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万有斥力VS万有引力 成都“哥白尼”PK科学巨人牛顿

早报记者谭晓娟
天府早报2006.9.13

　　核心提示
　　万有引力是个完全错误的概念，一个辉煌的错误、伟大的错误。
　　苹果落地，天体行空，是万有斥力在起作用的结果。
　　人类300多年来错误的万有引力观念必须扬弃，重新规范宇宙、重新规范天体、重新点燃太阳！

　　每天和我“神交”的人都是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这些人，他们跟我才是一个档次的。

　　我是当代“哥白尼”，我正在申请自己的旧居作为“哥白尼故居”保留下来。

　　……
　　听见这样的话，感觉如何？疯言疯语？狂妄自大？不可理喻？不管你怎么评论，言论主人———自称为民间科学家的彭大泽都不会改变想法：从灵光一闪发现“万有斥力”的那一刻起，他已经是“哥白尼”的化身。

　　一封来信
　　银河系中有1500亿颗太阳
　　一切都由一封信开始。事实上，寄到报社来的这封信，彭大泽也不记得是第几千封了。根据以前的经验，他依然将回信的几率定到千分之一。

　　信封里面装的都是同一内容：《四川异人挑战牛顿》、《成都彭大泽PK牛顿？》两篇报道，一张“万有斥力理论”，一张彩印的“美国宇航学会高级会员证书”和“美国阿拉斯加州科学院高级研究员证书”。

　　资料上，亦古亦今文体夹杂，陈述了“万有斥力理论”：万有引力是一个错误的科学概念，自然界只有万有斥力，万有斥力才是支配天体运动的基本相互作用力。排斥与被排斥是物体运动的惟一形式。所有归因于万有引力的自然运动必须用万有斥力来正确解释：苹果落地、天体行空、星光偏移、潮起潮落，都是万有斥力在起作用的结果。

　　太阳就像一个巨大的“手榴弹”，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地爆炸，并且发射能量。而我们生活的银河系中有1500亿颗太阳，地球要承受来自1500亿颗太阳爆炸时所产生的斥力。地球上的一切之所以可以存在，是那么多个太阳爆炸产生的斥力，将这一切压在了地球上。这就是彭大泽“万有斥力规律”的核心内容。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彭大泽就源源不断的将写有这些内容的资料寄出，国内外大学、科研所、民间协会等都是发送地。虽然回信率只有千分之一，这个习惯，还是坚持到今天。

　　彭大泽的目的很明确：希望自己的“万有斥力理论”被重视，从而去纠正一个“天大的错误”。正是由于这个“纠错”，让他认识到：自己就是当代哥白尼，颠覆一个固守了几百年的理论———牛顿万有引力。

　　一种兴奋
　　将我的旧居作为故居保留
　　语速极快，言谈中，手势和表情一样丰富。2006年9月8日下午，记者与彭大泽初次见面，光凭观察，很难把眼前这个人同“老人”联系在一起。微胖的身材，身穿一件红色T恤，浅色的休闲裤下是一双运动鞋。圆圆的脸庞上架着一副眼镜，由于兴奋，脸颊显得红润。彭大泽笑着比出几根手指：再过几个月，他就整整
60岁了。
　　彭大泽是地地道道的成都人，毕业于成都七中，自修过一年大学。上世纪70年代中期当上四川省图书馆图书管理员，负责整理地方文献工作至今，有了美满婚姻，一个7岁的女儿。

　　1979年7月28日晚上11时30分，这是个彭大泽终身铭记的时刻。当时看着电视里播放的《屈原》，从屈原的死亡，彭大泽突然想到了手榴弹爆炸的瞬间，“手榴弹为什么能炸死人？爆炸的瞬间，是手榴弹的弹片向人有一个推力，还是人自己将弹片吸引过来炸死自己呢？答案很简单，绝对是手榴弹对人有一个推力。”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彭大泽镜片后的眼睛亮了起来：“就那一瞬间，我天才般的发现了‘万有斥力规律’。”

　　“智人”、“伟大”，即使和记者见面，他也毫不胆怯的把这些词语用到了自己的身上。“一旦被认可，不可想象，由万有引力衍生的东西全部被推翻！”

　　“写信给有关部门，将我的旧居作为‘哥白尼’故居保留下来。”彭大泽挑起眉毛，语气坚定：“哥白尼提出日心体系挑战传统地心说，现在‘万有斥力’挑战‘万有引力’，应该被铭记。”

　　一份执著
　　回避这个问题，他们是害怕
　　致民路一处安静的小院里，底楼2号是个两室一厅的普通居民套房。9月11日下午，再次见到彭大泽，他刚刚送完7岁的女儿上学。

　　从以前东大街40多平方米的房子，搬到现在的两室一厅，彭大泽都为自己搭建了一个“研究室”。仅有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狭小得空间有些凌乱，一边堆满了书籍，一边桌上放着电脑，几封外文来信和照片装在像框里挂在墙上。“这些都是我的精神支柱。”彭大泽说。

　　1979年有了“发现”，第二年开始，彭大泽就开始向国内的科研机构、大学寄去“万有斥力”的资料说明。成都的中学、大学，知名科学家杨振宁、国内企业家，一一去信。“都是泥牛入海。”他调侃道。

　　借用工作的便利，彭大泽查到了国外一些大学和协会的地址，开始向国外寄信。当时一个月只有40多元的工资，都变成了邮资，手紧了断断续续，直到后来有了电脑，开始发送电子邮件。

　　摆在记者面前的早期信件，大多已经发黄。“不列颠图书馆、格林威治天文台、德国专利局局长……”彭大泽一封封介绍。这些回信几乎全部来自国外，内容很简短，细看都是属于礼貌的回复：“你的来信已经收到，并已经存档。”即便如此，彭大泽却不以为然：不一定要完全被赞同，起码得到了关注。源于这个“动力”，他开始自学英语，以便与国外沟通。

　　花20美金得到的美国宇航学会高级会员证书、美国阿拉斯加州科学院的高级研究员证书，这成为了彭大泽的“精神支柱”。“其实，在1979年，我喊出那一声时，‘万有引力’已经土崩瓦解了，只是大家不承认而已。”对于国内的始终不回应，彭大泽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害怕，回避这个问题。”

　　一次对话
　　手机屏幕戏书“万有斥力教主”
　　承认得不到重视，彭大泽却不认为自己“压抑”，认为自己不在意别人是否赞同。

　　我是在山颠颠上自我伟大了这么些年，好凛冽的风，好冰冷的雪。全世界都错，只有我对；几百年来都“拐”了，只有我“港”……

　　我自己小灵通待机屏上戏书着“万有斥力教主”……
　　记者：自称为“哥白尼”，你觉得自己是伟大还是自大？
　　彭：随便你，你觉得对，就是伟大，你觉得不对，我就是狂妄自大。但是这种狂妄都是难得的。

　　记者：伟大在哪里呢？
　　彭：这个可以计算的。1979年有这个“发现”时，我是高中文化水平，有简单科普知识，当时的其他高中生也有，但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从1979年到2006年，这么多年，有高中生提出过吗？可以算算我比多少人伟大？几十年都是一个人想，这是伟大的孤独。

　　记者：你说自己的“发现”不需要数据和公式计算，那用什么来证明你的正确，证明牛顿的错误？

　　彭：如果你否认我的，就是否认银河系、否认1500亿颗太阳、只承认地球，才认为地球拉苹果坠落。都说地球有引力，可迄今为止科学家都没有发现引力源在哪里，凭什么认为地球有引力呢？而我，能解释这些斥力正是1500亿颗太阳爆炸产生的。

　　记者：刚才你提出科学本身是“科学、严谨”的，那你“灵光一现”产生的“万有斥力”，怎么用科学来解释？

　　彭：我有科学基础啊。我之前就晓得太阳、银河系、太阳爆炸等科普知识啊，只是按照自己的思维深入下去，将几者联系在一起，他们不能想到这一点，是他们的不科学。（笑）我这有点狡辩了。

　　一个印象
　　妻子：执著在正常范围内
　　妻子朱映红较为安静，面对记者的采访，还有些腼腆。她眼里的丈夫：随便问哪个，人品绝对没有话说，只是对自己“研究”方面很执著。没有人觉得他“疯”，因为还没有超出“热情”范围。

　　当代哥白尼、申报哥白尼故居———听见丈夫这样的想法，一直安静的朱映红咧嘴笑了：“那是他的想法，这种执著还是在正常的范围内。”

　　同事：他的观点比较主观
　　突然“灵光闪现”后，彭大泽对自己“发现”的笃信，同事们都有感受，彭大泽有个习惯，只要是初次见面的人，能说上一两句话，他就会拿出写有自己“发现”的资料。一位工作人员回忆：“热情得让人不好拒绝。”

　　彭大泽在地方文献部工作，一个与他共处五六年的同事告诉记者：提到这些，彭大泽表现欲望就比较强。“就是他问，你答，观点比较主观，有点强迫别人接受的感觉。”这不是一个人的看法———开始爱在同事之间发一些“万有斥力”的资料，后来看很少有人热烈回应，彭大泽的交流对象渐渐只有一两个人。“没有到偏执这一步吧，但是从这件事上，感觉是个固执的人。”这位同事说。知名打假人VS“民间科学家”
偏执的妄想家需要脱胎换骨
　　新闻导入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彭大泽坦言：自己也曾经寄资料给国内知名打假人方舟子，渴望与他进行交流。

　　2006年9月8日，记者通过邮件与方舟子取得了联系。
　　方舟子的回复中写道：从这个“万有斥力规律”的简介看，属于臆测、空想，与科学无关，提出人显然缺乏物理学常识，更对科研方法缺乏基本的了解。

　　“任何人如果声称做出了科学发现，都应该遵循学术规范，将其成果写成论文交给专家审核，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才有可能获得学术界的承认。越是重大的成果，应该交给越是权威的期刊发表。在媒体上炒作，或花钱去当什么会员、“院士”抬高自己的身价，都是不正常的做法，都恰恰说明了其虚弱。”

　　2006年9月10日，关于“民间科学家”这一个群体，通过邮件，方舟子再次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是否有“民间科学家”一称？他们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方：“民间科学家”一词不太准确，给人的感觉好像还有“官方科学家”似的。所以我认为用“科学妄想家”一词可能更准确，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没有受过相关领域的教育、训练，有的甚至文化程度就不高，却自认为做出了重大科学发现，长期不懈地反复利用各种渠道推销该发现，梦想着“一夜成名天下知”。

　　记者：就您的了解，滋生这些“民间科学家”的“土壤”是什么？

　　方：“民间科学家”在中国的盛行，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中国古代并无科学传统，只有技术传统，搞技术发明有时靠经验积累和灵机一动就能做得到，使人误以为做科学研究也可以走这条捷径；二、中国历来没有“专业性”观念，欣赏全才、通才，不重视乃至鄙视专业人才，这在当代文人中还很常见。这种文化背景导致了许多人好高骛远、夸夸其谈；三、大跃进、文革时对权威、专家的鄙视达到了顶点，无限夸大劳动群众的创造性，至今流毒不浅。

　　记者：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偏执”表现在哪些方面？他们需要怎样来清醒认识自己？

　　方：他们的偏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有受迫害妄想，认为自己受到了科学界的迫害，以当代哥白尼、布鲁诺自居；二是死不认错，不管他们的“论文”有多少明显的低级错误，被指出过多少次，他们也不会承认，而会反复狡辩，或者视而不见；三是过度专注，长期不懈地到处推销，甚至放弃了正常的生活；四是过分自信，动不动就高额悬赏挑战者甚至要和人赌命，当然，如果有人真去应战，他们是决不会认错的。既然他们已经偏执，是很难劝说其改弦易辙的，到现在我还没有见到有哪个“民间科学家”脱胎换骨的。

　　对那些还没有偏执的业余爱好者，我们可以忠告他们：热爱科学是好事，但是要认清自己的局限，不要好高骛远；要争取与科学界合作，遵循学术规范，不要想通过媒体炒作、民间推销来迫使学术界的认可，那是不可能的。

　　记者：作为公众，对这个群体应该持怎样的态度？
　　方：任其自生自灭是最好的态度。公众不要因此对科学界产生怀疑，要去替这些人打抱不平，更不要上当受骗，把钱给他们去搞“永动机”、“水变油”或什么推翻万有引力定律、相对论的实验。

　　第三者说
　　渴望正面交锋
　　彭大泽将“不得重视”归因为：自己是“非主流”。
　　作为一个“非主流”的代表人物，赵常德成为了彭大泽推荐的对象。68岁的赵常德是电子科技大学退休教师，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会员，目前这个组织已经有
200多人，他们聚在一起有一个共同点———反相对论。赵常德介绍：“目前民间科研者，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居多，四川才3个人。”

　　“爱因斯坦也曾经被小看，后来呢？”说到彭大泽的“万有斥力”，赵常德提出：需要进一步的证实，但是这种精神和思想值得鼓励。文凭和“无推算数据”，甚至狂妄，不应该成为“发难点”。“啥子称为狂妄，爱因斯坦也狂妄？我们需要科技创新，需要创新思想和怀疑精神。我们经常发表意见，他们不回应，如果回应，讨论不是更好？”渴望正面交锋———赵常德说，这是他们的心声。

　　记者手记
　　与彭大泽接触，快60岁的人
　　表现出“可爱”的坦诚和急迫，恨不得一股脑全部倒出自己见解。两次见面，他不厌其烦的用图纸、手势进行解说。果真如他同事所言：热情得让人无法拒绝。

　　在这个言论自由的社会，每一个人的见解和意见都应当被尊重，但是一旦扯到科学，则需要“立正、肃立”。要知道，科学在生活中，“强大”得足以作为标尺，正是由于它的严谨和权威。“发现”需要证实，“观念”需要交流，这篇成文的目的不在于“质疑”，无关于“交锋”，只在于提醒一种思考：对于科学，我们应该持怎样的态度。

(XYS2006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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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学者质疑他们国家的工程教学

PAUL MOONEY and SHAILAJA NEELAKANTAN
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2006年9月8日

　　去年《财富》杂志的一幅漫画概括了促使美国政府去帮助培养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一个因素：健壮的中国站在沙滩上，在沙中任意摆布瘦得皮包骨的山姆大叔，标题是：“美国是一个97磅的瘦弱者吗？”

