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关于“国人瑞典旅游受辱事件”，中国媒体的报道是这样的：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14日发布提醒说，近期有中国游客遭到瑞方公务人员粗暴对待。据了解，事情发生在本月初，曾先生带60多岁的父母到瑞典旅游，凌晨到达斯德哥尔摩一家旅馆，发现白天才能入住。原本只是求旅馆允许一家人在旅馆大厅椅子休息，对方却叫来警察暴力驱离，不仅殴打老人，最后还将一家三口凌晨扔进离斯德哥尔摩市区较远的坟场！事情发生后，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多次向瑞方提出严正交涉。但截至目前，瑞典方面仍未给出任何正面回应。】

瑞典媒体（《瑞典晚报》）的报道是这样的（公众号“北欧模式”翻译）：

【在9月2日凌晨1点43分，一家青年旅馆打电话给警察，表示有三名中国游客没有预订客房，但拒绝离开旅馆，在旅馆大堂的沙发上坐着并一开始拒绝说话。后来游客表示他生病了，然而工作人员并不觉得他们看起来像是生病的样子，之后就发生了冲突。警官告诉记者：“工作人员当时的判断是，他们坐在那里就是在等天亮。”旅馆老板表示：“他们订错了日子，但我们当晚已经订满了。当时的情形让我们的工作人员感到了危险，因为他们在言语和肢体语言上都对工作人员进行了威胁。”“我们当时就叫了我们自己的保安人员，然而保安认为他们没有能力控制住场面，所以才打电话叫了警察。”旅馆老板还表示整个事件持续了很长事件。这家人在傍晚时分就到达了旅馆。一直到了12点之后工作人员才决定给警察打电话的。旅馆老板认为：“从旅馆方面说，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尽力去帮助这几名客人了，但同时我们也不能接受我们的工作人员受到威胁，也不能让旅馆其他的客人被这个充满火药味的事件影响到。”】

瑞典华人网友的说法是这样的：

【朋友看了警察到之前的视频。那家人订的是50块一晚的budget青年旅舍，预订第二天中午12点入住，提前凌晨就到了，旅舍客满，一家人不肯走，非要呆在旅舍大堂大嚷大叫我有钱干嘛不让住，旅舍报警。警察到场还是不肯走，人坐在地上大哭大喊。结果一家人被警察带上车，拉到地铁站，实际地点离教堂花园还有一段路， 教堂花园里有墓地，于是当事人声称被扔在坟场。】

从上传网上的视频，可以看到有一个中国中年男子自己扑倒在地，然后坐起来干嚎，大喊“瑞典警察杀人”。又有一中国大妈坐在地上手舞足蹈地嚎啕大哭，大喊“救命”，旁边有两名瑞典警察很无奈地看着。之后警察把人抬上车走了。想必是见他们哭得那么伤心，觉得送他们去“墓地”最合适了。

对比双方说法，再根据视频判断，基本上可以知道事情经过是怎样的。这是有中国游客想把“一哭二闹三上吊”、满地打滚、装病撒泼、倚老卖老、寻死觅活、最后再倒打一耙的中国传统文化带去瑞典。瑞典警察大概从没见过这种架势，一开始不知所措。瑞典警察执法还是很温柔的，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嘛。如果想见识一下警察是怎么暴力执法的，应该到美国闹闹看，估计当天晚上就会被铐走全家蹲监狱，然后又有入狱照满世界传播了。

有人说这是文化差异，其实是文明程度的差异，在国内能把人吓住、得逞的做法，在发达国家就会自取其辱。出国旅游不想“受辱”，就要注意：

一、要平等待人。不要像在国内那样把服务人员当下等人，颐指气使。

二、要有礼貌。提额外要求要和气，服务人员不接受可以要求见其主管，主管人员也不接受就不要坚持，高声喊叫只会让人觉得是闹事，甚至觉得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三、要有私人领地概念。主人让你离开就得离开，赖着不走是不行的，主人可以采取必要手段把你赶走。

四、要服从警察。警察来了还大吵大闹没好果子吃，尤其是美国警察。

五、如果觉得权利受损，也不要当场闹腾，事后投诉或起诉。

要而言之，即使手里有点钱了，也要学会平等待人，尊重私有财产，配合警察执法。否则，到了文明、法治社会还要继续耍“大国”、“大款”、“大爷”、“大妈”威风，就难免“受辱”。

2018.9.15.

（这是为《我的两个世界》再版写的序。这本书编好后拖了近一年，最终还是没能获得书号，没法出版，还是先把序发了。）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我是“打假”、做科普的，本书初版出版后，他们才发现原来我也写文史方面的文章。其实我写作文史文章的历史比“打假”、科普还要早。我在大学时代发表的都是文史作品，而1993年开始在网上张贴时，最早贴出来的，除了诗歌创作，还有读史札记。文史和科学向来就是我的写作世界的两个部分。现在虽然主要是写科普作品，但偶有感触，也会写写文史方面的随笔。所以在本书初版之后，又有了二十来篇文史新作。

二十七年来，我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在中美之间穿梭。本书初版时，我主要在中国生活，被很多人视为另类。当时计划回国定居，把在美国的中文藏书都卖掉了，英文藏书舍不得，装了三十多箱海运回去。之后接连发生的事件逼着我又一次“乘桴浮于海”，藏书也再度飘洋过海，这回多出了很多中文书。一个中国读书人在美国生活，当然也是另类。不管身处何处，总是以另类的眼光看生活的世界，感触也许因此显得特别。

我的老家东边是海，西边是山。我现在生活的地方同样依山傍海，只不过在大洋彼岸，反了过来，西边是海，东边是山。我喜欢大海，也喜欢高山。山和海，也是我的两个世界。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但乐水的未必是智者，乐山的未必是仁者。在现代社会，不懂科学成不了智者，没有道义成不了仁者。我给读者写得最多的一句话“脑中有科学，心中有道义”，也可以说是希望大家都能成为既懂科学又有道义的智者兼仁者，统一智与仁两个世界。

今年我五十岁了。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世上本无天命，也就无所谓知不知道。使命则是有的，那是自我的选择，自己当然知道。二十七年前，我第一次“乘桴浮于海”时，已知道自己的使命何在，现在当然更加清楚了。几经风雨，来回折腾，依然做着不抱希望的奋斗，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2017.10.19.

