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之隐匿

《攻讦》

一位根本不知诗为何物的人 
一不小心掉进诗刊之壑 
拼命爬出来。面对缪斯 
硬说他逼录了诗人的口供 

《苟合》

一条清溪与一道浊水 
汇成黄河 

《赤化》

当什么都是红的时候 
它没有什么好可怕的 
当什么都不是红的时候 
它全都是可怕的 

《哗变》

五音不全者 
在佛跟前 
吟唱《大悲经》 

《白骨精》

被强奸者说不清自己的遭遇 
便披上一件莫须有的外衣 
站在人类的十字路口 
等待嫖客。那位手拿金箍棒的法官 
总是将妓女闷头打死 

《杯葛》

说软点，是泥抵制雨 
说硬点，是弓抵制箭 

说短点，是儿子抵制父亲 
说长点，是世人抵制祖先 

说轻点，是笔墨纸抵制诗文赋 
说重点，是小贱命抵制大官人 

说小点，是一位佃农抵制一位地主 
说大点，是一群人民抵制一群国家 

说近点，是关乎于名誉而对他保持距离 
说远点，是关乎于生死而对你坚持警惕…… 

——这没完没了的拼比 
正是杯葛的移骨术

《火并》

一堆柴烧着了另一堆柴
一堆柴说：我痛
另一堆柴说：我死

看热闹的人说：
两堆灰被泪水腌过
就熄灭了咸咸的恨

《伊于胡底》

这不是外语。请不要被他的外表迷惑
他生于《诗经》，哥哥是“我视谋犹”

我不是孔丘。我活在现在，现在是21世纪初
党说是最好的时代，但是，“要到什么地步为止”

《雅兴》

一名别人的罪犯
在自己的诉讼书里
挑捡能够刺伤他的骨头

《越俎代庖》

祭官做了厨师的活
说得过去
厨师做了祭官的活
说不过去

《灾变论》

请排好队
请依循进入
请不要挤
请不要后退
请按例报到
请不要大声宣扬
请不要哭
请保持
笑容

《火药》

剽窃者与盗版者
通过杀戮与被杀戮
向发明者颁发证书

《洋务运动》

一位在自己灿烂的阳光下正常生活大半生的瞎子
被迫
在别人狰狞的黑暗里参与别人制订的竞赛

《及笄》

衡量鲜花能否采撷的尺度
但是。它不是法度

《扩音机》

它最好的效果是——
喊的人不知所云
听它的人却懂了

　　　　　　　　　　15

　　在互助当下首席诗人刘新才等当地文友为我接风的酒宴上，“老报人”王海燕先生唱起了“花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和九十年代初中期，当我在《青海日报》上关注父亲撰写的新闻类作品时，也经常能看到王海燕先生的新闻类作品。据说他目前在为《西海农民报》效力，此报的前身是由曾经是整个海东地区的首席诗人、“共青团人”韩玉成先生主持的《海东报》，而韩诗人老早调任西宁市工商局局长了，离诗仿佛已经很远（他目前主要写散文）。新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于西宁上学时，曾撞上我在大十字新华书店签售《纯情男孩》，他买过一本我的这本诗集，然后成为“篝火诗社”的外围人员，因此我看到过不少他寄来的习作，由我手写（我在煤校学过两年机械制图）复印出版的《篝火》也应该发表过他的作品。诗界中就是如此地变化莫测，原本写得非常好的诗人会远离诗，而原本写得极其一般的人又会成为某一地方写得最好的诗人。通过一些博文，我深感新才这些年的努力之艰，而且，他与我一样，至今没有被所谓官方文学组织“招安”，仍在一所学校与人为师，只在工余之时担任县文联的杂志《彩虹》的诗歌编辑。
　　我之所以冗长地叙述这些，是想引出诗人队伍变迁的问题。我想，在当今中国，诗人与非诗人身份的变化司空见惯，似乎也无法深究其根源。简明扼要地说，应该是国情所致吧，如同绝大多数“美女”必须遵守“潜规则”才能“上位”一样吧，否则，你想“出息”难上加难啊！那么，对诗人蜕变成非诗人也就没有多评述的必要了——真正的诗人能把握住自己足也！
　　当然，也不是说诗人不能进入目前的“官方文学组织”工作，为了生计，进入这些单位工作还可能是我们的国情下相当好的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是否能够保持“健康”的诗人本质。何谓“健康”，恐目前也难以细细评说。
　　如果说目前我们畸型的诗人队伍是因国情所致而自然形成的，那么，“花儿”传承至今不衰的根源在我看来也正是因为它的“自然”而然。

