果你念给我听，我就把这本《毛主席语录》送给你。他拿出来的是一本当时最时髦的三合一还是四合一的语录，就是除了语录，还有老三篇和毛诗或最新最高指示的。平常认字在我是一种随时随刻的表演，但第一次面对物质诱惑，俺觉得他小瞧了我，于是坚决不念，越鼓动越坚决。搞得大家都很无趣。（这叫自由意志的价值高于毛泽东思想不？）

到了外婆家后一两天，舅舅也回来了。舅舅当时是个20几的小伙子，在青海地质队工作。舅舅身高近一米九，我感到自己太渺小了。晚上他把外衣脱了，小心翼翼地掀起他的毛衣，原来里面的毛背心上别满了像章！舅舅很大放，随我挑。我觉得好看些精致些的挑了十几个据为己有，真rich啊。当时舅舅应该还讲了一些一路上保卫像章、交换像章的故事，不过我只记得他的表情，不记得他说了什么。

后来好像是庆九大召开，院子里人人发了一个特大的像章，凭印象有12厘米直径吧。父亲把多年攒的像章装满了一个小铁盒（铁盒是装银耳用的，里外写满繁体字。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是银耳）。

一天中午，父亲下班回来，看见我振振有词：“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我父亲就逗我：“你要当什么派？” 我想了一会儿，认真回答：“口头革命派！”

2009年12月18日新语丝论坛

文革中的童年
那年我外公去世了。父母考虑到我外婆还没有见过我，所以决定让妈妈带上我一起去奔丧。
一上火车，人山人海的，没有座位。有几位解放军叔叔学雷锋，专门占了几个位子等着让给老弱病残，看见我们母女，就让了一个位子。
那时我已经认识一些字了。小人书没得看，我认识的字大都来自似懂非懂的毛主席语录。什么吐故纳新，什么血液循环。。。背毛主席语录在是我的一种经常的表演。火车车厢里到处是语录，“斗私批修”啊，“狠斗私字一闪念”，“为人民服务”等等。一位解放军叔叔和我有点熟了，但不太相信我都认识那些语录，就指着“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说：如果你念给我听，我就把这本《毛主席语录》送给你。他拿出来的是一本当时最时髦的三合一还是四合一的语录，就是除了语录，还有老三篇和毛诗或最新最高指示的。平常认字在我是一种随时随刻的表演，但第一次面对物质诱惑，俺觉得他小瞧了我，于是坚决不念，越鼓动越坚决。搞得大家都很无趣。（这叫自由意志的价值高于毛泽东思想不？）
到了外婆家后一两天，舅舅也回来了。舅舅当时是个20几的小伙子，在青海地质队工作。舅舅身高近一米九，我感到自己太渺小了。晚上他把外衣脱了，小心翼翼地掀起他的毛衣，原来里面的毛背心上别满了像章！舅舅很大放，随我挑。我觉得好看些精致些的挑了十几个据为己有，真rich啊。当时舅舅应该还讲了一些一路上保卫像章、交换像章的故事，不过我只记得他的表情，不记得他说了什么。
后来好像是庆九大召开，院子里人人发了一个特大的像章，凭印象有12厘米直径吧。父亲把多年攒的像章装满了一个小铁盒（铁盒是装银耳用的，里外写满繁体字。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是银耳）。
一天中午，父亲下班回来，看见我振振有词：“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我父亲就逗我：“你要当什么派？” 我想了一会儿，认真回答：“口头革命派！”
2009年12月18日新语丝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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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乐中变老

经常听人说，有时也自我打气说，要Aging Gracefully，但怎么做到这一点，却是需要不断地想也不一定都能想清楚的事。

首先，不健康很难快乐，不快乐就不可能优雅，所以健康是第一的。那么在健康的大前提下如何快乐呢？

我一贯认为让我比较快乐的终极追求是自由。但如何获得自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需要很多选择和权衡的事，所以每当我接触了比较快乐的老人后，就不由的琢磨他／或听他讲他快乐的原因，然后再反省，根据自己的水平改答案。最近因为种种原因，我比较集中地接触了一些受过较好教育的老人，于是有了一点新的心得，试着总结一二。

1。年轻时过得认真，有理想有追求有良心，会保护你的老年生活并给你带来安慰

一个过得用心的、比较高尚的人会吸引人品好的朋友，也会影响周围的人多体现自己高尚的一面。他的家人孩子一般受他教育和影响也会人品较好并会爱戴他。年老时，良好的名声、受朋友尊敬、受家人爱戴，无疑是生活的最好保证。每当你回忆起当年的种种义举壮举，也会十分快乐，内心得到安慰。

也许我可以还用我的一个亲戚做例子。吴是我的一个远亲，长我两辈。显然我有很多亲戚比他近得多，但很多亲戚我都忘记了却没忘他。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在我父亲眼里十分令人尊重，父亲每次去北京都会去看他。现在他已经去世了，最近我们还去看望了他96岁的夫人，这令她非常高兴。医护人员现在也会定期去看她，虽然原因复杂，但毕竟和吴生前的人品有很大关系。 顺便说一下，这位96岁的老人依然相当健康，思路清晰，记忆甚好。她不吃任何补品。

2。过简单的生活，但不能太穷

以前学生时代听老师说，读书一开始书很厚，慢慢把它吃透就读薄了。我把它推及生活，年轻时生活里要学着应付很多事，慢慢就可以丢弃一些你不想过的生活方式，丢弃一些繁文缛节，使生活得到了简化。如你有足够智慧，简化的生活也不会给自己造成什么失礼失节的麻烦，达到所谓随心所欲又不逾矩。这样做的好处是在年老体力不佳时，简化的生活让你更轻松，生活质量更好。

有时候生活简化要依靠金钱，比如请人帮你做家务，比如生病时买质量更好的医疗产品等等，所以钱可以很有用。年老时太穷有时会很艰苦。

当你到达所谓随心所欲又不逾矩的境界时，只要自己想得通，就不会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这算是得到一种心灵的自由。我认识的一位81岁的老人在79岁时娶妻生子。面对几十年的老朋友，他坦然请客收礼。你觉得他会在乎别人的眼光吗？

我的父母亲目前是这么简化日常生活的，记在这里以后做个参考： 中午吃米饭，炒菜量多一点。晚餐是很多种米（大米、小米、扁豆、薏米、玉米、红枣等）的粥，煮粥时上面把面食（买的）和中午的菜一起热一下 。晚上的粥吃一半，剩下一半第二天一早再用微波炉热一下配咸菜吃一顿，加上煮鸡蛋和酸奶。吃完午餐顺便把各种米泡上准备晚上煮。鸡蛋一次煮三四天的。

早晨六点起床做一些运动，早餐后买菜购物记账，读书聊天（父亲）／准备午餐（母亲），中午吃饭听《有报天天读》后午休，下午看报上网玩游戏，晚上看电视到近11点，记日记后休息。可以说生活很规律。

3。心胸开阔，看淡身外之物

一帮老人开班会，老班长耳背，答非所问，闹了许多笑话，大家一笑置之。但讨论到今后搞活动，大家说他打电话都听不懂，要换联系人，他还不太愿意。 我问“你们是毕业60年了改选班长吗？”，我旁边一位老先生很认真的说，“就是这个意思”。看样子改选还不一定顺利呢，呵呵。

另一个老人，一个成功的学者、双料院士，他的成功学教诲是：机会是要往后看的，而不是往前看。为什么呢？因为勤勤恳恳做好手头的事情，回头看就是抓住了上帝给你的机会；往前看，好高骛远，没有做好该做好的事，就是放弃了给你的机会。 他把学生们都顶上去做院长所长，做国家大项目负责人，自己问他们要点小钱做自己喜欢的项目，没有压力，自由自在，去年还得到外省的院士突出贡献奖。这样的生活显然更自由吧？（将相和补充说，人过半百以后，要做胜任有余的事情）

你们觉得现实生活中看得开的人多？还是看不开的人多呢？

4。保持生活情趣，活到老学到老

一位老人讲故事说自己退休后什么都学，美声美术英语电脑，五笔输入20万字。她的口号是100岁的境界，80岁的年龄，60岁的健康，20岁的激情，5岁的童心，真是非常难得。她的样子看上去很开心，但健康已不太好。

我想我以后应该过得比她生活质量更好吧？因为我自认为比她更理性更健康啊。

回顾一下眼下俺有什么需进步的地方，嗯，显然是生活不够规律。这点一直被认为影响健康，但俺好像一时还改不了。今天俺决定暂时放自己一码等50岁以后再改。

在快乐中变老
经常听人说，有时也自我打气说，要Aging Gracefully，但怎么做到这一点，却是需要不断地想也不一定都能想清楚的事。
首先，不健康很难快乐，不快乐就不可能优雅，所以健康是第一的。那么在健康的大前提下如何快乐呢？
我一贯认为让我比较快乐的终极追求是自由。但如何获得自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需要很多选择和权衡的事，所以每当我接触了比较快乐的老人后，就不由的琢磨他／或听他讲他快乐的原因，然后再反省，根据自己的水平改答案。最近因为种种原因，我比较集中地接触了一些受过较好教育的老人，于是有了一点新的心得，试着总结一二。
1。年轻时过得认真，有理想有追求有良心，会保护你的老年生活并给你带来安慰
一个过得用心的、比较高尚的人会吸引人品好的朋友，也会影响周围的人多体现自己高尚的一面。他的家人孩子一般受他教育和影响也会人品较好并会爱戴他。年老时，良好的名声、受朋友尊敬、受家人爱戴，无疑是生活的最好保证。每当你回忆起当年的种种义举壮举，也会十分快乐，内心得到安慰。
也许我可以还用我的一个亲戚做例子。吴是我的一个远亲，长我两辈。显然我有很多亲戚比他近得多，但很多亲戚我都忘记了却没忘他。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在我父亲眼里十分令人尊重，父亲每次去北京都会去看他。现在他已经去世了，最近我们还去看望了他96岁的夫人，这令她非常高兴。医护人员现在也会定期去看她，虽然原因复杂，但毕竟和吴生前的人品有很大关系。 顺便说一下，这位96岁的老人依然相当健康，思路清晰，记忆甚好。她不吃任何补品。
2。过简单的生活，但不能太穷
以前学生时代听老师说，读书一开始书很厚，慢慢把它吃透就读薄了。我把它推及生活，年轻时生活里要学着应付很多事，慢慢就可以丢弃一些你不想过的生活方式，丢弃一些繁文缛节，使生活得到了简化。如你有足够智慧，简化的生活也不会给自己造成什么失礼失节的麻烦，达到所谓随心所欲又不逾矩。这样做的好处是在年老体力不佳时，简化的生活让你更轻松，生活质量更好。
有时候生活简化要依靠金钱，比如请人帮你做家务，比如生病时买质量更好的医疗产品等等，所以钱可以很有用。年老时太穷有时会很艰苦。
当你到达所谓随心所欲又不逾矩的境界时，只要自己想得通，就不会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这算是得到一种心灵的自由。我认识的一位81岁的老人在79岁时娶妻生子。面对几十年的老朋友，他坦然请客收礼。你觉得他会在乎别人的眼光吗？
我的父母亲目前是这么简化日常生活的，记在这里以后做个参考： 中午吃米饭，炒菜量多一点。晚餐是很多种米（大米、小米、扁豆、薏米、玉米、红枣等）的粥，煮粥时上面把面食（买的）和中午的菜一起热一下 。晚上的粥吃一半，剩下一半第二天一早再用微波炉热一下配咸菜吃一顿，加上煮鸡蛋和酸奶。吃完午餐顺便把各种米泡上准备晚上煮。鸡蛋一次煮三四天的。
早晨六点起床做一些运动，早餐后买菜购物记账，读书聊天（父亲）／准备午餐（母亲），中午吃饭听《有报天天读》后午休，下午看报上网玩游戏，晚上看电视到近11点，记日记后休息。可以说生活很规律。
3。心胸开阔，看淡身外之物
一帮老人开班会，老班长耳背，答非所问，闹了许多笑话，大家一笑置之。但讨论到今后搞活动，大家说他打电话都听不懂，要换联系人，他还不太愿意。 我问“你们是毕业60年了改选班长吗？”，我旁边一位老先生很认真的说，“就是这个意思”。看样子改选还不一定顺利呢，呵呵。
另一个老人，一个成功的学者、双料院士，他的成功学教诲是：机会是要往后看的，而不是往前看。为什么呢？因为勤勤恳恳做好手头的事情，回头看就是抓住了上帝给你的机会；往前看，好高骛远，没有做好该做好的事，就是放弃了给你的机会。 他把学生们都顶上去做院长所长，做国家大项目负责人，自己问他们要点小钱做自己喜欢的项目，没有压力，自由自在，去年还得到外省的院士突出贡献奖。这样的生活显然更自由吧？（将相和补充说，人过半百以后，要做胜任有余的事情）
你们觉得现实生活中看得开的人多？还是看不开的人多呢？
4。保持生活情趣，活到老学到老
一位老人讲故事说自己退休后什么都学，美声美术英语电脑，五笔输入20万字。她的口号是100岁的境界，80岁的年龄，60岁的健康，20岁的激情，5岁的童心，真是非常难得。她的样子看上去很开心，但健康已不太好。
我想我以后应该过得比她生活质量更好吧？因为我自认为比她更理性更健康啊。
回顾一下眼下俺有什么需进步的地方，嗯，显然是生活不够规律。这点一直被认为影响健康，但俺好像一时还改不了。今天俺决定暂时放自己一码等50岁以后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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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的邻居