　　中国和印度正在培养出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这在美国引起了恐惧，担心这些国家会在培养高科技人才方面领先。但是与这些国家的一些大学科学家和工程师交谈后，人们会见到一幅不同的景象。那些科学家把美国大学视为查尔斯·阿特拉斯（美国最著名的健美运动员），直言为了全球性经济竞争，有必要提高他们自己的毕业生的质量。

　　“不要只看印度毕业生的数量，因为除了那些从顶尖学院毕业的，工程师的质量每下愈况，”马德拉斯印度理工学院前院长P.V.Indiresan说。“标准很低，教员很次，训练很遭。我们已出现贪多嚼不烂的情况。”

　　曾在美国接受分子生物学的训练、现在北京的方是民（方舟子）经常评论中国的高等教育问题，他说目前并无迹象表明中国在近期内将会对美国构成严重的经济挑战。他把中国教育制度的问题归咎于年复一年迅速增加的招生数量。

　　“学生人数实在是太多了，像教员和教学设备这些资源不堪重负。”他说。“一名教授同时指导40多名研究生的情形并不罕见，这意味着实际上没有任何指导。”

　　《财富》报告说一条鸿沟正在扩大：2004年中国培育出了64万名工程本科毕业生，而印度为35万名，美国则仅有7万名。国会议员以及美国科学院的一份很有影响的报告也都重复了这组数字。

　　但是如果人们更仔细地看一下这组数字，会发现它们展示的图景并不那么有威胁。据杜克大学的师生在12月份发布的报告《工程工作外包争议的框架：把美国放在与中国和印度的同一水平的赛场》，中国和印度的数字包括许多3年专科毕业生，而对中国来说，可能还包括一些汽车机工。

　　当杜克大学的研究人员只研究工程、计算机科学和信息技术的学士学位获得者的情况时——这些人最有可能从事基础研究和产品开发——美国的数量超过了印度。而按人口平均，美国要比中国高出50％以上，是印度的4倍。

　　许多中国和印度的学者和商界领袖在访谈中一直在说，尽管入学和毕业人数在迅速增长，许多学位获得者缺乏英语和其他商务能力，这些能力是要为正把技术工作移到海外的跨国公司或能与美国进行经济方面的竞争的国内公司工作所必需的。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涂善东在上个月工程教师的一个会议上说，越来越多的中国雇主开始对教育质量提“令人难堪的问题”。雇主们抱怨说研究生缺乏专业知识和从事团队工作的能力。

　　国际管理咨询公司
麦肯锡在去年的一份报告《中国人才危机迫在眉睫》强调了这些问题。该报告认为中国正在成为海外信息技术产业和商业服务的巨人的可能性不大。它论证说，平均只有10％的中国求职者适合于在该报告研究的9种类型的跨国公司工作，包括工程、会计、金融和生命科学。

　　教育人员把这些缺点部分地归咎于招生人数的膨胀。去年中国大学生总数达到1千6百万，而在1998年只有3百40万，1998年之后中国政府开始迫使大学迅速增加招生。

　　方先生说，许多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的学生抱怨说他们在大学里很少学到有实用价值的知识，他们及其导师为了应付学校的要求把主要精力用于炮制粗制滥造的论文。

　　他补充说，中国的研究生的补贴很低，一个月只有大约300元人民币，合38美元，这迫使他们要到校外打工，干扰了研究和学习。

　　方先生说，中国最好的学生继续前往美国读研究生，其中多数人不会回国。“人才流失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说。

　　随着国外企业把软件设计和其他工程业务外包给印度，印度工程学生的入学人数也迅猛增长。今年印度官方认可的1346所工学院录取了44万名学生。1998年仅录取了6万名。

　　但是这些上涨的数字掩盖了印度工程课程的根本弱点。因培育出全球领袖而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印度理工学院的7所分校今年只有大约4千名毕业生。剩下的学校中，质量好的不超过150所，每年对印度工程学院进行排名的预测与研究中心的主任Premchand
Palety说。
　　
麦肯锡公司的另一份报告发现只有25％的印度工程师能够成功地竞争从美国外包的技术工作。尽管信息技术公司和其他繁荣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几乎永难满足，但是印度还是有近百万名工程毕业生失业。

　　不过，对工程学位的需求预计还会增长，这反映了社会期望，印度总理科学顾问C.N.R.
Rao说。
　　在印度，“所有的父母都想让他们的孩子成为工程师，”他说。“他们会送他们去任何一所工学院，即使它没有合适的基础设施和教员。”

　　多数二流的学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教员短缺，甚至印度理工学院也开始面临这个问题。

　　“多数印度理工学院有25％到30％的教师职务空缺，而许多教师在以后几年内会退休，”德里印度理工学院1975年毕业生和印度理工学院校友会主席Pradeep
Gupta说。Palety先生说人们越来越喜欢接受私营机构的工作，因为他们觉得在那里职业更有发展前景，也容易获得提薪。

　　Gupta先生说，因为这个原因，印度理工学院校友会正在与印度理工学院密切合作，为学术职务创造私人赞助的机会，让教学变得更有吸引力。

　　企业也愿意花钱，采取措施填补教育体制的疏漏。印度最大的信息技术服务公司之一Infosys
Technologies Limited已经和248个工学院合作举办一个叫Campus
Connet的教学项目，以便让课程和教学更好地满足企业的需要。
　　该公司也保证将出资1亿7千6百万美元三倍地扩大其位于Mysore的全球教育中心的容量，Infosys的共同创建者和首席执行官Nandan
M. Nilekani将它称之为一所企业大学。
　　“我们正在填平教育体制中的漏洞，”Nilekani先生说，“其课程过时了，学生没有接触到最新的技术。”

　　印度和中国的学者都同意他们的大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印度是否‘能够’成为美国在技术方面的严重竞争者，和是否‘将会’成为，这二者有重大区别。”马德拉斯印度理工学院前院长Indiresan先生说。“按这个速度，我想它将不会。如果所有这些几千名毕业生的质量都能提高到与顶尖学院的毕业生同一档次，只有那个时候它才能被当成是一个严重的竞争者。”

（方舟子译）

Foreign Academics Question the Quality of Their Countries’
Engineering
Programs

By PAUL MOONEY and SHAILAJA NEELAKANTAN

Beijing and New Delhi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http://chronicle.com
Section: Government & Politics
Volume 53, Issue 3, Page A20 =

A cartoon in Fortune magazine last year summed up one of the
factors driving the push for the U.S. government to help educate
more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a muscular China is standing on a
beach, pushing a skinny Uncle Sam around in the sand. “Is the U.S.
a 97- Pound Weakling?” the headline read.

The growing number of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being educated
in China and India has raised fe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those
countries may take the lead in the production of high-technology
jobs. But talk to some university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in those
countries and a different picture emerges. Those scientists view
American universities as the Charles Atlas and offer blunt talk
about th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quality of their own graduates for
global economic competition.

“Don’t go by quantity” of Indian graduates, “because the
quality of engineers decreases rapidly when you go beyond the
top-tier institutes,” says P.V. Indiresan, former director of the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Madras. “The standards are low,
the faculty is bad, and the training is terrible. We have spread
ourselves too thin.”

There’s no sign that China will pose a serious economic
challenge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near future, says Fang
Shi-min, an American- trained molecular biologist based in Beijing
and a frequent commentator o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He blames
the problems facing the Chinese education system on the rapidly
increasing number of students admitted each year.

“There are simply too many students, and the resources, such
as faculty and facilities, are over-stretched,” he says. “It’s not
uncommon for a professor to mentor more than 40 graduate students
at the same time, which means there is virtually no mentoring at
all.”

Examining the Numbers

The Fortune article reported that a major gap was developing:
In 2004 China produced 640,000 undergraduate engineers, compared
with 350,000 in India and just 70,000 in the United States. Those
numbers have been repeated by members of Congress and in an
influential report by the National Academies.

But when people looked at the numbers closely, they painted a
less- threatening picture. The Chinese and Indian numbers included
many holders of three-year degrees and, for China, possibly some
auto mechanics, according to a December report by faculty members
and students at Duke University, titled “Framing the Engineering
Outsourcing Debate: Placing the United States on a Level Playing
Field With China and India.”

When the Duke authors examined only baccalaureate degrees in
engineering,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the
people most likely to do basic research and product development —
the American output exceeded India’s. And on a per-capita basis,
the American level was more than 50 percent higher than China’s and
four times that of India.

Many academic and business leaders in China and India
consistently say in interviews that, despite rapid growth in
enrollment and graduates, many degree holders lack English-language
and other business skills needed to work fo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that are moving technical jobs overseas or for
homegrown companies that might compet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ically.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employers in China are beginning to
ask “embarrassing questions” about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said
Tu Shandong, vice president of the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Shanghai, at a meeting of engineering educators
last month. Employers have complained that graduates lack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teamwork skills.

Those concerns were underscored in a report last year by
McKinsey & Company, an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consulting
company, titled “China’s Looming Talent Shortage.” The report plays
down the possibility of China’s becoming a giant in offshor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services. It argues that only
10 percent of Chinese job candidates, on average, would be suitable
to work in a multinational company in nine categories studied,
including engineering, accounting, finance, and life
sciences.

Educators blame those shortcomings partly on the explosive
growth in enrollment. Total numbers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hit 16 million last year, up from just 3.4 million in 1998, the
year before the government began forcing universities to sharply
increase their enrollments.

Many students in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complain
that they have gained little practical knowledge in college, Mr.
Fang says, and that they and their advisers are preoccupied with
churning out research papers — which he says are poorly produced
— to meet university requirements,.

Graduate students in China receive small stipends of about 300
yuan, or $38, a month, which forces them to take part-time jobs off
campus that interfere with their research and studies, he
adds.

The best students continue to go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graduate studies, and the majority do not return to China, Mr. Fang
says. “The brain drain is still a serious problem,” he says.

High-Tech Dreams in India

India’s engineering enrollments have also skyrocketed as
corporations have outsourced software-design and other engineering
jobs here. This year India’s 1,346 officially recognized
engineering colleges enrolled around 440,000 students. In 1998
there were only 60,000 seats.

But those bullish figures obscure fundamental weaknesses in
India’s engineering programs. Only about 4,000 of this year’s
graduates were from the seven branches of the prestigious 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which have won praise internationally for
producing global leaders. Not more than 150 of the remaining
institutions are of good quality, says researcher Premchand Palety,
chief executive of the Centre for Forecasting and Research, which
does an annual ranking of Indian engineering schools.

A separate report by McKinsey found that only 25 percent of
Indian engineers can compete successfully for technology jobs
outsourc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Despite nearly insatiable demand
from information-technology companies and other booming industries,
India has close to a million unemployed engineering
graduates.

Nevertheless, the demand for engineering degrees is predicted
to grow, reflecting societal expectations, says C.N.R. Rao, science
adviser to India’s prime minister.

In India, “all parents want their children to be engineers,”
he says.  “They will send them to just any
engineering college, even if it doesn’t have proper infrastructure
or faculty.”

Already, there is a severe faculty shortage at most
second-tier colleges, and even the 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are beginning to feel the heat.

“Most of the IIT’s have 25- to 30-percent faculty vacancies,
and a lot of faculty are going to retire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says Pradeep Gupta, a 1975 graduate of IIT-Delhi and chairman of
PanIIT, an umbrella alumni organization. Mr. Palety says that
people increasingly prefer to take private-sector jobs because they
perceive greater opportunities for career and salary
advancement.

For that reason, Mr. Gupta says that IIT alumni are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institutes to create private financing for
academic positions to make teaching more attractive.

Corporations are also spending money and taking steps to plug
gaps i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fosys Technologies Limited, one
of India’s largest information-technology-services companies, has
formed partnerships with 248 engineering colleges for a program
called Campus Connect, to better align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with
industry needs.

The company has also committed $176-million to triple the
capacity of its Global Education Centre, in Mysore, which Nandan M.
Nilekani, co- founder and chief executive of Infosys, calls a
corporate university.

“We are making up for gaps in the education system,” Mr.
Nilekani says. “The curriculum is not up to date, and students
don’t have access to the latest technologies.”

Indian and Chinese academics agree that their institutions
have a long way to go.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whether India ‘could’ be a
serious competitor to the U.S. in technology and whether it ‘would’
be,” says Mr. Indiresan, the former director of IIT-Madras. “At
this rate, I think it wouldn’t be. If the quality of all these
thousands of graduates improved to be on par with graduates from
the top-tier institutes, only then could it be considered a serious
competitor.”