锤子科技CEO罗永浩几天前发表了一篇长篇声明，号称要澄清一下关于“汉奸”、“精日”的谣言。罗永浩是在四、五年前大量发表媚日辱华言论的，为什么突然现在要来撇清自己呢？他说是因为“我现在是企业负责人，对公司形象负责，不能放任谣言传播”，这个原因经不起推敲。罗永浩发表那些媚日辱华言论并遭到批评的时候，他已经创办了锤子科技，怎么当时就没想到对公司形象负责呢？几年来，罗永浩这些媚日辱华言论时不时地被人翻出来，罗永浩怎么从不澄清，“放任谣言传播”呢？

事实上，直到今年3月15日，罗永浩还不把这些“谣言”当回事。当时有人在微博上问他：“罗老师，最近网路上爆出好多你以前微博发言截图说您是个‘精日’分子你不气吗？”他不仅不气，还对自己的那些言论非常地自豪，如此回答：“感觉到时代进步了，过去因为类似的事情，他们会说我是汉奸，现在就以他们的智力，也知道这个好像有点说不通，就改说精日了……按这个速度，再过十几年他们应该也会知道，我是一个难得的好中国人。”

怎么才过了两个月，他就换了一副嘴脸，斥责别人“造谣”呢？很可能是因为他那些媚日辱华言论最近被他的金主——比如在他资金链断掉濒临破产时给了他六亿元投资的成都政府——注意到了，命令他要给个说法，他才不得不发表“澄清”声明，否认自己是“精日”、“汉奸”：

“我不是精日。虽然我觉得即便是也没什么（毕竟一个人，可以是精神上的任何一国人），但我凑巧不是。我只是非常喜欢日本的很多文化而已。”“我不是汉奸。目前还没有人出价要我卖国。即便有人出价，我也不会卖国，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当然，我也没这能力卖国，感谢那些高估我的人。”

“精日”是网上对“精神日本人”的简称。现在罗永浩否认自己是“精神日本人”，然而在几年前，他明明白白地说过日本是其精神故乡，不是精神日本人是什么？不信，请看他在2013年9月4日发的微博：

“作为西奴榜上的知名非汉族汉奸，今天终于站到了日本的土地上，看起来一切都是完美的，远胜我的另一个精神故乡美帝。太君威武，我死也瞑目了。”

这条微博明明白白地说了他有两个精神故乡，日本和美国。所以他不仅是“精日”，还是“精美”。那么别人说他是“精日”，不过是根据他的自述，怎么成了“谣言”了呢？他既然觉得即便是“精日”也没什么，怎么就不敢承认呢？至于“汉奸”，那也是他以前骄傲地自诩的，现在怎么觉得自己没有当汉奸的资本呢？现在中国并没有遭到侵略，他的确没有当汉奸的条件。如果他早生80年，看他如此崇拜“太君”的媚态，当汉奸那是没跑的，算是当汉奸而不得的准汉奸吧，他自称“汉奸”是高抬自己了。

罗永浩现在轻描淡写地说“我只是非常喜欢日本的很多文化而已”，把自己等同于那些喜欢日本料理、动漫、歌曲等等的普通人，实在是太谦虚了。实际上他和其他“精日分子”一样极端地崇拜日本。在上引微博中，他声称日本“看来一切都是完美的”，忍不住高呼“太君威武”，觉得自己去了趟精神故乡“死也瞑目了”。类似的媚日言论他还发表了很多：

罗永浩在声明里说自己不爱中国，但是他反复地、明白地说自己爱日本国，不只是爱日本的文化，爱日本的所有东西：“爱，我爱日本国。从文化、艺术、科技、工业、经济甚至政治上，日本都堪称亚洲之光。”（2012年10月6日微博）“这情怀……我爱日本。”（2014年2月8日微博）“我没去过日本的时候就这么爱日本了，正所谓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2014年2月8日微博）

声称日本是亚洲唯一值得一提的国家：“随便一个店的门脸都这么有气质，走在马路上，由衷地感到，没有日本的话，亚洲是不值一提的。”（2013年9月5日微博）

计划去日本养老，把骨灰撒在日本：“因为赶着回去工作，在日本只待了不到48小时，但我已经决定退休后要在这里养老了，下次来旅游时，我会找个适合撒骨灰的景点。如果不是为了把手机卖到全世界，我都懒得去美国开公司了。”（2013年9月6日微博）

自称理性狂热崇拜日本：“以前看那些盲目狂热崇拜日本的人说日本的干净都是靠日本人自觉，总觉得不可思议。作为一个理性狂热崇拜日本的人，我发现这也是靠规则实现的。”（2014年2月9日微博）

当然，他还像抗日战争时期汉奸尊称日本侵略者那样，一再地把日本人称为“太君”，不停地高呼“太君威武”、“太君真TM威武”，真是恨不得早生80年。

和其他“精日分子”一样，在崇拜日本的同时，还仇恨中国，恨自己是中国人，不停地用最恶毒的语言辱骂中国和全体中国人，像日本军国主义者那样把中国人骂为“支那人”、“支那猪”、“支那小猪猪”。例如：

“中国可能是地球上唯一一个具有浓郁的傻逼岛国气质的大陆型国家，狭隘、无知、脆弱和二逼的程度直逼大夜郎民国（即韩国）。作为一个棒裔中国人（或中籍棒人？），我经常感到无论在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地方生育后代，都是罪孽深重的事情。”（2011年7月20日微博）

“嗯，支那猪。什么？没有幽默感？不够亲昵？好吧，支那小猪猪。”（2012年3月2日微博）

“我有多讨厌中国人，就有多讨厌韩国人。作为一个棒裔中国人，备感到了双倍血霉。”（2012年10月29日微博）

“韩国人整体是很傻逼，但我觉得还是略胜中国人一筹。”“如果你讨厌听真话，那好，钓鱼岛是中国的！”（2012年9月22日微博）

“我改什么邪？入了傻逼中国籍？”（2013年1月24日微博）

“真他妈自信啊，模糊？朗朗上口？好听？好吧，支那小猪猪。”（2013年6月28日微博）

“支那人不好好学习，光跳脚骂娘是没用的……”（2014年2月8日微博）

罗永浩在声明里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不为此自豪，也不为此自卑，我只是凑巧是一个中国人。我是一个朝鲜族，我不为此自豪，也不为此自卑，我只是凑巧是一个朝鲜族。”他不因为是中国人、朝鲜族自豪是真的，但说不因为是中国人、朝鲜族自卑则是假的，他自卑到甚至认为中国人、韩国人生育后代都是罪孽深重的事情。

罗永浩在声明里如此为其辱骂中国人狡辩说：“有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看到中国人恶劣的一面时，我会忍不住说一些自嘲挖苦的话或是类似的气话，但这些话的尺度，远不如我年轻时的偶像鲁迅来得激烈。”

