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雄酮是麝香中的一种成分?

31 03 2008年

【方舟子按:我也曾怀疑普拉雄酮是麝香的成分,但找到有关麝香成分的资料并未将其列入。谢谢这位网友提供的信息。但是:

一、普拉雄酮只是麝香所含的十几种甾体激素之一,含量极低(痕量),难以检测(假设国家药监局公布的名单是根据检测的结果)。

二、从2005年7月1日起,除了4种中成药,中成药中的麝香都以人工麝香代替,人工麝香的成分保密,莫非就是普拉雄酮?

三、有些中成药的成分并不含麝香,但也被列为含普拉雄酮,例如川贝枇杷糖浆。莫非国家药监局摆乌龙?】

普拉雄酮是麝香中的一种成分

作者:dusong

方先生:

你好。最近看到新语丝中关于中药中含有的兴奋剂成分的讨论,其中500多个中成药中含有普拉雄酮,对这个物质十分陌生,开始以为是哪个含有类似大豆或薯蓣类的植物药中里含有的甾体类成分,几天过去了,没看到有人说起是哪个药引起,直到今天看到方先生发文中也认为是添加化学成分,感觉不太可能这么中药都添加,所以还是查了一下,看这东西到底是什么。

先到丁香园查了一下,见已有人对此开展讨论,有人提到是麝香中含有普拉雄酮,含麝香的都被列为按兴奋剂管理,再看500多个的处方中确含有麝香。但没给出详细的麝香中含有普拉雄酮文献。于是我再搜索cnki,维普等中文期刊网,随后查阅CA网络版,发现了麝香中确实含有普拉雄酮(3β-羟基雄甾 -5-烯-17-酮)成分的。

最早是日本学者在1975年从麝香的乙醚提取物中分离鉴定出3β-羟基雄甾-5-烯-17-酮成分,在国内学者在1984年发表了采用TLC(薄层色谱)方法鉴别天然麝香的文献,也提及了这个成分,后期陆续有HPLC(高效液相色谱),GC(气相色谱)测定麝香中这个成分含量的报道。

先前有网友称中药中不含有这类成分的说法不准确。药监局可能使用数据库,将麝香的中药都列了进来,结果也有错杀一些,比如丁香园中也有网友指出“麝香草酚”的清凉止痒搽剂,其处方成份为薄荷脑、樟脑、硼酸、水杨酸、桉油、丁香酚、水杨酸甲酯、香精、乙醇、亮兰溶液。制表人可能误以为认为含麝香草酚也就含麝香,也被列入其中。

参考文献:

1.孙蓉 , 王任卿 , 于晓 , 尹建伟 , 秦素娟麝香的化学与药理研究进展。>2005年05期

2.Components of musk.  I.  Ether soluble components.
Do, Jae Chul; Kitatsuji, Eitaro; Yoshii, Eiichi.   Fac. Pharm. Sci.,  Toyama Univ.,  Toyama,  Japan.   Chemical & Pharmaceutical Bulletin  (1975),  23(3),629-35

3.吴悦,吴鹏,肖宣,于德泉.天然麝香养香和原香的HPLC分析。药学学报,1989;24(4):308~311

(XYS20080330)



含兴奋剂的中成药岂能只让“运动员慎用”

29 03 2008年

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出《关于公布含有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名单的通知》,列出1227种含兴奋剂的中成药品种,其中1种含代血浆(右旋糖苷),6种含克仑特罗,9种含氢氯噻嗪,104种含吗啡,174种含士的宁,400种含麻黄碱,533种含普拉雄酮。

这些兴奋剂成分,有的是配方中的草药本身所具有的,例如士的宁源自马钱子,麻黄碱源自麻黄,吗啡源自罂粟壳。但是有的则是人工合成的化学药物,例如克仑特罗、氢氯噻嗪、普拉雄酮,它们不可能来自“天然成分”,只能是添加的化学成分。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被用得最多的普拉雄酮,它是一种甾体激素,进入体内后将转化成性激素。居然有533种中成药被检测出了含有这种激素!这些并不是什么伪劣假冒或新研发的中成药,其中不乏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川贝枇杷糖浆等著名的传统中成药,但是在其成分中并没有标出添加了普拉雄酮。被查出添加了普拉雄酮的还有多种是传统儿科药物,同样没有标明,让婴幼儿稀里糊涂地吃下了性激素的前体。

国家药监局发这个通知的目的显然是为即将参加北京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着想,担心他们因为服了中成药而通不过兴奋剂检测,要求这些中成药标明“运动员慎用”。但是这却无意中权威地证实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当前市场上的大部分中成药都添加了西药成分,有的在成分表中标明(往往放在最后),更多的则是不标明,属于非法添加。

这也说明中成药的厂商们其实自己也对中成药的功效没有信心,所以才会采取“药效不够,西药来凑”的作法,一方面利用国人对中药的信任赚钱,一方面又利用西药的效果来欺骗国人。实际起作用的是西药成分,但是用中药包装的西药的价格却远远高于西药本身的价格,还美其名曰“中西医结合”。

消费者浪费了钱倒还罢了,如此“中西医结合”还有很多危害。添加的西药有的是会有比较严重的副作用的处方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服用。如果没有在中药中标明西药成分,患者不知不觉地吃了西药,就无法预防、处理这些西药的副作用,也会干扰疾病的治疗。另一方面,吃药并非多多益善,中、西药一起吃,中药有可能妨碍西药发挥效用,甚至由于药物相互反应而出现毒副作用。人体摄入不必要的药物也增加了肝、肾解毒的负担。在儿科用药中添加激素更是有害儿童的发育。

因此,药监局既然已经检测出了这些中成药非法添加了西药成分,那就应该发出通报、召回药品、处置厂商,起码也得要求在说明书中标明真实成分让消费者知情,岂能仅仅以“运动员慎用”就了事?难道广大患者的健康还比不上某位运动员能否通过药检?

2008.3.26.

