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07
2011年
美国《独立宣言》是在235年前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再由本杰明·富兰克林略作修改而成的。这两个人有一个在当时很罕见的共同点：他们对科学都有近乎狂热的热爱，都是业余科学家。当时的美国并不存在职业科学家，所以他们也就代表着同时代美国人在科学上所能达到的高度。富兰克林在电学方面的贡献，特别是用风筝把雷电引下来的实验，是众所周知的。杰斐逊也有不少发明创造，也许他对科学的贡献比不上富兰克林，但是对科学的痴迷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到了偏执的程度。就在写作《独立宣言》的当天，杰斐逊还和往常一样每6小时记录一次气温，并在第二天去买了气压计。他的某些科学观念完全是现代的，例如他认为印第安人和黑人的体质和智力与白人完全一样，这在当时是个惊世骇俗的观点，为此受到了很多攻击和嘲笑。
当然，我们现在想起杰斐逊，首先想到的是他在《独立宣言》中宣布的人人生而平等、享有自由权的主张，这是“不证自明的真理”，就和几何学的公理一样。他如此自信，因为他认为这是科学所告诉我们的，如果你相信科学，就会相信人类是平等和享有自由权利的。“自由是科学的长女”，他后来如此写道。在临终前十天写的最后一封信中，杰斐逊更清楚地说明：“所有的眼睛已经或正在睁开看到人的权利。科学之光的广泛传播已经让每个人看到了一个浅显的真理，那就是人类大众并不是生来就在背上放着马鞍，准备好供少数受上帝的恩典偏爱的鞭策者合法地驾驭他们的。这就是别人的希望所在。至于我们，让每年这一天（按：指7月4日美国独立节）的回归能永远让我们重新记起这些权利，并不懈地为它们献身。”国内一些敌视科学的人却自称“自由主义者”，想来他们挂在嘴上的“自由”与杰斐逊说的并不是一回事。
另一方面，科学的发展也离不开自由。科学需要学术自由才能更好地进行探索、质疑、思索、讨论和达成共识。杰斐逊也曾指出：“自由是科学和美德的伟大父母。一个国家后二者的伟大程度将会总是与其自由程度成正比。”经常有人以苏联很不自由，但是科技很进步，来说明自由并不是科学发展所必需的。事实上，苏联的科技成就主要表现在工程技术和物理领域的个别学科，这些学科与意识形态没有什么关系，还能享有一定的学术自由，甚至受到官方的扶持，所以还能有所发展。其他科学领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例如，由于遗传学被苏联官方认定为“资产阶级学科”，苏联遗传学家被杀害、流放，遗传学被取消。由于遗传学是生物学的核心学科，这样做的后果流毒深远，直到现在，俄罗斯和受其影响的国家的生物学研究仍然在世界上毫无地位。
科学的许多特征，例如探索、怀疑、理性、实证、反权威、合作、信息共享、同行评议，都是自由、平等的体现。自由、平等是普世价值，科学更是。科学家有祖国，但是科学没有国界。自五四以来我们就一直在欢迎德先生、赛先生，现在又有人提出应该欢迎李先生（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这三位先生是三位一体，密不可分的。
2011.7.6.
