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方舟子按：《新闻晨报》、《法制晚报》的报道是用机器翻译的吧，不然“裸鼹鼠”（naked mole-rat）怎么成了“裸克分子鼠”？英文的mole是“鼹”（俗称鼹鼠，其实不是鼠）的意思，因为裸鼹鼠的形态和习性都像鼹，所以有这个名称。Mole还有一个意思是化学单位摩尔，也就是“克分子”，长着一颗人脑的译者怎么也不该选这个意思吧。mole还有一个常见意思是痣，怎么就不翻译成“裸痣鼠”？也比“裸克分子鼠”合理嘛。】

非洲“无痛感鼠”帮助人类研发止痛药作者：

□周燕
www.jfdaily.com 2008-1-30 02:03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非洲裸克分子鼠全身无毛，牙齿外突，状如香肠，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动物之一。美国趣味科学网站29日援引最新一期《公共科学图书馆生物卷》杂志上一份科学研究报道说，这种小老鼠对酸和辣引起的酸痛和灼痛感毫无反应。

科学家希望通过对裸克分子鼠抗痛“秘密”的进一步研究，研制新型止痛药物，帮助人们缓解慢性疼痛。

对酸痛和灼痛均无反应

裸克分子鼠居住在东非中部地下洞穴。这些洞穴一般深1.8米，狭窄黑暗，常年缺少氧气。

裸克分子鼠眼睛非常小，视力几乎退化，靠敏感触觉辨别方向。它全身无毛，褶皱的皮肤呈粉色或黄色，牙齿大且突出，模样吓人。裸克分子鼠属冷血动物，这在哺乳动物中十分罕见。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神经生物学家托马斯·帕克是研究裸克分子鼠抗痛“秘密”的主要人员之一。他与同事研究裸克分子鼠皮肤时无意发现，这种小老鼠体内不存在引起哺乳动物痛感的P物质。

帕克和同事于是决定通过实验检测裸克分子鼠是否对痛感有反应。他们把一定剂量的酸和从辣椒中提取的辣椒素注入裸克分子鼠爪子里，结果小老鼠对酸和辣引起的酸痛和灼痛毫无反应。

研究人员又把携带P物质基因的改良病毒注入裸克分子鼠的一条后腿，结果发现裸克分子鼠恢复了由辣椒素引起的灼痛感，但对酸引起的酸痛仍无反应。

与其居住环境有关

帕克告诉趣味科学网站记者：“裸克分子鼠对酸痛的免疫令人惊奇！我们试验过其他动物，如鱼类、蛙类、爬行类、鸟类及其他哺乳类，几乎所有动物都对酸痛有反应。裸克分子鼠是迄今唯一对酸痛毫无反应的动物。”

科学家分析，裸克分子鼠的抗痛“秘密”与它居住的地下洞穴环境有关。

裸克分子鼠常年居住在黑暗的地下洞穴，空气流通性差。因此，裸克分子鼠呼出的二氧化碳不断在洞穴中积聚，浓度越来越高，最后渗入裸克分子鼠细胞，使它们身体组织的酸性增大。变“酸”的裸克分子鼠对酸痛的敏感度自然也就下降了。

“通常，人们呼吸的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不足0.1%。一旦这个比例上升至5%，人们的眼睛和鼻子就会产生强烈的灼烧刺痛感，”帕克说，“我们估计，裸克分子鼠生存环境中二氧化碳浓度高达10%。”

参与研究的神经系统科学家加里·莱温说，所有脊椎动物的痛觉系统“构造极其相似”，因此研究裸克分子鼠或许能帮助人们找到抗痛“秘诀”。

帮助确定引起痛感的物质

莱温说：“目前我们对人体内引起酸痛和刺痛反应的P物质了解不多，但我们知道这种物质是引发炎症疼痛的罪魁祸首。研究天生缺乏P物质的裸克分子鼠能帮助我们确定这种物质到底是什么。”

帕克说，研究裸克分子鼠能使人们进一步了解P物质，这对缓解由慢性炎症引起的长期疼痛十分有帮助，比如由肌肉拉伤或外科手术造成的持续几小时或几天的疼痛。

科学家正在研究不同神经纤维对不同痛感的影响，以有针对性地制定抗痛策略。

帕克及其同事下一步打算研究居住在不同地域但生活环境相似的穴居动物，比如同样生活在高二氧化碳浓度洞穴的墨西哥游离尾蝠和阿拉斯加土拨鼠。帕克说：“如果我们能发现这两种动物与裸克分子鼠的相似点，将会对这些穴居动物的生存秘诀有进一步了解。”

非洲鼠 不知疼
北青网 - 法制晚报：王燕 (08/01/30 16:39)

非洲裸克分子鼠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动物之一

辣椒素注入爪子 毫无反应———

据新一期英国《自然》杂志报道，科学家发现，非洲有种小老鼠是目前唯一对酸痛毫无反应的动物。

这种非洲裸克分子鼠全身无毛，牙齿外突，状如香肠，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动物之一。

科学家在研究它的皮肤时无意发现，这种小老鼠体内不存在引起哺乳动物痛感的P物质。他们把一定剂量的酸和从辣椒中提取的辣椒素注入裸克分子鼠爪子里，结果小老鼠对酸和辣引起的酸痛和灼痛毫无反应。

科学家分析，裸克分子鼠的抗痛“秘密”与它居住的地下洞穴环境有关。洞穴空气流通性差，老鼠呼出的二氧化碳不断在洞穴中积聚，浓度越来越高，最后渗入老鼠细胞，使它们身体组织的酸性增大，对酸痛的敏感度自然也就下降了。

科学家说，所有脊椎动物的痛觉系统“构造极其相似”，希望通过对裸克分子鼠抗痛“秘密”的进一步研究，研制新型止痛药物，帮助人们缓解疼痛，比如由肌肉拉伤或外科手术造成的持续几小时或几天的疼痛。

