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中医不是骗人的?

18 09 2006年
   有个中医教信徒反复在新浪博客的读者评论中张贴一篇《谁说中医是骗人的?知道祝总骧教授吗?》的文章,挑战说“真有本事,证明一下老祝祝总骧是骗子。没本事吧????????????哈哈哈哈哈哈”。该文中称:“在1989年以前也不承认经络的存在。直到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经络组和北京经络中心等在祝总骧教授领导下,用三种实验方法证实了经络的客观存在,西方医学界才承认经络。”

   
我查了一下,祝总骧的有关论文基本上都是多年以前发表在国内杂志上(主要是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所主办的《针刺研究》杂志上),有英文论文也是登在《美国中医杂志》上,没有在国际生物医学主流期刊上查到其论文,不知道祝总骧是通过什么途径让西方主流医学界知道其研究的?

   
我没有读到这些论文,不知其所谓经络实验是否遵循了科研规范(例如盲法、对照)以避免研究者的主观偏差,不想对之做具体的评述。我也不知道“西方医学界承认经络”的话是不是祝总骧说的。但是如果有人声称“西方医学界承认经络”,则肯定是骗子无疑。事实上,包括西方医学界在内的国际医学界从来就不承认经络的存在,1989年以前如此,1989年以后也是如此。国际医学界的一个普遍看法是,针灸对某些疾病有一定的疗效,但是是通过神经系统发挥作用的,与子虚乌有的经络无关。查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可知,有关经络研究的论文很少,基本上都是中国人、韩国人在研究,偶尔有西方人研究,还是否定经络的存在的。例如曾经有人声称通过测红外线记录到经络,但去年奥地利Graz医科大学的G.
Litscher在Biomed Eng
Online发表的论文说,他没能重复出该结果,经络的存在并无证据。
   
如果有谁能够证实经络的存在,发现了人体还存在一个新的系统,并获得了国际公认,那么这是一个足以改写解剖学、生理学教科书的无比重大的科学发现,完全可以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而不必只在国内像江湖骗子一样自吹自擂,靠蒙骗政府、公众骗钱。

附:
谁说中医是骗人的????????????
知道祝总骧教授吗??????????
在1989年以前也不承认经络的存在。直到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经络组和北京经络中心等在祝总骧教授领导下,用三种实验方法证实了经络的客观存在,西方医学界才承认经络。这三种实验方法不是直接看到了经络或解剖出了经络,而是通过人体反应的间接方法来证实经络的客观存在的。现将这三种方法介绍如下。
证实经络客观存在的三种实验方法
1、电激发下的机械探测法
把脉冲电源的一个小电极放在被试者古典经络线的指或趾端的经穴(即井穴)上,再把大电极放在对侧大腿上,通以电流很弱的脉冲电后,经穴处就会感到发麻。这时,用一个小橡皮锤在皮肤上沿古典经脉线垂直方向叩击。只要小锤一碰到经脉线,被试者就会觉得酸、麻、胀,有的还有上下串的感觉。凡遇到这样的高度敏感点,就用红笔点一个红点,最后将这些点连起来,它正好和古典经络线相符。
2、电阻测量法
用特制的电阻仪通以低频脉冲电流,被试者手拿一个电极(称为参考电极),用另一个电极(称为探测电极)沿古典经脉线垂直扫描。当探测电极到达经脉线时,人体电阻就突然下降,微安表指针摆动。将这些低电阻点用绿笔点一绿点。将这些绿点连成一条线时,它也正好与古典经脉线一致,并和红点连成的线重合。
3、高振动声测法
用一个小锤、一个听诊器也能找出经络。将听诊器置于古典经络线上,然后用小橡皮锤沿古典经脉垂直叩击,当叩击到经脉上时,通过听诊器就能听到一个音量加大、声调高亢、洪亮、如叩击在空洞处的嗡嗡声。用蓝笔标记这些点,这些蓝点所连成的线也恰与古典经络线一致,并与前面的红点、绿点的连线重合。
如上实验不仅证明了经络的客观存在,而且还证明我国古代对经络的描述是非常准确的。
(XYS20060918)


中国为何盛产“科学妄想家”

16 09 2006年
   
最近由于有“哲学狂人”声称用哲学真理破解超级数学难题遭到质疑就要和人“赌命”,有关“民间科学家”的话题在媒体上又热了起来。“民间科学家”一语其实并不妥当,让人误以为搞科学研究还有官方与民间之分,因此我在这里想改用“科学妄想家”来称呼那些没有受过恰当的专业训练,不具有必备的专业知识,但是又自称做出了重大科学发现,未获得科学界认可,却以其毕生精力不懈地推销自己的人。

   
科学妄想家并非中国的土特产。早在半个世纪以前,美国著名科普作家马丁·加德纳就已经给西方的科学妄想家画过像,归纳出他们做为妄想狂的5个特点:他们认为自己是天才;他们认为和他研究同一问题的专家全都是一些傻瓜;他们认为自己受到学阀的歧视和打压;他们竭尽全力攻击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最确定无疑的科学理论;他们的著作荒诞不经,大量使用杜撰的术语,就像是“疯话”。

   
但是中国的科学妄想家自有中国特色,与其西方同行相比,受迫害情结更深,在“学阀压迫”之外,还多了一重“民族压迫”,自认为受到“西方科学”的打压,由于是中国人而受到歧视。他们的自信心更强,动不动就搞重金悬赏征求挑战者,乃至要和人赌命——当然,如果真有人去应战,别指望他们会承认自己的错误,死不认错是他们行走江湖的法宝。他们对别人的批评更为敏感,反应更为强烈,如果有人偶尔批驳他们一下,就会成为其冤家对头,被穷追不舍。他们也更为痴迷,放弃了正常的生活,多年如一日一心一意地推销自己、与人辩论,有时甚至能感动了记者为其打抱不平。

   
但是最大的中国特色是,这种人数量之多,为西方国家所望尘莫及。在中国各名牌大学的校园、中科院研究所的门口,时常可看到他们来上访的身影。在各大门户网站的科技论坛,更是几乎要被他们的口水所淹没。我差不多每过一、两周,就会收到科学妄想家寄来的自荐信和论文,希望我能为他们这些“学术腐败的受害者”伸冤,主动提出以后要和我分享荣耀和利润。有的还不停地寄,特别是有个自称发明了永动机的,到现在已经给我寄了有几十次了。

   
“科学妄想家”在中国的盛行,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是传统因素。中国古代并无科学传统,只有技术传统,比如我们所津津乐道的“四大发明”即是。其实科学与技术在思想、方法、内涵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是在中国二者常常被相提并论,混为一谈。搞技术发明有时是靠经验积累和灵机一动就能做到的,使有些人误以为做科学研究也可以走这条捷径。

   
第二是文化因素。中国历来没有“专业性”观念,欣赏全才、通才,不重视乃至鄙视专业人才,以为只要悟“道”,就可以融会贯通,什么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什么领域都可以去坐而论道。这种观念在当代人文学者中还很常见,科学家在他们眼中只是些关注细枝末节的技术员,不如他们掌握了先进的哲学思想后,可以站得高看得远,乃至以科学导师自居,可以为科学的发展指点迷津。这种文化背景导致了许多人在科学问题上也好高骛远、夸夸其谈。

   
第三是政治因素。大跃进、文革时对专家、权威的鄙视达到了顶点,无限夸大劳动群众的创造性,至今流毒不浅。文革刚结束时号召全民“攻关”、“向科学进军”,把科学研究当成了群众运动。随着陈景润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全国各地也出现了成千上万个陈景润的继承者。

   
现在又多了个经济因素。在科技产业化的刺激下,连专业的科研人员都在用浮夸虚假的成果去捞钱,许多科学妄想家也跟着梦想用妄想出来的科技成果发财,有意无意地骗钱。这也并非没有先例,例如20年前公共汽车公司的驾驶员王洪成导演的“水变油”骗局,获得国家部委的大力支持,持续了十年才败露,造成4亿多元的损失。1999年河南南街村开始建造其书记王文斌亲眼目睹过的“永动机”,用了4年时间,花了2000多万元后,才买到了永动机不存在的教训。

   
既然存在着如此错综复杂的因素,科学妄想家的繁荣景象在中国还会持续下去的。只要他们不试图去骗钱,他们有自得其乐地生活在幻想中的权利,没有必要非要去改造他们。他们已经偏执,是很难劝说其改弦易辙的,到现在我还没有见到有哪个科学妄想家在别人的劝说下脱胎换骨的。对那些还没有偏执的业余研究者,我们可以忠告他们,第一,热爱科学是好事,但是要认清自己的局限。在科学高度发达、专业性越来越强的今天,没有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的人是不可能做出什么重大发现的。不要好高骛远,要从解决小问题入手,从事像天文观测、博物学观察、寻找新物种、发现新化石这类业余研究者还有用武之地的工作,让自己成为一名踏踏实实的业余科学爱好者,而不用变成科学妄想家。第二,要争取与科学界合作,遵循学术规范,努力通过正常的渠道让学术界承认自己的成果,不要想通过媒体炒作、民间推销来迫使学术界的认可,那是不可能的。