（《新华每日电讯》201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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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06
2011年
以“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为号召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学自筹办以来就一直处于舆论的漩涡，力挺者众，质疑、批评者也众。这场争论近日达到了高潮，曾被邀请为南方科大筹建团队核心成员、又先后退出的三名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发表公开信，猛烈批评南方科大校长朱清时把南方科大的筹建完全变成了展现其个人喜好的私塾，高喊去行政化口号而实际上却在所有的重大决定上唯个人意志定夺，不建立完善的招聘解聘的程序和规章制度，南方科大还没有实质性开办就已经问题重重等等。
他们认为原因在于南方科大没有受到任何体制机制上的审视、质疑、监察和问责，并与香港科大的筹建过程做了对比。在香港科大的筹建阶段，香港政府首先任命了一个由政府代表、社会贤达、学界专家组成的董事会。董事会不仅直接负责校长的遴选和任命，而且在校长上任后直接负责对校长的问责和监管。这就使得校长本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偏离与学校定位不同的办学轨道，更不能为所欲为。
实际上，不能说不存在对南方科大校长的问责和监管。校长由谁任命，他就向谁负责。朱清时是深圳市政府任命的，他就由市政府问责和监管。很快要成立南方科大理事会作为管理机构，校长由理事会聘任，也就由该理事会问责和监管。那么，一旦南方科大理事会成立，就能做到如三位教授所说的“政府本身完全抽离了直接对校长遴选、任命和监管的环节”吗？不能，因为理事会的理事是由市政府聘任的，理事长是由市长或市长委任的人员担任的，校长实际上仍然是向市政府、市长负责。
在这种框架下，校长本身就是政府的行政人员，“高校去行政化”就只能如三位教授批评的那样沦为哗众取宠的口号。深圳市公开选拔南方科大两名副校长，规定了是正局级，朱清时校长自己就是副部级了，与国内名牌大学的行政级别并无不同。虽然南方科大号称要以“教授治学、学术自治”为原则，但能否做到，完全要看深圳市政府的肚量，它能够制定这条原则，也可以随时破坏这条原则。由市政府赐予的，也随时可以收回去。
国内名牌大学都立志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就是想要赶超美国的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美国也有公立大学，为什么它们就没有行政化，就能保证做到“教授治学、学术自治”？就是因为政府管不了校长，校长不对政府负责，而是向理事会负责。而理事会的成员不是由政府任命的，而是全民选举产生的。以密歇根州的公立大学为例，每个大学有一个由8名理事组成的理事会，任期8年，每隔两年由全州选民选举出两名理事。校长由理事会遴选、任命，向理事会负责，而理事会向选民负责。州政府管不了校长，也管不了理事会，无法干预学校的管理、运作，学校也就可以保证“教授治学、学术自治”。
美国还有私立大学，其体制实际上与公立大学相似，都属于非赢利机构，也是由理事会遴选、任命、问责校长，差别在于理事会成员的产生方式，例如哈佛大学的理事会（监管会）是由校友选举产生的。这与中国的民办大学不一样，中国民办大学实际上是某个人或某几个股东的私有财产，在美国也有这类大学，属于赢利性的“私有大学”，在社会上都很没地位，和中国民办大学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一样。
只要不存在一个自下而上的问责机制和权力基础，中国的大学就只能要么办成官僚机构，要么办成商业公司；大学校长要么当官，要么经商，目前还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2011.6.22
（《新华每日电讯》2011.6.24.）
(XYS2011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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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
2011年
【14年前写的。】