刘大奇和王光妮是我小时候的邻居，刘大奇在我眼里一直有一点传奇色彩，这里写一点回忆他的故事。

我家住的院子里的房子分三等，甲种宿舍、乙种宿舍和平房。两岁前，我家住甲种宿舍里差一点的一种楼房，三家合用厨房。在我两岁多的那个暑假，一天傍晚父母空前绝后地要带我去散步，让我颇意外，原来他们是去看新房子的。新房子离家不远，100米外而已，一楼东，两大南、一小北加一个厨房。一切都很好，只是上一户人家在厨房里烧柴，可以想象墙会多么黑。

几天后，我们搬进了新家，从此我们有了五家新的邻居。

刘大奇和王光妮的家就住在二楼西，面积更大一些，主人房多一个套间。我去过他家少数几次，只记得他家的浴缸是白色搪瓷的，比俺家水磨石的高级。刘大奇是院子里的老二，也是父亲的老领导。王光妮非常漂亮。他们有两女一子。

刘大奇年纪比父亲大不少。他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他父亲是东北人，在北京西单附近行（中）医。毕业后正值抗战，受共产党的派遣，在石友三的部队工作，石友三反共后撤出。石友三后来成了汉奸，1940年被部下活埋。

1946年左右刘大奇在吉林通化的宣传部（？）工作，兼任某中学校长。王光妮是这间中学的学生，两人就结婚了。我不确切知道两人的年龄，可以想象相差15岁左右。他们的三个孩子，按照刘大奇共产党要做人民公仆的想法，取了同意的名字。

解放后刘大奇命运比较坎坷。

1950年他去上海招聘高级知识分子来T大学工作，路上不小心把公款丢了。他当时没有声张，而是问自己的父亲要钱补上了。这件事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受到党内的批评审查。

1952年T大学在S市的几个系搬了校区，也并了大系，我父亲毕业后就分配在这个系工作，刘大奇任系主任。55年院系调整，成立M大学，他成为筹委会副主任，第一副主任是毛泽飞。毛泽飞是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后来在M大学正式成立后毛泽飞是老大，刘大奇老二。

1957年毛泽飞将刘大奇上报右派。

第一次省委不批，但毛泽飞仍将刘大奇按右派对待，所以刘大奇在57年后就无法工作了，连粮食定量都减了；

第二次再报，省委仍不批；

第三次再报时（每次报都有新材料，希望打成反党集团和宗派小集团），已是1962年。省委派工作组（部教育司司长和另一大学的校长为工作组组长）拿着省委不同意将刘大奇划右派的决定来学校贯彻执行，同时调查学校的工作；这时也是学校一位管后勤的科长因为没给毛泽飞安排好车，被他骂到跳井（没死）后不久。大家反映强烈，最后毛泽飞被撤了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两年，干部级别降两级，下放到基层去劳动锻炼。这样刘大奇1962年恢复了工作，主持教学。

我变成他家邻居后不久，文革就开始了，刘大奇再次受到冲击。当时还有学生跑到已调离千里之外的毛泽飞处调查情况，毛泽飞也想翻案就跑回学校报复。那时我还小，听姐姐说一次刘大奇被打到很惨，被人扔在一楼门洞，还不让他的家人下来扶他回家。那时院子到处是漫画和“打倒”，我看着刘大奇长得和刘少奇还真有几分像，至少他们的鼻子都挺大的。

大概在1968年学校成立刘大奇专案组再次为刘大奇的右派问题做调查，当时的组长支持毛泽飞的看法。到了1969年，许多人的工作开始得以恢复，那个组长不肯改变又结不了案，革委会的学生就要当时没事干的父亲加入专案组结案。在仔细阅读了所有材料之后，父亲得出了刘大奇不是右派的结论，这个结论也得到了专案组里工宣队代表的支持。这样父亲在革委会上和后来的全校大会上为刘大奇的右派问题做了总结性报告，使他获得了“解放”。（这里放个插曲，当时父亲的记忆极好，对很多资料的细节如数家珍，在做报告时旁引佐证十分自如，让一些人大为惊讶，可能也为父亲带来些威慑力。比如某个人在报告后第一时间气势汹汹来质问父亲，“你为什么说我说过刘大奇如何如何。。。”，父亲随手翻出他自己写的材料递给他“你是这么说的，我讲错了吗？”，那人看完脸都憋红了也没说出反驳的话，只好退下去了。以后再也无人质疑。）后来，刘大奇就调去附近城市的另一个大学当副院长了，我也就无法再见到他了。

我大学期间某人去世了，刘大奇来参加追悼会，会后不见了踪影。他的司机只好通知了当时他在医学院将毕业的儿子，儿子就跑到他父亲的老朋友老邻居家里来找，这是我多年后又一次见到他的家人。那天也有点戏剧性。他敲门进来，我认得出他（他长得很帅，像妈妈），但不记得他的名字。但父亲却能脱口叫出他的名字，而且说“你们三个的名字有意思，我都记得”，让他意外高兴，所以一老一少相谈甚欢。

大概是1985年春节，刘大奇已退下来了，夫妻俩来家里串门。老人讲了一些文革期间他如何在门锁里藏粮票的故事。老人谈笑风生，看上去很年轻很健康的样子，令我印象深刻。他们走了之后，父亲就提到了当年王光妮到他们办公室来，搞到小年轻们说不出话的事。这故事一讲，使她两年前从JFF那里赢得了王光妮的名字。

今天我从父亲那里知道，刘大奇已在2005年去世。

我小时候的邻居
刘大奇和王光妮是我小时候的邻居，刘大奇在我眼里一直有一点传奇色彩，这里写一点回忆他的故事。
我家住的院子里的房子分三等，甲种宿舍、乙种宿舍和平房。两岁前，我家住甲种宿舍里差一点的一种楼房，三家合用厨房。在我两岁多的那个暑假，一天傍晚父母空前绝后地要带我去散步，让我颇意外，原来他们是去看新房子的。新房子离家不远，100米外而已，一楼东，两大南、一小北加一个厨房。一切都很好，只是上一户人家在厨房里烧柴，可以想象墙会多么黑。
几天后，我们搬进了新家，从此我们有了五家新的邻居。
刘大奇和王光妮的家就住在二楼西，面积更大一些，主人房多一个套间。我去过他家少数几次，只记得他家的浴缸是白色搪瓷的，比俺家水磨石的高级。刘大奇是院子里的老二，也是父亲的老领导。王光妮非常漂亮。他们有两女一子。
刘大奇年纪比父亲大不少。他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他父亲是东北人，在北京西单附近行（中）医。毕业后正值抗战，受共产党的派遣，在石友三的部队工作，石友三反共后撤出。石友三后来成了汉奸，1940年被部下活埋。
1946年左右刘大奇在吉林通化的宣传部（？）工作，兼任某中学校长。王光妮是这间中学的学生，两人就结婚了。我不确切知道两人的年龄，可以想象相差15岁左右。他们的三个孩子，按照刘大奇共产党要做人民公仆的想法，取了同意的名字。
解放后刘大奇命运比较坎坷。
1950年他去上海招聘高级知识分子来T大学工作，路上不小心把公款丢了。他当时没有声张，而是问自己的父亲要钱补上了。这件事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受到党内的批评审查。
1952年T大学在S市的几个系搬了校区，也并了大系，我父亲毕业后就分配在这个系工作，刘大奇任系主任。55年院系调整，成立M大学，他成为筹委会副主任，第一副主任是毛泽飞。毛泽飞是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后来在M大学正式成立后毛泽飞是老大，刘大奇老二。
1957年毛泽飞将刘大奇上报右派。
第一次省委不批，但毛泽飞仍将刘大奇按右派对待，所以刘大奇在57年后就无法工作了，连粮食定量都减了；
第二次再报，省委仍不批；
第三次再报时（每次报都有新材料，希望打成反党集团和宗派小集团），已是1962年。省委派工作组（部教育司司长和另一大学的校长为工作组组长）拿着省委不同意将刘大奇划右派的决定来学校贯彻执行，同时调查学校的工作；这时也是学校一位管后勤的科长因为没给毛泽飞安排好车，被他骂到跳井（没死）后不久。大家反映强烈，最后毛泽飞被撤了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两年，干部级别降两级，下放到基层去劳动锻炼。这样刘大奇1962年恢复了工作，主持教学。
我变成他家邻居后不久，文革就开始了，刘大奇再次受到冲击。当时还有学生跑到已调离千里之外的毛泽飞处调查情况，毛泽飞也想翻案就跑回学校报复。那时我还小，听姐姐说一次刘大奇被打到很惨，被人扔在一楼门洞，还不让他的家人下来扶他回家。那时院子到处是漫画和“打倒”，我看着刘大奇长得和刘少奇还真有几分像，至少他们的鼻子都挺大的。
大概在1968年学校成立刘大奇专案组再次为刘大奇的右派问题做调查，当时的组长支持毛泽飞的看法。到了1969年，许多人的工作开始得以恢复，那个组长不肯改变又结不了案，革委会的学生就要当时没事干的父亲加入专案组结案。在仔细阅读了所有材料之后，父亲得出了刘大奇不是右派的结论，这个结论也得到了专案组里工宣队代表的支持。这样父亲在革委会上和后来的全校大会上为刘大奇的右派问题做了总结性报告，使他获得了“解放”。（这里放个插曲，当时父亲的记忆极好，对很多资料的细节如数家珍，在做报告时旁引佐证十分自如，让一些人大为惊讶，可能也为父亲带来些威慑力。比如某个人在报告后第一时间气势汹汹来质问父亲，“你为什么说我说过刘大奇如何如何。。。”，父亲随手翻出他自己写的材料递给他“你是这么说的，我讲错了吗？”，那人看完脸都憋红了也没说出反驳的话，只好退下去了。以后再也无人质疑。）后来，刘大奇就调去附近城市的另一个大学当副院长了，我也就无法再见到他了。
我大学期间某人去世了，刘大奇来参加追悼会，会后不见了踪影。他的司机只好通知了当时他在医学院将毕业的儿子，儿子就跑到他父亲的老朋友老邻居家里来找，这是我多年后又一次见到他的家人。那天也有点戏剧性。他敲门进来，我认得出他（他长得很帅，像妈妈），但不记得他的名字。但父亲却能脱口叫出他的名字，而且说“你们三个的名字有意思，我都记得”，让他意外高兴，所以一老一少相谈甚欢。
大概是1985年春节，刘大奇已退下来了，夫妻俩来家里串门。老人讲了一些文革期间他如何在门锁里藏粮票的故事。老人谈笑风生，看上去很年轻很健康的样子，令我印象深刻。他们走了之后，父亲就提到了当年王光妮到他们办公室来，搞到小年轻们说不出话的事。这故事一讲，使她两年前从JFF那里赢得了王光妮的名字。
今天我从父亲那里知道，刘大奇已在2005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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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做面包

自从去年买了个奢侈的炉子，就觉得不学会做面包对不起花的钱。妙的是湘女也开始在坛子里讲发面做包子，激发了俺做面食的兴趣。

1。发面经验之谈

面包品种太多不说了，就谈一点发面吧。一句话，太容易了。

半杯牛奶，微波炉加热15秒。感觉一下在40多度就行了，太热了就冷一会儿，太多了就喝几口。

加一点糖，加一点干酵母。一点是多少？没量过，大概半茶匙吧。搅合，放一边几分钟。

大碗放入干面粉，我一般做300－400克。加入牛奶酵母液，揉至光滑。做面包的面团不可太干，必要时加入适量的温水。

准备一杯水，在微波炉里加热至很烫（一两分钟）。把放了面团的碗放入微波炉，旁边放着热水杯。这是为了给面团一个温暖潮湿的小环境。等面团发两三倍大。

拿出发好的面团，揉小（挤出气），整形（看你要做成啥样的），放入烤盘二次发酵至2倍大就可以烤了。以上两次发酵大概会花你半天时间，一起床就和面，中午来的及吃。

下面是俺做的不算太成功的面包，但俺对自己要求低，觉得过得去。

第一次学做（向日葵籽）酸面包，样子还过得去吧？坦白地说酸度不够。（酸面包发酵不同，等更有经验了再谈）

另一种是俺自由发挥的酒泡cranberry的面包，黄油多了一点，太软了没了样子，但味道还是不错的，算是按德国的某种圣诞节面包做的。

2。几个不错的链接

http://blog.sina.com.cn/junsmore ［慢慢补充］

做了几个花卷和枣糕

学做面包
自从去年买了个奢侈的炉子，就觉得不学会做面包对不起花的钱。妙的是湘女也开始在坛子里讲发面做包子，激发了俺做面食的兴趣。
1。发面经验之谈
面包品种太多不说了，就谈一点发面吧。一句话，太容易了。
半杯牛奶，微波炉加热15秒。感觉一下在40多度就行了，太热了就冷一会儿，太多了就喝几口。
加一点糖，加一点干酵母。一点是多少？没量过，大概半茶匙吧。搅合，放一边几分钟。
大碗放入干面粉，我一般做300－400克。加入牛奶酵母液，揉至光滑。做面包的面团不可太干，必要时加入适量的温水。
准备一杯水，在微波炉里加热至很烫（一两分钟）。把放了面团的碗放入微波炉，旁边放着热水杯。这是为了给面团一个温暖潮湿的小环境。等面团发两三倍大。
拿出发好的面团，揉小（挤出气），整形（看你要做成啥样的），放入烤盘二次发酵至2倍大就可以烤了。以上两次发酵大概会花你半天时间，一起床就和面，中午来的及吃。
下面是俺做的不算太成功的面包，但俺对自己要求低，觉得过得去。
第一次学做（向日葵籽）酸面包，样子还过得去吧？坦白地说酸度不够。（酸面包发酵不同，等更有经验了再谈）
另一种是俺自由发挥的酒泡cranberry的面包，黄油多了一点，太软了没了样子，但味道还是不错的，算是按德国的某种圣诞节面包做的。
 