   
媒体也不宜炒作这些人,不要让公众对科学界产生误解,以为真有天才受到了科学界的打压,也不要去鼓励科学妄想家,这显然无助于他们恢复正常的生活。并无科学专业识别能力的记者要认清自己的定位,不要也想到科学界当无冕之王。科学研究有自己的规律。在科学史上,从来没有外来干预促进了科学发展的先例,不管这类干预是来自政治的、宗教的,还是媒体的。

2006.9.12
(《经济观察报》2006.9.16.)
(XYS20060916)


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辩论研究生发表论文问题

16 09 2006年
今晚(9月16日)晚上8点首播,明天中午1点重播。我最后一个上场。
 
 
 


老中医“价值几千万元”的治疗口腔溃疡的药剂专利含多种西药成分

14 09 2006年
其实都是些常见的抗炎、抗菌的西药和维生素B,再掺杂一些中药做点缀。这种药剂专利如果能卖到几千万元,购买者不是傻子就是疯子。老中医要在号称是自己发明的药剂中求助于西药,显然自己对中药也缺乏信心。

(方舟子)

一种治疗口腔溃疡的药剂   
申请专利号 CN200310117417.8  
专利申请日 2003.12.15  
名称 一种治疗口腔溃疡的药剂   
公开(公告)号 CN1546142
公开(公告)日 2004.11.17  
类别 人类生活必需(农、轻、医)
颁证日  
优先权  
申请(专利权)】 黄戴杨  
地址 512023广东省韶关市安全北路8号 
发明(设计)人 黄戴杨  
国际申请  
国际公布  
进入国家日期  
专利代理机构 韶关市雷门专利事务所  
代理人 刘大弯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的药剂,它由下列重量百分比的原料物质组成:白矾40-60%、田七2-5%、珍珠2-5%、象皮8-12%、山豆根8-12%、五倍子3-7%、冰片2-5%、生甘草3-7%、甲硝唑片1-4%、呋喃唑酮片0.1-2%、维生素B

主权项
1.一种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的药剂,其特征在于:其处方是由下述重量百分比的原料物质组成:白矾40–60%、田七2–5%、珍珠2–5%、象皮8–12%、山豆根8–12%、五倍子3–7%、冰片2–5%、生甘草3–7%、甲硝唑片1–4%、呋喃唑酮片0.1–2%、维生素B2片2–6%、强的松片2–6%。
 

(XYS20060914)


顺势疗法保健品中国掘金真相

14 09 2006年

顺势疗法保健品中国掘金真相

本报记者孙燕燕
北京科技报2006/09/13

  独家调查———
  一种在国际上备受争议的另类疗法,正以小作坊式的面目悄然亮相北京。近日,有读者向本报透露,北京某小区正高价销售一种自称运用顺势疗法工艺生产的产品,而且,销售人员是以讲课方式售卖。据称,该口服液治疗多种较难治愈的疾病,甚至是肝炎、艾滋病。顺势疗法为何备受争议?打着顺势疗法旗号兜售的万能口服液是否真有传奇功效?记者近日亲临售卖现场进行调查,请多名专家进行了解读。

  记者暗访
  “顺势疗法保健品”授课现场
  近日,记者在北京朝阳区北辰西路一幢小区内,找到了顺势系列产品的推广中心。这间位于7层的单元房,门外并没有粘贴任何标志。记者的来到引起了一名工作人员的警惕。记者被询问是哪位老师介绍来的,听记者说是听朋友介绍来的,工作人员拿起电话表示请一位授课老师给记者详细讲解产品,并回答问题。

  几分钟后,一位50多岁的妇女从门外进来,看到记者后热情地说:“了解顺势吗?我们的产品都是进口美国的产品。”

  这位女士这样向记者介绍:顺势是一种世界级的科学疗法,运用的理论就是把药物用水稀释到10的负23次方后,再进行震荡,这样水具有很好疗效,水中药物的微小剂量可以唤醒你自身的免疫系统,让人体进行自愈。平时,我们用的药物都有毒副作用,但把药物稀释到可以说是几乎不存在的程度,用它调动人的自身免疫系统,没有任何副作用。

  顺势系列产品是一种由北京顺势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口服液,30毫升一瓶,装在一个可以进行喷雾的密封小瓶子里,使用说明为每天两三次喷在舌头下面,一次两喷,除了小孩,其他的人都可以用。

  对话
  授课老师是学美术的 称一药能治全套肝病
  口服液分别有治疗肝炎、亚健康、糖尿病、消炎、抗癌等不同类型。当记者表示对“护肝液”感兴趣后,便有了以下对话:

  北京科技报:一瓶护肝液多少钱?
  妇女:1000多块钱,我们的口服液都是1000元到1500元之间不等。

  北京科技报:宣传册说本品不能替代药物,那它主要起什么作用?

  妇女:咱们国家没有审批顺势疗法药物的法规,只能注册保健品食品。所以不能写它是药物,但这就是药。

  北京科技报:既然是药,能治什么病?肝炎可以治吗?
  妇女:当然可以,什么甲、乙、丙、戊肝,脂肪肝、肝硬化都能治好。

  北京科技报:治愈肝炎在世界医学界都是难题,这种护肝液用什么原理治疗呢?

  妇女:治疗肝病的微小剂量的药物进入人体后,可以对肝脏受损基因进行有针对性的修复,重组到正常基因表达系统中,促进肝细胞再生。

  北京科技报:一种药治一种病,这种“护肝液”为什么能治多种肝病?

  妇女:这些病都是因为基因受损造成的,药中治疗成分就是修补受损致病基因,不管是什么病,修复了就好了。

  北京科技报:用量是多少?能否保证治愈?
  妇女:特别严重的肝炎3瓶一个疗程,差不多10瓶就能好。中度脂肪肝3瓶用不了就能好。治愈率在98%,这是美国和英国患者使用几年后统计的数据。

  北京科技报:中国有没有数据统计,如果使用后没治好怎么解释?

  妇女:这种产品进入中国才3年,没有这种数据统计,反正很多人都在用。我们不跟任何人做保证,每个人情况不同,最后看到效果就成。

  北京科技报:全国肝炎病人不都有得治了?
  妇女:你以为不能治啊……
  北京科技报:要是这么简单,艾滋病岂不也能治?
  妇女:真是,你以为不能治啊……
  北京科技报:在这里给别人讲课,您自己是学医的吗,做这个多久了?

  妇女:我们这儿没有学医的,都是自己对这个感兴趣,进行研究然后给别人讲,我以前是搞美术的,做顺势推广已经4年了。

  北京科技报:刚才您不是说这种产品进入中国才3年,您怎么会做了4年呢?

  妇女:……
  核实
  使用者透露并无药效
  此时,另一位老师准备开讲关于顺势产品和顺势疗法课程。记者找到上大课的房间,一位中年男性正在台上讲话,台下坐着十多位听课者,大部分是老年人。

  记者坐在一位老者的身旁,在攀谈中了解到,这里几乎天天都有“老师”讲课,周末听课的人最多,每天四五场,每场都能有几十人在听。老者告诉记者,别人介绍他购买了这种产品,真实喷到嘴里没什么感觉,像纯净水一样稍微有一点甜。这位老者向记者透露使用营养液将近一年时间,花了几万块钱,但是也没感觉身体有什么大的改变。

  讲究顺势疗法的治病原理“老师”忽然放大音量:“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健康长寿,但亚健康是我们长寿的大敌,我建议台下的每一个人都能将使用顺势营养液生活化。顺势营养液具有增强免疫力,调节内分泌,降低血压,促进睡眠等等改善亚健康状态的功效。”这时他走到坐在第一排的一位老人的前面,激动地说,这位老大哥今年已经85岁了,如果能持续地使用我们的顺势营养液他一定可以活到120岁,我们台下的每一个人也能活到120岁。这时,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顺势疗法研究者
  商家可能耽误病人治疗
  为了进一步求证,记者采访了北京武警总医院皮肤科张书元主任。张书元是中医药学会顺势疗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亚太区顺势疗法医学会会长。

  张书元告诉记者,顺势疗法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用极微量的药物来治疗疾病:1升水中药物的含量小于1个分子。为什么这种含有极微量(是实验室检测不出来药用成分的含量)药物的水还可以治疗疾病,科学界一直都没能找到原因。直到今天,顺势疗法的原理基础均未得到实验及临床证实。有人认为是人体有一种特殊的吸收系统没有被我们发现。