(XYS2006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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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也“劈腿”？

2006年08月30日新民周刊

　　劈腿，是“脚踏两只船”的另一种娱乐化说法。学者涉嫌“劈腿”，拷问的

是他们的道德良心。

　　撰稿／贺莉丹（记者）

　　中国学术界从来不平静。

　　最近，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教授以前所未有的强硬姿态指出高校引进全职教授

过程中有造假行为。涉嫌“劈腿”的海外引进人才34人名单开始流传，人们纷纷

质疑这些学者的收入，不少国内高校引以为傲的长江学者甚至成为众矢之的。

　　剑锋所指，是学者的道德良心。

　　长江学者缘起

　　对于丘成桐教授的质疑，北大新闻发言人赵为民如此回应：“长江学者在聘

任中，必须接受教育部的履职检查。聘任结束后，北大还要组织全面细致的工作

评估，结果报送教育部。严格的选拔制度和评价机制可以确保招揽人才的质量。”

　　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也指出：“严格来讲，北大引进的人才是按照程序做

的。”吴启迪同时说道，“有些不能当特聘教授，而且也不能当讲座教授，就不

聘了。已经有好几个长江学者被解聘了”。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是国家教育部与香港实业家李嘉诚为“提高中国高等

学校学术地位，振兴中国高等教育”，共同筹资设立的专项计划。李嘉诚先生及

其领导的长江基建（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期投入港币6000万元，教育部筹集相应

配套资金，用于在高等学校实行特聘教授岗位制度。李嘉诚先生还另行捐赠港币

1000万元，用于设立“长江学者成就奖”。

　　长江学者分为两种，一种叫特聘教授，一种叫讲座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要保证聘期内每年在受聘高校工作9个月以上，而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保证每年能

在国内受聘高校一般工作3个月以上，因特殊原因，最少不得低于2个月。

　　根据今年修订的《“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长江学者聘任办法》规

定，对于在聘期内到岗工作时间不足的特聘教授，一经查实，教育部将撤销其长

江学者称号，停发并追回已发放的特聘教授奖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讲座教授

如有违反学术道德规范，或触犯刑律，或在申报中有弄虚作假等行为的，教育部

也将撤销其长江学者称号，停发并追回已发放的特聘教授奖金。这一次吴启迪并

未透露遭解聘的长江学者的具体数字。

　　在今年3月公布的长江学者名单中，最终有101位学者受聘为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还有89位受聘为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但相对于今年2月教育部公示的103位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和89位讲座教授人选，最终的结果显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减少

了2人，当时教育部在其官方网站的公示中并没有解释哪位学者经过公示后落选，

也没有解释落选的理由。

　　李稻葵：学者不同于建筑工

　　两年前，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李稻葵申请停薪留职后，以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身份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任职。目前他担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

心主任，日常教学和带研究生都在清华。他说，自己从香港科技大学到清华大学

的工作转换可谓“中规中矩”。

　　“吸引人才需要下功夫，也要有一定的灵活度。管理高级知识分子的办法不

能像管理建筑工人一样。”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李稻葵反复强调这个观

点。

　　李稻葵坦承，“丘先生说的有些海外教授签了合同要来国内工作3个月，最

后只来了一两个月，这是有可能的。”但他强调，这些教授虽然人在国内的时间

未必满3个月，但国内通过电子邮件、电话找他决策，他也付出了智力投入。

　　在李稻葵看来，北大和清华正在尽全力吸引海外学者，这种引进人才的大方

向毋庸置疑，但在这个过渡过程中，很多措施不可能一步到位，对于不断磨合的

学术交流，高校在开始阶段实际操作中表现出“一定的回旋余地和灵活度”恰恰

表明其诚意，完全可以理解。

　　“我个人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北大也好、清华也好，它们吸引的海外教授

中的大部分一定会履行全职约定回来，大气候形成了，就会更加规矩。就好像香

港科技大学在10年前建校时，努力从美国的一流大学里吸引教授回到香港，那时

候也有大量的教授家庭还在国外，只能在香港科技大学工作几个月就回国。”李

稻葵认为，问题的关键是要有学术规范，全职教授“不能两边拿工资”。

　　“我没听说过在体制内的学校有年薪100万，这太夸张了，我当然也没有。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每个人情况不同，完全是市场经济化的运作，吸引每个教授的

条件不一样，我没有调查研究，因而没有统一说法。”针对记者对长江学者收入

的询问，李稻葵如此作答。

　　方舟子：“脚踏两只船”应该追究

　　以学术打假闻名的方舟子（新语丝网站负责人）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

表示，所谓全职教授（也称“特聘教授”）应该至少一年工作9个月，而那些在

美国同时任教授的中国特聘教授没有一个可能达到这个要求，因为美国大学的全

职教授有教学任务，一年至少必须在校9个月（除了暑期的3个月没有课），所以

在美国不可能一个人同时担任两个大学的全职教授；至于讲座教授，合同要求是

一年在国内工作3个月，在设计上是利用美国大学暑假的3个月回国工作，但是实

际上也很少有人能做到，因为他们还要管理在美国的实验室、参加学术会议、申

请科研资金甚至担任暑期教学任务，不可能整个暑期一连3个月都在中国。

　　在方舟子看来，特聘教授除工资、福利之外，还有一年10万元的津贴，更重

要的是，利用他们的名义申请来的科研资金，他们也可以从中分成。“目前国内

的惯例是，纵向项目（国家项目）科研资金的15％，横向项目（地方项目）科研

资金的30％可以作为奖金发给个人。一个科技部的项目资金能够有上千万，这些

特聘教授能够从中获益多少，旁人很难估计，我认为学校在这方面应该透明化。

在美国，教授的收入都是可以公开的。”

　　方舟子认为，这些“脚踏两只船”的教授在国外的工作大都是一流的，否则

很难在国外大学生存下去。但“有的国外全职教授在国内不止兼一家高校的特聘

教授，有的还在国内其他大学兼两三个全职的职务。这些大学明明知道他们是假

海归，却还愿意以他们的名义去申请这些位置，甚至被揭露的时候还出来替他们

说话。”

　　方舟子分析背后原因时说：“让他们来当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对学校很有好处，

除了让公众误以为海外人才被引进、学校名声好听之外，更重要的是学校因此获

得的巨大的物质利益，用这些海外人才的名义建立研究所、实验室，招收研究生，

申请重大科研项目，获得的科研经费由学校的其他人分享，组成了一个利益集

团。”

　　在方舟子看来，部分在国际上有点名气的华人学者，很难抵制诱惑，许多人

都被如此引进“回国”。“由于国外科研环境要好得多，已经在国外学术界站稳

脚跟的学者不太可能放弃国外的一切而回国，号称回国任职的不少都是假回国。

这些人中以前有不少人都支持我们从事学术打假，后来为什么不再支持，甚至要

联名发表什么公开信反对我们的学术打假呢？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近年来开

始关注这个‘两头通吃’的现象，触及到他们的利益了。”

　　方舟子表示自己并非反对海外学者回国合作，海外学者可以有多种方式报效

祖国，例如回国做学术报告、短期讲学、组织学术会议、参与审核科研项目、参

与人员招聘工作、与国内学者合作研究等等。如果愿意全职回国工作，当然也应

该欢迎，他反对的是弄虚作假、骗取职务和国家科研资金的行为。

　　方舟子也建议出资方关注这种现象。记者多次通过传真、电话与长江基建

（集团）有限公司联系，直至发稿前，未得到长江基建（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的答复。

　　作为一个代表着中国学术界成就与荣誉的长江学者称号，如何在未来彰显其

学术独立与公正的标杆作用，如何接受监督，已经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话题。

　　人才引进“潜规则”解读

　　国外对教授的工作时间要求很严格，一些海外引进的教授实际上不可能按照

严格标准为中国的大学服务，相当于他也扮演了“科研老板”的角色。

　　撰稿／贺莉丹（记者）

　　目前，针对高校人才引进的论战硝烟不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位熟知其中

规则的副教授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专访。基于种种考虑，他不愿公布真实

姓名。

　　名教授与“科研老板”

　　记者：目前高校对海外人才的竞争到了怎样的程度？

　　受访者：有两个特点，其一是两极分化，其二是呈现出激烈态势。

　　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校长杨祖佑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出高价挖人才，

圣塔巴巴拉分校创造了一个奇迹——在过去的8年中涌现了5名诺贝尔奖获得者。

不久前在上海召开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中国的校长纷纷询问杨祖

佑能否移植这样的经验，这当然是一种羡慕的心态；而中西部的院校领导则纷纷

叹苦经，说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个人才，很快就被人挖走了。

　　记者：为何高校如此热衷引进海外人才？

　　受访者：有利可图。高校引进了一些海外人才，人们会觉得它的师资力量强

大，招生时就能把他的名字拿出去，这是很现实的考虑；其次，对从海外引进的

人才，国家有一些配套科研经费的支持；而科研项目和经费的争取过程中“明星

教授”效应较大，名教授或院士申请项目或科研经费相对容易，再说，已给他贴

上 “海外杰出人才”的标签，显然在竞争项目时能占优势地位。

　　所谓的“科研老板”，就是指一些名教授由于个人精力有限，拿到科研经费

后由其他人帮助完成科研项目，相当于建筑工程中的“发包”。国外对教授的工

作时间要求很严格，一些海外引进的教授实际上不可能按照严格标准为中国的大

学服务，相当于他也扮演了“科研老板”的角色。

　　记者：据说高校引进的海外教授申请来了科研基金，可以从中分得奖金，在

您的印象中，这种情况普遍吗？

　　受访者：现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对科研经费的管理有这样的政策：教授拿到科

研经费后，他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提成”。海外人才当然也是同样按照这个政

策对待的，但这个“提成”的比例没有规定，各个学校情况也不同。

　　“全职教授不全时”

　　记者：丘成桐教授指出“有的所谓全职教授，应当来3个月，结果实际上只

来了一两个星期，做一点儿二流的研究工作，却拿走不少于100万元的一流年

薪”，您怎样看待这种说法？

　　受访者：“全职教授不全时”这种现象在高校或研究机构都是存在的，但我

不知道丘先生所说的这么准确的数据从何得来，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严

格调研，是否准确还值得商榷。

　　国家引进人才时也不存在“百万年薪”，比如国家就规定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年薪10万元，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是月薪1．5万元，当然他们还有国家科研课题经

费的“提成”、发表论文的奖励等隐形收入，这些收入因人而异，并不确定。

　　“百万年薪”在我的印象中是各高校在“挖人”过程中自己开出的价码，并

非国家的规定。我印象中，武汉大学就曾用“百万年薪”面向全球招聘国际软件

学院院长，“海归”教授周怀北应聘到这个岗位，但他自己觉得拿“百万年薪”

不合适，后来主动提出降薪要求。

　　记者：你认为全职教授一人多个兼职甚至有两份全职的情况正常吗？

　　受访者：显然不正常！一个教授当然不能够同时在两个或多个地方担任全职，

如果任其发展，首先是引进人才与高校内部培养的人才之间的公平性不复存在，

现实政策的不公平导致人才衡量标准不一，会对队伍的凝聚力和公平感产生不良

影响，对整个国家的科研事业也会有不良影响。

　　现在不少学校招生简章上写着一大堆院士，但如果把所有高校的招生简章凑

在一块，院士数量加起来或许是我们现实院士数的几倍，因为一人有多个兼职。

　　记者：国家投入那么多资源来办高等教育，我们都希望从海外引入的全职教

授能物有所值，需要采取怎样的措施促成学术界的公平、公正？仅靠高校的自律

够吗？

　　受访者：高校自律很重要，但光靠高校的自律肯定不够。首先，要从政策本

身的角度要做一些检讨，譬如说，教育部的规定很明确，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必须

完成9个月的工作，但规定上没有说如果未完成工作任务时将采取怎样的措施；

其次，社会的监督对促成工作的改进也很重要。

　　记者：我们有没有一个机构或制度来监督这些引进的学者？哪些机构能够胜

任监督的工作？

　　受访者：每个高校都有自己的人事管理部门，人事部门对他们的工作状况、

履职状况进行了解和监控，但高校不一定按照非常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这些教授。

教育主管部门有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至于日常的考核无法承担对长江学者履职情况的评判。一年一度的工作考核，

实际上是对一个人工作状态的底线要求，比如考察是否完成基本工作量，对研究

人员的考量更多的依据科研经费、科研成果、发表的论文数量、带研究生和教学

等任务考评，这些任务完成了，虽然不一定很出色，但你不能说他不称职。你不

太好用硬性的工作时间的规定，他只要把他的任务完成了，你只能认为他是合格

的，从人事管理上你不能有太多过分的要求。而且确实有些教授精力比较旺盛，

在基本的底线要求下他能完成两个甚至更多的工作量，他去外面兼职也没有什么

问题，对他工作时间太严格要求也似乎有点过分。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信息的沟通非常方面。比如说他在国外有一个全职工作，

按照要求应该有9个月的时间在国外，他在国外可以利用业余时间通过越洋电话、

电子邮件等进行沟通。这些因素应该要考虑进来作为他对国内科研的贡献，但容

易被忽略。

　　记者：高校是否也不希望严格执行这种监督？

　　受访者：高校是两难，本身应该都愿意严格执行这些规定，但事实是，你要

是过于较真，就不容易聘到合适的人。

　　目前好像还没听说有一个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或访问教授因为在国内呆的时间

不够而解聘。除非他的学术出现问题，还有一种是到期自动解聘。

　　丁学良：引人如引资

　　只要中国大学的水平跟海外大学有差距而又想缩短这个差距，中国就必须有

一些优惠措施，但优惠并不等于没有规矩。

　　撰稿／贺莉丹（记者）

　　8月23日，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国立澳大利亚大学兼职研究员丁

学良博士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电话专访。这位《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的著者不改直率本性，提供了美国和香港对于引进海外人才的比较与反思。

　　教授不能领“双薪”

　　记者：美国的高校对全职教授的任职怎样管理？

　　丁学良：其实管得最松的是美国，美国大学对本校教授在其他大学尤其是其

他国家大学的兼职管得很松。

　　美国全职教授一年规定的工作时间是9个月，年薪按照9个月计算，夏天的3

个月休假就显得非常自由。如果一名教授在美国国内的另一家大学挂名，就有点

麻烦了，因为牵涉到所谓的荣誉分享问题，比如你在哈佛大学是全职教授，然后

你又跑到哥伦比亚大学去挂个名，哈佛大学就不干了，因为它们是互相竞争的状

态。这就是说，美国教授在美国国内的其他大学不能随便挂名，但在其他国家大

学挂名不对美国的大学造成竞争状况。

　　在美国，信息是比较透明的，美国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基本规定，全美大学

形成的共同制度就是，在哪儿拿工资就要在哪儿干活，干几个月活就拿几个月钱。

你不可能在本校和所访问的学校同时领双份工资——这就是制度。一名教授不能

在美国两个大学里同时挂两个常规教职，当然你可以在别的学校担任一些临时性

的工作，比如说访问教授（中国也叫客座教授），这意味着他在原来的大学不拿

薪水了。

　　比如，一位哈佛大学的全职教授如果在夏天休假的3个月内到其他学校做访

问教授，没问题，因为这3个月内哈佛没有给他工资；但如果他要到哥伦比亚大

学担任半年的访问教授，那么这半年他就不能在哈佛大学拿工资了，他不能同时

领两份薪水；如果他要到得克萨斯大学去教书，一个方法是辞职，一个方法是向

哈佛请假，不拿哈佛的钱；如果他想到普林斯顿大学教一个学期课，他也要跟哈

佛大学请假，因为他的课程已经公布，人一走学生肯定会抱怨。

　　记者：在中国香港的高校，教授的挂名是否像美国这么自由？

　　丁学良：香港的大学原来是套用公务员制度，香港的全职教授一年发12个月

的工资，所以按照原来的严格规定，在一年12月中的任何一段时间，教授要出去

都需要请假。香港的大学还特别在乎你在外面挂名的事情，你不能挂另一个常规

教授的名，这就等于你打了双份工。

　　比如，从今年9月1日起，我将在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任高级研究

员，前提条件是我要向香港科技大学请假一年，其间不能拿香港科技大学的工资，

所有的工资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放。

　　优惠也要有规矩

　　记者：在你看来，为什么会出现美国的全职教授在中国同时担任全职教授，

一人身兼两份全职？

　　丁学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因为中国有特殊的需要，一方面中国在高教系

统里想让一些优秀人才来缩短与海外的差距，另一方面国内提供的条件又不能使

一些海外教授在国内担任全职工作。

　　这受三方面条件的制约：第一，能否提供跟国外基本相同的薪水；第二，能

否提供不比国外差的研究条件；第三，能否给社会人文学者提供在国外做教学和

研究时具备的信息自由流通与表达自由氛围。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满足不了以上三个条件，国内只好采取一些类似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

