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央视2套“对话”栏目

首播：今晚（6月8日）22点

重播：6月9日（周一）16点45分，6月14日（周六）9点30分，23点09分

◆　　　　　　　　　　　　　不动声色的变迁
——从《心中有话向党说》到《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在一九八五年七月考完高考语文后，我以为就跟命题作文永别了，没料到现在又接到命题作文谈命题作文。不过，这个命题甚合我意，题目也出得好，既“不动声色”又“变迁”，一听就透着深沉，是考大学生的题目。虽然主编给了两周的期限，我还是重温一下旧梦，按作文考试的规矩，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写完交差。今年的语文试题一公布，我就从头做了一遍，只漏了作文没写，现在算是补上了。

提起高考语文，就像谈起旧日恋人，内心不由就涌起一股柔情。各门高考科目中，只有语文这一门考的是技能，跟教材没有关系，所以也就不用特地去准备（准备了也没用），既不必像数理化那样做大量的练习题，也不必像政治、英语、生物那样死记硬背，在我完全是置之度外，只要到时候去考试就行了。结果还顺手考了一个全省第一，俗称状元。状元可是光宗耀祖的事，所以一有机会我总爱提一下此事让我的祖宗风光风光，这回摆显起来更是名正言顺。做完了今年的高考语文题，跟标准答案对了一下，发现只错了三道，这把宝刀过了十四年，还是一点没老。看来如果再去参加高考，再拿个语文状元还是可能的。对别的科目我就绝不敢夸这样的海口。

这么好的考试，却有许多人视之如寇仇，而且还都是胡子一大把，语文考试再坏也坏不到他们身上的人。自去年高考以来，我看过的控诉高考语文的文章就不下十篇，个个声泪俱下，“与学生为敌”啦，“学术霸权主义”啦，乃至上纲上线到“祸国殃民”的高度。前文化部长也凑热闹抱怨说让他考去年的考题他考不及格。钱理群先生更是做鲁迅状，对着考卷大喝一声“往哪里去？！”也许正是在大家的口诛笔伐之下今年的出题者才对语文试卷做了“改革”，到现在除了听到中学语文老师叫苦连天说“出题不规范”、“像这么考以后没法教学了”，以及有名作家说他写不了那个作文题之外，倒也没听到什么骂声。不过据研究过高考试题的出题趋势的专家说，高考试题就像文武之道，历来是一年紧一年松，明年又复辟了也说不定。既是“变迁”，也就难免会有“反动”。但是，如果我们把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以来的作文命题按时间顺序排一排，从最早的《心中有话向党说》（湖南卷）到我参考那一年的“向报社写信反映学校小河受污染”再到今年的《假如记忆可以移植》，那么，确实也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即从政治化到社会化再到自由化，与中国从集权社会向自由社会的转型恰好合拍。

民间把高考第一名称为状元，那是因为把高考比做了过去的科举，而高考作文更是科举的嫡传。中国的科举考试，本来有两个传统，即偏于政治的策问和偏于文学的诗赋。应帖诗赋虽然也有一大堆框框，但毕竟还算是比较个性化的，也就只有在科举初创、专制也不那么严厉的隋唐才能盛行一时，甚至还导致了唐诗的繁荣。但从北宋王安石改革科举，创制经义文取代诗赋考进士科开始，到了明清，又成了八股文的天下，科举考试也就完全政治化、程序化了。科举考试的宗旨，是要求考生代圣贤立言，向皇帝献策，也就是“心中有话向皇上说”，在现代自然就是“心中有话向党说”。但是这“心中话”，却不能是考生自己的“心中话”，而只能是出题者、批卷者所愿意听到的官话、套话表忠心。如果有哪个考生愚蠢到真把心中话说出来，写几句怨语、微言，如果不因此获罪而只是吃个鸭蛋，已是万幸了。而事实上在集权社会中生活的人，也早被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想教育教育得习惯在考试时说假话了，学校的作文也就起着这种作用。我在中学时曾在一篇命题作文中露出了那么一丁点儿离经叛道的思想，就让老师们大为紧张，从此也就明白了不能在作文中畅所欲言。张铁生一定是没有受过作文课的管教，才胆敢在考卷上造反。集权社会得以稳固的基础，就是臣民们对威权的顺从，即使仅仅是表面上如此，所以也就需要统一思想、统一舆论。这种要求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的，考试也不例外。

