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今天收到一封读者来信：

方老师，您好！

08年6月22号的新京报有篇文章叫“误”种起源，里面有些不伦不类的内容，对进化论的理解似是而非。新华网和凤凰网都转载了此文，见：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8-06/22/content_8415920.htm
http://news.ifeng.com/history/2/shidian/200806/0622_2666_610362.shtml

这样的文章对科普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不知道新语丝的各位有无兴趣批判一下该文以及类似的“伪”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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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去看了一下。该文声称：

“近日，《新科学家》杂志组织专家撰写了一组辨析演化论的文章。我们在《新科学家》系列文章的基础上，增损了一些相关案例，同时补充了许多中国学者的意见和观点。在本期《新知周刊》的文章中，你将获得上述问题的答案。这些答案或许会让你大吃一惊，或许会引发你的进一步思考，或许会让你对进化论有一个更新的认识。”

该文的一部分即是译自《新科学家》，一部分则是塞进了“许多中国学者”（其中包括中科院首席骂街研究员傅德志和胡扯流“著名科普作家”姬十三）的私货。翻译的部分既不忠实于原文，私货的部分又以胡扯居多，确实是不伦不类。文章甚长，我懒得细看，只举几个快速浏览时发现的例子。

“事实上，你一开始就可能因为‘进化’这个词的隐含意义而误解了它本身。达尔文最初创造它的时候，或许有意体现一种循序渐进、向前发展的隐含意义。而这个词的传播，也让很多人认为，进化纯粹是一种前进的表现，这个过程必然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然而现代生物学正逐渐改变这一认识。事实上，生物的‘进化过程’并不拥有明确的方向性，自然也不可能按照由低到高的序列逐次完成。因此，‘前进’的趋势在生物演化的过程中可能并不存在。出于这一原因，这个专题将主要使用‘演化’一词。”

这段就纯属胡扯。第一，“进化”（evolution）这个词并不是达尔文创造的，在达尔文之前早就被广泛使用了，达尔文本人反而不爱用，在《物种起源》的初版一次都没有用过，只在最后一句最后一个词用了其动词形式（evolved）。第二，在达尔文之前，有一些人（例如拉马克）已有“进化”的观念，但是他们的“进化”指的是从低级到高级的方向性过程，恰恰是达尔文改变了这种观念，认为进化并无方向性，无低级、高级之分。现代生物学的“进化”观念正是源自达尔文。

再来看一个乱译的例子。

“达尔文临终时宣布放弃演化论

如果爱因斯坦在临终时宣布放弃相对论，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宇宙会有什么不同吗？科学假设建立在事实基础上，而不是提出者的意愿上。”

这段译自《新科学家》的这一段：

“Darwin recanted on his deathbed

If Einstein had recanted his theories on his deathbed, would the universe be any different? Scientific hypotheses stand or fall on the evidence, not on the whims of their proposers. But for the record, this myth, popular among creationists, is not true.”

第一，有一个地方译错了，原文说的是“科学假说的成立与否根据的是证据，而不是其提出者的奇思异想”，即进化论不再只是个假说，已被证据证实，而按《新京报》的译法，让人误以为进化论至今还只是个科学假说。第二，漏掉了关键的一句：“这个在神创论者当中流行的传说并非事实。”《新京报》把这句删掉，难道是想让其读者误以为“达尔文临终时宣布放弃演化论”是事实吗？达尔文临终前是否放弃进化论，虽然与进化论是否成立无关，但与达尔文的人格很有关。如果有人造谣说《新京报》的编辑都在炼发楞功，难道《新京报》发个声明说“一份报纸办得好不好与编辑的专业素质有关，与他们炼什么功无关”就完了？

最后举一个国内“专家”乱塞进去的私货：

“周忠和指出，类似获得性遗传这一说法，至今学术界还有争议。达尔文曾在1868年提出泛生论，承认获得性遗传，但现代达尔文主义则否定了获得性遗传，‘不过最近又有研究人员提出获得性遗传这个说法也不错。’周忠和举例，比如父亲身体壮实，生下来的儿子通常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获得性遗传不只是被现代达尔文主义否定，而是被现代生物学所否定。这个“提出获得性遗传这个说法也不错”的研究人员是谁？莫非是研究“面对面”的朱海军？周研究员举的获得性遗传的例子，也太上不了台面了吧？“父亲身体壮实，生下来的儿子通常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就算真的存在这种现象，那也可能是因为有相似的基因（父亲把先天就有的“身体壮实”基因传给了儿子），也可能是有相似的生活环境，如何能够用来说明后天获得性遗传？难道通过后天的锻炼能够改变精子的基因？这样的现代生物学知识水平，连个高中生都不如，还好意思想要“让你对进化论有一个更新的认识”？这样的科普，还真会“让你大吃一惊”！

(XYS20080622)

有些网友说，美国学校规定地震时教师不能独自跑掉，是因为美国房子坚固不跑也死不了，如果是更极端的情形呢？比如说碰到校园枪击案，难道教师也不能逃，要去堵枪眼啊？他们认为在中国发生大地震就跟在美国发生枪击一样，教师可以当跑跑。还有人想当然地以为：“美国学校没办法对枪击案这类恐怖事件时的教师的职业行为进行规定，因为在任何人都可以瞬间死亡的时刻，绝大多数人的理性不会起支配作用，起支配作用的是人的本能。”

美国学校恰恰对枪击案等恐怖事件中教师的责任都做了规定。当然，它没要求教师必须去堵枪眼，但是也规定教师不能离开学生独自逃生。我上次提到的加州圣荷塞Oak Grove高中的2007－2008年度安全计划，就有很详细的规定。在“歹徒入侵、枪击和劫持人质”这一节的开头，它规定：“在全校范围的紧急状况时，所有的员工都被要求与他们的学生在一起。任何情况下员工都不能离开学生不管。如果决定学生和员工要前往集合地点，那么员工必须伴随他们的学生前往预定的集合地点。”后面对此还有更详细的一些规定和指南，不赘。

它还规定，在遇到恐怖主义袭击时，如果员工正在上班，那么必须留在其工作地点，直到上司让其下班；如果员工在回家的路上而且学生已解散，他应回家，在家中等待电话指示；如果员工在回家的路上而学生还没有解散，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他应立即回到工作地点；如果员工在上班的路上，道路能通就继续前往工作地点，不通则应与工作地点联系告知自己所在的位置；如果发生在员工下班时间，员工到了上班时间时应照常上班，除非另有通知。

该安全计划对火灾、洪水、停电、化学药品泄露、爆炸、炸弹威胁、骚乱甚至飞机坠落等等各种能想到的紧急情况都有规定，总的原则就是：教师必须对学生负责，不能扔下学生不管。这些规定只是对教师责任的具体化以便教师照办，如果遇到没有具体规定的特殊情形，不等于教师就可以不对学生责任，就可以独自逃生。有无规定并不是有无责任的条件。正如国内许多大学都没有有关学术规范的具体规定，不等于你就可以剽窃、造假。如果不愿或不能对学生负责，就不要当教师。