2。几个不错的链接
http://blog.sina.com.cn/junsmore ［慢慢补充］
做了几个花卷和枣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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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故事（西北篇）

我几乎没有在乡下住的经历。除了旅游和学习以外，仅在乡下住过两次，一次是1970年在西北黄土高原的边上住了两个多月，另一次是80年代在江南老家。

我从小生活在城市里，院子里的大人哪里来的都有，大家都讲普通话。在1970年那次下乡前，我对乡下生活一无所知，也没听过方言。

那次下乡的直接原因是林彪的一号战备命令。动员准备工作应该是1969年12 月开始的，院子里的人十有八九都要下去。父亲上街买了许多本来用不到的东西：每人一件蓝色绒领的大衣，五六十厘米直径的水缸，还有大锅什么的。元旦一过，大家就下去了。大卡车来拉我们那天，我很及时地生病了，所以父亲就带着一家先走而把我留下了，好在母亲单位不用下乡。

母亲上班的地方比较远，中午回不来，于是白天我被寄存在邻居家。邻居朱妈妈是一个寡妇，烈士家属，一儿一女在上中学／或下乡。她的公公曾是院领导，这时也已去世，埋在本市烈士陵园。大家都下乡了，院子里变得异常安静，我也没有任何玩伴可找，只好每天在朱家看看小人书，看看朱妈妈纳鞋底做衣服打发时间。

过了两个星期左右，父亲回来接我了。他先带着我去中药店买明矾，解释说乡下的水需要沉淀。回来的路上我们没做公交车，因为去乡下的车不能开到村里，要走六七里，父亲怕我走不动，要我预演一下。我对下乡很兴奋，当然表现特好，让他放心。

到了乡下那天，下了车果然走了很久。终于走到村口，村口第一家院子地势高，养着全村第一厉害的狗。再走进来，父亲指着远远的在门口有一颗“树中树”的院子说，我们就住那里。进了院子，我一看奶奶正在房东家里擀面条呢。很快我们就吃饭了，好奇怪，才下午4点多嘛。原来我们是入乡随俗每天改吃两顿了。第二天一早，大家刚刚在朦朦胧胧中起床，我就开始叫肚子痛，又说那痛法从未有过。父亲奶奶都很紧张，不知我得了什么怪病，最后终于搞明白了，原来我饿了。从此我早餐就要吃两个馒头了。

当地人的作息时间是这样的：7点不到就起床上工，九点多下工，回家吃早餐。大概10点多再上工至3点左右，约四点吃第二餐，六七点天就黑了，大家就洗洗睡了。冬天很冷，但我们因为有一次把蓆子烤煳的经历，没敢再烧炕，入睡比较难。通常睡前父亲会打开俺家那个有短波的东方红牌收音机听一会新闻。

我们院子里的格局是这样的：入了院门，左边是茅坑，秫秸秆堆等，右边是羊圈。再进来，左边的偏房就是我们的住所，再向里就是一左一右两家房东了。我们的房子是一个套间，外加一个厨房。厨房用风箱鼓风烧麦秸和玉米秸，我们还有一个带来的煤油炉。房东是兄弟俩。哥哥住左边这家，是个小学老师，我们叫他张老师。张师母是个小脚，会剪非常漂亮的窗花。他们有一女（容）一儿。张老师的弟弟弟媳一家没那么体面，弟媳为人粗鲁，三个女儿川草、霞，还有一个更小的忘了名字。两家关系紧张，两妯娌不串门。

当地吃水困难，几个窖的窖水轮流用。窖水不是地下水，而是地面水汇集的，所以比较脏。我们每天一般只取一铁桶水，我们几个孩子轮流抬回来，别人是用扁担一次担两桶。水是不能多取的，大家都自觉。这样的用水量，我们每天就只能用它做饭饮用。洗脸我和姐姐共用一盆底水，洗衣洗澡都谈不到了。我们每天用掸子使劲拍衣服，让它少点土，脏慢一点。中间母亲来过一次，给我们带来干净衣服，带走了脏的。头发自然是两个多月没洗。

我本来在城里刚开始上了不到4个月小学就停了课，这会儿和张老师说说就上了二年级。小学是一个旧庙改造的，只有三个班，一四年级一个班，二三年级一个班，五六年级一个班。桌子和板凳都是厚木板架在垒起来的土坯上。我和一个漂亮小姑娘同桌，她比我大两岁，但也不比我高，说话声音很轻，但我听得懂。张老师就教这个班。

容要出嫁了，她17岁，长得很漂亮。一天准新郎来串门，一路来全村都在门口看。小伙子穿了一件宝蓝色的对襟棉袄，脖子上还包了一条新的白毛巾，很精神。容在院子里不肯进屋，我就和她聊天。她告诉我初几不能动刀、初几不能扫地等等。

过年了，张师母做了很多花馍，有鱼（鱼鳍是分开做的）、老虎、小人（小人的裙子上用篦子压了花边），还染了色。馍是用高精面粉做的，雪白，据说可以放一两个月。到了初二，各家就拎着花馍等宝贝去串门了。张师母也教我和姐姐剪剪纸，我们以前所谓剪纸其实是用小刀刻纸，但张师母确实是用剪刀剪的。她家的炕非常暖和，铺着炕席摞着被子，大家围坐在炕上剪剪纸是一个很大的享受。

春节过后，容出嫁了。张老师请了村里人来吃了一顿流水席。其实算不得席，因为只摆了一张方桌，就在我家和他家之间的棚子下，大家站着吃了面条。俺爹代表俺们城里人吃了一碗。

这个村的二队住着俺们院的头牌英语老师陈老师和女儿圆圆。陈老师长得像《乡村女教师》里的谢尔盖，女儿也特好看。一天大人在他家学习，奶奶让我和姐姐为某事叫父亲回家。陈老师房东家的狗是俺村第二厉害的，我们去时可能就有些胆战，姐姐一推院门，发现狗没栓，她怪叫一声撒腿就跑。我在她身后啥也没看见，被她搞糊涂了，也跟着她瞎跑，就被狗追上来比较温柔地咬了一口，隔着棉裤，破了一点点皮。从此俺对狗的态度就有点像老虎对黔驴了。

有一次，院里派人给我们送了些药，是牛痘疫苗，谁也不会打，也没有针筒。陈老师可能是得了太太的熏陶，发明了以下接种法：用酒精消毒上手臂皮肤，用酒精消毒过的缝衣针在皮肤上划一个十字，有一点破渗出血就好了。一个细玻璃管（不知原来干啥的），吸出一点疫苗，吹在皮肤破口处，等干。这次接种似乎与任何正规的接种效果无异，反正俺胳膊上至今有个记号。

再再后来俺们就回城了。俺的馒头量也恢复一个。

陈老师回来的晚一些，在乡下待到五月左右。他们回来后，我看到圆圆的手臂上有许多抓痕，跳蚤咬得太厉害了。后来我就成了陈老师家的常客，好像他的另一个女儿似的。他从我初三起就常帮我补补英语，我也和陈师母学做菜，帮圆圆转学等等。现在我回国还会去看他。

乡下故事（西北篇）
我几乎没有在乡下住的经历。除了旅游和学习以外，仅在乡下住过两次，一次是1970年在西北黄土高原的边上住了两个多月，另一次是80年代在江南老家。
我从小生活在城市里，院子里的大人哪里来的都有，大家都讲普通话。在1970年那次下乡前，我对乡下生活一无所知，也没听过方言。
那次下乡的直接原因是林彪的一号战备命令。动员准备工作应该是1969年12 月开始的，院子里的人十有八九都要下去。父亲上街买了许多本来用不到的东西：每人一件蓝色绒领的大衣，五六十厘米直径的水缸，还有大锅什么的。元旦一过，大家就下去了。大卡车来拉我们那天，我很及时地生病了，所以父亲就带着一家先走而把我留下了，好在母亲单位不用下乡。
母亲上班的地方比较远，中午回不来，于是白天我被寄存在邻居家。邻居朱妈妈是一个寡妇，烈士家属，一儿一女在上中学／或下乡。她的公公曾是院领导，这时也已去世，埋在本市烈士陵园。大家都下乡了，院子里变得异常安静，我也没有任何玩伴可找，只好每天在朱家看看小人书，看看朱妈妈纳鞋底做衣服打发时间。
过了两个星期左右，父亲回来接我了。他先带着我去中药店买明矾，解释说乡下的水需要沉淀。回来的路上我们没做公交车，因为去乡下的车不能开到村里，要走六七里，父亲怕我走不动，要我预演一下。我对下乡很兴奋，当然表现特好，让他放心。
到了乡下那天，下了车果然走了很久。终于走到村口，村口第一家院子地势高，养着全村第一厉害的狗。再走进来，父亲指着远远的在门口有一颗“树中树”的院子说，我们就住那里。进了院子，我一看奶奶正在房东家里擀面条呢。很快我们就吃饭了，好奇怪，才下午4点多嘛。原来我们是入乡随俗每天改吃两顿了。第二天一早，大家刚刚在朦朦胧胧中起床，我就开始叫肚子痛，又说那痛法从未有过。父亲奶奶都很紧张，不知我得了什么怪病，最后终于搞明白了，原来我饿了。从此我早餐就要吃两个馒头了。
当地人的作息时间是这样的：7点不到就起床上工，九点多下工，回家吃早餐。大概10点多再上工至3点左右，约四点吃第二餐，六七点天就黑了，大家就洗洗睡了。冬天很冷，但我们因为有一次把蓆子烤煳的经历，没敢再烧炕，入睡比较难。通常睡前父亲会打开俺家那个有短波的东方红牌收音机听一会新闻。
我们院子里的格局是这样的：入了院门，左边是茅坑，秫秸秆堆等，右边是羊圈。再进来，左边的偏房就是我们的住所，再向里就是一左一右两家房东了。我们的房子是一个套间，外加一个厨房。厨房用风箱鼓风烧麦秸和玉米秸，我们还有一个带来的煤油炉。房东是兄弟俩。哥哥住左边这家，是个小学老师，我们叫他张老师。张师母是个小脚，会剪非常漂亮的窗花。他们有一女（容）一儿。张老师的弟弟弟媳一家没那么体面，弟媳为人粗鲁，三个女儿川草、霞，还有一个更小的忘了名字。两家关系紧张，两妯娌不串门。
当地吃水困难，几个窖的窖水轮流用。窖水不是地下水，而是地面水汇集的，所以比较脏。我们每天一般只取一铁桶水，我们几个孩子轮流抬回来，别人是用扁担一次担两桶。水是不能多取的，大家都自觉。这样的用水量，我们每天就只能用它做饭饮用。洗脸我和姐姐共用一盆底水，洗衣洗澡都谈不到了。我们每天用掸子使劲拍衣服，让它少点土，脏慢一点。中间母亲来过一次，给我们带来干净衣服，带走了脏的。头发自然是两个多月没洗。
我本来在城里刚开始上了不到4个月小学就停了课，这会儿和张老师说说就上了二年级。小学是一个旧庙改造的，只有三个班，一四年级一个班，二三年级一个班，五六年级一个班。桌子和板凳都是厚木板架在垒起来的土坯上。我和一个漂亮小姑娘同桌，她比我大两岁，但也不比我高，说话声音很轻，但我听得懂。张老师就教这个班。
容要出嫁了，她17岁，长得很漂亮。一天准新郎来串门，一路来全村都在门口看。小伙子穿了一件宝蓝色的对襟棉袄，脖子上还包了一条新的白毛巾，很精神。容在院子里不肯进屋，我就和她聊天。她告诉我初几不能动刀、初几不能扫地等等。
过年了，张师母做了很多花馍，有鱼（鱼鳍是分开做的）、老虎、小人（小人的裙子上用篦子压了花边），还染了色。馍是用高精面粉做的，雪白，据说可以放一两个月。到了初二，各家就拎着花馍等宝贝去串门了。张师母也教我和姐姐剪剪纸，我们以前所谓剪纸其实是用小刀刻纸，但张师母确实是用剪刀剪的。她家的炕非常暖和，铺着炕席摞着被子，大家围坐在炕上剪剪纸是一个很大的享受。
春节过后，容出嫁了。张老师请了村里人来吃了一顿流水席。其实算不得席，因为只摆了一张方桌，就在我家和他家之间的棚子下，大家站着吃了面条。俺爹代表俺们城里人吃了一碗。
这个村的二队住着俺们院的头牌英语老师陈老师和女儿圆圆。陈老师长得像《乡村女教师》里的谢尔盖，女儿也特好看。一天大人在他家学习，奶奶让我和姐姐为某事叫父亲回家。陈老师房东家的狗是俺村第二厉害的，我们去时可能就有些胆战，姐姐一推院门，发现狗没栓，她怪叫一声撒腿就跑。我在她身后啥也没看见，被她搞糊涂了，也跟着她瞎跑，就被狗追上来比较温柔地咬了一口，隔着棉裤，破了一点点皮。从此俺对狗的态度就有点像老虎对黔驴了。
有一次，院里派人给我们送了些药，是牛痘疫苗，谁也不会打，也没有针筒。陈老师可能是得了太太的熏陶，发明了以下接种法：用酒精消毒上手臂皮肤，用酒精消毒过的缝衣针在皮肤上划一个十字，有一点破渗出血就好了。一个细玻璃管（不知原来干啥的），吸出一点疫苗，吹在皮肤破口处，等干。这次接种似乎与任何正规的接种效果无异，反正俺胳膊上至今有个记号。
再再后来俺们就回城了。俺的馒头量也恢复一个。
陈老师回来的晚一些，在乡下待到五月左右。他们回来后，我看到圆圆的手臂上有许多抓痕，跳蚤咬得太厉害了。后来我就成了陈老师家的常客，好像他的另一个女儿似的。他从我初三起就常帮我补补英语，我也和陈师母学做菜，帮圆圆转学等等。现在我回国还会去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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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在和家里的通话中，得知我的一位祖父辈的亲戚去世了，他就是搞航空的吴大观。