随着集权社会的逐渐解体，政治已经不再无所不在，而演变成了对社会责任感的重视。这一点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在惯性的作用下，“统一思想”仍然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公理，什么样的社会责任感要由社会权威所划定。作文成了代权威立言，向社会献策，“心中有话向权威说”，考生依旧被要求按出题者的意图发言，还是难免要说假话。比如，“向报社写信反映学校小河受污染”，这是强求每一位考生都充当环境保护主义者的角色，即使他所在的地方山清水秀与环境污染无缘，即使他本人对环境污染漠不关心，也必须慷慨激昂地演一出“救救小河”的戏。一直到去年的高考，考生还在被要求写《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战胜脆弱》，个个必须以强者自居，连以“弱者”为名的女性也不得赦免。

所以，今年高考作文的自由化倾向也就格外地引人注目，不仅仅是由于文体的选择是自由的（可以用除了诗歌以外的任何文体），更重要的是思想是自由的，考生不再被要求按某种划定的思想思考，而有权利最大限度地作出自己的选择，包括选择说假话的权利。当然，反社会的思想、过于古怪的思想仍然不会被绝大多数改卷者所容忍，但那已不是出题者的责任。

像这样让考生得以充分发挥其个性的考试是会被考生欢迎的，也是中国社会日益多样化、自由化的一个体现。但是，教育乃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意味着对受教育者的自由的或多或少的剥夺。受教育者自由得过分对教育者是一个挑战，甚至是一种难堪。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不难理解一些语文老师对这次高考作文的不满。考虑到中国的教育制度仍然过于压抑学生的个性，中学作文成了一种新的八股文；再考虑到高考对中学教育的举足轻重的影响（不该如此但事实如此，恐怕在很长时间内这种影响也难以消除），那么，对这次高考语文的出奇，虽然矫枉过正，我们还是应该为之喝彩。

但是，从考试的功用来看，让考生得以自由发挥的考试却是一种失败，一些中学老师批评今年的高考作文出题“不规范”，也有其道理。现代化的教育不应该压抑学生的个性，但是，公正的考试却又不能不压抑考生的个性，这就是为什么具有最自由的教育制度的发达国家却又普遍采用最无个性的规范化、标准化考试。语文教育的目的是传授语文的实用技能，而不是培养文学家，写作文也不是文学创作，相对应的，作文考试不应该允许文学创作。但是，这一次的高考作文却允许考生写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而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是见仁见智的，并无确定的标准，必然会使改卷者无所适从。试想，一篇构思奇特的“移植记忆”的小说，在一位改卷者看来可能欣赏其“想象力丰富”而给予高分，在另一位改卷者看来却又可能讨厌其“胡思乱想”而给予低分，这是文学鉴赏的合理现象，跟改卷者的修养没什么关系。答卷的个性化必然导致了改卷的不确定性，这对考生是不公平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在思想自由和标准化考试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呢？既实行放羊式的教育方式又采用最严格的标准化考试的美国经验值得借鉴。不妨看一道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ＳＡＴ）写作专项的典型作文题：“‘每一个困难都是一个机会’，请举个人生活、时事、历史或文学中的一个例子，支持或反对这个说法。”在这里，考生的思想是绝对自由的，即使作文题目是至理名言，考生也被允许加以反驳，不必担心因为“论点不正确”而得零分，也就不必说违心话。但是，思想的内容和作文的方式却又是确定的，评分结果也就较少有异议（由两人评分，如果结果差别较大，再由第三人评）。它考的是实实在在的作文能力，也就是表达、说理的能力，而不是想象力（那没法考），更不是政治、社会思想是否正确。