(XYS20080621)

1989年3月23日，美国犹他大学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一条震惊世界的重大消息：化学家马丁·弗雷希曼和斯坦利·庞斯实现了世界各国众多物理学家研究了几十年也没能成功的梦想——受控核聚变，人类有望一劳永逸地解决能源问题了。

核聚变是指两个较轻的原子核相遇聚合成较重的原子核，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例如太阳能就是来自于太阳内部氢原子聚合成氦原子的聚变。但是原子核都带正电，两个原子核要聚合在一起，首先要克服同性电荷之间的斥力。氢原子核只带一个正电荷，斥力最小，聚变也最容易，如果能利用水中氢的同位素氘的聚变获取能量，可供人类用上几百万年，而且没有核废料，可谓理想的能源。不过，要让氘实现聚变，需要将它加热到上亿度的高温才能克服斥力，怎么控制如此炽热的物质？不加控制的话，就变成氢弹了。目前物理学家在探索用一种叫托卡马克的大型而昂贵的装置来实现受控核聚变，在弗雷希曼和庞斯宣布其发现的时候，托卡马克还只能让聚变过程持续几毫秒，而且获得的能量少于消耗的能量，根本不实用。

但是弗雷希曼和庞斯宣称，他们能让聚变在室温下就能进行，所以被称为“冷聚变”，与热聚变所需的上亿度高温相比，室温的确够冷。他们所用的装置不是昂贵的反应堆，而是一个简单的电解池：将一对用稀有金属制造的电极（正极是铂，负极是钯）浸入到盛有锂盐和重水的玻璃瓶，通上电流就能让重水中的氘发生聚变。整个装置的费用大约也就100美元。

首先有这个主意的是弗雷希曼。他曾是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电化学系主任。做为一名著名的电化学家，他知道如果用钯做电极，很容易吸附氢离子。多年来他一直在想，有没有可能利用钯的这个特性，用电解的方法让氘发生聚变呢？1984年，他从南安普敦大学退休后，到犹他大学拜访以前的学生、长期合作者庞斯，决定实现他多年的梦想。两人秘密地从事这一研究，最开始是在庞斯家的厨房做实验，之后把实验装置搬到犹他大学化学楼的地下室。因为是秘密实验，他们只能自掏腰包购买实验器材和材料。

他们知道，如果重水中的氘发生了聚变，就会释放出中子。他们用一个简单的中子探测器来检测在钯极是否有中子辐射。有时候能检测到比本底高一些的中子数目，但是最多也只比本底高50％。

做为电化学家，他们对放热现象很感兴趣。他们用一个恒温水浴箱做为量热器，把电解池泡在水浴中，测量电解池和水浴的温差，就可以知道有多少热从电解池释放出来，由此可以算出输出的能量，把输出的能量与输入的能量（通电的电能）相比，可以知道是否产生了多余的能量。他们发现，有时候输出的热能的确要比输入的电能多，大约能多出10～25％。他们认为这些多余热能就是聚变产生的。他们推论说，如果使用一个超大型的电解池，就能让输出热能与输入电能的比提高到4:1。在新闻发布会上，这个“推论”被做为事实提供给了媒体：用1瓦电能产生4瓦的热。

1988年，在利用业余时间做了4年实验、自费花了10万美元之后，他们仍然只有一些时有时无的初步结果。这时，他们想到应该设计一系列对比实验，改变各种参数，例如使用不同的电极形状、电解质、电流强度等等，看在什么条件下能获得最佳结果。但是做这一系列的实验需要用到许多电解池和其他仪器，不是个人能负担得起的。于是他们向美国能源部提交了一份资金申请报告。

能源部将他们的报告送给一些专家评审。其中一名专家是犹他大学附近的伯里格汉·扬大学的物理学家斯蒂芬·琼斯。自1986年起，琼斯碰巧也正在做电解重水的实验。他并没有想到要去测量热量，而只是检测中子的释放。他觉得他检测到有多余的中子从电解池中释放出来，但是所用的中子探测器过于简陋，无法做精确测量。为此他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建造了一个精致的中子探测器，用它检测到电解池能释放出比本底高一点点的中子。

见了弗雷希曼和庞斯的资金申请，琼斯非常惊讶地获悉就在50英里外居然有人也在做和他类似的实验。他想到也许彼此之间可以有合作，比如可以让弗雷希曼和庞斯使用他造的中子探测器。于是在1988年秋，琼斯与弗雷希曼和庞斯联系上。

庞斯此时觉得不能再保守秘密，向犹他大学校长报告了他们的重大发现。校方对此极为兴奋。如果庞斯的发现是真的，并拥有了专利，就意味着能给学校带来滚滚的财源。犹他大学的律师立即开始为其申请专利。但是犹他大学校方又担心会被伯里格汉·扬大学抢了先。1989年3月6日，两个学校的校长以及弗雷希曼、庞斯、琼斯在伯里格汉·扬大学会晤，达成协议，双方分头各写成一篇论文，在3月24日这一天在机场见面，把两篇论文交给联邦快递寄给英国《自然》。

犹他大学校方觉得自己就坐在金山上，仍然害怕被伯里格汉·扬大学把金子挖走。于是不惜违反协议：3月11日，弗雷希曼、庞斯将其论文寄给《电分析化学杂志》；3月23日，即在约定向《自然》投稿的前一天，犹他大学单方面举行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到犹他大学是否知道有其他人也在从事类似研究时，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琼斯极为恼怒，在发布会后即用传真给《自然》发去了论文。

犹他大学的做法不仅背信弃义，而且违反了科学研究的规范。开新闻发布会并非发布科研成果的正常渠道，何况发布的还只是初步的实验结果。按惯例，一个科学设想在有了初步的实验结果之后，还应该进行一系列严格的实验获得更确定的结果，然后经过同行评议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这才是发布科研成果的正常渠道。仅仅有了初步结果，就急忙向媒体宣布，是在贪婪驱使下的一种孤注一掷的赌博行为。在科学研究中违反规范进行赌博，虽然也有可能如愿以偿，但更可能赔个精光，乃至身败名裂。

各大媒体都参加了1989年3月23日犹他大学“冷聚变发现”新闻发布会。弗雷希曼和庞斯一夜之间成了世界名人。人类即将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能源的宣告出现在世界各国的媒体头条。但是科学家要比记者更冷静，他们很清楚，弗雷希曼和庞斯的发现能否站得住脚，还得看其他实验室是否能重复出其结果。他们希望了解实验的细节，以便能够重复实验。但是弗雷希曼和庞斯此时能够提供的只有即将在《电分析化学杂志》发表的论文的预印本，里面对实验的许多细节都语焉不详。试图重复实验的人只能借助其他渠道，比如根据电视拍摄的画面，去猜测实验的细节。