(XYS20080328)



司马南、方舟子等在中央广播电台揭露“德润生”天价大米

28 03 2008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质量报道

播出时间:2008年3月27日12:40–13:30

在线收听:

rtsp://211.89.225.103/cnr/channel1/zgzlbd20080327124005.rm

或:

mms://211.89.225.102/cnr/channel1/zgzlbd20080327124003.wma



司马南、方舟子等在中央电台揭露“德润生”天价

28 03 2008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质量报道

播出时间:2008年3月27日12:40–13:30

在线收听:

rtsp://211.89.225.103/cnr/channel1/zgzlbd20080327124005.rm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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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勒的黑猩猩

27 03 2008年

德裔美国心理学家沃尔夫冈·柯勒(1887~1967)在1935年因公开批评纳粹政权而被迫移民美国之前,在学术上已功成名就,已担任柏林大学心理研究所所长多年。他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参与创建名列心理学六大门派的格式塔心理学派(“格式塔”是德语“整体”的音译,又译做完形心理学派),但是他最广为人知的研究成果是对黑猩猩的思维能力的有趣实验。

1913年,柯勒前往非洲的西班牙属地加那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担任普鲁士科学院设在那里的类人猿研究站主任。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柯勒被困在了岛上,和9只黑猩猩相伴,待了大约7年。岛上有一个巨大的室外实验场地,还有一些“玩具”——箱子、木杆、竹竿等。柯勒就用它们对黑猩猩做了一系列实验,并用电影记录下来。

其中最著名的是“接竿实验”。柯勒将黑猩猩关在笼里,笼里有一粗一细两根竹竿,笼外远处放着香蕉,但是竹竿不够长。在尝试了许多次之后,黑猩猩把细竹竿的一端塞进了粗竹竿的孔中,将二者连接在一起,然后用它把香蕉拨了过来。

另一个著名的实验场景是这样的:在天花板上悬挂着一串香蕉,黑猩猩跳来跳去想去抓它,但是够不着。在蹦跳了一段时间后,黑猩猩生气地走开了,突然停下来,看看香蕉,又看看放在场地上的玩具,反复看了几次后,最终开始用玩具来获取香蕉。不同的黑猩猩采用不尽相同的方式。一只黑猩猩把一根木杆放在香蕉下,试图沿着木杆爬上去。有几只黑猩猩把几个箱子搬到香蕉下,成功地垒放起来,但是难以保持箱子重心平衡。有一只黑猩猩只搬来一个箱子放在香蕉下,爬上去之后,用一根木竿把香蕉打了下来。

这一切似乎表明黑猩猩具有一定的推理能力,能够根据目标和工具制定行动方案,柯勒将这称为“顿悟学习”,而不是经过反复的试错经验之后才掌握的。但是人们在电影里看到的并非实验的全部。实际上,电影中的黑猩猩此前已多次面对了同样的问题,已经过了长时间的练习才慢慢地获得成功。

柯勒逐渐对整日和黑猩猩打交道感到厌烦,对进一步研究失去了兴趣。他对黑猩猩做的实验,大部分是在他抵达特内里费岛后的六个月内完成的。上个世纪40年代,其他人在重复柯勒的实验时,不由怀疑黑猩猩是否真具有柯勒所说的“顿悟学习”的能力。如果把木杆给黑猩猩,它们就会用它来戳、打几乎任何东西。即使周围没有东西,它们也会乱舞木杆,或试图把两根木杆连接在一起。见到箱子,它们喜欢跳上去,向上举起双臂蹦跳,或在箱子上飞舞木杆。如果有几个箱子,它们也喜欢把箱子垒放起来。在它们这么做的时候,天花板上并没有挂着食物。如此看来,黑猩猩的接竿、垒箱、舞杆,其实只是一种本能反应,而不是在见到食物后推理、计划的结果。

上个世纪60年代,珍·古德尔开始在坦桑尼亚的冈比保护区观察黑猩猩不久,就见到一头取名灰胡子大卫的黑猩猩摘取一片草叶,仔细加工得又滑又直,将之伸进它已用指甲挖了一个小洞的白蚁巢中钓白蚁吃。这个发现哄动一时,此后经常被做为黑猩猩能够有意识地制造工具的例子加以引用。即使这个著名的例子也不是没有疑义的。许多人都观察到,黑猩猩对枝条、条形草叶有天生的兴趣,经常无缘无故地折、摘它们进行加工打发时间。黑猩猩对用条状物戳小洞也有天生的兴趣:那些在实验室养大的黑猩猩,虽然从未见过白蚁巢,但是也天生就喜欢拿着铅笔之类的条状物去刺探电源插孔之类的小洞。所以黑猩猩加工草叶钓白蚁也有可能是纯粹的本能反应和试错经验,未必涉及有意识的心理活动。

当然,我们现在已有足够多的证据能够证明黑猩猩的确具有一定的推理能力。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动物的某种看似巧妙的行为究竟是出于本能还是出于智能,并不是那么容易区分的。即使是我们人类,智能与本能也经常混杂在一起,并不是非此即彼。我们可以一边做出本能反应(例如呼吸、咳嗽)一边进行无关的思考,可以因为某种本能反应而引发思考(例如因为咳嗽而怀疑自己是否生病),可以因为心理活动而做出本能反应(例如因为害羞而脸红),也可以有意识地模仿本能反应(例如假装咳嗽)。

2008.3.23.

(《中国青年报》2008.3.26)

(XYS20080326)



科学史上著名公案——聚合水事件

25 03 2008年

1962年,苏联科学家费德亚金报告了他的一个重大发现。用来做出这个重大发现的实验很简单:把蒸馏水放在一个小容器中加热,用一束石英毛细管收集水蒸气,让水蒸气在管壁内冷凝。几天后,他把毛细管内的水份取出加以研究,发现其密度比普通水大了大约40%,在100摄氏度时不沸腾,在零下40摄氏度时才结冰,而且像凡士林一样粘。他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水形态,称之为异常水。

费德亚金后来加入莫斯科物理化学研究所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德尔亚津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不断地改进实验方法,让它变得更精致一些。一个比较先进的制备异常水的方法是这样的:在石英毛细管的一段放上一点水,封闭起来,管的中央缠绕加热丝加热到500摄氏度,管的另一端冷却收集冷凝的异常水。他们认为异常水是水的聚合形态,为此发表了30多篇论文。

起初只是苏联科学家自己在玩。1966年,德尔亚津访问英国,在诺丁汉的法拉第学会报告他们对异常水的发现,引起了英国科学家的兴趣。一些英国科学家重复了实验,结果全都证实了苏联科学家的发现。英国著名物理学家贝尔纳甚至宣布聚合水的发现是“本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化学发现”。

美国科学家也很快跟进。1968年,马里兰大学的里平科特等人在《科学》杂志报告说,他们用光谱法研究异常水,得到的光谱与普通水完全不同。他们确认异常水的确是水的聚合形态,命名为聚合水。其他化学家也陆续在《科学》上发表论文,对聚合水的特殊性质做出理论解释。

许多科学家都投入了对聚合水的研究。到1971年时研究聚合水的论文多达400多篇。一位想象力丰富的美国太空物理学家认为金星上的水很可能就是聚合水,他同时担心,聚合水万一从实验室泄漏出来,可能会把自然界中的水都聚合变成聚合水,必然会导致地球生命的全部灭绝!更实际一点的科学家则设想,聚合水既然像凡士林一样粘,而且100摄氏度不沸、零下40摄氏度才凝固,岂不是最理想的润滑剂和冷却剂?只可惜聚合水只能用毛细管制备,量极少(以毫克计),用来做研究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实用了。