过年也无非是这样，年老者可以算算旧年的账，年少者可以做做新年的梦，对于不老不少忙于生活者，也许不过是一个可以暂且忘却过去与未来的借口。而对于我，这一个日子跟别的日子实在也没有太大的差别，过去不会因此离开，未来也不会就不来困扰我，一切照旧。几年来，我只是选在这一个日子，独自仔仔细细地重听一遍贝九，打打一年来所消耗掉的阳刚之气，于是还是一切照旧。今年的元旦出门在外，贝九没听成，就想，改过旧历年了，到了年初一再听。到了年初一，却还是未能回家重温贝九，这一年，恐怕就要虚弱起来了吧。
所幸收到了一份意外的新年礼物，不知谁寄来的一套新版《约翰·克利斯朵夫》。只从邮戳上知道它寄自佐治亚州的Americus，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名。我曾经在《新语丝》上说过《约翰·克利斯朵夫》是我读过的“最后的小说”，而这位陌生的朋友，却是在诱使我重温少年的旧梦了。读一遍这部小说，也就等于聆听一场最为盛大的贝九演奏。欠了贝九的，就由此补偿吧。只不知十二年前读后的激昂，现在还剩余多少？
当年傅雷译《约翰·克利斯朵夫》，自励励人，为的是自我的扩张，反抗一切的约束，争取一切的自由；晚年却自承放弃抗争，回归“从古以来不追求自我扩张”的中华民族的智慧了。其实克利斯朵夫最后听到的，不也是恬静的和弦？难道一切的英雄和自命的英雄，其结局都是如此吗？
在第三卷的末尾，高脱弗烈特指着冬天的朝阳对克利斯朵夫说：
“现在是冬天，一切都睡着。将来大地会醒来的。你只要跟大地一样，象它那样的有耐性就是了。你得虔诚，你得等待。如果你是好的，一切都会顺当的。如果你不行，如果你是弱者，如果你不成功，你还是应当快乐。因为那表示你不能再进一步。干么你要抱更多的希望呢？干么为了你做不到的事悲伤呢？一个人应当做他能做的事。……竭尽所能。”
“你说太少，可是大家就没做到这一点。你骄傲，你要做英雄。所以你只会做出些傻事……英雄！我可不大弄得清什么叫做英雄；可是照我想，英雄就是做他能做的事，而平常人就做不到这一点。”
现在也是冬天，一切也都睡着。我手捧这一本书，为了来自远方这一份莫名的温情而沉默。
1997.2.10. 于《新语丝》创刊三周年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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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1
2011年
【按：我每年元旦的保留节目是听一遍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补充补充一年来耗掉的阳刚之气。然后重新启程。我在15年前毕业前夕，有过一次听贝九现场演出的难得机会，这是当时写的观感，重新发表，算是庆祝新年。】
我有一些梦想，在别人看来其实都是微不足道，很容易实现的。但每实现一次，自己也就觉得象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那样的欢乐。比如我就一直很想听一场崔健的音乐会，去年崔健到西雅图演出时，就很犹豫要不要专程到西雅图去一趟。终于没去成，就有了永远错过了的遗憾。想不到这回他倒自己到密西根来演唱了，而且还是气氛最好的那种演出，算是了却一桩梦想。
我的另一个与音乐有关的梦想，是听一场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现场演出。我收集了一堆这支曲子的现场录音，从当年中央交响乐团的磁带，到１９８９年伯恩斯坦在柏林墙指挥六个世界著名交响乐团的实况ＣＤ，变换着听，总想寻找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但是要能真正感受到这支乐曲撼人心魄的力量，是只能身处现场的，即使是低水平的演出，也要比世界最高水平的录音好得多。但是这支曲子虽然是无人不知，演奏它的机会却并不多，因为它要求有一个两三百人的合唱团，又有哪一个交响乐团会带着这么一支庞大的合唱团去巡回演出呢？只能看当地乐团的演出了。
想不到在即将离开此地时，机会却来了。为纪念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本校的音乐学校在今晚演出了贝九。
每回学校的自己演出，听众都不多，这回却把能容纳两千人的音乐厅坐得满满的。我早早去了，占了前排的位子，正对着指挥，仿佛他只是我的替身，我操纵着他的一举一动。
不知已听过多少遍了，每一个音符都是熟悉的，但是我仍然象在倾听着一支全新的乐曲，不愿跳过一个音符，屏息着等待下一个高潮的到来。是的，我常常被老贝的音乐压得无法呼吸，而到高潮终于爆发的时候，眼泪也往往给迸了出来。
再也没有哪一支曲子，能象第四乐章那样直指人心了。它的主题是如此简单，简单到只有伟大的大师才可能写出，又简单到每个人都可以在心底跟着哼唱（某评论家语）。在经过缓慢轻柔的第三乐章后，第四乐章的出现是如此迫切，仿佛在漫长而痛苦的等待之后一个灿烂欢乐的结局，那高唱《欢乐颂》的，不只是台上的四位独唱和两百合唱，还有每一个听众的共鸣吧。在这十几分钟中，所有的心脏一起跳动，所有的人都融为一体了，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如此渴望着听一场贝九音乐会，这种“一切人类成兄弟”的感觉，是在现场之外无法得到的。