很多地方为吸引外资，制定的对外资的税收特殊优惠政策。

　　现在我们争论的焦点是，究竟优惠到怎样的程度才是合理的？在我看来，只

要中国大学水平跟海外大学水平有差距而又想缩短这个差距，中国就必须有一些

优惠措施，但优惠并不等于没有规矩，外资也要在交税、劳工权益、环境保护、

产品品质等方面有基本规矩。

　　我建议，能否仿照美国的制度，采取国际上头衔和实际内容不要有太大差距

的体制，使其“名实相符”，要把目前的争议引导到制度化建设的渠道上。你在

美国是全职教授，那么在国内大学兼职时不要同国内常规教授名称雷同，你可以

用“访问教授”这个称呼；另外，对特聘教授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界定，使得国外

的教授有机会也能回国内帮忙，但是又不至于造成争吵不休的局面。

　　这样才能让国内大学继续得到海外的帮助，另一方不至于造成负面反弹。负

面反弹比如，一位国内教授的年薪是20万元，忽然来了个海外教授，两个月就拿

了20万元，如此一来国内教授就会抱怨。合理的办法应该是要把道理讲清楚：海

外教授在国外的工资是一个合理的参照系，另外还有路费、住房等费用……

　　要把引进人才的信息透明化，比如我引进了100个人，有多少人是全职的、

有多少人是短期聘用的、待遇分别是怎样都要公开，信息透明就很容易解决问题。

丘先生讲，如果一位教授在海外的大学任全职，在国内不可能再任全职。那就不

要给他全职的头衔！

　　引进人才不能“催鸡生蛋”

　　记者：这些被引进回国的海外教授收入究竟如何？

　　丁学良：我一些比较好的朋友有从海外回国内做全职教授的，我有时也问他

们这个问题，他们说其实没给他们那么多钱。比如他们中的一些人干了3个月，

拿了5万元人民币，折合成美元是每月2000多，这算很便宜了。

　　国内的常规教授拿到科研经费后本人是有“提成”的，我在很多地方听说过

这样的事情，其中有些人“提成”的总数非常巨大，比他们的工资都多得多，尤

其是具有实用价值的学科。这不仅限于海外回国的人才。

　　记者：一些国内聘用的海外讲座教授，按照相关规定他们也只回国两三个月，

您认为他们会对国内的科研工作有帮助吗？

　　丁学良：在大部分我了解到的学科，你在任何一个大学呆两三个星期甚至两

三个月，是不可能在这个期间做出很实在的研究。研究是很长期的积累的过程，

你去了两三个月，帮的忙有限，但如果你每年都去，连续三四年，累积下来会很

好。

　　我在前几年收到至少内地3所高校发过来的表格，我看了要求以后就说，谢

谢你们的好意，虽然待遇也很好，但我做不到。

　　为什么呢？第一，要求每年到他们学校教学4个月，我最多只有3个月假期。

第二，一年大概要（为他们学校）在国际第一、二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一到两篇

论文，这对一个全职教授都是很难达到的目标，对我们这些做社会科学研究的学

者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便发表了论文，署上了他的名字，我所在的学校

是否允许？这不是我一个人能控制的事情，何况英文学术刊物对署名很在乎，署

名多了拿全职工资的海外学校是不同意的，一个媳妇不能嫁两家，人人都知道。

第三，要使他们的系或学院跟国外（水平）相当的大学建立研究合作项目，这种

事情不是短期能做成的。这好比买了一只母鸡，第二天就要让母鸡下蛋一样。

　　记者：在您看来，在现在的情况下，海外的一流教授愿意来中国吗？

　　丁学良：我认为他们短期可以来，长期（留在中国）很难。他只能短期帮忙，

这对他来说风险小。

　　从经济学的普遍规律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你出越高的钱，越能招到更好

的人才。如果中国的大学能支付和美国大学相当的年薪，就能把美国相当一部分

华人吸引回国。

　　记者：在美国，给教授的年薪标准大概是怎样的？

　　丁学良：2005年美国私立大学平均年薪最高的是哈佛大学，为163200美元；

普林斯顿大学位居第二，为151100美元；第三名是斯坦福大学，是148500美元。

　　2005年美国的公立大学中，正教授平均年薪最高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为121800美元，第二名的北卡罗莱那大学是112700美元，第三名的得克萨斯大学

正教授平均年薪是109900美元，第四名的威斯康辛大学是97800美元。

　　在国内，任何一个大学和学院如果想让海外教授常规为其做事，就必须为他

们提供相应的制度化保障，这才是最根本的！在国外，没有“引进人才”这个概

念，（要竞争优秀人才）公开招聘就可以了，聘任双方给予的信息要透明，否则

将从法律上追究其责任。

　　 （根据电话录音整理，未经丁学良教授本人审阅）

(XYS20060830)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

　　北大引进海外人才造假？各方之说

　　记者： 东方
　　华盛顿
　　美国 之音2006年8月26日

　　今天对比新闻的话题是：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批评北京大学引进海外人才造

假而引起的争论。

　　*北大：引进的人才很称职*

　　首先让我们看看新华社的报道。新华社报道说：北京大学列举相关数据，驳

斥引进人才造假说。新华社援引北大新闻发言人的话，表示丘成桐对北大的批评

是“歪曲事实”。8月4日，北大还在官方网站上发表文章，列举出一系列相关数

据，再次反驳这一说法 。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北大官方网站在驳斥丘成桐的文章中首先说，北大引进

的人才都是非常称职的，而且大多数都有博士学位。

　　北大官方网站在反驳丘成桐的文章中还说，北大引进海外人才都经过严格的

筛选，并且经过包括教育部在内的上级机关的反复审核。

　　北大的声明最后说，北大海外人才引进工作逐渐走向成熟，海外引进人才发

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北大将排除一切干扰，坚持教育改革，筑巢引凤，
延揽
更多的杰出人才，为北大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北大发言人还抨击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的说法“不负责”，“歪曲事实”，

“严重侵害了广大海归学者和北京大学的声誉，在社会上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在两国当全职教授？*

　　有很多关心这个问题的中国民众指出，丘成桐的批评重点不在于北大聘用的

学者是否拥有博士学位，教育部等上级领导机关是否严格把关，北大引进的人才

是否起了作用。丘成桐批评的重点在于北京大学以虚假的“引进全职教授”，骗

取国家数以亿计的教研经费，而这些海外人才“一脚踏两条船”，一边在美国的

大学作全职教授，一方面在北大兼差赚钱。

　　一些中国民众在互联网上评论说，北大的解释是所答非所问，根本回避丘成

桐质疑的症结。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香港媒体的报道。星岛日报报道说：丘成桐上月接受内地

媒体采访时表示，北京大学百分之四十的引进人才，“我担保大部分是假的”。

星岛日报引用丘成桐的话说，这些引进人才不可能在北大担任全职的特聘教授，

因为很多人在美国是全职，按规定必须每年要在美国工作有九个月，只有三个月

可以在国外。

　　*丘成桐：北大为名利骗国家*

　　丘成桐指出，北大为甚么要作假？因为有钱可捞，“引进一个人，可以拿几

千万元人民币的资金到学校来，学校的师资阵容中也多了几个名教授，大学排名

可以得到提升。而骗的是谁？是老百姓，是国家。”

　　香港《东方早报》报道说，一个有三十四人、疑是假全职的北大海外引进人

才名单，现正在中国互联网上流传，其中一些所谓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美国

仍有全职工作，已得到多家媒体证实。

　　*数学家丘成桐*

　　丘成桐原籍广东，17岁入读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随后由被称为“华人数学

家第一人”的陈省身先生带到美国深造。他22岁即获博士学位，25岁成为斯坦福

大学教授，27岁攻克几何学难题“卡拉比猜想”，并在1982年获得相当于数学界

“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是迄今为止获得该奖的唯一华人。

　　他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终身教授，现任哈佛大学数学系教授，还是美国

国家科学院院士。

　　这样一位杰出的华裔学者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20多年来，丘成桐热心于

中国数学事业的发展，先后在中国科学院、浙江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

成立了数学研究中心。他也多次公开抨击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病，比如批评高考制

度，质疑中国的基础教育等。他说：“我一生最大的愿望是帮助中国强大起来。”

　　丘成桐所批评的北大等中国名牌大学引进人才造假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现在

才发生的问题。

　　*方舟子：很多高校如此*

　　总部设在北美的中文网站“新语丝”的负责人方舟子表示，他早在2002年就

注意到清华大学出现过这类现象，而2003年26位青年科学家在一封公开信中要求

严惩中科大的长江特聘教授姚ＸＸ虚报工作时间的事更是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方舟子认为目前中国的高校学术界这种现象是比较普遍的，绝非个别。在很

多高校、研究所都有，“不是北大一家的事”。

　　*利益共同体联合造假？*

　　据海外媒体援引方舟子的话说，海外学者如果被国内引进，除了表面上的好

处(例如明文规定的工资待遇)外，还有外人难以了解的灰色收入。例如按国内的

规定，申请到的科研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从15%到30%)是可以作为奖金发给个

人的。这些海归学者往往能够从中国教育科研部门那里申请到几百万元、上千万

元的大项目，这才是“大头”。

　　为什么中国高等院校的管理部门和这些不能全职在中国工作的海归学者联合

起来“协助造假”呢？观察家表示，其后面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引进海

归人才的中国高校因此能够从中获得巨大的物质利益，用这些海外人才的名义建

立研究所、实验室、招收研究生、申请重大科研项目，获得的科研经费等都要与

校方以及其他人分享，因此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对此类现象，以学术打假而著称的北美学人方舟子认为，中国教育部至少应

该承担管理、监督不严的责任。不仅应该派驻审计人员去教育部及各高校，而且

应该追究造假者的法律责任，因为他们违反合同，甚至涉嫌诈骗。

　　*网论纷纷*

　　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的批评以及北京大学对批评的态度引起海内外民众的强

烈反响。下面我们就摘要介绍部分媒体的分析以及一些民众通过互联网发表的看

法。

　　亦忱在中文互联网上发表文章指出，北大拒绝丘成桐的批评标志着中国将成

为羞耻感荡然无存的社会。

　　亦忱说：
上个月，旅美华裔数学家丘成桐以其一贯的直率，不讲情面地批
评了“北京大学引进海外人才大部分是假的”，并稍带着批评“中国现在的许多

高校唯利是图，就是看钱，看经费；真的研究成果从来不在乎，这是高校的大毛

病”。

　　亦忱说：
北大在令人难堪地沉默了20余天后，不是由校长亲自来回应丘先
生的批评，更不是闻过则喜采纳别人毫无私心的批评中正确的内核，却是差遣新

闻发言人赵为民，用所谓北大“从一九九八年以来引进的海归学者专家是北大创

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生力军，他们在很多学科都发挥了学科带头人的作用，”来搪

塞丘先生的批评和继续诓骗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

　　*校园和社会相互侵蚀*

　　凤凰卫视网站发表了一位记者在纽约对丘成桐的采访记。凤凰卫视的记者说：

北大的声明，其实并没有回应到丘成桐指出的问题，强调的是关于引进人才对学

校发展带来的正面作用，其实邱教授指出的，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那就是

诚信，以及职业操守。

　　一位中国人在看到凤凰卫视的报道后写道：
丘成桐一定是看到，当一所教
书育人的大学特别是象北大这样的国家级的大学，其弄虚作假，不讲诚信和职业

操守，对全体国民人心的腐蚀，将是不可逆转的伤害，其修复的难度足以令几代

人也难以完成。他认为，这是举国上下信仰和道德荒漠化恶性发展，严重侵蚀人

心并最终漫延到象牙塔里的必然结果。

　　还有一位中国网友注意到，北大网站10天前能看到全部师资介绍，现在突然

看不到，显然涉嫌销毁证据，因此北大的回应就显得不够诚实，是做了手脚的。

　　*兼职引进也好 但不应谎报*

　　不过，也有一些网友对北大的引进海外人才的做法表示理解。有人说：其实

学校特聘教授只在学校呆二三个月不是什么稀奇事，不能引进全职人才只好采取

这种办法，很难说好与不好，若真能发挥特聘教授作用，也可以是一种权宜之计，

怕就是他们不是全职引进，却上报全职引进，然后拿了国家给的业绩和资金，这

样就不太好吧。

　　田牛在互联网上发表一篇文章，把清朝腐败的例子和今天的教育腐败作了对

比。这位中国网友说，今天的北大引进海龟，还不如当年的满清。满清腐败，军

官吃空额，喝兵血，可花钱雇来的洋枪队是不折不扣地“全职引进”，他们对付

“长毛作乱”是拿命相拼的。如今世道变了，战不打了，可国人挟洋自重的概念

没变。

　　田牛写道：现在国内一切向钱看，荣辱观和从前大不一样了。大众对钱的急

躁追求似乎有个加速度的驱动，不择手段方面已经开始领先港台了。所谓成功的

海龟在国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养尊处优，一荣俱荣的新买办（Comprador）阶级，

他们和新红顶商人们一样无时不刻地腐蚀这个社会。对有良知的作家来说，是写

新儒林外史的时候了。

　　*让审计部门查账*

　　楚天客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谁来给丘成桐与北大的争论当裁判的问题。

他说：“其实要解决丘与北大争论谁是谁非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让国家审计部门

进入北大，逐人逐项地彻底清查海归资金的使用情况与效果。从财政入手严格审

核，情况立明。因为国内外的勾结，本来就是冲着钱来的，你抓住了钱的去向，

就抓住了这些内外勾结者的狐狸尾巴。”