既非政治，也非文学，只是纯粹的语文——还作文以本来面目，这应该成为作文考试的变迁的结局。

（载《书屋》1999年第6期，《新语丝》1999年第11期）

方舟子：学术打假，政府应该唱主角

陈梦婕 沈琛
福建日报2008-06-05

4月，方舟子回到自己的家乡云霄。在这个他生活过18年的县城，很多人知道家乡出了个叫方舟子的名人，却少有人真正熟悉他。拥有美国密歇根州立（Michigan State）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方舟子为何要投身学术打假？十余年打假，当事人真正因之受到处理的屈指可数，方舟子究竟撼动了什么？自称有“英雄主义”情结的方舟子因学术打假而名声日隆，其内心最期待的又是什么？近日，方舟子在他并不宽敞的闽南家中与记者进行了一次长谈。

（小标）我也曾希望能“耳朵识字”

记者：您这次回家有一个多月，都做些什么？18岁离家求学至今已有24年，能否谈谈家乡在你眼中的变化？

方舟子：没什么特殊目的，回来休息，看看父母。前两天云霄立人学校请我去开个讲座，我大致是讲讲为什么既要有科学精神，还要有人文精神，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我也会回我的母校云霄一中走走，我听当年我的老师说，现在的孩子生活条件好了，反而读书不那么用功，觉得留在本地就能挣到钱。所以我在讲座的时候特意跟家乡的孩子说，不要把眼光放得那么窄，有能力的话能走多远走多远，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记者：你的科学意识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跟少时的教育有何关联？

方舟子：我上中学的时候很喜欢生物课，特别喜欢做标本，可能就是天性使然，《我们爱科学》这本杂志我从创刊号开始读起了。不过我一直都非常爱好文学，初中我就会写格律诗。八十年代初，朦胧诗开始流行，我记得我最早读到的是北岛的《迷途》（“一颗迷途的蒲公英，把我引向蓝灰色的湖泊”），觉得很美，跟古典诗词比别有一种味道。1985年高考，也有老师建议我读文科，不过我觉得文科可以自学，理科则需要有专业训练，所以就考了中国科技大学的生物系。在大学期间还创办过一本诗刊《荒原》，现在这本刊物还在办。

记 者：你的中学、大学时代恰逢气功盛行，最初你能辨得清真伪吗？

方舟子：最初的感觉是“叹为观止”，不但信，而且很羡慕。特别是看到能用耳朵识字，我想要是能学会，这样晚上熄灯后也可以躲在被窝里用耳朵看书了。

记 者：是什么促成了你的转变？

方舟子：上大学时看了不少科学哲学方面的书，对科学方法有所了解，就不信了。八十年代后期一些反伪科学的声音也在国内渐渐出来了，像何祚庥、司马南他们，虽然很微弱，但也知道了这些所谓的特异功能原来就是魔术，手法不过偷看、掉包之类。大学毕业，我赴美读博士，受到了更严格的科学训练，懂得越多，对伪科学看得自然就越清楚。

（小标）我的动机就是说出真相

记 者：说说你的第一次打假。

方舟子：去美国之后，在1994年，我创办了国际上最早的电子文学刊物新语丝，之后又建了新语丝网站，原本主要给海外留学生发表一些文史方面的文章。同时我也开始写一些批判伪科学的文章，例如批判在留学生中盛行的神创论、“严新气功”。1996年前后，法轮功传到了美国，我又在网站上对其进行逐条批判，而国内对法轮功的大规模声讨则是从1999年才开始。

记 者：“大师热”慢慢退温后，你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打假上，并且一发不可收拾，你的目的是什么？

方舟子：2000年，国内互联网刚刚兴起，我在网上看到很多留学生吹嘘或者捏造自己在国外的成就，回国招摇撞骗。那时有一个叫陈晓宁的，号称带回了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价值无法估量的三大基因库，被国内媒体热捧为“基因皇后”，还搞到了不少风险投资基金。我是学这行的，知道这东西其实在国外几千美元就能买得到，而且也不是他们实验室搞出来的。于是就利用网站登了我执笔的《关于“陈晓宁带回三大基因库”事件的公开信》揭发了她。中科院的《科学时报》第一个报道了我的公开信，国内媒体随之转向，陈晓宁的公司自然就办不成了。这个事件让我看到了网络的力量，以及民间打假的力量。以后只要有看到学术造假，我就会及时在网站上予以揭露。此后，我又在“新语丝”的基础上，创办了中文网上第一个学术打假网站“立此存照”。我的动机无二，就是说出真相。说得高尚点，路见不平，当然要拔刀相助。

