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偶然看到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正在采访上海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伟长，不禁佩服其记忆力之超群，90多岁的人了，对年轻时代的事仍记得清清楚楚，侃侃而谈。由此才知道钱院士原来还是“谢绝高薪聘请，毅然回国”的先驱者。他是这么对记者说的：他是1946年回国的，48年的时候工资是15万金圆券，只能买两个暖瓶，怎么过日子？而他在美国的年收入是8万美元……

是不是钱院士口误，把8千说成了8万了呢？于是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多年来钱院士就一直在对记者说他当年在美国的年薪是8万或10万美元。

例如，《光明日报》2001年11月14日刊登《爱国是我终生不渝的情怀——访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院士》一文，记载钱院士的话说：“当时我在国外的生活相当好，当过技术方面的‘洋官’，每年十万美金，但我不稀罕。……回国后，第一个月的工资只够买一个暖水瓶，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从来没有对国家丧失过信心。”虽然工资数目和买的暖水瓶的数量略有出入，但还在同一个数量级。

又如《新民晚报》2004年3月1日登的《与体育结下70多年缘分——专访钱伟长》一文记载钱院士的话说：“我姓钱，却不喜欢钱。1946年回国的时候，美国给我的年薪是8万美金，要挽留我在他们那里工作。我却坚决回来了。”此文还说：“1933年，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爆出冷门：清华大学的小个子钱伟长以13秒4的成绩跨入了100米栏的前三名！”看来钱院士小时候就是个小刘翔嘛，不出国争光实在是可惜了：去年多哈亚运会我国选手刘静获得女子100米栏的金牌，成绩也不过比钱院士当年快了一点（12秒93）。男子没有100米栏，只有110米栏，不好比，但1952年第一届亚运会男子110米栏冠军成绩是15.2秒，如果跑100米栏，应该是跑不过钱院士的。

当然，感动大家的不是运动天才的钱院士，而是谢绝高薪聘请的钱院士。例如一篇发表于2003年6月10日的文章《为留芬芳在人间》如此说：“是强烈的爱国信念给了钱伟长巨大的精神力量，钱伟长放弃年薪十万美金的‘洋官’，毅然回到贫穷落后的祖国，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努力奋斗……”

钱伟长1946年回国，回国前为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实验室研究工程师，这一位置的年薪在现在估计也就七、八万美元吧，美国工资真够稳定的，60年不变。1946年8万美金是什么概念呢？根据MeasuringWorth.Com，1946年的8万美元，按消费价格指数算，相当于2006年的82万美元，按非技术工资算，相当于142万美元，按人均GDP算，则相当于223万美元。全美国能拿这么高工资的人屈指可数。当时美国总统的年薪只有7万5千美元，通用汽车公司高管的平均年薪也只有5万多美元，加州理工真够有钱的，竟给钱伟长开了这么高的工资，在当时该算得上高校工资第一人了吧？华罗庚在美国时已是大牌教授，年薪据说只有约1万美元，比钱院士差远了。

钱伟长在节目里又说，当时喷射推进实验室又希望他回去，他去美国大使馆签证，填表格有一条是讲中国和美国打仗的时候，您是忠于中国还是忠于美国？“我说当然忠于中国了，我是中国人，我不能忠于美国人。我就填了一个NO，我绝不卖国。结果就因为这个，他不让我去了。”这也相当奇怪。当时（1948年）中美是盟国，怎么可能问两国开仗时效忠于哪一方？即使是敌国，也不可能傻到公开这么问，否则岂不是公告天下凡是获得签证的人都是准备背叛中国的？钱伟长在标榜自己的爱国气节的同时，岂不是在污蔑当时去美国的中国人全都是在签证时正式声明了想要卖国的？

(XYS20080126)

