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科学家错了400年？”这是塞到我的信箱的一份传单的标题。收信人写的是“现在住户”，可见是一份四处散发的传单。邮寄者为位于美国堪萨斯州的“地心圣经基金会”，目的是想要给那些“心灵开放”的人赠送一本“能转变你的世界的免费书籍”。据称从这本书中能够获悉4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们没有告诉你的天大秘密：天文学家有意忽视了在19世纪70和80年代证明地球静止不动的实验结果；相信日心说的科学家没法解释一些天文、地理现象，不得不采用改头换面的地心说模型；地心说能够比日心说更好地解释所有的现象……

   
我们从小就知道，日心说在16世纪中叶由哥白尼提出后，一度受到罗马教廷的打压，布鲁诺为此献出生命，伽利略则受到了迫害，但是科学最终取得了胜利，连罗马教廷也不得不在上个世纪为伽利略平反，“地球绕着太阳运行”在今天已成为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的科学事实，为什么还会有人声称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日心说的正确，所有的证据反而都表明地球是静止的呢？

   
原因也是因为宗教。这份传单声称，地球的动静问题是科学与《圣经》发生真正冲突的唯一地方，也是所有教会放弃《圣经》的权威性的出发点，因为《圣经》明确说明地球是上帝创造的宇宙的中心，如果地球不是宇宙的固定中心，那么地球上的生命和人自身都会变得没有意义。

   
的确，《圣经》充斥了地球中心论的说法。既然人是上帝根据他的影像创造出来的万物之灵，而大地又是上帝赐给人的居住所，那么认为大地是宇宙的中心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在《圣经》看来，上帝造太阳、月亮、星星，都是为大地而造，为了用它们来普照大地，管理昼夜，在上帝创世的时候，大地是作为创造的中心的。《圣经》中也多处提到太阳是绕着大地转动，而大地是静止不动的。当初教会认为伽利略叛教，根据的是《圣经》中的一句话：“（神）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

   
事实上，在《圣经》看来，地不仅不动，而且根本就不是球形的，而是平的。这本来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圣经》是古人写的，当然会反映出古人的天地观。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坚信《圣经》准确无误，每一句话都必须从字面上理解，那么就必须坚信日动地心说是正确的，而地动日心说是错误的。甚至还必须坚信天圆地方——美国有一个据称有几千名成员的地平学会，就是根据《圣经》而有如此荒唐的信仰。那些声称进化论已被最新科学成果推翻的神创论者，也是由于宗教信仰而无视、歪曲科学证据，与地心论者、地平论者其实并无本质区别。

   
现在经常见到有国内学者宣扬科学与宗教调和论，嘲笑那种认为科学与宗教存在冲突的传统说法是过时观点。这些人真应该到美国，特别是到宗教保守势力强大的美国南方见见世面。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乔恩·米勒最近主持完成了一项调查，美国有三分之一的成年人坚决拒绝接受进化论，比例比其他发达国家高得多（欧洲各国成年人接受进化论的比例都在80％以上，日本为78％）。米勒认为导致这个差距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原教旨主义信仰对美国的影响。

   
美国著名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最近在给达尔文文集写的后记中指出，想让科学与宗教和睦相处，不仅不可能，也不值得。他认为二者发生冲突的战线一直是生物学，这门科学的发展继续在扩大着科学与宗教之间的鸿沟。他呼吁用一种新的世界观——科学人文主义（即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人文主义）——取代在21世纪正变得越来越危险的宗教。

   
正如我收到的那份传教传单所表明的，科学与宗教的战线并不限于生物学，即使是在天文地理，科学也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只不过生物学的成果对宗教信仰的打击更为重大和深刻，所遭受的抵抗也就更为强大和持久。

   
美国也有许多学者，甚至包括一些科学家，主张科学与宗教不冲突。但是他们的动机与国内那些为了反对科学的学者却未必相同，更多地出于要在一个宗教势力强大的国家为科学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的考虑。我能够理解这些人的良苦用心，但是更尊敬威尔逊的坦率和坚定。妥协也许会暂时改善处境，但是真正的胜利还需要靠坚守和进攻才能获得。

2007.1.5.

（《中国青年报》2007.1.10）

(XYS2007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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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善于表演“飞翔术”、“悬浮术”和让大型物体瞬间消失的美国魔术师大卫·科波菲尔最近到中国巡回演出，引起了轰动。中国媒体上出现了一些破解其魔术秘密的文章，不管这些文章是否真说中了机关，都是一件很煞风景的事。我曾多次在电视上见过科波菲尔的表演，也往往想不明白他究竟采用了什么障眼法。但是魔术的魅力正在于此。你知道它是假的，但是又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有了一种迷人的神秘感，而一旦被说破，就趣味索然了。所以，还不如保留和欣赏一个神奇的艺术梦境。对智力正常的人来说，不会把梦境与现实混淆，当然也不会因为不知科波菲尔的窍门何在就把他当成了神人。
但是却偏偏有人要把魔术当现实，把科波菲尔当神人。在1999年春天，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李_洪_志时，有如下一段对话：
《时代》：在你的著作中你谈到有人会飞，但是你说他们不应该向众人显露。这是为什么？
李：这和西方天堂里的神不该让常人看到是一回事，因为常人不能理解其意义。
《时代》：你见过有人飞离地面吗？

李：我知道很多这样的人。

《时代》：你能不能描述一个你知道的例子？

李：大卫·科波菲尔。他就能飞，而且他做过这样的表演。

李_洪_志本人是否真的相信科波菲尔会飞，不得而知，但是法_轮_功的信徒们却不得不从此如此相信。不知科波菲尔在知道有人相信他真的会飞时做何感想（怎么就没有中国记者想到去问他一下？），反正他一直保留着魔术师的身份，用正当的方式谋生，并没有因为有那么多的人不了解其魔术的秘密就宣布自己具有特异功能，否则我们倒是要请他在舞台下也飞飞看。但是有许多技术比他低得多的业余魔术师却把魔术表演当成特异功能招摇撞骗。一般的人不容易觉察其手法，但是因为没有预先知道是魔术表演，就很容易身在梦中而不觉了。不过，这种欺诈手段很难逃过职业魔术师的法眼。何祚庥、林自新和庆承瑞在《张宝胜败走麦城》描绘了这样的一幕：
“主持人宣布，张宝胜将表演另一个项目，将一块糖塞在刚才由何祚庥签名的密封的信封里。接着，张宝胜就将这一‘密封’的信封卷在一支钢笔上，让坐在一旁的×部长握在手中。为了‘培养情绪’，张宝胜离开了会场。