记 者：于名于利有所收获么？

方舟子：因为媒体关注得较多，可能也“浪得虚名”。利？因为打假我惹上了不少官司，赔钱陪时间。另外，虽然我们的网站点击率很高，但是你在我们的网站上几乎看不到什么广告。我可能还带有互联网最早的一批网民特有的理想主义者色彩，网站不以赢利为目的。我们只有几条广告，主要用于租用服务器、联网的费用。

记 者：没有打假打错的时候？

方舟子：有。毕竟现在我们的网站涉及到的打假案件多，偶尔会出现一些失误是有这个可能，但目前来说没有出现大的失误。如果打错我们会马上在网上澄清、更正、道歉。

（小标）健全机制方可治本

记 者：打假无可避免要牵涉到诸多官司，你的精力、财力吃得消么？

方舟子：敢于得罪人就不怕被报复，打官司是意料之中的事，而且输多赢少。我一般不会在这上面花费太多精力。判定学术造假与否，必须有足够的专业知识背景，而我认为这一点法院本身并不具备，所以没有足够的能力或资格做出判决。另外经费方面，一些海外华人在美国正式登记注册了中国科学与学术诚信基金会，向网友募捐，资助我应诉、公证等的费用。

记 者：因为你的揭露，并且事实确凿，而受到处理的能占到总数的百分之几？

方舟子：不到百分之十，而且受处理的基本上都是学生。2006年，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刘辉在我揭发其伪造论文、履历后被解职。这是我碰到的第一例因为被我们揭露出造假而把老师开除的，当时的感觉是难以置信，直到拿到清华大学的通知，我才公布出去。

记 者：刘辉事件的标志性意义是什么呢？

方舟子：我认为清华大学作出了一个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很难做到的一件事。国内许多高校、研究所有一个误区，觉得他们的研究员、教授造假是一件很丢脸的事，这的确很丢人，但是他造假了，你反倒去庇护它，更丢脸。如果你敢于处理他，那就不是丢脸了，就是在替自己争光。这是一个观念问题。

记 者：这也就是说必须要有行政力量的介入，学术打假才能完成最后一步。那么民间学术打假的局限主要有哪些？

方舟子：对。民间学术打假说到底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就是在体制还不健全，政府监督力量尚不完善的情况下的一种弥补。我们的力量很有限，不具有权威性，没有处罚权，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和资源，例如，很多假成果光看论文是看不出来的，必须查实验室的原始数据、记录，这些我们就没有权限。说出真相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剩下的就不是我们能管或者该管的了。

记 者：国外是怎么做的呢？
方舟子：以美国为例，政府管理部门设有专门的办公室，接受举报、调查并公布学术造假，有一个规范、正式的官方渠道。

记 者：目前国内的情况如何？

方舟子：去年年初科技部成立了科研诚信办公室，这说明我们已经迈出了可贵第一步，值得期待。

记 者：新语丝作为现在知名度最高的民间学术打假网站，你希望今后网站和官方之间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方舟子：现在一年我们的网站平均打假大概100起左右，只要政府部门需要，我们很愿意提供帮助。但同时我还是希望保持网站的独立性，不带上官方色彩。像韩国的黄禹锡事件一开始也是有韩国的科学家在网站上发帖子，通过分析黄禹锡论文的插图，认为有假，引起了关注。然后政府行为介入，封存了原始数据，进行对比，进行调查发现确实有假。我认为，一个健康的状态应当是，民间学术打假成为防范学术腐败的辅助力量，而政府应是主导。