裸鼹鼠其实并不全裸，在它们的身体两侧，从头到尾长着大约40根像猫的胡须一样的长毛。它们并不是皮毛的残余，而是对触觉极其敏感的触须，触动其中任何一根触须，都能让裸鼹鼠把头伸向刺激点。裸鼹鼠终身生活在黑暗的地下，眼睛派不上用场，就是靠这些触须来辨认方向的：前进时，摆动头部，后退时，则摆动尾巴，都是为了让触须触摸到隧道壁，就像我们在黑暗的地道中用手扶着墙壁走一样。它们的眼睛高度退化，几乎完全丧失了视觉，大脑皮层中负责视觉的区域也大大减小，被改为用于感受触觉了。

几年前，这个现象引起了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的汤姆斯·帕克等人的兴趣。他们想：既然裸鼹鼠的触觉如此敏感，它们的皮肤中会不会含有什么特殊成分？实验的结果出乎意料，在裸鼹鼠的皮肤中没有发现多了什么成分，反而少了一种基本的化学物质——“P物质”。

P物质是什么物质呢？它也是意外发现的产物。1931年，英国生理学家戴尔正在研究神经递质的作用（他因此在1936年获得诺贝尔奖）。当时已知的神经递质是乙酰胆碱。戴尔让其研究生冯·欧拉做一个实验，证明小肠释放的乙酰胆碱能刺激小肠的收缩。冯·欧拉发现从兔子的小肠提取出来的溶液的确能引起小肠收缩。为了证明收缩是由乙酰胆碱引起的，冯·欧拉又加入药物阿托品。阿托品能阻断乙酰胆碱的作用，如果收缩是乙酰胆碱引起的，就会被阿托品抑制住。然而小肠却还在收缩，这就说明在小肠提取液中另外还有一种能刺激小肠收缩的物质。冯·欧拉和实验室的另一名研究人员随后发现这种活性物质在脑组织里最多。他们把它从编号“P”的制剂中提取了出来，又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就把它叫做P物质。这个临时乱叫的名称后来就沿用了下来。

P物质做为一种神经递质，有多项功能，最主要的一项功能是把疼痛信号从周围神经传导到中枢神经，从而在大脑皮层中产生痛觉。既然裸鼹鼠体内没有P物质，是不是就意味着它们对疼痛没感觉了呢？如果我们用手去触摸一个温度在45摄氏度以上的炽热灯泡，就会感到烧痛而立即缩手。在手上涂一些辣椒素再去摸热灯泡的话，反应更厉害。但是裸鼹鼠的脚掌却对热灯泡无动于衷，涂上辣椒素也不起作用。

为了证明裸鼹鼠对疼痛的麻木是由于缺乏P物质导致的，帕克等人往裸鼹鼠的脚掌中注射进疱疹病毒。这些疱疹病毒经过了改造，加了能制造P物质的基因。疱疹病毒沿着脚掌里的神经末梢迁移，几天后跑到了脊髓附近的神经细胞中，躲在那里制造P物质。不出所料，这些接受了“基因疗法”的裸鼹鼠有了正常的痛觉，它们的脚掌一碰到热灯泡，立即就缩了回去。

痛觉虽然很讨厌，对动物的生存却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如果我们对热产生的痛失去了知觉，碰到炽热的物体不知道缩手，皮肤就会被烫伤。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裸鼹鼠丧失了P物质，变得不怕痛了呢？

不怕痛有时也有好处，比如，在战斗中受伤不觉得痛的话，就不会退缩。裸鼹鼠在面对天敌入侵时的确非常勇敢，甚至为了保护集体而不惜牺牲自己，是否就与它们不怕痛有关？不过这种情形毕竟不是经常发生的，值得为此而牺牲痛觉的种种益处吗？

裸鼹鼠也有可能不是为了不怕痛而失去痛觉的，不怕痛可能只是一个副作用。P物质还有其他的功能。其中一个功能是让血管舒张。在特殊的生活环境中，这一功能可能会危及裸鼹鼠的生存。裸鼹鼠动则几十只、上百只挤在一块，又是在地下，呼出的二氧化碳难以扩散，这样，环境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很高。在其他哺乳动物中，高浓度的二氧化碳会导致P物质被释放到肺血管中，让肺血管舒张，发展下去就会导致肺水肿、死亡。也许，正是为了能在高浓度二氧化碳的环境中安然生活，裸鼹鼠才丧失了P物质？帕克等人做的实验表明，裸鼹鼠由于没有P物质，对二氧化碳有极强的忍受能力。在二氧化碳浓度达到15％时，小白鼠就出现了严重的肺水肿，但是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到50％，裸鼹鼠还没有出现肺水肿的迹象。

为了研究某种蛋白质的功能，有时需要用到“基因剔除技术”，把制造该蛋白质的基因剔除掉，看看动物体内少了这种蛋白质后，会出现什么变化。这项技术的发明者去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不过，不用我们人类费心，裸鼹鼠自己就剔除了P物质，天生就是研究P物质功能的很好材料，可以用它来阐明疼痛机理、发现镇痛方法。基础研究看似无用，但在研究过程中经常会有有用的意外发现。人们对裸鼹鼠的研究，本来只是出于对一种有着奇异习性的有趣动物的好奇，谁能想到竟能衍生出有望造福人类的实用价值？

2008.1.27.

（《中国青年报》2008.1.30）

(XYS20080130)

市场上那些有显著疗效的“中成药”，其实是伪中药。它们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公开（标明）或偷偷地添加了西药成分，常见的有降血糖的“中成药”添加格列本脲（即优降糖）、感冒药添加对乙酰氨基酚（即扑热息痛）、失眠药添加艾司唑仑（即舒乐安定）、壮阳药添加西地那非（即伟哥），起作用的实际上是西药成分。另一种则是把用来提取西药的原料粗提一下当作中成药卖，起作用的实际上还是里面原有的西药成分。北大维信生产的在1996年上市的调血脂药“血脂康”就属于后者。

“血脂康”的宣传资料声称它是“纯中药制剂”，是“目前我国已被证实的高效国产调脂药”，是“从传统中药红曲中精炼而成的生物制剂”，其说明书写其功能为“健脾消食，除湿化痰，活血化瘀”，俨然是中医口吻。然而，红曲虽然是“传统中药”（有什么食物不曾被中医当药用？），但是中医从来不曾用它来调血脂，当然，中医也不知道血脂是什么东西，怎么去调？