一些评论家在评论中国科学院新科院士谢华安被举报论文抄袭一事时，大概觉得拘泥于一人一事境界太低，要借题发挥反思一下中国院士制度的弊端。据说谢院士是因为虽然在水稻育种方面有大贡献，但是由于理论水平低缺少论文，为了能选上院士才去抄别人的论文。于是评论家纷纷质问，评院士看论文还是讲贡献？“院士”是靠论文堆成的？有位院士也对记者说，现在每年产生数不清的学术论文，有多少论文有实在的价值呢？有的人也许所谓的“学术成果”一般，但他把论文写在了稻田里，写在了大地上。

选院士当然要看贡献，但是并不是什么贡献都算数的，否则岂不是农民以论文写在田地上、工人以论文写在工地上、战士以论文写在战场上、商人以论文写在商场上、运动员以论文写在运动场上……等等为由都可以要求当院士吗？院士称号又不是对社会贡献的奖赏。如果因为谢华安对社会的贡献大（其实其贡献是被媒体大大夸大了的），就认为他什么荣誉都该得，那么今年是不是还得给他发块奥运会金牌？

选院士要看的是学术贡献。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规定得很清楚，院士的标准是“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而一名科学家公布自己的学术成果的正常途径就是在有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其他的途径，例如媒体报道、申请专利、开鉴定会等等，都容易受非学术因素的影响，都是不正常的。不发表论文，科学界同行们就无法客观地了解、检验和评价科研成果和成就。评价一个人的学术成就不看论文，难道要看候选人的自我宣传、媒体的炒作或长官的旨意吗？

论文是衡量一个科研工作者的学术贡献的最客观依据。学术贡献与发表论文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一致的。那些把二者对立起来，质问评院士看论文还是讲贡献的人，乃是不了解国际学术界公认的规范。发达国家评教授、评院士乃至评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也都是以论文为依据的。

诚然，中国目前在引进论文评价机制时出现了不小的偏差，例如过分看重论文的数量而忽视论文的质量，甚至只看论文标题不看论文的内容，导致出现了剽窃、重复发表、制造低质量论文等种种不良现象。但是，不能因为有许多论文是垃圾，就认为论文都是垃圾；不能因为有些人靠低水平的论文当上了院士，就认为选院士不应该靠论文。我们应该做的，是进一步完善论文评价机制，而不是干脆放弃这一机制。

2008.1.20

(XYS20080122)

听说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的两位教授把杨玉圣给告了，于是我去已有一年多没去过的杨玉圣的个人网站“学术批评网”看看热闹，果不其然，都是一些为杨玉圣辩护、攻击那两位教授的文章，点开几篇粗看了一下，作者署名：“庞一鸣（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史豪鼓”、“李华隼（南京财经大学）”、“钟正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申江（华东政法大学讲师）”、“金许成（南京财经大学）”、“梁欣（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看上去像是真名实姓，后面还有所在大学名称、职称，更让人信以为真，但是为什么这些文章却文风一致，宛如出自同一个人之手？于是搜索了一把，发现原来全都是假名字。我不是说不能用化名发表文章，在网上用化名发表批评文章很正常，但是把化名搞得像真名，还要加上作者单位以示其真，还要在文后注上“（感谢XXX先生惠寄）”表明是真实作者的投稿，让不了解杨玉圣底细的读者误以为真有这么多高校教师挺身而出真名实姓支持杨玉圣，化名“庞一鸣（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者还在那里据此自得其乐地对比双方阵营的力量，这是不是一种有意的误导？化名在网上骂街还要轮流绑架各个财经大学、政法大学，是不是在败坏这些学校的名声？

这其实是杨玉圣这位“学术打假第一人”的拿手好戏。他曾经被发现盗用多位教授、学者的名义签公开信，也曾经被发现盗用他人的名义给学术期刊投稿，还有多种弄虚作假、以假“打假”、剽窃的行为，在新语丝的“杨玉圣专辑”中有详细的记录。两年前杨玉圣污言秽语辱骂其在山东师大的老师王玮和陈海宏时，“学术批评网”也出现过不少支持杨玉圣、攻击王玮和陈海宏的文章，作者署名看上去也像真名，也有工作单位，而我当时也查过，全是假名。