认为中国人生育后代是罪孽深重、中国人整体都是很傻逼、当中国人是倒了血霉，这哪是“自嘲挖苦”？他还好意思自比鲁迅，鲁迅什么时候用如此恶毒的语言辱骂过中国人？什么时候全盘否定过中国、中国人？鲁迅有对中国丑恶现象、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激烈批评，也有对中国美好现象、中国仁人志士的热情赞美：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华土奥衍，代生英贤，或居或作，历四千年，文物有赫，峙于中天。”（鲁迅《且介亭杂文·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

罗永浩在声明里如此为其使用“精日”语言狡辩说：“以前我听到有些中国人大咧咧地用‘鬼子’、‘棒子’、‘老毛子’、‘阿三’来称呼外国人时，就会忍不住用‘支那’、‘太君’之类的词来反讽这些人，试图使其明白这类不当言行的自我中心和荒谬之处。但结果常常是被理解能力有问题的人误会，和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给企业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

罗永浩在此反过来指责批评他的人是“理解能力有问题”、“别有用心”，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究竟是谁的理解能力有问题、别有用心。罗永浩说他使用“支那”、“太君”这些词是反讽。所谓“反讽”，意思是“从反面讽刺；用反语进行讽刺”（《现代汉语词典》），也就是说反话。那么罗永浩在恭维“太君威武”时难道是在讽刺日本人，谩骂“支那人”、“支那猪”时难道反而是在赞美中国人？当然不是。显然，自以为理解能力高超的罗永浩连“反讽”一词的意思也没有理解，错误地把它当成了“反过来嘲讽”的意思了。网上很多人把罗永浩叫做“罗太君”，那才是真正的反讽。

有些中国人大咧咧地用“鬼子”、“棒子”、“老毛子”、“阿三”来称呼外国人，罗永浩就理所应当地可以用“支那”、“太君”之类的词吗？并不。用“鬼子”等等这些蔑称来称呼外国人当然是不对的，是有种族歧视之嫌的不文明表现，但是这些蔑称的恶毒程度和“支那”、“太君”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因为“支那”、“太君”这两个词语有着中国人惨遭日本侵略者蹂躏的历史背景，如果不是对当年日本侵略者暴行无动于衷甚至欣赏的人，根本不会想到用这两个词语来刺激中国人。其次，罗永浩也知道，用“鬼子”等等这些蔑称称呼外国人的只是“有些中国人”，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如此，而罗永浩骂“支那人”、“支那猪”时，却并不只是针对那些中国人，而是针对所有中国人。这就好比罗永浩发现了有些中国人在当小偷，就“反讽”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强盗，这不是在辱骂中国人是什么？有的网友不过是劝罗永浩没有必要对印度人被某些中国人称为“阿三”小题大做，他就辱骂劝架的网友是“支那猪”。按照罗永浩的逻辑，如果有台湾网友认为没有必要对罗永浩叫“支那人”小题大做，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辱骂这些台湾网友是“日本鬼子”呢？

罗永浩不仅自比鲁迅，还自比白求恩。他在声明里这么说：“虽然我爱的人里，中国人最多，但我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我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如果有必要，白求恩能做的很多事情，我也能做。”

罗永浩的逻辑大概是，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是相互冲突的，他是一个国际主义者，所以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不爱国了。一个连自己的祖国都不爱、甚至还要辱骂的人，怎么会反而会去爱全世界呢？实际上一个国际主义者往往首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白求恩首先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当然，他爱的是加拿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国王（同时也是加拿大国王）向德国宣战的当天，白求恩在多伦多参加了爱国游行，而且出于爱国激情，第一批报名参军上了前线。战争结束后他长期在加拿大军队当军医。白求恩被视为国际主义者，不是因为他不爱加拿大，而是因为他到西班牙、中国等战乱国家救死扶伤，最终在中国殉职。罗永浩除了在中国赚粉丝的钱，对世界人民做出了什么贡献，何德何能，也敢自称国际主义者？也敢自比对现代医学（发明移动血库和多种外科器械）和反法西斯运动做出杰出贡献、2004年被加拿大人评选为“最伟大的加拿大人”之一的白求恩？也敢夸口“白求恩能做的很多事情，我也能做”？

我们当然没有权利强求每个人都爱国，就像没有权利强求每个人都爱父母。但是在任何一个地方，爱父母、爱国都被视为美德。例如在罗永浩的另一个精神故乡美国，小孩从小就要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公立学校定期（例如一个月）要搞一次升旗仪式、对着国旗念誓词，体育比赛之前要全体唱国歌。如果有哪个美国企业家敢于公开声称自己不爱美国，甚至辱骂整体美国人，早就被抵制得破产了。然而公开声称自己不爱中国、辱骂整体中国人的中国企业家，却能让被他骂做“傻逼”的粉丝乖乖地进贡，还能得到地方政府的巨额投资让他避免破产，这是中国的特别国情，就凭这一点，罗永浩也应该对中国、中国人无比热爱——我这是反讽，免得理解能力无比高超的罗永浩理解不了。

2018.5.17.

北京大学林校长在北京大学建校120年庆典上把“鸿鹄志”读成“鸿浩志”，一时传为笑谈。之后林校长以自己语文功底差为由承认念错字并做了道歉。但随后网上却有人自称“专家”，力证林校长没有念错，是《新华字典》错了，“鹄”的古音就是“浩”，举了三条证据。这篇文章及其改写传得很广，其所谓证据不断地被人拿出来为林校长辩护，于是很多人又糊涂了：究竟谁错了？“鹄”字究竟应该怎么读？

“鹄”是个多音字，现在有三个读音，根据不同的意思分别读作“胡”、“古”、“鹤”。但是在“鸿鹄”这个词语中，“鹄”的意思是天鹅，只有“胡”一个读音，不止是《新华字典》这么标，所有的现代字典、辞书也都这么标，包括《辞海》《辞源》《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也都这么标，没有异议。那个“专家”只敢说入门级的《新华字典》错了，却不敢说那些专家级的字典、辞书也都错了。

当然，再权威的字典、辞书也是有可能错的。这些辞书中我翻得最多的是《辞海》（主要是因为它出得早，我从小就在翻，有感情），偶尔也能发现其错误。那么有没有什么证据证明所有的字典都标错了“鹄”的读音呢？那个“专家”列举了三条“铁证”。我们就来逐条分析一下。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是中国古文字领域最权威的字典，里面有个卷四“鸟部”，专门讲各种鸟字怎么念，其中就有“鹄”：“鹄，鸿鹄也。从鸟告声。胡沃切。”看到了么？“胡沃切”，古文字学里面，某某切就是说发音，用“胡”的声母、“沃”的韵母，注意了，“沃”在《说文解字》里也有记载“从水，芺( yāo)声”，所以“沃”的韵母是“ao”，配上“胡”的生母“h”，是什么？是“hao”!】

