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网上流传着一个截屏，《环球时报》副总编段静涛在中央纪委的网站实名举报《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说胡锡进跟《环球时报》一个原来的员工和一个现在的员工长期保持着不正当关系，各生下了私生子。

我看了这个截屏将信将疑，去网上搜了一下，看《环球时报》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个副总编。一搜，还真有一个叫段静涛的副总编。但是，即使有这人也不能说这个截屏就是真的，因为完全有可能是伪造的。没想到胡锡进自己发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来说这件事，承认了段静涛举报他这事是真的。当然，胡锡进否认自己有私生子。他认为段静涛举报他是因为想要他这个总编的职务，说是在三、四年前段静涛已经在《环球时报》内部散布说胡锡进要调走了，她这个副总编要转正了。在一个月前，段静涛和胡锡进摊牌，说中央纪委在调查他，如果他识相点就辞职，把总编的位置让给她当，就没事了。胡锡进说，第二天段静涛又给他发了微信道歉，说自己是“中了邪了”。没想到过了一个月，段静涛真的去举报，而且把这事捅到网上。

可见，段静涛举报胡锡进这事是真的。大家可能更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她举报的内容是不是真的？胡锡进是不是真的有私生子，而且还有两个？

一个人跟别人有不正当性关系，有私生子，这属于私生活。但是胡锡进不是一般的人，他是党员，党员有不正当的性关系违反党的纪律，是要受处分的。这就是段静涛为什么要向中央纪委举报。

从表面上来看，这个举报是有一定的可信性的。

第一，她是实名举报。一般来说，要去诬告别人，很多人是不愿意实名的，而是化名或者匿名。实名的话就表示比较可信，不像是诬告。

第二，段静涛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她不是跟胡锡进素不相识的人，也不是《环球时报》的普通员工，而是仅次于胡锡进的副总编。这样的人举报，可信度就比较高。

第三，这件事是段静涛自己捅到网上去的。那个截屏是她在中央纪委网站上填写完举报材料，发送出去之前截下来的，这只有举报的人才能够做到。不是发出去以后被别人泄露出去，而是她主动披露的，这也有一定的可信度。如果是诬告，是不愿意让大家知道的，否则如果把这事搞大了，查出来是诬告，就会受处分。一般的人诬告都是悄悄地做，不愿意这么大张旗鼓地捅到网上去。

还有一点，段静涛举报的内容比较具体，而且容易核实。如果要诬告别人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一般来说是不会具体地说的，即使具体说也不会提出有什么证据。说两个人之间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除非有视频、照片，是很难找到证据的。但是没有证据也不能说他们两个人就没有发生这种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喜欢诬告别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因为不容易核实。但是，段静涛不是泛泛地说胡锡进跟别人有不正当的关系，而是点了两个号称跟胡锡进有不正当性关系的女员工的名字，还说胡锡进有私生子，而且有两个。这就很容易查了，找那两个人，看她们有没有孩子，然后做亲子鉴定，就知道是不是胡锡进的私生子。她敢说出这么容易查的具体内容，让人觉得这事有可能是真的，可信度比较高。

如果这事是真的，那么对胡锡进的打击会很大，跟胡锡进平时给人的印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用段静涛在举报信里面说的话来说，胡锡进“表面上勤勤恳恳、高喊爱国，私底下却是骄奢淫逸、腐败堕落”。这种巨大的反差对于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也不算是很罕见的事。那些落马的高官，包括那些落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列举他们的罪行的时候难免会有一条“长期跟女性保持不正当的关系”，甚至有私生子，甚至有众多的私生子。平时道貌岸然，背地里男盗女娼，这是不奇怪的，特别是对于当官的来说一点都不让人感到意外。

不过，胡锡进不是一般的官员，而是御用文人。给我的感觉是这个人是工作狂，每天要发很多微博、写文章、录视频……似乎是全身心投入到维护党国的利益，甚至维护他的精神祖国俄国的利益。像这种人，一般来说不太可能有心思花在男女私情上面，所以这个事件爆出来时我第一时间说胡锡进看上去不像是有私生子的人。

这件事的真假目前来说是不知道的。如果查的结果发现是诬告，那就很让人难以理解了：为什么一个副总编会实名诬告总编有私生子这么容易查是真是假的事情呢？

一种可能性是胡锡进说的，就是为了争夺总编职位，属于权力斗争。但是大家要知道，《环球时报》虽然被外国媒体说成是“民族主义小报”，其实它的级别不低，因为它是《人民日报》下面的一个子报，胡锡进的级别应该是厅级干部，段静涛则是副厅级干部。在官场上混到这个地位的人，对于官场怎么运作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搞权力斗争都是在背后偷偷地搞，不管是真的举报还是诬告，都要悄悄地做，没有这么公开的，甚至唯恐天下人不知，不仅要举报，而且还要把举报信发到网上去，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种做法不是权力斗争的做法，而是同归于尽的做法。即使核实胡锡进真的有私生子，胡锡进被免职了，也不可能让段静涛来接他当总编。如果这事是诬告，那么段静涛肯定要受处理。所以，她这种做法不是权力斗争的做法，而是不顾一切地要把胡锡进的名声搞臭。这就让人难以理解。

我看到网上有一种说法，是支持胡锡进的人说的，说段静涛是一个“公知”。我不了解段静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以前没听说过这个人。如果她是“公知”的话这就更奇怪了，怎么可能让一个“公知”长期在《环球时报》当副总编？《环球时报》一直在打“公知”，跟“公知”是完全对立的。我觉得网上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胡锡进在答复里暗示的，说段静涛已经掉入自己的幻想里头出不来了，实际上在暗示段静涛精神出问题了，才会去举报胡锡进。把她说成是精神病，各种各样的不可思议的做法就都有解释了，因为她的精神出问题了嘛，所以不能根据平常人的想法来推测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段静涛真的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而且按胡锡进的说法，她患病至少已经有三四年了。《环球时报》这么一个级别的“民族主义小报”，居然让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长期占居着领导的位置，这不是很搞笑的一件事吗？

如果《环球时报》的副总真的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那么倒是可以解释很多《环球时报》的怪现象，比如说，为什么他们会动不动就发一些非常疯狂的文章？

2020.12.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最近在新闻发布会上又在怒斥美国政客：你们美国政客哪里配得上谈什么民主、自由？她的理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如果有真正的民主、自由，那么应该让绝大部分的人民都感到满意。但是根据调查结果，有90%的中国人民对中国政府感到满意，有87%的美国人民对现状不满。美国这么低的人民满意度，怎么配谈什么民主、自由？只有中国这么高的人民满意度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而美国的民主、自由是假的。

把“人民的满意度”跟民主、自由扯上关系，这可能是华春莹的发明。我没有见过美国有针对人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做民意调查，但是，美国经常对总统的满意度做调查。总统是政府的代表，所以对总统的满意度也可以说反映了对政府的满意度。但是美国总统的满意度并不是很稳定，有时候非常低，有时候又非常高。就以小布什来说吧，他最低的时候只有20%的满意度，但是在最高的时候（在9·11刚刚发生不久），他的满意度曾经一度达到90%。难道能说，在满意度20%的时候美国没有真的民主、自由，等到9·11发生了以后美国突然有了真正的民主、自由，过了一段时间又没有了民主、自由了？这当然是非常荒唐的。而且，不同的总统的满意度也是不一样的。川普是现代史上满意度最稳定的总统，一直就稳定在40%左右，从来没有超过50%。但是其他总统的满意度都曾经超过50%甚至更高，有时候又更低。能说美国的民主、自由就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吗？

一个国家有没有民主，首先要看她的人民有没有选举权。美国大选刚刚过去没多久。美国人民在选举的时候不止选总统，还要选联邦议员、州长、州议员、州务卿、市长、市政议员、地方法官、地方检察官……还要对一大堆议案做出公投。所以美国每年都有选举日。但是中国呢？中国普通老百姓只是偶尔还能去选一选区一级的人大代表，而且那个代表往往是已经内定的。选过全国人大代表吗？选过国家主席吗？选过市长、省长吗？中国人民甚至连选县长的权利都没有，最多就选一选村长。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见过选票。没有真正的选举，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怎么能自吹是有真正的民主呢？