起初传来的是激动人心的消息。4月1日愚人节这一天，日本、匈牙利的研究人员都宣布重复出了弗雷希曼和庞斯的实验结果，他们可不是开玩笑。4月10日上午，美国德州A&M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重复出了冷聚变实验：他们的电解池能够释放出90％多余的热能。同一天下午，乔治亚理工学院的一个团队也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犹他大学的结果：他们测出电解池释放出中子。其新闻稿称：“现在科学和工程都有了无限前景。就像火被发现的时候。”4月13日，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两名研究生宣布他们测出电解池释放出大量的氚——聚变的另一种可能产物。他们也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随后的一段时间，世界各国的许多实验室纷纷向媒体宣告他们重复出了冷聚变结果，其中包括俄国、意大利、巴西、印度乃至朝鲜。在那段狂热的日子，新闻报纸已代替学术期刊成为发表科研成果的渠道。

弗雷希曼和庞斯的赌博似乎大功告成。4月12日，庞斯在美国化学学会的半年会上演讲，约7000名与会者为他起立欢呼。犹他州政府出资500万美元在犹他大学建立国家冷聚变研究所。犹他大学要求美国国会提供2千500万美元的经费资助该项研究。用来做冷聚变实验的金属铂、钯价格急剧上涨，达到8年来最高点。

可惜好景不长。仅仅过了几天，最初的支持者就相继反悔。4月13日，乔治亚理工学院的团队宣布撤回他们的结果。他们并没有检测到中子，而是因为他们使用的中子探测器（与弗雷希曼、庞斯使用的中子探测器为同类型）由于受热出现了误差。几天后，德州A&M大学也收回了他们的说法：他们检测到的多余热量是疏忽造成的，他们忘了把温度计接地，通过温度计的电流将它加热了。5月25日，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那两名研究生也承认他们的失误，他们并没有检测到氚，检测到的是环境中的另一种物质。

5月初，物理学家们发起总反攻。在美国物理学会举行的冷聚变讨论会上，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罗切斯特大学、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都报告没能重复出犹他大学的实验结果。他们没能检测到中子、伽马射线、氚、氦等聚变产物，而输出能量总是少于输入能量。美国物理学会邀请弗雷希曼和庞斯去参加会议回应批评，但两人都没有露面。他们随后去参加电化学年会的会议，那次会议奇怪地只邀请那些声称能重复出冷聚变的科研人员发言。

实际上，那些看了犹他新闻发布会的物理学家一开始就对其结果深表怀疑。如果像弗雷希曼和庞斯所说的其测到的多余热量是聚变产生的，那么释放出的中子数不会只比本底略高（每秒不到100个中子），而会是每秒释放出数以万亿计的中子，那对没有防护的实验人员将是致命的。在开发布会之前，弗雷希曼也知道必须对实验释放的中子数做更精确的测定，联系了英国著名的原子能研究机构哈威尔实验室，但该实验室不能马上给他结果。7月，哈威尔实验室的结果出来了：在弗雷希曼指导下重建了电解池，但是检测不到中子。

如此看来，弗雷希曼和庞斯检测到的中子不过是实验误差或疏忽造成的。那么怎么解释他们检测到的多余热量呢？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认为是因为他们未在电解池中安装搅拌器，局部过热导致高估了产热。琼斯则认为是因为他们所用的电解池是开放式的，电解水的过程中释放出的氢气和氧气能够重新结合，这个化合过程产生了检测到的多余热量。他改用封闭式的电解池重新做实验，就再也检测不到多余热量。琼斯从弗雷希曼和庞斯的竞争对手转变成了强烈的反对者。

要避免实验误差或疏忽的一个可靠方法是做个对比实验，例如用轻水（普通水）代替重水做实验，因为轻水不可能发生聚变，如果用它也能检测到中子、多余热量，那就说明是实验本身出了问题。但是弗雷希曼和庞斯都没想到要做对照实验。在犹他大学新闻发布会后，弗雷希曼到哈威尔实验室做报告，一个听众问他是否做了轻水对照实验，弗雷希曼竟粗鲁地回答说：“我不准备回答这个问题。”在另一次会议上，庞斯也被问到同一个问题，他回答说这个对照实验没有必要。

1989年夏天，美国能源局成立的特殊委员会到各个实验室进行调查。11月，该委员会报告说，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能够证明冷聚变的存在。犹他大学国家冷聚变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未能重复出弗雷希曼和庞斯。1990年5月，犹他大学校长被迫辞职。第二年6月30日，国家冷聚变研究所关门。

不过这出戏并没有就此落幕。在被迫离开学术界之后，弗雷希曼和庞斯仍然想继续赌下去，而且拉到了赌金。丰田汽车公司的老总丰田英二资助他们在法国建实验室，研发让冷聚变产业化。日本通商产业省则在1992年拿出2千万美元的经费资助冷聚变研究。但是这个赌局已很难维持了。1995年，弗雷希曼以对研究方向有不同意见为由和庞斯分道扬镳，脱离了丰田项目。第二年，庞斯自己也离开了。1997年，日本通商产业省终止冷聚变项目。1998年，丰田公司也终止了冷聚变项目，而犹他大学则在那一年放弃申请冷聚变世界专利。

至此戏结束了吗？也没有。仍然有不少被称为冷聚变“信徒”的人在继续着弗雷希曼和庞斯的美梦，时不时地有人声称证实了冷聚变的存在。他们的工作很难在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他们就自办冷聚变杂志，自开冷聚变国际会议，其中有一届还是在北京召开的。在“冷聚变”一词变得臭名昭著之后，他们就改叫“凝聚态物质的核科学”。但是近20年来，除了冷聚变“信徒”反复地声称已验证了弗雷希曼和庞斯的实验之外，没有别的突破。早在1989年庞斯就宣称用冷聚变实验产生的热能够把水烧开用来泡茶，但至今没人能喝上冷聚变茶。最新的进展是：在1990年代就宣称已实现冷聚变的日本大阪大学退休教授荒田吉明及其合作者张月昌于今年5月22日当众表演冷聚变实验，据说有几家主要报纸和电视台的记者出席。不过几乎没有英文媒体报道此事。连喜欢炒作的记者也学乖了。毕竟，科学实验不是魔术表演，不是靠向没有专业辨别能力的观众演示就能让人信服的。

2008.6.4.

