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感悟人生

“我们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我们这一代人只能够过艰苦生活，为什么？虽然共产党来解放了苦难的中国人民，但离国家富强还很遥远。只有我们过艰苦的生活，我们的后代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自己的想法，也可以说是自己的信仰。

做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这一代注定是要吃苦受难的。我的家庭出身，我小的时候接受的教育，我年轻的时候看到雨果的书，受到的那些影响，我接触到的那些人——我舅舅一家，我在扬州中学、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包括后来在大定工厂接触到的人……他们都对我有着影响。而这些影响综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我的这样一种生活态度。说大一点，就是我的人生观、价值观。 这些东西有那么神秘吗？我觉得没有。因为当你把这些想法真正变成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生活、工作和做人的原则以后，一切都很自然了。

我舅舅是旧社会的地主，但他有自己的生活信念。他们一家人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一生不做坑蒙拐骗、伤天害理的事。他教育自己的家人，规规矩矩做人——“传家有道唯忠厚，处世无奇但率真。”在我的眼里，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要求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的。 我的表哥中有三位上了大学，他们都是很清醒地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在他们的一生中，把握住了自己的人生原则。虽然过得清苦，但他们活得充实、愉快。

在学校里，尤其在大学里，我的老师们不仅教给我们知识，更教我们如何做人。他们不是用空洞的教条、教义来教育我们，而是用自己的行动感动、感化着我们。 西南联大的教授至少有一半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他们完全可以留在国外，过舒适的教授生活。在国外的大学里，他们学习的成绩都是很优秀的。这样的人才，国外 的知识界、教育界和科学研究机构都是很欢迎，甚至是很迫切地需要他们的。但他们都是学成以后立即回国。可以说是义无返顾地回到自己苦难的祖国，投身于抗日救国、航空救国、科技救国、工业救国的奋斗者的事业中。在昆明，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他们的生活几乎和我们这些穷学生一样，衣着俭朴、清贫如洗，但他们仍坚持着，一直到抗战胜利。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

在贵州大定，中国的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工厂，数百人的小厂，建厂之初，便集中了8位在国外取得博士、硕士学位的留学生。在选址时，总工程师李耀滋深入到大定这个不毛之地，找到了乌鸦洞，是为了躲避日本鬼子对昆明的狂轰烂炸。那样的艰苦没有让这些人退却，相反，他们坚持下来，在这里造出了中国航空工业的第一台发动机。

我们的祖国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我在美国、欧洲都有过学习、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我能够体会到，国家贫弱，人民就会被看不起，就会受到歧视。我想，在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心里，想到的也应该是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用自己学到的知识、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强大。所以，他们选择了吃苦和奉献。 在旧社会，我们受到孙中山的影 响，受过“三民主义”的教育。孙中山讲过一句话，我很受教育，就是“我们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这句话深深地记在我的脑子里面。从那时候起，我就选择了 “爱国要救国，要读书，要做大事，要为人民做事情，不做大官”的人生道路。 对国民党的那些当权者、那些一心只想做大官的人，我有自己的认识。 他们的腐败使全国的老百姓失去对他们的信任。连我舅妈这样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都能深恶痛绝地说出“为官不仁、为官必贪”的警句。可见，这些官僚是多么不得人心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1948年，我有幸在同学、同事的帮助下，开始接触到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开始接受党的教育，开始认识到什么是 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国民党为什么腐败？而共产党的光明在哪里？认识逐步提高，最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 入党以前，在石家庄的时候，组织上首先给我一本《毛泽东选集》，不是后来的《毛泽东选集》，是老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字很大而且很不清楚。同时，还发给我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认真地学习了。我感觉到，共产党对党员的要求是和自己的人生追求完全一致的。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 党员的修养》中讲到： “共产主义世界好不好呢?大家知道，那是很好的。在那种世界里，没有剥削者、压迫者，没有地主、资本家，没有帝国主义和 法西斯等，也没有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没有剥削制度造成的黑暗、愚昧、落后等。在那种社会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有高度的蓬蓬勃勃的发展，能够满足所有 社会成员的各方面的需要。那时，人类都成为有高等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的、大公无私的、聪明的共产主义劳动者，人类彼此充满了互相帮助、互相亲爱，没有尔虞 我诈、互相损害、互相残杀和战争等不合理的事情。那种社会，当然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最美丽的、最进步的社会。谁能够说这样的社会不好呢?那末，这样好的 共产主义社会是否能够实现呢?我们说，是能够实现的，是必然实现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已经作了无可怀疑的科学的说明。 一方面，我们要了解：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共产主义要最后地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要解放全人类，要把人类社会推进到空前未有的、无限光明 的、无限美妙的幸福境地。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了解：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艰难的事业，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曲折的斗争，才能战胜最强大的敌人， 战胜一切剥削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还要长期地耐心地进行社会经济的改造和思想文化的改造，才能肃清剥削阶级在人民中的一切影响和传统习惯等，并且建立新 的社会经济制度、新的共产主义的文化和社会道德。” 这些话把我对社会的认识、对新社会的向往说得更加透彻。 后来见到了聂帅和一批共产党的干部，看到他们的作风跟国民党的作风、美国军人的作风完全不一样，他们就是为了群众、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人的言行把孙中山先生的教诲提到了更高的水平。所以，我更加坚定自己永远要跟着共产党，坚信只有共产党能够把中国带向繁荣富强和美好的未来，也更加明确了一生尽最大努力为国家和人民做好自己力所 能及的工作的信念。