再说自由。我以前的文章谈到，美国有“五大自由”（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抗议的自由），中国的宪法也规定了类似的自由。但是，宪法有没有规定是一回事，能不能得到保障是另外一回事。就光说言论自由吧。我经常在推特上、YouTube视频节目里批评美国政府、美国总统，但是从来就没有FBI来请我喝咖啡，我也从来不担心因为批评了美国政府、美国总统就会被找去约谈、训诫、抓起来或驱逐出境，因为美国是有言论自由的，不以言论治罪。但反过来，在中国如果我有发言的机会，不要说批国家主席了，即使批了外交部的发言人，早就被请去喝茶了，甚至以“寻衅滋事”或者“颠覆国家罪”的罪名抓起来。连言论自由都没有保障，怎么敢自吹有真正的自由呢？

我不知道华春莹说的那个“中国人民对中国政府的满意度达到了90%以上”的调查有没有真的做过，还是她随口这么一说。我们姑且认为真的有人做过这样的一次调查吧。但大家设想一下，你在中国生活，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问你对中国政府满意不满意，大家的第一个想法马上就是：这是不是有人来钓鱼？要是敢说不满意，马上就会被抓起来？你即使很信任那个来做调查的人，也得想一想，这个电话有没有可能被窃听？你真的说了自己对中国政府不满意，说不定第二天就被叫去喝茶了。所以，即使真正做过这种调查，得到的结果不一定是可信的，接受调查的人未必敢讲真话。即使讲的是心里话，也很可能是长期被洗脑的结果。洗脑的一个方法，就是会对你进行恐吓，让你不知不觉地、不得不去接受他的那一套。这样的结果是不能反映实情的。如果在朝鲜做类似的民意调查，结果肯定比中国要好，不要说90%以上的满意度了，我敢保证，肯定是100%的人都说对朝鲜人民政府是非常地满意的。如果满意度高代表自由、民主程度就高，难道能说朝鲜的自由、民主是全世界最真的吗？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都不是铁板一块，不可能100%的人都对政府很满意。甚至，我们可以说，不可能有绝大部分的人一直都会对政府满意。在生活当中总有各种各样的让人不如意的地方，那么就会引发对政府、执政党或者国家领导人的不满。这是非常正常的。如果做调查的结果发现绝大部分、90%以上甚至100%的人都对政府满意，那说明了人们其实是不敢表示不满意，恰恰说明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是没有自由、民主的。一个国家人民满意度高、高得离谱，正是这个国家没有自由、民主的一个表现，说明那里的人民是没有表示不满意的自由的。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苏联政治笑话：

有一个苏联人申请要移民美国，单位的领导就来找他了：“你为什么要移民呢？你是不是对工作不满意呀？”这个人说：“满意。”“那你是不是对生活不满意呀？”“也满意。”“那你是不是对政府不满意呀？”“当然满意了。”“那你为什么还要移民去美国呢？”“因为美国允许我说不满意。”

虽然苏联垮台已经很多年了，但当时流传的这些政治笑话到现在还有现实的意义，还没有过时，就是因为像苏联那样的国家到现在还有。

2020.12.9.

前几天英籍华人傅聪因为得了新冠肺炎去世了，享年86岁。这事这几天在中文网上很热闹。傅聪是第一个在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得大奖的华人，在音乐史上应该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很多人在网上之所以提起他不是因为他的音乐，我想大多数中国人可能根本就没有听过他的音乐，因为他搞的西方古典音乐毕竟在中国并不是很流行。一般中国人提起傅聪主要是因为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因为《傅雷家书》那本书，那是翻译家傅雷写给他的儿子傅聪的。这本书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时候非常流行，到现在据说也还很流行。央视评论员刘戈说，只要是“60后”都是读过《傅雷家书》的。我也是“60后”，但是说来很惭愧，我没有读过这本书。这本书刚刚出版没多久，因为很多人都在推荐，我在图书馆翻了一下，结果看了第一页就看不下去了。在第一封信里傅雷向傅聪说，他对傅聪有很大的罪过，这种罪过是没法洗刷的，只能救赎。我当时看了觉得非常奇怪，父子之间能有什么罪过大到没法洗刷？这未免太夸张了吧？或者他们父子关系本来就不正常？这种书我就觉得没必要看，没有看下去。

傅聪让人们想起来的还有另外一件事。1958年他在波兰留学学钢琴，毕业以后没有回中国，而是跑到伦敦去了。这事当时被认为是“叛逃”，现在也有很多人骂他是“叛国者”，说“一个叛国者不值得我们怀念他”。留学不归这种事情在五十、六十年代、在改革开放之前很罕见，所以很多人不理解。这完全是当时的时代造成的。但是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理解傅聪的做法，还把留学不归说成“叛国”，就太过分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有很多中国人到发达国家留学，而且留学以后大部分人都是不回国的。还不只是“自费留学”的，那些公派的留学生很多也都不回国了。而且绝大部分留在国外的也都加入外籍，特别是在美国，加入美籍的更多。我算是例外，没有加入美籍，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能说这些学成不归、加入美籍的人是“叛逃”、“叛国”吗？包括现在在中国非常风光的“明星科学家”施一公、饶毅，当年他们到美国留学，毕业以后也是没有打算回中国的，在美国大学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当到了正教授，加入了美国国籍。等到后来中国发展了，他们看到回国更有前途，才回去了，并放弃美国国籍。能说他们以前是“叛逃”、“叛国”吗？

现在的留学生学成不归跟傅聪那个时候还不一样。现在不回国是因为觉得国外的生活更好，或者在国外更有发展前途，就不回去了。傅聪可不一样，他当时回国是生死存亡的问题。1958年傅雷被划为“右派”，如果傅聪回国就变成“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不可能让这种人有发展前途的，很可能就把他下放到农村劳动，还想弹钢琴？即使认为他有天才继续让他弹钢琴，也不会给他多少表演的机会，那是要留给出身好的人的。即使熬了那么几年，到了文革傅雷夫妇自杀了，傅聪很可能也熬不过去，也会跟着自杀。我这么说不是危言耸听。跟傅聪同时代也有一个著名的钢琴家，也是上海的，也在国外得过奖，叫顾圣婴，她就是到文革的时候（1967年）遭到了批斗，全家开煤气自杀了。如果傅聪回来能够活下来就算不错了，还想搞艺术？还想有现在这么大的国际上的名声？这是不可能的。

文革结束以后，国内给傅聪平反了，不再说他是“叛国”，也邀请他回国讲学、演出。连官方也不再把他当成“叛国者”，都已经能理解他当时的选择了，到现在网上却还有这么多人骂他是“叛国者”，这些人或者还生活在文革时代，或者想在中国重新搞文革。至于有一些人对他死于新冠肺炎冷嘲热讽，那完全就没有人性了。

网上指责傅聪不回国的人不止是普通的网民，有一些名人也在指责。像我刚才提到的“明星科学家”、北大教授兼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上发了一篇文章，也是暗示傅聪不应该留在英国，而是应该回国，在中国对中国做的贡献更大，也会得到人们更多的怀念。饶毅说，傅聪死了以后怀念他的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人，而国外怀念他的非常罕见。饶毅还说，任何一个华人，如果一直留在国外，即使在国外生活了几十年，死了，参加他的葬礼的绝大部分人也是华人，写文章怀念的更是华人，也只有华人会对他念念不忘。饶毅说这叫做“种族隔阂”。

饶毅说的情况跟事实有出入。傅聪死了，并不是在国外就默默无闻、没人把他当回事。我注意到，英国的BBC、美国的《纽约时报》都发了长篇讣告报道他的事迹。这就很难得。有几个音乐家死了以后能够让《纽约时报》发一篇长篇的报道？不少国外的非华人的音乐家，古典音乐界的大师，也都纷纷在推特上或者接受采访时，对傅聪的去世表示哀悼。当然，国外的哀悼不会像中国那么多，因为傅聪搞的本来就是高雅艺术，西方古典音乐即使在西方国家也不可能像流行音乐那么流行。一个演奏古典音乐的钢琴家不太可能变成一个众所周知的大众名人，不会说死了以后举国哀悼。这跟是不是华人没有什么关系。即使是一个白人，像傅聪这种等级的音乐家去世，也不会举国哀悼，不会大家都纷纷地写文章、发推特来纪念他，这是专业的局限性所决定的。饶毅说“华人死了也只有华人才会念念不忘”也是不对的，我举一个反面例子就好了：著名物理学家吴建雄在美国已经死了很多年了，但是今年美国要发行专门纪念她的邮票，显然不是只有华人才会对任何一个死去的华人念念不忘。