曲霉含有能调血脂的成分是日本三共制药公司的科学家在生物化学理论的指导下，于1971年发现的。1978年美国默克公司的科学家与三共公司合作，从中提取出了洛伐他汀。经过临床试验后，于1987年被FDA批准上市。该药调血脂的效果极好，引发了很多仿制药、改造药，有的是从曲霉提取的，有的是合成的，包括辉瑞公司生产的号称药物史上销售额最大的药物力普妥，都属于这类所谓他汀类调血脂药。这整个过程有中医中药什么事吗？一点也没有。

中国的公司没有本事去发明、改造已有的药物，但是骗患者的本事倒是比国外的公司大得多。因为红曲里头含有他汀，原料便宜，提取简单，疗效又佳，所以在中国就冒出了许多以红曲为成分的用以调血脂的保健品、中药。我以前揭露过的保健品“天曲”就是如此，“纯中药制剂”“血脂康”也是如此。

既然已经有了疗效很好的提纯或合成的化学药，还有必要再用其原料搞什么中成药吗？是因为“天然药物”比化学药疗效更好吗？不是，即使是“血脂康”的宣传资料也承认它的疗效与洛伐他汀、辛伐他汀、普伐他汀、氟伐他汀、阿托伐他汀等他汀类药物对比没有统计学差异（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寇文镕《血脂康临床应用研究概述》）。是“天然药物”比化学药更便宜吗？也不是。第一种他汀类药物洛伐他汀非常便宜。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国内药店的零售价，一盒（10mg*12）洛伐他汀的售价为11.3元，用量为一天10～20mg，即一天的花费为一、两元钱。而一盒（0.3g*12粒）血脂康胶囊的售价为14.9元，用量为一天2～4粒，即一天的花费为2.5～5元钱，比直接服用洛伐他汀还贵了1倍。洛伐他汀是纯化物，血脂康只是粗提物，粗提物居然卖得比纯化物还贵，什么世道？

两相比较，主要成分相同，疗效没有更好，售价反而更贵，而且由于只是粗提物，质量很难控制，推出这样的“纯中药制剂”，除了利用国人对“中药”、“天然药物”的迷信牟取暴利外，还有别的意义吗？

国家药监局连这样的“新药”都批准，我们完全可以如法炮制弄出一大堆由西药反推回去的疗效显著的“纯中药制剂”向国家药监局要批号，例如用橘子（含维生素C）生产纯中药制剂“坏血康”，用柳树皮（含阿司匹林成分）生产纯中药制剂“头痛康”、用猪血（含铁）生产纯中药制剂“贫血康”……

2008.1.29.

(XYS20080129)

报载，今后一个时期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重点工作是加快构建中医特色预防保健服务体系，已在上海、浙江等地正式启动了“治未病健康工程”。据称“治未病”是中医的独特优势，在“治未病”中，中医的服务对象将由病人为主拓展为病人、亚健康人和健康人，服务范围由医疗为主拓展到医疗、预防、保健、养生、康复等各领域。

“治未病”一语出自《黄帝内经》的《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原文是：“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意思是圣人不治疗已发生的疾病，只治疗未发生的疾病，如果等疾病发作了再治疗就太晚了。只防不治，这可算是在治不好病时的一个很好的借口。现在的中医把“不治已病治未病”去头留尾，只剩了个“治未病”，不知还想不想“治已病”？如果还“治已病”，按《黄帝内经》的说法，层次太低了，算不上圣人的。

现在的中医不说“不治已病”，把“治未病”解释成防重于治，这可算不上中医的独特优势。西方早有谚语：“预防胜于治疗。”（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cure.）、“一分预防相当于十分治疗”（An ounce of prevention is a pound of cure.）都是这个意思，其实是现在中医根据西方医学思想改造中医经典，把“只防不治”改成了“防重于治”，倒也称得上与时俱进。

西方医学是历来强调“治未病”的。西医的祖师爷、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就非常重视“治未病”。他注意到气候、食物、职业这些外界因素能引起疾病，因此提倡通过恰当的饮食、休息和锻炼让疾病自然痊愈并保持健康，尽量少用药物。“我们的自然是我们疾病的医生。”“如果我们给每个人恰如其分的营养和锻炼，不太少也不太多，那么我们就发现了最保险的健康方法。”“走路是最好的药。”“让食物成为你的药物，让药物成为你的食物。”这些论述收集在《希波克拉底文集》中，其成书时间比《黄帝内经》早了三、四百年。

在现代医学创立之前，许多药物都有未知的毒性，许多治疗技术都无益而且非常危险，希波克拉底强调预防和自愈的行医原则和方法就显得很合理。现代医学对许多疾病都有了有效而且安全的治疗方法，但是并没有因此就不重视预防了。恰恰相反，“预防为主”乃是现代医学的主要思想，而预防医学也是现代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而且，由于对疾病的起因有了正确的认识和深入的了解，预防才能行之有效，才能真正做到“治未病”。

事实上，现代医学在疾病的预防方面做得极为出色，特别是在预防传染病和营养不良方面最为成功。通过疫苗接种和公共卫生措施，许多恶性传染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乃至被消灭。由于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发现，使得许多营养缺乏导致的疾病，例如坏血病、佝偻病、脚气病、糙皮病和许多种贫血，都能被简单地预防。对污染物、环境毒素的研究，让我们知道如何通过保持健康环境预防疾病。对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等慢性病，现代医学也提倡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来预防，例如不吸烟、少喝酒、均衡的饮食、适当的锻炼、放松的心态。由于有了准确的诊断技术，对这些慢性病能够早发现、早治疗，从而提高了治愈率或避免进一步的恶化。

在理论上，预防医学也形成了一套完备的体系。例如，对疾病的预防被分成三个层次，以心脏病为例，一级预防指防止健康人患上心脏病，二级预防指防止心脏病患者的心脏病发作，三级预防指在心脏病发作时防止患者残废或死亡。