（《经济观察报》2008.6.9和2008.6.16）

(XYS20080620)

被称为“学术打假第一人”、贵为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委员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造假成瘾，甚至敢造到新语丝头上。例如，在2005年11月21日，新语丝刊载“一心”《可笑人也，聂资鲁教授！》一文，杨玉圣次日偷偷拿了去登在其主持的“学术批评网”上，不仅把标题改为《反学术打假的好戏——评聂资鲁教授〈杨玉圣的所谓学术批评文章及我的答辩文章〉》》，还把署名改成“奕欣”，并声称是学术批评网首发。“一心”不得不发文抗议杨玉圣侵犯其著作权，参见“新语丝·立此存照·杨玉圣事件”中的《杨玉圣先生，请尊重本人的著作权》(XYS20051124)一文。

今天接到一名网友来函，告知新语丝6月18日登的李实《罗志田先生不宜评上文科杰出教授》一文，也在学术批评网上以“李施文”的名义发了，内容基本一致，并批评说“同样的内容，不同的署名，分别发在不同的网站，似乎不太好”。我赶紧去核实，才发现这位网友冤枉了李实了，原来杨玉圣又故伎重演侵犯他人著作权，偷新语丝的文章，改作者署名，手法与两年多以前用的一模一样：

一、把作者署名由明显的化名改成杨玉圣喜欢用的“假的真名字”（即看上去像是真名，其实是假名），但是与原署名谐音。所以上次把“一心”改成谐音的“奕欣”，这回则把“李实”改成谐音的“李施文”（即“李实文章”之意），而且为了表明名字的真实性以迷惑读者，还在作者后面注明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学院）”，这显然是根据文章内容猜测作者的单位。其实四川大学并无历史学院，而有历史文化学院。

二、把文章标题《罗志田先生不宜评上文科杰出教授》改成他喜欢用的长标题《罗志田同志不宜评上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的八大理由》，并对正文做了一些表述上的小改动，比如把原文中的“罗”基本都改成“罗志田同志”（大概是为了符合其提倡的“学术规范”），但是又改得不彻底，还是露了马脚：他虽然记得把标题中的“罗志田先生”改成“罗志田同志”，但是开头第一段的两处“罗志田先生”却忘了改，于是罗志田时而是“同志”，时而是“先生”，时而又是“同志”，称谓不一致。还有两个“罗”他又漏改成“罗志田同志”，大概改得眼花了。

三、我在登出前改了一些错别字和病句，这些只有我本人知道的改动都还在剽窃文中，但是，他为了掩饰剽窃而对原文做小改动时，却给新加了新的错别字，例如，他把原文“就包括应承担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改成“续承担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续”显然是“需”的错别字。他的许多改动都是剽窃者惯用的同义替换，例如把“以后”改成“之后”，“实在”改成“实在是”，“就包括应”改成“是应”之类。如果不是为了掩饰剽窃，去做这样的改动真是有毛病。

四、他给这篇文章写上写作日期“2008年6月18日”，又声称“学术批评网首发 2008年6月18日”，还要“（感谢李施文先生惠寄）”，好像李施文当天急急忙忙写完了就寄给他，他又急急忙忙在当天就登出了，效率不可谓不高。那个“写作日期”显然是杨玉圣从新语丝的发表日期推出来的，根本不是真正的写作日期：我在好几天前就已收到了这篇稿，只不过这几天版面都被与地震有关的文章给占了，所以一直拖到18日才登出。至于那个“学术批评网首发 2008年6月18日”当然也是捏造的，他只能是在19日从新语丝拿了去做了改动再登出的。他倒填发表日期，还让人以为是新语丝偷了他的呢。

新语丝登出的无数批评文章中，为什么杨玉圣如此青睐这一篇，不惜造假剽窃也要在其网站上登出呢？就像上次他偷一心的文章是因为一心批评的聂资鲁教授是杨玉圣的仇人，原来这一次也是因为杨玉圣与罗志田有仇。在2002年12月，罗志田曾经批评过有人盗用其名义给《社会科学报》等杨玉圣把持的报刊投稿。盗用他人名义投稿，本是杨玉圣的另一拿手好戏，新语丝也曾经多次揭露过。因此罗志田当时的批评正触着了杨玉圣的痛处。罗志田还曾经发表过《走火入魔的“学术打假”》，对杨玉圣的同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安年“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为此，学术批评网在2003年4月30日登出一篇攻击罗志田的长篇文章《走火入魔的“罗志田”和人鬼共舞的“罗厚立” 》，署名“罗中立”，那也是一个“假的真名字”。有了这段历史恩怨，杨玉圣一见新语丝网站登了批评罗志田的文章，怎能不当成宝贝，非偷了去不可呢？

杨玉圣提倡的“学术规范”，也就是盗用他人名义、侵犯他人著作权、剽窃他人文章。教育部让这种人负责“学风建设”，那才叫“走火入魔”、“人鬼共舞”。有杨玉圣在，“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应该改名“教育部学风破坏委员会”才名副其实，不知葛剑雄副主任以为然否？

附：新语丝李实和学术批评网“李施文”文章

罗志田先生不宜评上文科杰出教授

李实

近年来，四川大学开始评文科杰出教授，规定评上者在校内享受两院院士待遇。并已评出了两位。日前，四川大学又初评了两位，正在公示。其中一位是罗志田先生（他偶尔以罗厚立的名字发表文章）。我们认为，罗志田先生问题不少，不宜评上文科杰出教授。其理由如下：

一、2003年下半年罗调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在那里工作至今。五年来他未对川大做任何贡献，不是川大的教师。

二、1994年下半年至2003年上半年，罗在川大历史系任教。可在八年多的时间里，他从未给本科生上过课。却还在2000年左右被评为教育部系统全国优秀教师。可他又不到研究所工作，不评研究员；而要在系上当教授。实在名不副实。他到北大后不得不给本科生上课，按他自己的话说是“课业稍增”。其实不止是稍增，而是给本科生上课的课业从无到有。

三、罗没有获过省政府（直辖市政府）社科成果奖，教育部社科成果奖，国家社科成果奖（没有与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发明奖类似的奖，但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奖，国家图书奖，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等）。而正在评选的重点高校正高二级岗（俗称二级教授）的必要条件，就包括应获过省政府、教育部、国家社科成果一二等奖。杰出教授比二级教授高得多，但他却反而不具备这些必要条件。

四、罗没有承担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而正在评选的重点高校正高二级岗（俗称二级教授）的必要条件，就包括应承担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杰出教授比二级教授高得多，但他却反而不具备这些必要条件。

五、近年来，川大颁布了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期刊、A&HCI(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期刊目录，规定在上面发表论文，视同在国内权威期刊发表论文。其中历史/考古类有约200种，绝大多数是英文期刊。罗在美留学八年，至今才在英语期刊一共发了4篇论文，且没有一篇是发在SSCI/A&HCI期刊上。

六、罗的史学博士论文是《北伐战争与中美关系》（1994年通过，英语版，大意。因他从来不说他的博士生导师是谁和博士论文题目）。可既没有在美国出英语版，也没有在国内出中文版。他的著述不少，可绝大多数是论文集，和一本人物评传。没有一本代表性专著。

七、罗是治中国近现代史（1840-1949年）的史学家。但在历史学中，中国近现代史是比较好搞、不难，容易出成果的的一个二级学科。罗以前搞过中国古代史、世界近现代史，可都没有搞出名堂来。他偶尔也写点中国古代史的论文，可从未登上过这方面的重要期刊《中国史研究》、《文史》、《历史研究》中的中国古代史栏目。尽管他经常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三家权威或重要期刊发表中国近现代史的论文。