饶毅的这番评论暴露了他的心路历程，解释了他为什么要回国。一个科学家在美国科研干得再好，当到名牌大学的正教授基本也就到头了。他再努力一把，有可能还能够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好几千人呢，即使当上了，也没有几个会变成大众名人。甚至即使得了诺贝尔奖也不太可能变成大众名人。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太多了，没有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众所周知，死了会引起轰动的。去年美国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去世，也就是报纸发一篇报道，普通的美国人可能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也是由从事的职业所决定的。你既然选择了搞科研，那么就不可能跟搞娱乐的一样出名，科学家不是娱乐明星。科学家也不是政客，不像从政一样能够让所有的美国人都知道你。既然要从事科研，那么就要甘于寂寞。搞科研本来就是不想当明星，个别的科学家，像爱因斯坦那种级别的有可能变成明星，但是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做科研的人把自己变成了明星，反而让圈内的人看不起。以前卡尔·萨根也算是一个明星吧，他主要是做科普变成明星的，结果搞得他连美国科学院院士都没评上，因为院士们认为，萨根不像一个搞科研的，把自己变成了大众名人。既然选择了科研，那么就不要追名逐利。科研做得再好，在圈内有名就行了，别指望着变成普通美国人都知道的明星科学家。

但是，饶毅这种人不甘寂寞，老想着的是，生前多么地出名、影响多么地大，死后备极哀荣。那么，最好的办法就只有回国了。美国基本上是没有明星科学家的，中国却有很多明星科学家，经常上电视，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可以跟企业家坐而论道，动不动就去参加某一个论坛、年会发表演说。饶毅最近发了一篇文章，号称他搞了一个关于量子计算机的争论的直播，有两百万人看。这个数据很值得怀疑，因为中国直播平台一贯就爱虚报收看人数。但是，从饶毅吹嘘观看人数就可以知道，他是很注重虚名的，很在乎普通人的关注，而不只是业内的关注。只有回国才能够有这种很风光的、成为“人上人”的、接受万人崇拜的感觉。在美国再怎么干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这跟是不是华人没有关系，因为再大的白人科学家在美国也不可能像饶毅他们这些“明星科学家”在中国那样风光。

选择了这条路，把科学家变成了明星以后，是会有损失的。第一个损失，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搞科研了，只能把自己变成一个包工头，利用自己的名声拉来科研经费，发下去让学生、博士后去干，但是实际上本人真正搞科研的时间就很少了。第二个损失，要失去言论的自由，不能得罪人，尤其不能得罪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也不能去抨击现在的政权、体制了，必须听政府的话，听大官的话。听话了，就还继续让你当“明星科学家”，还赏你一个校长当当，死了以后可能还会给你一个很高的追悼会待遇，讣告里头还会注明“生前享受部长级的医疗待遇”。如果不听话，敢去抨击政府，敢去得罪有权有势的人，马上就把你封杀了，你就什么都没有了，也风光不起来了。

饶毅这么看重“明星科学家”的风光，那么就只能同流合污。他是不是真的在乎死后的名声，我是很怀疑的，因为那种很在乎生前的风光、喜欢当明星的人，一般来说不在乎死后的名声，管它死后会怎么样。如果他真的在乎死后的名声，那么要知道，生前的这些虚名都是未必能够作数的。甚至刚刚死的时候备极哀荣，很多人哀悼、怀念，全国的媒体纷纷报道死讯、悼念，这些都不算数的。真正的历史评价是要由后人来做的，甚至是要由很后很后的人来做的。

2021.1.2.

《纽约时报》有一个中文网，主要是翻译《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对不懂英文的人来说很有价值，我推荐大家去看。但是，那个网站偶尔也会登一些原创的评论文章，是海外华人或中国人写的。这些原创的评论文章只是登在中文网上，在《纽约时报》上面是没有的。这些文章的质量跟大家在中国媒体或微信公众号上看到的评论文章其实差不多，没有什么阅读的价值。例如，我最近在上面看到的一篇原创的评论文章说，“把华人川粉当笑话，民主党恐怕会后悔”，这篇文章才是笑话。

这里说的“华人川粉”，指的是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华人川粉，不包括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华人川粉，因为他们对美国的选举不会产生影响的。并不是说投票给川普就是川粉，因为一个人投票给川普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并不一定喜欢川普这个人，有的是因为讨厌拜登、希拉里，有的是从来都投给共和党的候选人。我们说的川粉是指非常崇拜川普、特别狂热的川普的支持者，把川普当成是“天降伟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甚至说他是“上帝选中的救世主”，认为川普说的话都是对的、做的事都要支持，不管川普犯下再大的错误、罪行，也不离不弃、紧密跟随。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华人川粉该不该被笑话？

首先，这些华人川粉都是种族主义者，虽然自己也是少数民族，但是认为自己是“模范少数民族”，可以跟着白人吃香喝辣的，瞧不起其他的少数民族，对那些要保护这些弱势群体的政治正确就特别地反感。他们去支持川普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川普也是种族主义者，让他们找到了知音。其次，这些华人川粉都是阴谋论者，很喜欢在网上散布、传播各种各样的阴谋论、谣言、假消息，特别是针对民主党、拜登的假消息。大选的结果早就出来了，他们还在散布各种关于大选舞弊的谣言，认为实际上是川普赢了大选，甚至认为总有一天川普还是会连任的。

那么，对于这些种族主义者、阴谋论者、喜欢造谣传谣的人，当然应该把他们当成笑话，对于正常人来说都会认为他们是笑话，民主党更可以把他们当成笑话。而且，不仅要把他们当成笑话，还要谴责他们、批评他们。

我们再来说第二个问题，如果民主党把这些华人川粉当成了笑话，是不是会有什么大的损失？所谓“大的损失”是指选举的时候这些华人川粉不去投民主党了，所以民主党就会丢掉很多的票，甚至会决定选举的结果。

首先，大家要知道，这些华人川粉是极端地仇视民主党的，觉得跟民主党有不共戴天之仇，一说起来就骂民主党是“猪党”，热衷于传播各种各样的关于民主党的谣言。民主党要去争取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戏。

其次，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华人川粉究竟有多少人。这次美国大选投票出口的抽查结果表明，华裔美国人当中投票支持拜登的占了65%，支持川普的只占了31%。今年由于受疫情影响，邮寄投票人数创了纪录，而选择邮寄投票的选民以支持民主党的为主，那么，华裔美国人中支持拜登的比例应该比投票出口的抽查结果还要高。也就是说，在华裔美国人当中川普的支持者是少数派，而且特别狂热地支持川普的华人川粉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代移民。我以前分析过，这跟他们受的教育、生长的环境有关。教育和生长环境决定了他们会去崇拜川普。这些人究竟有多少人呢？根据美国政府的统计资料，这些年每年大概有三万多名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入籍成为美国公民。但是，这只是近年来才有这么多的人加入美国国籍，以前没有这么多。究竟有多少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加入美国国籍，我没找到准确数据，往高的估计就算有三、四十万人吧。

但是，这些人并不都是川普的支持者，更不会说都是川粉。就拿我以前在中国科大的同班同学来说吧，他们绝大部分都到美国留学、后来加入了美国国籍，有40来个人。根据我的观察，在我的这些同班同学当中，属于川粉的也就那么四、五个人。大部分的人或者不支持川普，或者即使投票给川普也没那么狂热。这次大选的最后结果出来以后，我的同学好多人都表示松了一口气。说明虽然平时大家不谈这些问题，但是实际上大部分的人还是反对川普的。