《说文解字》在古代被当成是最权威的字典，在现代早就不是了，特别是甲骨文出土后，《说文》有很多说法都被证明是错的。《说文》此处原文是：“鹄，鸿鹄也。从鸟，告声。”意思是“鹄”是一个形声字，“鸟”是形符，“告”是声符，至于应该怎么发音，它没有注明。到了宋初，有一个叫徐铉的人用反切法给《说文》注音，就沿用了下来。“专家”引用的“胡沃切”就是徐铉注的，而不是《说文》原文。徐铉是根据《唐韵》给《说文》注音的，注的其实是隋唐时候的发音。“胡沃切”，意思是用“胡”的声母，“沃”的韵母。“专家”引《说文》说“沃”是“从水，芺声”，并说“芺”读“yāo”，所以“沃”的韵母是“ao”。不知他那里找来的发音，“芺”的正确读音是“袄”，不过韵母也是“ao”。那么“沃”的古音真的是ao吗？

经过千百年的演变，普通话发音和古汉语发音有了很大的不同，不能根据普通话的读音说古人是这么读的。不幸的是汉字不是拼音文字，汉字古音的确切发音是难以准确知道的，我们只能是根据一些间接的证据进行拟音，年代越久远就越难拟。上古音（先秦、两汉）争议很大，中古音（隋唐）争议就比较小。“沃”的中古音的韵母大致是uok，古人是不是真的如此发音当然可以讨论，但是绝对不可能是ao。这是因为“沃”在古代是一个入声字。入声以辅音k,t或p收尾，所以“沃”的古音韵母不可能是ao。

在隋唐时，“沃”是一个入声韵部的代表，也就是说，归到沃韵的汉字都有相同的韵母。“鹄”就属于沃韵。属于沃韵的汉字有这些：沃俗玉足曲粟烛属录箓辱狱绿毒局欲束鹄蜀促触续督赎笃浴酷缛瞩躅褥旭蓐欲顼梏纛蠋歜裻溽瘃跼挶輂勖醁渌逯喾牿襮鄏鹆告鋈熇仆。

这些字本来都是入声字。入声在普通话消失后（在南方方言还保留着），这些字的韵母就发生了变化，大部分都变成了u，除了“鹄”，还有“俗”、“足”、“粟”、“烛”、“属”、“录”、“辱”、“毒”、“束”等等，韵母都变成了u。由此可见，“鹄”读作“胡”，是汉语发音自然演变的结果，非常的正确。如果“专家”认为这是错的，要改读“浩”，那么其他这些韵母是u的沃韵字的发音是不是也都要改成ao？（按：“告”在古代是多音字，有两个发音，分别是古到切、古沃切，所以“告”也属于沃韵）

前面提到，我们知道“鹄”字在隋唐时的读音是“胡沃切”，这是当时的人标注的，不会有问题。但是这个标注法只告诉了我们“鹄”的声母和“胡”相同，韵母和“沃”相同，并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发音。我已经说了“沃”的韵母拟音一般拟做uok，那么“胡”的声母呢？“胡”属于匣母，匣母是一个浊音声母，属喉擦音，一般拟做h所对应的浊音（也有人拟做G），国际音标的写法是h上面多了一勾，姑且写作h\。所以“鹄”的中古音要发成h\uok，林校长读得出来吗？

当然“专家”不同意这么读，他坚持“鹄”的古音就是hao，举的第二条证据是：

【在先秦古籍《吕氏春秋.下贤》里，里面有一句“鹄乎其羞用智虑也。”，古人注解：“鹄，通浩，大也”，看到了么？“鹄”是通假字，和“浩”通用。校长的念法是回归了先秦时代的念法，属于传统文化的精髓。】

“鹄”可做“浩”的通假字，只有《吕氏春秋》里的这个例子。最早这么解释的是东汉的高诱，他是这么说的：“鹄，读如‘浩浩昊天’之浩，大也。”意思是这里的“鹄”的读音是“浩”，那么恰恰说明“鹄”在别的地方的读音不是“浩”，否则就没有必要特别指出了。所以这个证据恰恰证明“鹄”在古代不作为“浩”的通假字时是不读做“浩”的。何况“浩”的上古音也不读做hao。“浩”在上古属于幽韵，怎么拟音各家有不同看法，但没人拟做ao。例如王力的拟音是u，那样的话“浩”读起来倒是很像“户”。

“专家”最后又举了一条证据：

【这个可以让杜甫大诗人作证，杜甫的一首诗《久雨期王将军不至》 ，其中有几句：“泉源泠泠杂猿狖，泥泞漠漠饥鸿鹄。岁前者坐皮因问毛，知子历险人马劳。异兽如飞星宿落，应弦不碍苍山高。安得突骑只五千，崒然眉骨皆尔曹。走平乱世相催促，一豁明主正郁陶。忆昔范增碎玉斗，未使吴兵著白袍。”看到没？律诗都是押韵的，看看诗句的最后一个字，鹄、劳、高、曹、陶、袍，都是押韵，压的是“ao”!】

乍一看，似乎很有道理，杜甫把鹄和劳、高、曹、陶、袍押韵，说明这些字的韵母相同，总不能说诗圣读错“鹄”字吧？其实是“专家”通过伪造引文想拉诗圣下水。杜甫这首诗不是律诗，而是古体诗，全诗如下：

天雨萧萧滞茅屋，空山无以慰幽独。

锐头将军来何迟，令我心中苦不足。

数看黄雾乱玄云，时听严风折乔木。

泉源泠泠杂猿狖，泥泞漠漠饥鸿鹄。

岁暮穷阴耿未已，人生会面难再得。

忆尔腰下铁丝箭，射杀林中雪色鹿。

前者坐皮因问毛，知子历险人马劳。

异兽如飞星宿落，应弦不碍苍山高。

安得突骑只五千，崒然眉骨皆尔曹。

走平乱世相催促，一豁明主正郁陶。

忆昔范增碎玉斗，未使吴兵著白袍。

昏昏阊阖闭氛祲，十月荆南雷怒号。

这首诗押了两个韵，前半部押的是入声韵，韵脚分别是独、足、木、鹄、得、鹿，这些字现在的韵母大部分是u；后半部押的是平声豪韵和去声号韵，韵脚是劳、高、曹、陶、袍、号。“专家”把该诗前半部几乎都删掉了，只保留了韵脚是鹄的那句，跟后半部凑在一起，让人以为鹄字属于豪韵。这就完全属于有意造假了，欺骗那些既不熟悉杜诗也没想到去核对原文的人。

因此“专家”的三条“铁证”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有的是因为无知，有的是因为造假。无知却要冒充“专家”，本来就可笑，还要造假，那就可恶了。