在指挥按下最后一拍后，仿佛一个人一般，全场起立，鼓掌，谢幕三次才罢。行家们自然又要对这种热情嗤之以鼻，但我们的掌声，不光光是献给演奏者，还献给那位伟大的聋子，他为我们写出了不朽的乐章，自己却只能在想象中听到它，连我们的掌声也无法听到。
10/2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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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1
2011年
2010年还没有过去，各个媒体、门户网站已纷纷评出了十大新闻事件、年度人物、热词，仿佛已认定年底不会再发生什么大事。在所有的选单中，“微博”一词频繁地出现，入选的重大社会事件相当一部分也是最初在微博上引爆或推波助澜的：“上海高层住宅大火”、“江西宜黄强拆自焚”、“河南考生李盟盟被落榜”、“我爸是李刚”、“腾讯与360大战”、“唐骏学历门”、“李一神仙门”、“《经济观察报》记者被通缉”、“方舟子、方玄昌遇袭”……。2010年不是微博进入中国的起点，却是微博发力的开始。微博正日益显示出对中国社会的重要影响，以致有人夸张地说这是一场“微革命”。
在一个现代化社会，民意代表和正规媒体是表达民意的主要渠道。但是在当下的中国，这些渠道却不通畅，言论相对要自由得多的互联网成为了人们发布信息、发表意见、反映问题、鸣冤叫屈的首选。虽然不久前有娱乐圈人士呼吁政府部门不要重视网上民意，将之称为“自宫行为”，但是实际情况是，很少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像中国政府这样重视收集、引导和监控网上民意。微博是迄今为止传播力最强、互动性最好、自由度最高的网络交流渠道，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最大的关注。
因此，当遭遇突发事件的时候，许多人的第一个念头是在微博上发布消息。但是，发布的自由和传播的迅捷也使得微博成为谣言滋生的温床。“金庸去世”的谣传让许多人开始警惕微博传播虚假信息的能力，而实际上微博上从不缺少谣言，这是言论自由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国外的微博（推特）同样充斥着谣言，所以网上消息在国外被普遍认为可信度不高，人们更愿意相信正规媒体的报道和政府部门的权威发布。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人们能够通过微博来辨别事实和谣言。雅虎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分析了2010年2月智利大地震发生后的4天内，智利圣地亚哥时区的推特用户发布的4百多万条与地震有关的微博，分别选择七则已从其他渠道确认的事实（例如圣地亚哥国际机场关闭、国际歌唱节取消）和七则谣言（例如某位著名艺术家丧生、火山爆发）的传播情况做对比。他们发现，人们在转发事实时，很少有人怀疑其真实性：95.9%的微博都是肯定的，只有3.5%的微博在质疑和0.4%的微博是否定的。但是谣言在被转发时，却有38%的微博是否定的，17.3%在质疑，只有45%的微博是肯定的。
可见大部分的微博用户对谣言有很好的识别能力，微博本身对信息的传播具有净化的功能。我们对微博上的谣言无需过分担心。但是45%的微博在抱着肯定的态度传播谣言，这仍然值得警惕。要减少微博上谣言的传播，就要求微博用户加强自律，特别是影响力大、信用度高的名人、媒体人和媒体官方微博更应如此。对造成影响的谣言要及时澄清，对那些热衷于造谣传谣、又从不澄清道歉的微博用户，则要共同鄙视、抵制之，让其声誉破产。只有这样，微博才能更好地发挥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
2010.12.28.
（《新华每日电讯》201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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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1
2010年
10月22日，美国内华达州最高法院驳回O.J.辛普森的上诉。在两年前，辛普森因为持枪抢劫等罪名被判处长达33年的监禁，而且9年内不得假释。这个案件并不复杂。在2007年9月13日，辛普森带着几个人持枪闯进拉斯维加斯的一家宾馆房间，从一名纪念品商人那里抢走一些原本属于他的体育纪念品（辛普森说是从他那里偷来的）。很多人认为，辛普森之所以被判得那么重，是要他为此前的双重谋杀付出代价。