当然，我们班不是一个很好的样本，因为大部分都是在美国受过很好的研究生教育，并不算是那种很普通的一代移民。那么我们就往多了说吧，就算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代移民当中有一半是川粉，可能也就一、二十万人。这跟美国选民总数相比是非常少的。而且，这些人绝大部分要么住在加州、华盛顿州等西海岸，要么住在纽约州、康涅狄格州、新泽西州等东海岸，主要都是在东西两岸这些蓝州。这些州再怎么选也都是投票给民主党的候选人。这些华人川粉主要生活在这些地方，那么他们的票相当于是废票，他们再怎么支持川普也没有什么用。

有些人可能说，他们本人的票可能没啥用，但是他们嗓门大呀，会在网上做各种各样的宣传、散布各种各样的谣言，有可能还是会有一定影响力的。根据调查的结果，支持川普的人主要是那些英语比较差的人。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调查结果有一项是关于语言能力，发现在英语比较差的移民当中支持川普的比例会比较高。这些华人川粉主要的发言平台也不是在英语的平台，而是在中文的平台，特别是在微博、微信，在推特上也主要是发中文的推文。所以他们能够影响到的还是中文圈的人。而能够被他们影响到的读者，绝大部分或者在美国根本就没有投票权，或者人在中国。所以他们的影响力是极其有限的。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子女都影响不了。因为他们的子女（所谓的“二代移民”）在美国受到了比他们更好的教育，对美国社会的了解也比他们要强得多，所以他们的子女基本上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他们对自己的父母这么狂热地支持川普本来就看不惯，把他们当成笑话。连他们的子女都把他们当成笑话，民主党为什么不能把他们当笑话？

2020.11.23

在美国华人当中，有很多是川普的狂热支持者。这个现象最近引起了美国媒体的注意，有一些讨论这个现象的原因的文章。但是，这些文章没有说到点子上，并没有真正解释了“华人川粉”的问题。

我这里说的“华人川粉”指的是在美国的华人当中的川粉，其他国家的，特别是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也有很多的川粉，但是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实际上，各个民意调查结果都表明，美国的华人大部分都是反对川普的。那些支持川普的、而且特别狂热的，主要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代移民。并不是说投票给川普就一定是川粉，因为投票投给川普会有很多的原因，例如对拜登看不上、历来就反对美国民主党等等。我这里说的川粉指的是那些特别活跃、特别狂热、特别崇拜川普的。

这些华人川粉主要就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代移民。这里面有一些是有组织的，比如说法轮功。法轮功的李教主下令要支持川普，所以法轮功出动了它掌握的宣传机器，拼命地去力挺川普、反对拜登。很多谣言都是法轮功的媒体、法轮功的人炮制出来、传播开去的。网上很多支持川普的水军可能都是法轮功组织的。为什么法轮功要去抱川普的大腿？李教主没有明确地说。

还有一类华人川粉也是出于信仰的原因，只不过他们信仰的是基督教，特别是福音派基督教。福音派基督教在华人当中也很流行，特别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代移民，很多人都被福音派基督教拉进了教会。福音派基督教认定川普是上帝选中的救世主，是来拯救美国的，他们当然就很狂热地支持川普。

还有一类华人川粉是出于政治的原因，主要是那些“海外民运”，像魏京生、王丹、胡平、陈光诚、何清涟等等，这些人支持川普有的可能跟法轮功有关系，被法轮功收编了；有的可能没有被法轮功收编，他们支持川普是出于“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的动机。他们最大的敌人是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川普敢跟中共对着干，例如敢跟中共打贸易战，让他们觉得说不定可以把中国搞垮，所以他们要支持川普。这是很可笑的。他们一直在骂民主党对中国政府太软弱，实际上中国的人权问题只有民主党真正还在关心。川普这四年什么时候为中国的人权问题发过话？什么时候为了救某一个在中国的人权活动家去讨价还价过？根本没有，只有民主党才会关心这些事情。现在骂民主党骂得特别厉害的、支持川普特别狂热的这些“民运人士”，很多还是民主党把他们给捞出来的，却恩将仇报，当了白眼狼。

我今天主要要谈的是普通的选民，他们既不是“轮子”（法轮功的信徒），也不是进了福音派的基督教，也没有政治的动机要反对中国政府，说不定还挺支持中国政府。普通的美国华人，有很多也是支持川普的。为什么呢？我觉得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种族歧视。虽然他们也是少数民族，但觉得自己是仅次于白人的“模范少数民族”，紧跟白人好好地干，就可以干出一番事业，实现“美国梦”。他们瞧不起其他的少数民族，认为拉丁裔美国人、黑人都是好吃懒做在吃福利；又觉得黑人有暴力倾向，暴力犯罪都是他们干的。由于有这种种族歧视的心态，就认为民主党是在支持其他的少数民族的，是要让大家都吃福利、培养懒人、纵容犯罪，所以就要反对民主党。以前由于“政治正确”，他们不敢公开地把这种种族歧视的想法说出来，知道如果说出来，轻则被人瞧不起，重则有可能因此丢了工作。现在有了川普出来反对政治正确，而且自己频繁地发表种族歧视的言论，就让这些华人觉得找到了知音，就要支持甚至崇拜川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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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因素是“法律与秩序”。有一些人想要好好地过自己的小日子，觉得最好能这么平平安安地生活下去，所以特别关心社会治安的问题。他们觉得民主党是要纵容犯罪的，所以就很反对。他们经常举的反面例子是加州。加州现在是民主党的天下，他们就把加州描绘得特别的乱，好像人间地狱一样，加州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当然都是胡扯。我就在加州生活，而且骂加州的华人川粉相当多也在加州生活。他们一边骂着加州，一边又不愿意搬到别的州去。美国迁徙完全自由，看不惯加州完全可以到别的州去，他们却不愿意，要待在加州。

网上有各种各样妖魔化加州的谣言。其中传得最广的一个是，在加州如果去偷东西，金额不到950美元就不算犯罪，这就导致很多黑人到超市拿了东西就走，店主还不敢拦着，也不敢报警，即使报警，警察来了以后一看东西价值不到950美元，就把人给放走了。这个说法流传非常广，我不知道已经见到多少次了。这完全是对加州法律的误解。那一条法律说的是，涉及到财产的犯罪，如果金额没有达到950美元就不算是重罪，要按轻罪算。按轻罪算不是说不算犯罪，轻罪也是会受处罚的，只不过量型标准比较低，最高能够判半年的监禁，还可以罚款，最高可以罚1000美元。所以并不是说去偷东西如果达不到950美元就没事，谁不信的话自己去试试看。而且，第一次是轻罪，第二次有可能就被按重罪来处理了。

并不是加州才这样，美国各个州都有类似的定重罪的门槛。加州门槛还不是最高的，反而是属于比较低的。例如得州定的门槛就非常的高，是2500美元，偷东西如果偷到价值2500美元才按重罪算，不然就是轻罪。得州在华人川粉眼里那可是保守派的圣地，难道得州这个共和党的地盘也是在纵容犯罪吗？只要跟别的州一比，就知道那些妖魔化加州的言论是经不起推敲的。

还有一个因素是子女教育问题。华人川粉认为民主党搞平权行动要照顾黑人、拉丁裔这些其他的少数民族，结果导致华人的子女虽然很会读书，但是要上好的大学或所谓的“藤校”就比较难。实际上这是很短视、自私的行为，平权行动总体上对华人也是有利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另文讨论，这里就不谈了。

为什么这些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代移民会有这样的想法，会那么狂热地去支持川普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教育造成的。他们的子女几乎全都是反对川普的，知道他们的父母在支持川普都是气得要命的。这种区别不只是简单的代沟问题，主要是教育的问题。这些华人川粉是在中国大陆受的初等、中等教育，很多人是在中国读完了大学到美国来上研究生或工作的。他们最基本的教育是在中国大陆完成的，而中国大陆学校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教育相当差。这些人虽然在中国大陆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他们受的教育是有缺陷的。也许他们在理工专业方面很强，但是在科学精神、人文精神方面却很差，他们的政治判断力、人文的素质也就非常差，跟美国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的人差不多。所以毫不奇怪，到了美国以后，他们认同的是美国社会当中比较愚昧、落后的部分，在那里找到了知音，发生了共鸣。