现代医学具有如此系统、全面、有效的疾病预防理论和方法，绝不是传统医学简单的一句“治未病”或几句空泛的论述所能相提并论的。“治未病”做为一种治疗思想是可取的，但是有这样的思想是一回事，能否做到是另一回事。首先要知道真正的病因何在，才能真正去预防。而只有现代医学才能做到这一点。传统医学对真正的病因几乎都一无所知，如何能够做到“治未病”？不了解疾病的机理，不经过科学的检验，不仅不能真正做到“治未病”，而且还可能把“未病”给治成了“已病”。例如许多号称能“有病治病，没病强身”的传统补药，都含有毒副作用较大的重金属、草药，服用它们不仅不能强身，反而能引起慢性中毒。

有些人提倡“治未病”，则是因为知道没法再用“治已病”糊弄人了，所以给自己找一条出路。明明你是健康人，非说你是“亚健康”（这是只有中国才有的新名词），需要他来给治治，反正没一个客观标准，难以验证，有病没病、健不健康、治疗的效果如何由他说了算。这种动机和手段与推销假保健品没什么区别。这样的“治未病”，其实该叫“骗未病”。

2008.1.13.

（《经济观察报》2008.1.28.）

(XYS20080128)

偶然看到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正在采访上海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伟长，不禁佩服其记忆力之超群，90多岁的人了，对年轻时代的事仍记得清清楚楚，侃侃而谈。由此才知道钱院士原来还是“谢绝高薪聘请，毅然回国”的先驱者。他是这么对记者说的：他是1946年回国的，48年的时候工资是15万金圆券，只能买两个暖瓶，怎么过日子？而他在美国的年收入是8万美元……

是不是钱院士口误，把8千说成了8万了呢？于是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多年来钱院士就一直在对记者说他当年在美国的年薪是8万或10万美元。

例如，《光明日报》2001年11月14日刊登《爱国是我终生不渝的情怀——访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院士》一文，记载钱院士的话说：“当时我在国外的生活相当好，当过技术方面的‘洋官’，每年十万美金，但我不稀罕。……回国后，第一个月的工资只够买一个暖水瓶，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从来没有对国家丧失过信心。”虽然工资数目和买的暖水瓶的数量略有出入，但还在同一个数量级。

又如《新民晚报》2004年3月1日登的《与体育结下70多年缘分——专访钱伟长》一文记载钱院士的话说：“我姓钱，却不喜欢钱。1946年回国的时候，美国给我的年薪是8万美金，要挽留我在他们那里工作。我却坚决回来了。”此文还说：“1933年，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爆出冷门：清华大学的小个子钱伟长以13秒4的成绩跨入了100米栏的前三名！”看来钱院士小时候就是个小刘翔嘛，不出国争光实在是可惜了：去年多哈亚运会我国选手刘静获得女子100米栏的金牌，成绩也不过比钱院士当年快了一点（12秒93）。男子没有100米栏，只有110米栏，不好比，但1952年第一届亚运会男子110米栏冠军成绩是15.2秒，如果跑100米栏，应该是跑不过钱院士的。

当然，感动大家的不是运动天才的钱院士，而是谢绝高薪聘请的钱院士。例如一篇发表于2003年6月10日的文章《为留芬芳在人间》如此说：“是强烈的爱国信念给了钱伟长巨大的精神力量，钱伟长放弃年薪十万美金的‘洋官’，毅然回到贫穷落后的祖国，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努力奋斗……”

钱伟长1946年回国，回国前为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实验室研究工程师，这一位置的年薪在现在估计也就七、八万美元吧，美国工资真够稳定的，60年不变。1946年8万美金是什么概念呢？根据MeasuringWorth.Com，1946年的8万美元，按消费价格指数算，相当于2006年的82万美元，按非技术工资算，相当于142万美元，按人均GDP算，则相当于223万美元。全美国能拿这么高工资的人屈指可数。当时美国总统的年薪只有7万5千美元，通用汽车公司高管的平均年薪也只有5万多美元，加州理工真够有钱的，竟给钱伟长开了这么高的工资，在当时该算得上高校工资第一人了吧？华罗庚在美国时已是大牌教授，年薪据说只有约1万美元，比钱院士差远了。

钱伟长在节目里又说，当时喷射推进实验室又希望他回去，他去美国大使馆签证，填表格有一条是讲中国和美国打仗的时候，您是忠于中国还是忠于美国？“我说当然忠于中国了，我是中国人，我不能忠于美国人。我就填了一个NO，我绝不卖国。结果就因为这个，他不让我去了。”这也相当奇怪。当时（1948年）中美是盟国，怎么可能问两国开仗时效忠于哪一方？即使是敌国，也不可能傻到公开这么问，否则岂不是公告天下凡是获得签证的人都是准备背叛中国的？钱伟长在标榜自己的爱国气节的同时，岂不是在污蔑当时去美国的中国人全都是在签证时正式声明了想要卖国的？

(XYS20080126)

（摘自《方舟子带你走近科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

2002年诺贝尔奖的化学奖由一位默默无闻的日本公司开发人员田中耕一分享，成了重大新闻，使他成了媒体的焦点。但是2002年获奖者中本该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获得生理医学奖的南非裔英籍生物学家、现在美国索尔克生物研究所担任教授的西德尼·布伦纳（Sydney Brenner）。他是公认的当代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之一，终于在75岁高龄时，去掉了“最聪明的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人”的绰号。对田中耕一是否有资格获奖，充满争议，而对布伦纳的获奖，却人人认为当之无愧。事实上，布伦纳完全可以得两个诺贝尔奖。他在1971年和2000年就两次获得有“美国诺贝尔奖”之称的拉斯卡奖。有一位中国学生给他写信问怎么才能得诺贝尔奖，在2002年12月10日诺贝尔奖颁奖宴会上，布伦纳即以回信做为致辞，对自己的获奖幽了一默：