化名“华东政法大学讲师申江”者在文章中说：“方先生与杨先生有过节的传闻，我早就听说过了，现在看来不是没有可能。要不的话，方先生办的网站怎么能一再首发批评杨先生的文章呢？”我与杨玉圣有什么样的“过节”，新语丝该不该一再首发批评杨玉圣造假的文章，去新语丝的“杨玉圣事件”专辑一看便知，何必装得那么无辜呢？你以为把新语丝对杨玉圣的打假，“传闻”成我与杨玉圣的“过节”，就可以让人放过杨玉圣的造假了？你以为新语丝的“杨玉圣专辑”是和“学术批评网”曾经针锋相对地搞过的“方舟子专题”一样的东西，专门收集野鹤、吴虹飞、李土生、邵连华（“金娣存款”代理人）、陈杰人、刘华杰、宋正海、李楠、徐建新、杨支柱等等造假者、骗子、不良记者、伪科学者的攻击、谩骂、造谣、诽谤文章的（最好笑的是，杨玉圣登出西安翻译学院告我的状子时，幸灾乐祸地加了一个“方舟子2006年的第一个滑铁卢”的标题）？我们对杨玉圣造假的揭露，哪一条不是事实？如果这也算“过节”，我和全世界造假者都有“过节”。

化名“庞一鸣（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者说：“连在美国办的新语丝网站也为此吵得沸反盈天”，不就登了几篇原告支持者批驳杨玉圣的文章吗，如何就反到天上去了？不知情者还以为新语丝也和“学术批评网”一样在恶炒这个事件呢。但这就让杨玉圣或其支持者害怕了。化名“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梁欣”者警告说：“方舟子先生可以利用其他的方式搞倒杨玉圣和他的学术批评网，但不能利用沈木珠夫妇，因为这两口子的行径实在不是正派的学者所为。如果新语丝趟沈木珠案的浑水，除了败坏方舟子先生和新语丝的名誉外，不会有其他的结果。”如果中国人文学界还有起码的良知，杨玉圣和他的学术批评网不知该倒了多少次了，还用得着再利用什么方式？杨玉圣那里怎么突然关心起我和新语丝的名誉来了？杨玉圣那里几年来靠造谣诽谤试图败坏我和新语丝名誉的文章还少吗？我要是有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的闲功夫，不知可以把杨玉圣告上多少次了。我就偏偏来趟这个浑水，看败坏的是谁的名誉？老实说，要是没有看到这个警告，我还懒得再来修理一下杨玉圣呢。

沈木珠夫妇正不正派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一个正派的学者是不可能和杨玉圣这种人混一块的。让一个多年来造假劣迹累累的造假分子戴上“学术打假第一人”的光环，当上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还有贺卫方、陈平原、张保生、许章润之类的“大牌教授”为之捧场、唱颂歌，这大概算得上中国人文学界最滑稽也最令人恶心的一件事了。

2008.1.19.

(XYS20080119)

福建农科院原院长谢华安新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却被其两名同事揭发他用来报选院士的论文是剽窃别人的，署他的名字的学术专著也是别人写的。此事被媒体曝光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据报道谢院士虽然只有中专学历，却培育出了种植最广的一种杂交水稻，被称为“杂交水稻之母”。于是有些人评论说，谢院士对社会做出了这么大贡献，比那些只会发表没有实用价值的论文的院士强，本来就该当院士，可见公道自在人心云云。

选院士又不是评劳模、优秀企业家，是要看候选人在学术上是否有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的。如果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了选院士的标准，那些搞基础研究、特别是搞纯数学研究的院士，是不是都该除名了？谢华安已因为他的育种成果获得了多项荣誉，当上了院长，为何非得再当中科院院士不可？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没能评上中科院院士，在袁隆平的育种理论指导下做育种的“杂交水稻之母”却评上了，是不是乱套了？