但是,对聚合水的研究热传到美国后不久,对其真实性的怀疑也开始了。1969年,有美国科学家发现他们制造出来的聚合水含有硼、硅、钠等杂质,认为聚合水其实是一种受污染的水。同时,一名苏联科学家用质谱仪检测德尔亚津送交的聚合水样品,发现聚合水含水量很少,反而含有脂质等杂质。又有美国科学家用扫描电子显微镜检测聚合水,证实里面的确含有杂质颗粒。另有美国科学家发现聚合水中含有乳酸钠,这是汗液的成分。

用多种检测方法都证实了所谓聚合水连水分都很少,它其实是胶态二氧化硅,掺杂有多种无机盐和有机物。二氧化硅是石英毛细管的成分,胶态二氧化硅是在拉毛细管受热处理时产生的,而杂质可能是从几种途径进入的:例如来自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受到用来密封毛细管的油脂的污染,在操作时实验员的汗液跑进了毛细管等等。

1973年,德尔亚津在众多证据面前也承认聚合水不存在,而是污染水。至此,一项重大发现变成了一大丑闻。这几乎是100多年前一场关于水的争论的重演。当时人们发现水在蒸馏之后,残余的水表现出与普通水不同的性质。在密闭的容器中把水反复蒸馏也能得到性质特殊的水,于是有人认为这是水的同素异形体(由相同元素构成,但是形态、结构和性质不同)。后来才知道是水中的杂质引起的误解。那时候实验条件很简陋,人们的物理、化学知识也很有限,出现那样的误解并不难理解。何以在100多年后,在有了先进的检测手段之后,仍然会有众多的一流科学家被水中的杂质所误导,犯下低级错误呢?如果实验设计得严密一些,态度严谨一些,这样的疏忽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聚合水的存在其实违背了热力学定律,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如果自始至终只是费德亚金这样的无名之辈在鼓吹,很可能不会引起什么反响,甚至早就被戳穿了。但是有德尔亚津这样的学术权威的推销,就大大增强了其可信度,让众多科学家都有了投身于重大科学发现的热忱和幻想。何况大众媒体、同行的关注,美国《科学》、英国《自然》等著名科学期刊为此慷慨地贡献出来的版面,更容易让人热昏了头。用一位当事人利兰·阿兰的话来说:“我第一篇相关论文吸引来的关注让我坚信我对科学进步做出了真实的贡献,这要比从其他一般的成功科研项目中所感受到的更强烈。”

幸运的是,科学有自我纠错的能力。一项虚假的科研成果,不管有多少权威的支持,不管曾经被视为多么重大,一旦引起了科学界的重视,被推翻是迟早的事。没有证据表明“聚合水”事件是有意的造假,只是由于疏忽而闹下的笑话。只不过,为了一个可以避免的疏忽而浪费了十年时间、众多人力和科研资金,未免太不值得。有时候,由于一时疏忽而出现的“诚实错误”,导致的后果甚至要比有意的造假还要严重。

2008.3.18

(《经济观察报》2008.3.24)

(XYS20080324)



汉字简化之争【旧作四篇】

22 03 2008年

【按:由于明星政协委员的“在小学教繁体字”的提案,网上有关繁体字简体字之争又热了起来。这个争论和中医的争论一样,也是自有中文网以来就吵个没完没了的话题。我在1994年间曾编写过几篇关于汉字简化的常识介绍,无非是要澄清一些对简化字的常见误解,其实是资料汇编,并无新意,却在网上传播很广,还多次被人照抄过去当成自己的东西,比如“百度百科”。】

汉字简化和字源

一、

海外有人把简化汉字当成共产党的专利,未免太抬举了共产党。实际上,汉字简化运动在共产党当政之前就一直在不断发展,即使是国民党政府,当初也试图推行简化字,只是由于没有后来共产党政府的号召力而半途而废。至于后来国民党出于“凡共产党支持的我们就反对”的政治目的,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反对、攻击、毁谤简体字,在台湾及海外遗毒至今,甚至于两年前《世界日报》还长篇登载《简化字就是红卫兵》这种贻笑大方的文章,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共产党对汉字简化的主要功绩,就是把以前主要存在于知识界和民间的汉字简化运动转化为国家政策,积极推行,并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目前大陆使用的简化字是1956年1月28日审订通过的,以后虽根据使用情况而略有改变,但一直使用到今天,成为中国大陆的用字标准。1977年,曾公布《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在报刊上试用很短的一段时间后宣布废除。至今台湾、海外一些攻击简化字的文章,所举的例子往往都是这个方案的,他们以为它还在大陆通行,其对简化字之无知,由此可见。最可笑的,莫过于香港导演李翰祥曾在《世界日报》上登文说,汉字简化后,他的名字就成了“李汗祥”,不由让他汗涔涔下。“翰”何时又曾简化为“汗”来着?李导大概把某位大陆人写的错别字也当成简化字,白出了一身汗。建议简化字的反对者都先去学学简体字,再来发表高论。否则,支持简体字的人大体都懂繁体字,而反对的人却对简体字一窍不通,这架还怎么打?

反对汉字简化的一个理由,是繁体字符合汉字造字规则,虽然难写,却要比简体字容易认。其实汉字演变到楷书,不管繁、简,都已是面目全非了,真想知道一个字的由来,至少也必须懂得小篆甚至甲骨文,而教儿童认字的小学教师,哪会有这样的功力?即使有水平高超的小学老师,能把某个字为何这么写讲得头头是道,又岂是小学生能领会得了的?用繁体字的各位平心静气地想想,自己当初认字时有多少字是通过了解字源才记下的?恐怕绝大部分字都是靠死记硬背记下的吧?既然都是死记硬背,当然是笔划较简单的简体字好记好认好写。

有一些简体字,本来是古字,比繁体字更符合造字规则,我举两个例子。

先说“众”字。简体的写法是三个人叠一块,这是“众”字的最原始的写法,甲骨文就已经这么写了,就是《周语》所谓:“人三为众。”非常地好认好解释。可是繁体字的“众”字,有多少人知道它为什么那么写?原来它的下部,实际上也是三个“人”,只不过变了样了,不说还不容易看出来;而上部呢,根本就是写错了,本来的写法应该是一个横着的“目”,《说文》解释说:“目,众意。”我琢磨它的意思,大概这个“目”应该是“纲举目张”的“目”,也就是网孔。网孔密密麻麻的,确实是“众意”。既然“三人,众意”,“目”也是“众意”,未免重复累赘,去掉这个含义不明显而且写错的上半部,剩下原本的三人,不是很好吗?