　　　　　　　　　　16

　　不错，“花儿”最大的特点或者最大的本质便是“自然”，曲调的自然，词儿的自然，歌手的自然，传播方式的自然，承续手段的自然，等等，仿佛，谁在什么地方稍稍刻意一点便不成为“花儿”似的对“自然”顶礼膜拜。“花儿”常常是天寒地冻之时温暖人们心窝的青稞酒，虽然烈性旺些，但一般不伤身体，醒着时你就品它外面的浅露之瓣，醉了后你就嚼它里面的深重之蕊。
　　互助土乡倡扬“花儿”，还盛产青海最正宗的青稞酒。那天，没有细数新才搬至“农家乐”多少瓶美酒，但，众人除一位司机外都醉得说不上一句连关的话确没有多少上纲上线的成份。即使如此，“老报人”王海燕先生身子东倒西歪，唱起“花儿”却仍有腔有调，有板有眼，听之我心头一“惊”，醉意一下子醒了不少。这便是他们的“诗”的魅力吧——他们虽然不是土族，却长久地生活于土族人民中间，习性岂有不被教化之理，所谓入乡随俗便是如此这般吧。
　　那么，我们的诗呢，能够教化谁吗？需要教化谁吗？
　　“诗人，以思想改变世界！”这是我几年前所说。如果说我们的诗莫须教化谁，不能够教化谁，那何以改变呢？这是矛盾的吗？然而不然——或许正因为有如此的矛盾，我们的诗，我眼中的诗，才决不是俗而易之的东西，才肯定是少有人附会的东西，才绝对是“提前式”的艺术中的艺术。说不俗，决不能逃避自然而成。说孤芳自赏，你得自己甭把自己当什么诗人对待，你能干吗就干吗去——在干吗的时候，诗跑来了你就把诗写出来，诗没有来你就甭把自己当诗人。说“提前式”，是说真正的诗人多数在他当下注定是苦命的、是无声无息的、是不被“我们”所推崇的，……“他”往往在“当下”之后才能跃上他应坐的位置上。
　　诗的教化——如果说能够教化谁的话，有一点是无误的，那就是首先得教化诗人自己。

　　　　　　　　　　13

　　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揣摸在我们这个世上什么人是最悲观主义的群体。是那些生活在世界底层的人们吗？是那些或苟活或面壁于囚笼者吗？是那些被奴役的英雄还是那些被英雄镇压了的死者？我的经验清楚地告诉我，它们，可能都不是。
　　在如此困惑当中，我把目光转向了仿佛远离我们的那群人，那些寺庙道观中的人们！他们不是最与世无争、最没有感情的一群人吗？他们怎么会是我们这个世上最悲观主义的群体呢？没错，我想就是他们！
　　道一千，说一万，都没大用！我想，只要一个理由就足够了：他们连他们原本的姓名都可以（或许是必须）忘却的一群人，你说吧，他们从骨子里有多么的悲观！在我们的共和国，每年有庞大的自杀群，但他们仅仅是消灭了自己的肉体，其姓其名还是会生存在他们的亲人心中，这姓名还会与那个肉体对上等号，但生活在寺庙道观里的人们却已经与自己原本的姓名划不上等号了，你说，这有多么的悲观！
　　在互助的佑宁寺，我佐证了自己的这个判断。那是一座古老的寺院，依山而建，靠崖而设，几生几灭，几荣几衰，僧侣一茬茬地如过筛子般赓续不断……。与他们聊天，我总觉得是在与空灵的历史甄别辉煌的衰落或者惨淡的繁荣——到处充满着颠倒的修饰，以表达一种天地间与世俱来的最大的永恒点：矛盾！
　　那么，我们的诗的最大的永恒点是什么呢？我想，同样是“矛盾”！只不过“他们”是垒构在共体之上，而诗，垒构在个体之下。如果说那些最悲观主义者的僧侣们是世上潜伏的最大的矛盾者，那么，诗，我们的诗，应该是破解世上形形色色的矛盾的最大的潜伏者，而破解的好坏便是诗的好坏。