其实，谢华安事件的关键不在于他的学术成就如何，而在于他是否有学术不道德行为，以及有学术不道德行为的人是否能够当院士。我仔细核对过对谢华安的举报材料，可以认定他的确剽窃了别人的论文、侵夺了别人编写的专著。而《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规定的院士标准之一就是“学风正派”，院士必须有学术道德，可以说是没有异议的。但是，谢华安的问题在院士评选过程中就已向中科院院士工作局局实名举报，他却还能顺利当选，不知院士工作局以及投票选谢华安的院士们，是否还记得院士章程的规定？

中科院院士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学术称号，而且也掌握了较大的学术特权，本来在学术道德方面对他们应该有更严格的要求。但是实际的情形却相反。学风不正并不妨碍某些人被评为院士，而当上了院士，就像多了一层护身符，此前此后的学术不道德行为反而更难以被追究。虽然中科院院士章程、院士科学道德自律条例等多项规章都对院士的学术道德要求有规定，中科院还专门有一个院士科学道德委员会，但是从未见到它管过事。几年来有数十个院士被曝光有学术不端行为，有的情节要比谢华安严重得多，但是从来没有哪个院士因此受到处理。

有人认为像谢华安这样的院士候选人之所以会去造假，是不合理的院士选举制度造成的，板子不应该打在他的身上，而应该先去改变逼良为娼的制度。这是一种很容易迷惑人的错误观点。中国的院士制度固然存在种种弊端，有值得改进之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弄虚作假就变得合理了。我们要改变“逼良为娼”的制度，但是也不该因此就放过了“娼”，否则对“良家妇女”是很不公平的。袁隆平没能当上中科院院士的原因据说也是因为缺少理论成果，但是并没有人说他因此就去剽窃别人的论文包装自己嘛。

2008.1.16.

(XYS20080118)

一、“德哥纳米门”暴露863计划黑幕。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外科主任张阳德没有研究纳米技术的资质，却在科技部官员的支持下战胜竞争对手获得1.2亿元的863计划纳米医药项目。张阳德被发现伪造在美国的留学、研究经历，自办“国际期刊”、“国际机构”，且其无科研经验的妻子、女儿、兄弟、侄子都是其“纳米团队”的成员。

二、蒙牛特仑苏牛奶欺骗消费者。蒙牛声称在特仑苏牛奶中添加新发现的“造骨牛奶蛋白”其实是一种著名的蛋白质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该蛋白质价格昂贵，特仑苏牛奶不可能按其声称的用量添加。该蛋白质如果进入体内，可能会诱发癌症。蒙牛全力封杀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

三、院士候选人利用关系压制对其学术成果的质疑。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福建农林大学教授陈家骅被揭露伪造在美国的履历和学术成果。该教授不做公开的回应，却利用其身为福建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福建省主任委员的身份，动用私人关系，迫使在杭州和清华大学的两个新语丝镜像点被关闭。该教授后来没能当选院士。

四、盗名教授受到校方庇护。云南民族大学化学与生物技术学院常务副院长王锐被发现假冒在美国名牌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而且盗用两位同名同姓的留学生的几篇论文，其所谓的成果全都是冒用别人的。事情暴露后，云南民族大学校长声称外人无权过问此事。

五、院士造假被通报批评。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清华大学教授范维澄及其合作者的三篇论文被揭发乃是抄袭国外论文，中国工程院为此对范维澄院士通报批评。

六、高校首次集中通报学术造假处理决定。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发布第1号通告，公布对三起剽窃事件的处理结果。其中两起最初在新语丝网站被揭发。

七、部长力挺中医受嘲讽。卫生部部长陈竺声称中医是高于现代医学的“系统生物学”，科技部副部长尚勇在国际会议上声称中医号脉能判断胎儿性别，为此备受冷嘲热讽。何祚庥院士发表《就“号脉能判断胎儿性别”问题，给科技部尚勇副部长和卫生部陈竺部长的一封公开信》，要求两位部长答复公众的质疑。