  顺势疗法的药物使用在人身上的方法很多,注射、点滴、口服、滴眼、滴鼻等等。“现在有些卖顺势疗法药物的人总说,把药放在舌头下面通过淋巴系统吸收最好,这些都是随口胡说,说这样的话要有临床解剖报告。”

  张书元教授说,在西方,顺势疗法医生主要以询问、观察和临床检查为主,与中医的望、闻、问、切一样,高科技仪器与化验等当作辅助诊断。由于每个人体质、遗传等因素不一样,所以对疾病的反应也不尽相同。一种药物就是针对一个人治疗某一种疾病,因为如果药物的特异性越小,他治疗的效果就会越差,宣扬一种药不管男女老幼都能用,并且能治疗多种疾病都是骗人。并且,顺势疗法的药物是药,是治病用的,不能当成保健品长期服用。

  同时,张教授指出:“由于顺势疗法的药物成本很低,一点药物进行稀释震荡后制造很多药品,但是在中国,却成了天价药物。现在国内卖顺势药物的都是商家,商家不会也不可能给病人看病。在某种程度上,这样售卖顺势疗法的药物甚至耽误了病人的治疗。”

  另类观点
  顺势疗法药理学上无效生物学上有效
  张书元教授认为,顺势疗法受到现代药理学的强烈抨击,认为它是荒谬、不合理的,其作用仅是一种安慰剂,主要因为目前顺势疗法的治疗原理还不能被很好的解释。然而,顺势疗法医生则坚持认为,虽然从药理学上是无效的,但从生物学上还是有效的,它能激活机体的免疫系统。在西方国家,顺势疗法有一定的市场,有专门的医学院、医生、医院和诊所。顺势疗法的药物也占有了相当大的市场,由于这种疗法没有任何副作用,人们愿意采用这种古老而神奇的疗法治疗疾病,一些大学医学院还设立了顺势疗法研究生甚至博士学位。任何理论都会有学术上的争论和质疑,百家争鸣是正常的现象,但是顺势疗法延续至今,如果没有疗效是不会生存下来的。

  相关链接
  顺势疗法的起源
  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官方网站介绍,16世纪末,德国医生、药剂师塞缪尔·哈内曼提出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当时放血、水蛭、抽气罐、泻药和砒霜等令人发毛的治疗方法正在盛行,其他药物治疗方法还很稀少。哈内曼想要放弃这些恐怖的疗法。于是,他让一些健康的人服用金鸡纳霜(奎宁),这些人很快出现了发热、脉搏加快、四肢发冷等与疟疾病人相同的症状。于是,哈内曼认为,这些药之所以能够起到治疗效果,是因为它能够产生同样的症状“以毒攻毒”,于是他构架了“同类治愈同类”的治疗理论。顺势疗法(Homeopathy)这个源于希腊语homoios’(相似)和pathos(患病)的单词从此诞生了。

  之后,他又做了一系列的论证,在健康的志愿者和他自己身上实验其他药物。顺势疗法开始在一些国家流行起来,甚至一些大学专门开设了这门专业。上世纪60
年代,该疗法在美国盛行一时。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官方网站介绍,1999年的一次调查表明,大约有600万美国人在使用这种疗法。而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还将这种疗法推广到很多国家的卫生体系中,包括德国、英国、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墨西哥等。

顺势疗法遭科学家抨击

  国内外科学界关于顺势疗法效果的争论从它的诞生就开始了。最根本的辩论在于,能够导致某种病症的东西如何能对此再进行治疗,而且是剂量小到几乎为零。

  伦敦大学学院药理学教授大卫·科克伦:顺势疗法不过是数字游戏

  伦敦大学学院药理学教授大卫·科克伦在今年7月27日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质疑顺势疗法的论文,他认为,顺势疗法不过是在玩数字游戏。牛津大学一直在进行一些有关顺势疗法的论证实验,但是实验结果也不能令人满意。2003年的牛津大学网站上公布了对顺势疗法的一个论证结果,发现用这种治疗方法治疗一些经常头痛的患者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6名接受顺势疗法的患者,常年受到头痛的侵扰,但是在接受顺势疗法一段时间后,头痛的毛病并未缓解。而且至今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可以为顺势疗法的治疗效果提出完整合理的解释。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对顺势疗法的管理也是由松到紧,1978年从非处方药规划到了处方药当中,而且必须在出售之前送到食品药品管理局进行重新检验以保证它的安全性。

  著名反伪学者方舟子:顺势疗法在国际医学界被公认为伪科学
  著名的反伪学者、生物化学博士方舟子在谈到顺势疗法时告诉记者,顺势疗法在国际医学界被公认为伪科学、伪疗法。它于18世纪末期创建,在19世纪曾风靡一时,但是进入20世纪后,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就渐渐衰落。在20世纪20年代,最后一所顺势疗法学校在美国关闭。目前美国正规的医学院都不开设顺势疗法的专业,正规的医院也不采用这种疗法。顺势疗法的原理很简单:药物成分越稀,稀释的倍数越多,治病效果越好。

  方舟子认为,任何有点头脑的人都会知道这是荒唐可笑的。市场上销售的顺势疗法药物常见的有用蒸馏水把药物稀释了10的30次方倍的(顺势疗法用
30X表示这个稀释倍数)。这是什么概念呢?往海洋里滴一滴水,也不过被稀释了10的26次方,也就是说,其有效成分的浓度,比沧海一粟还要低10000
倍,事实上是什么都没有。
  方舟子指出,根据阿芙伽德罗定律,1摩尔的任何物质包含有大约10的24次方个分子,也就是说,稀释到10的24次方倍以后,已不可能含有被稀释的成分的一个分子,全都是水分子了。所以买顺势疗法“药物”,就是在高价买水,吃顺势疗法“药物”,就是在喝高价水。

  吃它如果能够有任何效果,是因为这两个原因:一、心理暗示作用,或者所谓“安慰剂效应”,许多疾病通过心理暗示也能治愈;二、有些疾病,患者喝水对恢复身体健康有好处。但是国外仍然有很多人愿意花大钱去“喝水”。顺势疗法有一种药物,是把一小块鸭肝或鸭心组织用水稀释了10的400次方倍制成的。这种“药物”在美国的年销售额是2千万美元,而用一只鸭子就可以满足全部的原料要求了。可见其暴利。

  北京大学人类疾病基因研究中心副教授赵红珊:基因治疗法治肝炎尚需时日

  北京大学人类疾病基因研究中心赵红珊副教授告诉记者,现在有不少医学骗子利用大众对于基因技术的不了解,及由此带来的神秘感,大肆偷换概念,渲染治疗效果。基因治疗要通过医疗手段,将依附在分子生物学材料上的修复基因注射到人体内,绝对不是简单的吃几片药,甚至是营养品就能解决的。

  国内目前还没有通过基因治疗的方法来治疗肝炎,国外专家目前也只是把基因治疗应用于动物实验,应用于人体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XYS2006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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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虻的结婚礼物

13 09 2006年
   巴伦·奥斯登-萨肯(1828-1906)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俄国住美国的外交官,曾经担任过俄国住纽约的总领事。他同时也是一名昆虫学家,在二十多岁时就开始发表昆虫学论文,并在42岁提前退休,以便全身心去研究昆虫。

   
1875年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奥斯登-萨肯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区度假,看到一群昆虫在树林中飞舞,在太阳的照射下发出耀眼的白色光芒。这是不是以前从未被发现的新物种?他在用捕虫网尝试了几次之后,总算捉到了一只,一看是一只小虫,颜色黯淡,而且比他预计的要小得多。他正感到奇怪,却在网上发现了一个闪光的白色丝质小球,在他的呼吸吹拂下轻飘飘地飞了起来。他设法把它抓住,装进瓶中。为了确认小气球的确是从小虫身上掉下来的,他又捕捉了多只小虫,每次都在网中找到小气球。而且他在仔细研究了他捕捉的小虫标本后,认定它们全都是雄虫。

   
十几年后,这种新发现的昆虫被鉴定为属于双翅目舞虻科。舞虻的得名是由于其雄虫会成群聚集在一起飞舞,有时数量非常巨大。但是这种舞虻为什么要带着一个气球飞舞呢?有一位昆虫学家在对气球舞虻做了观察后,错误地认为气球是背在舞虻背上的,于是推测气球是雄虫用来吸引雌虫的装饰品。另一位昆虫学家的眼力要好一些,看出雄虫是用脚抱着气球的,于是幻想雄虫是把气球当成了飞行滑板,踩着它在阳光中滑翔。还有一个昆虫学家则推测气球是舞虻的警戒信号,警告鸟类等天敌不要吃它。但是昆虫学家们观察到鸟类在毫不顾忌地捕食气球舞虻,这个推测看来也不能成立。