　　　　　　　　　　14

　　我坐在佑宁寺之巅观望湟水之北的大片原野。
　　秃山。断崖。老出心脉的古树。擦出皱纹的长溪。
　　鲜有跪拜者虔诚而来，也无灰暗的云彩打心头掠过。
　　号唳之鸟在林间盘旋，驱之不散，虽然司空见惯，却因此时的特殊处境而突显一种亲切与自然；梵净之音在寺院缭绕，拒之不逝，虽然意味深远，却因此时的身临其境而滋长一种挚朴与平凡。
　　……
　　事物会因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叙述不同的故事。
　　我们的诗，我眼中的诗，应该也能够因不同的时间而空间诠释不同的真理。

　　　　　　　　　　11

　　我已经说过我是一位悲观主义者，认识问题往往以悲观者的眼光去揣摸去品藻，这就多少意味着我不会蘸着太多的色彩去看待我们眼下的这个世界。世界之所以世界，是因为在世界上面有形形色色的生命，人，便是其中最重要的（或许也是最无关紧要的）一种。当人享受、消费他们的种种事物时，种种事物往往也在享受、消费他们——他们的那种高深莫测或者通俗平凡，他们的那种歇斯底里或者缄默难言，他们的那种慈祥或者野蛮，他们的那种多愁善感或者冷血心肠，他们的那种狰狞毕露或者侠义之举，他们的嗜杀与残暴，他们的贪婪与肮脏，当然，也有他们的仁慈与友爱，他们的进取之心与开拓之精神，凡此种种，你能够清醒地捕捉其精髓吗？你能够不偏不倚地编织它们成为一幅永世相传的人类之谱吗？于此，你能够乐观地渗入过多的色彩吗？我想是不能的！
　　——当我游走在曾经孕育强大的、然而短命的“吐谷浑”的大地之上时，我深感“我”一路走来之艰辛、之曲折、之漫长、之坎坷……，这可是刚刚才开始啊——是刚刚才开始吗？我分明感觉到其实“我”已经走过了几千年。

　　　　　　　　　　12

　　我自然会行走下去，义无反顾。那么，前面倔强地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同样倔强的地狱吧！

　　萨特说：他人就是地狱。

　　洛厄尔回应道：我就是地狱。

　　萨特不用说什么，而对于洛厄尔我只说一句：他是美国当代诗歌流派“自白派”的开创者。

　　作为悲观主义者，我特别欣赏这两句悲观主义色彩颇为浓郁的“自白”已有多年，在“南丝”之旅的一开始它们便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相信，在以后漫漫的行程中，它们会经常跑进我的脑海来。

　　我清楚地记得第二次离开柳湾时，我自言自语道：我装在地狱的心里。

（待续）

　　　　　　　　　　9

　　请先允许我抄录整理出如下的史料：
　　公元640年，唐以弘化公主嫁西域古国吐（tǔ）谷（yù）浑（hún）的可汗诺曷钵为妻，并加封其为“青海王”，这可能是史上能够查到的最早的“青海”出处。那时，正是吐谷浑强盛时期，置有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统治着今青海东部与北部、甘肃南部和四川西北地区的大片领土。663年，逐步更强大起来的、蕃衍今天的藏族同胞的吐蕃攻破吐谷浑首都伏俟城（在今青海湖西面22.5公里处），“青海王”诺曷钵率残部奔逃凉州。670年，吐蕃尽据吐谷浑地。672年，唐迁其部于灵州，置安乐州，以诺曷钵为刺史。吐蕃占据灵州后，吐谷浑更东迁朔方、河东。五代时散处蔚州等地。936年燕云地区割属契丹，这部分吐谷浑人便臣役于契丹，后世多同化于汉族或其它民族。许多专家认为，当时留在青海的吐谷浑人便成为今天聚居互助的土族先民。可见，土族也是多灾多难而至今不逝的坚强民族。
　　——游走在这样一块曾经是“荒服之国”的大地上，我怎能不小心翼翼，怎能不怀有敬畏之心，怎能生怕一不注意便错过听见千千万万战死者的哀唳，怎能不怀疑自己消化如此厚重、如此繁杂的文化积淀的能力，怎能不榨取最空灵的词汇去叙述最翔实的史料，怎能不以最平凡的思想去悍卫最伟大的我们的人民！
　　我便在如此感动中寻觅诗境，有意识地不敢涉入过深、过多，只想盘腿坐在“我们的人民”的边缘谛听他们曾经演奏过的小曲短调，或许断断续续地没有一个宏大的主题，但那种虔诚地认识先民的过程，恰是认识自己的最佳途径。
　　而认识了自己，诗一定离得不远了！