我已多年未见过他，但仍然不禁把过去在他家里玩的情景一一回想。

当时我在坛里回忆说：“我不是他的后人，但从小家里没亲戚可串门，所以自他搬来我挺兴奋。

记得有一年过春节和父亲去看他，发现他家的茶几上除了水仙，竟然有两杯芹菜。你们知道那种特大的 芹菜，把外面的叶杆都扒掉后，剩下的根仍很粗大。他们留下少量的芯，把根泡在水里，竟然长得颇水灵的，成了两棵盆景。爷爷奶奶颇得意自己的作品，讲给我听时开心得像小孩子。我回到家，立刻照做了两棵，但就是没有他们的长得好。

过了几年他们又搬走了，我就又没了亲戚的感觉。

现在我是花圈上一个名字。”

到了6月底，我在坛中被突然告知吴大观成了党中央在七一期间号召党员学习的榜样，派了30几人的记者团去他生前工作过的单位采访。一时报道很多。

他在我的记忆里是一位高大、魁梧、温和、宽容的人，不太健谈。后来报上宣传的他的事迹，我只知道很少的一部分。

后来，我找到了他生前写的回忆录。

《吴大观自传》

目录

第一章　我要上航空系
第二章　赴美培训，榜上有名
第三章　聂荣臻说，“你是大有作为的”
第四章　 “一定要想方法搞出自己的飞机和发动机来”
第五章　“文化大革命”十年
第六章　“你们中国人还想要连苹果树都买走”
第七章　感悟人生
结束语

2009年3月在和家里的通话中，得知我的一位祖父辈的亲戚去世了，他就是搞航空的吴大观。
我已多年未见过他，但仍然不禁把过去在他家里玩的情景一一回想。
当时我在坛里回忆说：“我不是他的后人，但从小家里没亲戚可串门，所以自他搬来我挺兴奋。
记得有一年过春节和父亲去看他，发现他家的茶几上除了水仙，竟然有两杯芹菜。你们知道那种特大的 芹菜，把外面的叶杆都扒掉后，剩下的根仍很粗大。他们留下少量的芯，把根泡在水里，竟然长得颇水灵的，成了两棵盆景。爷爷奶奶颇得意自己的作品，讲给我听时开心得像小孩子。我回到家，立刻照做了两棵，但就是没有他们的长得好。
过了几年他们又搬走了，我就又没了亲戚的感觉。
现在我是花圈上一个名字。”
到了6月底，我在坛中被突然告知吴大观成了党中央在七一期间号召党员学习的榜样，派了30几人的记者团去他生前工作过的单位采访。一时报道很多。
他在我的记忆里是一位高大、魁梧、温和、宽容的人，不太健谈。后来报上宣传的他的事迹，我只知道很少的一部分。
后来，我找到了他生前写的回忆录。
《吴大观自传》
目录
第一章　我要上航空系 第二章　赴美培训，榜上有名 第三章　聂荣臻说，“你是大有作为的” 第四章　 “一定要想方法搞出自己的飞机和发动机来” 第五章　“文化大革命”十年 第六章　“你们中国人还想要连苹果树都买走” 第七章　感悟人生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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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感悟人生

“我们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我们这一代人只能够过艰苦生活，为什么？虽然共产党来解放了苦难的中国人民，但离国家富强还很遥远。只有我们过艰苦的生活，我们的后代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自己的想法，也可以说是自己的信仰。

做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这一代注定是要吃苦受难的。我的家庭出身，我小的时候接受的教育，我年轻的时候看到雨果的书，受到的那些影响，我接触到的那些人——我舅舅一家，我在扬州中学、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包括后来在大定工厂接触到的人……他们都对我有着影响。而这些影响综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我的这样一种生活态度。说大一点，就是我的人生观、价值观。 这些东西有那么神秘吗？我觉得没有。因为当你把这些想法真正变成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生活、工作和做人的原则以后，一切都很自然了。

我舅舅是旧社会的地主，但他有自己的生活信念。他们一家人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一生不做坑蒙拐骗、伤天害理的事。他教育自己的家人，规规矩矩做人——“传家有道唯忠厚，处世无奇但率真。”在我的眼里，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要求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的。 我的表哥中有三位上了大学，他们都是很清醒地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在他们的一生中，把握住了自己的人生原则。虽然过得清苦，但他们活得充实、愉快。

在学校里，尤其在大学里，我的老师们不仅教给我们知识，更教我们如何做人。他们不是用空洞的教条、教义来教育我们，而是用自己的行动感动、感化着我们。 西南联大的教授至少有一半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他们完全可以留在国外，过舒适的教授生活。在国外的大学里，他们学习的成绩都是很优秀的。这样的人才，国外 的知识界、教育界和科学研究机构都是很欢迎，甚至是很迫切地需要他们的。但他们都是学成以后立即回国。可以说是义无返顾地回到自己苦难的祖国，投身于抗日救国、航空救国、科技救国、工业救国的奋斗者的事业中。在昆明，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他们的生活几乎和我们这些穷学生一样，衣着俭朴、清贫如洗，但他们仍坚持着，一直到抗战胜利。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

在贵州大定，中国的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工厂，数百人的小厂，建厂之初，便集中了8位在国外取得博士、硕士学位的留学生。在选址时，总工程师李耀滋深入到大定这个不毛之地，找到了乌鸦洞，是为了躲避日本鬼子对昆明的狂轰烂炸。那样的艰苦没有让这些人退却，相反，他们坚持下来，在这里造出了中国航空工业的第一台发动机。

我们的祖国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我在美国、欧洲都有过学习、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我能够体会到，国家贫弱，人民就会被看不起，就会受到歧视。我想，在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心里，想到的也应该是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用自己学到的知识、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强大。所以，他们选择了吃苦和奉献。 在旧社会，我们受到孙中山的影 响，受过“三民主义”的教育。孙中山讲过一句话，我很受教育，就是“我们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这句话深深地记在我的脑子里面。从那时候起，我就选择了 “爱国要救国，要读书，要做大事，要为人民做事情，不做大官”的人生道路。 对国民党的那些当权者、那些一心只想做大官的人，我有自己的认识。 他们的腐败使全国的老百姓失去对他们的信任。连我舅妈这样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都能深恶痛绝地说出“为官不仁、为官必贪”的警句。可见，这些官僚是多么不得人心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1948年，我有幸在同学、同事的帮助下，开始接触到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开始接受党的教育，开始认识到什么是 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国民党为什么腐败？而共产党的光明在哪里？认识逐步提高，最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 入党以前，在石家庄的时候，组织上首先给我一本《毛泽东选集》，不是后来的《毛泽东选集》，是老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字很大而且很不清楚。同时，还发给我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认真地学习了。我感觉到，共产党对党员的要求是和自己的人生追求完全一致的。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 党员的修养》中讲到： “共产主义世界好不好呢?大家知道，那是很好的。在那种世界里，没有剥削者、压迫者，没有地主、资本家，没有帝国主义和 法西斯等，也没有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没有剥削制度造成的黑暗、愚昧、落后等。在那种社会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有高度的蓬蓬勃勃的发展，能够满足所有 社会成员的各方面的需要。那时，人类都成为有高等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的、大公无私的、聪明的共产主义劳动者，人类彼此充满了互相帮助、互相亲爱，没有尔虞 我诈、互相损害、互相残杀和战争等不合理的事情。那种社会，当然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最美丽的、最进步的社会。谁能够说这样的社会不好呢?那末，这样好的 共产主义社会是否能够实现呢?我们说，是能够实现的，是必然实现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已经作了无可怀疑的科学的说明。 一方面，我们要了解：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共产主义要最后地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要解放全人类，要把人类社会推进到空前未有的、无限光明 的、无限美妙的幸福境地。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了解：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艰难的事业，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曲折的斗争，才能战胜最强大的敌人， 战胜一切剥削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还要长期地耐心地进行社会经济的改造和思想文化的改造，才能肃清剥削阶级在人民中的一切影响和传统习惯等，并且建立新 的社会经济制度、新的共产主义的文化和社会道德。” 这些话把我对社会的认识、对新社会的向往说得更加透彻。 后来见到了聂帅和一批共产党的干部，看到他们的作风跟国民党的作风、美国军人的作风完全不一样，他们就是为了群众、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人的言行把孙中山先生的教诲提到了更高的水平。所以，我更加坚定自己永远要跟着共产党，坚信只有共产党能够把中国带向繁荣富强和美好的未来，也更加明确了一生尽最大努力为国家和人民做好自己力所 能及的工作的信念。

人贵有自知之明

一个人对自己应该是最了解的。自己这一生能够做什么？ 我出身贫寒，童年体弱多病。我自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天分很高的人，我的脑子并不很聪明。让我搞学术钻研，在科学理论方面创新、突破，我自己觉得脑子跟不上。钱学森 这样的大科学家，现在还可以把昆明大观楼的长联背下来，这是了不起的；还有我在西南联大的老师梁守槃，他是我国巡航导弹的泰斗。在我的师长、同学、同事中，这样的人不算少，我是无法与他们比的。就因为这样，在我的一生中，从来不敢“翘尾巴”，时刻提醒自己，要虚心向同志们学习。

虽然自己不是什么天才，但我能够分析一些问题。我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些科研管理方面的工作，我还可以对实际问题作一点分析。这是可以在后天通过努力办到的。所以，在 1956年，我选择了去科研第一线、去基层。这一去，在沈阳干了22年。全身心投入到具体技术工作中，我感到了最大的快乐。

勤能补拙，回想自己的一生，如果说做了一些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工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毅力。 我原来是吸烟的。那是在到美国学习的途中，在一个美军基地， 看到别人买烟吸，我也买了一包，是骆驼牌，很便宜。到“文化大革命”时，我吸烟吸得很厉害，造反派批斗我的那段时间，是我最困惑、最痛苦的时候，每天要抽 一包烟。“文化大革命”后期，自己恢复工作以后，一次几位同志在一起谈话，有一位同志出于关心，说：“吴所长，你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体，吸烟对身体不好，应 该戒掉。”我当即表示：“你说得对，我一定戒。”当时大家还以为我只是说说。有一位同志开玩笑地说，如果你说到做到，我每年送你一只烤鸭作为奖励；但你要是做不到，那就要送我一台电视机作为惩罚。我不假思索，马上同意。从那以后，我一次也没有犯戒，就此把多年的吸烟嗜好戒掉了。几十年过去了，虽然自己一次 也没有吃上那位同志的烤鸭，但自己戒了烟，也考验了自己的毅力。 在吸烟这样的小事上是这样，在工作和生活中自己也是如此。 所以我要说，天才人物在我们的社会上、在生活中毕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大多数可能是与我一样天资平平的人。但我想说的是，虽然在学校里你的考试成绩始终是中等， 虽然你在很多方面比不上自己身边的同学、同事，但只要努力、有毅力，“滴水穿石、锲而不舍”，你也一样会有所作为。

“你是个被 人称作幸福的人吗？”

在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中有这样一段话： “你是个被人称作幸福的人吗？好吧，可你没有一天不是忧心 忡忡的。每天都有大的烦恼或小的操心。昨天你曾为一个亲人的健康发抖，今天你又为自己的健康担忧，明天将是银钱方面的麻烦，后天又将受到一个诽谤者的抨 击，大后天，一个朋友的坏消息；随后又是天气问题，又是什么东西砸破了，丢失了，又是遇到一件什么开心事，但心里不安或使脊梁骨也不好受了；另一次又是什么公事进展问题。还不去算内心的种种痛苦，没完没了，散了一片乌云，又来一片乌云。一百天里难得有一天是充满欢乐和阳光的。还说什么你是属于这少数享福人里的！至于其余的人，他们却老待在那种终年不亮的沉沉黑夜里。有思想的人很少用这样的短语：幸福的人和不幸的人。这个世界显然是另一个世界的前厅，这儿没有幸福的人。