“亲爱的中国学生：

首先你必须选择好一个合适的工作地点，并且必须找到有人慷慨地资助你的工作。例如，你可以试试剑桥和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然后你还必须发现合适的动物来研究，例如你可以试试一种虫子，一种可能名叫线虫的虫子。然后，你还需要选择优秀的同事，那些愿意参加你必须做的艰苦工作的人。他们可以有像约翰·苏尔斯顿（John Sulston）和罗伯特·霍维茨（Robert Horvitz）这样的名字。当然你还必须确信他们会找到其他同事和学生来协助面临的艰苦工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你必须选择合适的诺贝尔奖委员会。它必须是开明和非常有眼力的，而且必须有一位其裁决绝对不可置疑的优秀主席！如果你做到了这一点，你就会被带到这种地步，能够代表你所有的同事，感谢每一位让你有机会在此出席并发表讲话的人士。”

（200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布伦纳。）

当然，布伦纳不过是以这种方式面面俱到地对各方人士鸣谢一番。不过，他也提到了使他获奖的真正原因：一种叫做线虫的虫子。线虫是这一届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真正明星，三位获奖者都以它为研究材料。而首创线虫研究，为分子生物学研究开辟一个全新领域的，正是布伦纳。

1960年代初，新生的分子生物学开始进入全盛时期，布伦纳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与同事一起发现了将遗传信息从基因传递给蛋白质的中介物质信使RNA，并用遗传学实验推断遗传密码子必定是三联体（即三个核苷酸编码一个氨基酸）。这是值得授予诺贝尔奖的重大发现。在1962年，布伦纳和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克里克进行了一系列讨论。两人都认为分子遗传学的开拓工作已经完成，遗传的基本奥秘已被发现，接下来只有细节工作可做，而他们都不屑于去做。在生物学中，还有两个领域在当时还处于蒙昧状态，值得去开天辟地，即发育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克里克选择了神经生物学，而布伦纳则同时想研究发育和神经系统。与克里克采用纯理论方法不同，布伦纳打算继续用实验方法做研究，想要明白在从一个受精卵经过细胞分裂、分化成不同种类细胞而成为生物体的发育过程中，基因起到了什么作用，以及基因是如何指定了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这就必须发现合适的生物做为研究材料。

在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早期，生物学家们集中解决遗传的分子机制问题，几乎全都以病毒和单细胞生物（细菌、酵母菌）为材料。对初步的研究来说，多细胞生物太过复杂了，单细胞的微生物才是进行遗传学研究的理想材料，容易培养，繁殖迅速，基因数目相对较少，而且表现型简单。直到今天，它们仍被广泛应用于分子生物学研究。但是单细胞生物显然不可能用于研究发育和神经系统，必须使用多细胞生物。但是如果一开始就用高等生物，则难以入手。进化论告诉我们，最简单的生物和最复杂的生物之间，都存在类似的基本规律。在分子水平上，生物界基本上是同一的。分子生物学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使用最简单的生物做为模型，再将其结果推广到整个生物界。布伦纳决定遵循同一原则，寻找一种尽可能简单的多细胞生物做为研究材料。在1963年，他在提交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的报告中，首次提出研究线虫。稍后，他选定了秀丽隐杆线虫（C. elegans）这种线虫。

（布伦纳让秀丽隐杆线虫变成了重要的实验材料。）

秀丽隐杆线虫是一种非常原始的动物，身长只有大约1毫米。但是它却是一种“典型”的多细胞生物：从一个受精卵开始，经过细胞的分裂、迁移、分化这个复杂的发育过程，长成成虫。性成熟后生成精子、卵子，交配、生殖，然后衰老、死亡。它有一套神经系统，有一个“大脑”（神经环），因此也表现出学习、记忆和行为能力。它只有6对染色体（人有23对），却含有近2万个基因（人大约3万个基因），在基因水平上并不简单。有几个特点使线虫成为理想的实验动物。它的生活周期很短，3天后就性成熟，平均寿命只有大约13天，因此适合于做遗传实验，在短期内就能观察到实验结果。它的自然生活环境是土壤，以细菌为食，很容易在实验室中培养，可将它养在生长大肠杆菌的培养皿中。线虫绝大多数是雌雄同体的（极少数是雄性），而且自我授精，因此容易保存基因突变。它的身体结构很简单，而且细胞数目是固定的，成虫全身细胞数目都是959个，因此可以追踪每一个细胞的命运。它的身体是透明的，适合于在显微镜下观察和操纵每一个体内细胞。

（线虫胚胎发育过程的电子显微镜照片。）

遗传学说到底，就是一门研究基因突变的后果的科学，因此如果没法找到合适的突变体，再好的实验材料也没用。布伦纳发现用乙基硫代甲烷可以诱发线虫的基因突变，在1967年，获得了第一个线虫突变体。1974年，布伦纳在《遗传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关线虫遗传学的论文。在这篇划时代的论文中，布伦纳将遗传学分析方法和用观察细胞分裂的显微方法结合起来，证明能够在许多基因中引发突变，然后观察这些突变对器官发育的影响。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因此确立了起来。

本届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另两位获奖者都曾经在布伦纳的指导下工作。苏尔斯顿在1969年到布伦纳实验室工作，用显微镜观察线虫细胞谱系，也就是说，每一个细胞都是哪个细胞的后代，一直追溯到所有身体细胞的共同“祖先”——受精卵。他发现细胞的传代极为精确，在不同的线虫个体中，细胞谱系都一模一样，它们有着完全相同的细胞分裂和分化程序。在现在，在线虫的生活史中每一个细胞的起源和命运都已被确定，是唯一一种多细胞生物的细胞“命运图谱”已被我们掌握了的。在追踪细胞谱系时苏尔斯顿发现某些细胞在发育过程中在特定的时刻必然要死亡。在发育过程中，线虫共生成了1090个细胞，也就是说，其中131个将会死亡。这种死亡并不是随机的，而是被精确地控制的，被称为“程序性细胞死亡”。那么必然有基因参与这个控制。苏尔斯顿发现了与细胞死亡有关的第一个基因nuc-1。