　　　　　　　　　　10

　　那么，在土族人民看来，什么是诗呢？答案无疑是：花儿。
　　“花儿”是流行于回族人民中的一种民歌，也深入土族、撒拉族、东乡族等人民心中。这些主要生活在雪域高原上的人民，几乎人人会唱“花儿”。如果要问在中国哪里的人民爱好诗的比例最多，我想莫过于青藏雪域高原了——这是许多当代著名诗人高喊过“青海，诗之海”、“西藏，诗的高原”之类宣言的最大溯源吧！
　　问题来了：我们今天的诗会被他们（自然远不局限于土族人民）认做“诗”吗？亲爱的诗人们，敬爱的诗评家们，你们考虑过这些涉及到要死要活的问题吗？
　　当然，在如此大环境下，仿佛也莫须回答什么——只要诗人心中装着“自己”，而“自己”更多的自然是指责任和良心。

（待续）

　　南京的《周末》是我多年以来喜爱的一张报纸，记得最初是父亲早早订阅过它，大约从五年前起开始由我订阅了。做为小开张报纸，在我看来它内容一直比较新颖、丰富，并且没有目前其它许多报纸那样刊登过多的“时髦性”文章与广告，这使它成为我这些年每周一顿的阅读快餐，哪周忘“吃”了便好像丢了钱包似的难受。
　　胡花花便是《周末》的一位专栏作者，开辟的栏目叫《诗词中的历史故事》。
　　读胡花花的文章久了，某一天在网上检索之，条目不多，不仅找不到“胡花花”到底是何许人也、出自何门、另有什么大作等等，而且在一个叫做“写给胡花花的情书”空间里“胡花花”是一位妙龄女郎——这在我看来既不太可能也有些可能。说不太可能，是因为那些千把字的文章写得古色古香，文学与历史知识相得益彰，每篇阐述精辟、内涵丰富、视角立体、观点新颖，特别难得的是始终（至少到现在）在平静中体会感动的行文风格，堪称为一种“花花模式”了；说有些可能，更多的含义可能是“倘若如此也未必就不行”之意吧。
　　做为一位有着近三十年牧诗经验的人，我自然偏爱胡花花这种文章，因为它们有些跳跃却顺畅、有些起伏却平整、有些繁杂却简婉、有些歪评却端正、有些心机却诚实、有些精妙却完整……，仅仅在那有限的篇幅中能够做到如此，我认为难能可贵，遇上仿佛是一生有缘的事情。
　　既是诗词中的历史故事，文章中难免情中怀情，只是比胡花花更多情的读者恐怕会跃过情之殇的平台而步入自己的今生今世，那将是另一番有滋有味的享受了。
　　故尔，胡花花是谁其实对我丝毫不重要。

请在5·12向“范跑跑”道歉

　　这一天正在迫近我们……
　　这一天是肃穆庄严的日子，因一年前那些超过十万的知名的或者不知名的罹难者，这一天必将深重地镌刻在祖国的历史之大书上……
　　这一天许多人因失去的或者获得的“人之活在世上的最初感动”而会将“人之死于天堂的最后觉悟”诠释得淋漓尽致……
　　这一天有太多的故事会自然而然地流传下去……
　　…………
　　然而，然而，这一天，我觉的“我”最应该做的是向“范跑跑”道歉，因为，“他”呼唤起了一个人最基本的最彻底的本能——虽然“他”的行为我绝对不会在相同的情景下效仿，但“我”必须尊重“他”最原始最真实最透明最无畏的选择，更无权以任何方式伤害“他”——譬如“千方百计”地叫“他”丢掉了之前非常出色的工作岗位。因为，这不仅“事之外的我”没有资格批评“他”什么，而且，“他”的言行难道不是最基本当中的最基本的“我”的权利吗——它的实质可远比吃穿重要啊！
　　“你”也会有觉悟的哪一天吗——绝对不要求“你”认同我什么，真的，绝对不需要。因为，“这一天”必将离我们渐渐远去并渐渐牢牢地刻在我们心底……