   
我们现在知道这三名昆虫学家的研究结果都有对有错。气球舞虻的气球的确是被雄虫抱在腹下的,它也的确具有吸引雌虫的作用,而且它也有防备敌人的作用——只不过敌人是雄虫想要勾引的雌虫。气球是雄虫献给雌虫的结婚礼物,有了它,雌虫才不会把雄虫吃掉,而是与之交配。我们今天能够得出这些结论,是因为昆虫学家们后来又发现了许多种有着不同习性的舞虻,相互比较后,可以知道这种奇特的习性是如何一步步进化而来。

   
进化的起点,是雄虫不向雌虫献礼。有些种类的舞虻采取的是这种简单的结婚方式。它们都是肉食性昆虫,有时候也会自相残杀,求爱的雄虫偶尔会成了饥饿的雌虫的盘中餐。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某些种类的舞虻雄虫进化出了一种保护自己的策略,求爱时给雌虫送去一只新捕捉来的猎物,在雌虫享用美餐时,雄虫乘机与之交配,一旦礼物被雌虫吃完了,雄虫就赶快逃跑。为了讨好雌虫,雄虫有时候会给它送去一只几乎和雄虫一样大的猎物。

   
在有的舞虻物种中,雌虫在收到礼物后,并不急着马上就吃,而是跟着雄虫飞离虫群,降落到草木上,才一边吃一边交配。这时候礼物起到的作用看来已经不是为了分散雌虫的注意力以免雄虫遭殃,而是为了吸引雌虫的注意力,成了求爱的信号了。有的物种的雄虫会吐出丝线把猎物捆绑住,以免猎物挣扎。有的物种则更进了一步,雄虫在捕捉到猎物后,会从肛门吐出丝质气球,把猎物包在里面,在交配时雌虫会把猎物吃掉。但是有的物种的雄虫在捕捉到猎物后,却自己先把猎物的汁液吸干,再把干瘪的猎物包进气球中。这个礼物已经没法吃了,接受它的雌虫也没有要吃它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礼物完全失去了食物的作用,而仅仅剩下了用来刺激交配的功能。

   
显然,此时猎物已变得可有可无,有的物种的雄虫开始偷工减料,只是在气球上贴一点不起眼的猎物碎片做为装饰。在这种情况下,猎物的刺激作用其实已经丧失,而刺激配偶的功能完全由气球取代了。再进化下去,必然就是连任何猎物碎片都省了,直接送上气球。奥斯登-萨肯发现的那种奇怪的气球舞虻,代表的正是这条进化路线的终点。

   
还有一种舞虻代表的是另一条进化路线的终点。它们看重的不是类似气球的“外表”,而是类似猎物的“内涵”。其雄虫喜欢从地面、水面上捡起各种色彩鲜艳的小东西,通常是死去的昆虫,但是有时则是没有任何食用价值的树叶、花瓣,然后像高举旗帜一样高举着礼物去寻找雌虫,在交配时将礼物交给雌虫。

   
我们不要嘲笑这些舞虻买椟还珠式的愚蠢。在现代社会,礼物不也正越来越失去其原先具有的实用价值,变成了代表爱情、友谊的象征?也许有一天,我们也会进化到只需要给爱人送一个精美的空盒子就能讨得其欢心,像气球舞虻一样。

2006.9.10
(《中国青年报》2006.9.13.)
(XYS20060913)


不服中医是伪科学 老中医2000万打赌

13 09 2006年
不服中医是伪科学 老中医2000万打赌
2006年09月13日重庆商报
  黄戴杨,广东韶关人,韶关市浈江区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会员。1972年参军,1980年毕业于苏州医科大学,后曾在部队当军医。现在在广东韶关市开一私人诊所。常年从事中医研究。

  方舟子,本名方是民,1967年生于福建。1985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1995年获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2000年创办中文网上第一个学术打假网站“新语丝”。人称“学术打假斗士”。

  前日,广东一位57岁的老中医黄戴杨以二千万元为赌注,在网上向著名“学术打假人士”方舟子发出挑战。

  打赌:中医西医治病比赛
  昨日,记者在新华网论坛看到这个《用二千万元挑战方舟子,以铁的事实捍卫中医药!》帖子。发帖人说:“从今天开始的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和地点,在中国科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及相关权威机构,以及在国内外媒体的监督下,由方舟子去请国内外最权威的医疗机构和科研单位,推选最佳的治疗药物及治疗方法进行现场治疗竞赛活动。

  “以‘西方科学’的随机、双盲、对照、可重复等一系列原则,在合理的、公正的监督机制作保证的前提下,对我治疗运动员的软组织损伤、背伤和关节疼痛的用药过程和治疗效果进行最严格的验证,用现实疗效检验中医是否科学。并作5至10年的远期疗效跟踪。”

  赌注:2000万VS公开道歉
  “假如西医的疗效比我的明显,或者治疗费用比我的经济,毒副作用比我的低;假如方舟子能以充足的事实和理由证明‘不通则痛’的中医理论不成立,是伪科学,我的治疗方法毫无效果,是弄虚作假欺骗患者。我愿意将变卖全部家产、砸锅卖铁,自筹二千万人民币给方舟子,并通过大众媒体公开向全体网民和全国人民道歉。”发帖人黄戴杨说。

  “假如我的疗效比你所推选的药物及治疗方法明显而取胜,我一不要你文明地进行自杀,二不要你的赔钱,只要方舟子在中央电视台,报刊及网络上公开向全体网民和全国人民道歉!以消除其无知给中医药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缘由:反对“中医伪科学论”
  昨日下午,记者根据帖子上留下的电话号码联系到发帖人黄戴杨。

  黄戴杨医生说,去年6月份,他就在报纸上看到方舟子宣称中医学是伪科学的消息。同时他又发现,方舟子在其“新语丝”网站中开设“中医骗子”栏目。关于“中医是否伪科学”,在网络上引发激烈争论。“时至今日,我发现中医是伪科学的说法在网络上占了上风!”黄戴杨于是产生了要拯救中医名声,打赌的想法。

  打赌·交锋
  方舟子:老中医没有两千万
  昨日下午,记者电话联系上方舟子。方舟子表示自己至今尚未看到黄戴杨的“挑战帖”。记者随后将黄戴杨发的帖子发送到方舟子的电子邮箱。

  方舟子了解事情原委后表示,这明显是黄戴杨在变相炒作自己的诊所和药物。他对黄戴杨是否拿得出2000万也表示怀疑,他说:“我怀疑这名‘普通医生’是否真有2000万赌金。他如果真要和人打赌2000万,应该出示他真的有2000万资金,并冻结这部分存款,直到赌局结束。”

  “但是,无论是否真有2000万赌金,是真心打赌还是变相做广告,我都不是赌徒,不和任何人打赌。”方舟子说,科学不是靠打赌来发展的。想靠打赌来推销自己,恰恰说明其人科学素质之低下。

  方舟子说:“我对中医药的看法不是我个人的看法,而是在普及国际生物医学界的主流观点。如果对这种观点不满,他应该去挑战国际生物医学界。他如果坚信自己的疗法有效,应该通过正规医院的临床试验,向药监部门申请批号。”

  老中医:方舟子心头发虚了
  黄戴杨获悉方舟子拒绝他挑战的消息后,说:“我提出的打赌条件这么宽厚,他赢了可以得2000万,输了我又不要他的钱也不要他的命,只要他道歉,为什么他不敢应战?这说明他知道自己没有胜算,怕自己的名誉受损,心虚了!”

  对于方舟子质疑他在炒作,黄戴杨表示,他没有炒作的必要,如果方舟子不敢公开打赌,他也可以在私下向方舟子证明中医学并非伪科学。“我的目的是希望方舟子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要再诋毁中医学了。我甚至希望,通过事实说服他能为流传了几千年的中医做点贡献。”

  打赌·决心
  2000万主要来自专利
  对于他提出的2000万“赌注”,黄戴杨对记者说:“如果我输了,我保证如数支付给方舟子。”他说,他开有一间诊所,加上自己的房产,价值有一两百万;另外,他目前已经通过了一项治疗口腔溃疡的药物专利,其价值估计有几千万。只要方舟子敢接受挑战,他愿意押上自己的所有财产。

  昨日,记者通过广东省韶关市卫生局查询到,黄戴杨在当地确实开有一家“黄戴杨诊所”。

  记者随后又在国家专利局网站中,查询到黄戴杨所申请的“一种治疗口腔溃疡的药剂”的专利,专利号为CN200310117417.8。对于黄声称该专利价值数千万元,昨日,西南医院口腔科一专家表示,这个专利的价值不好判断。

  打赌·后援
  家人相信老中医必赢
  黄戴杨告诉记者,他的妻子和一对儿女都知道他要挑战方舟子的事情,他们都很支持。记者随后与黄戴杨的妻子王女士通了电话,记者问:“黄医生为了打这个赌,把全部家产都押上了,你也支持吗?”王说:“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治好了那么多人,怎么可能会不科学呢?我相信他一定会赢。”王女士说,她的儿子现在在一医学院学医,女儿还在读小学,他们都很支持父亲的做法。