八、罗先生早就是博导了。文科中比博导还高的职衔有：长江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这三个职衔都是在全国评，至少在教育部系统评。罗当过一届（四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以后就被免职了。今天，上述三个职衔他连一个都没有。而上述三个职衔的得主其待遇都低于杰出教授。罗现在要一举超过他们，很不合适。

综上所论，罗志田先生不适合评文科杰出教授，不应该享受院士待遇，尽管只是在四川大学校内。

(XYS20080618)

李施文：罗志田同志不宜评上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的八大理由
时间:2008年6月18日 作者：李施文（四川大学历史学院） 来源:学术批评网

近年来，四川大学开始评“文科杰出教授”，并规定评上“文科杰出教授”者将在校内享受两院院士待遇（已评出了两位）。日前，四川大学又初评了两位，正在公示。其中一位是罗志田先生（他偶尔也以罗厚立的名字发表文章）。我们认为，罗志田先生断断不宜评上文科杰出教授。其理由如下：

第一，2003年年中，罗志田同志调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在那里工作至今。五年来，他从未对川大做什么贡献，不是川大的教师。他若够格评什么“文科杰出教授”，那么就应该在他目前供职的北大评（北大也评有类似的“文科杰出教授”）。怎么又跑到川大来评呢！

第二，1994年下半年至2003年上半年，罗志田同志在川大历史系任教。可在八年多的时间里，他从未给本科生上过课，居然还在2000年左右被评为教育部系统的“全国优秀教师”。其实，他充其量可评优秀研究生导师。他又不到研究所工作，不评研究员，却要在系上当教授，实在是名不副实。他到北大后，据说不得不给本科生上课，按他自己的话说是“课业稍增”。其实不止是稍增，而是给本科生上课的课业从无到有。

第三，罗志田同志没有获过省政府（直辖市政府）社科成果一二等奖、教育部社科成果一二等奖、国家社科成果一二等奖（没有与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发明奖类似的奖，但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奖、国家图书奖、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等）。而正在评选的重点高校正高二级岗（俗称二级教授）的必要条件（川大规定），是应获过省政府、教育部、国家社科成果一二等奖。“文科杰出教授”的要求，要远远比二级教授高得多，但他却不具备这些必要条件。

第四，罗志田同志没有承担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而正在评选的重点高校正高二级岗（俗称二级教授）的必要条件（同上），续承担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文科杰出教授”自然比二级教授高得多，但他反而不具备这些必要条件。

第五，近年来，川大颁布了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期刊、A&HCI(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期刊目录，规定在上面发表论文，视同在国内权威期刊发表论文。其中历史/考古类有约200 种，绝大多数是英文期刊。罗志田同志尽管在美国留学八年，但至今才在英语期刊一共发了4篇论文，而且没有一篇是发在SSCI/A&HCI期刊上。

第六，罗志田同志的史学博士论文大概是《北伐战争与中美关系》（1994年通过，英语版，大意。因他从来不说他的博士生导师是谁和博士论文题目）。但是，这篇论文既没有在美国出英语版，也没有在国内出中文版。他的著述不少，可绝大多数是个人论文集和一本人物评传。至今没有一本代表性专著。

第七，罗志田同志是治中国近现代史（1840-1949年）的，但众所周知，在历史学中，中国近现代史是比较好搞、而且是最容易出成果的的一个二级学科。罗以前搞过中国古代史、世界近现代史，可都没有搞出名堂来。他偶尔也写点中国古代史的论文，可从未登上过这方面的重要期刊（如《中国史研究》《文史》和《历史研究》中的中国古代史栏目），尽管他经常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这三家权威或重要期刊发表中国近现代史的论文。

第八，罗志田同志早就是博导了（1996年）。文科中比博导还高的职衔有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这三个职衔都是在全国评的（至少在教育部系统评）。罗志田同志据说当过一届（四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但之后就被免职了。今天，上述三个职衔，他连一个都没有。而上述三个职衔的得主的待遇都低于“文科杰出教授”（校内院士）。罗现在要一举超过他们，不太合适。

综上八大理由，罗志田同志实在是不够格、也绝对不适宜评上四川大学的“文科杰出教授”，更不应该现在就享受院士待遇（尽管只是在四川大学校内管用的“地方粮票”）。

2008年6月18日

（感谢李施文先生惠寄）

(XYS20080619)

全世界大约20％的大地震发生在日本，在那里发生的大地震，若非伤亡惨重，不太引起关注。6月14日岩手县地震能成为国内的头条新闻，除了汶川地震之后的感同身受之外，恐怕还因为国内媒体报道说日本气象厅提前10秒准确预报了这次地震。于是时评家们纷纷发表“日本气象厅提前10秒预测地震令人尊敬”、“为什么日本能提前10秒预报地震”的评论，批评国内地震局此前“地震预测目前仍是世界难题”、“地震难以预报”的说法是在推卸责任，地震在现在究竟能否准确预报，一时又成为话题。

这其实是把事先的预测预报和事后的预防预警混为一谈了。这就好像有人看到了闪电后，准确“预报”几秒种后会打雷。其实闪电和打雷是同时发生的，只不过光波速度比声波快得多，远处的人们先看到闪电，再听到打雷，所以可以利用时间差发出“打雷预报”。这次日本的“地震预报”也是类似的“打雷预报”，它不是在地震发生前做出的预测，而是在地震发生后，利用不同地震波的传播速度不同产生的时间差，和地震赛跑，赶在地震波前头发出预警。

地震在地下震源发生后，释放出的能量以两种波的形式传播，一种是挤压岩石产生的压缩波（简称P波），它的振动方向与波的传播方向一致，所以又叫纵波，它让地面上下颠簸；一种是剪切岩石产生的剪切波（简称S波），它的振动方向与波的传播方向垂直，所以又叫横波，它让地面左右摇晃。横波比纵波强得多，振幅是纵波的3～10倍，是造成地震灾害的主要因素。但是横波的传播速度较慢，大约每秒4公里，而纵波的传播速度大约每秒7公里。

于是不难想到，能否利用这两种波速的时间差，一旦监测到纵波，就赶在破坏性强的横波到来之前发出预警呢？预警的时间可能只有几秒或十几秒，虽然来不及疏散人群，但是来得及采取切断煤气、停止发电、停驶高速列车等措施，防止次生灾害。如果距离震中足够远，预警时间甚至有可能长到几十秒。汶川地震的震中映秀与受灾最严重的北川的直线距离约120公里，如果在映秀监测到纵波后就立即向北川发出预警，那么北川就可以有约30秒的反应时间，甚至足以组织学生撤离教学楼了。