这时，魔术师提曰利说：‘×部长，你能否“打开”一下，看看你拿的信封，是否仍是何老师签字的那个信封？’×部长打开一看，果然已经‘掉包’。这已不是原先署有航天生理所的那只信封，而且封口敞开，里面什么也没有！至于那个签上6个‘何’字，并‘密封’的信封，已被张宝胜掉换去进行‘透视’了。”
如果不是碰巧有一位魔术师在场，张宝胜又会加一重神奇色彩。对这种有意骗人信以为真的魔术，必须揭露也应该揭露，因为那是欺诈，而不是艺术。有人狡辩说：“即使有99次特异功能表演被证明是欺诈，也不能证明第100次就一定不是真的。”说这种话的人，不知在现实生活中如果被某人欺骗了99次，是否还会心甘情愿地再相信一次？常识告诉我们，只要有1次被证明了是欺诈，就有理由怀疑其他99次都不是真的，只不过没有被逮住而已。
有时候，骗局是无意中造成的。英国作家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在1901年出版过一本讽刺小说《重访埃瑞璜》（Erewhon
Revisited），描写一位名叫希格斯的人访问一个叫埃瑞璜的边远国家，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乘气球逃离。20年后他故地重游，惊讶地发现那里出现了一个崇拜他的宗教。他被当成了乘坐“太阳车”升天的神，被称为“太阳之子”，在“太阳之子城”有一座庙宇专门供奉他，他以前的谈话成了“圣经”。我们先别嘲笑埃瑞璜人的愚昧。这个故事并不那么离奇。1947年7月一个军事气球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坠毁，到现在还有许多人坚信那是一架外星人的飞碟。而许多所谓不明飞行物，其实也不过是气球一样的一点也不神秘的人造物体。
还有许多“不明飞行物”，则是自然现象，在未经训练的眼中，才变得神秘。那些迷信神秘现象的人经常开大自然的玩笑。1996年，两位青海作家声称在青海德令哈市白公山下发现了许多“神秘铁管”，据说“即使它不是外星人的作品，也很难相信它是自然力形成的”。初步化验结果表明其主要成分是氧化铁，可能是由铁管经万年风化作用形成。人类在5000多年前才掌握了冶炼铁的技术，万年前的铁管只能是外星人的杰作了。这两位作家因此在其文章中将发现“铁管”的山洞称之为“外星人洞”。最近国内报纸又纷纷炒作此事，声称在青海发现“外星人遗址”，事情越闹越大，地质学家们只好出来澄清说他们早就研究过那些“铁管”，学名叫铁质结核，是铁元素经过水流的侵蚀，与水中的硫化氢结合，自然演化形成的，“连奇特都谈不上”。
谜底揭开后，有人撰文指责这些地质学家扫了大家的兴，破坏了一个旅游资源。当初炒作此事的目的，也许不过是为了创造出一个旅游胜地。有些人开大自然的玩笑，却抱着更阴险的动机。李_洪_志为了证明在几亿年前曾经存在过一个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在《转_法_轮》一书中介绍说：
“再说远一点的，非洲有个加蓬共和国有铀矿石，这个国家比较落后，自己不能够提炼铀，把它出口到先进国家。１９７２年，法国一家工厂进口了这种铀矿石。经过化验发现这种铀矿石都是被提炼过、利用过的。觉得很奇怪，就派出科技人员去考察，许多国家的科学家都去考察。最后证实这个铀矿是个大型核反应堆，而且布局非常合理，我们现在的人都不可能创造出来的。那么，什么时候建成的呢？是２０亿年前，它运转了５０万年。”
人类第一个核反应堆是1942年12月在费米的领导下，在芝加哥大学的体育馆建成的。如果早在20亿年前就有了核反应堆，那是多么神秘的现象！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铀元素在自然界中主要以两种同位素的形式存在，即U238和U235，这两种都是放射性同位素，会缓慢地发生衰变，不过半衰期都非常长，分别为约45亿年和7亿年，前者与地球的年龄大致相当，也就是说在地球形成时的U238还有大约一半保留到现在。U235比较容易发生裂变，可用它做核燃料，但是它在自然界中占的比例很低，在现在，每100,000个铀原子中，只有720个是U235，即比例为0.00720。在用铀做核燃料时，需要提炼、“富集”U235，使其比例增加到大约3%。
1972年6月2日，法国一家核燃料加工厂的一名科学家在分析一批铀矿时，发现U235的比例偏低，为0.00717，似乎曾经被使用过。一开始，他以为是有核反应堆的核废料掺杂在里头，但这个可能性很快被排除了，因为这批样品并没有核废料所应该有的很强的发射线。追踪这批铀矿的来源，发现它们来自加蓬共和国的奥克劳（OKLO）铀矿，那里出产的某些铀矿与其他地方的铀矿都不同，有比较低的U235比例，氩、铅等核裂变产物的组成也与现今的正常值不一样，这表明它曾经有过以U235为核燃料的核反应堆，现在发现的是其“化石”。因为该核反应堆的历史悠久，而铀裂变产物的半衰期只有几百万到几千万年，这些裂变产物到现在已经衰变完了，所以检测不到核废料所该有的强烈放射性。这个现象，因此被称为“奥克劳天然核反应堆”。
自然界中也会存在核反应堆？这听上去很奇怪，但是在专家眼中，并不神秘。其实早在1953年，加州大学的乔治·维色里尔（George
W. Wetherill）和芝加哥大学的马可·英格兰姆（Mark G.
Inghram）就指出20亿年前的铀矿石可能产生天然链式反应。在1956年，美国阿肯萨斯大学的日裔核化学家黑田和夫更归纳出了天然核反应堆成立所需要的条件，这些条件，在奥克劳铀矿的数十个矿床中，有十几个恰好都符合。第一个条件是U235在铀中的比例必须比较高。由于U235的半衰期比U238要短，在以前U235的比例自然要比现今的高，做一个简单的计算就可知，在大约20亿年前，U235的比例可达到人工核反应堆所用的比例，即3%。也就是说，天然核反应堆应该产生于20亿年前。通过测定奥克劳铀矿中各种同位素的含量，我们可以推测其核反应堆的确在约20亿年前开始运行，大约运行了1百万年。这个“大型”核反应堆的功率其实非常小，在1百万年间总共只烧掉了约5吨U235，功率只有区区十几千瓦，比任何一个发电站都小，而位于加州中部的一个核电站一年就要烧掉3吨U235，功率高达2301兆瓦。
第二个条件是铀的总含量比较高。在奥克劳，有数十个矿床（这些矿床最大的有双人床那么大）含有高浓度的铀，有的纯二氧化铀的含量高达70％。
第三个条件是矿床中中子吸收剂的含量必须足够低。一个U235原子吸收了一个中子后，发生裂变，分裂成两种裂变产物，同时释放出两、三个中子，新产生的中子又可被其他U235原子吸收，引发新的裂变。但是如果周围存在镉、硼或稀土元素等中子吸收剂，将裂变产生的中子吸收，就会终止了这个链式反应过程，从而无法发生持续的裂变。在奥克劳的一些铀矿矿床中，基本上不含中子吸收剂，使得链式反应可以持续下去。
第四个条件是减速剂的含量必须足够高。核反应堆中的减速剂能使裂变产生的中子减速，这样它们不会快速逃逸，才能继续和其他U235原子核反应，产生新的裂变。在人工核反应堆中，一般采用石墨做减速剂。黑田和夫当时也把石墨的存在做为天然核反应堆的必要条件，因此未能在全世界的铀矿中找到满足这一条件的。现在我们知道，水中的氢原子核也可以做减速剂。在奥克劳，曾经有大量的水流经铀矿，铀矿的孔隙中保留了足够的水做为减速剂，使链式反应得以持续。
最后一个条件是反应堆的截面积必须足够大，这样裂变产生的中子才会多于逃逸反应堆的中子，才有足够的中子供链式反应使用。在奥克劳的反应堆中，截面积长度最小为1米，宽度最小为15厘米。一个反应堆的截面积如果比这还小，那么即使核反应能够发生，也不可能维持足够的时间。
总之，奥克劳反应堆不过是大自然表演的“魔术”而已，科学家早就预测了其存在，并无神秘可言，无需乞灵于“史前文明”。那些练法_轮_功的物理、化学博士其实也知道这一点，但是既然其教主已经把奥克劳反应堆定性为“史前文明”，他们也就只好跟着鼓噪，反过来指责科学家们心灵闭塞。如果你耳闻目睹了神秘现象，就应该想想那是不是有人故意或大自然无意所做的“魔术”表演，是不是谁都像你一样疑惑不解，不知其中奥秘。记住，你自己无法解释的，不等于就一定是谁都无法解释的。