人类的真正区分是这样的：光明中人和黑暗中人。 减少黑暗中人的人数，增加光明中人的人数，这就是目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大声疾呼：教育！科学！学会读书，便是点燃火炬，每个字的每个音节都发射火星。” 怎样做人？我认为，人如果不受教育是野蛮的，是什么坏 事都可能做出的。 我的身体原来比较弱，受过伤。在上小学的时候，腿就不好，是寒腿，天一凉就酸痛。还有是“痄腮”，每年都要犯那么一两次。那时家境贫寒，没有钱治病，是用土方医治。就是舅舅店铺里的帐房先生用墨汁在我红肿的腮帮子上画一画，如果化脓了，就用纸捻穿进去，把脓血带出来。在这样的 环境下，我的身体很弱，脑子也受到影响，经常会出现手脑不一的现象，就是脑子里想着要写的东西，到了手底下写的不是自己想要写的，而自己浑然不知。我在学 校里的考试成绩上不去，原因就在这里，常常是写错字、丢字。还是在美国学习的时候，在宾夕法尼亚的威廉斯堡市的莱康明航空发动机厂，在那里我考出了自己一 生中最高的一个考试分数——94分。 但是，不管存在什么样的困难，学习是最重要的。我的天分不是很高，但后天的勤奋可以弥补先天的不足。我记 住两句话——“笨鸟先飞”、“勤能补拙”。 很多人练气功，我没有那套功。但是我有个想法和感受，如果你专心学习，好好地念书，这就是一种气 功。什么意思呢？当我坐在办公室的时候，我考虑的是我的发动机的问题，考虑我的发动机的强度问题、叶片问题，怎样提高强度？怎样搞设计？脑子里想的非常专 一。曾经有位老画家说，画画对身体有好处，为什么呢？就是心情开朗、思想专一。搞音乐的，写字作画的都是这样。我说念书也有这个作用，专注在你的书本上， 想它、钻它，这样一来脑子里面就没有怪的念头、私心杂念，的确对身体有好处。人是吃五谷杂粮的，都有七情六欲，什么时候没有烦恼？什么时候没有私心杂念？ 当有私心杂念的时候，要排除这些私心杂念。我的方法就是找一本书，看看技术方面的问题，或者看看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邓小平理论？你钻进去，好好学一 段，就把那个私心杂念忘了，心情开朗，精神就好多了。 学习可以成为激发你向上的动力。

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 “Life is to give not to take” “Life is to give not to take”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这是雨果作品中的话，我记住了，也在自己的一生中努力去实践了。 我在1955年就拿273元工资，那时侯普通 工人的工资就二三十元，一个普通车间主任就拿六七十元，后来到一百多元。那时我在沈阳410厂，莫文祥同志是厂长，我是一名室主任——发动机设计室室主 任，他的工资跟我不一样，他拿不到二百元。我觉得不对，就打报告说，这样不行，我工资太高，是不是把我的工资减一减，要不然我就脱离群众了。我对组织讲， 你们不能让我脱离群众，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啊！但是厂里不同意，他们说，老吴，你把工作做好就行。减工资？没有这个规定。 后来六院成 立，1961年，组建第二研究所。我又向六院王振乾政委打报告，要求减工资。他说，你呀，还是努力工作。他送了一本新的《毛泽东选集》精装本给我，说： “你好好学习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好工作，工资不能减。”当时我总感觉这是个问题，在群众当中你做了多少工作？你为什么拿那么高的工资？我心里始终很不安。 1963年，越南战争暴发，就是美帝国主义进入越南。我想这回机会到了，那一年，我从我一年的工资里拿出1200元钱，通过邮局寄到北京的越南大使馆， 我就说我抗美援越，他们回复说这很好。可是一年以后，到了1964年，越南战争不打了。那我怎么办？我就每个月拿到钱以后，取出100元作为党费上缴组 织，就这样一直交了下去。到了“文化大革命”，我进“牛棚”了，只拿生活费，没有工资，当然就没有办法交了。后来我解放了，出了“牛棚”，那是1970 年，组织上把被封存的我的工资还给我，当时补给我几千元。之后，我又按一月一百元交党费了。 我有两个想法，一个是我应该感谢党，我应该对党多 做一点工作，我享受的待遇已经够高了。我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0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1年被评为航空航天部有 突出贡献老专家，那都是很高的荣誉。我凭什么得到那么高的荣誉？我扪心自问：“你做了多少工作？到现在发动机还拖着飞机的后腿！你这一生怎么做的呢？”盛 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我一定要交这个党费。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国家穷啊！我自己是从旧中国过来的，过惯了穷日子，现在过得清贫一点，但内心挺舒服、挺 高兴。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最近报纸还有报道，如何解决贫困地区的温饱问题？现在我们还有几千万人口没有脱贫。还有西部的开发建设，所有这些都是需要钱的。我想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要响应党的号召，节约、节省，我们国家还不富裕。既然你是名中国人，你就要分担中国社会的责任，我是这个想法。 也有人说我是傻瓜，我说我不是傻瓜。我既然是这么过来的人，就应该这样做，这样做一点不过分。我从1964年开始多交党费，中间也是有波折的，但最终我 还是认为应该这么做，不是我故意要搞什么。同时我的家庭、我的爱人都很理解我，很支持我。 有一段话，就是“知足常乐、自得其乐、助人为乐、为 善最乐”，四个“乐”。这是顾诵芬同志的父亲顾廷龙老先生在世的时候写下来的。他老人家是我国的大学者，书法也非常好，他的这些话对我教育很大，愿意和大家共勉。

附媒体报道： 全国政协委员、航空航天工业部高级研究员吴大观，同夫人华国一道，亲自送来了二千元的捐款。作为一名 政协委员，吴大观曾在政协会议上多次提案，希望国家狠抓国民教育，增加教育经费，挽救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和青少年。但是，根据中国国情，想要全部由国家来 解决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难了。 吴大观欣慰地对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说：“‘希望工程’独辟蹊径，走的是另一条路。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百人、 千人、万人……大家都来关心那些失学的孩子，就将产生一种了不得的力量。年青人，感谢你们，你们正在做的是一件关系到民族未来的前程的事业。” 吴大观到北京工作以后，仍过着俭朴的生活，每年继续多缴4000~5000元党费。近几年他的工资增加了。为了救济农村贫困地区失学儿童，他向“希望工 程”捐款６０００元，表示他对失学儿童的一片爱心。当“希望工程”工作人员给他摄像时，他仍然穿着平日那件穿了20多年的旧衣裳。 他向大学、中学 母校捐款等，总数超过10万元。

结 束 语

有同志为我从互联网上下载了这样的文字，“给战机一颗‘中国心’的吴大观。”“经60年的苦苦追寻，他终于圆了一个祖国强大的梦，但是在航空发动机的发展上他还有太多未了的心愿。”我不知道这些话出自那一位作者的手笔，但他确实说出了 我的心里话，我感谢他们为我用了这样美好的语言。给中国的战机装上“中国心”——先进的航空发动机的是奋战在祖国航空工业战线上的广大员工，我只不过是他 们中间的一个老兵。

曹操曾经写下这样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在我这个中国老航空人的 心中，为中国制造的飞机装上中国制造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心脏”——航空发动机，是我最大的心愿！ 虽然自己年纪已经大了，但“长江后浪推 前浪，世上新人超旧人”，在当前一派大好形势下，我相信，年轻的一代一定能够做出更大的成绩，实现我的这个心愿！

第七章 感悟人生
“我们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我们这一代人只能够过艰苦生活，为什么？虽然共产党来解放了苦难的中国人民，但离国家富强还很遥远。只有我们过艰苦的生活，我们的后代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自己的想法，也可以说是自己的信仰。
做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这一代注定是要吃苦受难的。我的家庭出身，我小的时候接受的教育，我年轻的时候看到雨果的书，受到的那些影响，我接触到的那些人——我舅舅一家，我在扬州中学、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包括后来在大定工厂接触到的人……他们都对我有着影响。而这些影响综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我的这样一种生活态度。说大一点，就是我的人生观、价值观。 这些东西有那么神秘吗？我觉得没有。因为当你把这些想法真正变成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生活、工作和做人的原则以后，一切都很自然了。
我舅舅是旧社会的地主，但他有自己的生活信念。他们一家人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一生不做坑蒙拐骗、伤天害理的事。他教育自己的家人，规规矩矩做人——“传家有道唯忠厚，处世无奇但率真。”在我的眼里，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要求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的。 我的表哥中有三位上了大学，他们都是很清醒地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在他们的一生中，把握住了自己的人生原则。虽然过得清苦，但他们活得充实、愉快。
在学校里，尤其在大学里，我的老师们不仅教给我们知识，更教我们如何做人。他们不是用空洞的教条、教义来教育我们，而是用自己的行动感动、感化着我们。 西南联大的教授至少有一半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他们完全可以留在国外，过舒适的教授生活。在国外的大学里，他们学习的成绩都是很优秀的。这样的人才，国外 的知识界、教育界和科学研究机构都是很欢迎，甚至是很迫切地需要他们的。但他们都是学成以后立即回国。可以说是义无返顾地回到自己苦难的祖国，投身于抗日救国、航空救国、科技救国、工业救国的奋斗者的事业中。在昆明，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他们的生活几乎和我们这些穷学生一样，衣着俭朴、清贫如洗，但他们仍坚持着，一直到抗战胜利。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
在贵州大定，中国的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工厂，数百人的小厂，建厂之初，便集中了8位在国外取得博士、硕士学位的留学生。在选址时，总工程师李耀滋深入到大定这个不毛之地，找到了乌鸦洞，是为了躲避日本鬼子对昆明的狂轰烂炸。那样的艰苦没有让这些人退却，相反，他们坚持下来，在这里造出了中国航空工业的第一台发动机。
我们的祖国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我在美国、欧洲都有过学习、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我能够体会到，国家贫弱，人民就会被看不起，就会受到歧视。我想，在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心里，想到的也应该是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用自己学到的知识、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强大。所以，他们选择了吃苦和奉献。 在旧社会，我们受到孙中山的影 响，受过“三民主义”的教育。孙中山讲过一句话，我很受教育，就是“我们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这句话深深地记在我的脑子里面。从那时候起，我就选择了 “爱国要救国，要读书，要做大事，要为人民做事情，不做大官”的人生道路。 对国民党的那些当权者、那些一心只想做大官的人，我有自己的认识。 他们的腐败使全国的老百姓失去对他们的信任。连我舅妈这样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都能深恶痛绝地说出“为官不仁、为官必贪”的警句。可见，这些官僚是多么不得人心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1948年，我有幸在同学、同事的帮助下，开始接触到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开始接受党的教育，开始认识到什么是 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国民党为什么腐败？而共产党的光明在哪里？认识逐步提高，最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 入党以前，在石家庄的时候，组织上首先给我一本《毛泽东选集》，不是后来的《毛泽东选集》，是老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字很大而且很不清楚。同时，还发给我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认真地学习了。我感觉到，共产党对党员的要求是和自己的人生追求完全一致的。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 党员的修养》中讲到： “共产主义世界好不好呢?大家知道，那是很好的。在那种世界里，没有剥削者、压迫者，没有地主、资本家，没有帝国主义和 法西斯等，也没有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没有剥削制度造成的黑暗、愚昧、落后等。在那种社会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有高度的蓬蓬勃勃的发展，能够满足所有 社会成员的各方面的需要。那时，人类都成为有高等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的、大公无私的、聪明的共产主义劳动者，人类彼此充满了互相帮助、互相亲爱，没有尔虞 我诈、互相损害、互相残杀和战争等不合理的事情。那种社会，当然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最美丽的、最进步的社会。谁能够说这样的社会不好呢?那末，这样好的 共产主义社会是否能够实现呢?我们说，是能够实现的，是必然实现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已经作了无可怀疑的科学的说明。 一方面，我们要了解：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共产主义要最后地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要解放全人类，要把人类社会推进到空前未有的、无限光明 的、无限美妙的幸福境地。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了解：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艰难的事业，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曲折的斗争，才能战胜最强大的敌人， 战胜一切剥削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还要长期地耐心地进行社会经济的改造和思想文化的改造，才能肃清剥削阶级在人民中的一切影响和传统习惯等，并且建立新 的社会经济制度、新的共产主义的文化和社会道德。” 这些话把我对社会的认识、对新社会的向往说得更加透彻。 后来见到了聂帅和一批共产党的干部，看到他们的作风跟国民党的作风、美国军人的作风完全不一样，他们就是为了群众、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人的言行把孙中山先生的教诲提到了更高的水平。所以，我更加坚定自己永远要跟着共产党，坚信只有共产党能够把中国带向繁荣富强和美好的未来，也更加明确了一生尽最大努力为国家和人民做好自己力所 能及的工作的信念。
人贵有自知之明
一个人对自己应该是最了解的。自己这一生能够做什么？ 我出身贫寒，童年体弱多病。我自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天分很高的人，我的脑子并不很聪明。让我搞学术钻研，在科学理论方面创新、突破，我自己觉得脑子跟不上。钱学森 这样的大科学家，现在还可以把昆明大观楼的长联背下来，这是了不起的；还有我在西南联大的老师梁守槃，他是我国巡航导弹的泰斗。在我的师长、同学、同事中，这样的人不算少，我是无法与他们比的。就因为这样，在我的一生中，从来不敢“翘尾巴”，时刻提醒自己，要虚心向同志们学习。
虽然自己不是什么天才，但我能够分析一些问题。我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些科研管理方面的工作，我还可以对实际问题作一点分析。这是可以在后天通过努力办到的。所以，在 1956年，我选择了去科研第一线、去基层。这一去，在沈阳干了22年。全身心投入到具体技术工作中，我感到了最大的快乐。
勤能补拙，回想自己的一生，如果说做了一些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工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毅力。 我原来是吸烟的。那是在到美国学习的途中，在一个美军基地， 看到别人买烟吸，我也买了一包，是骆驼牌，很便宜。到“文化大革命”时，我吸烟吸得很厉害，造反派批斗我的那段时间，是我最困惑、最痛苦的时候，每天要抽 一包烟。“文化大革命”后期，自己恢复工作以后，一次几位同志在一起谈话，有一位同志出于关心，说：“吴所长，你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体，吸烟对身体不好，应 该戒掉。”我当即表示：“你说得对，我一定戒。”当时大家还以为我只是说说。有一位同志开玩笑地说，如果你说到做到，我每年送你一只烤鸭作为奖励；但你要是做不到，那就要送我一台电视机作为惩罚。我不假思索，马上同意。从那以后，我一次也没有犯戒，就此把多年的吸烟嗜好戒掉了。几十年过去了，虽然自己一次 也没有吃上那位同志的烤鸭，但自己戒了烟，也考验了自己的毅力。 在吸烟这样的小事上是这样，在工作和生活中自己也是如此。 所以我要说，天才人物在我们的社会上、在生活中毕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大多数可能是与我一样天资平平的人。但我想说的是，虽然在学校里你的考试成绩始终是中等， 虽然你在很多方面比不上自己身边的同学、同事，但只要努力、有毅力，“滴水穿石、锲而不舍”，你也一样会有所作为。
“你是个被 人称作幸福的人吗？”
在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中有这样一段话： “你是个被人称作幸福的人吗？好吧，可你没有一天不是忧心 忡忡的。每天都有大的烦恼或小的操心。昨天你曾为一个亲人的健康发抖，今天你又为自己的健康担忧，明天将是银钱方面的麻烦，后天又将受到一个诽谤者的抨 击，大后天，一个朋友的坏消息；随后又是天气问题，又是什么东西砸破了，丢失了，又是遇到一件什么开心事，但心里不安或使脊梁骨也不好受了；另一次又是什么公事进展问题。还不去算内心的种种痛苦，没完没了，散了一片乌云，又来一片乌云。一百天里难得有一天是充满欢乐和阳光的。还说什么你是属于这少数享福人里的！至于其余的人，他们却老待在那种终年不亮的沉沉黑夜里。有思想的人很少用这样的短语：幸福的人和不幸的人。这个世界显然是另一个世界的前厅，这儿没有幸福的人。
人类的真正区分是这样的：光明中人和黑暗中人。 减少黑暗中人的人数，增加光明中人的人数，这就是目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大声疾呼：教育！科学！学会读书，便是点燃火炬，每个字的每个音节都发射火星。” 怎样做人？我认为，人如果不受教育是野蛮的，是什么坏 事都可能做出的。 我的身体原来比较弱，受过伤。在上小学的时候，腿就不好，是寒腿，天一凉就酸痛。还有是“痄腮”，每年都要犯那么一两次。那时家境贫寒，没有钱治病，是用土方医治。就是舅舅店铺里的帐房先生用墨汁在我红肿的腮帮子上画一画，如果化脓了，就用纸捻穿进去，把脓血带出来。在这样的 环境下，我的身体很弱，脑子也受到影响，经常会出现手脑不一的现象，就是脑子里想着要写的东西，到了手底下写的不是自己想要写的，而自己浑然不知。我在学 校里的考试成绩上不去，原因就在这里，常常是写错字、丢字。还是在美国学习的时候，在宾夕法尼亚的威廉斯堡市的莱康明航空发动机厂，在那里我考出了自己一 生中最高的一个考试分数——94分。 但是，不管存在什么样的困难，学习是最重要的。我的天分不是很高，但后天的勤奋可以弥补先天的不足。我记 住两句话——“笨鸟先飞”、“勤能补拙”。 很多人练气功，我没有那套功。但是我有个想法和感受，如果你专心学习，好好地念书，这就是一种气 功。什么意思呢？当我坐在办公室的时候，我考虑的是我的发动机的问题，考虑我的发动机的强度问题、叶片问题，怎样提高强度？怎样搞设计？脑子里想的非常专 一。曾经有位老画家说，画画对身体有好处，为什么呢？就是心情开朗、思想专一。搞音乐的，写字作画的都是这样。我说念书也有这个作用，专注在你的书本上， 想它、钻它，这样一来脑子里面就没有怪的念头、私心杂念，的确对身体有好处。人是吃五谷杂粮的，都有七情六欲，什么时候没有烦恼？什么时候没有私心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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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你们中国人还想要连苹果树都买走”