2018.5.9

（头条号首发）

这几天网上争论得很激烈的一件事，是美国商务部制裁中兴通讯，除了罚款12亿美元，还禁止其7年内购买、使用任何美国产品，特别是美国芯片。中兴通讯的产品离不开美国芯片和美国软件，这个禁令一出，中兴通讯的绝大多数产线就停产了。

有人说这是川普跟中国打贸易战的一个狠招。其实制裁中兴通讯和川普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提都没提这事，美国媒体也没有把这事当成大新闻报道。美国政府决定制裁中兴，是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就开始了。当时美国商务部发现中兴通讯违反美国政府的禁令，将产品卖给伊朗和朝鲜，就决定要制裁中兴通讯。反而是在去年川普执政期间，美国商务部与中兴通讯达成了缓期制裁的协议。现在是因为美国商务部发现中兴没有真正履行协议，做虚假陈述，不能信任，取消了缓期，改成立刻执行制裁。做这个决定的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局长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就已经在任了，并不是川普的人马。

有人说是美国商务部故意找茬，和解协议里并没有要求中兴扣发35名员工的奖金，现在却以中兴没有扣发这些人的奖金为由激活制裁。和解协议里的确没有要求中兴扣发35名员工的奖金，是中兴为了表示自己在认真对待违规事件，主动向美国商务部通报说已经或将对39名涉案员工进行处罚，扣除部分奖金。但是美国商务部发现这些员工实际上都获得了全额奖金，并没有受到处罚，有些员工早在2012-2013年就已经辞职，也被中兴拿来充数。美国商务部今年2月向中兴询问此事，中兴在3月给出答复，承认向美国商务部做了虚假陈述。美国商务部认为经过多年调查，中兴一贯欺骗、做虚假陈述、反复违规，所以就取消了缓期。所以整个事件是中兴违规在先，失信在后，怪不得别人。

有人说这是美国在制裁中国。中兴不过是中国的一家企业，它因为违规、失信被禁用了美国产品，但是中国还有无数企业还在用美国产品，包括美国芯片，并没有因此受到制裁，怎么能够把一家企业当成中国的代表，认为美国制裁了这家企业就是在制裁中国呢？中兴董事长说他们背后有13亿人的支持，这也是把自己当成中国的代表了。

还有人反思此事，说它表明了一定要自力更生，发奋图强，掌握核心技术，才不会受制于人。这意思是如果我们掌握了核心技术，就可以为所欲为，怎么胡来都可以了。这就好像有一个小偷被人抓住了，不是反思自己不应该小偷小摸，而是懊恼自己技不如人，发誓要练成武林高手，从此就可以不怕被人抓，还可以去欺负别人了。

实际上小偷是练不成武林高手的，没有诚信的环境也是很难掌握核心技术的。很多人都想起了当年的汉芯事件，上海交大的陈进雇佣民工把摩托罗拉芯片上的商标打磨掉，贴上汉芯的商标，就成了中国自主研发的芯片。这种诈骗行为实际上已经涉嫌犯罪，但是陈进并没有因此被追究法律责任。

何况核心技术又不是只有芯片。还有很多核心技术中国都没有掌握，也不可能全都掌握，是不是就要一直受制于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掌握所有的核心技术，美国也不能。在全球化的时代，没有掌握某种核心技术并没那么可怕，因为可以通过贸易互通有无，而这更离不开诚信，否则失信于人，别人就不愿再跟你做生意。所以说，掌握核心技术不如先讲诚信。

2018.4.23.

一般人都知道象棋分国际象棋和中国象棋，有些人还知道日本有一种将棋很像象棋。其实世界上很多国家、地区都有类似象棋的游戏，其鼻祖是印度象棋，叫“四队棋”（音译“恰图兰卡”），指战车、象兵、骑兵、步兵四支军队。印度象棋在大约公元6世纪时传入波斯，在8～9世纪时波斯象棋经阿拉伯传入欧洲，在15世纪末定型成为今天的国际象棋。这有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为证。

但很多中国人认为中国象棋是例外。如果你在网上查看中国象棋史的资料，会发现几乎都认为中国象棋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但是中国象棋和印度象棋太像了：都以杀死对方的将（王）为目的，对方的将要被吃的时候都喊“将”（波斯象棋喊shah，意思是“王”），对方的将被擒获了都喊“将死”（波斯象棋喊shah mat，意思是“王死”）；车都走直线，都是威力最强的棋子（到15世纪末国际象棋的后才演变成最强的棋子，在那之前国际象棋的后——印度象棋中的大臣——只能斜走一格）；马都走日；象都走斜线，而且都只能走两格（国际象棋的象的走法是后来才不受格数限制的）；士和大臣都只能斜走一格；兵都是最弱的棋子，都属数量最多而且不能后退。如此多的雷同，如果说是各自独立发明的，概率太低。

于是有的人干脆认为中国象棋才是所有象棋的鼻祖，例如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约瑟，就认为只有中国人才能根据阴阳五行发明象棋，然后传入印度。美国也有一名姓李的统计系华裔教授，写了一本书论证象棋是韩信发明的，之后才传遍全世界。但是他们这些说法都只是想当然，没有任何文献、文物作为证据支持。之所以有人把象棋的发明跟韩信扯上，是因为现在的中国象棋盘通常写着“楚河汉界”，让人以为是在演绎楚汉相争。其实根据以收藏中国象棋古棋谱闻名的藏书家刘国斌考证，“楚河汉界”这四个字是1920～1930年代才出现在中国象棋棋盘的。

印度象棋和中国象棋究竟谁是鼻祖，取决于谁先谁后。波斯文献首次提到象棋（讲了印度人发明象棋的故事）是在波斯萨珊王朝库思老一世在位时（531年－579年在位），这个时候中国是南北朝。中国有没有比这更早的象棋文献呢？

在唐朝之前的文献中，只有三处提到象棋：

一、《楚辞·招魂》：“菎蔽象棋，有六博些。分曹并进，遒相迫些。成枭而牟，呼五白些。”王逸注：“以菎蔽作箸，象牙为棋。”有的人据此认为象棋是在战国时期发明的。实际上根据这段诗的上下文和王逸的注可知，它说的是一种叫六博的博弈游戏，象棋指的是象牙做的六博棋子，而不是后来说的象棋。

二、西汉刘向《说苑》：“燕则斗象棋而舞郑女，激楚之切风，练色以淫目，流声以虞耳。”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最流行的棋是围棋（称为“弈”）和六博（称为“博”）。围棋作为智力游戏备受推崇，赌运气的六博则形象不佳，君子不屑玩，《孔子家语》：“哀公问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博，有之？孔子曰：有之，为其兼行恶道也。”《说苑》没有说明“象棋”是什么棋，但是因为是作为负面典型提出来的，而且用了“斗”字，应该指的也是六博，所谓象棋也是指的象牙做的六博棋子。