“助力竿”与“连河桥”

　　如果说我早年弄篝火诗社时有不少名利思想的话，那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结婚后便渐渐淡化了这些“意识”，甚至在更多的方面往往去做“助力竿”与“连河桥”的角色，近七年来弄“诗家园”由其如此。
七年来，“诗家园”得到了一些师友的支持，有些人提供了一些资助，但与我的投入相比少得可怜。我时常感激这些人，因为不论怎么说，他们为“诗家园”增添了柴火。
　　可是，我历来痛恨攀高后砍竿、过河后拆桥的行为。这些人可能会一时得逞，但肯定不能长久之“用”。
　　在当今中国诗坛，这种情形不能说多也不能说少，也懒的多说什么！

一些被时间弄碎的记忆

　　它们总是顽强地驻留在我脑海中而不肯彻底逝去，因为它们与我走过来的所有生命虽然不曾息息相关，但内容将变得没有一丝一毫的色彩，包括黑与白……
　　所以，我不会努力拼合它们，但任凭它们在我如此枯萎的双眸间跳跃出若即若离的一道淡淡的虹……
　　我想，这决非企图告诫自己什么，而是告诫别人的开始与结束的……

短信真是方便

　　近来因准备中国第二届地域诗歌朗诵会，我往外发了许多短信，咨询获奖者人选、联系评委、策划内容、邀请嘉宾等等，使得一些原来费时费力的事情在弹指间就完成了。
　　于是，“波”之类的东西太多了会伤及我们，但我们还是不遗余力地发展着“手机”之类的新生事物。

这一天你第一句话是什么？

　　这一天是共和国第一个“防灾减灾日”，因中华民族一年前的今天所受之大难而特别设立。我想，这将是异常容易记住的“节”日，往后，类似于“开心辞典”的电视节目上问这个问题，应该是有记忆力的世人不会答不出来的吧。
　　今天我想说的是：在这一天，你第一句话是什么？
　　我的很平常，洗完脸问了一下镜子里的自己：我还活着啊！
　　这一天，你还活着吗？

　　　　　　　　　　7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各地纷纷在“文化”方面大做文章，好像“文化”是一个地方最好的“名片”，什么东西都想往“文化”上靠，但“实质和内容”往往又很薄很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海南大特区当旅游报的记者，对这方面的“情形”应该说了解的比较深刻。
　　青海自然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后，互助就搞了一个“土族风情园”，想以国内独一无二的“创举”招徕八方宾客。但坦率地讲，它给我的印象远非是“独一无二”的，那种“大而全”的手段实在太过一般，太觉得与其它许多地方相仿——总之在园内走一圈下来，惟一留下点记忆的是“榨油房”，听说它原本属于偏僻的土族之村……
　　回到诗——
　　三十年来，难道我们的诗不也是如此吗：千方百计地想把“人家”的东西仿制过来，好像是将汉语诗歌带到了一个里程碑的高度与广度，但却离“我们”越来越远，越来越陌生了。我并不反对了解“人家”的诗的状态——相反，我认为这方面做得远远不够——但一定不能因此而失去自己。在学习“人家”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至少时常问自己两点：第一，与“人家”相比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注意，不是问我们与“人家”的差距，我想，我们与“人家”应该没有任何差距，九十多年前是这样，九十多年后更是如此。）第二，在“我们”之间相比，我的优势是什么？
　　我相信在我寻找自己的优势的过程中，其实是在垒构自己真正独特的牧诗之“法”的内容，这内容逐渐翔实而接近完美，正是我接近自己的最佳之途。
　　一步步走着，便意味着一步步接近着自己。