原理虽然简单，要据此建一个全国性地震预警系统，却不容易。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首先要有密集的地震台网，及时监测全国各地的情况。日本在全国建了1000个地震台，大约20公里就有一座。其次，对收集来的数据要能做高速、有效的分析、估算。不仅要能快速确定震中，而且还要根据初步监测到的纵波估计出地震的强度，向可能被地震危及的地区发出预警。日本规定只有在烈度达到5弱以上时才发出预警。烈度和震级不一样，震级是根据地震在震源释放的能量大小测定的，烈度则是根据地震在各地的破坏程度估计的，在日本烈度达到5弱时，抗震性能较差的房屋墙壁可能出现开裂，书架可能会倒，大致相当于中国烈度的7度。此外，有关部门还要能对预警做出快速反应。收到预警后，电视台、电台自动播放通知，电厂自动停电，电梯自动在最近的楼层停下、开门，等等。

这是一个昂贵的浩大工程，在现在也只有日本有开发它的财力、能力和意愿。日本自2004年2月起开始测试全国地震预警系统，到2006年6月止，共发布了855次预警，其中只有26次是假警报，效果似乎不错，因此在2007年10月正式投入使用。正式使用后该系统暴露出很大局限性，都是在数据分析、计算上出了问题。今年1月26日石川县地震，预警系统估计烈度只有4，所以没有发出预警，而实际烈度是5弱。4月28日冲绳县宫古岛地震，预警系统倒是发出了预警，但是是在地震发生10秒后发出的，比横波慢了4秒，而且实际烈度只有4，而不是估计的5弱。5月8日茨城地震更离谱，预警系统在地震发生近1分钟、做了9遍计算后才确定这次地震的烈度为应该发出预警的5弱，这时地面已摇晃了40秒了。当时很多人批评这个耗资巨大的系统没有用处，气象厅的人辩护说那是因为这些地震都处于预警的边缘，如果是更大的地震就会估计得更准。果然，这次岩手县地震发生4秒后即发出了发生5弱（后修正为6强）地震的预警，让附近的仙台有了10秒以上的准备时间。究竟因此挽救了多少生命还很难说，但显然挽回了人们对预警系统的信心。

除了实际使用中的问题，预警系统还存在无法克服的矛盾：破坏最严重的震中地区来不及预警，离震中越远则预警时间越长，但是地震破坏也越小，就越不需要预警。不过，这是目前人类能想到的最好的地震预警方法了。有人说现在能预警10秒，以后就能预警10分、10小时……乃是不了解预警原理的浪漫想像。和地震赛跑，受制于地震波速度，提高成绩的余地很小。

2008.6.16

（《中国青年报》2008.6.18）

(XYS20080618)

【方舟子按：美国学校都制定有详细的安全计划，对面临地震等灾害时各方的责任做出具体的规定。下面摘译自加州圣荷塞Oak Grove高中的2007－2008年度安全计划（原文共121页，见：http://og.ca.campusgrid.net/home/2007_08+safety+plan.pdf），供宣称“我曾经为自己没有出生在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尊重人权的国家而痛不欲生！”的范跑跑及其伪自由主义拥趸们学习。】

（第19页，关于教师的责任的规定）

教师、助教和其他正规员工应当负责：

a. 根据信号、警报、书面通知、对讲机的命令或对情况的自我判断，指导他们负责的学生直接进入或离开集合区域。

b. 根据情况发出“卧倒”、“躲藏”、“离开大楼/区域”的命令。

c. 在教室被重新安置在外面/里面的集合区域或其他地点时，携带花名册。花名册必须放在教师桌附近可被拿到的地方，以便在紧急情况时它能被容易地发现并带走。

d. 向管理团队/被指定者报告失踪的学生。

e. 指引需要急救的学生去找卫生员或其他指定的急救区域。为他们的学生提供健康和安全保障。

f. 维护他们负责的学生的秩序、纪律和士气。

g. 遵循与紧急情况有关的学区指南。

h. 助理教师应当协助他们的教室教师，除非负责人另有指示。

i. 教师将负责管理他们负责的学生，直到负责人允许教师下班。

j. 所有其他不直接管理学生的正规员工将向其负责人报告以分配任务。

（第34页，地震时，师生在学校大楼里的情况）

学生必须听从教师的命令，并且：

a. 立即躲藏到书桌、桌台下面，并远离窗口。

b. 保持躲藏姿势至少60秒。

c. 保持沉默，并听从指挥。

d. 在地震时，教师应当：

——躲藏
——平静地与学生交谈
——等60秒，然后从教室疏散

最近一个在四川大地震刚发生时丢下满班学生以最快速度独自逃到足球场的中学教师很出名。这位被戏称为“范跑跑”的教师先是在网上自我曝光、辩护，引起一番争论，然后又被传统媒体注意到，又是接受报纸采访，又是上电视台参加辩论，俨然成了红人。

不过，这事如果发生在范跑跑以及他的某些支持者所向往的“自由、公正”的美国，没什么可争的，他铁定会被学校开除，而且这辈子别想再当教师了。原因很简单：他的所作所为非常不具有professionalism。

这个词在汉语中没有恰如其分的对应词，翻译成“专业精神”、“职业道德”、“敬业态度”都不太准确。它其实是某些特殊行业的业者所必须达到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干这一行就要有这一行的样子。这些特殊行业对公共事业至关重要，不是普通人所能从事的，其业者必须受过专业教育和训练，有自己的行业组织，社会地位崇高，因而也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有严格的行为规范和更高的道德要求，讲求行业自律，才对得起公众的信任和尊敬。一旦违反了行业准则，就会被清除出那个行业，即使道歉也未必能被原谅。

像医生、护士、律师、工程师、建筑师、会计师以及教师都属于这样的行业。既然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就有了特殊的责任，需要对学生和公众做出一定的承诺，而不能特立独行。美国全国教育协会制定的《教育行业道德准则》规定，教育者为了满足对学生的义务，“必须尽合理的努力保护学生避免有害学习、健康、安全的情况”。在灾难来临时，教师不一定要舍己救人当英雄，但是采取保护学生的必要措施，例如组织学生疏散，是根本要求。抛下学生不管独自逃生肯定是不行的，虽然那也许是人的本能，也不犯法，但是对不起社会和学生的信任，不像个教师的样子，也就不配再当教师。当然，他可以去从事其他行业。范跑跑的校长不仅不开除他，还替他辩护，同样也不像个校长的样子。

范跑跑能成为媒体红人，还有那么多人为他辩护，也正说明许多国人还没有意识到教师这一行业的特殊性，或者意识到了也不以为然。其实当前中国的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学术腐败、医疗腐败、教育腐败等等，都可以归结为特殊行业人士没有特殊行业人士的样子：科学家不像科学家，工程师不像工程师，医生不像医生，护士不像护士……只是将行业当成谋生手段，而不承当相应责任，没有行业自律，还被公众容忍，岂止是教师这个行业。

2008.6.14.