三、后汉蔡邕《弹棋赋》：“荣华灼烁，蕚不韡韡，于是列象棋，雕华丽，……”从篇名可知，这里说的是另一种博弈游戏弹棋，象棋指的是象牙做的弹棋棋子。

总之，唐之前说的“象棋”都是指象牙做的棋子。出土文物也证明了这一点。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出土一套完整的六博棋具，墓中记录随葬物品的清单（称为“遣策”）是这么记录这套博具的：“博一具，博局一，象棋十二，象直食其廿，象笄()三十，象割刀一，象削一，象□□□□。”出土的除了一副棋盘，还有12颗大象牙棋子，20颗小象牙棋子，和记录的相符。

南北朝时周武帝造“象戏”，有的人因此说象棋是周武帝发明的，这也是牵强附会。“象戏”早已失传，但当时留下了三篇文献：王褒《象经序》、庾信《象戏赋》和《进象经赋表》。从这三篇文献看，周武帝的“象戏”是一种演绎天文、地理、阴阳、时令、算数、律吕、八卦、忠孝、君臣、文武、礼仪、观德的包罗万象、无比复杂的游戏，跟后世的象棋除了碰巧都有一个“象”字，没有任何关系。这种“象戏”在唐太宗时已经失传，没人知道怎么玩了（唐·吕才《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又闻生平未见太玄，诏问须臾即解。由来不窥象戏，试造旬日复成。”）。

象棋和围棋一样都是文人喜欢的智力游戏，但在唐朝之前文人吟咏过围棋和其他博弈游戏，从没人吟咏象棋。唐初编撰的类书《艺文类聚》囊括了唐朝之前的文学作品，其中关于围棋有20则，弹棋有9则，六博有8则，樗蒲有4则，投壶有7则，塞戏有6则，藏钩有3则，周武帝象戏有3则，却没有一则是关于象棋的。其他文献提到各种博弈游戏的就更多了，例如光是《世说新语》提到围棋的，就至少有十处。

如果象棋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发明，这一千多年间竟然没有人在史书、文学作品中提到它，却反复提到比它更不好玩的各种博弈游戏，岂不是怪事？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在唐朝之前，是不存在象棋这种游戏的。

第一个吟咏象棋的是白居易，其《和春深二十首》写到：“何处春深好，春深博弈家。一先争破眼，六聚斗成花。鼓应投壶马，兵冲象戏车。弹棋局上事，最妙是长斜。”这首诗提到了围棋、投壶、象戏、弹棋、双陆五种博弈游戏（此时六博已失传），其中“兵冲象戏车”显然指的是象棋，只不过当时称为象戏。这句诗的意思是“象戏中兵冲向车”。这像是在描述印度象棋。印度象棋开局一般都要先让兵往前冲，其他子才能出动，而且兵可以互相保护，所以容易出现兵冲向车。中国象棋是炮、马、车先行，兵相对安静，没那么“冲”，而且兵不能相互保护，难以出现兵冲车这种情形。

唐代文献还有两处提到象棋，都见于牛僧孺编撰的唐代传奇小说集《玄怪录》。其中《巴卭人》提到有两个仙人在橘子里面“相对象戏”，除了说它可以用来对赌，对象戏没有具体描述。还有一篇《岑顺》，说有一个叫岑顺的人在山中独居时参与了一场战斗，立了大功：

“其东壁下是天那军，西壁下金象军，部后各定。军师进曰：‘天马斜飞度三止，上将横行系四方。辎车直入无回翔，六甲次第不乖行。’王曰：‘善。’于是鼓之，两军俱有一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横行一尺。又鼓之，车进。如是鼓渐急而各出，物包矢石乱交。须臾之间，天那军大败奔溃，杀伤涂地。”

从此以后岑顺中了邪，亲戚把他灌醉后得知秘密，就挖掘其住宅，挖出一个古墓，“墓有砖堂，其盟器悉多，甲胄数百，前有金床戏局，列马满枰，皆金铜成形，其干戈之事备矣。乃悟军师之词，乃象戏行马之势也。”把墓烧了，他病就好了。

原来岑顺是在梦里下了一盘“象戏”。这盘棋棋子有王、军师、天马、上将、辎车、六甲，分别对应的是印度象棋中的王、大臣、马、象、车、兵。棋子“皆金铜成形”，即用金铜制作象形的棋子，这也是印度象棋子的特点，中国象棋众所周知都一概是圆形的。这些棋子的下法也更接近印度象棋。它说马的下法是：“天马斜飞度三止”、“斜去三尺止”。如果以一个象棋格子为一尺，中国象棋的马走的是“日”字对角的两个点，跨了两格，而印度象棋的马走的是对角的两个格子，距离大致等于跨了三格，所以是“天马斜飞度三止”、“斜去三尺止”。印度象棋讲究兵要按次序合作，所谓“六甲次第不乖行”，而中国象棋的兵是分离的。

可见，牛僧孺和白居易描述的都是印度象棋。唐代文献浩如烟海，但只有这三个地方提到了象棋，而提到其他博弈游戏的则非常多，说明当时象棋在中国并不流行，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象棋刚从波斯传入，还没有本土化，没能被广为接受，就像国际象棋风靡全球，在中国至今没有什么人下。

到了宋朝，象棋完成了本土化：受围棋影响，象棋棋子由走格子变成走交点；象形立体棋子变成了圆棋子；王变成了将，因为中国的帝王一般是不亲自作战的；增加了砲——指的是利用杠杆原理投掷石头的掷石机，不是火炮。象棋完成本土化后，很快就变成了流行的博弈游戏，流行程度甚至逐渐超过围棋，其他博弈游戏则惨遭淘汰。宋代提到象棋的文学作品、历史文献非常多，出土的宋代象棋子也非常多。

但是象棋即便实现了本土化，仍然残留着印度象棋的痕迹。例如将。王虽然改叫了将（宋之后红方的将又成了“帅”），但仍然保留着一些王的特点：它活动的区域被称为“九宫”，显然是王而不是将军住所；它的战斗力和王一样弱，而在中国人心目中将军本来应该是战斗力很强的；双方的将之间不能没有棋子阻挡，称为“王不见王”，还是把将当成了王的化身。又如象。出土的宋朝象棋子有的在背面画有图像，棋子象的正面写着“象”，反面画着大象。中国中原地区史前有大象，有史以来就没有大象（所谓河南简称“豫”是因为那里有大象乃是牵强附会。河南简称豫是因为河南古称豫州，豫取安逸之意），即使有也不用大象打仗，象兵是印度和南方少数民族的特色。中国象棋有象，也是印度象棋的残余。后来中国象棋红方的“象”改成“相”，似乎是想去除这个残余，但是又讲不通了：宰相怎么可能去当将军的部下保护将军呢？