2002.8.17.

（原载《科学世界》2002年第9期）

    
近年来人文学者在文章中批几句“科学主义”已成为显示自己见解高超的一种时髦。且不说像我这样喜欢去给别人挑科学错误的人经常被戴上“科学主义者”的高帽，就连欢迎赛先生的“五·四”先贤们现在也被一些人称为是想搞科学主义。这个科学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可怕怪物呢？

   
按照《牛津英语词典》的定义，科学主义通常是个贬义词，是用来指相信科学知识和技术万能的信仰，也用来指认为物理科学的研究方法能够取代其他领域（例如哲学以及人类行为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的观点。按照这个定义，科学主义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认为科学万能，二是认为科学方法具有普适性，能用于传统上被认为是非科学的其他领域。

   
因为这是一个用来贬损、丑化他人的词语，所以未必真能反映出被贴上科学主义标签的人的真实观点。如果真有人相信科学万能论，那只能说这个人不太了解科学的本质、方法和精神。人们对科学知识的掌握和应用受制于客观规律，因此科学不可能像宗教、迷信那样自称能创造“奇迹”。科学与万能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科学万能”就跟“科学宗教”、“科学迷信”一样在语义上是自相矛盾的。所以我不知道是否真存在科学万能论这种信仰，那些被称为信仰“科学万能论”的人，其实不过是相信没有科学是万万不能的。

   
但是认为科学方法具有普适性，能够应用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领域，却并不荒唐，而且早已变成了现实。“科学主义”一词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科学的蓬勃发展已经开始触及到人文领域时，引起了某些人文学者的反对，他们试图用“主观”的人文研究方法来对抗“客观”的科学研究方法，批评那种想把科学方法应用于人文学研究的思想为科学主义。

   
这种对抗是徒劳的。传统上被认为与科学无缘的一些领域，在今天已经在广泛地应用科学方法，例如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伦理学乃至宗教学。这是
“科学主义”的胜利。可以预料，科学方法在以后将会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不断地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观念。毕竟，科学方法是人类所能掌握的最可靠的研究方法，当然值得推广。即使不能应用于研究一切问题，在学术上做一下尝试也无妨。就连一直被国内某些人文学者抬出来做为反对科学主义的旗手的哈耶克，也极力主张用生物学成果来解释社会现象，算得上是一位科学主义者。

   
许多人认为科学只能揭示客观事实，而不能提供价值判断，后者应该由哲学、宗教去做。这种观点并不恰当。客观事实会直接影响到价值判断，准确的价值判断也离不开客观事实。没有科学基础或违背科学事实的价值判断必然是盲目的。科学成果在今天对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正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影响。宇宙、意识、起源、人性……这些概念在以前只是哲学、宗教问题，在今天却是个科学问题。宇宙学、进化论、遗传学、认知科学、生态学等等科学学科的研究成果都在挑战传统观念，影响甚至直接提供价值判断。

   
当然，还有许多领域、许多问题是科学一时无法解决的，甚至以后也难以解决的。但是科学还没能去占领这些角落，并不等于现在盘踞在那里的种种说法就是合理的。既然科学方法是发现客观真理的最可靠的方法，如果连科学都还无法做出回答，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其他的方法——比如神学的方法、迷信的方法——提供的答案反而是合理的呢？例如，关于人类的起源，在从前有无数的神学说教、民间传说，在进化论出现后，人们就知道它们全是虚妄。

   
今天在中国引起关注的科学真伪问题，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涉及到未知的科学问题，也没有进入科学之外的其他领域，而全都是在科学研究的领域，而且科学已经提供了明确的答案的，只不过反对者不愿承认或不了解而已。如果仅仅是因为认为在科学的问题上，没有科学是万万不能的，坚持要用科学方法、科学知识检验那些想到科学领域把水搅浑的非科学、伪科学学说，就成了科学主义，那么，当这样的科学主义者，其实光荣得很。“科学主义”这个贬义词，由于反科学人士的滥用，在今天的中国，反而要变成褒义词了。

2006.12.18.

（《中国青年报》2006.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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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布尔的《蝉》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时，删去了“蝉的音乐”部分。在这个部分，法布尔介绍了他做的一个著名实验。一般人认为蝉发音是为了喊叫同伴，但法布尔认为这个意见是错误的。他借来两支土铳，在树下连开了两枪，声如霹雷。但是树上的蝉仍然继续歌唱，一点没有受到枪声的影响。于是法布尔认定：蝉好像一个极聋的聋子，对自己所发的声音是一点也感觉不到的！

   
其实蝉并非聋子，它身上也长着类似于人类的耳鼓的膜可以感觉声波，只不过能探测的声波频率范围比较窄，大致在3000到15000赫兹之间，但是这已足够让它们很清楚地听到其同种发出的声响。

   
我们很容易先入为主地以为其他动物有着和我们一样的感官，因为蝉没有听到我们能听到的声响，就以为它必定是极聋的聋子。人耳能感知的声波频率范围要比蝉宽得多，在20到20000赫兹之间。低于20赫兹的次声波和高于20000赫兹的超声波是我们无法听到的。但是大象却用次声波相互通讯，而蝙蝠和蛾子之间却在进行一场超声波战：蝙蝠能发射和探测超声波用以侦察猎物，而蛾子也能探测蝙蝠发出的超声波加以躲避。在这些动物看来，我们人类也是聋子。

   
人眼能够看到的光的波长范围大约在红光的770纳米到紫光的390纳米之间，因此我们把这个范围的光称为“可见光”，波长大于770纳米的红外线和低于390纳米的紫外线都是人眼看不到的。但是响尾蛇在夜间能够看到老鼠体温散发出来的红外线，蜜蜂则可以看到花瓣上的紫外线组成的图案，据此飞向花中心的花蜜和花粉。有的昆虫能够通过吸收或反射紫外线相互通讯。还有许多昆虫和鸟能依靠空中的紫外线分布导航，即使太阳被云彩、山峦、建筑物遮挡，它们也能通过感觉偏振光而确定太阳的具体位置。