再来看“从”字。简体的写法是两个“人”字并在一起,这也是“从”的最古老写法,也见于甲骨文,取“两人相从”之意。繁体的“从”可就不太好解释了,它的右上角,是两个“人”,保留了“从”的最初写法,可是其他部分呢?我们对照小篆,才发现这个字也是写错了,它的双人旁和右下角应该合在一块,成为一个表示行走的偏旁,这大概是在小篆的时候才添上去的,楷书再把它割成两半,可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类似这样的简体字还不少,比如“尘”、“礼”、“云”、“电”、“胡”、“须”、“处”等等,不一一解释了。

二、

有反对汉字简化的台湾人声称简体字是郭沫若等人胡写出来的,比如“国”字。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国”字写法的演变。

商金文上的“国”字写作“口戈”,左边的“口”四四方方表示土地,右边的“戈”是武器,也就是说,“国”字的意思是用武器保卫下的土地。甲骨文的写法颠倒过来,成“戈口”。到了周金文,在“口”下面加了一横,成为“或”字了。这一横是什么意思呢?许慎说是“以守一,一地也”,与“口”重复,不太可能,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横表示住在土地上的人。后来在“或”的左边加了波状的一竖,表示“戈”的柄,到后来这一竖向两边扩展,成了“匚”,“或”的最后被完全包围,成为繁体的“国”〔□或〕已是很晚的事了,大概是在李斯制造小篆的时候。

但是这不等于说繁体的“国”是正宗,因为“国”字还有另外一条演变路线。非常早的时候,商金文的“口戈”写法,右边的“戈”就被省略,光用“□”代表“国”了,所以作废的第二批简化字把“国”写作“□”,也是古已有之。但“□”的写法毕竟不容易辨认,所以就往里面填,这就有了“□八土”“□王”“□玉”。如果我们到历史博物馆去,看到太平天国的旗帜,就会发现他们把“太平天国”的“国”写成“□王”,那可绝不是郭沫若之流伪造的文物。武则天造字,也在“国”字上作文章,先是“□武”,后来觉得有自己给困在里面的意思,不吉,改成“□八方”〔上八下方〕。

“国”字可能是汉字中写法最多的一个字,据统计有四十一种之多,最奇怪的一种写法是三个“秦”垒一块,大概是汉初的一种写法,取“三秦”之意。

简化的“国”字绝对不是郭沫若等人的胡诌,而是非常早就在民间通行了,是最通行的写法,而且还流传到了国外,日本、韩国也都这么写,难怪大陆会把它当成标准字。

简化字从来不是某几个人的自创,文字改革委员会在确定简化字时,遵循一条总原则:“述而不作”,即只整理古来或民间的写法,不自创。

汉字简化常识

这网上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台胞、老外跳出来攻击简体字,“简体字是共产党的发明”啦、“共产党强迫大家使用简体字”啦、“简体字破坏中国文化啦”、“简体字破坏汉字结构”啦,他们这些贻笑大方的攻击洽洽暴露了他们对简化字、甚至是繁体字的无知。为帮助这些人了解汉字简化,参照有关资料,特编写这个常识。欢迎翻译成英文贴到英文组去。

一、汉字简化简史

简体字是汉字演变的逻辑结果。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变为篆书,再变为隶书、楷书,其总趋势就是从繁到简。隶书是篆书的简化,草书、行书又是隶书的简化,而简体字正是楷书的简化。楷书在魏晋时开始出现,而简体字已见于南北朝(4-6世纪)的碑刻,到隋唐时代简化字逐渐增多,在民间相当普遍,被称为“俗体字”。我们今天使用的许多简化字,在这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例如“营”、“寿”、“尽”、“敌”、“继”、“烛”、“壮”、“齐”、“渊”、“娄”、“顾”、“献”、“变”、“灯”、“坟”、“驴”,等等。唐代颜元孙著《干禄字书》和王仁[日句]著《刊谬补缺切韵》,都收了极多的俗体字。宋代以后,随着印刷术的发明,简体字由碑刻和手写转到雕版印刷的书籍上,从而扩大了简体字的流行范围,数量大大增多。根据《宋元以来俗字谱》,宋元明清12种民间刻本中所用的简体字多达6240个,合为繁体字共1604个,平均每个繁体字有3.9个不同的简化字,与今天使用的简体字完全相同的有“实”、“宝”、“听”、“万”、“礼”、“旧”、“与”、“庄”、“梦”、“虽”、“医”、“阳”、“凤”、“声”、“义”、“乱”、“台”、“党”、“归”、“办”、“辞”、“断”、“罗”、“会”、“怜”、“怀”等等共达330多个。

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

1922年,陆费逵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建议采用已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并把其他笔画多的字也简化。

1922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上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得到陆基、黎锦熙、杨树达的联署。这是历史上有关简体字的第一个具体方案,主张把过去只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作为正体字应用于一切正规的书面语。它提出的八种简化汉字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现行简体字的产生依据,影响深远。

1928年,胡怀琛出版《简易字说》,收简体字300多个。

193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刘复、李家瑞合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表》,反映了一千年来简体字的发展情况。

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出版国语筹备委员会编订的《国音常用字汇》,收入不少简体字,并指出:“现在应该把它(简体字)推行,使书写处于约易。”

1934年,中国图书馆服务社出版杜定友的《简字标准字表》,收简体字353个。徐则敏在《论语半月刊》发表《550俗字表》。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搜集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

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草稿,收简体字2400多个。同年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采用这份草稿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324个,虽然在第二年的2月又通令收回,但毕竟是历史上由政府公布的第一个简体字表。也就是在这一年,上海文化界组织“手头字推行会”,发起推行“手头字(即简体字)”运动。

1936年10月,容庚的《简体字典》出版,收字达4445,基本上本自草书。同年11月,陈光尧出版《常用简字表》,收字3150个,约一半本自草书,一半来自俗体字。

1937年,北平研究所字体研究会发表《简体字表》第一表,收字1700个。

抗日战争爆发,简体字运动才被迫停顿,而主要在共产党统治区继续发展。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立即着手继续推行简化汉字。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

1951年,在上表的基础上,根据“述而不作”的原则,拟出《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555个。

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

1954年底,文改委在《第一批简体字表》的基础上,拟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收字798个,简化偏旁56个,并废除400个异体字。

1955年2月2日,《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把其中的261个字分3批在全国50多种报刊上试用。同年7月13日,国务院成立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同年10月,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收字减少为515个,简化偏旁减少为54个。

1956年1月28日,《汉字简化方案》经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31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在全国推行。以后这个方案根据使用情况而略有改变,1964年5月,文改委出版了《简化字总表》,共分三表:第一表是352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是132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是经过偏旁类推而成的1754个简化字;共2238字(因“签”、“须”两字重见,实际为2236字),这就是今天中国大陆的用字标准。

而在其他使用汉字的国家,同样也在简化汉字。

新加坡:1969年公布第一批简体字502个,除了67字(称为“异体简化字”),均与中国公布的简化字相同。1974年,又公布《简体字总表》,收简体字2248个,包括了中国公布的所有简化字,以及10个中国尚未简化的,如“要”、“窗”。1976年5月,颁布《简体字总表》修订本,删除这10个简化字和异体简体字,从而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完全一致。