总结一下：在唐朝之前中国历史文献没有任何关于象棋的记载，更没有象棋文物出土（相反的，有很多其他博弈游戏的唐之前文物出土），提到“象棋”、“象戏”的几条记载都不是关于象棋的。在唐朝开始出现三条关于象棋的记载，但是描述的是印度象棋，说明在唐朝时象棋传入了中国，但是没有流行。象棋在宋朝完成本土化，从宋朝开始关于象棋的记载才大量出现，也出土了很多宋朝象棋子。

要掌握这些事实并不难。中国象棋史专家之所以无视这些事实，坚持认为象棋是中国人独立发明的，就像现在还有中国古人类学家坚持认为中国人祖先不是来自非洲而是独立起源一样，都是出于事事要争最早的“民族感情”，怕被人骂不爱国。象棋是由哪个民族的人发明的，和爱不爱国没有关系。国际象棋在欧洲定型并发扬光大，但欧洲人承认国际象棋源于印度象棋、波斯象棋，并没有欧洲人觉得伤了其民族感情、不爱国了。围棋比象棋精巧，是博弈的最高形式，世界公认是中国人发明的，没有争议，这已足以让国人自豪，没有必要什么都想争发明权。

2018.3.13.

（头条号首发）

    有一年的圣诞节，我发过一条推特，是从美国科学家尼尔·泰森那里翻译过来的，全文是：很久以前的今天，一个小孩诞生了，他到30岁的时候，改变了世界。生日快乐，伊萨克·牛顿，生于1642年12月25日。

    这个当然是在开圣诞节的玩笑。但是有人查了百度百科，说我搞错了，牛顿的生日不在圣诞节这一天，而是1643年1月4日。那么我和尼尔·泰森都搞错了吗？没有，这两个生日都对，这是因为它们用的是不同历法，12月25日那个用的是儒略历，1月4日那个用的是格里历。

    儒略历是古罗马独裁者儒略·凯撒在公元前46年发布的。儒略历是阳历，把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圈的时间也就是回归年定为一年，但是回归年按天算的话并不是一个整数，而是365.2422天。儒略历把一年设为365天，比一个回归年略少，为此每四年设一个闰年，闰年366天，这样平均下来每年是365.25天，和回归年相比，多了0.0078天，这样的话每400年就要多出3天，用了1500多年以后，就要多出10天，所以在1582年，教皇格里高利就颁发了命令，那一年少算10天，1582年10月4日后的一天不是10月5日，而是10月15日。同时改变闰年的设法，凡是年数能被4整除的是闰年，但是年数后边是带两个“0”的“世纪年”时，必须能被400整除的年才是闰年。这样平均下来一年有365.2425天，比回归年多了26秒，过3000年左右才会有1天的误差。这个新历法就被叫做格里历，也就是现在用的公历。

    按照史学界惯例，在1582年之前日期还按儒略历算，并不换算成格里历，1582年之后的才按格里历算。牛顿出生于1582年之后，那么是不是就应该按格里历算呢？不是的，这是因为格里历颁发以后并不是所有国家都立即采用。英国不是天主教国家，不听教皇的命令，一直拖到1752年才改用格里历。也就是说，牛顿出生的时候，英国用的还是儒略历，所以在英文文献中，就习惯用儒略历来算牛顿的生日，也就是1642年12月25日，那一天英国在过圣诞节，而那些已经改用格里历的国家，圣诞节在十天前就过过了，对那些国家来说，牛顿是在1643年1月4日出生的。

    还有很多国家使用格里历的时间比英国还晚。俄国是一直到1919年才从儒略历改用格里历的。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于1917年11月7日，但是为什么叫十月革命呢？因为那时候俄国还在用儒略历，那一天是儒略历1917年10月25日。但是在改用格里历之后，俄国等国的东正教教会还在坚持使用儒略历，所以在这些国家，实际上是在公历1月7日过圣诞节。

（头条号首发）

2016.1.2.

圣诞节到了。我看到有报道说，中国年轻人现在也流行过圣诞节，但是不会过。比如说，很多中国年轻人选择在圣诞节这天结婚，西方人就不这么干。听上去好像圣诞节有什么标准的过法似的。其实即使是在那些传统上就在过圣诞节的国家，也有不同的习俗，即使是同一个国家，过圣诞节的习俗也一直在变。比如说，以前圣诞节的宗教意味是比较浓的，因为在那些有基督教传统的国家，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耶稣的诞辰。但是现在圣诞节的宗教意味越来越淡，甚至没有了。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曾做过调查，发现美国人越年轻，越认为圣诞节是一个文化节日而不是宗教节日，到最年轻的千禧年这一代（大致相当于中国的90后），认为圣诞节是文化节日的人数超过了认为圣诞节是宗教节日的人数，有44%的人认为圣诞节是文化节日，而只有32%的人认为圣诞节是宗教节日，剩下的要么不过圣诞节要么不在乎它是什么样的节日。

你可能觉得奇怪，圣诞节既然是纪念耶稣诞辰的，怎么不是个宗教节日呢？其实耶稣并不是一个历史人物，并没有任何确切的史料能够证明历史上存在过耶稣这个人。关于耶稣的说法全部来自基督教圣经中的福音书。福音书并没有说耶稣是哪天出生的，按照里面的描述，耶稣也不可能是在12月份出生的，因为里面提到，在耶稣诞生时，有天使向夜间牧羊的人们报喜。十二月份的巴勒斯坦很冷，牧羊人在那时候根本不可能在晚上出去牧羊。

后来的基督徒把12月25日当作耶稣的生日，实际上这本来是异教徒庆祝的太阳神生日。这一天跟冬至有关。冬至日一般都在12月21日到12月23日这三天之间，在冬至这一天，北半球白天最短，过了这一天，白天开始逐渐变长，所以古罗马人选在12月25日这天庆祝太阳神生日。在基督教变成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太阳神生日就变成了耶稣的生日，其实它本来和耶稣没有关系的。圣诞节的一些习俗都是来自于异教徒的传统，例如圣诞树其实就是来自于异教徒的树木崇拜。

    所以，消除圣诞节的宗教意味，让它回归文化意味，是在正本清源。就我个人的感觉，即使是美国这种有很浓厚的基督教传统的国家，圣诞节的确宗教味越来越淡了。比如在圣诞节期间问候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不说“圣诞快乐”（Merry Christmas），而改说“节日快乐”（Happy Holiday）。比如越来越多的人在平安夜不去教堂礼拜，而是在家里和家人团聚。美国过圣诞节很重要的一个习俗是几乎家家都会张灯结彩，所以我开玩笑说这是个灯节。现在彩灯、户外装饰也很少有宗教含义了，我注意了一下，我的美国邻居中只有一两家在圣诞期间摆的户外装饰有纪念耶稣诞辰的主题，其他都是雪人、雪花、动物、圣诞老人、星星、拐杖糖之类的非宗教主题。美国人过圣诞节还提倡要有圣诞精神，意思是要与人为善、助人为乐，这也很好，中国完全可以借鉴。

（头条号首发）

2017.12.25.