八、肖传国诉方舟子损害名誉权案两地法院两种判决。对同一内容的案件，武汉江汉区法院和武汉中级法院先后判决肖传国胜诉，而北京第一中级法院、北京高级法院则先后判决肖传国败诉。在武汉法院的支持下，肖传国声称将起诉500多名签名支持方舟子的学人和58个网页侵权。

九、学术打假遭遇恐吓。方舟子出版《科学成就健康》一书炮轰虚假保健品，在视频访谈之后以及该书首发式上，两次被人跟踪送恐吓信。

十、“首席骂街研究员”警告新语丝。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傅德志（静生）持续多日在其博客用污言秽语辱骂新语丝网友，警告说：“2008元旦前，谣字洞（新语丝）里面实名大陆学者专家普通受骗上当的，都赶紧撤，不实名的都是来自一个芳舟子。静生踹洞见鬼杀鬼见魔砍魔，绝不留情。”

谢华安的主要成果是培育和推广一种杂交水稻，属于技术研发，在学术上并无太大的成就，就此而言更适合去参选工程院院士而不是中科院院士。即使是在杂交水稻研究方面做出的贡献比谢大的袁隆平也只是工程院院士，而不是中科院院士。而且，中科院院士的评选比工程院院士严格，要求更高，不少人是选了几次中科院院士没有选上才转去选工程院院士，有些工程院院士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像谢这样选了多次工程院院士都没选上，转去选中科院院士一次成功的，似乎没有先例，是比较奇怪的。

涉及的论文的所有数据和主要内容都是从另一个研究小组的三篇论文抄来的，实际上是一篇没有自己的研究成果的读书笔记，连综述都算不上。在文中未做说明，也没有注明出处，在读者看来，会误以为是谢本人的研究结果，所以这是很明显的剽窃行为，而不是注释不规范、小瑕疵。涉及的专著谢最多算是主编，应该一一注明编写者的名字。不注明而当做自己的著作，显然属于侵吞他人的劳动成果。这两项都是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

举报人此前已向中科院实名举报，中科院据称也做了调查，但是谢仍然能当选院士，让人难以理解，因为院士同样要遵循学术规范，其要求应该比一般科研人员更高才对。很可能院士局并未向院士们通报谢的情况，院士们不知情。

虽然中科院院士章程、院士科学道德自律条例等多项规章都对院士的学术道德要求有规定，但从未被执行过。中科院还专门有一个院士科学道德委员会，但是从未见到它管过事。新语丝网站几年来揭露过数十个院士的学术不端行为，有的情节要比谢严重得多，但是从来没有哪个院士因此受到处理，所以这次事件的结果也会是不了了之。

这件事反映出当前选院士的一个问题，即所谓“包装院士候选人”，领导利用掌握的权力把他人的成果拿来做为选院士的资本。这种现象绝非个别。能否选上院士在一定程度上是各方利益均衡的结果，受人际关系、地方或部门势力的影响很大，不一定能够反映候选人的真实学术水平。谢当选院士，连农业部部长都祝贺，可见谢的上层路线走得不错。谢2006年从福建农科院院长退下，2007年即选上院士，不知是否有把院士做为一种安慰奖的意思。在工程院这种现象更明显，有些部长级高官要退休了，就去当工程院院士，因为院士是不退休的。