（小标）我希望为科普填补空缺

记 者：作为留美生物化学学博士，你觉得花费这么大的气力在学术打假上是否人尽其才？有朝一日国内防范学术腐败的环境成熟了，机制健全了，你会把主要精力投入什么领域？

方舟子：读书给了我系统的科学思维训练，这不管干哪一行都是很重要的。但我不喜欢朝九晚五的坐班生活，去了美国发现教授为了科研，也要到处打电话拉关系，写申请找钱，所以还是当个作家最舒服。我现在的工作就是自由撰稿人，但仍然保持了阅读前沿科技论文的习惯。我希望以后能有更多时间去写写科普类的文章，并希望国内能够出现一批专业的科普作家。我接触过英国科普杂志《新科学家》，他们的记者、编辑几乎全都是理科博士。而现在国内这种文理兼通的人才还很欠缺，对科普的认识还停留在《十万个为什么》这种少儿读物阶段，有的甚至把宣扬迷信或者神秘现象当作科普。我希望能填补这方面的空缺，及时介绍国内外最新的科研成就，对象偏向于有一定知识基础的成年人。古时两船相并称“方舟”，“方舟子”就是脚踏两只船的人。“方舟并骛，俯仰极乐”（班固《西都赋》），我的梦想，就是同时乘坐科学与人文之舟，品味从古今中外的智者与仁者那里得来的极乐。

今天去参加一个有关地震预测的电视对话节目的录制。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首席预报员张女士在节目中说，近年来地震局共收到过声称预测了汶川地震的“旱震理论专家”（未点名指耿庆国）送交的14张地震预报卡。事后核对，即使允许有较大的误差，准确率也为零。

《唐山警世录》的作者张庆洲也被邀请参加该节目，他见现场气氛不对，拒绝对话，并有指责节目组给他设套之意。在主持人一再恳求下，只简单说了几句就一言不发。

场上嘉宾除了张女士，还有地震局原副局长何永年，我和地球物理所的邹研究员做为场下嘉宾为其捧场，并连线一位汉语极好的日本地震学家介绍日本的情况。讨论了海城地震预报、动物异常行为、地震局的职责等话题，值得一看。

如果不出意外（如因端午节的特殊节目安排延后），这个节目将在这个星期天晚上10点央视二套“对话”栏目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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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去参加一个有关地震/预/测的电视对话节目的录制。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首席预报员张女士在节目中说，近年来地震局共收到过声称预/测了汶川地震的“旱震理论专家”（未点名指耿/庆/国）送交的14张地震预报卡。事后核对，即使允许有较大的误差，准确率也为零。

　　《唐山警世录》的作者张庆洲也被邀请参加该节目，他见现场气氛不对，拒绝对话，并有指责节目组给他设套之意。在主持人一再恳求下，只简单说了几句就一言不发。

　　场上嘉宾除了张女士，还有地震局原副局长何永年，我和地球物理所的邹研究员做为场下嘉宾为其捧场，并连线一位汉语极好的日本地震学家介绍日本的情况。讨论了海城地震/预/报、动物异常行为、地震局的职责等话题，值得一看。

　　如果不出意外（如因端午节的特殊节目安排延后），这个节目将在这个星期天晚上10点央视二套“对话”栏目播出。

1988年夏天的一个平常早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一个小学校举行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地球物理学家Y.Y.卡根做了一次关于地震研究的讲座。因为与会的科学家多数并非地震专家，卡根介绍了一些地震学的基本知识，在告诉听众地震是如何的难以捉摸、无法预测时，也谈到已知的少数几条地震规律之一：古腾堡－里克特定律。

在1950年代，加州理工学院的地震学家比诺·古腾堡和查尔斯·里克特收集了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几千次地震的资料加以统计，试图从中理出一些头绪。比如说，地震震级发生的频率是不是呈正态分布（出现一条两头少中间多的钟形曲线）？也就是说，是否某个中间震级的地震最为多见，是典型震级？人的身高就属于正态分布，中国成年男性的典型身高大约是1米7，比它高或矮的人数都逐渐减少。但是古腾堡和里克特却未发现有典型震级，震级发生的频率不是正态分布，但也不是毫无规律，而是震级越高，则发生的频率越低。而且，它遵循一条简单的原则——幂律：一次地震释放的能量每增加一倍，发生的频率就减少为四分之一。

卡根此前已在其他地方多次做过类似的讲座，这回却有了意外的结果。听众中包括在纽约布鲁克哈文国家实验室工作的丹麦理论物理学家伯·巴克（1948-2002）。在听了卡根对古腾堡－里克特定律的介绍后，巴克突然想到，地震的这种情形很像他正在研究的沙堆崩塌。