1995年，O.J.辛普森涉嫌双重谋杀案庭审的时候，我在美国的研究生学习已接近尾声，相对比较悠闲。用“打工皇帝”的术语来说，我全程参与了整个庭审过程，当然是通过看电视直播参与的。1995年10月3日，陪审团做出判决时，我和几乎所有美国人一样都守着电视看了直播，连日理万机的克林顿总统都忍不住好奇心中断工作收看直播，何况我等闲人。记得克林顿还为此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要大家尊重陪审团的无罪判决，大概是担心有人为此寻衅滋事。
受害人家属自然无法接受这样的判决结果，他们没有去寻衅滋事，而是走法律的途径，向辛普森索赔，要求他为受害人的非正常死亡承担民事诉讼。这个案件同样由陪审团决定（当然是另一批陪审团）。这一次辛普森被认定对其前妻及情人的死负有法律责任，需要赔偿受害人家属3350万美元。辛普森没能支付这笔巨款，但受害人家属通过拍卖辛普森的物品、获得辛普森出书的版税等方式获得了一些赔偿。
在中国人看来，辛普森案件很有不可思议之处。证据那么确凿、嫌疑人逃逸未遂的双重谋杀案居然能被判无罪，让大部分美国人都感到震惊。如果此案不是由陪审团，而是由法律专业人士来决定的话，可以肯定会被判罪名成立。这在当时引发了一场对美国陪审团制度（由随机抽选的普通公民担任陪审团成员）利弊的大讨论。
谋杀案嫌疑人一旦被陪审团认定无罪，就不能再以同一罪名起诉。但是受害人家属却可以提起民事诉讼索赔。这在中国绝无可能，既然犯罪嫌疑人被判决无罪释放了，附带的民事诉讼也就一笔勾销了。即使罪名成立，在中国也绝无可能判决给予天价赔偿。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刑事案件的附带民事诉讼能获赔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也即直接经济损失，不能索取间接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的赔偿。
比如由于人身伤害引起的直接经济损失，包括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等，一般也就赔偿几千元。如果伤势轻微，医疗费、营养费忽略不计，可能也就得到几百元的误工赔偿。这点赔偿，连受害人及其律师往返司法机关的车马费都抵不上，更何况律师费。所以在刑事案件中提起附加民事诉讼，有时反而赔本，如果雇了律师，更赔。
相反地，在民事案件中原告反而能索取精神损失赔偿，比如涉及损害名誉权的案件。出于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对名誉权案件，美国通常判得极为慎重，尤其是公共人物打名誉权官司，几乎不可能赢。但是在中国反而这类官司很好打，如果一名院士候选人被质疑学术成果有问题，告到了当地法院，法官就可以判决质疑者赔偿原告几万元的精神损失。人身伤害同时也能造成精神损伤，而且精神损伤的后果往往比言词造成的要严重得多。但是，被人批评了可索取精神损失赔偿，被人打了不能索取，这样如何能很好地保护受害人？从违法的角度看，骂人几句要赔偿几万元，打人一顿却只需赔偿几百元，文斗远不如武斗，这样的司法实践岂不是在鼓励打人？在美国人看来，中国的司法也会有不可思议之处的。
2010.11.10
（《新华每日电讯》20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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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0
2010年
除了谋杀罪指控，其他犯罪指控在美国大抵都能交保金候审，这样至少在被定罪之前不用坐牢。如果没有钱交保怎么办呢？可以付钱找专业担保人替你交保。迪瓦尔德（Bart Dewald）原来是一名警察，后来见当担保人赚钱要多得多，就改行当了担保人。但是干这行是有风险的，如果犯罪嫌疑人弃保逃跑，要设法把他抓回来，不然保金就归公了。2006年，迪瓦尔德就碰到了这种情况。当时他替一个犯罪嫌疑人交了10万美元的保金，获得消息说她想要逃跑，就到她家周围守候。发现开出一辆小面包车，就追上去强行把车拦下进行盘查。车里并没有他要找的人，而是两名儿童心理治疗师。随后这两人报警，迪瓦尔德被逮捕，被指控犯有两项非法禁闭罪。
这回轮到迪瓦尔德自己取保候审。2008年2月，陪审团裁定罪名成立，法官决定在下个月判决。迪瓦尔德并没有想要弃保逃跑，而是想要出一口气。他找了当地一位空手道高手，给他1千美元作为定金，请他去把起诉他的检察官和作证反对他的另一位担保人都痛打一顿，想把他们打得鼻青脸肿、牙齿掉落让他们住院。没想到谈话被录了音。迪瓦尔德又增添了新的罪名：两项阴谋重伤罪。
今年9月，印第安州高等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迪瓦尔德由于非法禁闭、用枪威胁人等4项罪名被判8年监禁，同时又由于两项阴谋重伤罪且没有认罪悔改的表现，必须重罚，再加30年监禁！合起来共38年监禁，而且出狱后还要再加10年缓刑并接受心理治疗。迪瓦尔德今年已51岁，能够出狱的希望非常渺茫。