本来在学术道德方面对院士应该有更严格的要求，但是当上了院士，就像多了一层护身符，只要不犯政治、经济错误，此前此后的学术不道德行为反而更难以被追究。因为院士掌握的学术权力太大，能给地方、部门带来巨大利益，因此会受到纵容、包庇。这种情况在短期间内很难改变。短期内能够做到的，是加强对院士候选人的把关，不让低水平、不道德的候选人穿上院士护身符。但是像谢这种有严重不端行为的候选人，在被通过正常渠道实名举报后，依然能够顺利当选院士，说明中科院内部监督机制失灵，应该借助于舆论监督。举报人是在谢已当选院士后，才把举报材料寄给新语丝公布的。这个时候木已成舟。如果在正式选举之前，就在新语丝网站上揭发，让广大院士了解情况（据我所知大部分院士都看新语丝网站），那么谢很可能就选不上了。所以在现在的情况下，不要过分信赖所谓的正常渠道，在通过官方渠道举报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向媒体、网站透露，才会有较好的效果。

我省归侨侨眷喜获“科技创新奖”

2007-05-22 12:00:00

经中国侨联组织的专家委员会评审，我省云南民族大学教授王锐、云南大学软件学院教授郑智捷、云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傅文甫获“科技创新人才奖”，由云南侨通包装印刷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凹版正反面同时印刷”技术项目获“自主创新成果奖”。

云南民族大学教授王锐，是留学美国并获得美国洛克有机化学研究所博士后，在国外完成学业后到云南民族大学工作，作为学术带头人主持国家民委、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教育部重点科学技术研究项目。他提出的具有独特结构的纳米超强和树脂超强的合成与性能研究等课题，寻求开辟“非石油化”新技术途径。另外，他还无保留地向国内同行提供有关超强酸技术和方法，为推动这一前沿学科领域在国内的开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科学研究上，他创造性提出使转基因植物收获后释放蛋白质分子的“低温冷刷技术”，部分成果以第一共同作者论文、发表在世界顶级权威刊物《Nature Biotechnology》[19： 371-374，Apr. 2001]上，论文被《Nature》等国际权威刊物专业论文单篇引用23次。首次提出与氟原子相连的碳正离子电子云部分配位理论，为相关化学合成设计和反应机理表征提供理论和实验依据。近年来5篇第一作者学术论文均刊登在国际权威专业刊物上，均被科学引文索引（SCI）和工程索引（EI）同时检索收录。

云南大学软件学院教授郑智捷，留学澳大利亚并获Monash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博士，现任云南大学软件学院信息安全系主任教授、澳大利亚共轭系统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共轭系统昆明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从1990年起，他就致力于进行图象处理技术及应用方面的研究，并开创性地提出概念细胞化知识模型和系统。 2003年在澳大利亚建立共轭系统有限公司，出任执行董事。由于他的出色成就，2003年8月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信息科学部特邀他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海外会审专家。2004年2月受聘为云南大学软件学院全职教授、信息安全系主任，负责专业建设、软件系统开发、工业应用开发项目、国际合作项目和理论研究发展工作，为软件人才培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云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傅文甫教授，在德国纽伦堡大学读书获理学博士学位，香港大学化学系博士后，主要从事在生物医学领域有重要应用前景的萘啶系列衍生物与其水溶金属配合物的合成、结构与性能研究；多联吡啶配体和d5-10金属有机复合磷光功能材料的制备及应用研究。在X-射线单晶衍射晶体结构确定的基础上，应用现代测试设备，研究稳态光谱，激发态的发射与吸收光谱，揭示这些化合物与材料的光化学性质，光诱导电子转移和能量转换的特征与规律。使之在生物医学、发光器件研制、人工模拟光催化还原二氧化碳以及清洁能量转换方面获得实际应用。自2000年以来，培养博士生12名，硕士生26名，高访学者2 人。讲授了无机化学、配位化学（双语教学）和金属有机光化学等课程。

由云南侨通包装印刷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侨属文杰主持研发的凹版正反面同时印刷技术，突破了传统的纸品凹版印刷中，印刷仅能做到单面的正面印刷这一限制，实现了包装印刷正反面同步印刷。反面印刷技术工艺独特，设备精度要求高，自动化控制程度高，扩充了凹版印刷的内涵，增加了凹版印刷的功能特色，丰富了商标产品的内容，提高了商标产品的防伪功能。该技术是一项国际率先开发应用的实用型创新技术。其套印精度可达到0.15mm的公差控制范围，具有较强的印刷防伪功能。