马来西亚:1972年成立“马来西亚简化汉字委员会”,1981年出版《简化汉字总表》,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完全一致。

泰国:本来规定华文学校一律不准用简体字教学,在联合国以简体字为汉字标准后,宣布取消原来的限制,于1983年底同意所有的华文学校都可教学简体字,发行简繁对照表手册,并在小学课本上附加简繁对照表。

日本:日本使用汉字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在民间也长期流行一些简体字。1946年日本内阁公布《当用汉字表》,收字1850个,其中有131个是简体字,与中国简体字相同的有53个,差不多相同的有9个。

南朝鲜:1983年《朝鲜日报》公布第一批简体字90个,在《朝鲜日报》上使用,与中国相同的有29个,差不多相同的有4个。

二、汉字简化的原则和方法:

汉字简化的原则是:“述而不作”、“约定俗成,稳步前进”,也就是说尽量采用已经在民间长期流行的简体字,只作收集整理和必要的修改,不擅自造字。那种“简体字是共产党发明的”、“简体字是郭沫若等人造出来的”的笑谈,不过是国民党的宣传。

汉字简化的方法是以钱玄同在1922年提出的方法为基础的,共有七种:

1、采用比画简单的古字。如“从”、“众”、“礼”、“无”、“尘”、“云”等等,这些字都见于《说文解字》,比繁体字更符合“六书”,有的繁体字反而是写错了的(参见方舟子《字源和汉字简化》一文)。

2、草书楷化。如“专”、“东”、“汤”、“乐”、“当”、“买”、“农”、“孙”、“为”等。

3、用简单的符号代替复杂的偏旁。如“鸡”、“观”、“戏”、“邓”、“难”、“欢”、“区”、“岁”、“罗”、“刘”、“齐”等。

4、仅保留原字的有特征的部份。如“声”、“习”、“县”、“医”、“务”、“广”、“条”、“凿”等。

5、原来的形声字改换简单的声旁。如“辽”、“迁”、“邮”、“阶”、“运”、“远”、“扰”、“犹”、“惊”、“护”等。

6、保留原字轮廓。比如“龟”、“虑”、“爱”等。

7、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同音字合并为简单的那个字。比如“里程”的“里”和“里面”的“里”合并,“面孔”的“面”和“面条”的“面”合并,“皇后”的“后”和“以后”的“后”合并,“忧郁”的“郁”和“郁郁葱葱”的“郁”合并。这些合并在现代文中不会引起词义的混乱,简化字的使用者从未感到不便,反而是些从未用过简化字的人在那里想当然地杞人忧天。

有几个常用字特别值得一提:“龟”字,繁体近二十笔,简直是一笔一画在画一只龟,难写(我至今不知其正确笔顺、笔画),难记(经常阅读繁体字书籍的我尚且认得写不得,何况小学生),简化后保留其轮廓,仅剩七笔。“忧郁”的“郁”,繁体多达二十九笔!写法极其复杂,也很难记(据说有一次汉学会议上有人靠写出这个字赢得一片掌声),简化后以“葱郁”的“郁”代替,仅八笔。“吁”繁体字多达三十一笔,也极难记住写法,简化后改为“口”形“于”声的形声字,好记得很,且不过六笔。“衅”的繁体字二十六笔,写法也相当古怪,明白了其字源也未必能记得其写法,简化后仅十一笔。这些都是人人必须记得的常用字,想当初学繁体字的小学生光记这几个字就不知花了多少精力,而用简体字的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们记住,难怪有人对简体字大为不满--他当初的心血简直是白费了。繁体字动则十几、二十几笔,而简体字平均七、八笔,不仅书写快速,对于计算机用字也极其方便。要把一大堆二十几笔的字一个个都塞进十六针的字型而又不相混淆恐怕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所以现在大家使用的免费字体,简体是漂亮的宋体,而繁体却什么体也不是,就象小孩描出来的。

以后有兴趣再回答“共产党强迫大家使用简体字”、“简体字破坏中国文化”、“简体字丑陋”、“简体字破坏汉字结构”、“简体字使中国人变笨”、“简体字不能提高学字速度”等等这类极其可笑而居然有人煞有介事地提出的指责。

大家算一算,那些攻击简化字的人共提出了多少可笑的理由?你真以为他们那么有历史使命感,要来保护连他们也不大了然的中华文化(比如那些宣扬“繁体字比简化字符合造字规则”的人,我敢说他们其实对字源一窍不通)?我看其实是一种“吃亏了”的心理在作怪,却拼命要给自己造出一些堂皇的理由。

再谈简化字

有个台胞去了趟大陆,看到有用繁体字写的招牌,便欣然叹道:“大陆人民正在抛弃简体字。”有位港胞接到中国新闻社新设的万维网,发现用的是繁体字,也赞叹主持人心胸好宽广。他们都不知道,在大陆,凡是与港澳台同胞有关的场合,为了让他们不至于成为文盲,使用繁体字是个沿用了十几、二十年的惯例,《人民日报》海外版不也发行了好几年的繁体版后来因为大陆留学生去提意见才改成简体的吗?这是跟“抛弃简体字”、“心胸好宽广”毫无关系的,倒可以说反映了简体字使用者的自信,该用繁体时就用繁体,不害怕被繁体取代。反观台湾,可曾有过这样的自信?可曾在与大陆同胞有关的场合用过简体字?从前我捡到的从金门漂过来的宣传品,也都是用繁体字写的呢。

这也可以说明在大陆并不强迫使用简体字。华国锋当主席后曾经推行试用第二套简体字方案,也仅仅是试行,并非强行。这一套方案也是从民间收集来的,有许多字从前和现在都在民间流行,民意基础是有的,但试行了几个月后就收回了,原因无非是:一、第一套方案已在大陆通行二十年,大家已经习惯,再创新不容易;二、简得太厉害,的确会造成识别上的混乱,如一个方框写小了是“口”,写大了是“国”,印刷体还好,手写可就不容易分辨了,想把常用的几千个汉字全简化成六笔以下是不实际的。这套方案的失败反衬了第一套方案(即今天大陆的用字标准)的合理,它的被收回也证明了简化字的推行从来不是强制的。