   
人类的嗅觉更是乏善可陈。嗅觉最灵敏的人也只能最多分辨数千种味道，而狗能分辨出数百万种味道。大多数哺乳动物的嗅觉都比人灵敏得多，它们仅凭气味就能分辨敌友、发现猎物。

   
还有许多动物具有在人类看来非常神奇的“第六感”。例如，从单细胞的原生生物到哺乳动物都能利用体内分泌的化学物质——外激素——相互联系。蛾用外激素寻找配偶，蚂蚁用外激素调节社会行为、标记食物线索，哺乳动物用外激素标记领地、发出警告以及寻找配偶。人类用以感觉外激素的器官犁鼻器已经完全丧失或高度退化了，人类是否也能用外激素进行无意识的通讯是一个还没有定论的问题，争议本身就说明人类即使存在这种“第六感”，也是微不足道的。

   
有的“第六感”对我们来说更是完全陌生的。许多昆虫、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动物都能感觉地球的磁场，用它来导航。有些动物（例如信鸽、鲸）甚至能通过感觉磁场强度的细微变化确定自己所在的位置。许多水生生物能够探测到其他动物体内散发出的电场，并进行电子战：鲨鱼能够通过探测猎物的电场进行捕食，有的鱼类则能自己发射电场，通过探测电场变化发觉捕食者。

   
有的人因此认为人类与其他动物相比，各项感官都退化了。汇总各种动物之长比人类之短，显然是不合适的。动物感官的差异，是适应环境的进化产物。我们的祖先没有进化出某种感官，或者某种感官出现退化，根本原因是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甚至要加以避免。例如，紫外线能对细胞中的遗传物质造成损伤，会导致癌变。为了保护视网膜，人眼就不能去感觉阳光中的紫外线，紫外线在进入人眼时，大部分都被角膜中的黄色素吸收、过滤掉了。而对于寿命短暂的昆虫、鸟类，它们不必担心视网膜癌变的危险，就可以去感觉、利用紫外线。

   
人的某些感官能力其实在动物中极为突出，例如人的视觉分辨能力和色彩感觉能力就非常发达。视觉是人类接受外部信息的最主要途径。我们看到一件陌生的东西，首先会仔细端详其形状和颜色，而其他哺乳动物则可能是过去闻闻其味道。大多数哺乳动物是色盲，但是人眼却能感觉、分辨极为丰富的色彩，这对生活在森林中以果实为主食的人类祖先至关重要，他们远远地就能把成熟的果实与不可食用的不成熟果实和叶子轻易分辨出来。有一个有趣的假说认为，人眼之所以对黄光特别敏感，是因为那是成熟香蕉的颜色。

   
当然，由于我们拥有无与伦比的大脑，感官也就相对不那么重要了。发达的大脑让我们能够通过制造和使用工具弥补感官的不足，而科学也让人类不能感觉的其他感官世界不再神秘，甚至可被利用了。

2006.12.04.

（《中国青年报》2006.12.6.）

(XYS2006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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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要正常地运转，除了需要从食物中吸取水、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维生素，还需要多种矿物质。其中需求量最大的矿物质是钙，大约占了体重的2％。体内98％的钙都用于组成骨骼。

   
看上去死气沉沉的骨骼其实是一个活生生的动态系统，不断地发生着新旧更替：在骨的表面，成骨细胞不断地吸收钙制造新的骨组织，而旧的骨组织则不断地被破骨细胞破坏掉。在少年儿童时期，新生的骨组织远多于被破坏的骨组织，钙的净吸收量能达到60％，骨骼也因此不停地增长。到20岁左右，骨骼的增长停止了，骨吸收的钙量逐渐减少，不过仍多于丧失的钙，骨质因此变得越来越密，直到30岁左右，达到了最大值。

   
从30多岁开始，骨丧失钙的速度逐渐高于吸收钙的速度，从而导致骨质的减少。从40岁开始，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逐渐丧失骨质。如果在30岁之前没有存储足够多的骨质，之后又没有补充足够的钙，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骨质丧失越来越多，骨变得越来越疏松，最终无法支撑身体的重量，很容易发生骨折，就得了骨质疏松症。这是导致老年人残废和死亡的主要因素，大约一半的老人面临这种危险。骨质疏松症的另一个后果是脊柱无法承受身体的重量，导致驼背，压迫内脏。绝经妇女受骨质疏松症的影响更大，骨质疏松症的患者约80％为女性。

   
因此在人的一生各个时期，都需要保证能从膳食中吸收足够量的钙。根据美国医学科学院制定的标准，青少年时期（9岁～18岁）对钙的需求量最大，每天要摄入
1300毫克。成年人（19～50岁）每天推荐量为1000毫克。由于对钙的吸收能力随着衰老而降低，所以51岁以上的成年人的每天推荐量又增长为
1200毫克。孕妇对钙的需求量显然也要增加，但是由于孕妇从肠道吸收钙的能力也增强，所以每天推荐量没有增加，仍然是1000毫克。

   
鲜牛奶和酸奶是饮食中钙的重要来源，一杯（240毫升）鲜奶或酸奶的钙含量达300毫克。此外，豆腐、坚果和深绿色蔬菜（甘蓝、花椰菜等）也富含钙。但是大部分人并没能从日常饮食中吸收足够量的钙，女性尤为明显。因此，人们需要有意识地补钙，有计划地增加饮食中钙的含量，例如每天喝3杯牛奶。但是对许多人来说，是很难长期实施这样的饮食计划的，那么就可以考虑每天口服钙片。

   
目前市场上卖的钙片主要是两种形式：碳酸钙和柠檬酸钙。碳酸钙片比较便宜，含钙量高（含40％），但是要有足够的胃酸才能被吸收，最好在进食时或进食后不久胃酸分泌最高时服用。柠檬酸钙比较贵，含钙量低（含21％），不过不需要胃酸也能被吸收，比较适合胃酸分泌少的老年人。各个厂家生产钙片质量不一定一样，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办法测试它们是否能被身体吸收：用一小杯温水或醋溶解一片钙片，看看是否能在30分钟内几乎全部溶解。

   
因为许多人误以为天然的东西较好，所以市场上还有一些用牛骨粉、白云石、贝壳粉做成的“天然”钙片，但是这些“天然”钙片可能含铅、汞、镉等有害重金属，要避免服用，不要迷信“天然”的东西。

   
人体一次最多只能吸收500毫克的钙，因此不要买每片含量高于500毫克的钙片，否则只是浪费。如果你需要一天补1000毫克的钙，应分两次各服500毫克的钙片，而不要一次服1000毫克。有的人在吃了钙片后会便秘，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可以尝试改用一天多次服用小剂量的钙片。

   
补钙不是多多益善。每天摄入的钙不宜高于2500毫克，否则有导致血钙过高、损害肾脏、影响其他矿物质的吸收等危险。以前有人担心高量摄入钙会导致肾结石，最近也有一项调查表明那些每天服用钙片的老年女性患肾结石的比率略有增加。不过，其他的研究表明高量摄入钙反而降低了肾结石的风险。最常见的肾结石是草酸钙肾结石，摄入草酸过多和饮水过少可能是形成肾结石的更主要因素。