还有，他们接受的信息是比较闭塞的。在中国受的教育有欠缺，到美国来了本来有提升自己、自我教育的很好机会，但是他们没有利用，而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他们中有一些人读长一点、深一点的英文文章可能都有困难。有一些人也许英文其实不错，但是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还是不习惯去看美国的主流媒体，一说起《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纽约客》，就说是假新闻，其实可能他们根本就没有认认真真地看过那上面一篇比较长一点的报道，就一概地排斥。他们对美国的历史、政治、时事的了解居然主要还是通过中文，看的是微信公众号上面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传来传去的那些耸人听闻的、错误百出的文章，他们就喜欢看。在美国上的也是中文的网站，看的还是二、三手的文章，里面充满了谣言、谎言。在纽约唐人街开电脑店的一个人写的关于美国政治、社会的文章，很受这些华人川粉的欢迎。虽然这些华人川粉受的教育可能比那个唐人街电脑店的店主还要高得多，但是他们居然会去崇拜这样一个人的胡言乱语，居然还会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他们偶尔看一点英文的东西，是那种极右的网站、极右的小媒体，或者是在微信朋友圈、聊天群里传来传去的一个新闻标题的截图，根本不去看它的内容究竟说的是真是假。

这涉及到最后的一个问题，这些人对接受的信息的真假缺乏判断能力。他们分不清事实和意见，分不清现实和幻想，老是把自己想象当中的东西当成现实，不知道怎么样去辨别一则新闻的真假，把真新闻当成假新闻，却把谣言当成真新闻。他们不会用逻辑、理性来推敲看到的这些文章能不能站得住脚、符不符合逻辑、有没有证据。说到底就是缺乏批判性思维。这也是跟他们受的教育的缺陷有关的，因为中国的初等、中等、甚至高等的教育是不会教批判性思维的，甚至不鼓励批判性思维的，而要对学生进行洗脑的。结果这些人到了美国反而主动地去接受保守派、极右媒体、极右网站的洗脑。

他们的子女是在美国受的教育，对美国的政治、历史、社会的了解比他们要好得多，深入得多。由于美国的教育特别强调批判性思维，他们的子女也就更具有批判性思维。但是，这些华人川粉反而觉得自己比他们的子女更懂美国，更知道美国应该往哪一个方向发展，还觉得自己之所以支持川普，支持这些极端的保守派，是为了自己的子女好。而他们的子女并不领情，觉得他们的父母是在胡搞、乱来。那不是太自作多情了吗？

2020.11.15.

成都大学党委书记最近跳河自杀了。在自杀之前，他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封公开信，把成都大学校长批了一通。我在推特上发了一条推文，对此感到很奇怪，因为在中国大学党委书记是一把手，校长是二把手，怎么一把手被二把手给逼死了呢？很多人翻墙过来说我不懂，说在中国大学校长才是一把手。

我不知道这些过来说我不懂的人是因为没有上过大学，还是在中国白上了大学？他们看到校长好像在社会上的威望比较高、名气比较大，在毕业证上也是校长签名（因为校长在名义上是大学的法人代表），他们就以为校长在大学是一把手，不知道在校长的后面还有一个比他更大的老板，也就是党委书记在管着呢。

有一些人说中国的大学实行的是校长责任制，就跟工厂实行厂长责任制一样，所以校长当然是一把手。实际上中国的高校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责任制”，校长是受党委领导的。而领导党委的当然是党委书记了。校长按惯例要兼党委副书记，是副职，当然是二把手了，正书记才是一把手。相反地，党委书记是不会去兼副校长的。大家不信的话到成都大学的网页去看看，成都大学介绍校领导的那个网页现在还没有换，排在第一位的是党委书记，也就是跳河自杀的那个，第二位的才是校长兼党委副书记。

别的大学的校领导的介绍也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清华大学，对现在的校长邱勇的介绍，都要先说他是校党委副书记，然后才是校长。这个党委副书记比校长还要值钱。2018年北大换校长，党委书记郝平改当校长，另外调了一个人来当党委书记。当时我就说，这实际上是把郝平降级使用了，因为校长是要兼党委副书记的。去看现在北大对郝平的介绍，就是“党委副书记、校长郝平”。但是因为北大校长在社会上名声比较好，比党委书记名声要大，所以郝平也就接受了这样的降级使用。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党中央觉得北大没搞好，所以把校长调走、党委书记降级使用，另外派了一个党委书记来管一管北大。派来管北大的那个人以前还是当过法官的，来吓唬吓唬你们这些乱搞的老师、学生。

个别的大学由非党派人士当校长，比如说北大的教授饶毅，不久以前去首都医科大学当校长。但如果是无党派的人士当校长，连党委会都进不去，那就说明这个校长是虚的，只是一个花瓶而已，手上没有权力，不要说二把手，什么手都不是。我一开始还以为饶毅不知道中国官场的情况，不知道他去当校长其实是没啥权力的。后来才知道，原来饶毅并没有真的离开北大，他真正的身份还是北大的讲席教授，只不过兼职去首都医科大学当校长。他本人很清楚他当的那个校长只是一个虚职，只是学校的形象代表而已，并不是说真能在首都医科大学有什么作为。

有人说，施一公呢？施一公也是一个无党派人士，至少目前来说跟饶毅一样都还没有入党，也许以后会入。施一公以前当清华的副校长就是虚的，因为他不是党委成员。他现在到西湖大学当校长，那倒是实职，因为西湖大学是民办大学，跟公立的学校是不一样的。民办的大学就跟私企一样，行政长官是一把手，校长是一把手，就跟私企的厂长、董事长是一把手一样。以后如果西湖大学真的搞大了，真的变成了“世界一流的大学”，我敢说它肯定也会被党管起来的，肯定也会派出真正的一把手党委书记去管校长的。现在西湖大学也有一个党委书记，但是目前来说应该没啥权力，跟私企的党委书记、支部书记一样是负责党务的，并不是真正能够管到校长。

还有一些人说，党委书记管校长都是最近这几年搞出来的，因为要党领导一切，以前不是这样的。其实至少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是这样了。建国刚开始那几年，一切都还没有立下规矩，有可能那个时候校长还是真正的学校一把手。但是，从“反右”的前夕、大概1956年开始，中国高校就已经是党委书记是一把手，校长只是二把手了。1985年胡耀邦当总书记的时候，要推行教育改革，当时提出来的一条改革就叫做“逐步实行校长责任制”，还没有开始实行，1986年出现了学潮，被称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那次学潮是在中国科技大学首先搞起来的。后来当局反思，为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会在中国科大搞起来呢？因为当时中国科大没有党委书记。科大在合肥，党委书记要从北京派过去，连续换了几个人都不愿意去，所以科大有几年没有党委书记，校长管惟炎就变成了真正的一把手。他和二把手方励之两个人联合搞改革，撇开了党的领导，所以就被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开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当然就不许校长当一把手，更要强调党委书记是一把手了。当时党中央把管惟炎撤了以后，马上就往科大派了一个党委书记叫彭佩云，又派了一个校长叫滕藤。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彭佩云才是一把手，滕藤虽然是校长只是二把手。到了1989年，发生了“六·四”，更不可能再搞教育改革了。1990年就正式地提出了高校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责任制”。所以并不是这几年才那样的，而是几十年来一直强调的就是高校的党委书记是一把手，校长只是二把手。

有一些人可能觉得奇怪，在工厂里头厂长是一把手、公司里头董事长是一把手，甚至在中科院的研究所里头也是所长是一把手，为什么高校里头校长不是一把手呢？有这个疑问的人，对中国的情况是很不了解的。高校跟工厂、公司、研究所很不一样的一点，它是要教书育人，而且教的还不是中学生、小学生，而是大学生。在中学、小学里头校长是一把手，校长一般往往兼任学校的党委书记，但是大学是不一样的。大学生是高级人才，能量很大。共产党对此非常了解，因为他们就是搞学运出身的，何况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还闹过几次学潮，包括1989年的民主运动也是大学生带头搞起来的。大学生要怎么样培养，对共产党来说就是特别重要的事。党是把高校作为一个思想阵地管起来的。让党委来领导校长，实际上就是为了保证党能够对高校实行思想控制，这就导致了在中国高校没有言论自由、学术自由。

我在《中国哪来的世界一流大学》一文中提到，没有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是不可能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的。中国的高校之所以没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就是因为实行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责任制”。你去看一看那些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哪一个不是校长是一把手？它还有一个董事会，那只是起到监督的作用，并没有在校长之上还有一个书记或者是牧师、主教在管着。如果那样的话，那种学校是成为不了世界一流的大学的。所以，只要中国还在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责任制”，校长不是一把手，不实行教授治校，那么，中国的高校是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最多就是成为“社会主义的一流大学”。

2020.10.20.