人贵有自知之明

一个人对自己应该是最了解的。自己这一生能够做什么？ 我出身贫寒，童年体弱多病。我自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天分很高的人，我的脑子并不很聪明。让我搞学术钻研，在科学理论方面创新、突破，我自己觉得脑子跟不上。钱学森 这样的大科学家，现在还可以把昆明大观楼的长联背下来，这是了不起的；还有我在西南联大的老师梁守槃，他是我国巡航导弹的泰斗。在我的师长、同学、同事中，这样的人不算少，我是无法与他们比的。就因为这样，在我的一生中，从来不敢“翘尾巴”，时刻提醒自己，要虚心向同志们学习。

虽然自己不是什么天才，但我能够分析一些问题。我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些科研管理方面的工作，我还可以对实际问题作一点分析。这是可以在后天通过努力办到的。所以，在 1956年，我选择了去科研第一线、去基层。这一去，在沈阳干了22年。全身心投入到具体技术工作中，我感到了最大的快乐。

勤能补拙，回想自己的一生，如果说做了一些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工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毅力。 我原来是吸烟的。那是在到美国学习的途中，在一个美军基地， 看到别人买烟吸，我也买了一包，是骆驼牌，很便宜。到“文化大革命”时，我吸烟吸得很厉害，造反派批斗我的那段时间，是我最困惑、最痛苦的时候，每天要抽 一包烟。“文化大革命”后期，自己恢复工作以后，一次几位同志在一起谈话，有一位同志出于关心，说：“吴所长，你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体，吸烟对身体不好，应 该戒掉。”我当即表示：“你说得对，我一定戒。”当时大家还以为我只是说说。有一位同志开玩笑地说，如果你说到做到，我每年送你一只烤鸭作为奖励；但你要是做不到，那就要送我一台电视机作为惩罚。我不假思索，马上同意。从那以后，我一次也没有犯戒，就此把多年的吸烟嗜好戒掉了。几十年过去了，虽然自己一次 也没有吃上那位同志的烤鸭，但自己戒了烟，也考验了自己的毅力。 在吸烟这样的小事上是这样，在工作和生活中自己也是如此。 所以我要说，天才人物在我们的社会上、在生活中毕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大多数可能是与我一样天资平平的人。但我想说的是，虽然在学校里你的考试成绩始终是中等， 虽然你在很多方面比不上自己身边的同学、同事，但只要努力、有毅力，“滴水穿石、锲而不舍”，你也一样会有所作为。

“你是个被 人称作幸福的人吗？”