   
人体要吸收、利用钙，需要有维生素D的参与。一个人每天对维生素D的需要量为5～10微克（200～400国际单位），但是人的皮肤受到紫外线照射后可以自己合成维生素D，无需从膳食中摄取。不过人体产生维生素D的效率和肤色深浅有关。肤色浅的人只要在阳光下照射15分钟就能够生成足够一周需求的维生素
D，肤色深的人则可能要用几个小时才能达到类似的效果。如果你的肤色很深，或很少晒太阳，可以考虑服用维生素D片。维生素D也不是多多益善，如果每天的摄入量超过50微克（2000国际单位），会危害健康。

   
然而，靠钙片补钙的效果并不像钙片广告所宣传的那么大。今年2月美国研究人员发布了一项关于补充钙剂、维生素D和骨折风险的研究报告。他们对36282名
50～79岁的绝经期健康妇女进行临床试验，将她们随机分成两组，一组每天口服1000毫克钙（碳酸钙片）和400国际单位维生素D，一组每天口服安慰剂，试验时间平均持续7年。结果表明，补钙组的髋骨骨质密度有略有增加（增加了1.06％），髋骨骨折的发生率平均减少了12％，不过后一数字被认为不具有统计意义。补钙对60岁以上的妇女的作用更显著，补钙组髋骨骨折发生率减少了21％。

   
导致骨质疏松并非只有钙摄入量不足这个因素，还有其他因素，包括遗传、吸烟、酗酒、雌性激素少、缺少运动、身材单薄、摄入食盐和肉过多、某些药物的副作用等。因此要预防骨质疏松，除了补钙，还要尽量减少其他因素，戒烟、戒酒、增加运动、减少食盐和肉的摄入。每天从事30分钟的跑步、滑冰、举重、体操、舞蹈等需要抗拒重力的负重性运动能够增强骨的强度和密度，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膳食中食盐和肉过多会使肾脏排泄过多的钙，因此应把每天食盐的摄入量控制在
2400毫克（约1小调羹），肉控制在170克。

（《经济观察报》2006.11.27.）

(XYS2006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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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加哥大学进化生物学家杰里·科因上个世纪70年代在哈佛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时，有过一段奇遇。1974年夏天，他选修热带生态学课程，前往哥斯达黎加的热带雨林实习。每天晚饭后，学生聚在一起听课，也就难免遭到热带蚊子的袭击。

   
一天晚上，科因觉得头皮被蚊子叮了一下，开始发痒。几天后，头皮发痒不仅没有消退，还肿起了一个大包。科因感到不妙，请一个学医学昆虫学的同学做了检查。这位同学告诉他吓人的检查结果：他的头皮寄生着一条蛆。

   
众所周知，许多蝇类会把卵下在伤口或眼睛、耳朵等人体开口处，让这些地方生蛆，蚕食人的肌肉，给人带来生命危险。但是科因的头皮原来并没有伤口，他也没有发觉自己被蝇类袭击过，蛆又是怎么长出来的呢？

   
原来，那是一种很特殊的蝇类——肤蝇，它会巧妙地借助蚊子间接袭击人类。肤蝇会捕捉蚊子，把卵粘在蚊子的腹部，然后将蚊子放生。几天后，蛆发育成熟了，但是仍然呆在卵里等待时机——等待蚊子叮人（或其他温血动物）时，蛆感受到了体温，就孵化出来，钻进人的皮肤中寄生下来，靠吃人肉为生。

   
一旦你被肤蝇蛆看中，清除起来就很麻烦了。你可能会想到要把它拉出来。但是它的末端长有两个钩子，紧紧地钩住肌肉。你拉它时，钩子会钩得更紧，如果你用力想把它拉出，它就会被拉断，蛆的下半部分会残留在人体内，能导致感染，要比让蛆寄生危险得多。蛆会分泌抗生素，防止细菌、真菌来跟它抢肉吃，因此让蛆活着，伤口反而不会感染。

   
哥斯达黎加本地人在遇到蛆寄生时，会用一种草药把蛆杀死。不过，为了避免感染，把蛆杀死后仍然需要动手术把被寄生的部位清除干净，但是在热带雨林中很难找到外科医生。

   
还有一种治疗办法是利用蛆需要呼吸空气的习性。蛆躲在皮下，通过一根吸气管穿破皮肤透气。如果用一块生肉紧紧地压在蛆的吸气管开口处，蛆为了能够吸气，就不得不往上爬，钻到生肉中，离开了人体。科因的一位同学就是通过这种办法把寄生的蛆除掉了。不过这位同学被寄生的部位是臀部，科因要如法炮制的话，就要把头发剃光，而且在头上绑一块生肉，在炎热的热带夏天，这么做可不好玩。而且这种治疗办法还不一定就会成功。

   
想来想去，科因决定还是等回校后再找医生处理比较保险。与蛆共生并不像想像的那么可怕，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什么感觉，在蛆翻身时才会感到一阵刺痛。几个星期后，科因回到了哈佛，这时头皮上的隆包已长到了像鹅蛋那么大。他马上前往哈佛诊所，吸引来了一群好奇的医生和护士围观。这让科因感到很恼怒，决定放弃治疗，顺其自然，让这只蛆完成其生命历程。

   
科因此时已经适应了与蛆共生的生活，他甚至喜欢上了这只蛆和隆包，用它来吓唬人寻开心。终于，在一个晚上，在观看棒球比赛时，科因发现蛆正在奋力往外钻，他知道一切即将结束了。当天晚上，一只大约一英寸（2.54厘米）长的蛆完全破皮而出。在自然状态下，成熟的蛆将会钻进土壤中，长出蛹壳，把自己包裹住，变成蛹，几周后就会变成蝇。科因把这只蛆放进一个装了消毒过的砂子的玻璃瓶中，细心看护。但是它在能把自己用蛹壳包裹住之前，干死了。

   
科因虽然逐渐适应甚至喜欢上了它与肤蝇的共生关系，但是一开始是被迫的，而这只肤蝇蛆似乎也善解人意，很幸运地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痛苦。在此之前，在巴拿马工作的昆虫学家劳伦斯·邓恩主动让肤蝇寄生，并经历了更大的痛苦。他发现一只携带着肤蝇卵的蚊子后，觉得这是一个观察肤蝇的生活史的良机，就主动伸出左臂让蚊子下了两只蛆。第二天，伤口开始红肿，他惊讶地发现蚊子还在他的右臂和右腿也各下了两只蛆。虽然他为此常常感到痒得很厉害，有时还会感到刺痛，但他让这六只蛆都生存了下去，仔细地进行观察。这些伤口越长越大，并破裂流出许多脓、血，不得不进行包扎。过了46到55天，这些蛆先后钻出，被放进试管中，后来都成功地变成了蝇。邓恩发现，在蛆离开后，他的伤口就很快愈合了，不过有一处过了八个月还留有疤痕。

   
在生物学上，生物的共生关系有三种：对一方有益、另一方有害的属于寄生，对一方有益、另一方无益也无害的属于共栖，对双方都有益的属于互惠。肤蝇与人原本是纯粹的寄生关系，但是科因却从这种关系中找到了乐趣，邓恩更是借助这种关系增长知识，也许我们应该说，他们与肤蝇的关系，变成互惠的了。