今年美国感恩节那一天，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个管宿舍的阿姨为了向同学们的支持表示感谢，借此机会要给同学们发巧克力，没想到同学们纷纷指责她，说在大学里是不能过洋节的，特别是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更不能过洋节。有一个同学甚至要她立即取消这个活动，否则就要举报到学校去。这件事被捅到网上以后引起了一番风波。哈尔滨工业大学校方发声明说这个宿舍阿姨是一片好心，同学们提醒她也是出于善意，学校不提倡过有宗教色彩的洋节，反对宗教活动进校园。

学校的这个声明听上去好像是在和稀泥，但是实际上是在支持学生。学生们都在纷纷指责这个好心给大家发糖果、巧克力的宿舍阿姨，甚至威胁要举报，怎么能说是出于善意呢？而且，同学们一开始说的是反对过洋节，并没有跟宗教扯上关系。

如果我们一概地反对过洋节，那问题就来了。现在中国官方认可的好几个节日实际上都是从国外传过来的洋节：元旦、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甚至六·一儿童节都是洋节。这些节是不是都不能过了？或至少在大学里头不能过了？

有一些人说，我们只反对有宗教色彩的洋节，就像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声明那么说的。有很多洋节最开始是跟宗教有一些关系。但是，随着历史的演变，这种洋节的宗教色彩就越来越淡，甚至没有了。像他们指责的美国感恩节实际上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宗教色彩了。最开始这个“感恩”可能还带着“向上帝感恩”的意思，但是在现在大家都是借这个机会向亲人、向给自己提供帮助的人表示感谢。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都在过这个节日了，甚至有宗教信仰的人过这个节日已经不提什么向上帝感恩了。例如新当选的美国总统拜登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他在感恩节这一天跟他妻子一起发表的感恩节演说里头就没有提什么向上帝感恩，他感谢的是医护人员、士兵、在疫情的时候坚持工作的那些人。感谢的都是人，而不是上帝，已经没有宗教色彩了。即使宗教色彩稍微浓厚的节日，像圣诞节，那也只是那些信教的人在这个节日才会参与宗教的活动，那些不信教的人同样在过圣诞节，并不是把这个节日当成宗教的节日。

有一些人还说，那我不管，只要是以前跟宗教有关系的节日都不能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元旦也是不能过的。元旦是公历新年第一天。公历跟西方的宗教有关，是西方把传说中的耶稣诞辰的那一年定为公元一年。这不是跟宗教有关系吗？这样的话元旦也不能过了。甚至，公历都不能用了。周末当然更不能过了，本来是让基督徒做礼拜的。

校方说反对宗教活动进校园，这个我支持，我也认为在公立学校里是不应该搞宗教活动的。但是，光是过一个洋节并不等于就是在搞宗教活动。如果没有借过节搞宗教仪式，向上帝祈祷、做弥撒，那就不能说是在搞宗教活动。只是给大家发发糖，对大家的支持表示感谢，怎么能说是在搞宗教活动呢？

其实，现在过洋节的主要还是以年轻人为主。那个宿舍阿姨我不知道她的年纪多大，如果她年纪比较大了居然还过洋节，算是比较特殊的，一般还是年轻人喜欢过洋节。这当然有受西方强势文化影响的因素，例如大家经常在电视、电影、小说中看到这种洋节，然后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

但是还有别的因素，例如，很多人喜欢过洋节是觉得它比较有趣：万圣节乔装打扮，让小孩去要糖；复活节可以找彩蛋；圣诞节来一个圣诞老人给大家发礼，都很好玩。有一些洋节与亲情有关，可以借这个机会向自己的至爱亲朋表达情感。在中国的传统节日里头基本上没有亲情成分，但是西方的洋节有，例如情人节、父亲节、母亲节。这就是为什么这些节日都被引进到中国来了，因为刚好有这么个机会向自己的爱人、父亲、母亲表示一下感情。甚至有人还愣是造出了一个中国的情人节——七夕。其实，七夕这个传统的节日本来跟情人节一点关系都没有，中国历来是不讲究找一个特殊的日子来向自己的情人表白的，这个传统是从西方传过来的。

一般的人过节，就是找一个乐子。我看过美国著名影星朱迪·福斯特的访谈，她说在她家他们什么节都过，世界各地的节日都过，就是找个机会玩一玩、乐一乐而已。在美国过中国新年的人越来越多了，甚至美国邮局已经有好多年每年都会出生肖邮票庆祝中国新年。到中国新年这一天，美国政要像总统也会发表一番新年贺词。当然川普总统比较特殊，没见过他发表中国新年贺词，以前都有的。历届的总统、一些州长一般也都会来给大家拜年。这种消息传到中国，大家都觉得很自豪，说中国传统文化传到国外去了。

反过来，如果中国居然也敢发行圣诞节的邮票，那肯定被骂成是崇洋媚外。国外、美国敢过中国的节，反映的是自信；中国连过洋节都不允许，反映的是不自信。别看天天在讲什么“文化自信”“大国自信”，其实内心是很自卑的，自卑到连别人过洋节都不允许。

有些人看不惯洋节，不愿意过洋节，那是他的自由，但是，别人过洋节也是自由。不许别人过洋节，甚至要把它上升到“爱国”的政治高度，拿着“爱国”的棍子对过洋节的人搞政治迫害，还要去举报他，那就属于新时代的义和团、新时代的红卫兵。很可悲的是，哈工大校方居然会支持、认同这种做法。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学校，才会教出这样的学生。

2020.11.27

美国川普总统刚刚被新冠病毒感染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发了一条推特，说她对美国有这么多人被新冠病毒感染、死于新冠病毒感到很痛心，让她心碎，希望所有的美国人都能够像总统一样享受到一流的医疗服务。

过了几天川普的病情好转了，他发表了一段视频讲话，说要让美国全体的老人都能够享受到像他一样的医疗服务，而且全部免费。我想川普是不会管华春莹发了什么推特的，他发表这番讲话的原因并不是受到了华春莹那条推特的刺激，而是出于美国大选马上就要来临的考虑。川普的选情告急，以前老人大部分都是支持川普的，但是最近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的老人改去支持拜登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老人是新冠的高危人群，他们对川普隐瞒新冠疫情这件事非常不满，所以就叛变了。川普为了把这些人拉回来，就开了这么一张空头支票。

川普究竟享受到了什么样的一流服务？有没有可能每一个美国人都能够像他一样享受到呢？

川普刚刚被新冠病毒感染，医生马上给他注射了单克隆抗体鸡尾酒，这种抗体还没有上市。这就不是一般人想要就能用上的，属于给总统的特殊待遇。后来，川普的病情恶化，转成重症，马上就用直升飞机把他送到了医院。他刚到医院住院，医生又给他用了另外一种药，就是“人民的希望”——瑞德西韦。它和此前给他注射的抗体都是抗病毒的药。同时使用两种抗病毒的药来治疗新冠感染，找不到第二个人了。这也是总统享受的待遇。同时，医生还给他用了别的药，可能对治疗新冠有效的药都给他用上。川普住了几天院后，病情好转了，又用直升飞机把他送回了白宫。

美国有研究医疗费用的专家算了一笔账，说川普接受的这些治疗，如果是普通美国人至少要花几十万美元，有可能超过一百万美元。对川普来说是一分钱不花的，国家给他包了。一般的美国人可没有这样的待遇，这么贵的医疗，他们是用不起的。即使是很有钱的美国人用得起这样的医疗，总统享受的一些医疗服务再有钱的美国人也是享受不起的。比如说，在白宫有一支十几个人的医疗队伍，一天24小时专门给总统看病。一般的富豪哪里有这个条件？再有钱的富豪最多有一个私人医生，怎么可能有一支医疗团队专门给他看病呢？住院的时候川普住的是总统套房，再大的富豪也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住院条件的。这完全是因为总统的身份特殊，政府给他创造了这么一个条件。