　　*民意一边倒*

　　中国的搜狐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次民调，参加调查的民众在回答“你认为

谁在北大引进人才造假问题上撒谎”时，认为北京大学撒谎的有９１.５２％，

认为丘成桐撒谎的有2.72%, 认为不好说的有5.75%。

　　显然，不管这场论争的结果如何，对北京大学和中国高等教育的信誉都是一

个非常大的打击，同时也引起人们对目前中国教育危机的更深刻的思索。

(XYS20060828)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

（2006年8月25日）

　　主持人：在访谈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把这个背景大概说一下，虽然网友通过看前面都已经知道了。

　　今年4月份黎鸣先生在他的博客上公布他解决了数学上的四色定理，然后随后方先生您在6月份的时候给他有一份回应，而且他在那个博客上公布以后就引起了媒体对他进行的访问，而您也给了一个很犀利的回应。黎鸣先生在8月9号提出了“赌命”的要求，他的原话是这样的：

　　为了排除网友们无味的争吵，还是让我与方舟子先生个人之间进行一次文明的生死对决吧。为了表示我坚定的自信，同时也为了表示方舟子的伟大和无所不至的科学全才的文明，我愿意与方舟子先生签订如下生死对决协议。如果破解四色定理失败，黎鸣先生愿按照协议文明地进行自杀。如果破解四色定理成功，方舟子愿按照协议文明地进行自杀。然后随后就被这个博客出来以后，应该说引起了网上和传统媒体的轩然大波，我们希望能在这样的机会能听到您的回应。我的第一个问题您接受这个挑战吗？

　　方舟子：我是不会去接受这种挑战的。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你要证明一个科学问题、数学问题，是要靠证据和逻辑，而不是说靠两个人的决斗，像这种做法是不符合科学规范的，这个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的。第二，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说我也是不会接受这种挑战的，因为按照他的要求不管结果怎么样都要有一个人自杀，就是要有一个人丢掉生命。所以这个是很不人道的。黎鸣先生他认为自己肯定能够证明出来，所以非要把我给杀死。我自己认为黎鸣先生肯定是不可能证明出来的，但是不愿意说因此就把黎鸣先生给搞死，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是站在一个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不愿意让他一个70岁的老人因此而自杀。还有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种协议应该是违法的。要一方去自杀的话是违法的，如果我真的去签署这样的协议，然后黎鸣先生不管什么原因自杀了，是不是我还得承担这个法律责任。即使如果不承担法律责任，我肯定也会受到舆论的谴责，说我让人去死，所以从这几方面考虑我是不可能签署这种非常荒唐的协议的。　

　　主持人：你刚才有一个认定，就是你认为他不可能破解？

　　方舟子：对!

　　主持人：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吗？

　　方舟子：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主持人：你是学生物科技的？

　　方舟子：对。我对数学的问题不是懂得很多，但是有一些问题不需要特别专业的知识就可以做出基本的科学判断，只要根据基本的事实和逻辑。

　　主持人：黎鸣先生昨天说我什么都没有说，对方泼了我一头大粪，你基于什么样的东西？

　　方舟子：有一些东西甚至他没有说我们也可以提出质疑和否定。比如有人说他发明出来永动机，我在看到他发明出来的永动机之前我也可以说那是不可能的。

　　主持人：这个有可比性吗？

　　方舟子：这个有一定的可比性。因为你做一个科学研究的话，你同样都要遵循科学的规范。我可以说说我为什么不相信黎鸣先生证明了数学难题。这个主要是基于两个理由，第一个，科学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越来越专业化，如果你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话，那么你是不可能说在科学上做出重大的发现。

　　主持人：黎鸣先生也有这种问题，你也是不是做数学的？黎鸣先生说我前半生都是做这个东西的，我都是从事跟数学有关的东西？

　　方舟子：这个跟我做不做数学没有关系，因为我并没有说我要解决数学什么东西，是黎鸣先生自己提出来的，是他解决一个数学的超级难题。他说他有这方面的专业背景，我了解了一下，看了一下他网上的简历，他是1961年江西大学物理系毕业，那么物理系和数学系还是不一样的。可能他的物理和数学的关系会近一点，但是毕竟不是数学专业的。而且都是好几十年前，在1961年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即使他学了一点数学的话，应该差不多都忘光了。而且我注意到一点很有趣的现象，江西大学是1958年建立的，然后他1961年毕业，他是第一届学生的话他也只上了三年大学。而且1958年到
1961年是大跃进期间，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可能没有什么心思来学习。

　　主持人：你质疑他的专业背景？

　　方舟子：一方面他不是搞数学的，另外一方面他可能在大学里面也没有学到很扎实的知识。而且我还要提一点，让我很疑惑的是，网上的简历说黎鸣先生是1944年出生的。那么他1961年毕业，就是说他17岁就已经大学毕业了，这个我觉得很有点不可思议的。我觉得是不是网上的简历有问题，还是他用什么方法超前的大学毕业了。不管怎么样，从这些资料来看，他可能在本科阶段都没有学到很扎实的科学基础，更何况攻克非常尖端的数学问题。

　　所以这个是从他的专业背景来看的，我不认为他有解决超级数学难题的能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从他最近这一段时间发的言论看，我也认为他没有解决数学所必备的知识和思维能力。要解决一个数学问题，逻辑思维要非常的严密，但是我看到黎鸣写的这些文章可以说里面的逻辑是漏洞百出，思维非常的混乱，所以我相信他这样的人是不能解决数学难题的。而且他最近对数学讲了一些话，让人觉得其实这个人对数学知道得非常的少，甚至比我知道的都少。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最近庞加莱猜想非常的轰动，说已经被证明了。昨天我看到黎鸣接受《青年周末》的采访，他说，根据他现在发明的新的几何体系，庞加莱就是一个公理。这就说明他其实连基本的数学概念都没有。公理和定律是两码事，什么叫公理？公理就是不需要证明的，就是大家公认的。数学家花了100年的时间证明这个庞加莱猜想，那么在黎鸣看来都是在做无用功。所以他对数学缺乏一个很基本的概念。

　　然后他又说庞加莱猜想不就是说在一个三维空间，曲面会收缩到一点，这一点就是一个球，因为在我的体系里所有的体、面都会收缩到一点，都是个球。这说明他连庞加莱猜想讲什么他都不清楚。这个庞加莱猜想是说在一个封闭的三维空间，任何封闭的曲线如果都能收缩到一点的话，那么这个空间是一个球面。人家讲是这个空间是一个球面，而不是那个点是球面，所以黎鸣显然对庞加莱猜想说的什么问题都不清楚，就说这是他的新几何体系的一个公理。所以从这一点看这个人缺乏做科研的严谨的思维能力。我根据这两点认为他不可能证明出什么超级的数学难题的。当然我们不可能说100%排出这种可能，也许他真是个数学天才，发现了大数学家都不知道的方法。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一个从来没有受过数学训练的人，真的认为自己解决了什么事情，碰到这种情况的话你也不应该事先大肆炒作，不公布证明就说我已经证明了。你应该把这个证明公布，交给专家去审。

　　主持人：他说他没有合适的渠道？

　　方舟子：这个怎么会没有合适的渠道。

　　主持人：他说第一国内学术界腐败，第二国际上他中译英水平有限。他说过程比较繁琐，需要人来检验。第三他说我是体制外的人，我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发表。

　　方舟子：虽然国内学术腐败很严重，但是通过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仍然是一个很正常的渠道。我看到说是怕投稿的时候被人剽窃，那么这个很简单，投稿的时候可以同时在网上帖出来，谁都知道那是你的。他提出来要求在人民大会堂做报告、请数学专家来听，这本身就是一个很荒唐的事情，数学专家事情那么多，他们有什么理由、有什么必要去参加一个没有任何数学研究资质的人做的学术报告。没必要浪费这个时间。所以他提出的这个要求不可能实现，我想他自己非常清楚。

　　主持人：很多网友就对他的质疑就是说，有很多网友的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但是他的回应他说我不愿意在充满恶意的情况下就是，他用璞玉做了一个比喻，他说里面有玉、他说一帮人充满恶意的说你拿出来、你拿出来，他说我宁愿不拿。

　　方舟子：这种情况是他本身造成的，他本来一开始把这块玉拿出来就完了，他现在不把东西拿出来，就吹嘘说有一个价值连城的什么玉，大家当然会怀疑他没有，他又反过来骂怀疑的人，我觉得这是他推卸责任的一种借口。在这种情况下解决问题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东西拿出来，让大家来审，大家也就无话可说。然而他偏不拿，大家当然越好奇越着急越怀疑，恶意就越来越大了，所以这个完全是他本身造成的。而且我看到他昨天的那个访谈，他说他绝不会向侮辱他人格的人投降。这是冲着我来的，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到我质疑他的文章，里面有哪句话是侮辱他的人格的。

　　主持人：你中间提到他没有摸到科学的门，他说我研究了一辈子科学了，然后他说我前半生是在研究科学，只不过后来因为偶然转到研究哲学。他说我前半生在做理工科方面的工作，然后你说他说狂人、包括里面一些具体得用词感到非常的恼火，他觉得你不尊重他？

　　方舟子：我说他没有摸着科学的门，就是他提出生死对决以后我在一篇文章里提到的，我开始的文章里没有这句话，这是后来的事。而且说他没有摸着科学的门，是说一个事实，并没有说侮辱人格。第二，说他是狂人的话，用的是报纸上的用语，照搬过来的。《北京科技报》报道黎鸣这个事件的时候，是媒体第一次报道，用的题目就叫《哲学狂人挑战数学难题》。所以我是从这个报纸里面搬过来的，也不是我发明出来侮辱他的，而且他一直以狂人自居，你看他的介绍文章什么的都说他是“哲学乌鸦、哲学狂人”，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侮辱他的人格。

　　主持人：他在博客里面说到一句话：你如果说类似于“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他能够接受，但是您另外的话语他接受不了？

　　方舟子：他也许判断侮辱人格的标准跟一般的人不一样，一般的人说你这个人搞科学，但是你没有摸到科学的门，我觉得不是侮辱人格，这是对他的能力的判断，跟人格没有关系。相反我倒是认为黎鸣写的文章，还有他的女儿写的文章，倒是有很多侮辱我人格的。

　　主持人：我昨天问过黎鸣先生，我说有没有看过他女儿的博客，有没有注意他女儿博客里面的一些用语。然后他说没有看，他说我对我这个女儿说我们之间的事情，不需要年轻一代来参合？

　　方舟子：我不太相信他没有看过他女儿的文章，因为他女儿的博客的文章是转到他的博客里面。黎鸣写的文章说我是“二流子”，这算不算侮辱？他女儿的博客说我是“鸡贼”。他女儿的博客还有骂我的话，大傻什么的，但是我的文章没有跟这个沾边的。其实是他不停的在找借口，不愿意把这个证明拿出来。

　　主持人：但是他已经有时间下限，就是在年底。

　　方舟子：我们现在就是等着他拿出来，如果他真的想平息这个风波，他可以拿出来。我不相信他做出什么证明，他拿出来肯定会被发现有很多的漏洞。就像他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中国的地图不需四种颜色填，只需三种颜色就可以了。我们随便拿一个中国地图来看，就知道光用三种颜色肯定不行。一开始他不承认，他说我说是旧的地图，但是把旧的地图拿出来也不行，最后他说我说错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他都能做出了一个荒唐的判断。

　　主持人：网友开心磊磊：看了黎鸣先生的博客，您的支持者对他有人身攻击，您这点对您自己的支持者说什么？

　　方舟子：第一，攻击黎鸣的人我不认为都是我的支持者。我觉得黎鸣这个人他的逻辑思维有问题，有人骂他了，他就说都是我的支持者、我的粉丝。这个不对。批评他的人，里面有一些人我知道以前也是一直在骂我的，根本不可能是我的支持者，他凭什么说反对他的都是我的支持者，这个在逻辑上根本不成立。而且骂我的人也非常的多，甚至他的女儿还把骂我的文章都拿到她编辑的报纸上去发表。双方骂来骂去这个很正常，特别是在网上，大家都知道网上随口骂人那是太多了，骂我的每天都有。如果你心态好的话，你就应该很平静的甚至很好玩的对待这种现象，不要看到有人骂你就暴跳如雷，然后要跟我拼个你死我活的。

　　主持人：我昨天跟他探讨过程中我说是不是已经完全离开学术之争了，他说我跟方舟子在媒体上面不平等，但是我们在死亡上面是绝对平等的，我们只有通过生死对决才能达到平等。

　　方舟子：我不认同他说他在媒体上有什么不平等，首先是媒体先报道了他的这件事，然后我是跟在后面做批评。所以在这点上至少他是领先的。为什么我会去理睬这个事？他在4月份就开始在网上炒作，而我是过了一、两个月才写文章对他提出质疑，为什么有这个时间差？本来对他这样的人我是懒得去批的，因为现在网上这样的人太多了，自称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费马大定理什么的人都特别多，我都不愿意理睬。后来为什么去理睬？就是因为《北京科技报》报道了《哲学狂人挑战数学难题》，而且是在显要的位置一整版的报道。  

　　主持人：这个您看了报纸对他的访谈？

　　方舟子：对。就是北京科技报对他的一篇访谈，当时我是北京科技报的专栏作家，我看到跟我有合作关系的一份报纸去报道这种在我看来是不应该去报道的事情，觉得应该写一篇文章来谈一下，所以就在北京科技报的专栏上写了一篇文章。北京科技报后来又登了一篇黎鸣的反驳。   

　　主持人：他昨天说没有反驳的机会？

　　方舟子：不，那篇是摘要的登出来，因为他的那个反驳写的很长，里面写了一大堆骂我的话，报纸不可能全登出来，所以只是登了一些要点。然后我又写了一篇反驳他。这个机会是相等的。然后他的女儿又利用她在《北京青年报》当编辑的这个方便，在她负责的版面上登了大半版批评我的话，是别人写的。我如果写一篇反驳文章投过去的话，我想他的女儿是不会登的。所以如果存在不平等的话，我倒是觉得是对我不平等，我现在的反驳、批评都是在网上登出来的，然后有一些报纸做了报道采访。死亡也不是绝对平等的，他比我年长了30岁嘛。

　　主持人：万一对方赢了，您方舟子会怎么样？

　　方舟子：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存在。什么叫赢了？如果他公布了证明，然后这个证明被权威的数学机构认可了，被权威的数学杂志经过了审稿，拿去发表了，那好，算他赢了，我可以向他道歉，我承认这件事情看花眼了，我向他道歉。这个很简单，我觉得这是我的言论自由，如果我真的错了我道歉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非得要抓住我要我给他偿命。