　　　　　　　　8

　　这次“南丝”之旅，我计划至少拜谒五十座寺庙，而佑宁寺是第一座。
　　关于游历寺庙的经历与感想我另有计划撰写至少五十篇比较长的“大散文”。
　　在此，我要申明我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朝圣者”，也不可能是，因为，我内心无“圣”！
　　我说过“诗是没有技术的宗教”，但如果硬要说它的“主”是什么，我想只能是“自己”。这并不是说诗只是“自己”，“自己”仅仅是通往诗的一个介质，甚至可以说是惟一的介质——离开“自己”的诗我总觉得十分苍白、干枯，虽有诗形，但没有血肉，严惩地缺乏生命力。
　　我现在之所以说“自己”不是“圣”，是强调诗绝对的排它性！“自己”到自己的道路不仅是最便捷的，也是最熟悉的，更是最不与“人家”和别人碰撞的。
　　“诗”无前例的真谛，于是自然地跑到我的面前了。

5

从西宁的东北门韵家口去互助县城威远镇，应该说是特意选择的一条最初的路。这条路我异常地熟悉，不仅1987年野外作业时徒步半米半米地用心走过，而且之前与之后因各种原因多次印过我的足迹。它长31公里，路旁到现在也几乎没有像样的建筑物和企业——在它的东面2、3公里处现在修了一条高速公路，靠近西宁再往东一些是曹家堡机场——目前青海最大的机场。

我之所以选择这么一条平平常常的道路开始“南丝”之旅，道理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甘于一种重复。是重复，有时一个人能够容忍自己重复一些简简单单的事情不仅需要耐心，更需要勇气和信心，当然，或许还需要智慧与创造力。这就提到了诗——这么多年下来，试问有多少文字已经被我们的祖先写过，有多少词汇已经被我们组合过？但是，我们的祖先还是重复过他们的文字并留下了辉煌的篇章，我们呢，也已经或者正在重复着祖先们的、我们的词汇书写着我们的诗，并必将也留下辉煌的篇章。为什么会这样，“抄袭”为什么也会永恒不止！

我曾经说过因时代的变迁和“政治”的湮灭与兴起，文字和词汇会因时而变，这便给“我们”始终提供了创造的的源泉。于此，作家与诗人永远存在——只是你对文字与词汇是否怀有计谋与尊重！于此，伟大的篇章永远存在——只是你对作家与诗人是否怀有敬畏和宽容！

计谋、尊重、敬畏、宽容，等等，都是已经、正在用滥的词汇，但我还是必须使用它们，我们还必须使用它们，因为对我对我们而言，此时，它们与我们的祖先、与我们的后人都无关联，此时，它们其中的意义是特殊的，烙着时代的灵魂——此时，它们只属于我，只属于我们。

我知道这一点：重复不是重复的开始，而是重复的结束。

6

互助是土族自治县，这在全国独一无二——闭塞，不仅适合用于描述它的地理概貌，我想，更适合用于表述土族人民在生存方面的心理状态。我曾经在网上检索这个民族的资料，发现，这个民族或许是整个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之发展史的最佳缩影。我不想抄一些网上能够检索到的文字，此时，我只想用自己眼去看，用自己的心去体味。

为什么在周边强族林立的所在能够繁衍下来？

为什么他们只将自己一直放牧在那一片不小也不大的山地间，而且可谓贫寒与荒芜？

为什么他们倔强地坚守着他们的族规，不需要外面的“阳光”照进去，也不希望里面的“月光”流出去？

　　……

　　你能用草昧来指责他们吗？显然不能！

你能用经济落后来扶慰他们吗？显然不能！

你能用“时运如此”来讲述他们吗？显然不能！

　　……
　　那么，有什么是“能”的呢？
　　我想只有“重复”！重复地生与死，难道不是他们历来的主题吗？难道不是我们历来的主题吗？
　　——我们的诗，难道不是历来重复着这些主题吗！

　　　　　　3

　　越想“有诗”越得“无我”！
　　越想“大诗”越得“小我”！
　　——这是我通过生存而获得的体验、阅读而获得的经验所总结出的牧诗的两条基本原则。在此，我得强调，它们是我牧诗的基本原则。或许，它们只因我在而在；我逝，或许它们也就不存在了。（为什么事物总是希望有传承者？为什么有时就不需要传承者？我突然想到地球上的生物，有多少已经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地消失了呢……但地球仿佛又没有消失什么——因为，在消失的进程中又有许多“新的生命”诞生于地球。）
　　——这对诗的初级接触者而言可能显得比较深奥，但只有你稍稍进入过诗的内质层，对这两条我的诗的基本原则还是比较好理解的——起码，我不是一个深奥的的人，一般也不会说出深奥的理论出来。寓“深”于“浅”内，我想，是对成语“深入浅出”的最好诠释。在一次次陶醉于语言与思想的光芒之后，我所追求的本质意义上的诗，既因自然而变得平常，也因艰难而变得珍贵——这里就有两条路横在我的前面，一条是凡人之路，一条是圣人之路，我不能选择只走其中的任何一条路，我必须将这两条路在同一时间都走好、走完，倘若我轻视其中任何一条路，我的诗一定是庸俗之作。
　　两条我牧诗的基本原则，是我的两条诗之路的最佳“语言综合点”，当然，也一定是最佳的“思想发展点”。