有台胞说,他不反对简化字,但是反对共产党“裁剪”简化字。我不知道他所谓的“裁剪”是什么意思。本来一个字可能有几种简化写法,共产党组织专家对它们进行归纳整理,确定一种写法为标准在全国通行,如果这就是“裁剪”的话,我支持这样的裁剪,因为为了便于阅读,文字必须有一个通用标准,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一个权威的机构在制定词法、句法的标准,在大陆这个机构就是“文字改革委员会”,它不仅简化汉字,而且废除异体字,从而使中国大陆有了用字标准。常用汉字不过五六千,但以前几乎每个字都有两种以上的写法(比如大家熟知的“回”有四种写法),有的写法差别极大,相当于要记几万字才算是真正掌握了常用汉字,徒然增加识字负担。我看台湾缺少的正是这样一个委员会。台胞说台湾民间也用简体字,但是没有一个权威机构制定简化标准,学校又不统一教,必然是各写各的,各行其是,那才叫混乱。有人说“让市场来决定一切”,需知市场并非万能的,在文字上更是如此,一个字有几种写法,有时很难使所有的人都逐渐采用同一种写法,因此标准是不可能自然而然形成的,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更需要有权威的整理。秦始皇实行“书同文”,统一了汉字字体,共产党简化汉字、消灭异体字,统一了汉字写法,这种“统一”都必须靠强有力的专制政权来完成,也都是造福后代子孙的功德无量的大事。

还有的台胞说,现在电脑普及了,使用简体繁体对于电脑都一样了。且不说现在中文打字速度仍然赶不上手写,即使有一天赶上了,电脑也是不可能完全取代手写的。英文打字可谓迅速,美国的笔记型电脑也可谓普及,但我还没见过有谁是用电脑作笔记的。难道为了保存繁体字,就必须剥夺汉字的手写功能?

还有的说,简体字破坏中华文化,因为古籍没法简化,用简体字就看不了古文了。这种论调,反映了某些繁体字使用者的无知的狂妄自大。古籍是可以转成简体字出版的,而且一般不会引起阅读上的困难。中国大陆用简体字出版了大量的古籍,中学语文课本约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古文,也用简体字印刷,并没有因此就看不懂、没法教学了。更不必说为了保存古籍原貌,大陆还有一些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之类的出版社专门出版繁体字版古籍,而会简化字的人,几乎都无师自通看得懂繁体字。

简体字引起混乱吗?

简化字在大陆通行了三十多年,并没有人觉得引起了阅读上的混乱,却总有不用简化字的人来替我们担心,说是把“以后”的“后”和“皇后”的“后”并成一字就会乱套,在我指出这是杞人忧天之后,还有人举例说明的确引起混乱,但是他举的这些例子,只要放到具体的句子中,就不会有歧义。脱离了句子,许多词组,不管是写成繁体字还是简体字,都可以有多重意思。

“立皇后”,不论是现代文还是古文,这种说法都是指“册立皇后”,没有人会把它读成“站在皇帝的后面”,古文中极少用“皇”表示“皇帝”,一般用“上”、“帝”,习惯的表达法应是“立于上后”、“立上之后”。

“后生”,毫无疑问只能是“晚辈”的意思,在现代文和古文中都不会用这两个字表示“皇后所生”或“皇后生产”。

“后爹”、“后娘”,也绝不会有“皇后的爹”、“皇后的娘”的意思,后一种意思的表达法是“后之父”、“后之母”。

至于“面条”的“面”和“面孔”的“面”合并,也不会引起混乱,不赘述。

简化字反对者挖空心思想出的例子是如此不济,所以我才敢说这纯属杞人忧天。如果有谁能想出一个繁体字和简体字能读出不同意思的合乎习惯用法的现代文句子来,我愿意收回我的话。

用简体字写现代文是不会引起混乱的,写古文一般也不会混乱。“新语丝文库”中的古文甚至古诗词都是以简体字为标准的,难道就跟繁体字版的读起来不一样?



《财经》:诺奖得主论文“召回”风波

20 03 2008年

《财经》记者 李虎军《财经》杂志 [2008-03-17]

权威学术期刊《自然》和《科学》杂志先后向学术不端行为“宣战”,无论结果如何,其过程都值得中国引以为鉴

  2008年3月6日,200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琳达·巴克(Linda Buck)及其合作者,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一则声明,将其本人以及曾在她实验室工作的华人学者邹志华推到了漩涡中心。

  这个篇幅不足半页的声明指出,2001年刊登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由于“发表的图表数据和原始数据存在不一致的地方”,造成实验结果无法重复。所以,作为通讯作者,她决定撤销该文。而全权负责为该论文提供数据和图表的,则是该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曾在其实验室做博士后的华人学者邹志华。

  据《财经》记者了解,在国际学术界,“召回”已发表论文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这通常意味着论文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了重大失误或者造假行为。涉嫌论文始末

  现年61岁的琳达巴克,目前是美国弗雷德·哈钦森(Fred Hutchinson)癌症研究中心的教授。2004年,她与当初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时的导师理查德·阿克塞尔(Richard Axel)一起分享了该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为这两人赢得这一荣誉的,是1991年发表在著名学术期刊《细胞》(Cell)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他们宣布从小鼠身上发现了约1000种基因组成的庞大基因家族,这些基因产生出同样数量的嗅觉受体(嗅觉感受器)。

  这是一项在破解嗅觉奥秘方面的开创性发现,因为人类的鼻子大约能够闻到1万种不同的气味,比如食物的香气、烟花绽放之后的硫磺味等,但这些气味是怎么成为人类大脑中的记忆的,之前人们并不清楚。巴克给人们描述了人鼻子内这些专门的嗅觉受体,是怎么探测到周围环境中的气味分子,而大脑又怎么把这些信号还原成特定的气味的。

  发表这篇历史性的论文之后,巴克结束了在阿克塞尔门下长达11年的博士后生涯,并在位于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医学院谋得助理教授一职。

  1997年,中国学者邹志华加入巴克的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邹志华毕业于广州第一军医大学,并在日本大阪大学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2002年,巴克实验室迁到巴克的出生地——华盛顿州西雅图的弗雷德哈钦森癌症中心,邹志华也随同前往。一直到2005年,邹志华才离开该实验室,前往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医学中心神经与细胞生物学系任教。

  在“独立门户”之后,巴克和她的实验室继续推进嗅觉系统的相关研究,邹自然也投身其中。鉴于鼻子中的嗅觉受体约有1000种之多,那么单个嗅觉受体是如何感受有关气味的信息,并传递到大脑嗅觉皮层进行处理呢?2001年11月6日,巴克研究组在《自然》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对此进行了探讨。

  他们通过在小鼠的嗅觉相关神经元中引入外来的植物蛋白,培育出了一种转基因小鼠。由于植物蛋白可以在神经元之间穿梭,通过确定植物蛋白的位置,就可以勾画出气味信息传递的“通道”。论文发表后到正式被撤销前,已被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频繁引用达138次,在学术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巴克在其获得诺贝尔奖的自传中,也特地提到了此项研究。

  不幸的是,巴克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后来发现,根本无法重复该论文的结果,只好最终将其“召回”。虽然邹志华和该实验室的另一位研究员丽莎·霍洛维茨(Lisa Horowitz)为本文共同第一作者,但根据论文撤销声明中的说法,“所有的图表数据均由邹志华提供”,目前仍在该实验室工作的霍洛维茨则只是“参与设计实验和提供培育转基因小鼠的试剂”。