　　主持人：他可能觉得要给你赌命，他认为您的支持者对他有一些恶意的言行？

　　方舟子：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首先，质疑他的、骂他的人不一定是我的支持者。即使是我的支持者也跟我没有关系，我没有背后组织人骂他。而且这种情况是他本身造成的。你很荒唐地提出来一个主张，又很荒唐地提出一个生死对决，那么别人骂你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情况是他本人造成的。昨天我还看到他那个访谈里面提到说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美国，他一宣布了证明什么数学定理的话，肯定会有哈佛、耶鲁这些名牌大学请他去演讲。这是不可能的。

　　主持人：是这样的，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换一个环境，你自己在你自己的个人网站的博客上，公布了这样一件事情，你期待的是什么样的反映？然后黎鸣先生说大家不管是质疑也好、或者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也好”，但是不希望是泼脏水的反映，但是他认为这个是泼脏水？

　　方舟子：这个不是泼脏水，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批评。你成果没有发表出来，就出来说已经证明了，这个是违反学术规定的。 

　　主持人：就是按照我们之前那个比喻的话，你把这个玉拿出来？

　　方舟子：对。如果你不拿出来，我可以认为你是在吹牛，你即使拿出来了别人一样可以质疑、挑漏洞，这个在科学上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大家互相的挑剔、互相批评。他连我这一关都过不了，还想去过数学家那一关，那更不可能。 

　　主持人：为什么过不了您这关？

　　方舟子：我刚才已经说了像他这种做法是违反学术规范。他的专业背景、还有他有关数学的一些谈话、有关科学的一些谈话，还有说了一些前言不搭后语、没有逻辑性的话，我觉得这个人没有这种逻辑的思维。

　　主持人：可能刚才您说他前言不搭后语是对他的侮辱？ 

　　方舟子：我觉得这个不是，如果他是这样认为的话那就是判断标准和别人不一样。我如果说话说错了，别人也可以说我前言不搭后语，你只要是指出一个事实，就不是在侮辱他。很多人也在说我前言不搭后语，这有什么。 

　　主持人：就是举那个“庞加莱”的问题，就是同样是一个民间的科学家，没有在任何一个机构任职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他觉得俄罗斯很伟大，他说为什么我们国内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民间科学工作者，然后每次都要面临，被以你为首的斗士们在媒体上大家讨伐？

　　方舟子：证明庞加莱猜想的俄国人皮尔曼，他肯定说错了，说他是一个民间科学家，这个很好笑。皮尔曼是专业的数学家，读的是数学专业，在圣彼得堡的国立大学读的数学专业，毕业以后在数学界工作，而且当过几个名牌大学的访问学者研究数学，在数学机构工作，怎么是一个民间的呢？

　　主持人：他是一个体制外的人。

　　方舟子：这个俄国人一直是数学界的人，就是等到证明出来以后他才不干了。我不是说体制外的人就没有资格去搞科学研究，谁都有权利做科学研究，但是你体制外的人做科学研究的话，同样要遵循科学的规范，不能因为你是体制外的人就可以例外、就可以搞特殊化。不管是谁，不管你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你既然做科研，你要遵循可科学的方法、学术界的常规来发表你的成果，让你的成果能经得起人们检验。

　　主持人：您认为中国很多民间科学家，包括您也好包括其他的人也好都进行了反驳。你觉得目前中国这种状态下民间科学会对中国科学研究发表带来什么样得好处或者是坏处？

　　方舟子：目前这种所谓的民间科学家，他们对中国科学的发展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现在科学发展到这种程度，要通过业余的研究做出一个重大的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不认为这些人能够对中国的科学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媒体过分的去关注这些人的话，会有坏的影响。第一，对公众产生了误导，因为这些人老是说他们受到科学界的打压什么的，会让公众觉得好像这个科学界非常的黑暗，好像黑社会一样来打压他们，其实不是。如果这些人认真地搞研究，我想科学界也是欢迎的。

　　主持人：您虽然觉得学术界腐败，但是没有到这种程度？

　　方舟子：学术腐败是内部的事情，但是他们说的打压是外部的事情。

　　主持人：就是确实有体制外的人发表论文有困难？有没有？

　　方舟子：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即使存在这种可能性的话，现在也有很多发表的渠道。比如说你拿到网上去发表。你如果说真的通过国内正常的渠道走不通的话，你可以拿到国外去。觉得没有能力拿到国外，放到网上也可以，现在网上到处都是这种论文，只不过这些论文经不起推敲。你们有个竞争的网站现在炒作一件事，说是某一个研究生推翻了“相对论”、推翻了“万有引力定理”，把他的论文放到那个网站上，还搞什么悬赏。但是有大学物理水平的人一看就知道是错误的。你不把论文拿出来，就说我证明了，那谁会相信。

　　主持人：你觉得你反驳的价值在哪？

　　方舟子：其实我主要就是针对媒体。我认为媒体不应该报道这种猎奇的行为。这种人实际上非常非常的多，尤其在中国特别多。自从出了个陈景润以后，很多人就都想成为陈景润。对这种人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自生自灭。

　　主持人：自生自灭是什么意思？

　　方舟子：就是他们有兴趣，就让他们自己去搞，媒体不要去炒作。

　　主持人：就是让他们自己发表论文？

　　方舟子：对。如果你真的有价值的话是不会被埋没的。现在过分关注这件事，除了让公众产生坏影响之外，实际上还害了这些业余的研究者，关注他们，相当于一种鼓励。这些人很多是很偏执的，他们那些成果经不起推敲，而且是经常已经被人指出了错误，他们拒绝承认，拼命的钻牛角尖。

　　主持人：我们用一些别人不会觉得人身攻击的一些话来描述一下这些人？

　　方舟子：我可以用美国一个科普作家叫加德纳的话。他几十年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到这类人。虽然这些民间科学家在中国特别多，但是并不是只有中国才有，美国也有。加德纳曾经给这些人归纳过几个特点，这里我可以提一下。第一，这些人一般他会去攻击那些伟大的科学家，和被确定无疑的那些科学理论。像攻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牛顿定律、达尔文的进化论，这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共同点。第二点，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天才，都是可以通过自学的，不需要经过什么专业的训练的，然后就可以做出很重大的发现。第三，他们认为他们的同行都是一些傻瓜。所谓同行就是研究同一个问题的同行，比如说像黎鸣，他认为自己是在研究数学难题，认为研究四色定理问题的数学家都是傻瓜，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用到了计算机，还不如他用几页纸就可以证明的。还有一点，他们认为自己受到打压、受到歧视、受到迫害，而且受到批评的话他们更认为自己是受到迫害。还有最后一点，他们用的那个语言都是不符合逻辑、很混乱的，自己创科学术语，一般的人很难搞清楚他在说什么，用加德纳的话说，就是正常人看了，都觉得是一些疯话。

　　主持人：前面的话都是加德纳说的？

　　方舟子：对。加德纳是美国一个很著名的科普作家。所以这种事情发生在美国的话，据我所了解，美国主要的媒体对这些人根本就不理不睬。我在美国那些主要的报纸上从来没有见过这方面的报道，但是我们中国经常见到这方面的报道，某个农民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某一个大学生推翻了相对论，经常有这种报道。

 

 

　　主持人：他说他赞成您的研究方法，但是他本身是一个研究学者？

　　方舟子：他在科学研究特别是数学研究方面他是没有任何的信用可言，因为以前没有看到他发表的任何文章。

　　主持人：因为他以前没有信用积累，所以现在要公布出来别人不相信？

　　方舟子：第一，要受过专业的数学训练，第二，曾经发表过数学论文，他这两方面都没有，然后就自称破解了一个重大的数学难题。

　　主持人：比如说一个科学家如果说宣布他解决了，但是没有公布。但是大家相信可能性会大一些？

　　方舟子：但是同样会受到质疑，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科学家。如果有一个科学家自称证明了某一个数学难题，但是不把证明拿出来，一般人还是会觉得这个人是在吹牛的。而且我说过了，即使你公布的话，别人也不一定信，还会挑他的毛病。就像庞加莱猜想，其实俄国的数学家的论文已经在网上登出好几年了，经过了好几年的推敲研究，现在还没有完全证明是对的，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发现什么大的问题。而且这个人已经有数学研究的信用了，以前发表了一些重要的数学论文。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人家还是会怀疑，怀疑他是不是真的证明了。

　　主持人：黎鸣先生也说因为他对我们的竞争对手的网站也很生气，就说有一个支持度的调查。然后他坚称他说我可以判断支持我的实际上比支持的方舟子的多，你相信这种判断吗？

　　方舟子：你做出这种判断要拿出证据出来，不能靠感觉。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说话没有逻辑性，而他这个人偏偏一直在说中国人要学逻辑，要用逻辑去赚钱，很讽刺。我觉得网站调查结果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网站投票是可以作弊的。

　　主持人：昨天我们也讨论到沉默的大多数原理。

　　方舟子：你不说出来别人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们当然只能看那些表达看法的人。确实网站的调查不能说没问题，但是至少是一个证据，虽然是很弱的证据，但是比什么证据都没有好。

　　主持人：他说他去演讲的人都去认同他、给他打电话声援。

　　方舟子：去听他演讲的人本来就是以追捧他的人为主，像我这样的人不会去听他的演讲。

　　主持人：就是样本有问题？

　　方舟子：我觉得网上的样本至少要比他说的这些样本可信度要高，给他打电话的人应该说都和他有些交往，要说一些客气话，不可能骂他。所以我就一直在说，他的思维方式很不符合逻辑。他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我看了他写的一些文章，倒觉得这些文章非常的愚蠢，他还要研究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我觉得非常奇怪，好像他比所有的中国人都聪明，但是我不觉得。

　　主持人：他认为您的言词有问题，我看其他的网友也认为你的言词有问题，您以后有可能委婉一些，会不那么刺激到这些人？

　　方舟子：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侮辱人格的话，可能我比较犀利一点，比较不留情面。这个也是很有必要的，把事实，把我心里想的，公公开开、直截了当的说出来，这个不是言词的问题，这是个人的风格，并不是什么问题。我认为对这种炒作的人，对宣扬伪科学的人，就是应该严厉地批评。

　　主持人：您认为他是炒作？

　　方舟子：我认为就是炒作，如果不是炒作的话，他早该把论文拿出来了。没有把论文拿出来就先说自己如何如何，这个没有先例。

　　主持人：就是什么炒作目的？

　　方舟子：炒作的话，不是为了出名就是为了得利。

　　主持人：他自己承认自己赌命有炒作之处，他愿意给您做一个对比，希望站在台上让人家看一看谁是一个正义的人？谁是一个胡搅蛮缠的人？

　　方舟子：现在不是大家都站在台上吗，我想一般的人都有一个判断，谁是在胡搅蛮缠。我想这不是他自己说了算的，而是要看旁观者怎么看的。现在很多人写了好多评论，大部分都是批评黎鸣的。反倒是有一些报纸时评家没有基本的是非观念，貌似公正，给双方各打50大板，说我不应该在见到黎鸣的证明之前就否定了他，太粗野啦，过于绝对啦什么的。

　　主持人：就是我看到您所说的“乡愿”？

　　方舟子：还有一位特别好笑的，他说他本身也不相信黎鸣能证明这个数学难题，但是他又要我去和黎鸣赌命，说方舟子你有种就去和黎鸣赌一把，他自己都不相信黎鸣，这么鼓动，是不是想借我的手把黎鸣杀了。

　　主持人：在你没有看到他这个结果之前，您认为可以不相信他做出了证明？

　　方舟子：对。科学研究上有一条规范，叫做非常不寻常的主张需要非常不寻常的证据。有一个从来没有搞过数学的人宣布自己证明了超级的数学难题，这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情，那么就需要一个非常不寻常的证据。这是科学研究的一条规范，在我看到证据之前，我完全可以否定他，说你这个完全不可能。好比说，有人跑过来跟人说我见到一个鬼了，我马上就可以完全否定你，说你是胡说八道。你不能说我太粗野、过于绝对什么的。

　　主持人：黎鸣先生说您是科学的总代表，把民间的科学爱好者贬值的一钱不值，对中华民间的科研这有伤害？

　　方舟子：我还是要说，他的这种思维就是很不严谨，他把自己当成了中国业余研究者的代表，我质疑了他、批评了他，就相当于在否定所有的业余研究者。

　　主持人：他说你还说过其他的一些事情，把业余研究者都否定了？

　　方舟子：我的文章里面说得非常清楚，如果有人业余对科学感兴趣，业余从事科学研究，这不是什么坏事，这个实际上也可以是一种好事，但是业余的科学研究者要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不要好高骛远，一下手就要推翻什么相对论、进化论。

　　主持人：就是你刚才说的科普作家的那些话？

　　方舟子：我就是希望大家要掂掂自己的分量。美国也有很多业余的科学研究者，他们研究的方式比较正常。比如做博物学的观察，观察鸟类，寻找化石，观察天空，发现新的小行星、彗星，有一些慧星就是业余的研究者发现的。所以我不是说在反对大家去搞这些科学研究，而是希望，第一，要认清自己的局限性，不要太狂妄，从小问题入手，要尊重科学的主流，要争取和科学界合作，要争取得到科学界的承认。第二，如果你要搞科学研究，那么就要遵循科学规范，业余的科学家也要遵循这个规范。所以说我把业余研究者都一棍子打死，是不对的。其实我写过几篇文章一直在说这个问题，说的非常清楚。

　　主持人：我们访谈也差不多结束了。下面有一个网友说我昨天问黎鸣先生一个话，如果他坐在主持人的位置上问你一个问题。他没有问，但是他说了一句话，如果今天让你坐在主持人的位置上，您面临的是黎鸣，您觉得有什么话问他？

　　方舟子：我想说的话，希望他能够回答的问题，我在文章里面都已经公开的提到了，我可以再总结一下。

　　主持人：我先替他总结一下，黎鸣先生最后说，我不问他，我希望他以一个平等待人的方式、不要以侮辱别人人格的那种态度去写文章说话，我对他就这么一点要求。因为他不是一个一般人，他是一个名人、他有很多粉丝。因为他前期打假确实立过汗马功劳，我在这种意义上是支持他的。他就除了很多害虫，我支持他，有的人在我面前骂他，我说你不能骂这是他说的。