（苏尔斯顿和霍维茨都曾经在布伦纳指导下工作，并一起获得诺贝尔奖。）

霍维茨1974年到布伦纳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之后到麻省理工学院当教授。他继续布伦纳和苏尔斯顿的工作，有系统地寻找控制程序性细胞死亡的基因。在1980年代，首次发现了两个真正控制细胞死亡的基因ced-3和ced-4。之后，又发现另一个基因ced-9在对抗ced-3和ced-4，保护细胞。他并发现了在人类基因组中，也有一个类似ced-3的基因。事实上，我们现在知道，在线虫中发现的基因，大多数都很容易在人类中找到类似的基因，而许多人类基因被转入线虫之后，也执行相同的功能。因此，对线虫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生命的基本现象，而且也有重大的医学价值。人类的发育同样存在程序性细胞死亡，这个过程如果出现错误，该死的细胞不死，不该死的细胞却死了，就会导致疾病。

诺贝尔生理医学奖一般只授予非常特定的工作。本届授予的是“器官发育和程序性细胞死亡的遗传调控”。线虫的用途并不限于此，在许多研究领域也获得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如布伦纳当初所预料的，用线虫研究神经系统的遗传调控，也是硕果累累。目前全世界研究线虫的分子生物学家有好几千人（根据参加国际线虫大会的人数估算），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人都可以说是布伦纳的徒子徒孙。在科学史上，像布伦纳这样以一人之力开创了一个生机勃勃的领域，是很罕见的，其影响之大，可与摩尔根首创用果蝇研究遗传学相媲美。有的人需要诺贝尔奖为自己增辉，而有的人的获奖却是让诺贝尔奖增辉。布伦纳的获奖无疑是属于后者。诺贝尔奖奖给不该奖的人，错过了该奖的人，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布伦纳的长寿使得诺贝尔奖没有新添遗憾。

（本泽在布伦纳之后成了生物学界“最聪明的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人”。）

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是：在布伦纳之后，谁是生物学界“最聪明的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我想许多人会同意把这个桂冠给予加州理工学院教授西摩尔·本泽（Seymour Benzer）。和布伦纳一样，本泽是参与开创分子生物学的重要人物，在50年代用实验证明基因突变是由于DNA序列的改变导致，并提出每个生物系学生都学过的顺反子学说。60年代起，他转而以果蝇为材料，研究基因与动物行为、发育的关系，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发现（包括发现第一种控制动物行为的基因——一种控制果蝇生物钟的基因），使得果蝇这个经典遗传学的英雄，在寂寞多年之后，在分子生物学时代重新成为热门的动物模型。这些都是影响深远的开拓性工作，本泽也获得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生物医学奖项（拉斯卡奖、格拉芙奖、沃尔夫奖等等），独独缺一个诺贝尔奖。但是他已经80多岁了（生于1921年），未必有布伦纳那么幸运。【注：本泽已在2007年11月30日逝世。诺贝尔奖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

2002.12.16.

生活在东非地下的裸鼹鼠早在1842年就已被科学界发现并命名了，但是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被发现是一种奇特的真社会性哺乳动物之后（参见《推测出来的动物》，本版2008年1月16日），它才成了动物界中的明星，近年来还在迪斯尼的动漫《麻辣女孩》中出演重要角色。后来发现在非洲鼹形鼠中还有达马拉兰鼹鼠也是真社会性的，夺去了裸鼹鼠的部分光彩。不过，裸鼹鼠还有一项特征仍然足以让它去角逐最奇异的哺乳动物的头衔：它是变温的冷血动物。

我们在上小学时就已经知道，哺乳动物和鸟类是恒温动物，能够让体温保持恒定，不随外界温度的变化而变化。但是裸鼹鼠虽然是哺乳动物，却基本丧失了这一功能。它们和冷血动物一样，主要通过与环境的热交换来调节体温：要升温，就跑到上层的洞穴，紧贴被太阳晒热的墙壁；要降温，就躲到寒冷的底层洞穴。它们有时也通过大家扎堆挤在一起来取暖。它们的皮肤为此变得裸露无毛，因为皮毛不仅不再能起到调节体温的作用，反而会妨碍热交换。

裸鼹鼠为什么变成变温动物了呢？保持恒定体温的优势在于生理活动基本不受外界温度变化的影响，在夜间和比较恶劣的天气都能出来活动，有更多的时间用于觅食和寻偶。不过，裸鼹鼠生活在地下，和天气多变的地面相比，地下冬暖夏凉，温度变化不大，保持恒定体温就不那么重要了。但是，同样在地下生活的其他十几种非洲鼹形鼠都是恒温的，与裸鼹鼠的习性最接近的达马拉兰鼹鼠也是恒温的。究竟还有什么因素使得裸鼹鼠比其他鼹形鼠更需要放弃恒温功能呢？

在所有非洲鼹形鼠中，裸鼹鼠是体型最小的。我以前介绍过，由于体积小的物体的表面积相对比较大，使得小动物的身体比大动物更容易丧失热量，要保持恒定的体温也就更加困难（参见《不可能的小人国》，本版2007年10月31日）。裸鼹鼠的身体体积（也即产热总量）大约是达马拉兰鼹鼠的20％，但是身体表面积却大约是达马拉兰鼹鼠的40％，这样，散热速度就是其2倍。裸鼹鼠如果要像达马拉兰鼹鼠那样维持恒定的体温，就必须以2倍的速度加速产生体热的代谢过程，以增加体热的生产弥补体热的散失。这就需要大量地摄入食物和氧气。但是裸鼹鼠的食物主要是低能量的块茎，而地下氧气又非常稀薄，为此要付出的代价太高昂了，所以还不如干脆就不再试图去维持恒定体温了，尽量降低基础代谢率节省能量。裸鼹鼠的基础代谢率是所有哺乳动物中最低的，与爬行动物的相当。

那么，裸鼹鼠为什么要有这么小的身体呢？在非洲鼹形鼠中，裸鼹鼠所生活的地区是最热最干旱的，年降雨量平均只有200～400毫米，一年就集中下几天雨。鼹形鼠的主要食物——块茎储存着大量的水分和养分，同样由于体积和表面积的比例关系，块茎越大，就越不容易失水干燥，因此干旱地区的植物倾向于制造少量但是大型的块茎，而不是众多的小块茎。越是干旱的地区，块茎会越大，但是数量也越稀少。有的块茎的重量能是裸鼹鼠体重的上千倍，碰巧挖到一个的话，一窝裸鼹鼠一年的口粮就全有了。