离开606所

下面我要说说“厂所结合”对我的影响，我为什么会离开606 所？
1976年，已经到了“文化大革命”末期，派性比较少了。但就是在那个时候，8月份的一个晚上，所里的五六个工人到我家里说，在111厂 的42车间有我们四十几台机床，这个车间是606所早先在410厂里作试验建起的，怕搞“厂所结合”，机床被410厂没收，所以他们很不放心，要搬回所里 去。
这中间还有一个情节。我在410厂兼职的时候，在那个大楼里坐了好几年，两边奔跑，忙得喘不过气来。1973年，部里来了一个文件说，为 了加强606所试制加工力量，要给606所建一个试制车间，这个车间建在哪里？怎么建？要两个单位（厂、所）的党委研究，提出意见。那时，我的这一票是很 关键的，因为毕竟是负责技术工作。究竟是建在410好，还是建在606所好？这里有问题了。我是从大局出发来考虑的，一个加工车间不可能孤立，要有材料供 应、热表处理、锻铸、工具车间的支持。放在所里，要建起这样一大套是很费劲的；放在工厂里，“厂所结合”嘛，好一些。所以我就发表意见，应该建在厂里。这 就不得了啦，所里就反对我。
厂党委决定，试制车间建在410厂里，这个事情就定了。所里反对也没有用，因为我是负责技术工作的，部里也同意。 但是就得罪了所里的同志。
后来，专门找了一个地方建起这个试制车间，有7000多平方米、几百台床子，做试验件、压气机、盘类、机匣、零件 等。厂房布置很周到，第四设计院作的设计。等车间快建好了，里面有机床了，我进去一看，感到很奇怪，这些床子是干什么的呀？我怎么不知道这些机床是干什么 的？我一问，才知道厂里根本就没有把它作为606所的试制车间，而要搞民品加工，吞并过去了。我就向党委提出，这是怎么回事？我没法交代啊！为什么这么 干？党委的同志说，吴大观同志啊！从大局出发嘛，现在大家都搞民品嘛，厂子里困难嘛！以后有条件再给你们搞嘛！通过此事又充分证明，那时搞“厂所结合”对 科研有害无益。厂里这么糊弄，我也没有办法，向所里没有法子交代啊！就因为这个，得罪了所里的人，所以那天晚上所里的人来到我家里，提出要将在111厂的 机床搬回所里。
606所的这几位表示，连这么大的一个厂房都能被吞并，他们很不放心这些机床。我是革委会主任，劝他们，这个事要按照组织原则 办，你们晚上不能动，我明天早上向410厂党委汇报，得到认可同意后，你们再去搬。他们说那怎么可以，那么大的车间都被他们吞并了，何况我们这点机床，一 定要搬。我说你们无论如何不能搬，要搬了就把关系搞糟了。就这么说到很晚，到了晚上11点多钟，他们没有接受我的意见，还是去搬床子了。我这一下子就躺下 去了，心脏病发作，脉搏摸不着了。马上送到所里医院抢救，抢救回来后，心律不齐，动不动就心动过速，出冷汗。后来在沈阳找了个中医大夫治了治，吃了一些中 药，病倒了，不能工作了。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了。
9月底，我吃了药，稍微稳定了一些，部里说话了，要我去青岛疗养院 疗养。我记得正好是“四人帮”倒台，到北京以后，部里安排送我坐火车到青岛，疗养了9个月，每天打丹参针，直到恢复了。
身体恢复了，我就想自 己的工作。我是很不愿意离开606所的，我的工作任务没有完成。当时的想法是打一点基础，为了将来好好干，在基地那里还有大设备，现在当然搞得更像样了。 但想来想去，觉得搞不好自己身体就垮了。那时的“厂所结合”也实在无法再干下去，于是我向部里提出了调动申请。
正好，那时410厂和430厂 争斯贝，就斯贝发动机放在哪里干的事，放在沈阳干还是放在西安干，闹得不亦乐乎。其实应该是在沈阳干，但也有派性问题。斯贝发动机被江青列为她提的“蜗牛 事件”中，认为这是修正主义路线、蜗牛事件、洋奴哲学等。要说条件，沈阳比西安好，但就这么一闹，闹到西安去了，闹得也是人手不够。
我是1977 年9月离开青岛的，休养得差不多了，就要找工作。当时是王震副总理抓斯贝这个事情，他说，正好，西安430厂缺人，外文资料需要人整理，技术上也需要人。 于是我就在1977年底到了西安430厂，当技术副厂长。那时中央对这个工作是很重视的，连吴仲华（注1）也被请去参加筹划斯贝生产问题。
从此我 就离开了606所，主要是对搞“厂所结合”不抱希望。

1979年11月，在西安430厂全家合影

我参加了斯贝发动机的仿制生产

对斯贝发动机我是抱着 很大希望的。在那个时候，斯贝是西方国家新的加力涡轮风扇发动机，是个很时髦的飞机发动机。现在呢？是落后了，推重比才5?05，结构很复杂，大家这么一 批，好象这个发动机没有什么出息了。但实践证明，没有斯贝，就没有闫良的飞豹飞机。
我到430厂主要是跟英国专家搞装配、试车，专门搞质量， 制造我不管。发动机制造出来，要搞考核、验收、持久试车。英国也先后派了六位专家来做考核工作，我们从英国专家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一个新的发动机制造出来 以后，怎样进行长期试车？有什么要求？经过什么程序？怎么保证质量？资料比较多，学到不少西方的持久试车技术。
后来制造出三台合格的发动机， 选出两台到英国去作试验、考核，在英国完成高空模拟试车、零下40摄氏度条件下起动试车，以及六大部件的强度试验、寿命试验，6000个循环的疲劳强度实 验，结果都符合技术要求。双方代表签署了中国制造的涡扇9发动机考核成功文件。我们是1980年初到英国的，还有任加耕，我们工作组在罗?罗公司，我负责 技术，他负责组织领导，在英国待了半年。
涡扇9发动机的制造成功，使中国在20世纪有了一台推力适中的加力涡轮风扇发动机，填补了一项空缺。
我们就是学，由于没有新机研制经验，很多不懂，学到不少东西。我们问了很多问题，他们也认真地教，可是关键的技术不告诉我们。但就是这样子，也比苏联过 去给我们的东西多得多。现在看，买回来斯贝专利，缺乏的是如十六届五中全会所指出的“引进、消化、吸收后的再创新”，没有。我一直很反对（不这样做）的 啊！不管怎么样，人家卖给我们的是制造权，而不是设计权。不能买苹果，把苹果树都买回去了，这是罗?罗公司的那位技术董事胡克先生讲的。他说：“你们中国 人真厉害啊！买我们的苹果，还想要连苹果树都买走。苹果树嘛，那是另一回事。”这表明，我们早在30多年前就领会到了高新关键技术是难以买来的。
我们真的是想要搞出自己的发动机啊！
回国以后，大量的资料封存起来，试车台封起来了，没有任务了，以后停了八九年。按照合同，买了人家50台新 的发动机，也放在仓库里，没有及时发挥作用。