  打赌·说法
  律师:打赌不受法律保护
  昨日,记者电话采访了中国中医科学院一位专家。记者将黄戴杨要与方舟子打赌的事情告诉他后,该专家称,中医是不是科学,这个争论完全没有意义,因为中医肯定是科学的。

  据介绍,2005年11月19日,中国中医研究院正式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在业内人士看来,这几字之差结束了多年来中医是否是科学的争论。

  该专家表示,对于黄戴杨要与方舟子打赌的行为,他们不便发表意见,更不会介入。

  昨日下午,重庆丽达律师事务所段勤律师针对此事说,这种打赌行为违背我国法律公序良俗原则,带有赌博性质,不受法律保护。

  记者 冯云飞

(XYS20060913)


成都“哥白尼”PK科学巨人牛顿

13 09 2006年
万有斥力VS万有引力 成都“哥白尼”PK科学巨人牛顿
早报记者谭晓娟
天府早报2006.9.13
  核心提示
  万有引力是个完全错误的概念,一个辉煌的错误、伟大的错误。
  苹果落地,天体行空,是万有斥力在起作用的结果。
  人类300多年来错误的万有引力观念必须扬弃,重新规范宇宙、重新规范天体、重新点燃太阳!

  每天和我“神交”的人都是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这些人,他们跟我才是一个档次的。

  我是当代“哥白尼”,我正在申请自己的旧居作为“哥白尼故居”保留下来。

  ……
  听见这样的话,感觉如何?疯言疯语?狂妄自大?不可理喻?不管你怎么评论,言论主人———自称为民间科学家的彭大泽都不会改变想法:从灵光一闪发现“万有斥力”的那一刻起,他已经是“哥白尼”的化身。

  一封来信
  银河系中有1500亿颗太阳
  一切都由一封信开始。事实上,寄到报社来的这封信,彭大泽也不记得是第几千封了。根据以前的经验,他依然将回信的几率定到千分之一。

  信封里面装的都是同一内容:《四川异人挑战牛顿》、《成都彭大泽PK牛顿?》两篇报道,一张“万有斥力理论”,一张彩印的“美国宇航学会高级会员证书”和“美国阿拉斯加州科学院高级研究员证书”。

  资料上,亦古亦今文体夹杂,陈述了“万有斥力理论”:万有引力是一个错误的科学概念,自然界只有万有斥力,万有斥力才是支配天体运动的基本相互作用力。排斥与被排斥是物体运动的惟一形式。所有归因于万有引力的自然运动必须用万有斥力来正确解释:苹果落地、天体行空、星光偏移、潮起潮落,都是万有斥力在起作用的结果。

  太阳就像一个巨大的“手榴弹”,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地爆炸,并且发射能量。而我们生活的银河系中有1500亿颗太阳,地球要承受来自1500亿颗太阳爆炸时所产生的斥力。地球上的一切之所以可以存在,是那么多个太阳爆炸产生的斥力,将这一切压在了地球上。这就是彭大泽“万有斥力规律”的核心内容。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彭大泽就源源不断的将写有这些内容的资料寄出,国内外大学、科研所、民间协会等都是发送地。虽然回信率只有千分之一,这个习惯,还是坚持到今天。

  彭大泽的目的很明确:希望自己的“万有斥力理论”被重视,从而去纠正一个“天大的错误”。正是由于这个“纠错”,让他认识到:自己就是当代哥白尼,颠覆一个固守了几百年的理论———牛顿万有引力。

  一种兴奋
  将我的旧居作为故居保留
  语速极快,言谈中,手势和表情一样丰富。2006年9月8日下午,记者与彭大泽初次见面,光凭观察,很难把眼前这个人同“老人”联系在一起。微胖的身材,身穿一件红色T恤,浅色的休闲裤下是一双运动鞋。圆圆的脸庞上架着一副眼镜,由于兴奋,脸颊显得红润。彭大泽笑着比出几根手指:再过几个月,他就整整
60岁了。
  彭大泽是地地道道的成都人,毕业于成都七中,自修过一年大学。上世纪70年代中期当上四川省图书馆图书管理员,负责整理地方文献工作至今,有了美满婚姻,一个7岁的女儿。

  1979年7月28日晚上11时30分,这是个彭大泽终身铭记的时刻。当时看着电视里播放的《屈原》,从屈原的死亡,彭大泽突然想到了手榴弹爆炸的瞬间,“手榴弹为什么能炸死人?爆炸的瞬间,是手榴弹的弹片向人有一个推力,还是人自己将弹片吸引过来炸死自己呢?答案很简单,绝对是手榴弹对人有一个推力。”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彭大泽镜片后的眼睛亮了起来:“就那一瞬间,我天才般的发现了‘万有斥力规律’。”

  “智人”、“伟大”,即使和记者见面,他也毫不胆怯的把这些词语用到了自己的身上。“一旦被认可,不可想象,由万有引力衍生的东西全部被推翻!”

  “写信给有关部门,将我的旧居作为‘哥白尼’故居保留下来。”彭大泽挑起眉毛,语气坚定:“哥白尼提出日心体系挑战传统地心说,现在‘万有斥力’挑战‘万有引力’,应该被铭记。”

  一份执著
  回避这个问题,他们是害怕
  致民路一处安静的小院里,底楼2号是个两室一厅的普通居民套房。9月11日下午,再次见到彭大泽,他刚刚送完7岁的女儿上学。

  从以前东大街40多平方米的房子,搬到现在的两室一厅,彭大泽都为自己搭建了一个“研究室”。仅有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狭小得空间有些凌乱,一边堆满了书籍,一边桌上放着电脑,几封外文来信和照片装在像框里挂在墙上。“这些都是我的精神支柱。”彭大泽说。

  1979年有了“发现”,第二年开始,彭大泽就开始向国内的科研机构、大学寄去“万有斥力”的资料说明。成都的中学、大学,知名科学家杨振宁、国内企业家,一一去信。“都是泥牛入海。”他调侃道。

  借用工作的便利,彭大泽查到了国外一些大学和协会的地址,开始向国外寄信。当时一个月只有40多元的工资,都变成了邮资,手紧了断断续续,直到后来有了电脑,开始发送电子邮件。

  摆在记者面前的早期信件,大多已经发黄。“不列颠图书馆、格林威治天文台、德国专利局局长……”彭大泽一封封介绍。这些回信几乎全部来自国外,内容很简短,细看都是属于礼貌的回复:“你的来信已经收到,并已经存档。”即便如此,彭大泽却不以为然:不一定要完全被赞同,起码得到了关注。源于这个“动力”,他开始自学英语,以便与国外沟通。

  花20美金得到的美国宇航学会高级会员证书、美国阿拉斯加州科学院的高级研究员证书,这成为了彭大泽的“精神支柱”。“其实,在1979年,我喊出那一声时,‘万有引力’已经土崩瓦解了,只是大家不承认而已。”对于国内的始终不回应,彭大泽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害怕,回避这个问题。”

  一次对话
  手机屏幕戏书“万有斥力教主”
  承认得不到重视,彭大泽却不认为自己“压抑”,认为自己不在意别人是否赞同。

  我是在山颠颠上自我伟大了这么些年,好凛冽的风,好冰冷的雪。全世界都错,只有我对;几百年来都“拐”了,只有我“港”……

  我自己小灵通待机屏上戏书着“万有斥力教主”……
  记者:自称为“哥白尼”,你觉得自己是伟大还是自大?
  彭:随便你,你觉得对,就是伟大,你觉得不对,我就是狂妄自大。但是这种狂妄都是难得的。

  记者:伟大在哪里呢?
  彭:这个可以计算的。1979年有这个“发现”时,我是高中文化水平,有简单科普知识,当时的其他高中生也有,但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从1979年到2006年,这么多年,有高中生提出过吗?可以算算我比多少人伟大?几十年都是一个人想,这是伟大的孤独。

  记者:你说自己的“发现”不需要数据和公式计算,那用什么来证明你的正确,证明牛顿的错误?

  彭:如果你否认我的,就是否认银河系、否认1500亿颗太阳、只承认地球,才认为地球拉苹果坠落。都说地球有引力,可迄今为止科学家都没有发现引力源在哪里,凭什么认为地球有引力呢?而我,能解释这些斥力正是1500亿颗太阳爆炸产生的。

  记者:刚才你提出科学本身是“科学、严谨”的,那你“灵光一现”产生的“万有斥力”,怎么用科学来解释?