   
科因的生活后来再也没能离开蝇，不过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对人无害的实验动物——果蝇。

2006.11.19

（《中国青年报》2006.11.22.）

(XYS2006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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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科学精神？

   
科学普及时不仅要普及科学知识，更要普及科学精神，这已成了中国科普界的一项共识。甚至连伪科学的鼓吹者也跟着嚷嚷要发扬科学精神，把伪科学人士打扮成富有科学精神的斗士，哥白尼、伽利略再世，而批判伪科学者倒成了违背科学精神的暴君教主了。显然，伪科学斗士与反伪科学斗士所理解的科学精神并不完全相同。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多方面的。最容易获得赞同的一点，是探索精神。永远要对新鲜的事物敞开心灵，准备接受新的知识，容纳新的观念，探讨新的奥秘，追求新的结果。这是科学得以发展的基础。科学源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事实上，许多动物都具有好奇心，这是对环境的一种适应，可以说是进化的产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每一个健康的儿童都是科学家。儿童热衷于探究新事物，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也轻信荒唐的解释，接受无理的答案。他们所缺乏的，是科学精神的另一个方面：怀疑。怀疑意味着科学绝不相信权威，也绝不无条件地宽容。显然，愤世嫉俗似的怀疑一切是不智的，将因为心灵闭塞而失去了探索的能力。但是如果不具有怀疑精神，就失去了分辨是非的基础，所有的观念，不管是合理还是荒唐，都可以被全盘接收，科学将成为垃圾场。但是伪科学人士也可以争辩说，他们富有怀疑精神。的确，他们很有怀疑科学主流的勇气：“科学神创论”者怀疑进化论，研究“特异功能”者怀疑物理定律，诸如此类。而我们则怀疑他们的怀疑。这两样的怀疑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又如何避免心灵闭塞、怀疑一切呢？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为科学精神增添新的内涵：实证和理性。

   
实证不只是要求有支持的证据。伪科学者往往声称他们有证据，也会在其论著中列举种种证据。但是那些全都是轶事、流言、类比、某位权威（往往是其他领域的权威或断章取义）的说法、捏造的事实、巧合等等，都不是能被科学界接受的证据。实证要求有确凿的证据：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用严密的方法，重复、独立得到的观察和实验结果。控制条件、重复性、独立性和概率统计，乃是实证的特征，更是伪科学的死敌。实证离不开理性，亦即用严密的逻辑对证据进行分析和推导，在各种可能的解释中选择最合理、最可能的一种。在缺乏证据时，也能够排除那些不合理、不可能的解释。休谟曾经提出一条判断原则，他称之为公理：“没有任何证言足以确定一个神迹，除非该证言属于这样的情形，其虚假比它力图确立的事实更为神奇。”这就是一条理性的原则。此外，象非常不平常的声称要有非常确凿的证据、从个案得不出普遍结论、相关的事件不等于有因果关系、无法证明不存在不等于必定存在、使用科学术语不等于科学理论、取证的责任在反主流的声称者一方、看上去无法解释的现象不等于不能解释等等，也都是理性的原则，是反伪科学的有力武器。每一个健康的人都能够掌握严密的逻辑思维，但是每一个健康的人也都必须经过恰当的教育和严格的训练才能掌握严密的逻辑思维。即使是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也未必时时刻刻都在坚持理性的原则。实证和理性精神是科学精神中最为重要、然而也是最难掌握的方面，应该成为发扬科学精神的重点。

   
探索、怀疑、实证、理性，是科学精神不可分割的四个方面。孤立地强调某一方面，都是在为伪科学大开方便之门，或者有阻碍科学发展的危险。正是在这四面旗帜之下，科学研究不断地观察、检验，抛弃错误的观念，增添新的知识，从而持续地进步。在人类形形色色的活动中，我们很难再找到另一种能够持续地进步。文学、艺术并不进步，而是风格的改变。人文、宗教并不进步，只有流派的演变。但是与伪科学者所宣扬的相反，科学的进步并不是推翻一切重来的大革命，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演化。科学的进步是连贯的进步。被视为现代科学最大的两场革命也是如此：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没有推翻了博物学、地质学的一切成果，而是保留了其中绝大部分数据和理论，做了重新解释。爱因斯坦相对论并没有推翻牛顿力学，而是它的扩展、深化。爱因斯坦在总结他的成果时曾经说过：“创造一个新理论并不象是摧毁一个旧谷仓，然后在原地建一座摩天大厦。它倒象是在攀登一座山，获得了新的、更宽阔的视野，在我们的起点和它的丰富环境中发现意料之外的联系。但是我们的出发点还在那里并能被看到，虽然它显得较小，并成了我们在探险攀登中克服障碍后所获得的广阔视野中的一个微小的部分。”妄图一举创建全新的科学，只存在于伪科学者的白日梦中，而事实上伪科学也从没能有任何的进步，因为他们不敢承认更不必说纠正错误。持续、连贯的进步，是科学的特征，也是科学工作者的自豪与慰藉。

2000.12.9.

                      
“科学精神”不是中国专利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科学传播中心主任吴国盛8月20日在《大众科技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科学精神与自觉意志》的文章，质问现在国内大讲“弘扬科学精神”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因为据他说“科学精神”属中国特色：

　　“科学精神这个词不太容易译成英文。像scientific
spirit这种词组似乎在英文里也不常使用的。我想起称一个人有哲学头脑往往使用‘philosophic-minded’，比如
‘philosophic-minded
scientist’，就是一个科学家有哲学头脑。我们似乎也可以把有科学头脑、科学精神的人称为‘scientific-minded
person’。当然还有其它的译法，比如mind of
science。但这些词组在英文里似乎都不是有特定含义的高频词组，科学精神这个词中国味更足一些。我们中国人喜欢使用‘精神’这两个字，什么批判精神、怀疑精神，什么宽容精神、创新精神，一大堆。为什么呢？我想，可能是用了‘精神’两个字，就比较来劲，比较有神，比较有‘精神’，因为精神就是活力嘛。这是使用精神一词的‘修辞’动机。”

   
去年1月12日吴国盛的同事刘华杰在北京一个讨论“科学精神”的会议上做题为《“科学精神”语义分析》的发言，也声称“据说，英文好像根本没有与中文相对应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叫法”。我读其发言稿后，写去一信，提供资料指出这种说法是极其错误的，“科学精神”（scientific
spirit或spirit of science）和“人文精神”（humanistic
spirit或spirit of
humanism）这两个词在西方用得非常多，哲学、历史（特别是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著作中也常见。刘华杰后来在文中补充了一句：“方舟子的调查表明，英文中经常使用scientific
spirit和spirit of
science。”并在文后附上我提供的证据。吴国盛想必读过这篇发言稿，却到现在仍然把“科学精神”当成中国特色，质问提倡者的动机，倒真要让人质问他
“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了。我查了一下，吴国盛的这篇文章其实是以前一篇题为《谈科学精神》的文章缩写，在后者就很明确地说：“我有一种感觉：许多人讲弘扬科学精神，其实也就是鼓吹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摆出一副科学导师的派头，标榜自己“爱护科学的纯洁性，防止别有用心者利用科学，制造科学的‘僭越
’”。他也想提倡科学精神，但是动机特别，“为的是解决现代科学自身的问题”。