迪瓦尔德真是不幸生在美国。这个案子如果发生在中国，迪瓦尔德起码可以少坐30年牢。且不说他仅仅是试图雇凶伤人，根本都还没有实施，即使真的实施了，而让受害人侥幸逃脱只打成轻微伤，在中国据说也是不用负刑事责任的，只作为治安事件处理。
虽然中国现在的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从来就没有规定说故意伤害罪必须是受害人被打成轻伤以上才能定罪，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公检法都普遍认为只有伤害的结果达到轻伤以上才能以故意伤害罪定罪。以至于花10万定金雇凶报复的嫌犯被以寻衅滋事罪起诉，在法庭上竟得意地说：我不是寻衅滋事，我就是要故意伤害，只打成轻微伤，所以我无罪。
能否定罪不看犯罪意图，只看犯罪结果，定不了罪要归咎于受害人身手太敏捷、运气太好，打得头破血流也只是定不了罪的轻微伤，这样的司法实践如何能很好地保护人身安全不受侵犯？岂不是在纵容暴力犯罪？
本来，中国的法律也是很重视严惩暴力犯罪的。就犯罪风险而言，抢不如偷，偷不如骗。骗几百万的大骗子可能过得有滋有味，偷几百块钱、抢几块钱就可被定罪。现在又知道偷也不如买凶、行凶。长此以往，也许抢、偷会减少，骗、行凶千万别因此多起来。以后谁敢再揭露骗子，就要当心被雇凶打成轻微伤，即使轰动世界不也就是“寻衅滋事”判5个半月的拘役嘛。
2010.10.26
（《新华每日电讯》201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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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9
2010年
【按：本来要为《中国青年报》的专栏写一篇关于小龙虾恐慌的文章，突然觉得这个时候写这种文章有些无聊。想起两年多以前写的一篇旧文，略作修改。】
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的结束语写下了一句著名的格言，后来被用做他的墓志铭：“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时常反复地思索，就越是在心中灌注了永远新鲜和不断增长的赞叹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
但是个人的思索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即使是智者圣人也不例外。在康德的时代，这样的探求往往会产生更大的困惑，最终会被归结到一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试图用它来一劳永逸地结束思索。牛顿因为无法解决星体运行的第一推动力问题，在那里给上帝留了个位置，而康德虽然不让上帝去推动星体的运行，却又认为道德法则的存在证明了上帝的存在，把上帝做为至善的化身。
这些论证当然已经过时。现代科学正在揭示大自然的奥秘，在那里并无上帝的位置。科学固然还不能回答许多问题，而限于人类的认识能力，也不可能回答所有的问题，但是科学毕竟是人类所能掌握的最可靠的探索方法，如果科学回答不了的，没有理由相信通过其他途径能得到可靠的答案。把未知、无解的事物交给神仙、上帝，不过是偷懒的做法。而道义就昭示在血写的历史之中，它是无数仁人志士长期奋斗的结晶，是人类生存、幸福与进步的需要，无需上帝的假设。如果真的有万能至善的上帝，人间就不该有那么多的邪恶。也正因为有那么多邪恶的存在，道义才显得如此宝贵。
在星空之下，人体是渺小的，但科学让我们能够触及宇宙的每一个角落。在历史之中，人生是短暂的，但道义可以让我们的精神融入历史的进程而获得永生。只要心中有道义，脑中有科学，渺小、短暂的一生便不会迷失，不会虚度。道义是天际的星光，科学是指路的灯火。道义让我们有理想，有激情；科学让我们有理性，重实证。爱因斯坦的名言——“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脚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曾经引起了无数没有读过这句名言的上下文的人的误解，以为爱因斯坦在支持传统的宗教，而其实爱因斯坦在这里所说的“宗教”，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宗教，而是一种追求真理的激情和信念。我们不妨把这句名言修改成：没有道义的科学是跛脚的，没有科学的道义是盲目的。如果既无科学也无道义，则是行尸走肉。