  彭:我有科学基础啊。我之前就晓得太阳、银河系、太阳爆炸等科普知识啊,只是按照自己的思维深入下去,将几者联系在一起,他们不能想到这一点,是他们的不科学。(笑)我这有点狡辩了。

  一个印象
  妻子:执著在正常范围内
  妻子朱映红较为安静,面对记者的采访,还有些腼腆。她眼里的丈夫:随便问哪个,人品绝对没有话说,只是对自己“研究”方面很执著。没有人觉得他“疯”,因为还没有超出“热情”范围。

  当代哥白尼、申报哥白尼故居———听见丈夫这样的想法,一直安静的朱映红咧嘴笑了:“那是他的想法,这种执著还是在正常的范围内。”

  同事:他的观点比较主观
  突然“灵光闪现”后,彭大泽对自己“发现”的笃信,同事们都有感受,彭大泽有个习惯,只要是初次见面的人,能说上一两句话,他就会拿出写有自己“发现”的资料。一位工作人员回忆:“热情得让人不好拒绝。”

  彭大泽在地方文献部工作,一个与他共处五六年的同事告诉记者:提到这些,彭大泽表现欲望就比较强。“就是他问,你答,观点比较主观,有点强迫别人接受的感觉。”这不是一个人的看法———开始爱在同事之间发一些“万有斥力”的资料,后来看很少有人热烈回应,彭大泽的交流对象渐渐只有一两个人。“没有到偏执这一步吧,但是从这件事上,感觉是个固执的人。”这位同事说。知名打假人VS“民间科学家”
偏执的妄想家需要脱胎换骨
  新闻导入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彭大泽坦言:自己也曾经寄资料给国内知名打假人方舟子,渴望与他进行交流。

  2006年9月8日,记者通过邮件与方舟子取得了联系。
  方舟子的回复中写道:从这个“万有斥力规律”的简介看,属于臆测、空想,与科学无关,提出人显然缺乏物理学常识,更对科研方法缺乏基本的了解。

  “任何人如果声称做出了科学发现,都应该遵循学术规范,将其成果写成论文交给专家审核,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才有可能获得学术界的承认。越是重大的成果,应该交给越是权威的期刊发表。在媒体上炒作,或花钱去当什么会员、“院士”抬高自己的身价,都是不正常的做法,都恰恰说明了其虚弱。”

  2006年9月10日,关于“民间科学家”这一个群体,通过邮件,方舟子再次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是否有“民间科学家”一称?他们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方:“民间科学家”一词不太准确,给人的感觉好像还有“官方科学家”似的。所以我认为用“科学妄想家”一词可能更准确,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没有受过相关领域的教育、训练,有的甚至文化程度就不高,却自认为做出了重大科学发现,长期不懈地反复利用各种渠道推销该发现,梦想着“一夜成名天下知”。

  记者:就您的了解,滋生这些“民间科学家”的“土壤”是什么?

  方:“民间科学家”在中国的盛行,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中国古代并无科学传统,只有技术传统,搞技术发明有时靠经验积累和灵机一动就能做得到,使人误以为做科学研究也可以走这条捷径;二、中国历来没有“专业性”观念,欣赏全才、通才,不重视乃至鄙视专业人才,这在当代文人中还很常见。这种文化背景导致了许多人好高骛远、夸夸其谈;三、大跃进、文革时对权威、专家的鄙视达到了顶点,无限夸大劳动群众的创造性,至今流毒不浅。

  记者: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偏执”表现在哪些方面?他们需要怎样来清醒认识自己?

  方:他们的偏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有受迫害妄想,认为自己受到了科学界的迫害,以当代哥白尼、布鲁诺自居;二是死不认错,不管他们的“论文”有多少明显的低级错误,被指出过多少次,他们也不会承认,而会反复狡辩,或者视而不见;三是过度专注,长期不懈地到处推销,甚至放弃了正常的生活;四是过分自信,动不动就高额悬赏挑战者甚至要和人赌命,当然,如果有人真去应战,他们是决不会认错的。既然他们已经偏执,是很难劝说其改弦易辙的,到现在我还没有见到有哪个“民间科学家”脱胎换骨的。

  对那些还没有偏执的业余爱好者,我们可以忠告他们:热爱科学是好事,但是要认清自己的局限,不要好高骛远;要争取与科学界合作,遵循学术规范,不要想通过媒体炒作、民间推销来迫使学术界的认可,那是不可能的。

  记者:作为公众,对这个群体应该持怎样的态度?
  方:任其自生自灭是最好的态度。公众不要因此对科学界产生怀疑,要去替这些人打抱不平,更不要上当受骗,把钱给他们去搞“永动机”、“水变油”或什么推翻万有引力定律、相对论的实验。

  第三者说
  渴望正面交锋
  彭大泽将“不得重视”归因为:自己是“非主流”。
  作为一个“非主流”的代表人物,赵常德成为了彭大泽推荐的对象。68岁的赵常德是电子科技大学退休教师,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会员,目前这个组织已经有
200多人,他们聚在一起有一个共同点———反相对论。赵常德介绍:“目前民间科研者,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居多,四川才3个人。”

  “爱因斯坦也曾经被小看,后来呢?”说到彭大泽的“万有斥力”,赵常德提出:需要进一步的证实,但是这种精神和思想值得鼓励。文凭和“无推算数据”,甚至狂妄,不应该成为“发难点”。“啥子称为狂妄,爱因斯坦也狂妄?我们需要科技创新,需要创新思想和怀疑精神。我们经常发表意见,他们不回应,如果回应,讨论不是更好?”渴望正面交锋———赵常德说,这是他们的心声。

  记者手记
  与彭大泽接触,快60岁的人
  表现出“可爱”的坦诚和急迫,恨不得一股脑全部倒出自己见解。两次见面,他不厌其烦的用图纸、手势进行解说。果真如他同事所言:热情得让人无法拒绝。

  在这个言论自由的社会,每一个人的见解和意见都应当被尊重,但是一旦扯到科学,则需要“立正、肃立”。要知道,科学在生活中,“强大”得足以作为标尺,正是由于它的严谨和权威。“发现”需要证实,“观念”需要交流,这篇成文的目的不在于“质疑”,无关于“交锋”,只在于提醒一种思考:对于科学,我们应该持怎样的态度。

(XYS20060913)


中印学者质疑他们国家的工程教学

12 09 2006年
中印学者质疑他们国家的工程教学
PAUL MOONEY and SHAILAJA NEELAKANTAN
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2006年9月8日
  去年《财富》杂志的一幅漫画概括了促使美国政府去帮助培养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一个因素:健壮的中国站在沙滩上,在沙中任意摆布瘦得皮包骨的山姆大叔,标题是:“美国是一个97磅的瘦弱者吗?”

  中国和印度正在培养出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这在美国引起了恐惧,担心这些国家会在培养高科技人才方面领先。但是与这些国家的一些大学科学家和工程师交谈后,人们会见到一幅不同的景象。那些科学家把美国大学视为查尔斯·阿特拉斯(美国最著名的健美运动员),直言为了全球性经济竞争,有必要提高他们自己的毕业生的质量。

  “不要只看印度毕业生的数量,因为除了那些从顶尖学院毕业的,工程师的质量每下愈况,”马德拉斯印度理工学院前院长P.V.Indiresan说。“标准很低,教员很次,训练很遭。我们已出现贪多嚼不烂的情况。”

  曾在美国接受分子生物学的训练、现在北京的方是民(方舟子)经常评论中国的高等教育问题,他说目前并无迹象表明中国在近期内将会对美国构成严重的经济挑战。他把中国教育制度的问题归咎于年复一年迅速增加的招生数量。

  “学生人数实在是太多了,像教员和教学设备这些资源不堪重负。”他说。“一名教授同时指导40多名研究生的情形并不罕见,这意味着实际上没有任何指导。”

  《财富》报告说一条鸿沟正在扩大:2004年中国培育出了64万名工程本科毕业生,而印度为35万名,美国则仅有7万名。国会议员以及美国科学院的一份很有影响的报告也都重复了这组数字。

  但是如果人们更仔细地看一下这组数字,会发现它们展示的图景并不那么有威胁。据杜克大学的师生在12月份发布的报告《工程工作外包争议的框架:把美国放在与中国和印度的同一水平的赛场》,中国和印度的数字包括许多3年专科毕业生,而对中国来说,可能还包括一些汽车机工。

  当杜克大学的研究人员只研究工程、计算机科学和信息技术的学士学位获得者的情况时——这些人最有可能从事基础研究和产品开发——美国的数量超过了印度。而按人口平均,美国要比中国高出50%以上,是印度的4倍。

  许多中国和印度的学者和商界领袖在访谈中一直在说,尽管入学和毕业人数在迅速增长,许多学位获得者缺乏英语和其他商务能力,这些能力是要为正把技术工作移到海外的跨国公司或能与美国进行经济方面的竞争的国内公司工作所必需的。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涂善东在上个月工程教师的一个会议上说,越来越多的中国雇主开始对教育质量提“令人难堪的问题”。雇主们抱怨说研究生缺乏专业知识和从事团队工作的能力。