(XYS20080616)

xys.dropin.org 今天已被屏蔽。
请有条件的国外网友多搞一些镜像点。其实弄一个VPN跳板即可，但是要24小时运行。

有一个网友转来时评家连岳一篇文章，声称今天发生的岩手县地震，日本气象厅早在数月前就已发出了预报，与我所说的日本不做地震预测不符，要我给评论一下。这位时评家原来是给思春的少男少女们煮心灵鸡汤的，汶川地震后自己不知喝错了什么汤，对“地震预测术”春心荡漾，和“国宝”们眉来眼去，要一起问责地震局。我本以为只是因为他没有科学头脑，看了这篇文章，才发现他连语文头脑也没有。他所依据的《环球时报》明明说的是去年10月开始提供“紧急地震快报”（即启用地震预警系统），他能读成在当时就发出了这次地震的预报，这是什么样的阅读理解能力？

日本并无能力提前数个月预测某次大地震的发生，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个能力。但是日本在去年启用世界上第一个全国地震预警系统，从而有可能在地震在地下发生的瞬间，立即发出紧急地震快报。这套系统和地震预测毫无关系，也不是某些人理解的根据前震来预报主震（像传说中的海城地震预报），而是利用地震发生后不同地震波传播速度的差异产生的时间差而做出预警。

地震发生后，从地下震源发出两种地震波，纵波（P波）破坏性小，但是传播速度快，横波（S波）破坏性大，是造成地震灾害的主要因素，但是传播速度慢。地震预警系统就是利用二者的时间差，在地震仪测得先传到的纵波后，估计出该次地震的强度，赶在横波传到之前发出预警，这个时间差往往只有数秒种，不足以让人员疏散，但可以抢在地震波前头采取关闭燃气、停止发电、停运新干线等措施，避免次生灾害。

这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因此有很大的局限性：预警地区离震中越远则预警时间越长，但是离震中越远就越不需要预警，最需要预警的震中地区这套系统又起不了作用。在实际操作中还有其他问题。像《环球时报》所说的，前面几次都不成功，或者低估了震级而没有发出应该发出的快报（1月26日的石川地震），或者快报发得太慢（4月28日冲绳县宫古岛地震首次发布快报，但是在测得纵波约10秒种后才发布，比横波的到达慢了约5秒）。这次在测得纵波4秒后即发出紧急地震速报，算是成功了，但是在震中30-40公里的范围内的地区，都是在横波到达以后才发出的速报，灾害严重的地区基本上都没来得及防范，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不过，这是目前人类能想到的最好的地震预警方法。美国地质调查局目前也在加州测试类似的预警系统。

附：
预防灾难的成本有多高？

连岳

仅从这篇新闻来看，一是日本气象厅在做地震预报工作；二是地震预报是在数月前发出，期间日本社会并没有像我们的一些专家所言陷入混乱，“损失不亚于一次真正的地震”，灾难预防可以在社会正常运转下进行，当灾难真正来临之时，有准备，伤亡肯定会小得多，这是显然的。

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赵学亮报道 14日上午8点43分左右，日本东北部的岩手县和宫城县发生里氏7.0级地震，日本气象厅在此次地震的主震到来之前成功发布地震预测震级等预报。

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日本气象厅于去年10月1日面向普通市民通过电视等媒介提供“紧急地震快报”，根据观测到的地震初期微震预测主震的震级，然而在今年1月 26日的石川县地震中的预测震级低于实际震级，4月28日发生的冲绳县宫古岛地震和5月8日的关东地区地震中均慢于主震的到来，显示出了这一系统的局限性。

(XYS20080614)

《财经》实习记者 徐超《财经网》 　[2008-06-13]

与其说其成功在临震预报上，倒不如说其成功在良好的防震知识普及以及合理的传统建筑结构，或许再加上少数人的勇敢上

【《财经网》专稿/实习记者 徐超】在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除了唐山，还有一个城市的名字反复被媒体和公众提起，那就是海城。

1975年2月4日19时36分，辽宁省海城县（当时是鞍山市下面的一个县，现为县级市）发生7.3级地震。按照地震后到当地进行考察的时任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地震预测部门负责人巴里·瑞利(Barry Raleigh)估计，这样一次地震造成的伤亡“一般来说应超过10万”。而实际上，在海城地震中，直接和间接死于此次地震的总人数只有2041人。

正是由于此次防震减灾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在此后三十多年的时间内，“海城经验”几乎成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和衡量标尺。

然而，“海城经验”到底是什么？或许，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重现历史

衡量一次地震预报是否成功的标准，对政府官员和地震预报工作者来说，有很大区别。

在地震预报工作者看来，要验证地震前做出的长期预报、中期预报、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下称四阶段预报）是否与地震时间、震中和震级相符。同时，地震前和地震后都要验证为四阶段预报提供参考的微观异常和宏观异常，是否与真实情况相符。只有这些都符合或者说基本符合了，才能算成功。

而从政府官员的角度来说，死亡数字的多少，往往是衡量地震是否预报成功的关键因素，甚至说决定性因素。

若以后一个标准为依据的话，海城地震无疑是世界上至今惟一一次成功预报的大地震。当时，新华社的诸多报道以及当地政府提供的宣传材料，都证明了这一点。但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到底海城地震的预报过程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对于这个问题，由于保密原因造成当时诸多档案和文件都被尘封，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实际上一直没有答案。

2004年，加拿大地质调查局研究院王克林、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陈棋福、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士鋐和辽宁省地震局王安东开始收集资料、走访各方当事人，希望从学术角度来重现这段历史。

这一研究成果，最终以英文论文《Predicting the 1975 Haicheng Earthquake》（《预报1975年海城地震》）的形式，发表在2006年6月份出版的《美国地震学报》（《Bulletin of the Seism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上。

该论文作者之一、孙士鋐研究员对《财经》记者解释说，自1975年海城地震发生后，他一直搜集关于海城地震预报方面的资料。到了2004年，根据中国的保密法，许多当时的关键资料都已解密。

这些资料，大体被分为七类：1、国家或多省会议的总结材料和授权转发这些材料的政府文件；2、地震工作者给辽宁省政府的各类报告；3、省政府的通告； 4、地方政府的文件；5、高层政府官员的会议讲话或口头指示；6、地震办公室或地震观测台站的值班记录或记事本；7、其他文件。

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1966年至1969年，华北地区发生的三次6级以上地震引起了政府高层的重视，在周恩来总理的推动下，1970年，全国首次地震预报工作会议召开。

此后，1971年国家地震局正式成立。1972年冬，全国第一次地震形势会商会在山西临汾召开。全国地震形势会商会由国家地震局组织，一般每年组织一到两次，对全国或某些地区未来一两年的地震作出预报。当然，在特殊时期，比如此次汶川大地震之后（5月12日到6月11日），则提高到每天两次。