正是出于这样的信念，从中学时代起，我就同时保留着对科学和文史的浓厚兴趣，这从当时沿用至今的这个笔名就可以看出来。两船相并古称“方舟”，“方舟子”就是脚踏两只船的人。“方舟并骛，俯仰极乐”（班固《西都赋》），我的梦想，便是同时乘坐科学与人文之舟，品味从古今中外的智者与仁者那里得来的极乐。当我还在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业余的兴趣在于文史，写作也以文史方面为主。而在我离开科学研究之后，写作的内容反而逐渐改为以科学方面的为主了。近十年来我因为揭露学术腐败而浪得虚名，以致有不少人误以为我除了写写打假文章，就干不了或不该干别的事情。其实所谓打假不过是属于路见不平的冲动，并非我真正的兴趣所在。而这种不平，正在于在我看来违背了科学与道义。在必要的时候，我愿意捍卫我的信念，即使必须为此付出血的代价；但是在平常的日子里，我更乐于传递我的信念，希望能够更为深入、持久地传播科学与道义。
没有人能够充当科学与道义的化身，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科学与道义的捍卫者和传播者，只要你愿意，有能力和勇气。
我亲爱的读者，在黑暗的日子里，让我们仰望道义的星光，点起科学的灯火，携手同行，矢志不移。
2010.8.30
（《中国青年报》20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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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08
2010年
2000年我由于路见不平开始所谓的“学术打假”，到现在恰好十年。在这期间接受了许多中美媒体的访谈，内容大同小异，无非都是：当时怎么会想到要揭露中国的学术造假？怎么发现了造假的？怎么核实的？有没有受到什么压力？中国的学术造假为什么这么泛滥？你认为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中国的记者有时会对我这个人更感兴趣，要追问一下：你是不是在炒作？是不是为了出名？为什么这么极端这么不厚道呢？不能用心平气和的讨论方式吗？为什么非要把造假者一棍子打死呢？觉得自己的性格有什么缺陷吗？小时候有没有什么不愉快的经历？……
提这些问题的记者，有的是抱着恶意，有泄露出来的采访策划书为证。有的则不过是当了传声筒，因为在网上这类质疑之声也不少。正如有人义务抓了骗子，围观的人们对骗子干了什么坏事未必都感兴趣，反而纷纷议论起抓骗子的人为何要多管闲事，是否抱着什么不良动机。
鲁迅曾说他“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其实许多中国人都是如此，这是在中国社会的生存之道。所以偶尔见到有人义务做了什么好事，就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习惯于往坏的方面想。如果没有发现有什么猫腻，就成了多么了不起的传奇人物，虽然做的事情其实很平常。国内媒体曾经报过“西点军校学雷锋”的假新闻，却不知在美国人看来，雷锋的那些好人好事实在是不值一提，许多美国人做得更多更好。
初到美国生活的中国人往往觉得美国人很傻很天真，没有那么多小聪明。一般美国人对陌生人往往显得过于友善，因此也容易被人利用。这种对他人的信任不是由于美国人天生就比较善良，也不是由于像某些人说的他们有“信仰”，而是有符合博弈论的严厉反击为基础的：如果有谁辜负了这种信任，就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从此很难再获得人们的信任。这个时候美国人又显得非常不厚道。
这才是一个社会能有诚信的原因。一个诚信的社会不是没有不诚信的人，但是不诚信的人会受到严厉的处罚。中国社会虽然自古以来也在讲诚信，但是往往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在现实中，不诚信的人很容易得到宽容，甚至让人羡慕。如果有人上当受骗，很多人会怪罪乃至嘲笑受骗的人太傻，而不是谴责骗子太可恶。很多人痛恨造假，不过是在遗憾自己没有获得靠造假发财的机会。
在这样的社会中，造假的泛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比如现在大家关注的假文凭问题，有些学者将其原因归咎于中国现在太看重文凭，这种逻辑和将假货的泛滥归咎于大家太喜欢真货一样。其实发达国家更看重文凭，但是没有多少人敢用假文凭，因为一旦被发现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从此身败名裂且不说，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中国则不然，不仅假文凭很容易买到，而且使用假文凭的人容易蒙混过关，即使暴露了也基本上不会受到处罚，还会有很多人替他辩护说：文凭不重要，能力更重要。