1980年1月——1980年6月，任家耕副局长和430厂吴大观副厂长率代表团参加斯贝发动机高空试车部分人员合影。

1980年，完成整机仿制任务，1981年，国家批准用斯贝发动机MK202为燃气发生器改装成舰用动力装置。我认为，在没有吃透人家的技术前，我们这 样做是存在问题的。我对吴仲华讲，这样是不行的，但他没有接受我的意见。后来在调试中发生涡轮叶片折断事故。
我曾经在1989年2月写的一篇 文章——《论发动机预先研究与型号研制的根源关系》中，总结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由于对斯贝MK202发动机的性能、结构设计技术没有消化 吃透；对海军提出的过高的性能要求，在发动机上不采取措施；对发动机研制缺乏经验，对舰改设计工作的难点认识不足，把改进改型设计看得过于简单，不做艰苦 的研究试验工作，光凭满腔热情。上马以后，就是工厂全力以赴，由于预研工作这个大缺口，研制过程中必然要碰上‘暗礁’，这也是必然规律。”
随 着吴仲华的去世，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还在另一篇文章《我国航空发动机发展的经验教训》里讲过米高扬和发动机设计师克里莫夫的故事。发表 在1991年的《国际航空》杂志上。在我的《论文集》续编里也讲过一点，没有讲得太细。
喷气发动机的发源地在英国和德国，1939年、 1941年那个时候，相差没有几个月就都搞出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刚把喷气式战斗机搞出来，二战就结束了，美、苏抢走了德国的喷气式发动机的设计 人员。后来英国搞出尼恩（Nene）发动机，将专利权卖给了澳大利亚、美国、苏联，还有国民党的中国——中华民国。参加购买的人中，在大陆有彭成一，他现 在在南航当教授，还有一个是我们科技委的荣科（注2）。
同样地卖给几个国家，但结果大不相同。美国很快就搞出了佩刀式——F—80、F— 86，它用的发动机就是从英国买去的罗?罗公司的尼恩（Nene）发动机。苏联是怎么搞的呢？当时苏联也存在发动机的问题，知道了英国刚打完仗，很穷，要 出售这个专利，就想买。怎么批准的呢？是搞飞机的专家提出来的，给斯大林打报告，说我们搞喷气发动机存在问题，涡轮叶片的温度达不到要求，老是过烧，搞不 出来。于是，飞机设计师米高扬就和发动机设计师克里莫夫一起打报告，化了一笔钱，米高扬做团长、克里莫夫做副团长去英国买了这个专利。两三年内就仿制出了 РД—45发动机，后来转为自行设计，把这个发动机放大，就搞出了ВК—1发动机（也就是我们后来的涡喷5发动机，为离心式压气机、单管燃烧室，带加力燃 烧室）装在了米格—17飞机上。他们的飞机设计师，在发动机达不到要求的时候，和发动机设计师一起研究、解决问题。
但606所还是做了一些工 作，在英国作六个部件的试验，英国给了我们一些强度技术的资料。选了606所的王通北、624所的刘大响（注3）同志到英国搞高空试车台，我们搞了半年， 学到高空模拟试车的设备建设技术，有助于624所高空台建设。

离开430，来到科技委

1980年下半年，我 从英国回来，主要是组织资料的整理。
上级给了10万元人民币，由我负责，主持编写了《英国罗?罗公司斯贝（涡扇——9）发动机总装设计技术资 料》、《斯贝发动机赴英高空台试验、部件强度考核试验结果技术资料》。
在完成了资料的整理、编写以后，我基本上就没有了实际的工作任务。 1982年，我离开了430厂，按照组织的安排，到部科技委担任了科技委常委。
脱离了一线的实际工作以后，我有机会冷静地总结在基层研制发动 机的经验、教训，分析研究设计工作的技术关键。在科技委，一个很有利的条件是可以接触大量的资料。那时，628所的资料室就在北苑，我经常去看资料。
在科技委，我主要做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提议并组织编写了《涡喷、涡扇发动机通用规范》及《涡桨、涡轴发动机通用规范》我到科技委以 后，可以静下心来了解一下国外发动机发展的情况，越看就越觉得我们落后了。
原来在沈阳的时候，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我恢复自由以后就了解 到，美国针对发动机搞出了一个通用规范（MIL—E—5007D，MIL—E—87231USAF）。是作为普通的资料通过628所传过来的。在这个规范 里，我发现了我们搞一项设计应该的搞法，一道道关口怎样把关，这是我们在发动机研制中存在的问题，而在他们的规范里作了规定。
1983年，我 向部里提出要编制我们自己的规范，莫文祥部长批准了同意。以301所为主，从几个单位抽人，先学习、翻译，一步步地基本学通后再编写自己的规范。
规范规定，如果推力、耗油率达不到要求就不能通过，不能进行下一步。执行规范是有阻力的，所里同志说，我们现在还过不了关呢，你老吴在搞什么名堂！
我们就作宣传，到处去讲，在我们行业内某个厂参照了这个规范，研制设计工作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
外国人也帮忙。当时608所在搞法国直升机 的专利（海豚），他们买的是阿赫耶—1发动机，是Turbomeca——一个小发动机公司的。这个公司的专家来到608所座谈，讨论怎么搞发动机。外国专 家问他们是根据什么规范？他们还莫名其妙，什么规范？结果我们搞规范的人说了，就是我们在搞的那个规范。这样一来，大家对这个规范有了一定的认识。
还有，当时组团到法国参观幻影——2000，作一个调查，发动机也派人去了，是410厂的副总工程师。在参观考察过程中，听到人家介绍说，我们的发动机 是按照×××规范，所以我们的性能如何得到保证等。回国后讲起来，这也提高了大家对规范的认识。
当时还存在一个与军方关系的问题。这个规范照 理说应该由军方提出。美国的规范就是军方制定的。而在我们搞规范的过程中，与军方是有矛盾的。例如，美国的MIL标准，1973年制定的要求是，两台发动 机各作两个150小时的持久试车。我们开始建议用一台发动机作150小时的持久试车，军方不同意；改为用一台作两个150小时的持久试车，经过反复协调， 最后才通过了。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但经过努力，最终还是在1987年，经国防科工委批准，编号为GJB 241—87及GJB 242—87的国军标颁布试行。这个工作对我国发动机研制还是很有意义的。
另外，还在1983年组织编写了《航空发动机研究发展管理规 定》，1987年，组织有关单位的专家、教授编写了《2000年的中国航空工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第三分册，2000年中国航空动力》等。这些就是自己在 科技委工作期间所做的一些工作。
二、利用在北航担任兼职教授的机会，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
我到了科技委以后，北航请我去参加研究生 的论文答辩。我在参加答辩的过程中，认真准备，认真学习。
后来北航办起了一个继续教育学院，主要是针对航空工业企、事业单位的高层领导和干部 的。他们请我去讲课，我很认真地准备，去讲了几次。我想，不仅给他们讲发动机方面的知识，还应该给他们介绍这么多年我们在发动机研制中存在的问题，讲我们 中国航空工业发展中的问题。我的希望就是，让我们的后来人了解我们走过的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振奋精神，走出自己的路！
在讲课中，我对大 家讲：
“科技干部，特别是年轻的科技干部，必须勤奋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这样才能不断地增长自己的才干。虽然在前进的道路上困难很 多，但只要锲而不舍，前程是光明的，让我们一起为航空工业的发展，共同努力，共创辉煌。”
这是我对我们年轻一代的希望，也是对自己的鞭策。
在科技委的这20多年中，我在各种刊物上共发表了60篇文章，其中有航空发动机科研管理及经验教训方面的，还有发动机研制中的一些技术性问题探讨，也有 国外航空发动机研制技术经验的介绍。
通过认真学习、思考，我在1998年归纳了“47年来我国航空工业尚有概念不清和需要统一认识的问题”， 有以下11个方面。
1.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航空工业应该怎样建设？
2.航空工业包括研究、研制、生产和使用四个方面的工 作，不应掐头去尾，只搞生产不是航空工业的全部。
3.建设航空工业，所谓飞机是包括机体、发动机、机载设备、武器等各大系统，必须各系统全面 发展，才是完整的航空工业。
4.航空工业是高技术产业，有知识密集、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的特点，需要国家列入国家计划，需要综合国力大力支 持。
5.航空发动机的改进、改型是发动机研制阶段的一部分，没有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展研究的前提，改进、改型是不能持续发展的。
6.航空发动机的军用通用规范是为了保证研制质量，不是卡新机的脖子，它与适航条例又有诸多不同。
7.批生产发动机的持久试车与新机研制的 持久试车有不同的持久试车规程，不应混用。
8.发动机的结构强度，从方案设计开始，就应该充分考虑，它与发动机研制的成败关系极大。
9.新发动机试制与批生产的制造方法各有特点，必须区别对待。
10.航空工业必须有雄厚的预先研究基础，才能有发展前景，在21世纪的，竞 争激烈的市场经济时期尤其突出。
11.技术引进，必须经过消化、吸收、再创新，不能满足于照抄照搬。
在北航继续教育学院高研班讲 课的时候，我说过这样的话：
“在发动机行业40多年的研制工作中，已有一定的收获和成绩，但是，这种多年的落后局面不但未见扭转，而差距却越 拉越大。人们都在探究其原因，初步认为，除了客观上，根据国家需要，中央方针政策中把国防重点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向‘两弹’转移外，我们主观上决策 的失误，更不容忽视。”
［吴大观，《航空发动机发展及研制的经验教训》（北航继续教育学院高研班讲课教材）1998年补充提纲］
我在《航空发动机》杂志2001年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航空工业两个重大历史问题的思考》的文章，摘录如下：
作为一名航空工业战线的老 兵，我回忆航空工业建设50年的历程，发现两个有关航空工业发展决策的问题严重影响航空工业建设的进程和振兴：一是我国曾经未把航空工业技术列入国家高科 技领域；二是航空工业要不要有强大的科研工作体系，预先研究在航空工业发展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多年来，我对这两个问题感到困惑而不得其解。
笔者阅读了2月16日科技日报刊载的记者郑千里题为《王大珩让“863计划”光耀中华》的报道，笔者提出的两个有关航空工业发展决策的问题，王大珩院士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都有阐述。受其启发，笔者现就这两个问题探讨如下。
一、航空工业技术是否属于高科技领域。王大珩院士向记者介绍说：“‘863 计划’，作为一个计划，它是在不断探索中不断加以完善的，是在滚动中得到发展的……航空过去一直游离于高技术研究与发展领域，现在大家达成了共识，航空在 我国应有的高技术地位也得到了确立。”建国初期，1956年，国家制定了“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计划”，对航空科研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据了解， 实际上这个规划的重点是以“两弹”为主，对于航空科研并无实质内容。从那年以后，正像王大珩院士所描述的那样，航空过去一直游离于高技术研究与发展领域。 王大珩院士用“游离”二字来形容航空多年的艰辛处境，寓意非常深刻。因为“游离”不与“排除”等同，是时有时无、若隐若现的状态。航空工业技术从它一百多 年的发展历史来看，涉及了广泛的科学技术领域，耗费了巨额资金，创业艰难困苦，无数科技先驱为人类征服太空耗尽毕生的精力，甚至为求索真理，在求实创新中 流血牺牲，这些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航空工业技术属于高科技范畴，本来就是无可争议的。
事实证明，我国的航空工业确实是游离于高技术研究与 发展领域近50年。正是由于这样的“游离”，50年来，尚未见到国家长期稳定的航空工业发展规划，就是航空工业多次的科研发展五年计划，国家的肯定和支持 也是缺乏力度的，从而使航空科研计划和任务不能如期实现，而1961年成立的航空研究院（六院）到1982年已名存实亡；正是由于这样的“游离”，型号研 制计划得不到落实，经费投资力度得不到保证；正是由于这样的“游离”，航空预研计划、项目和经费被砍了又砍，有些重点预研项目时上时下，使得计划无法按期 有步骤地完成；正是由于这样的“游离”，航空工业制定的“科研先行”、“动力先行”的方针，实际上沦为一般口号；正是由于这样的“游离”，航空发动机研制 多年缺少技术储备和预先研究，自行研制的发动机迄今还没有一型能走完研制全过程、装备部队使用，从而长期拖了军、民用飞机发展的后腿；尤为严重的是，正是 由于这样的“游离”，航空工业的一些干部产生了错觉，误认为航空工业天生并不需要什么科学技术预先研究和技术储备等。现在看来，航空工业“游离”于高技术 研究与发展领域已成为航空工业的历史往事，如今在多位专家、院士们的关心和支持下，航空工业现在我国已得到应有的高技术地位，真是来之不易。我们航空人应 当珍惜它，让其为航空工业的发展和创新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航空工业既然属于高技术领域，要不要有强大的科研体系呢？王大珩院士在向来访的记 者谈到“中长期科研计划”问题时对此有一段精辟的阐述，对航空工业发展很有指导意义。他说：“每个国家都需要有自己的中长期科研计划，类似这样的计划，在 英语中也就是‘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这里的Advanced不仅是‘高级’的意思，主要是‘走在前头’、‘前进’的意思，有‘前瞻性’的成分在内（笔者认为也就是我们航空 工业常谈的预先研究）”。王大珩院士与记者还谈到邓小平同志在“863计划”中有“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批示。他说：“邓小平同志这里说的‘高科 技’，‘高’既指技术，又指科学。我认为对科学而言，是指科学的前沿、科学的源头创新，没有科学的源头创新，‘高技术’就会成为无源头之水，而有了科学的 源头创新，技术的‘高’才能产生出带有革命性的突破和飞跃。”不可回避，航空工业有些同志的观点与王大珩院士所阐述的意见是有所不同的。
建国 初期，前苏联的技术援助仅限于帮助我们建成仿制生产工厂，并没有帮助我们建立完善的航空工业，而是把像哑铃型的两个重头，即航空科研和产品研制、售后服务 和寿命管理这两个关键方面留在手里。到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与前苏联断了关系，我国的航空、航天各自走上自我发展的道路。当时航空工业承担着党中央交给 的准备打仗的任务，国防需要大量飞机装备空军，航空工业便走上以仿制生产飞机为主的道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从事航空工业的一些同志对航空科研与航空工 业生产发展的相互依赖关系认识不足，更不会深入到像王大珩院士阐述的“没有科学的源头创新，高技术就会成为无源之水”的程度，从而航空工业也就没有可能产 生带有革命性的突破和飞跃，必然形成落后、被动的局面。
航空工业发展的50年，由于错综复杂的主、客观原因，航空工业整体上总是不能满足空军 和民航的需要。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预先研究与航空工业发展创新的“源”与“水”的关系缺乏深刻的认识。在改革开放以后，曾经提出“预研先行”的方 针，由于在执行中出现了技术攻关取代了“预研计划”，结果，促使型号研制形成枯水无源的局面。实践证明，型号研制没有丰富的技术储备和扎实的预先研究项目 做后盾，会形成航空科技发展工作中的短期行为，使得航空技术后继资源枯竭，岂能奢望有21世纪航空工业的持续发展！
在航空工业中，有些十分关 心航空工业发展的好心人想走通过测绘仿制外国老产品，经过改进、改型得到先进航空产品的捷径。引进、仿制、发展是世界各国任何行业通用的方法，但是，这要 有个前提，那就是要认清测绘仿制仅是过渡的手段，不能当作目的。唯有通过引进、消化、吸收进行仿制，然后结合自己的预先研究、技术储备基础、积累的研制经 验进行改进、改型，才有可能走上开发先进产品的道路。如果没有自己的科研技术研究基础，将会永远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地爬行，而不是什么捷径。根据王大珩 院士对记者阐述的精神和以往的大量事实，不难理解，如果航空工业不首先把“前瞻性”的、“走在前头”的、“前进”的航空科学技术预先研究计划抓紧抓好，打 下航空科学技术的基础，把过去50年来欠下的“高科技”的帐还清，是难以振兴高科技的航空工业的。
通过研读王大珩院士的论述，进一步认识到加 强预先研究、提高技术储备是高科技的航空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为我国的航空工业，为国防与国民经济建设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感到光荣和高兴的同时，航空工 业集团公司早已感到技术储备缺乏、预研力量不足将形成航空科技发展的危机。因此，希望集团公司在狠抓当前工作、编制好“十五”发展计划的同时，必须贯彻 “科研先行”、“动力先行”的方针，加强预先计划工作。集团公司要加倍努力，希望两位特聘高级顾问继续关心和支持，更希望得到中央军委、国务院领导的支 持。
这些都是自己多年来在实际工作中的切身体会。
过去自己在工作中总是亲力亲为，来到科技委工作，脱离了一线的实际，就只能是尽 心尽力了。