1974年6月7日到9日，国家地震局召开了地震形势会商会，地震预报区域主要集中在华北及渤海地区。在这次会议上，定出了华北、东北范围内有六个区域，在未来一两年内有发生较大地震的危险，其中包括后来被视为1975年海城地震“中期预报”的“渤海北部”。而实际上，也只有这一地区发生了破坏性地震，其余五个区域均没有地震发生，预报成功概率是16.7%。

不过，资料显示，即使这个1/6的中期预报成功率，也是有很大水分的。据《财经》了解，在原总结材料中，这一渤海北部区域指的是指金县-大连地区，距离海城震中实际上还有200公里的距离。

错进错出

在这次地震形势会商会结束后，当时作为国家地震局主管单位的中国科学院认为情况严重，于是把会议总结修改为报告，并上报到国务院。

1975年，正值文革晚期，那时人们的最高信条就是“要听毛主席和党的话”，而国务院则被老百姓视为“毛主席和党的代表”。“既然国务院把这当回事，那一定是件大事”，知情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文件本身重要的象征意义，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以独特的方式，客观上提高了民众的地震警觉性。

据悉，国务院在收到中科院报告14天后，就于6月29日以第69号文件的形式，向有关省份下发了这一内容。其中，就包括海城县所属的辽宁省革命委员会。

在这次会议上，被视为海城地震的“中期预报”是根据以下四个方面做出的（按重要性由强到弱排列）：1、小震活动频繁；2、海平面数据；3、地磁异常；4、水准变化异常。

但从事后的调查来看，小震活动频繁区域是指辽西傲汉旗的一个震群，现已归属内蒙古自治区，距离海城震中十分遥远。潮汐台记录的海平面明显变化的数据则被证明有误，在会商会结束后就很少再提到。地磁异常，在1974年6月便停止，与海城地震亦关系不大；至于水准变化异常，则明显没有考虑到附近纺织厂抽取地下水带来的误差。

不过，在会商会结束半年后，1974年12月，辽宁本溪发生了5.2级地震。作为69号文件发出后第一个较大地震，这次地震自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

辽宁省革委会于是要求省地震办每天汇报震情，并布置了一系列应急措施。不过，根据1975年1月份国家地震局的考察结论来看，这次地震是由水库引起的，属于人为地震/工程地震，与后来的海城地震实际上关系不大。

就在辽宁本溪地震次日，辽宁省革委会发布了由地震办起草的一个通报。这个通报根据辽宁本溪地震，提出了三个短期预报，但随后证实这三次预报都是误报。其中的第三个短期预报称，辽宁本溪地区将再次发生5级左右地震，时间是1975年1月5日前。

由于预报的地震发生地是同一个，作为当时辽宁省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以及沈阳军区政委的毛远新，下令组织震前演习。尽管这次预报后来被证实为误报，但演习和其他应急措施，客观上对一个多月之后的海城地震的抗震救灾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1975年1月13日，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在北京召开，顾浩鼎代表国家地震局沈阳大队在会上发言，他的发言被称为海城地震的“短期预报”。然而，全国会商会并没有完全认可这一预报，大会结论把顾浩鼎的“半年甚至一两个月内，会有6级地震”的估计，改为“一年内会有5至6级地震”。

根据中国的定义，这已经属于中期预报了。而在全国会商会结束后，辽宁省地震办则完全接受全国会商会的结论，没有坚持顾浩鼎的短期预报。

“以革命之名”

直到2月3日傍晚，营口-海城一带小震活动骤然增多，才引起了辽宁省地震办的高度警觉。至2月4日晨8时，当地已先后监测到200多次地震；其中最大的，是4日晨7时50分发生的4.7级地震。

而在另一个记录海城7.3地震前的地震表格中，《财经》记者注意到，自2月3日18时38分到2月4日17时39分，共发生地震33次；其中2级到2.9级地震9次，3级到3.9级地震8次，4级到4.9级地震2次。

辽宁省地震办主任朱凤鸣在2月4日零时30分向省政府提交的《地震情报》第14期中，明言“震级尚在不断加大”和“很可能后面有较大地震”，这些被宣布为海城地震的临震预报。

这份临震报告被称交给革委会副主任华文。华文要比朱鸣凤紧张得多，他立即要求后者“你们最好确定个地点，由我们通知有关县市到那里集合，立即研究防震措施和布置防震工作”。而实际上，据说在朱凤鸣那里，预计较大地震发生的时间尺度是一两个星期之内，而非“马上”。

但就是华文的行政决定，阴差阳错地实现了海城地震的省级预报。

当天11时，作为辽宁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的李伯秋将军，向下辖市、县发表了四点指示：把地震范围划清楚，包括确定震中多大；在地震中心划个戒备区，采取紧急措施，昼夜值班巡逻，不坚固的房子要借宿睡觉；市、县、公社在震中区要值班，坚守岗位，有情况及时报告，采取措施；工厂、矿山建筑物、水库、桥梁、坑口、高压线等要加强戒备，坚守岗位，专人看管，有情况要报告。

而实际上，由于2月3日傍晚至2月4日晨的频繁地震，一些山墙和烟囱已经倒塌。所以，一些公社和个人在没有收到上级要求的时候，已经自行疏散了。

2月4日晚上7点半左右，海城被七点三级强烈地震击中。钱钢在著名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中称，被地震袭击的六个市、十个县的震区范围内，城镇房屋毁坏五百零八万平方米，农村民房毁坏八十六点七万间，却仅有一千三百二十八人死亡，占全地区人口的万分之一点六。

造成海城地震伤亡人员较少的原因，据《财经》了解，除了政府官员行为构成的临震预报之外，或许还和另外两个个方面的原因有关：

首先，位于营口县附近石硼峪地震台，在海城地震前几年内，曾制作、散发十多万份地震知识宣传资料，并播放了一百多场地震教育电影和幻灯。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民众对于地震知识的启蒙。

其次，由于地震发生时间正值傍晚，再加上辽宁南部当时遍布木结构房屋，这些也都极大地降低地震造成的伤亡。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即使在没有组织疏散的地区，实际上死亡人数也很少。

在《预报1975年海城地震》结尾有一段这样的结论：

我们的调查结果基本上核实了美国代表团1976年访华时得知的海城地震大事记，但仍然有着重大差异。

第一，事情的发展并不符合理想的“长、中、短、临”四阶段预报模式，特别是个别学者提出了短期预报，官方并没有正式发布短期预报。第二，我们注意到美国代表团得知的故事中一些重大失实。例如，说省政府于1975年2月4日“得到该日将于海城附近发生强震的预报”与实情不符。第三，公布和告诉国际上的预报过程由于可以强调领导作用而偏离事实，有些细节或遭忽略或被夸张。第四，对国际上和公众做的报道，夸大了业余微观异常监测的重要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除了结果，海城地震并不是一次成功的预报。它在短期或者说临震预报方面，能够给我们留下的清晰的科学借鉴非常之少。或许，它更有价值的遗产恰恰在于，如何通过良好的抗震防灾教育以及合理的建筑，来最大程度地降低我们对临震预报的单一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