凹印正反面同时印刷技术取得实验成功后，公司随即投放市场，首先“以礼河”翻盖和“精品小熊猫”烟标上应用，并收到了极好的效果，使以礼河成为国内第一个使用凹印正反面同时印刷烟标的卷烟品牌。当年，会泽烟厂以礼河的产量20000万箱，创造商业利润1100万元。烟品小熊猫产量2.5万箱，为烟厂创造利润超过亿元，仅在会泽烟厂烟标的使用上，就为侨通公司带来超过2亿的销售产值。

到目前，该项技术已经应用到曲靖烟厂福牌系列、深蓝石林、楚雄烟厂国宾及昆明烟厂珍品云烟软包等十余个产品上，自投入市场以来，累计价值超过5亿元的商标应用，经济效益极为显著，是一项科技含量高，实用性强，并能为行业带来巨大利润的先进技术。

(外联处供稿）

针对复旦大学在去年年底通报三起学术造假事件及处理结果一事，教育部发言人最近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据我了解，教育部有关部门现在正着手制定《学术规范导读》和《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意见》等文件，我相信这些文件出台以后，各个学校、各个有关科研部门将在处理学术道德事件的时候有章可循。”

按照这位发言人的说法，在这些文件出台之前，各个学校、科研部门对学术造假事件难道就无章可循？复旦大学的做法岂不成了没有政策依据？且不说对学术造假的认定和处理可依据学术界惯例，即使是政府部门的有关文件，也早就发过了。例如早在2006年11月，科技部就发布了《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2007年1月1日起施行，并在2007年1月18日宣布成立了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接受对科研不端行为的举报，组织和协调调查处理工作。

但是该办公室在宣布成立之后，就在媒体上消声匿迹了。整整一年过去了，尽管有不少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的不端行为和腐败现象在媒体和网上被揭露出来，有的还引起了相当的反响，但是至今没有见到该办公室有任何的动作，更没有有任何人受到科技部的处理。复旦大学这次公布的造假事件中，一个获得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资助，一个获得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基金资助，都在科技部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的管辖范围之内，为什么就听不到该办公室的声音？就算此前没有接到举报，现在复旦大学已经做完调查了，该办公室应该也有相应的处理吧？

要遏制学术腐败，光靠民间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有官方机构的参与。由于利益关系，光靠学校、科研部门的自律也是不够的，需要有国家权力部门的介入。我一直在呼吁中国应该建立一个国家级的专门机构来接受科研不端行为的举报、调查和处理，但是我也担心在现在的环境下，这样的机构成立之后，是否会真正管事，是否会暗箱作业，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甚至名义上在打假实际上在护假。

我希望科技部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能向公众汇报一下这一年来的工作情况，让我们知道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严肃地处理一个重大造假事件，起到的威慑作用要大于发布十个文件。希望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在2008年不要只顾着发文件、继续只做表面文章，而能有切实的举措，让大家对中国学术有点信心。

2008.1.3.

(XYS20080108)

摘自田松《人这种动物为什么要喝牛那种动物的奶？》（发表于《我们的科学文化》（第二辑）《阳光下的民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收入《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科学出版社，2007年）：

“一个哺乳类动物的成年个体，为什么要喝奶？
在所有的哺乳类动物中，没有哪一种动物的成年个体依然需要喝奶，更没有哪一种动物的成年个体会依赖另一种动物的奶。人类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外。
如果说，服用万灵丹是一种巫术；则，喝牛奶，同样是一种巫术，是一种同样的巫术。
在我们这个科学的时代，科学具有最高的话语权，所以最流行的巫术常常是以科学的面目出现的。
人类正在失去其作为哺乳动物的本能，正在变成按照“科学依据”行事而越行越乱的生物机器。”