注释

1.吴仲华（1917.07—1992.09）：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苏州。工程热物理学 家。1935年，考人清华大学机械系，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清华南迁长沙，1940年，毕业并留机械系任教。1944年，通过清华大学公费留美考 试，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院学习内燃机，1947年，获科学博士学位。1947年后，任美国航空咨询委员会所属的路易斯喷气推进研究中心研究员。 1951年，任美国纽约市布罗克林理工大学机械系教授。1954年夏，绕道欧洲经苏联回国，任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教授、副系主任，领导创建燃气轮机专业， 担任燃气轮机教研组主任，以后又建立了热物理专业。在清华大学工作期间，还兼任中国科学院的工作，1956年，清华大学与中科院合作建立动力研究室，他任 研究员、室主任。1957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1958年，兼任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热工系主任。1960年，动力研究室并入中科院力学研 究所，他任副所长。1962年，由清华大学调人中国科学院。1978年，任国家科委工程热物理学科组组长，领导制定了全国工程热物理学科发展规划，同年创 建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任理事长，并创办《工程热物理学报》，任主编。1980年，创建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所长，后任名誉所长。 1980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81年，当选中科院主席团执行主席。他还是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机械工程学会、航空学会、 力学学会的副理事长。
他是杰出的工程热物理学家。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创立了叶轮机械三元流动理论，被国际学术界称为“吴氏通用理论”， 所建立的方程被称为“吴氏方程”。
2.荣科：原名荣贵勤，１９１４年１月１９日，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祖籍河北省青县。１６岁时，考取辽宁省 立第三高级中学。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改名荣科，“科”者，科学救国之谓也。１９３３年，考取焦作工学院采矿冶金系。
１９４２年，荣 科去贵州大定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工作，被聘为金属学专家，任铸造车间主任。１９４５年７月，王子仁为领队、荣科为副领队的“中国技术代表团”，赴英国罗尔 斯?罗伊斯公司实习。１９４８年初，实习队奉命回国。
１９４８年夏，改名荣盈科，转入贵州大学工学院矿冶系任教授。１９５０年春，党中央着手 恢复经济，荣科应聘到上海华东纺织管理局，参加杭州经纬纺织机械厂建厂工作。
１９５３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号召航空技术人员归队，荣科又回到 航空工业战线，在第二机械工业部航空局工作。１９５６年，参与、领导筹建航空材料研究所，继之任技术副所长兼总工程师。１９６５年，荣科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７７年，被任命为第三机械工业部技术顾问、航空研究院顾问。荣科是第二、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3.刘大响 (1937.10.14—)：湖南省祁东县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1986年起，任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原624研究所）总工程师和第一总 设计师。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一航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总装备部科技委委员，国防科工委专家咨 询委员，国家863航天航空领域专家委员会顾问，南京航天航空大学动力学院名誉院长，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在国家重点工程——高空模拟试车台建设和三项 重大国防科技关键技术预研中，为我国航空发动机设计、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二等奖2项，部级科技进步奖13项及香港“何梁何 利”科技进步奖。主编专著四部，发表科研论文100余篇。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劳动模范和劳模标兵称号。1997年当选中国共产党“十 五大”代表。2001年，获《航空报国》金奖。2002年，获俄罗斯科学院荣誉博士学位。2003年，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和外事委 员会委员。

第六章 “你们中国人还想要连苹果树都买走”
离开606所
下面我要说说“厂所结合”对我的影响，我为什么会离开606 所？ 1976年，已经到了“文化大革命”末期，派性比较少了。但就是在那个时候，8月份的一个晚上，所里的五六个工人到我家里说，在111厂 的42车间有我们四十几台机床，这个车间是606所早先在410厂里作试验建起的，怕搞“厂所结合”，机床被410厂没收，所以他们很不放心，要搬回所里 去。 这中间还有一个情节。我在410厂兼职的时候，在那个大楼里坐了好几年，两边奔跑，忙得喘不过气来。1973年，部里来了一个文件说，为 了加强606所试制加工力量，要给606所建一个试制车间，这个车间建在哪里？怎么建？要两个单位（厂、所）的党委研究，提出意见。那时，我的这一票是很 关键的，因为毕竟是负责技术工作。究竟是建在410好，还是建在606所好？这里有问题了。我是从大局出发来考虑的，一个加工车间不可能孤立，要有材料供 应、热表处理、锻铸、工具车间的支持。放在所里，要建起这样一大套是很费劲的；放在工厂里，“厂所结合”嘛，好一些。所以我就发表意见，应该建在厂里。这 就不得了啦，所里就反对我。 厂党委决定，试制车间建在410厂里，这个事情就定了。所里反对也没有用，因为我是负责技术工作的，部里也同意。 但是就得罪了所里的同志。 后来，专门找了一个地方建起这个试制车间，有7000多平方米、几百台床子，做试验件、压气机、盘类、机匣、零件 等。厂房布置很周到，第四设计院作的设计。等车间快建好了，里面有机床了，我进去一看，感到很奇怪，这些床子是干什么的呀？我怎么不知道这些机床是干什么 的？我一问，才知道厂里根本就没有把它作为606所的试制车间，而要搞民品加工，吞并过去了。我就向党委提出，这是怎么回事？我没法交代啊！为什么这么 干？党委的同志说，吴大观同志啊！从大局出发嘛，现在大家都搞民品嘛，厂子里困难嘛！以后有条件再给你们搞嘛！通过此事又充分证明，那时搞“厂所结合”对 科研有害无益。厂里这么糊弄，我也没有办法，向所里没有法子交代啊！就因为这个，得罪了所里的人，所以那天晚上所里的人来到我家里，提出要将在111厂的 机床搬回所里。 606所的这几位表示，连这么大的一个厂房都能被吞并，他们很不放心这些机床。我是革委会主任，劝他们，这个事要按照组织原则 办，你们晚上不能动，我明天早上向410厂党委汇报，得到认可同意后，你们再去搬。他们说那怎么可以，那么大的车间都被他们吞并了，何况我们这点机床，一 定要搬。我说你们无论如何不能搬，要搬了就把关系搞糟了。就这么说到很晚，到了晚上11点多钟，他们没有接受我的意见，还是去搬床子了。我这一下子就躺下 去了，心脏病发作，脉搏摸不着了。马上送到所里医院抢救，抢救回来后，心律不齐，动不动就心动过速，出冷汗。后来在沈阳找了个中医大夫治了治，吃了一些中 药，病倒了，不能工作了。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了。 9月底，我吃了药，稍微稳定了一些，部里说话了，要我去青岛疗养院 疗养。我记得正好是“四人帮”倒台，到北京以后，部里安排送我坐火车到青岛，疗养了9个月，每天打丹参针，直到恢复了。 身体恢复了，我就想自 己的工作。我是很不愿意离开606所的，我的工作任务没有完成。当时的想法是打一点基础，为了将来好好干，在基地那里还有大设备，现在当然搞得更像样了。 但想来想去，觉得搞不好自己身体就垮了。那时的“厂所结合”也实在无法再干下去，于是我向部里提出了调动申请。 正好，那时410厂和430厂 争斯贝，就斯贝发动机放在哪里干的事，放在沈阳干还是放在西安干，闹得不亦乐乎。其实应该是在沈阳干，但也有派性问题。斯贝发动机被江青列为她提的“蜗牛 事件”中，认为这是修正主义路线、蜗牛事件、洋奴哲学等。要说条件，沈阳比西安好，但就这么一闹，闹到西安去了，闹得也是人手不够。我是1977 年9月离开青岛的，休养得差不多了，就要找工作。当时是王震副总理抓斯贝这个事情，他说，正好，西安430厂缺人，外文资料需要人整理，技术上也需要人。 于是我就在1977年底到了西安430厂，当技术副厂长。那时中央对这个工作是很重视的，连吴仲华（注1）也被请去参加筹划斯贝生产问题。从此我 就离开了606所，主要是对搞“厂所结合”不抱希望。
1979年11月，在西安430厂全家合影
我参加了斯贝发动机的仿制生产
对斯贝发动机我是抱着 很大希望的。在那个时候，斯贝是西方国家新的加力涡轮风扇发动机，是个很时髦的飞机发动机。现在呢？是落后了，推重比才5?05，结构很复杂，大家这么一 批，好象这个发动机没有什么出息了。但实践证明，没有斯贝，就没有闫良的飞豹飞机。 我到430厂主要是跟英国专家搞装配、试车，专门搞质量， 制造我不管。发动机制造出来，要搞考核、验收、持久试车。英国也先后派了六位专家来做考核工作，我们从英国专家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一个新的发动机制造出来 以后，怎样进行长期试车？有什么要求？经过什么程序？怎么保证质量？资料比较多，学到不少西方的持久试车技术。 后来制造出三台合格的发动机， 选出两台到英国去作试验、考核，在英国完成高空模拟试车、零下40摄氏度条件下起动试车，以及六大部件的强度试验、寿命试验，6000个循环的疲劳强度实 验，结果都符合技术要求。双方代表签署了中国制造的涡扇9发动机考核成功文件。我们是1980年初到英国的，还有任加耕，我们工作组在罗?罗公司，我负责 技术，他负责组织领导，在英国待了半年。 涡扇9发动机的制造成功，使中国在20世纪有了一台推力适中的加力涡轮风扇发动机，填补了一项空缺。 我们就是学，由于没有新机研制经验，很多不懂，学到不少东西。我们问了很多问题，他们也认真地教，可是关键的技术不告诉我们。但就是这样子，也比苏联过 去给我们的东西多得多。现在看，买回来斯贝专利，缺乏的是如十六届五中全会所指出的“引进、消化、吸收后的再创新”，没有。我一直很反对（不这样做）的 啊！不管怎么样，人家卖给我们的是制造权，而不是设计权。不能买苹果，把苹果树都买回去了，这是罗?罗公司的那位技术董事胡克先生讲的。他说：“你们中国 人真厉害啊！买我们的苹果，还想要连苹果树都买走。苹果树嘛，那是另一回事。”这表明，我们早在30多年前就领会到了高新关键技术是难以买来的。 我们真的是想要搞出自己的发动机啊！回国以后，大量的资料封存起来，试车台封起来了，没有任务了，以后停了八九年。按照合同，买了人家50台新 的发动机，也放在仓库里，没有及时发挥作用。
1980年1月——1980年6月，任家耕副局长和430厂吴大观副厂长率代表团参加斯贝发动机高空试车部分人员合影。
1980年，完成整机仿制任务，1981年，国家批准用斯贝发动机MK202为燃气发生器改装成舰用动力装置。我认为，在没有吃透人家的技术前，我们这 样做是存在问题的。我对吴仲华讲，这样是不行的，但他没有接受我的意见。后来在调试中发生涡轮叶片折断事故。 我曾经在1989年2月写的一篇 文章——《论发动机预先研究与型号研制的根源关系》中，总结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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