   
老实说，看到研究科学哲学、科学传播，而且经常将“人文精神”挂在嘴上的哲学系教授竟然不知道西方也有“科学精神”，是非常令人惊讶的。科学哲学的创建者之一、法国著名哲学家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1934年出版的名著题目就叫《新科学精神》（Le nouvel
esprit
scientifique），而现代人文主义运动的经典文献、34名思想家在1933年联合发表的《人文主义者宣言》（Humanist
Manifesto）中，有一条就是：“宗教必须根据科学精神和方法制定其希望和规划。”（Religion
must formulate its hopes and plans in the light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and method.）其对有关专业文献的陌生，由此可见。
   
“科学精神”也出现在著名思想家的著作中。例如佛洛伊德的《生命的哲学》（A
Philosophy of
Life），尼采的《人性的，太人性的》，都多次提到科学精神。著名科学家也常常大谈科学精神。赫胥黎在1894年3月的一封信中说：

   
“我认为19世纪的主要特征是：科学精神的快速成长，继之将科学研究方法应用于解决占据人类心智的所有问题，以及相应地排斥已被证明无法担当研究任务的传统信仰。科学精神的活力已在每一个理论和实践的领域体现出来。你提到的那些杰出人物中有许多在其各自领域都是科学精神的有效喉舌。但是选择其中的任何一个做为这个时代的科学精神的力量和威严的充分体现，不管他是多么优秀，都是一个重大的错误。科学拥有许多先知，但是连出现一个救世主的希望都没有。”（I
conceive that the lead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as been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the consequent
application of scientific methods of investigation to all the
problems with which the human mind is occupied, and the correlative
rejection of traditional beliefs which have proved their
incompetence to bear such investigation. The activity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has been manifested in every region of
speculation and of practice. Many of the eminent men you mention
have been its effective organs in their several departments. But
the selection of any one of these, whatever his merits as an
adequat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ower and majesty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of the age would be a grievous mistake. Science reckons many
prophets, but there is not even a promise of a Messiah.）
   
居里夫人的女儿在《居里夫人传》中回忆了感人的一幕：在居里夫妇宣布发现镭以后，几名美国科学家去函询问分离和提取镭的方法。居里问居里夫人是否应该考虑申请专利，这将会得到一大笔钱改善生活和建一个良好的实验室，居里夫人毫不犹豫地说：“这是不可能的。这将会与科学精神相违背。……物理学家总是全部公开发表其研究成果。如果我们的发现有商业用途，那只是偶然的，我们不应该以之牟利。镭将被用于治疗疾病。……在我看来不能够从中捞好处。”在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居里同意：“是的，那将会与科学精神相违背。”（”It
would be contrary to the scientific spirit. ” Madame Curie: A
Biography, by Eve Curie）
   
美国伟大的记者孟肯（H. L.
Mencken）有句名言：“事实是，基督教神学就像其他所有神学一样，不仅抗拒科学精神，而且抗拒所有理性思维的意图。”（The
truth is that Christian theology, like every other theology, is not
only opposed to the scientific spirit; it is also opposed to all
other attempts at rational thinking.）
   
美国科学教育中，也很强调教科学精神。托马斯·威斯（Thomas M.
Weiss）曾在美国《全国科学教育研究会》杂志（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Vol. 53, No.
4.）发表一篇题目就叫《科学精神》（The Spirit of
Science）文章，将科学精神定义为：“对逻辑的尊重，对寻找数据的渴望，对知识和理解的愿望，对结果的考虑，对前提条件的考虑，对验证的要求，以及质疑一切。”（a
respect for logic, a desire to search for data, a longing for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a consideration of consequences, a
consideration of premises, a demand for verification, and to
question all things.）
   
开有关“科学精神”研讨会，中国也不是首创。1999年7月4－9日，澳大利亚科学教师联合会开了一次全国会议，主题就叫“科学精神”（The
Spirit of
Science），内容包括“科学教育，科学现状，科学本性和未来科学”。

   
事实上，与吴国盛所说的相反，“科学精神”（scientific spirit或spirit
of
science）是英文文章中极其常见的高频词组。顺手从手头的阅读材料中举几个例子以证明其常见：

   
谢尔莫（Michael
Shermer）的《人们为什么相信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Why People Believe
Weird
Things）的中译本最近在国内出版了。此书英文原版的介绍是这么写的：“以不可抗拒的、常常令人不安的笔触描绘了我们无限的自欺能力，《人们为什么相信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最终是对科学精神的庆祝，在对世界一些最大谜团的探索之中发现乐趣，其中许多问题甚至还无解。”（A
compelling, and often disturbing, portrait of our immense capacity
for self-delusion, Why People Believe Weird Things is ultimately a
celebration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 and the joy to be found in
exploring the world’s greatest mysteries, even if many of the
questions remain unanswered.）
   
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温伯格（Steven
Weinberg）最近出了一本抨击反科学主义的随笔集《对抗：科学及其文化敌人》（Facing
Up : Science and Its Cultural
Adversaries），其简介称：“通过捍卫科学精神对抗科学的文化敌人，这些随笔表达了一种还原主义、现实主义和热爱人世间的观点。”
（Defending the spirit of science against its cultural adversaries,
these essays express a viewpoint that is reductionist, realist, and
devoutly secular. ）
   
美国流行的大学本科教材《当代社会：社会科学引论》（Contemporary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Science，by John A. Perry, Erna
K.
Perry）刚刚出了第十版，其中有一节的题目就叫“科学精神：怀疑、客观、相对”（The
Scientific Spirit: Skepticism, Objectivity,
Relativity）。我有一本进化论和神创论辩论文集（Science and
creationism），其中一篇是哲学家拉特纳（Sidney
Ratner）文章，题目叫《进化论和科学精神在美国的兴起》（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in America）。
   
《怀疑探索者》（Skeptical
Inquirer）杂志今年第三期，其主编撰写的社论写道：“在媒体驱使之下，出现了轻易接受荒谬绝伦的事物的普遍狂热，在后现代主义者的驱使下，学术界的许许多多部分被蒙昧主义占据，在这双重包围下，他们（指科学怀疑主义者）在面对知识声称时，帮助真正的科学精神得以存活。”（And
they have helped keep alive, amid a media-driven frenzy of
uncritical popular acceptance of outlandish nonsense plus
postmodernist-driven obscurantism in too many parts of academia,
the true scientific spirit toward claims of knowledge.）
   