　　方舟子：第一，我没有侮辱过他的人格，我文章里没有侮辱他人格的地方。第二，他既然宣布他自己做出了数学成果，那么就要经得起别人的质疑，经得起别人的挑剔，不管这些言词是不是他个人受得了的。你既然站出来，就要勇敢一点，不要一被人质疑就寻死觅活，我觉得这个心态不正常的。第三，关于我打假的问题，我想指出一点：很多人都表示过支持我的打假，直到他本人被我批评到为止。

　　主持人：黎鸣先生说，如果将来是假的或者是剽窃的话，我可以公开认罪，我不像有些混蛋，剽窃了还没说没剽窃，但是你不能在我什么还没有公开、什么也没有发表了之后你就给我满头浇大粪？

　　方舟子：并不是说只有剽窃才算造假。包括打击伪科学什么的，在我看来都属于打假。批评黎鸣，严格地说不是打假。虽然说现在有人说我是打假斗士，但是并不是说我说的所有的话就都是在打假。在这件事情上我只不过对他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当然，我的文章里也指出了他的一些假，包括常识性的错误。

　　主持人：包括学历？

　　方舟子：学历问题是我今天提到的，文章里没有提到。他号称老子的“三生万物”是真理中的真理，这个我不能接受，对他证明的方法提出了反驳，所以这个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在打假。即使不是打假我也可以有我的质疑，对他的做法，我认为是不恰当、不符合学术规范的做法提出批评。

　　主持人：就是说三生万物这个事情，他前天在新的一篇博客里，他说我从来没有说过三生万物用一个哲学原理来证明科学问题。他说是一个启发，从一个启发到定理的出台，其实还有很遥远的距离，就是这个东西你就死就不放？

　　方舟子：因为他提到了三生万物，而且通过举例证明三生万物，我觉得我们看看他是怎么做这个证明的，就会知道他有没有能力做数学证明。

　　主持人：你同样举例反驳？

　　方舟子：他的这个证明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他举的例子是错的，他举三生万物的例子，说什么有三种基本粒子，电子、中子、质子。其实现在物理学认为基本粒子有30多种，而不是3种，按他的说法应该是30多种生万物。然后他说轻子也有三种，其实物理学说轻子有6种，而不是3种。按这样的说法就应该是六生万物。第二，通过举例子的办法没法证明一个真理，我想这个是学过数学的人都应该知道。通过举例的办法证明一个公理是不行的，就算他能够举出三的例子，那也不可能证明说三生万物是一条真理，因为我可以举6的例子、30多个的例子。所以说他的思维很不严谨，我不认为这种人能够证明数学难题。 

　　主持人：我们两个人的谈话把网友的问题已经淹没了，有很多网友在问，老是刷屏，我们等下看看网友的问题。

　　网友山狂黑笑：学术里面哪个学科造假危害最大？是医学吗？

　　方舟子：这个要看哪一个角度，跟我们一般的消费者公众来说，当然会认为医学的造假危害性更大，因为这个直接危害到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是这样的。当然这并不等于其他学科危害性就不大，因为其他学科的造假同样会给人危害，这个危害的话跟我们公众也有相关的。就是因为他造假造成了国家科研经费的浪费，这个科研经费是纳税人的钱。但是危害最大的我是同意说是医学上的。

　　网友提水桶娃娃：针对您刚才说的，媒体不应该报道这样的事情。您觉得不该报道，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觉得不应该？这只是您自己的想法。换句话说黎先生可能也觉得您不应该写这些文章？是不是？然后中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任何都有权利写字、说话，不是说您说不合适就不合适？

　　方舟子：我只是表达了我的一种看法，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我为什么认为媒体不应该关注这种事情，我也给出了理由，就是会产生负面的效果，你作为媒体的话，你应该考虑到社会效应的问题。我只是提出了这方面的一个建议而已。而且我也提到，可以向比较成熟的媒体学习，像发达国家的媒体，相对来说比国内的媒体要成熟些，他们对这些事情不会理睬。像美国的主流报纸上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报道。所以我认为媒体关注这个事的话，本身是一个很不成熟的表现。

　　网友提水桶娃娃：您刚才说过不愿意对黎鸣做一个全面的评价，您觉得黎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不是如此特殊的背景，你们会成为好朋友吗？

　　方舟子：我现在对黎鸣的了解，就是有关的这几篇文章。他也出了很多书，但是他的书我一本也没有看过。最近我看了他这几篇文章给我的印象，就是我刚才谈到，这是一个非常狂妄的人，所以媒体说他是一个狂人，我觉得媒体的这个评价是比较正确的，这是我的第一个印象。第二个印象，就是他的思维很不严谨，本来，一个人狂妄的话，如果有狂妄的本钱，也无可厚非。有一些很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都是狂人，他们有本钱。但是我认为黎鸣没有这方面的本钱，看他的这些写作也好、说话也好，我觉得没有什么逻辑性，很不严谨，很混乱。这种人不太可能成为我的朋友，我交的朋友没有这类的人。

　　主持人：非常感谢方先生来做客搜狐！我们的这个访谈现在到此结束了。再次谢谢您，也谢谢各位亲爱的网友，欢迎下次参与民间纪事精彩访谈！！

　　方舟子：各位搜狐网友再见! 

中国的假科学
揭露腐败、剽窃和欺诈

美国《新大西洲》2006年夏季号

　　中国计算机科学家陈进的堕落成了国际头条新闻。他在2003年曾因开发出一种威力强大的新芯片而被誉为民族英雄，但是交通大学在认定他盗用摩托罗拉已有芯片冒充成果之后将其开除。未获得广泛报道的还有今年早些时候，四川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魏于全被指控捏造了两篇癌症免疫学论文的数据。病理学家司履生告诉《基督教科学缄言报》说，在他产生怀疑，向魏索取证据以核实其研究结论后，他遭到拒绝，并开始收到威胁电话。“我要警告年轻学者伪造研究的危害性，”司告诉《缄言报》说，“其伪造很明显，谁都知道。”

　　同样未在西方获得广泛报道的还有丘小庆事件。这位四川大学的教授在去年被指控伪造了2003年发表在重要刊物《自然·生物技术》上的一篇论文的成果；丘的六位共同作者要求该刊物将他们的名字从论文中取下，声称他们“对这一学术造假感到震惊”，他们是由于理解英语的能力有限，被丘利用了。

　　刘登义事件在中国之外也鲜为人知。刘是安徽师范大学的副校长，在2005年他被指控冒充四篇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论文作者。其中的三篇论文并不存在。在该指控出现在网上之后，这些论文从刘的履历中消失了，但是他并未面临着任何处理。

　　这些事件之所以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部分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的剽窃和科学造假没有太大的新闻价值。这个经济正处于巨大增长之中的国家开始重视科技发展，与此同时学术造假也以惊人的频率出现。在未来的15年中国科研经费计划增加到4倍，增加的经费主要集中投入到大领域的“大项目”，例如纳米技术。中国科学院的一名政策专家希望这将会使中国“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转变为一个世界强国”。此外，经费还主要投入到对民族自豪感关系重大的太空探索项目。为了减少对外国进口的依赖性，北京政府发布的最新5年计划强调科学技术“创新”。

　　不幸的是，有些中国科学家的工作已被证明恰恰是创新的反面：草率从事、复制他人成果或成果根本就不存在。政府想在一夜之间变成科技强国的愿望迫使中国科学家以过快的速度做出突破，常常没能符合研究规范的要求。学术评估和资金分配往往是根据发表的成果的数量，很少看其质量和真正的价值。学者想要保留其职务，就要发表数量多得不合理的论文，同时政府部门也在对他们进行审核，确保国家投资产生回报。另两个主要因素——强调对上级几乎绝对的服从而忽视批判性思维方法的教育体系和臭名昭著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也养成了剽窃行为很少被报道、更少被处置的文化气氛。

　　并非科学领域才有问题；其他学术领域也受影响。《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封面文章《高校的非典型腐败》估计在今年研究生将被要求在“核心期刊”上发表53万篇论文。其中，可能只有2万篇会真正够格在中国1500份受承认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其他的作者会或者采用贿赂的方式，或者在“黑市”冒牌期刊上发表。而正如《中国日报》所述，科技部对180名中国博士生的调查表明，多达60％的人承认交钱发表论文，另有60％的人剽窃他人的工作。

　　另一种常见的做法是在履历中列出并不存在的论文，就像前面提到的刘登义受到的指控。至少有另两个地位显赫的研究人员——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刘辉和同济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杨杰——最近都因为伪造履历而被开除。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揭露和处罚都只是例外。大学领导因为担心学校名誉受损和丧失资金，宁愿对不正当行为视而不见。而没有来自机构的支持，科学界人士也没有兴趣去相互质疑。

　　2006年5月，在一封“关于中国科学研究诚信的公开信”中，120名在美国的华人科学家呼吁中国建立“公平的规则和权威的的机制来维系和保护中国学术研究的道德诚信”，包括在机构和政府两个层次进行监督。这封信呼吁开设有关科研道德的必修课，建立避免恶意诽谤的适当调查程序和进行无罪假定。科技部对此反应缓慢，先是声称不知道该信的存在，后来又含糊地保证要对资金分配和监管进行改革。也许是由于担心有关丑闻的国际报道会从涓涓细流变成洪流，在7月初，科技部发布措辞强硬的声明，保证要公布被认定造假的科学家的丑行。

　　同时，互联网上信息的民主化——在中国未被审查和管制的范围内——也使得公众日益注意到该国的科学丑闻。有关剽窃争议的信息交换所是“新语丝”网站，它由美国培养的生物化学学者、真名方是民的方舟子负责管理，已记录了500多起学术造假的指控。这个网站在中国被屏蔽，但是它的内容通过镜像点在中国可以读到。方博士认为是新语丝的揭露导致刘辉和杨杰被开除，合肥工业大学教授杨敬安由于剽窃国外论文被开除党籍，以及几名研究生被开除。新语丝每天更新发布对不正当行为的揭露，往往是从那些害怕公开揭露会丢掉工作的实验室内部人员那里得到的线索。方博士在致《新大西洲》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解释说，虽然没有消息提供者的允许他不会公布其名字，但是他不接受匿名举报，并且要求提供证据，在公布指控之前自己也会做一些调查。

　　然而，有些批评者争论说方博士的所作所为只是让情形变得更加糟糕。有一篇质问“谁监督监督者？”的网上文章引用一些科学家的担忧说，新语丝会伤害无辜的科研人员的名声和职业。一旦公开的指控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就像偶尔曾经出现过的那样，方博士告诉我们他会发表更正和道歉。无论如何，绝大多数的指控都没有被正式确认或澄清；在政府甚至不承认这个监督网站的存在的国家，受到揭露的科学家很少面临任何后果。

　　方博士预测说，媒体的关注会迫使政府建立一个调查和处理不端行为的部门，但是这样的机构很可能也会像其他政府部门一样面临着内部腐败和混乱。“调查不端行为和腐败的程序应该公正和透明，调查结果必须公开，”他告诉我们，“中国学术不端现象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和社会问题。在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之前，中国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的改变。……我们需要有一个民主的政府，独立的科研教育体制和新闻自由。”方博士警告说，如果没有这些根本的改变，中国科学创新的未来看来会比较黯淡。

（方舟子译）

The Editors of The New Atlantis, “China’s Phony
Science,”

The New Atlantis, Number 13, Summer 2006, pp. 103-106.

 China’s Phony Science

Exposing Corruption, Plagiarism, and Fraud

The fall from grace of Chinese computer scientist Chen Jin made
international headlines when, after being hailed as a national hero
in 2003 for developing a powerful new microchip, he was fired from
Jiaotong University for faking his findings, having appropriated a
pre-existing microchip from Motorola. Less widely reported were the
allegations earlier this year that Wei Yuquan, vice-president of
Sichuan University and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ad fabricated data in two articles on cancer immunology.
Pathologist Si Lusheng told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that when
he became suspicious and asked for evidence to verify the claims in
Wei’s studies, he was refused and began to receive threatening
phone calls. “I got involved to warn younger scholars of the harm
of falsifying research,” Si told the Monitor. “The faking is
obvious, everyone knows it.”

Also not widely reported in the West is the case of Qiu
Xiaoqing, a Sichuan University professor accused last year of
faking research for a 2003 article in the major journal Nature
Biotechnology; six of Qiu’s coauthors asked the journal to remove
their names from the article, saying they were “shocked by this
scientific fabrication” and that they were manipulated by Qiu, who
exploited their limited ability to understand English.

Nor is the case of Liu Dengyi well known outside of China. The
vice president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Liu was accused in 2005
of falsely claiming authorship of four papers in scientific
journals. Three of those papers never even existed. After the
accusations appeared online, the papers disappeared from Liu’s
résumé, but he did not face any disciplinary action.

These stories have not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in part
because plagiarism and scientific fraud in China are simply not
very newsworthy. They happen with surprising frequency as the
country, undergoing a massive economic boom, turns its attention to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hina’s research budget is set to
quadruple in the next fifteen years, with the increased funding
mostly directed into centralized “megaprojects” in high-profile
fields such as nanotechnology, which a policy expert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opes will transform China “from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to a world powerhouse,” and space exploration,
which is a matter of intense national pride. Aiming to reduce the
country’s dependence on foreign imports, Beijing’s latest
five-year plan emphasizes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Unfortunately, the work of some Chinese scientists has proven
to be the opposite of innovative: sloppy, copied, or nonexistent.
National hopes of becoming an overnight scientific superpower have
put pressure on Chinese scientists to produce breakthroughs at a
rate that often seems to exceed the time and care necessary for
responsible research. Academic evaluations and funding allocation
are often based on the volume of studies published, with little
regard to their quality or real significance. Unreasonable numbers
of papers are expected of scholars who wish to keep their jobs,
with government panels reviewing them to ensure that state
investments yield results. And two other major factors—an
educational system that values near-total obedience to superiors at
the expense of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nd the infamous state of
Chin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s—contribute to a
culture where plagiarism is rarely reported and even less
frequently punished.