  国际管理咨询公司
麦肯锡在去年的一份报告《中国人才危机迫在眉睫》强调了这些问题。该报告认为中国正在成为海外信息技术产业和商业服务的巨人的可能性不大。它论证说,平均只有10%的中国求职者适合于在该报告研究的9种类型的跨国公司工作,包括工程、会计、金融和生命科学。

  教育人员把这些缺点部分地归咎于招生人数的膨胀。去年中国大学生总数达到1千6百万,而在1998年只有3百40万,1998年之后中国政府开始迫使大学迅速增加招生。

  方先生说,许多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的学生抱怨说他们在大学里很少学到有实用价值的知识,他们及其导师为了应付学校的要求把主要精力用于炮制粗制滥造的论文。

  他补充说,中国的研究生的补贴很低,一个月只有大约300元人民币,合38美元,这迫使他们要到校外打工,干扰了研究和学习。

  方先生说,中国最好的学生继续前往美国读研究生,其中多数人不会回国。“人才流失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说。

  随着国外企业把软件设计和其他工程业务外包给印度,印度工程学生的入学人数也迅猛增长。今年印度官方认可的1346所工学院录取了44万名学生。1998年仅录取了6万名。

  但是这些上涨的数字掩盖了印度工程课程的根本弱点。因培育出全球领袖而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印度理工学院的7所分校今年只有大约4千名毕业生。剩下的学校中,质量好的不超过150所,每年对印度工程学院进行排名的预测与研究中心的主任Premchand
Palety说。
  
麦肯锡公司的另一份报告发现只有25%的印度工程师能够成功地竞争从美国外包的技术工作。尽管信息技术公司和其他繁荣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几乎永难满足,但是印度还是有近百万名工程毕业生失业。

  不过,对工程学位的需求预计还会增长,这反映了社会期望,印度总理科学顾问C.N.R.
Rao说。
  在印度,“所有的父母都想让他们的孩子成为工程师,”他说。“他们会送他们去任何一所工学院,即使它没有合适的基础设施和教员。”

  多数二流的学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教员短缺,甚至印度理工学院也开始面临这个问题。

  “多数印度理工学院有25%到30%的教师职务空缺,而许多教师在以后几年内会退休,”德里印度理工学院1975年毕业生和印度理工学院校友会主席Pradeep
Gupta说。Palety先生说人们越来越喜欢接受私营机构的工作,因为他们觉得在那里职业更有发展前景,也容易获得提薪。

  Gupta先生说,因为这个原因,印度理工学院校友会正在与印度理工学院密切合作,为学术职务创造私人赞助的机会,让教学变得更有吸引力。

  企业也愿意花钱,采取措施填补教育体制的疏漏。印度最大的信息技术服务公司之一Infosys
Technologies Limited已经和248个工学院合作举办一个叫Campus
Connet的教学项目,以便让课程和教学更好地满足企业的需要。
  该公司也保证将出资1亿7千6百万美元三倍地扩大其位于Mysore的全球教育中心的容量,Infosys的共同创建者和首席执行官Nandan
M. Nilekani将它称之为一所企业大学。
  “我们正在填平教育体制中的漏洞,”Nilekani先生说,“其课程过时了,学生没有接触到最新的技术。”

  印度和中国的学者都同意他们的大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印度是否‘能够’成为美国在技术方面的严重竞争者,和是否‘将会’成为,这二者有重大区别。”马德拉斯印度理工学院前院长Indiresan先生说。“按这个速度,我想它将不会。如果所有这些几千名毕业生的质量都能提高到与顶尖学院的毕业生同一档次,只有那个时候它才能被当成是一个严重的竞争者。”

(方舟子译)
Foreign Academics Question the Quality of Their Countries’
Engineering
Programs
By PAUL MOONEY and SHAILAJA NEELAKANTAN
Beijing and New Delhi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http://chronicle.com
Section: Government & Politics
Volume 53, Issue 3, Page A20 =
A cartoon in Fortune magazine last year summed up one of the
factors driving the push for the U.S. government to help educate
more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a muscular China is standing on a
beach, pushing a skinny Uncle Sam around in the sand. “Is the U.S.
a 97- Pound Weakling?” the headline read.
The growing number of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being educated
in China and India has raised fe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those
countries may take the lead in the production of high-technology
jobs. But talk to some university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in those
countries and a different picture emerges. Those scientists view
American universities as the Charles Atlas and offer blunt talk
about th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quality of their own graduates for
global economic competition.
“Don’t go by quantity” of Indian graduates, “because the
quality of engineers decreases rapidly when you go beyond the
top-tier institutes,” says P.V. Indiresan, former director of the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Madras. “The standards are low,
the faculty is bad, and the training is terrible. We have spread
ourselves too thin.”
There’s no sign that China will pose a serious economic
challenge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near future, says Fang
Shi-min, an American- trained molecular biologist based in Beijing
and a frequent commentator o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He blames
the problems facing the Chinese education system on the rapidly
increasing number of students admitted each year.
“There are simply too many students, and the resources, such
as faculty and facilities, are over-stretched,” he says. “It’s not
uncommon for a professor to mentor more than 40 graduate students
at the same time, which means there is virtually no mentoring at
all.”
Examining the Numbers
The Fortune article reported that a major gap was developing:
In 2004 China produced 640,000 undergraduate engineers, compared
with 350,000 in India and just 70,000 in the United States. Those
numbers have been repeated by members of Congress and in an
influential report by the National Academies.
But when people looked at the numbers closely, they painted a
less- threatening picture. The Chinese and Indian numbers included
many holders of three-year degrees and, for China, possibly some
auto mechanics, according to a December report by faculty members
and students at Duke University, titled “Framing the Engineering
Outsourcing Debate: Placing the United States on a Level Playing
Field With China and India.”
When the Duke authors examined only baccalaureate degrees in
engineering,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the
people most likely to do basic research and product development —
the American output exceeded India’s. And on a per-capita basis,
the American level was more than 50 percent higher than China’s and
four times that of India.
Many academic and business leaders in China and India
consistently say in interviews that, despite rapid growth in
enrollment and graduates, many degree holders lack English-language
and other business skills needed to work fo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that are moving technical jobs overseas or for
homegrown companies that might compet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ically.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employers in China are beginning to
ask “embarrassing questions” about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said
Tu Shandong, vice president of the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Shanghai, at a meeting of engineering educators
last month. Employers have complained that graduates lack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teamwork skills.
Those concerns were underscored in a report last year by
McKinsey & Company, an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consulting
company, titled “China’s Looming Talent Shortage.” The report plays
down the possibility of China’s becoming a giant in offshor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services. It argues that only
10 percent of Chinese job candidates, on average, would be suitable
to work in a multinational company in nine categories studied,
including engineering, accounting, finance, and life
sciences.
Educators blame those shortcomings partly on the explosive
growth in enrollment. Total numbers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hit 16 million last year, up from just 3.4 million in 1998, the
year before the government began forcing universities to sharply
increase their enrollments.
Many students in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complain
that they have gained little practical knowledge in college, Mr.
Fang says, and that they and their advisers are preoccupied with
churning out research papers — which he says are poorly produced
— to meet university requirements,.
Graduate students in China receive small stipends of about 300
yuan, or $38, a month, which forces them to take part-time jobs off
campus that interfere with their research and studies, he
adds.
The best students continue to go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graduate studies, and the majority do not return to China, Mr. Fang
says. “The brain drain is still a serious problem,” he says.
High-Tech Dreams in India
India’s engineering enrollments have also skyrocketed as
corporations have outsourced software-design and other engineering
jobs here. This year India’s 1,346 officially recognized
engineering colleges enrolled around 440,000 students. In 1998
there were only 60,000 seats.
But those bullish figures obscure fundamental weaknesses in
India’s engineering programs. Only about 4,000 of this year’s
graduates were from the seven branches of the prestigious 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which have won praise internationally for
producing global leaders. Not more than 150 of the remaining
institutions are of good quality, says researcher Premchand Palety,
chief executive of the Centre for Forecasting and Research, which
does an annual ranking of Indian engineering schools.
A separate report by McKinsey found that only 25 percent of
Indian engineers can compete successfully for technology jobs
outsourc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Despite nearly insatiable demand
from information-technology companies and other booming industries,
India has close to a million unemployed engineering
graduates.
Nevertheless, the demand for engineering degrees is predicted
to grow, reflecting societal expectations, says C.N.R. Rao, science
adviser to India’s prime minister.
In India, “all parents want their children to be engineers,”
he says.  “They will send them to just any
engineering college, even if it doesn’t have proper infrastructure
or faculty.”
Already, there is a severe faculty shortage at most
second-tier colleges, and even the 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are beginning to feel the heat.
“Most of the IIT’s have 25- to 30-percent faculty vacancies,
and a lot of faculty are going to retire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says Pradeep Gupta, a 1975 graduate of IIT-Delhi and chairman of
PanIIT, an umbrella alumni organization. Mr. Palety says that
people increasingly prefer to take private-sector jobs because they
perceive greater opportunities for career and salary
advancement.
For that reason, Mr. Gupta says that IIT alumni are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institutes to create private financing for
academic positions to make teaching more attractive.
Corporations are also spending money and taking steps to plug
gaps i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fosys Technologies Limited, one
of India’s largest information-technology-services companies, has
formed partnerships with 248 engineering colleges for a program
called Campus Connect, to better align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with
industry needs.
The company has also committed $176-million to triple the
capacity of its Global Education Centre, in Mysore, which Nandan M.
Nilekani, co- founder and chief executive of Infosys, calls a
corporate university.
“We are making up for gaps in the education system,” Mr.
Nilekani says. “The curriculum is not up to date, and students
don’t have access to the latest technologies.”
Indian and Chinese academics agree that their institutions
have a long way to go.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whether India ‘could’ be a
serious competitor to the U.S. in technology and whether it ‘would’
be,” says Mr. Indiresan, the former director of IIT-Madras. “At
this rate, I think it wouldn’t be. If the quality of all these
thousands of graduates improved to be on par with graduates from
the top-tier institutes, only then could it be considered a serious
competitor.”
(XYS20060912)