  这就意味着,邹是这起论文撤销风波的最主要“嫌疑人”。

  由于这篇论文是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完成的,哈佛大学医学院已经成立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来调查这件事。《自然》在其新闻报道中称,邹志华没有回复该杂志的询问。《财经》记者在电邮和电话录音中希望采访邹志华,截至北京时间3月14日下午5时,也未得到他的直接回应。

  不过,他目前效力的得克萨斯大学医学中心新闻办公室负责人玛莎·坎莱特(Marsha Canright)告诉《财经》记者,尽管邹志华博士同意了撤销《自然》论文的要求,但他对此感到失望。

  据悉,目前邹志华正在翻阅大量的文件和数据,以协助哈佛大学医学院开展调查。

  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有任何不端行为,表示将尽快在得克萨斯大学医学中心启动重复实验,而且有信心重复出实验结果。

巴克教授也没有直接回应《财经》记者的采访要求。弗雷德哈钦森癌症中心媒体关系高级经理克里斯滕·伍德沃德(Kristen Woodward)女士告诉《财经》记者,巴克教授还要求该中心调查邹志华参与发表的其他论文。这些论文是在弗雷德哈钦森癌症中心完成的,相当于2001 年那篇《自然》论文的后续。

  而巴克的个人网页显示,邹志华以第一作者身份,在2005年4月的《美国科学院院刊》以及2006年5月的《科学》杂志上,先后与巴克合作发表论文,进一步探讨大脑嗅觉皮层中的信息网络。

  目前,巴克和邹志华论文事件的调查仍在继续,真相也仍未水落石出。不过,这一事件注定将引发人们对于学术不端行为更多的关注。

撤销“双响炮”

  巧合的是,几乎就在《自然》杂志刊登巴克等人撤销论文声明的同时,历史最为悠久、发行量也最大的学术期刊美国《科学》杂志,也吹响了撤销另外一篇论文的前奏。

  这场风波的主角,是韩国高等理工学院(KAIST)生物科学系教授金泰国(Tae Kook Kim)。2005年和2006年,金泰国作为通讯作者,与其合作者先后在《科学》和《自然化学生物学》(《自然》姊妹刊)上发表两篇论文。

  其中,发表于《科学》的论文,描述了如何用纳米粒子去追踪细胞内的分子活动,以最终发现新的药物作用靶点。《自然化学生物学》的论文则称,利用前述技术筛选出特定蛋白质,然后对这些蛋白质进行调控,可以拨回细胞的“年龄钟”,使细胞“返老还童”。

  之后,金泰国参与创办了一家名为CGK的公司,打算将其研究成果商业化。但在今年2月12日,该公司与金所在的韩国高等理工学院联系,声称无法重复金泰国的实验。

  第二天,韩国高等理工学院在系一级展开了调查。调查委员会立即找到金泰国,但后者无法提供实验记录本或原始数据。数天后,金泰国神秘地离开了韩国。

  调查组还与这两篇论文的第一作者元在俊(Jae Joon Won)反复交谈,后者最终在书面声明中承认,两篇论文都存在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

  2月28日,调查组将初步调查结果上报给韩国高等理工学院的校长,并在同一天知会了《科学》和《自然化学生物学》。

  韩国高等理工学院生物科学系内部调查委员会主席李均敏(Gyun Min Lee)教授在致这两份杂志的信中说,“尽管正式调查尚未结束,但初步调查结果已经足以使我们相信这两篇论文不具备任何科学的真实性。”

  韩国高等理工学院校一级的内部调查委员会成员徐渊秀(Yeon Soo Seo)教授也对《科学》表示,调查组已经发现两篇论文在科学上是错误的;但如何界定论文合作者之间的责任,尚需时日。不过,待调查全部结束,肯定将公布相关细节。

  《科学》迅速做出反应。3月3日,该杂志前任总编唐纳德·肯尼迪(Donald Kennedy)和现任总编布鲁斯·艾伯茨(Bruce Alberts)联合发布编辑声明(Editorial Expression of Concern),提醒其读者注意那篇《科学》论文成果的有效性已经受到严重质疑,并呼吁作者尽快与杂志社联系论文撤销事宜。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李均敏表示,目前系一级的调查已经完成,案子已经提交到校一级的调查委员会。

  业界普遍认为,韩国高等理工学院此次高效率的调查,大概与黄禹锡事件给韩国学术界带来的警醒不无关系。2004年,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黄禹锡曾在《科学》发表论文称,在世界上率先成功克隆出人类胚胎。但这一成果后来被证实为造假,令人震惊。

  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两起论文事件中,虽然涉及到类似诺贝尔奖得主这样具有非常高的学术地位的人员,美国和韩国的相关学术机构都没有采取“捂盖子”的做法,而是成立调查委员会,并且尽可能地向公众发布相关信息。

  无论这两起事件的最终结果如何,以学术打假而闻名的新语丝网站创始人方是民(笔名方舟子)博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像巴克这样能够自曝家丑,主动向期刊要求撤稿,并尽量降低造假造成的危害的做法,在中国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去年底,上海复旦大学公布了三起学术不端行为;但从最初接到举报,到最终公布处理结果,最短的也超过了五个月的时间,而且处理过程也被指缺乏透明度。当然,这在中国已算是非常积极的处理方法。更多的情况则是即使被外人揭露出造假之后,本人也拒绝做出回应;而所在单位不是置若罔闻,就是千方百计地包庇,主管单位也无意强行介入,最终事件变得悄无声息。

  以随后被披露的新晋中国科学院院士、号称“中国杂交水稻之母”的谢华安涉嫌学术造假案为例,至今其所在的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以及负有相应职责的中国科学院,均未向公众披露调查结果。



奇哉怪也,鲁迅的儿子说鲁迅一直相信中医

19 03 2008年

“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鲁迅的这句名言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在国内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令“国粹”的支持者很是难堪。一个常见的辩解是:鲁迅晚年改变了对中医的看法。对此我曾经撰文批驳过。现在又出现一种新说法:鲁迅并不反对中医,反对的只是庸医;引用鲁迅的话反对中医,这是断章取义;鲁迅从来没有拒绝过中医中药,对中医一直都很相信。提出这个离奇观点的,不是别人,正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是他近日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中国中医药报》2008年3月13日)。

幸而语文能力并不遗传,儿子未必比别人更能理解其父的文章。鲁迅对中医的看法自有其文章在,对其引用是否断章取义,有正常阅读理解能力的人都不难做出判断。事实上,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得明明白白,他对中医的这个著名论断,是在新学堂接触到西方医学,与中医进行比较,逐渐悟出的。这显然是对中医所作的总体评价。如果鲁迅真的只反庸医不反中医的话,那么应该以中医中的良医为参照,而不是拿中医和西方医学做对比。