在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中有这样一段话： “你是个被人称作幸福的人吗？好吧，可你没有一天不是忧心 忡忡的。每天都有大的烦恼或小的操心。昨天你曾为一个亲人的健康发抖，今天你又为自己的健康担忧，明天将是银钱方面的麻烦，后天又将受到一个诽谤者的抨 击，大后天，一个朋友的坏消息；随后又是天气问题，又是什么东西砸破了，丢失了，又是遇到一件什么开心事，但心里不安或使脊梁骨也不好受了；另一次又是什么公事进展问题。还不去算内心的种种痛苦，没完没了，散了一片乌云，又来一片乌云。一百天里难得有一天是充满欢乐和阳光的。还说什么你是属于这少数享福人里的！至于其余的人，他们却老待在那种终年不亮的沉沉黑夜里。有思想的人很少用这样的短语：幸福的人和不幸的人。这个世界显然是另一个世界的前厅，这儿没有幸福的人。

人类的真正区分是这样的：光明中人和黑暗中人。 减少黑暗中人的人数，增加光明中人的人数，这就是目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大声疾呼：教育！科学！学会读书，便是点燃火炬，每个字的每个音节都发射火星。” 怎样做人？我认为，人如果不受教育是野蛮的，是什么坏 事都可能做出的。 我的身体原来比较弱，受过伤。在上小学的时候，腿就不好，是寒腿，天一凉就酸痛。还有是“痄腮”，每年都要犯那么一两次。那时家境贫寒，没有钱治病，是用土方医治。就是舅舅店铺里的帐房先生用墨汁在我红肿的腮帮子上画一画，如果化脓了，就用纸捻穿进去，把脓血带出来。在这样的 环境下，我的身体很弱，脑子也受到影响，经常会出现手脑不一的现象，就是脑子里想着要写的东西，到了手底下写的不是自己想要写的，而自己浑然不知。我在学 校里的考试成绩上不去，原因就在这里，常常是写错字、丢字。还是在美国学习的时候，在宾夕法尼亚的威廉斯堡市的莱康明航空发动机厂，在那里我考出了自己一 生中最高的一个考试分数——94分。 但是，不管存在什么样的困难，学习是最重要的。我的天分不是很高，但后天的勤奋可以弥补先天的不足。我记 住两句话——“笨鸟先飞”、“勤能补拙”。 很多人练气功，我没有那套功。但是我有个想法和感受，如果你专心学习，好好地念书，这就是一种气 功。什么意思呢？当我坐在办公室的时候，我考虑的是我的发动机的问题，考虑我的发动机的强度问题、叶片问题，怎样提高强度？怎样搞设计？脑子里想的非常专 一。曾经有位老画家说，画画对身体有好处，为什么呢？就是心情开朗、思想专一。搞音乐的，写字作画的都是这样。我说念书也有这个作用，专注在你的书本上， 想它、钻它，这样一来脑子里面就没有怪的念头、私心杂念，的确对身体有好处。人是吃五谷杂粮的，都有七情六欲，什么时候没有烦恼？什么时候没有私心杂念？ 当有私心杂念的时候，要排除这些私心杂念。我的方法就是找一本书，看看技术方面的问题，或者看看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邓小平理论？你钻进去，好好学一 段，就把那个私心杂念忘了，心情开朗，精神就好多了。 学习可以成为激发你向上的动力。