美国著名进化生物学家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最近去世，全球哀悼。我收集了不少世界各地的悼念文章，其中印度新闻网站（www.tehelka.com）发表的评论说：“古尔德以真正的科学精神，使科学保持为一个开放的、没有限制的系统。这是我们从其科学生涯中获得的一条主要经验。”（In
a truly scientific spirit, Gould kept science as an open and
open-ended system. And that is a major lesson to be drawn from his
lifelong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本地主要报纸《圣地亚哥联合论坛报》（UNION-TRIBUNE）在7月24日有一篇关于物理学家重新考虑热力学定律的报道，其中报道一位物理学家的话说：“声称某件事就是那样子，而不该去研究它，因为那是不可能的，这么说是科学上最拙劣的借口。这是完全违背了科学精神的。”（Saying
something is so and shouldn’t be studied because it’s impossible is
just about the lamest excuse in science. It’s completely
antithetical to the spirit of science.）
   
如果愿意，我还可以一条条地举下去。事实上，任何人只要稍微看点与科学普及有关的英文资料，就不会对“scientific
spirit”、“spirit of
science”这种说法感到陌生，更不会挖空心思想把“科学精神”新翻译成“scientific-minded”、“mind
of
science”（其实，scientific-minded也是个常用词，不过它指的是“科学兴趣”，不是“科学精神”，如果有人说“I
am a scientific minded
person.”他的意思是“我热爱科学、喜欢用科学观点看问题”，可不是在自吹“富有科学精神”。“mind
of
science”不常见，指的是“科学的头脑”、“科学的良知”，也和“科学精神”无关）。对“科学精神”大惊小怪，视之为中国特色，若非没接触过多少英文文献，就是只读反科学文献，我们当然不指望那样的文献会提到“科学精神”。

   
无知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无知却要装高明，发高论，不能不让人佩服其勇气。这样的人，倒是应该去学点科学精神，包括不要胡说的实证精神。

2002.8.30.

                       
美国讲“科学精神”之一例

   
在全中国大讲科学精神之时，反科学文化人却大唱反调，质问现在国内大讲“弘扬科学精神”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声称“科学精神不一定都是好东西”（吴国盛《科学与人文的对话——在北大哲学文化节开幕式上的发言》），而且还要把“科学精神”算成国粹。比如北大反科学传播中心副主任刘华杰副教授说“据说，英文好像根本没有与中文相对应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叫法”（刘华杰《“科学精神”语义分析》），主任吴国盛教授也说“科学精神这个词不太容易译成英文”、“科学精神这个词中国味更足一些”，并嘲笑中国人喜欢讲“精神”“可能是用了‘精神’两个字，就比较来劲，比较有神，比较有‘精神’，因为精神就是活力嘛”（吴国盛《科学精神与自觉意志》）。我以前已写过一篇《“科学精神”不是中国专利》，列举从过去到现在西方文献中讲科学精神的十几个例子加以驳斥。今天又见到了一个例子，顺便再打吴大嘴巴、刘大嘴巴一个嘴巴。（他们还不懂装懂，连英英词典都不知道去查就乱说“传播”、“伪科学”的英文意思，这些账以后有机会再算）

   
据《纽约时报》今天（2004年2月18日）报道，大约60名著名科学家（包括2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签署了一项声明，批评布什政府为了政治目的有意、有系统地歪曲科学事实。康奈尔大学物理学荣誉教授Kurt
Gottfried博士签署了声明并在电话会议上讲话。他说布什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违背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engaged
in practices that are in conflict with the spirit of science and
the scientific
method.）并断言这种“对科学的傲慢态度”可能危及确保美国长期繁荣昌盛和军事强大的基础。

2004.2.18

                      
什么是科学的怀疑精神？

   
法学硕士、某投资公司董事长童增近日改行研究生物学，出版《最后一道防线》一书，主张非典（SARS）是美国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这种牵强附会且骇人听闻的“阴谋论”，受到了许多人的质疑、驳斥，但是也有不少人为之辩护，其中一个很奇怪的理由叫做“不应否决SARS基因武器说的怀疑精神”，声称怀疑是科学发现的驱动力和理性精神的重要内涵，而童增怀疑美国制造SARS基因武器攻击中国人，“非常符合科学精神”，并责备哪些批评童增的专家把这种怀疑一棍子打死的做法不是科学和理性的，主张“对群众中的怀疑精神，必须加以爱护，让他们不仅能够发表议论，而且能学会理性思考”。

   
说得堂而皇之，但是我们只要打个比方就可以知道这种辩护理由绝非“理性思考”的产物：如果我以其人之道治其身，也著书立说怀疑非典病毒是童增制造出来的，被童增以涉嫌诽谤告上法庭，这位辩护者是不是也要说“不应否决SARS童增制造说的怀疑精神”呢？这显然非常荒唐。那么人们为什么普遍把怀疑精神视为科学精神的内涵？原来此怀疑非彼怀疑。“怀疑”一语在汉语中有两个很不相同的意思，一指猜疑，一指不相信。童增对非典的起源疑神疑鬼，这属于猜疑，而属于科学精神的“怀疑”指的却是不相信，更确切地说，是不轻信，在面对一个标新立异的说法，特别是骇人听闻的说法时，要求有确凿的证据和严密的证明，否则不予接受。所以，那些质疑、驳斥童增谬论的人，恰恰是具有怀疑精神的，而那些支持童增的人，才是没有怀疑精神的。

   
科学的怀疑精神源自古希腊的怀疑论。怀疑论者在古希腊被称为Skeptikos，意思是“探究者”。他们反对教条主义，对各色各样的说教都首先持怀疑态度，要求知道这些说教的依据何在，是否的确是成立的。如果人们盲目地接受教条和“常识”，不敢挑战权威和迷信，那么科学是不可能发展的。现代科学的诞生，正是发扬怀疑精神的结果：既怀疑人人信奉的宗教教条和迷信，也挑战古代科学的权威：哥白尼挑战托勒密地心说，维萨里、哈维挑战盖伦的解剖学，伽利略挑战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怀疑意味着科学绝不相信权威，也绝不无条件地宽容，如果不具有怀疑精神，对所有的观念，不管是合理还是荒唐，都全盘接收，就失去了分辨是非、去伪存真的基础，科学也无法发展。

   
但是，极端的怀疑论会导致怀疑一切，使心灵闭塞而不愿探索；或者否认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能力，否认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从而走向反科学。因此，仅仅具有怀疑精神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为科学精神增添新的内涵：实证和理性，即对各种主张用严密的逻辑进行分析，要求有确凿的证据；越是不寻常的主张，越要求有不寻常的证据。既不是盲目地相信，也不是盲目地怀疑，而是建立在实证和理性的基础上，这才是科学的怀疑精神的真谛。科学先驱者之所以伟大，并不仅仅因为他们富有怀疑精神，勇当异端，敢于怀疑教条，而且还因为他们富有实证和理性精神，善于用确凿的证据和严密的分析推翻教条，建立新说。

   
人们在谈论科学精神时，往往强调探索和怀疑精神，而忽略了实证和理性精神。事实上，实证和理性才是科学精神中最为重要、最难掌握，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缺乏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两种极端：要么以当代哥白尼自居胡乱怀疑科学主流，遍地都是“科学猜想家”（指那些宣传自己推翻了相对论、进化论或证明了歌德巴赫猜想之流的人），要么迷信怪力乱神、伪科学。童增谬论能够一纸风行，既是由于反美小环境，也是由于缺乏科学精神的大环境。

2003.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