在诚信社会中做一个诚实的人，可以生活得很轻松很快活，也可以很成功。坏处是一旦习惯了这种生活，警戒能力会退化，缺乏戒备心，到了一个不那么诚信的社会，就会显得很傻很天真，经常要受骗挨宰，当了骗子“成功”的垫脚石。就像我这种人称“打假斗士”的，回到中国生活，也时不时地会上点小当，让亲友戏称“在美国学傻了”。
在现在的中国大都市，物质生活与美国的差距已很小。大到住房私家车，小到日常用品，都没有什么不同。美国电影、电视、音乐、报刊都能在网上看到。时髦的高科技产品（例如iphone，ipad）在美国上市后，在中国也能很快买到。连在美国用惯的洗漱用品、吃惯的小吃零食，在中国商场也能买到相同的品牌，而不必再从美国带来。但是精神生活的差距仍然很大。让一个留学归国人员怀念美国的，不再是富裕的物质生活，而是清洁的空气，以及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单纯的人际关系。人说中国现在就是一个大工地，不知诚信体系的建设何时动工？
2010.7.27
（《SOHO小报》2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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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 文化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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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2010年
还在写诗的年轻时候，有一些情诗有意识地写成14行，但除了最后两行写成警句，并无任何格律，故称为“伪十四行诗”。有一首写完后发现多了一行，竟舍不得改，更伪了。
琴三章
一、听琴
是旅途中一次不经意的短暂驻足
为你凝视一种遗忘已久的声音
自四面八方不绝涌来
峨峨若高山
一座新的诱惑是新的转机
洋洋若江河
缓缓地消蚀铁石心肠
一声声在你我心间流淌
用一生的等候去倾听
这一刻知音的共鸣
让这一夜梦幻的倾听
从此伴我走遍天涯
我终于听出了你是谁来自何处
而我是谁将去何方？
二、抚琴
你抚琴如抚我
我抚你如抚琴
让同一种温柔在两双手下不绝流出
一点一点淹没一个没有记忆的夜晚
从一双手流向另一双手
从一个音符流向另一个音符
流进我们的血液永不消逝
远离听众的演奏是随心所欲的游戏
乐谱就写在你我的内心
肉体的美丽只是一段和弦
一呼一吸之间化为余音袅袅
最后一声是一次短暂的休止
这是宿命中无法躲避的一次合奏
在黑暗中我们一起倾听将临的高潮滚滚
三、焚琴
你用琴声点燃的火焰
在我轻柔的扫拂下升腾
如花似锦开放在指尖
美丽得就象一片迷途的帆
满载如血的欲望飘向天堂
断一根弦是绝一条路
终点在音符和休止之间轮回
唯一的解脱是烟的方向
奇迹焚毁了
白鹤失去影踪
我们是自身的殉葬者
在火光中静听永生的最后一响
我知道最后的时刻没有声音
那响亮着的是灰烬
(1996.6.)
默祷
当一个人走向一个人
请以如山的胸怀展示如水的路途
让迷路的浪子走入永远的庭院
把路过的每一处风景悬挂窗前
用路边的小花编织秘密的花园
当一个人看着一个人
请以如火的目光化解如石的心肠
让每一片心灵的碎片折射外面的阳光
让我陶醉在这一块小小的光明天地
用昨夜的梦想建造明日的围墙
当一个人默想一个人
请以如神的预言告慰如痴的等候
请给我毁灭的力量
请给我创生的欲望
(1996.9.28.)
如果
如果你是我的奇迹
悄然出现在错误的时刻
在我即将远行的时候
寄一纸带血的信笺
邀我重返家园
如果我是你的道路
指引一个不可改变的方向
那是永世长存的墓地
迎接每一个过客的回归
如果我们相信永生的预言
一次的相遇犹如朝圣
在午夜的祭坛上点燃自己
照亮一种顽固的信念
那么让我们面对一身的灰烬
虔诚地创造千年后复活的神话
(1996.10.)
温柔的部分
你偶然触及了我温柔的部分
就象碰到了一个糜烂的伤口
已经淡忘的痛苦刹那间复苏
美丽的脸上洋溢着平凡生活的诱惑
几乎使我抛弃信守多年的誓言
痛苦与激动、回忆与憧憬
都使我泪眼朦胧
朦胧中把你看成心心相印的旅伴
其实我依旧还只是一个孤独的过客
流浪的路途从未改变
多少年来的符咒屡试不爽
证道的心情只有宁静没有悲伤
你偶然触及了我温柔的部分
我因此变得更加坚刚
(1999.10.3.)
复活
当我从四月的坟地破土而出
萌发的欲望就像早熟的春天
当我从彼岸的天堂踏步而来
幻灭的脸庞就像残缺的月亮
当我从被我抛弃的城市飘过
身影就像一面面无敌的战旗
当我向你描绘一幅虚拟美景
道路在我的指尖隐约地延伸
虔诚的圣女赤裸着长跪床前
最后的诱惑在眼里闪闪烁烁
一记冰凉长吻破除千年符咒
失传的经书正在对视中流传
我像天神一般死去
却以一位俗人复活
(200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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