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 “Life is to give not to take” “Life is to give not to take”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这是雨果作品中的话，我记住了，也在自己的一生中努力去实践了。 我在1955年就拿273元工资，那时侯普通 工人的工资就二三十元，一个普通车间主任就拿六七十元，后来到一百多元。那时我在沈阳410厂，莫文祥同志是厂长，我是一名室主任——发动机设计室室主 任，他的工资跟我不一样，他拿不到二百元。我觉得不对，就打报告说，这样不行，我工资太高，是不是把我的工资减一减，要不然我就脱离群众了。我对组织讲， 你们不能让我脱离群众，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啊！但是厂里不同意，他们说，老吴，你把工作做好就行。减工资？没有这个规定。 后来六院成 立，1961年，组建第二研究所。我又向六院王振乾政委打报告，要求减工资。他说，你呀，还是努力工作。他送了一本新的《毛泽东选集》精装本给我，说： “你好好学习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好工作，工资不能减。”当时我总感觉这是个问题，在群众当中你做了多少工作？你为什么拿那么高的工资？我心里始终很不安。 1963年，越南战争暴发，就是美帝国主义进入越南。我想这回机会到了，那一年，我从我一年的工资里拿出1200元钱，通过邮局寄到北京的越南大使馆， 我就说我抗美援越，他们回复说这很好。可是一年以后，到了1964年，越南战争不打了。那我怎么办？我就每个月拿到钱以后，取出100元作为党费上缴组 织，就这样一直交了下去。到了“文化大革命”，我进“牛棚”了，只拿生活费，没有工资，当然就没有办法交了。后来我解放了，出了“牛棚”，那是1970 年，组织上把被封存的我的工资还给我，当时补给我几千元。之后，我又按一月一百元交党费了。 我有两个想法，一个是我应该感谢党，我应该对党多 做一点工作，我享受的待遇已经够高了。我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0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1年被评为航空航天部有 突出贡献老专家，那都是很高的荣誉。我凭什么得到那么高的荣誉？我扪心自问：“你做了多少工作？到现在发动机还拖着飞机的后腿！你这一生怎么做的呢？”盛 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我一定要交这个党费。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国家穷啊！我自己是从旧中国过来的，过惯了穷日子，现在过得清贫一点，但内心挺舒服、挺 高兴。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最近报纸还有报道，如何解决贫困地区的温饱问题？现在我们还有几千万人口没有脱贫。还有西部的开发建设，所有这些都是需要钱的。我想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要响应党的号召，节约、节省，我们国家还不富裕。既然你是名中国人，你就要分担中国社会的责任，我是这个想法。 也有人说我是傻瓜，我说我不是傻瓜。我既然是这么过来的人，就应该这样做，这样做一点不过分。我从1964年开始多交党费，中间也是有波折的，但最终我 还是认为应该这么做，不是我故意要搞什么。同时我的家庭、我的爱人都很理解我，很支持我。 有一段话，就是“知足常乐、自得其乐、助人为乐、为 善最乐”，四个“乐”。这是顾诵芬同志的父亲顾廷龙老先生在世的时候写下来的。他老人家是我国的大学者，书法也非常好，他的这些话对我教育很大，愿意和大家共勉。

 

附媒体报道： 全国政协委员、航空航天工业部高级研究员吴大观，同夫人华国一道，亲自送来了二千元的捐款。作为一名 政协委员，吴大观曾在政协会议上多次提案，希望国家狠抓国民教育，增加教育经费，挽救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和青少年。但是，根据中国国情，想要全部由国家来 解决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难了。 吴大观欣慰地对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说：“‘希望工程’独辟蹊径，走的是另一条路。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百人、 千人、万人……大家都来关心那些失学的孩子，就将产生一种了不得的力量。年青人，感谢你们，你们正在做的是一件关系到民族未来的前程的事业。” 吴大观到北京工作以后，仍过着俭朴的生活，每年继续多缴4000~5000元党费。近几年他的工资增加了。为了救济农村贫困地区失学儿童，他向“希望工 程”捐款６０００元，表示他对失学儿童的一片爱心。当“希望工程”工作人员给他摄像时，他仍然穿着平日那件穿了20多年的旧衣裳。 他向大学、中学 母校捐款等，总数超过10万元。

 

结 束 语

有同志为我从互联网上下载了这样的文字，“给战机一颗‘中国心’的吴大观。”“经60年的苦苦追寻，他终于圆了一个祖国强大的梦，但是在航空发动机的发展上他还有太多未了的心愿。”我不知道这些话出自那一位作者的手笔，但他确实说出了 我的心里话，我感谢他们为我用了这样美好的语言。给中国的战机装上“中国心”——先进的航空发动机的是奋战在祖国航空工业战线上的广大员工，我只不过是他 们中间的一个老兵。

曹操曾经写下这样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在我这个中国老航空人的 心中，为中国制造的飞机装上中国制造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心脏”——航空发动机，是我最大的心愿！ 虽然自己年纪已经大了，但“长江后浪推 前浪，世上新人超旧人”，在当前一派大好形势下，我相信，年轻的一代一定能够做出更大的成绩，实现我的这个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