但是在地下乱挖地道，刚好碰上块茎的几率极低，而且只有下雨的那几天、土壤比较潮湿时才适宜挖地道，即便如此，挖地道也要耗去大量能量，是静止时的3～5倍。很可能挖了几天地道、精疲力竭了也还一无所获。在如此严酷的条件下，独居的鼹形鼠存活的机会极为渺茫，要提高生存机会，必须组织起来，分头去找食物，有谁碰巧找到了就一起分享。独居的鼹形鼠只生活在比较湿润的地区，而干旱地区的鼹形鼠都是社会性的，这并非偶然。

一群裸鼹鼠分头去找稀少的食物，当然是成员数量越多，找到食物的机会越大。但是成员数量多了，也意味着吃饭的嘴多了，找到的食物又会不够分了。既要增加个体数量，又不增加对食物的总需求量，那就要把每一个成员的饭量减小，也就是说，让它们的身体变小。

所以，进化的结果就是，社会成员的数量增加了，但是体型变小了。一窝裸鼹鼠平均有七、八十只，能多达300只，但是每只工鼠的体重只有大约30克。达马拉兰鼹鼠的体重是裸鼹鼠的5倍，但是一窝成员的数量就少多了，平均有十几只，最多也就40只。达马拉兰鼹鼠的社会习性也不如裸鼹鼠复杂、精致，寻找食物的效率可能也不如裸鼹鼠，毕竟，100只小老鼠分散开去，找到食物的几率要比10只大老鼠的大多了。在进化史上，达马拉兰鼹鼠出现的时间比裸鼹鼠晚。也许达马拉兰鼹鼠正往裸鼹鼠走过的路上走，成员数量会变得更多，但是体型也会变得更小，最终小到无法维持恒定体温，并脱掉了皮毛，成为另一种裸鼹鼠呢。

2008.1.19

（《中国青年报》2007.1.23.）

(XYS20080123)

一些评论家在评论中国科学院新科院士谢华安被举报论文抄袭一事时，大概觉得拘泥于一人一事境界太低，要借题发挥反思一下中国院士制度的弊端。据说谢院士是因为虽然在水稻育种方面有大贡献，但是由于理论水平低缺少论文，为了能选上院士才去抄别人的论文。于是评论家纷纷质问，评院士看论文还是讲贡献？“院士”是靠论文堆成的？有位院士也对记者说，现在每年产生数不清的学术论文，有多少论文有实在的价值呢？有的人也许所谓的“学术成果”一般，但他把论文写在了稻田里，写在了大地上。

选院士当然要看贡献，但是并不是什么贡献都算数的，否则岂不是农民以论文写在田地上、工人以论文写在工地上、战士以论文写在战场上、商人以论文写在商场上、运动员以论文写在运动场上……等等为由都可以要求当院士吗？院士称号又不是对社会贡献的奖赏。如果因为谢华安对社会的贡献大（其实其贡献是被媒体大大夸大了的），就认为他什么荣誉都该得，那么今年是不是还得给他发块奥运会金牌？

选院士要看的是学术贡献。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规定得很清楚，院士的标准是“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而一名科学家公布自己的学术成果的正常途径就是在有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其他的途径，例如媒体报道、申请专利、开鉴定会等等，都容易受非学术因素的影响，都是不正常的。不发表论文，科学界同行们就无法客观地了解、检验和评价科研成果和成就。评价一个人的学术成就不看论文，难道要看候选人的自我宣传、媒体的炒作或长官的旨意吗？

论文是衡量一个科研工作者的学术贡献的最客观依据。学术贡献与发表论文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一致的。那些把二者对立起来，质问评院士看论文还是讲贡献的人，乃是不了解国际学术界公认的规范。发达国家评教授、评院士乃至评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也都是以论文为依据的。

诚然，中国目前在引进论文评价机制时出现了不小的偏差，例如过分看重论文的数量而忽视论文的质量，甚至只看论文标题不看论文的内容，导致出现了剽窃、重复发表、制造低质量论文等种种不良现象。但是，不能因为有许多论文是垃圾，就认为论文都是垃圾；不能因为有些人靠低水平的论文当上了院士，就认为选院士不应该靠论文。我们应该做的，是进一步完善论文评价机制，而不是干脆放弃这一机制。

2008.1.20

(XYS20080122)

（摘自《方舟子带你走近科学》，陕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

2004年7月28日，当代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之一、DNA双螺旋结构的共同发现者克里克（Francis Crick）在美国圣地亚哥逝世。克里克晚年在圣地亚哥的索尔克生物学研究所工作，我曾经在该所做过博士后研究，与他有数面之缘，聆听过他的教诲，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那辆挂着“ATCG”（表示DNA的碱基配对）车牌的宝马车总是早早地停在专用车位上。9月27日，索尔克研究所举行追悼仪式，在该所工作的一个中国人来函建议我写一篇纪念文章。我正在构思的时候，10月6日，又传来了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逝世的消息。这两名英国生物学家在1962由于他们在1953年发现核酸（DNA）的分子结构及其在生物物质信息传递中的作用，而与美国生物学家沃森（James Watson）分享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现在他们又在同一年先后逝世，而且两人年纪相同，都出生于1916年（克里克早出生半年）。但是两人的共同之处还不止于此：与沃森是科班出生的生物学家不同，克里克和威尔金斯原来是物理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转行搞生物学研究。