假如我们往一张桌子上一粒一粒地丢沙子，沙子将会逐渐堆积起来，越来越高，但是不可能一直高下去，随着沙堆变高，它也变得越来越陡、越不稳定，到一定程度，刚丢下去的沙子会引起沙堆的崩塌，让沙堆的高度降低。崩塌之后，继续丢沙子，沙堆又再增高，然后再崩塌，如此循环往复。

巴克首先想要知道的是一个看来很简单的问题：沙堆崩塌的规模有小有大，什么样的崩塌规模是最典型的？能否预计下一次的崩塌会有多大？这需要堆许多沙堆进行统计，很费时间，所以巴克就改用计算机程序进行模拟。巴克和他的两名同事研究了数以千计的“虚拟沙堆”，统计了数百万次的崩塌中的沙子数。他们找到了什么典型崩塌规模了呢？什么也没有。有的崩塌规模小到只有一粒沙子，有的则大到几百万粒沙子。什么样的规模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并不存在一个典型的崩塌规模，无法预计。

这是为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巴克等人对其程序做了一些改进。设想从上往下俯瞰虚拟沙堆，然后根据沙堆上的每粒沙子所处位置的陡度着上不同的颜色：如果那个位置相对平稳，就着上绿色；比较陡峭，就着上红色。刚开始堆沙堆时，都是绿色的。随着沙子的堆积，红点也逐渐增多，进而形成网络。一粒沙子掉到红点上，就能触发周围红点的滑动。如果红点很少，新丢下去的沙子的影响就很有限。但是一旦红点多到连成一片，就无法估计新丢下去的沙子会导致什么结果：它可能只是打几个滚就停下了，也可能触发周围的沙子引起一场小规模崩塌，但也可能引起一连串连锁反应，像多米诺效应一样，导致几百万粒沙子一起崩塌。这种高度敏感的不稳定状态称为临界状态。由于它是在沙子堆积过程中自己逐渐形成的，巴克称之为自组织的临界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任何规模的崩塌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即使是最大的崩塌的发生也无其他特殊的因素。它是完全不可预测的。

巴克也发现，沙堆崩塌规模虽然不是正态分布，但是遵循幂律：崩塌规模越大，则发生的频率越低，参与崩塌的沙子数目每增加一倍，其发生的频率则降低2.14倍。所以，巴克一听说震级的频率也遵循幂律，马上就想到地震可能和沙堆崩塌一样，也是一种自组织的临界现象。随后他和其他许多人构建计算机模型，对地震进行了模拟。

由于地壳的运动产生的应力逐渐积累，地球处于临界状态。某个地壳断层的某处岩石承受不了受到的应力，就会出现滑动，这个滑动可能小到无法觉察。但是正如一粒沙子的掉下会让处于临界状态的沙堆出现无法预测的结果一样，这个小滑动之后，任何情形都可能发生：它可能就此停下来，也可能给附近的岩石带去足够大的应力让它们跟着滑动，引发一场地震，而这场地震的规模是无法预料的。不管是小地震还是大地震，它们的起因都一样，都是由于地球处于临界状态而引起的，此外大地震的发生并无特殊的起因，既无法预测，也没有可靠的前兆，就像大规模的沙堆崩塌一样。如果地震有意识的话，在它刚刚发生时它自己都不知道将会有多大规模，而地震自己都不知道，我们更无法知道。

2008.6.1.

（《中国青年报》2008.6.4）

(XYS20080604)

http://xys.dxiong.com

至少在北京网通连不上，不知国内其他地方如何？

国内还是订阅邮件列表最保险，注意要用国外的邮箱订阅。

2008年5月17日下午，北京西郊宾馆

第九届全国酶学学术讨论会暨邹承鲁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会

【联系】

购书热线电话：010-88555365, 88555157

工作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5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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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笔邮费：5元（不论册数，每笔邮费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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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市区开通了送书到门，书到付款的业务，每笔货的快送加收8元费
用（由小红马提供服务）。

【书目】

《邹承鲁传》，邹承鲁女儿邹宗平签名本，科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5月第一版，定价：60元
《邹承鲁杂文集》，加盖邹承鲁印章，学苑出版社出版　2008年5月第一版，价：45元