同理可研究：

人这种动物为什么要吃熟食穿衣服？

一个哺乳类动物的个体，为什么要吃熟食穿衣服？

在所有的哺乳类动物中，没有哪一种动物的个体需要吃熟食，更没有哪一种动物的个体会穿衣服。人类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外。

如果说，喝牛奶是一种巫术；则，吃熟食穿衣服，同样是一种巫术，是一种同样的巫术。

在我们这个科学的时代，科学具有最高的话语权，所以最流行的巫术常常是以科学的面目出现的。

人类正在失去其作为哺乳动物的本能，正在变成按照“科学依据”行事而越行越乱的生物机器。

从现在开始“我们的科学文化人”为了抗议科学界阴谋，不仅不喝牛奶，而且要和所有的哺乳类动物一样只吃生食不穿衣服。

弱智不是你的错，弱智还要自以为聪明绝顶，还要扎堆互相赏鉴，还要写文章侮辱读者的智力，还要出书浪费纸张让未来的世界变得更垃圾，就不对了。

内含子在新语丝读者网贴出一篇旧作《果壳中的遗憾——读霍金的名著》，批评物理学家霍金缺乏生物学常识，在其科普名著《果壳中的宇宙》讨论生命的部分出现了不少错误和不当，单是下面一小段中就有几处错误：

“DNA是地球上一切生命的基础。它具有双螺旋结构，犹如螺旋状楼梯，它是在1953年于剑桥的卡文迪许实验室由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华特森发现的。双螺旋的两缕由核酸对连接，正如螺旋楼梯中的踏板。存在四种核酸：胞嘧啶、鸟嘌呤、酪氨酸和腺嘌呤。（《果壳中的宇宙》中译本 161页, 吴忠超 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译者是作者的学生）”

有生物学常识的人都看得出这段话的确是很莫名其妙的。在DNA分子中配对的是四种核苷酸或碱基，而不是核酸（DNA就是一种核酸，组成它的单位不可能再是核酸），而酪氨酸是氨基酸，不可能跑到DNA当中去。但是我相信这完全是译者乱翻译的结果，一则我对霍金的科学常识水平还是有信心的，二则我知道吴忠超虽然号称是霍金的学生，但早有人告诉我他以前翻译的《时间简史》惨不忍睹。我查对了霍金的原文，果然，那些错误完全是吴忠超胡译的结果，霍金的原文除了第一句略有不妥（有的病毒并不以DNA，而是以RNA或蛋白质为遗传物质。但是病毒也可以说不是生命，所以霍金那么说也无大碍），其他都准确无误，原文翻译如下：

“DNA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基础。它具有螺旋式楼梯一样的双螺旋结构，这是1953年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在剑桥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发现的。双螺旋的两股由碱基对链接起来，就像螺旋式楼梯中的梯阶。DNA中有四种碱基：腺嘌呤、鸟嘌呤、胸腺嘧啶和胞嘧啶。”（DNA is the basis for all life on Earth. It has a double helix structure, like a spiral staircase, which was discovered by Francis Crick and James Watson in the Cavendish lab at Cambridge in 1953. The two strands of the double helix are linked by pairs of bases, like the treads in a spiral staircase. There are four bases in DNA: adenine, guanine, thymine, and cytosine.）

吴忠超把“碱基对”翻译成了“核酸对”，把“四种碱基”翻译成了“四种核酸”，把“胸腺嘧啶”翻译成了“酪氨酸”，于是让一段准确而浅显的描述变得大谬不然，至于翻译中的其他小错误（例如随意改变碱基的排列顺序，把克里克和沃森发现DNA双螺旋翻译成了发现DNA，把沃森的名字译错）倒成了无关紧要的了。

所以不是霍金缺乏科学常识，而是中译者的英语水平太差而且缺乏科学常识。这样的学生译者，简直是在败坏老师的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