（克里克奠定了分子生物学的一系列理论基础，为分子生物学的确立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双螺旋的第三人”威尔金斯。）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场科技战争，尤其是像英国这种人力和物力资源都缺乏的岛国，更倚重科技的进步来改变战争的进程。大批的物理学家、数学家被征召为军方服务，破译密码，研制雷达、声纳、计算机、核武器。克里克1937年从伦敦的大学学院物理系本科毕业后，又开始攻读物理博士学位，但是1939年战争爆发，他被迫中断学业，为英国海军部工作，研制磁性水雷和感音水雷。威尔金斯比克里克晚一年获得物理学士学位（剑桥大学），但在1940年读完了物理学博士（伯明翰大学），其论文与雷达有关，在战争期间他参与研制雷达，1943年又到美国伯克利参与曼哈顿计划研制原子弹。战争结束后，这些曾经为战争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的物理学家的出路成了问题。许多人必须改行。其中不少年轻的物理学家，在大物理学家波尔和薛定锷的激励下，投身到生物学的研究。此时的物理学界，在经历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两场革命后，进入了所谓“常规科学”时期，似乎已没有重大问题可解决，满足不了雄心勃勃的年轻物理学家的求知欲。而生物学相对来说还是一块未开垦的神秘领域，特别是生物的遗传，在当时还是一个谜。波尔和薛定锷都认为通过研究生命现象有可能发现新的物理定律，向物理学家们发出了号召。克里克和威尔金斯后来都强调薛定锷在1944年出版的《生命是什么？》一书对他们的影响，使他们从事生物物理研究——用物理方法研究生命现象。克里克先是研究细胞中磁性颗粒的运动，在听说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新成立了一个研究组用X射线衍射法测定蛋白质的结构后，便要求转到那里做博士论文。差不多同时，威尔金斯也到伦敦的国王学院用X射线衍射法测定DNA的晶体结构，以后又来了一位女化学家弗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 1920-1958）与他一起工作。当X射线照射到生物大分子的晶体时，晶格中的原子或分子会使射线发生偏转，根据得到的衍射图象，可以推测分子大致的结构和形状。不过，不理解DNA的生物学功能，单纯根据晶体衍射图，有太多的可能性供选择，是很难得出正确的模型的。

（沃森在获得诺贝尔奖以后，成为了分子生物学的领军人物，在1968年担任冷泉港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主任，将它变成了研究分子生物学的世界中心。）

（弗兰克林因为长期接触X射线，患癌症过早地逝世。）

但是这两位测定DNA结构的人，当时却对DNA的重要性，DNA究竟在细胞中干什么一无所知，对他们来说，DNA无非是一种普通的生物大分子，能测定一种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就算得上有了科研成果，如此而已。克里克的论文题目是“多肽和蛋白质：X射线研究”，与DNA更无关系。1951年，23岁的年轻的遗传学家沃森从美国到剑桥大学做博士后，挂着的课题项目是研究烟草花叶病毒，其真实意图却是要研究DNA分子结构，因为他深知DNA的重要性。沃森碰巧与克里克分享一个办公室，便说服他一起研究DNA分子模型，因为他需要克里克在X射线晶体衍射学方面的知识。据他的回忆，他到剑桥后发现克里克也是“知道DNA比蛋白质更为重要的人”。但是按克里克本人的说法，他当时对DNA所知不多，并不觉得它在遗传上比蛋白质更重要，只是认为DNA做为与核蛋白结合的物质，值得研究。对一名研究生来说，确定一种未知分子的结构，就是一个值得一试的课题。正是因为沃森坚信DNA是遗传物质，并且理解遗传物质应该有自我复制、携带遗传信息和突变的特性，很快就做出了重大发现。1953年，在威尔金斯和弗兰克林拍摄到的DNA衍射照片的基础上，沃森和克里克提出了DNA双螺旋模型，给生物学带来一场革命。1958年，年仅38岁的弗兰克林因患癌症逝世（因为长期接触X射线引起的），使得1962年诺贝尔奖委员会给这个发现颁奖时，已无需因为一次最多只能奖给三个人而为取舍大伤脑筋了。在这三个人中，威尔金斯可以说是稀里糊涂得了诺贝尔奖（他的自传的题目叫《双螺旋的第三人》，很准确地反映了这一点），克里克则是在沃森的鼓动下被动地获奖，而只有沃森一开始就志在必得。

（弗兰克林拍摄的DNA的X射线衍射照片表明DNA是双螺旋，成了沃森和克里克构建DNA双螺旋模型的重要依据。沃森是背着弗兰克林偷看了这张照片的。）

（沃森和克里克在他们搭建的DNA模型前合影，此时他们已功成名就。）

测定DNA的结构，是威尔金斯科研生涯的顶点，也是终点，从那以后，他基本脱离了科研，忙于教学、行政工作和从事反对核武器等社会活动。沃森和克里克则成为了分子生物学的领军人物，特别是克里克，为分子生物学的确立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在1957年，克里克预言了基因控制蛋白质合成的机制，指出遗传信息仅仅体现在DNA的碱基序列上，还需要一种连接物将碱基序列和氨基酸连接起来。这个“连接物假说”，很快就被实验证实了：后来发现的转运RNA就是克里克预言的连接物。1958年，克里克提出了两个学说，奠定了分子生物学的理论基础。第一个学说是“序列假说”，它认为一段核酸的特殊性完全由它的碱基序列所决定，碱基序列编码一个特定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决定了蛋白质的三维结构。第二个学说是“中心法则”，遗传信息只能从核酸传递给核酸，或核酸传递给蛋白质，而不能从蛋白质传递给蛋白质，或从蛋白质传回核酸。在1961年，克里克等人在噬菌体中用遗传学方法证明了蛋白质中1个氨基酸的顺序是由3个碱基编码的（称为1个密码子），在破译遗传密码的问题上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到1970年代，克里克认为分子生物学的基本问题都已解决，分子生物学研究也将进入乏味的“常规科学”时期，于是改而探索另一个未知领域：意识。这也许是一个很合乎逻辑的选择，因为克里克最重要的研究工具就是思考，利用别人获得的数据，靠推理和建构模型来解决问题。

现在也有大批物理系的毕业生改行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原因还是出路问题。当前的生物学研究要比物理学研究活跃得多，工作机会也多得多。但是他们当中恐怕没有多少人有像他们的前辈们那样要在生物学领域进行一场革命的雄心壮志了，分子生物学也已非常成熟，早就过了可以由其他领域的人士来从事革命的草创时期。克里克这样的天才的出现，终究只是一个不可再现的科学奇迹。

2004.10.14.

在《新民周刊》上看到这张照片，觉得奇怪：怎么以前没见过？什么时候在哪里照的？问了一下，说是从某个图库买的。有些报刊要报道我时会派专业摄影师来给我拍照，每个都主动说回去后要给我的邮箱发一份，但至今还没有见到有哪个实现了诺言，包括国外报刊派来的摄影师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