二书简介附后。

另有以下方舟子签名本著作可以一起购买，邮费不变。

《方舟子带你走近科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定价：28元
《食品转基因》，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年出版，定价：9元
《方舟子破解世界之谜》，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定价：28元
《寻找生命的逻辑——生物学观念的发展》（第二版，插图版），上海交通大学
出版社2007年出版，定价：35元
《批评中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定价：25元
《科学成就健康》（第三次印刷），新华出版社2007年出版，定价：25元

【简介】

《邹承鲁传》 科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熊卫民　邹宗平
16开彩色　13个印张　2008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价：60元

目录：
前言
一、童年和少年时代
二、西南联大
三、投笔从戎
四、终于登上赴英国留学的船
五、开始科研生涯
六、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七、文化大革命前
八、文化大革命期间
九、改革开放
十、重返国际舞台
十一、老骥伏枥
十二、幸福晚年
十三、建言献策
十四、维护科学尊严
后记

《邹承鲁杂文集》　邹承鲁著　学苑出版社出版　2008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价：45元

目录

『维护科学尊严　倡导科学道德』
开展“科研工作中的精神文明”的讨论
再论科学道德问题
科学道德规范应早日出台
一稿两投是违反科学道德的行为
从Baltimore事件谈起
科学普及要跟上
对于特异功能的看法
正确认识生命的本质
科普事业正是春天
对院士评选“十大科学新闻”的质疑
科学家不应做“广告明星”
灵魂何在
清除浮躁之风　倡导科学道德
敢扬“家丑”才能消灭“家丑”
院士选举应接受科学界更广泛监督
敢扬家丑才能避免家丑――从黄禹锡事件谈起
赞上海交大严肃处理汉芯造假案
必须严肃处理学术腐败事件

『科学创新与思想创新』
既要创新　也要打假――评＜文化创新刻不容缓＞
从创新工程谈原始性创新――基础研究中的自由探索与创新思想
我国科学在自主创新方面为何举步维艰

『科技政策谏言』
开展百家争鸣，促进我国科学事业的繁荣
科学成果究竟由谁来评价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立和撤销
中国人的姓名音译亟待规范化吗
办好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几点体会
科学技术必须走在生产发展的前头
Science and Scientists in China
当务之急在于提高效率
对重点支持热点领域的一些看法
发扬学术民主　开展百家争鸣
质量比数量重要――科学研究成果质与量的辩证关系
建议重建西南联大

『重视基础研究』
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
我国基础研究面临的问题及一些建议
影响因子――衡量学术刊物水平的客观标准
定量评价基础研究――评价＜中国科学计量指标：论文与引文统计＞
重视基础研究，鼓励自由探索

『人才培养和治学精神』
扭转人才外流的倾向，造成有来有往双向交流的健康局面
行进中的回忆
The Highest Grade of This Clarifying Activity Has No Limit-Confucius
怎样写严格而又生动的研究论文
Chemical Synthesis Crystalline Bovine Insulin:A Reminiscence
你们肩负着中国科学的希望――致青年科学家
对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回忆
从改革开放后我在Nature发表第一篇论文谈创新
与学生共同工作半个世纪
科学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科学研究五十年的点滴体会
发展科学需要科学家掌握“全球化”的语言――英文
当前研究生培养问题

『立足国内　走向世界』
科学研究必须“走出亚洲、冲向世界”
立足国内　走向世界――从吴宪教授六十四年前一篇论文的重新发表谈起
只有立足国内才能提高我国科学的整体水平
――论成果评价和评奖存在的一些问题
评审国内奖励必须立足国内――论当前评奖中的一些问题
发表科学论文要遵循国际惯例
切盼杨振宁的预言能够实现

『生物学展望』
生物学走向21世纪
结构生物学的时代已经开始
科教兴国，务必十分重视生命科学
世纪之交生物学发展趋势
新世纪寄语

『其他』
＜王应睐先生八十五华诞论文集＞序
＜刘思职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序
＜沈同教授的研究论文集＞前言
但倾心血不为名――对介绍王应睐教授的点评
＜李士锷教授纪念文集＞序
怀念王应睐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