评何卫宁“思想狂人PK打假斗士:何须拼命?”

10 09 2006年
【方舟子按:我现在每天看看的报纸中就剩下了《中国青年报》一家了,还是时

不时地能见到这种恶心人的弱智评论。

“两位以思维逻辑见长的精英思维里存在着明显的逻辑缺陷。”只要哪怕只读过

黎鸣的一篇文章,还能认为黎鸣“以思维逻辑见长”的人,其逻辑思维能力肯定

是连黎鸣也比不上,这篇评论即是证明。

“没有研读过黎鸣对‘四色猜想’的证明,方舟子就说黎鸣不可能证明出四色定

理,他的这个结论是缺少事实支持的,所以,他对黎鸣的否定是一个有缺陷的逻

辑推理。”做过类似评论的时评家已经不少,这一位能够上升到逻辑推理缺陷的

高度,也算是个创见了。不知哪条逻辑规则规定了没有事实支持就不能否认某个

惊人的主张?这个“民间逻辑家”听说过休谟公理吗?我也懒得再去讥讽这种自

以为聪明的时评家活见鬼、猪头脑袋,就说一个事实吧:中科院数学所以前(现

在不知还是否如此)每年要收到几麻袋的“民间数学家”有关歌德巴赫猜想的证

明,对此数学家们都不去看,因为认为这些人不可能证明出歌德巴赫猜想证明,

“骑自行车不可能上月球”,按照这位“民间逻辑家”的高见,中国的数学家没

有研读过某个“民间数学家”对歌德巴赫猜想的证明就说他不可能证明出歌德巴

赫猜想,这个结论是缺少事实支持的,中国数学家的思维想必都是有逻辑推理缺

陷的,应该请“民间逻辑家”去给他们上逻辑基础课。

“虽然一个标注地图的四色定理150多年以来真伪不明,但是,科学技术却一直

在迅猛发展。”四色问题虽然最初是从标注地图发现的,但是早已抽象成为拓扑

学和图论中的一般性问题,而与实际的标注地图没有什么关系了。四色问题也早

已被证明,否则也不会被称为四色定理。因为有黎鸣之类的“民间数学家”不认

其证明,“民间逻辑家”就跟着说“一个标注地图的四色定理150多年以来真伪

不明”,这是什么逻辑?可笑的是“民间逻辑家”还要嘲笑别人“大部分人根本

不理解‘四色猜想’的前因后果,这种现象难道不是一种智力浪费吗?”这话用

在他自己身上正合适,如果他还有什么“智力”的话。】

 
思想者观察
思想狂人PK打假斗士:何须拼命?
2006-09-10中国青年报
何卫宁
    
日前,自称“思想狂人”的黎鸣刚刚在其博客上宣布,世界数学难题“四

色猜想”被其破解。马上就有人出来打假。“学术打假斗士”方舟子在媒体刊文

说,在看了黎鸣的博客,并翻阅了黎鸣所写的几本书后,他认为黎鸣的思维逻辑

很不清晰,不可能证明出四色定理这个世界难题。听了方舟子的批评,黎鸣怒气

冲天,继而怒气化为檄文,在纸介媒体和互联网上传播。几个回合后,怒气很快

使黎鸣失去情绪控制,他宣布要与方舟子签订生死对决协议:如果破解四色定理

失败,黎鸣愿按照协议,文明地进行自杀;如果破解四色定理成功,方舟子愿按

照协议,文明地进行自杀。有人问黎鸣,你就不怕打赌失败?他回答:“如果打

赌成交,我只会稳操胜券,我坚信我的成功。”

   
这简直就是一部好莱坞大片。网民们都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纷纷选定阵营,

向对方发动攻击,互联网上骂声四起,一幅硝烟弥漫的景象。不过,笔者猜想,

当黎鸣几本书的市场销量有了定论后,这场生死对决的闹剧就会逐渐散去,随之

而来的另一出活剧便会登场。在大家的热情冷却之前,笔者想跟大伙儿聊一聊,

看看能从两位精英的对决中发现什么。

   
第一个发现有趣得很。钻研哲学的人,也许有着令魔鬼都变得哑口无言的思

辨能力,但未必能改变自己的性情。自称“思想狂人”的黎鸣在哲学领域涉足很

深,从中国的老子开始,一直“流淌”到西方的康德,可以说是博大精深。然而,

方舟子的一句话,竟逼得这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哲学家愤怒得要拼命。为什

么呢?原来,方舟子一针扎在了最让黎鸣心疼的地方。

    
黎鸣最得意的就是自己的思维逻辑能力。他曾告诉大家,解决“四色猜想”

是靠自己独创的“三元逻辑理论”,这个理论的渊源很深,一直能追溯到老子的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有了这个独创理论,只要一个

小时,几页稿纸,便可以解答那个困扰人类智慧150多年的难题。所以,方舟子

批评黎鸣思维逻辑很不清晰,不正是在扎他的痛处嘛!于是,黎鸣抛弃了哲学家

的所有斯文,一定要与方舟子争个你死我活。

   
黎鸣在他的字里行间表现出对老子的极端崇拜。然而,老子曾教导我们,至

善之人的品格就像水一样,水善于滋养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黎鸣竟不能坦荡面

对一位年轻后生的疑惑。或许,再高深的哲学也抵不住中国人的一句老话:江山

易改,本性难移。

   
第二个发现是简单的。两位以思维逻辑见长的精英思维里存在着明显的逻辑

缺陷。虽然思维逻辑的形式复杂,但其本质却异常简单:如果前一句话不能导致

后一句话,这两句话放在一起就不合逻辑。

    
没有研读过黎鸣对“四色猜想”的证明,方舟子就说黎鸣不可能证明出四

色定理,他的这个结论是缺少事实支持的,所以,他对黎鸣的否定是一个有缺陷

的逻辑推理。黎鸣证明自己无懈可击的思维过程也有缺陷,他坚信自己一定不会

在生死对决中死掉,因为他已经花费近6年的时间做自我反省和追问。虽说6年的

反省和追问是一件值得一提的事,但是,反省和追问并不等同于一个正确的数学

证明。把一个不是什么数学证明的汉语词组,当做数学证明随意逻辑推理,似乎

是一个更严重的逻辑缺陷。

   
第三个发现令人沮丧。有这么多人喜欢拥挤在一个如此狭小的领域里争吵,

而且大部分人根本不理解“四色猜想”的前因后果,这种现象难道不是一种智力

浪费吗?

    
笔者不是说,“四色猜想”不是一个重要的数学命题;而是说,虽然一个

标注地图的四色定理150多年以来真伪不明,但是,科学技术却一直在迅猛发展。

中国与世界上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美国已经能把人送到

月球上去;俄国也开发出环绕地球15年的“和平号”空间站;有路的地方就有日

本车;全世界的个人电脑里都是美国软件……的确,我们应该把精力花费在能提

升中国实力的领域。

   
最后再加一句,老子发现了水不与万物相争的品性,然而,水不争的品性里

还隐藏着一种令人畏惧的品性——水能填满一切能填满的低洼和沟渠。水的“不

争”和“争”造就了水的伟大。作为老子的后代,特别是立志把老子智慧再次回

馈给中华民族的哲学家和精英,难道不该对水的品性三思吗?

(XYS2006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