The problem affects more than just the sciences; other
academic disciplines are implicated as well. A cover story in China
Newsweek on “The Abnormal Corrup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ranslated and graciously provided to The New Atlantis by American
journalist Paul Mooney) estimates that 530,000 published papers in
“key journals” will be required of 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coming year. Of those, the magazine reports, perhaps 20,000 will
genuinely merit publication in China’s 1,500 recognized academic
journals, while the authors of the rest will resort to either
bribery or “black market” counterfeit journals. And, as described
in China Daily, in a recent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rvey of 180 Chinese Ph.D.s, a whopping 60 percent admitted to
paying to have their work published, and another 60 percent copped
to plagiarizing the work of others.

Another common practice is to post nonexistent papers on a
curriculum vitae, as was alleged against Liu Dengyi in the example
described above. At least two other prominent researchers—Liu Hui,
dean of Tsinghua University’s medical school, and Yang Jie, dean
of life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at Tongji University—were both
recently dismissed from their posts for falsifying their résumés.
But by many accounts, exposure and punishment is the exception.
University administrators, fearing public embarrassment as well as
loss of funding, have a distinct incentive to ignore malfeasance.
And without institutional support, scientific peers are discouraged
from calling each others’ work into question.

In May 2006, in an “Open Letter on Research Integrity in
China,” 120 U.S.-based Chinese scientists called for China to
establish “fair rules and official mechanisms to maintain and
safeguard the integrit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 China,”
including oversight at both the institutional and governmental
levels. The letter also called for mandatory courses on research
ethics, and a system of due process to avoid malicious slander and
protect the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ponded slowly, first claiming no knowledge of the
letter, then later issuing a vague promise to reform funding
allocation and oversight. Perhaps worried that the trickle of
international coverage of the scandals would turn into a torrent,
in early July the ministry made a stronger announcement, pledging
to publicly shame scientists convicted of fraud.

Meanwhile, the democratization of information over the
Internet—to the extent that it remains uncensored and uncontrolled
in China—has allowed public awareness of the country’s science
scandals to grow. The clearinghouse for information on the
plagiarism controversy is “New Threads,” a website which has
documented over 500 allegations of scientific fraud, operated by
Fang Zhouzi, a U.S.-trained biochemist whose real name is Fang
Shi-min. The website (XYS.org) is blocked inside China, but its
content is accessible in the country through mirror sites. Dr. Fang
credits New Threads with the dismissals of Liu Hui and Yang Jie,
Hefei University professor Yang Jingan’s expulsion from the
Communist Party for plagiarizing foreign papers, and the expulsion
of several graduate students. New Threads publishes daily updates
of misconduct, often receiving tips from lab insiders who are
afraid to speak up for fear of losing their jobs. Dr. Fang notes,
in an e-mail to The New Atlantis, that although he will not publish
an informant’s name without his or her permission, he does not
allow anonymous submissions, and requires supporting evidence and
some of his own sleuthing before making any accusation
public.

Nevertheless, some critics have argued that Dr. Fang’s work
is only making the situation worse. One online article—asking
“Who’s watching the watchers?”—cites some scientists concerned
that New Threads may harm the reputations and careers of innocent
researchers. When published allegations prove groundless, as has
happened on a few occasions, Dr. Fang tells us that he publishes a
correction and apology. In any case, the vast majority of
accusations result in neither conviction nor acquittal; exposed
scientists rarely face any repercussions at all in a country where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even acknowledge the existence of the
watchdog website.

Dr. Fang predicts that media attention could pressure the
government into establishing an agency to investigate and punish
allegations of misconduct, but that such a body would likely face
the same internal corruption and disarray as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The procedure to investigate misconducts and
corruptions should be fair and open, and the findings must b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he tells us. “Scientific misconduct in
China is also a political and social problem. Before we can solve
the problem, the Chinese society must have a radical change…. We
will need to have a democratic government, independent scientific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free press.” Without such
radical changes in the country, Dr. Fang warns, the future of
Chinese scientific innovation looks bleak.

(XYS2006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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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舟子：“斗士”败诉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中国周刊
　　2006年8月5日播出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就该说说中国周刊的本周人物了。他是谁呢？其实他在

面对一场官司，那么做为一场官司的双方当事人来说，恐怕都要面对很多很多，

要面对证据，面对法律，当然也要面对公众。那好，他们面对得怎么样呢？我们

一起来看一下。

　　解说：或许是早已预料到自己将成为一位败诉者，有着“斗士”之称的方舟

子，在与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肖传国的名誉权诉讼中，并未如期出现在当地的法庭

上。本周三，在北京的方舟子收到了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寄出的一审判决书，

他败诉了。法官最终认定，方舟子言论失实，侵犯肖传国名誉权事实成立。就像

以往每一次和人交手后，他都会用文章记录感受一样，方舟子当天就在自己的博

客上针对判决结果，提出了反驳。

　　（空镜头：方舟子《武汉江汉区法院的荒唐判决》文章）

　　方舟子：究竟是不是造假，是要看有没有事实依据的，所以这种诉讼打下去，

实际上出丑的不是我，而是这些造假者，所以我是不怕打这些诉讼的。

　　解说：实际上，这场从去年十月份就已经开始的官司，一直就倍受关注。而

原告方肖传国由于最终没有能晋升院士，也受到更多人的怀疑。然而本周法院的

宣判结果公布之后，做为肖传国的老师、被誉为“中国外科之父”的裘法祖在庭

审之后，公开力挺肖传国，并对媒体表示，“有人一直在污蔑中国科学家”。而

就在第二天，一封由海内外部分学者发起的支持方舟子的公开信出现在网上。随

之而来的双方的支持者，也都加入到这场笔墨官司的争论之中。从是学术问题还

是道德问题的争议，直到是否应该由法院来做出裁定的疑问，恐怕连方舟子自己

都没有想到，一次败诉，却引发了如此广泛的影响。方舟子似乎已成为一个科学

界、法律界和公众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空镜头：网站调查：支持方舟子：74.07%，支持肖传国：20.35%，都不支

持：5.58%）

　　解说：对于这样的评价，对方舟子来说其实并不新鲜。从被人们大肆宣扬的

“反伪斗士”、“科学警察”，到遭人诟病的“口水科学家”、“跳梁小丑”，

从2000年开始揭露第一起美籍华人科学家陈晓宁人类基因库的骗局开始直到今天，

方舟子一直就是个饱受非议的人物。这位很多人眼中的学术打假英雄，同时也要

面对专门开设网站批评他的那些反对者们。

　　（空镜头：“批方舟子”网站）

　　方舟子：我现在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自由人，一个科普作家，写一些科

普文章，包括像这些打击伪科学啊，打击学术腐败啊，打击学术造假啊。

　　解说：其实方舟子在成为公众人物之前，仅仅是一名普通的留美生物化学专

业的博士。而他当时创办的网站，也并非是一个专门从事学术打假的网站。但是

恰恰正是因为他有国外学习的经历，对国际科学界的制度和程序较为熟悉，而自

己又有可以发表见解的平台，才使得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的方舟子，十分偶然地走

上了这条其他人没有尝试过的学术打假之路。对于并没有职务和课题负担的方舟

子来说，学术打假成为他与众不同的身份标志。

　　方舟子（2004年5月接受央视《人物》采访）：2000年7月的时候，我们开始

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揭露学术腐败，这个原因呢是因为当时国内的报纸开始都

上网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报纸都是怎样做科学方面的报道的，我发现里

面浮夸虚假的特别多，特别是我比较关心的生物科学领域的，发现了许多虚假的

内容，又没有见到有人出来揭露，所以我当时就想利用我们那个网站揭露这方面

的内容。

　　解说：通过网络搜索，向相关专家证实，以及依靠非匿名人的举报材料，来

揭露公开造假，是方舟子最简单的调查方式。而在这一次方舟子与肖传国的官司

中，他揭露对方的简历、论文造假、科研成果认定的学术腐败行为，是过去5年

中，方舟子亲自参与的一百起左右的学术打假事件和四百多起向他举报的案例中，

最为典型的三个方面。随着方舟子名气越来越大，在公众心目中，他已经成为一

个旗帜性的代表人物。而与此同时，一些名气比较大的科学界人士，也渐渐成为

方舟子关注的目标。

　　（空镜头：新语丝“立此存照”中“北大、杨焕明、董关鹏、院士”）

　　方舟子（2004年4月接受央视《面对面》采访）：我就是要重点打击这些学

术地位比较高的、名声比较大的人，就是应该打击这些人，这样至少才能够起到

一种杀一儆百的作用。

　　（空镜头：“天地生人”讲座批方舟子会议现场）

　　“天地生人”讲座发言者甲：方舟子打击科技创新欺人太甚！

　　“天地生人”讲座发言者乙：打假使我们国人蒙羞！

　　解说：由于一直以来国内没有权威科学机构对方舟子选择的方式做出公开的

认定，而方舟子选择的调查对象又往往是国内学术界成名已久的权威人士，面对

名誉甚至是利益的争执，国内一部分科学工作者对方舟子完全是排斥甚至是否定

的，而另一部分人对方舟子否定时认为方舟子的学术背景并不足以支持他在科学

界的各个领域内都有资格对于真伪进行判别，而在对于不同问题的理解上，也被

人认为有很多并不严谨的表述。《南方日报》的时评家鄢烈山在去年底对刚出道

时十分严谨的方舟子提出委婉的忠告，“打假权威”、“以常胜将军自居”、

“不免志得意满，发表言论就未必那么谨慎了。”

　　方舟子：发现错的话，我会登一个说明的，一个澄清、道歉或更正的说明。

有时候就把那个人的文章删掉了，但不是说简单地把文章给删掉了，还会保留一

个更正、澄清的说明。

　　解说：就在本周，一直在关注方舟子的鄢烈山在官司宣判之后表示：“方舟

子也需要吸取这样一个教训，无论这个案件是胜是负，都会使他在以后的打假行

为中更谨慎更严谨。”而在同一家网站发表评论的北京大学教授尹田也认为，

“学术批评是非常严肃的，批评的自由要有，但人格尊严的保护也是必要的。”

与此同时，在本周接受采访时表示要继续上诉的方舟子承认，个人打假并不是一

个长久之计，自己的官司缠身本身就是一个证明。

　　方舟子：因为靠个人打假，精力有限，资源有限，权威性不够，也没有处罚

的权力，本来是应该有一个比较规范的正常渠道，有关的机构、部门来处理这些

事情的，来接受举报，进行调查，做出处理的。

　　主持人：这样一场官司，如果上诉之后的结果也和这一次大致相同，肖传国

的名誉就因为法律得到保护，这是一件好事。而同样的，方舟子也不应该因此成

为千夫所指的输家。这场官司只会帮助他在以后的打假中更注意证据，更注意准

确的表达方式。方舟子的做法和言论也许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对于中国的学

术打假来说，方舟子的存在利大于弊。即使一场官司输掉，这样的局面也不会因

此而改变。

(XYS2006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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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术打假闻名的学者方舟子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指出

　　“全职”造假出自利益共同体

记者：谢绮珊
2006年08月17日广州日报

　　“脚踏两条船” 学者为数不少

　　记者：您对有学者炮轰北大教授“全职”造假一事有何看法？

　　方舟子：我从2002年就开始关注这种“全职”造假的现象，当时就闹过清华

经济管理学院百万年薪聘请国外二十多个华人教授，这些引进人才却没有放弃国

外全职教授的职务。包括现在披露的北大造假的特聘教授，最早是在新语丝网站

被曝出来的，核实太容易了，只要找一下北大和国外的网站，就可以发现他们都

是在中美两地同时担任所谓“全职”的职务，“脚踏两条船”。

　　记者：教授“全职”造假不只是北大的问题？

　　方舟子：这种情况不是北大才有的，在中国的重点大学、名牌大学里是一个

很普遍的现象。北大可以说是比较典型的，也是比较集中，被发现比较多的，但

这在全国不是北大一家的事。而且更为恶劣的是，有的国外全职教授在国内不只

兼一家高校的特聘教授，有的还兼两个、三个。

　　他们在美国肯定是全职的，只有国内才会纵容他们。他们保住了在美国的位

置，但靠欺骗的手段拿了国内全职职务的待遇，无法履行在国内的义务。这是一

种欺骗行为，甚至可以追究他们诈骗。

　　这样浪费了国家科研基金

　　记者：为什么国内高校不能洞察？

　　方舟子：中国高校明明知道他们是假的，却还愿意以他们的名义去申请这些

位置，甚至被揭露的时候还出来替他们说话，这是因为以他们的名义来申请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对学校很有好处，一方面是面子好看，名声好听，这些人说起来都

是在国外名牌大学任教；更主要的是有利益上的好处，中国的大学可以利用这些

人申请国家大笔的资金，如“973项目”一个项目的钱就有上千万，以他们的名

义去申请比较容易拿到，这些钱可以用来建实验室、招生。一大笔资金进入学校，

为学校也增加了收入。同时，假“海归”回国两三个月就像回国度假一样，还能

得到一大笔的钱。

　　记者：这样对国内教育界将造成什么危害？

　　方舟子：危害性很大，一方面造成不正当的竞争，本来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就

是要给全职规格人员的，被这些人以弄虚作假的手段给占据了，真正的海归人士

能申请到的科研经费就少了；另一方面是对国家科研基金的浪费，这些人主要在

美国，不可能真正在国内领导什么实验室，干活的是国内的人在干活，分钱也是

国内的人在分钱，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兼职冒充全职是欺诈

　　记者：这是不是国内教育改革过程不得不走的一个阶段？

　　方舟子：我不这么认为，国外的学者愿意回国我们是欢迎的，如果他现在暂

时没法回国，还可以有别的方式来跟国内进行合作，如担任兼职教授回国讲课，

帮国内教授审核论文，或帮中科院国家基金委做海外评审，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不是反对他们回国合作，我们反对的是欺诈的行为。本来最多只是一个兼职

教授，却冒充全职教授，这不是欺诈吗？

　　记者：北大有关负责人解释北大引入人才质量高，有一套较为完整的机制，

您如何看？

　　方舟子：我们不怀疑这些海外人才的质量是很高的，我们只是说这些人并没

有真正地回国。而且在这些假“海归”心目当中，国内的大学根本不放在眼里，

他们发表论文的时候也都是署国外的大学，很少连国内大学也署上，因为他们也

不敢，会担心美国的大学知道他们在中国兼任全职。最多是有某种合作关系，把

国内的某个教授挂个名作为第二作者。

(XYS2006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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