只要脑子正常的人都知道，世界上哪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让每一个普通的公民都能够享受到像总统或者国家主席那样的医疗条件。这么说的人，不管是为了讽刺，还是为了像川普那样拉票，都显得非常弱智。

有一些人说，华春莹那么说是在讽刺美国医疗不公，所以夸大一点嘛，无可厚非。既然要讽刺美国医疗不公，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应该比美国还好，才有讽刺的资格吧？那么，中国在这方面跟美国相比是怎么样的呢？

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究竟享受到什么样的医疗服务，我们是不知道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不透明的。美国总统生了病大家能够知道（这里面可能也有隐瞒，但至少基本的信息是公布出来的，甚至包括他用了什么样的药、接受了什么样的治疗、住了几天院，都是公开的），在中国你是没法知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没有人被新冠病毒感染？感染了以后进行了什么样的治疗？这些都是国家秘密，别人没法知道。

但是，中国一般的高干享受到什么样的服务，我们是可以知道的。我在北京的时候曾经去医院探望过一位生病的高干，那个医疗条件让人非常吃惊、羡慕。大家知道，北京的病房非常紧张，住院是大家挤在一起的。但是，高干住院不仅可以住单间，没有别的病人住一块，而且住的是套间，就跟住在五星级宾馆一样。这样的服务还完全是免费的，高干所有的医疗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而且高干还能够用到一般的老百姓不可能用到的进口药物。

普通的中国人不要指望说能享受到像党和国家领导人那样的医疗服务，连高干那样的医疗服务也享受不到。普通的中国人生了病，看病难，就医也难，而且费用很高。生了小病还好，生了大病以后医保基本管不了什么作用。生一场大病要搞得倾家荡产。在网上经常能看到有人发起募捐要给XXX治病。这种情况在美国就非常少见，因为美国穷人的医疗费用都由政府包了。美国老人的医疗费用也是由政府包了。普通美国人要买医保，但每年看病自己要出的钱有封顶，根据医保计划的不同一年最多要出几千块钱或一、两万块钱。封顶后超出的部分就全部由医保包了。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是不会因为生病把自己搞得倾家荡产的。但在中国医保起不了作用，生了大病还必须自己付相当比例的费用，那是相当大的一笔钱。这就变成了医保给的钱是有封顶的，超出的部分必须自己支付。

中国高干比美国高干享受的医疗可能还要好。美国的高干，除了总统、副总统身份比较特殊，能享受到一般人享受不到的医疗待遇以外，那些部长、议员能够享受到的医疗服务跟一般的美国人其实差不多。而中国普通人享受到的医疗服务不如一般美国人，也远远不如中国高干。在医疗的公平性方面，中国做得比美国还要差，有什么资格嘲笑美国的医疗不公呢？

华春莹的这番话转到了中国的网络以后，很多人举中国医疗的例子来跟美国作对比骂她。这时候就有一个人出来替华春莹辩护，那就是《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胡锡进说，外交部发言人发言都是很专业的，话是说给美国人听的、不是给中国人听的，这些中国人替美国辩护是“屁股坐歪了”。

我刚才说了，华春莹说的那番话一点专业性都没有，显得非常地弱智。而且，华春莹说这番话又不是私下跟某一个美国人说的，而是公开地说出来的。公开说的话，不管是哪一国的人当然都可以进行评论了，并不是只有美国人才可以评论，我们作为旁观者也可以评论。就像两个人在公开的场合吵架、骂街，作为旁观的人当然也可以评论骂得好不好、有没有道理，不能说我吵架只有对方能反驳我、评论我，别人就不能说了。那显然不行。你是公开的言论，我们就有评论言论的自由。你是一个太监，却要来嘲笑别人性生活不和谐，我们作为旁观者当然可以嘲笑嘲笑你这个太监没有自知之明。你这个太监不能说，我嘲笑别人性生活不和谐，只有那个被我嘲笑的人才能够反过来嘲笑我，别人不能嘲笑。

美国的医疗的确存在很多问题，美国社会也一直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争论，美国医疗要怎么样改革是个很热门的话题，特别是跟那些发达国家相比，美国医疗的问题就显得更加严重。但是，如果发达国家的人来嘲笑美国的医疗不公，这还说得过去；中国的医疗问题比美国更大、更不公，有什么资格来嘲笑美国医疗不公呢？

华春莹说，“我看到这么多美国人得了新冠病毒、死于新冠病毒，我感到很痛心，心都碎了。”她心肠这么好的话，对中国还有那么多人看不起病、被一场大病搞得倾家荡产，她应该更感到痛心才对。胡锡进如果屁股坐得很正的话，那么他应该首先关心的是中国的医疗问题，而不要整天去替美国人操心。

2020.10.10.

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在辞职之前闹了一场风波，给《人民日报》寄了一篇文章，要求全文照登，不得删改。这篇文章批评中美关系越来越不对等，举例说，美国新闻记者在中国采访受到了很多限制，要经过审核才允许去报道，而中国在美国的官媒的记者做报道则不受美国的任何限制。还有，中国外交官在美国是可以不受限制到社会上跟人们接触、交流的，而美国驻中国的外交官如果想要跟中国普通民众有互动，就受到限制，也是要经过审核的。

这篇文章《人民日报》不给登。《人民日报》说，并不是我们不登美国大使的文章，以前也登过——当然那些文章都是讲中美友好的，不是这种批评文章。《人民日报》不登的理由不说因为这是批评文章，而是因为这篇文章“漏洞百出”、“严重与事实不符”、“没有达到《人民日报》发稿的标准”，所以不登。

说得好像《人民日报》真的有那么严格的发稿标准，必须是完全符合事实、没有漏洞才登似的。大家如果多看几篇《人民日报》的文章，就知道这个自我标榜是很搞笑的。而且这个不登的理由也很搞笑。如果美国大使写的文章真的是漏洞百出、与事实严重不符，那不正好可以给中国媒体一个机会，大肆地抨击吗？丢的是美国的脸，败坏的是美国的形象，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干呢？替美国操什么心呢？

当然，真实的原因是，文章说的是事实，美国在中国的记者的确采访是受到了限制的，美国外交官在中国的活动也是受到限制的。因为说的是事实，所以没法批，就找了一个借口不登了。这算是中国赢了一次，不登你的文章你也拿我没办法。

既然《人民日报》不登，美国驻华大使就把他的文章拿到美国驻华大使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号登了。没多久就被删除了。虽然微信公众号、微博号是美国大使馆的，但是中国是管得着的，因为这是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要把你删除就删除了。所以中国又赢了一次。这就叫中国式的“双赢”，连赢你两次。

这事闹出来以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这恰恰证明中美关系是不对等的：中国的外交官最近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上接连发表了五篇文章，而且还频繁地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而美国的大使要中国的媒体发一篇文章都发不出来，这不就说明了中美关系不对等吗？

这个国务卿说的好像美国媒体发不发中国外交官的文章跟美国政府有什么关系似的，好像美国政府让媒体发就要发，不让媒体发就发不了似的。当然不是这样。美国媒体要发中国外交官的文章，完全是自己决定的，跟政府没有任何关系。美国的社交媒体让中国外交官、中国官媒在那里发表言论，不会动不动就删贴、封号，跟中国的社交媒体动不动就删人家的微博、微信的文章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是因为美国政府是管不了美国的社交媒体的，因为它们都是私营的互联网公司。美国并不存在“中宣部”，能够命令媒体不能登中国大使的文章；也不存在“网信办”，给推特、脸书打一个电话命令他们必须删哪一个帖子。

中美关系的不对等，其实体现的是两个国家的体制的不对等。中国还是专制国家。专制国家要维持下去必须控制言论。不仅是《人民日报》这种官方媒体，即使是市场化媒体也是被宣传部牢牢地控制住的。微博、微信号称属于私企，实际上是要受网信办的控制的。但是，美国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政府是没法控制舆论的，控制不了媒体，也控制不了网站。它即使想要来一个对等——中国媒体不发我们大使的文章，我们的媒体也不发中国大使的文章——也是做不到的。