　　　　　　　　4

　　现在，让我们从最初的变化开始。
　　1984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因几重“因缘”，我从一位无忧无虑的乐观主义者变成一位有思有想的悲观主义者。那年开春时节，我独自坐上长途班车，从西宁经德令哈至第一年出野外的驻地大柴旦，扛着用厚帆布扎裹得严严实实的、笨笨重重的行李回到西宁，不久便又独自带着行李经大通转至青石咀寻找分队的驻扎地。说是寻找，是因为队上只告诉我大致的方位，而没有具体的路名，更没有门牌号——青石咀虽然说是海北的重镇，但当时它只有在县际简易公路的两旁有那么些平房而已。之所以独自跋涉，是因为只有我换了一个野外作业分队——只到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让我经历了那样漫长的悲观的煎熬。
　　——在德令哈住的那天晚上，我梦到了因患上一种怪病而客死德令哈的一位“小表哥”。他是随他姐夫从江苏泰兴“走西域”的裁缝，因在我家做过几天活，心善的我母亲让他俩住在我家，好让“老乡”省下旅店费，这一住，便住了一年两载——我与他挤在一张当时医院常见的白色钢丝床上，他姐夫睡地铺……久而久之，自然生出了一些感情。故尔，当他姐夫和姐姐“带”着他从德令哈回泰兴路过西宁时，专程来我家告诉了他的不幸。他是一位身体看上去健硕的小伙子，从一里开外的湟水河畔帮我家打泉水总是一手提一桶走的飞快……后来，在我的一首写德令哈的诗中，略微地提到了他——“我只欣赏那轰轰烈烈的牧奔，在诗人或者裁缝的指挥下／那陌生的旋律总是朝着醇香的醉人处而退／那熟悉的意念总是向着清纯的潮湿处而淡”……
　　——车过大板山的时候，正下着雨夹雪，本来路况就不好，一下子就更难行了。在一个急弯处，司机让车上的人下去步行后再缓缓地攀行。我看到，大山下面的谷底里有好几辆跌落的汽车、拖拉机……我得庆幸，那次遇到了一位有经验的司机。后来，我写道：“就让那挚纯在那里慢慢地融化吧／虽说深渊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我们”……
　　——我的方位感“遗传”的甚好，但在找分队驻地时最先找到的却是一片用矮矮的、残破的土墙圈起来的墓地，那里葬着至少上百位“劳改农场”的逝者——不久我知道，在他们中间多数是“流放者”，并且不乏已经变得无姓无名的“流放者”……在他们的附近，种植着一大片一大片油菜，而芬香的金黄色花朵尚未绽放……后来，在作业时多次路过像这样的墓地；后来，我吟道：“拧开传说的瓶子，没有魔鬼飞出来／簇聚在油菜间的乱坟野莹，没有智者走出来”……
　　浓厚的悲观意识就是如此一丝丝垒构起来的，不需要谁告诉我什么，更不需要去读“我们”传下来的、引进来的“别人”的关于悲观主义的著作。自然地扎根于心底的一些意识不仅属于自己，而且会以一种“标本”的姿态伴随自己一生一世。坦率地说，我的“南丝”之旅便是怀着如此悲观的崇敬感而踏上征程的，对于其间诸多的经验之源、因果之缘、渴望之愿，乃至罪恶之原、诅咒之圆、战争之怨，等等，对这些，我都不求拯救，而只求放弃。
　　无疑，1984年，对我而言是重要的转型之年！那一年，我20岁——此前的我，可以视为不存在。

（待续）

季振邦刘川黄昌成

胡亮发星老铁

老剑陈传万胡红拴

章治萍紫衣侠叶世斌

安琪成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