鲁迅的儿子不仅曲解了鲁迅原意,而且看来对鲁迅文集也很不熟悉。在鲁迅文章中,处处可见对中医进行总体上的批评、否定,有的说得极为明白,不可能有歧义。例如,在《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一文中,鲁迅说:“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自称“只相信西医”。

鲁迅明明白白地说了他总是不相信中医只相信西医,但是他的儿子却偏要说他一直很相信中医,还要指责认为鲁迅反对中医的人“没有调查研究,拿鲁迅‘说话’,是不公正、不科学的”。莫非鲁迅言行不一,公开反对中医,私下却相信中医?如果鲁迅真的相信中医的话,在病重时按常理应该试试中医吧,然而没有,在西医宣布不治之后,鲁迅并没有去找中医碰碰运气。

周先生认为鲁迅相信中医,证据不过是鲁迅曾经买过中成药“乌鸡白凤丸”给许广平服用。但是,使用某种中成药,不等于是相信中医。在当时即使是最激烈的反对中医的人士,也主张保存中药,承认中药有其治疗价值,也就是所谓“废医存药”。

这个在当时很激进的观点在现在看来有其不足,那就是过于相信中药。某些中药当然有可能有治疗价值,但是是否真的有治疗价值还必须用科学实验加以检验才行。然而,真正相信中医的周先生却认为中药已“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的时间考验”,“中医药的实验比西医的实验时间更长,数量更多,而且可靠性更强。”他不知道,有的西药(例如阿司匹林)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经受考验的时间绝对不会比中药短。但是还有许多“久经考验”的西方药物被抛弃了,因为没能通过科学检验。长期医疗实践摸索出来的经验固然有一定价值,但是很不可靠。药物的疗效是必须经过严密设计的科学检验才能确定的。周先生不仅对鲁迅的认识有误,对医学的了解也很肤浅,相信民间经验甚于科学实验,这才是“不科学的”。

批评中医的人依据的是医学科学,而不是拿鲁迅“说话”。鲁迅对中医持什么观点,并无科学价值,本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鲁迅明明不信中医,却偏要说他相信中医,厚诬伟人总是不好的,即使是伟人的儿子所为。

2008.3.17.

附:

周海婴:引用鲁迅的话反对中医是断章取义

2008年3月13日中国中医药报

《中国中医药报》讯(记者柴玉 巨锋)“我父亲并不反对中医,反对的只是庸医。”这是鲁迅之子、全国政协委员周海婴在全国政协第十一届一次会议期间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的“开场白”。

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父亲的病》等文章里,通过切身的感受和比较,对当时少数中医的医道和医风予以尖锐的抨击,“取消中医论者”借此“说话”,说鲁迅先生是反对中医的。

周海婴说,鲁迅对于其父亲的病,对于中医药的看法,仅仅是他个人所接触的范围,并不是对全国的中医状况进行判断,他在文章中提到给父亲治病的中医用的药是“败鼓皮丸”,开的药引有“原配的蟋蟀一对”等等,治不好了就推给别人,或者推给鬼魂“冤愆”,鲁迅对此十分反感。他所反感、反对的是他所经历的庸医。引用鲁迅的话反对中医,这是断章取义,这种做法是不准确的。中医药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沉淀,有精华也有糟粕,从时代背景来看,鲁迅从反封建的原则立场出发,对旧的传统文化思想体系给予批判和否定,他反对的是中医学里的糟粕。

“鲁迅反对的是庸医,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家里不吃中药,不看中医。比如说,我母亲(许广平)身体不好,当时因过度劳累,患有妇科病,我父亲买来‘乌鸡白凤丸’给母亲服用,很快见效。这种中药丸,后来父母亲还介绍给萧红服用,因她也是体弱劳累,生活不安定,以至患了妇科疾病,结果也治愈了。说鲁迅反对中医药,实际并不是如此。那些反对中医的人没有调查研究,拿鲁迅‘说话’,是不公正、不科学的。”周海婴还提到,他幼年患有过敏性哮喘,在三伏天里往背部的穴位贴中药,连续三年,痊愈了,这显然是一种民间的中医疗法。他的慢性胆囊炎也是吃中药治好的。 “我们家里从来没有拒绝过中医中药,对中医一直都很相信。”

说到传统的中药时,周海婴如数家珍,他说,藿香正气、保济丸等这些中成药都是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的时间考验,中医药是科学的。虽然,中医药不像西医有自己的实验室,但是中医药是在“大”实验室里做实验,它的结果是“社会淘汰”,比如流传至今的“同仁堂”等老字号药铺和一些“祖传秘方”,都是经过考验和淘汰留下来的。实际上,中医药的实验比西医的实验时间更长,数量更多,而且可靠性更强。

(XYS20080318)



请政协委员饶了小学生吧

17 03 2008年

中国的小学生也真够可怜的,他们不仅有着世界上最沉重的学业负担,还必须承担拯救那些日益衰落的传统文化的重任。先有教育部要求小学生学“革命样板戏”,后有毛委员提出提案要在小学设置中医药课程,现在又有21位文艺界的政协委员联名提出提案,建议在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将中国文化的根传承下去。

我不知道这些文艺明星自己是如何地“知晓繁体字”,以我对某些明星的了解,他们恐怕是连简体字都不怎么知晓的。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想要当小学生的导师,说不定他们正是想要吸取自己不知晓中国文化的教训,归咎于自己小学时没有学繁体字呢。据他们的提案说,“繁体字是中国文化的根,知晓繁体字,就是知晓中国汉字的由来、知晓中国文化的由来。”其实学了繁体字也是难以知晓中国汉字的由来的,为此应该在小学增设甲骨文教育才对,起码也得学学小篆。

认为汉字的简化造成了中国文化的隔断纯属多虑。普通人该读的中国文化典籍早就都有了简体字版本,并不需要认识繁体字才能掌握。电子版的繁体字读物可以很方便地自动转化成简体字阅读。即使需要读繁体字的纸质读物,连蒙带猜也都读得通,个别字不认得还可以查字典,哪里用得着特地去学繁体字?中国留学生在国外都难免要阅读繁体字的读物(比如当地出版的中文报纸),但是据我所知没有哪一位觉得阅读起来有困难,虽然没有哪一位特地去学过繁体字。反倒是台胞们抱怨阅读简体字的读物有困难,而把简体字电子读物自动转换成繁体字又不能像繁转简那样准确无误。

明星们建议设置繁体字教育的另一条理由是“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兴旺都有好处”,这大概指的是港台都还在使用繁体字。但是港台也都在使用粤语、闽南语呢,是不是也要在小学增设粤语、闽南语教育?为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兴旺,应该是在这些地区推广简体字、普通话才对,而不是相反。

推广简体字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简体字易学,如果小学生同时还要学繁体字,反而比只学繁体字多了一重识字负担,那样的话还要简体字干什么?还怎么能假惺惺地说“汉字的简化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2008.3.13.

(XYS2008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