美国基本上没有官媒。“美国之音”是美国政府办的，算是官媒，但是其他的媒体是属于私人公司拥有的，政府管不了。中国的媒体则基本上都是官媒。前一阵美国想限制中国官媒，说中国的官媒在美国的记者太多了，把他们赶走一部分。中国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也驱逐了一些美国记者。但是，那些记者除了美国之音的记者还能算是美国的官媒记者，其他被驱逐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的记者跟美国政府一点关系都没有。川普当局很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些川普口中的“假新闻”，中国把它们的记者驱逐了，可能川普还高兴呢，觉得中国政府替他报仇了。

中国政府就是利用这种制度的不对等接连地赢。利用美国政府管不了媒体、网站，中国政府的人可以在美国的媒体、网站上随便地发言，但是不准美国政府的人到中国的媒体、网站上随便地发言。

美国政府如果真正地要反击的话，是有办法做到的，只不过没法做“对等”的反击。例如，美国驻华大使馆可以宣布，《人民日报》敢不登我们大使的文章，那么以后《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家属想去美国都不给签证。这是在美国政府的权力范围内的，是可以做到的。它也可以针对微信、微博发类似的声明，如果新浪敢删我们的微博、腾讯敢删我们的微信文章，那么以后凡是新浪、腾讯的高管以及他们的家属我们都不给发去美国的签证。

如果美国政府真的这么做的话，可能还能起到很大的威慑作用，因为中国的高官、企业高管以后就没法把财产转移到美国去了，也没法让自己的子女到美国留学了。但是，虽然川普什么都敢乱干，美国外交官还是要面子的，所以他们不敢真的这么做，也不敢这么说，不敢用这种很有威慑力的秘密武器。

相反地，美国的媒体、网站如果觉得自己的利益受损，是可以反击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都被中国给赶出去了，他们可以说，你敢赶我们的记者，那我们以后再也不登中国外交官、大使的文章了。推特、脸书也可以说，你不是把我们都给“墙”了、不让进入中国吗，那么我们也不允许中国的官员、官媒到推特、脸书上开账号、做宣传。这个它们是能够做得到，而且公众也能够理解。但是它们不愿意这么做，主要还是为了面子，要坚持言论的自由。虽然自己的言论自由被中国政府给限制住了，但是它们崇尚言论自由，还是允许中国的媒体、官员到美国的媒体、网站发言。这也是中美关系不对等的一个原因。

一个社会是崇尚言论自由的，另外一个社会是崇尚舆论管制的，在这种情况下，是难以做到真正地对等的。

2020.9.15.

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在辞职之前闹了一场风波，给《人民日报》寄了一篇文章，要求全文照登，不得删改。这篇文章批评中美关系越来越不对等，举例说，美国新闻记者在中国采访受到了很多限制，要经过审核才允许去报道，而中国在美国的官媒的记者做报道则不受美国的任何限制。还有，中国外交官在美国是可以不受限制到社会上跟人们接触、交流的，而美国驻中国的外交官如果想要跟中国普通民众有互动，就受到限制，也是要经过审核的。

这篇文章《人民日报》不给登。《人民日报》说，并不是我们不登美国大使的文章，以前也登过——当然那些文章都是讲中美友好的，不是这种批评文章。《人民日报》不登的理由不说因为这是批评文章，而是因为这篇文章“漏洞百出”、“严重与事实不符”、“没有达到《人民日报》发稿的标准”，所以不登。

说得好像《人民日报》真的有那么严格的发稿标准，必须是完全符合事实、没有漏洞才登似的。大家如果多看几篇《人民日报》的文章，就知道这个自我标榜是很搞笑的。而且这个不登的理由也很搞笑。如果美国大使写的文章真的是漏洞百出、与事实严重不符，那不正好可以给中国媒体一个机会，大肆地抨击吗？丢的是美国的脸，败坏的是美国的形象，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干呢？替美国操什么心呢？

当然，真实的原因是，文章说的是事实，美国在中国的记者的确采访是受到了限制的，美国外交官在中国的活动也是受到限制的。因为说的是事实，所以没法批，就找了一个借口不登了。这算是中国赢了一次，不登你的文章你也拿我没办法。

既然《人民日报》不登，美国驻华大使就把他的文章拿到美国驻华大使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号登了。没多久就被删除了。虽然微信公众号、微博号是美国大使馆的，但是中国是管得着的，因为这是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要把你删除就删除了。所以中国又赢了一次。这就叫中国式的“双赢”，连赢你两次。

这事闹出来以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这恰恰证明中美关系是不对等的：中国的外交官最近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上接连发表了五篇文章，而且还频繁地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而美国的大使要中国的媒体发一篇文章都发不出来，这不就说明了中美关系不对等吗？

这个国务卿说的好像美国媒体发不发中国外交官的文章跟美国政府有什么关系似的，好像美国政府让媒体发就要发，不让媒体发就发不了似的。当然不是这样。美国媒体要发中国外交官的文章，完全是自己决定的，跟政府没有任何关系。美国的社交媒体让中国外交官、中国官媒在那里发表言论，不会动不动就删贴、封号，跟中国的社交媒体动不动就删人家的微博、微信的文章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是因为美国政府是管不了美国的社交媒体的，因为它们都是私营的互联网公司。美国并不存在“中宣部”，能够命令媒体不能登中国大使的文章；也不存在“网信办”，给推特、脸书打一个电话命令他们必须删哪一个帖子。

中美关系的不对等，其实体现的是两个国家的体制的不对等。中国还是专制国家。专制国家要维持下去必须控制言论。不仅是《人民日报》这种官方媒体，即使是市场化媒体也是被宣传部牢牢地控制住的。微博、微信号称属于私企，实际上是要受网信办的控制的。但是，美国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政府是没法控制舆论的，控制不了媒体，也控制不了网站。它即使想要来一个对等——中国媒体不发我们大使的文章，我们的媒体也不发中国大使的文章——也是做不到的。

美国基本上没有官媒。“美国之音”是美国政府办的，算是官媒，但是其他的媒体是属于私人公司拥有的，政府管不了。中国的媒体则基本上都是官媒。前一阵美国想限制中国官媒，说中国的官媒在美国的记者太多了，把他们赶走一部分。中国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也驱逐了一些美国记者。但是，那些记者除了美国之音的记者还能算是美国的官媒记者，其他被驱逐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的记者跟美国政府一点关系都没有。川普当局很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些川普口中的“假新闻”，中国把它们的记者驱逐了，可能川普还高兴呢，觉得中国政府替他报仇了。

中国政府就是利用这种制度的不对等接连地赢。利用美国政府管不了媒体、网站，中国政府的人可以在美国的媒体、网站上随便地发言，但是不准美国政府的人到中国的媒体、网站上随便地发言。

美国政府如果真正地要反击的话，是有办法做到的，只不过没法做“对等”的反击。例如，美国驻华大使馆可以宣布，《人民日报》敢不登我们大使的文章，那么以后《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家属想去美国都不给签证。这是在美国政府的权力范围内的，是可以做到的。它也可以针对微信、微博发类似的声明，如果新浪敢删我们的微博、腾讯敢删我们的微信文章，那么以后凡是新浪、腾讯的高管以及他们的家属我们都不给发去美国的签证。

如果美国政府真的这么做的话，可能还能起到很大的威慑作用，因为中国的高官、企业高管以后就没法把财产转移到美国去了，也没法让自己的子女到美国留学了。但是，虽然川普什么都敢乱干，美国外交官还是要面子的，所以他们不敢真的这么做，也不敢这么说，不敢用这种很有威慑力的秘密武器。

相反地，美国的媒体、网站如果觉得自己的利益受损，是可以反击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都被中国给赶出去了，他们可以说，你敢赶我们的记者，那我们以后再也不登中国外交官、大使的文章了。推特、脸书也可以说，你不是把我们都给“墙”了、不让进入中国吗，那么我们也不允许中国的官员、官媒到推特、脸书上开账号、做宣传。这个它们是能够做得到，而且公众也能够理解。但是它们不愿意这么做，主要还是为了面子，要坚持言论的自由。虽然自己的言论自由被中国政府给限制住了，但是它们崇尚言论自由，还是允许中国的媒体、官员到美国的媒体、网站发言。这也是中美关系不对等的一个原因。

一个社会是崇尚言论自由的，另外一个社会是崇尚舆论管制的，在这种情况下，是难以做到真正地对等的。

202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