黄仁宇名著《万历十五年》在《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一章中提到海瑞一件轶事：

“他的节俭的名声遐迩皆知，据说有一次总督胡宗宪竟然以传播特别消息的口吻告诉别人，说海瑞替母亲做寿，大开宴席，竟然买了两斤猪肉。”

最近网上有人发现中华书局在2006年出该书新版时，删掉了这句话里的“猪”字，认为是在避讳“猪肉”，引起一场风波。其实该版编辑写过一篇《我编辑黄仁宇作品的体会》，说明他为什么要做删改：

“海瑞为回族人，他为母贺寿，《明史》本传言‘市肉二斤’，而老版误为买了两斤猪肉。查英文版原文，黄先生用的是‘pork（猪肉）’一词，看来是他本人误记。这次均予以改正。”

《万历十五年》中文版是根据英文版翻译的，但是经过黄仁宇审定，出新版时他已去世，所以这是编辑未经作者同意的擅改。如果编辑认为内容有误，可以加注解说明，而不应该自作主张直接改动原文，这是对作者也是对读者的不尊重。鲁迅文章中也偶有误记，如果让该书编辑去编辑鲁迅文集，难道他也“均予以改正”？

如果编辑认为是改正误记而其实不是误记，那就更成问题。编辑删改的理由是认为海瑞为回族人，所以买的肉不可能是猪肉。那么海瑞究竟是不是回族人呢？国内学界的确多认为海瑞是回族（例如《辞海》说海瑞是回族）。但明朝并没有现代的民族概念，我们今天说的回族，大致相当于当时的回回。所以这个问题可以改成：海瑞是不是回回呢？一个人是回回，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他有回回血统，第二，他保持回回的生活方式，特别是信仰伊斯兰教。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只有回回血统而不保留回回生活方式，那只能说其祖先是回回，而本人不是。如果信仰伊斯兰教但没有回回血统，也不能算回回，因为在中国境内还有很多族裔也信仰伊斯兰教。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海瑞有没有回回血统？《明史·海瑞传》只是简单地说海瑞是琼山人，没有记载他的家世。海瑞的同乡、侄女婿和门生梁云龙写过一篇《海忠介公行状》，对海瑞的家世是这么说的：

“公讳瑞，字汝贤，其上世以来未详。在国初以军功世广州卫指挥某者，隶籍番禺，今为番禺人。洪武十六年，答儿从军海南，著姓于琼，遂为琼山人。不再传而族氏蕃衍，明经纷起，有讳宽者以经行闻，领乡荐，知闽中县事，即公大父也。宽从子澄登，成化十一年进士，为御史。又有讳潣、讳鹏、讳迈，皆举于乡，俱名贤。有讳瀚，系廪生。瀚即公父也。”

就是说海瑞的先人明以前的姓名都已不可考，明初有一个不知姓名的先人因为军功当了广州卫指挥，住在番禺，成了番禺人。之后有一个叫答儿的（那个广州卫指挥的儿子？）在洪武十六年（公元1384年）到海南从军，在琼山成为望族，于是成了琼山人。答儿的后代中有一个叫宽，是海瑞的祖父，宽的儿子中有一个叫翰，是海瑞的父亲。

所以海瑞先人第一个留下名字的是答儿。梁云龙在介绍海瑞先人时把姓都省略了，加上了就是海答儿。“答儿”不像汉人名字，但海答儿是回回常用名字，是当时对阿拉伯语名字Haydar（意思是“狮子”）的译音。元朝至元年间有一个管课税的叫海答儿：“海答儿等管课程的说，做买卖的是和尚、也里可温每，却不纳税呵。”（《通制条格》卷第二十九）至顺年间有一个回回叫海答儿，官至宣武将军、绍兴路治中（《至顺镇江志》卷十九）。所以这个到琼山定居的海瑞先祖海答儿应是回回，之后跟很多回回一样用名字的第一个字作为汉姓，改姓海。

关于海瑞的家世，还有一种更详细的说法，见于海瑚《海氏族谱序》。海瑚据说是海瑞的从兄，这篇序记载他重修海氏族谱的经过。以前的海氏族谱是叔父海澄修的，从海答儿开始，海答儿之前的祖宗姓名族人没人知道了（“族无长老，失记始祖、迁祖之名。”）。后来海瑚北上参加乡试时，寻访到番禺的海氏族人海秀，见到旧谱，于是得知海答儿之前的家世：

“盖自南宋时，始祖指挥三公讳俅，由闽而来，占籍于广，娶杨氏，生惠来训导公讳钰。钰生庠士大公讳甫震、二公讳甫云。秀为甫云公后。甫震公生冠带公讳逊之，逊之生答儿公，从军海南，著籍于琼，即始迁祖也。”

于是这个族谱在海答儿之前又给海瑞加了四代有名有姓的祖宗。但是这个族谱早已失传（现传的《海氏族谱》是光绪年间重修的），只留下这篇序收在《琼山县志·艺文志》中。

如果这个谱系是真的，海瑞的祖先当然不是回回，而是汉人。但这个谱系不可信。按序的落款，写于明嘉靖甲午年（公元1534年），当时海瑞只有20岁，之后海瑞还活了53岁，又是整个家族最德高望重的，不可能没见过这个新修家谱。如果真有这份家谱，他就不可能不知道海答儿之前的祖先名字，那么梁云龙也就会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梁云龙和海瑞的关系非同小可，他自称之所以要给海瑞写行状，是因为：“不佞龙忝在戚末，事左右最久，亲炙最真。”说自己虽然是海瑞亲戚中最差的（这个是自谦，其实是海瑞亲戚中地位最高的，当过巡抚），但是跟随海瑞最久，受到的教导最真切，所以敢给海瑞写行状（所谓“行状”，就是亲友写的死者生平，提供给官方写传记用的）。海瑞很可能生前已托付他给自己写行状，那样的话当然会向他详细介绍自己的家世。但梁云龙对海瑞祖、父辈、妻妾、子女介绍甚详，如数家珍，对海答儿之前的海瑞先人却只说“未详”，合理的解释就是海瑞自己也“未祥”，当时不存在海瑚发现的那个谱系。

而且这个谱系自身也很奇怪。按它的说法，海答儿之前的祖先分别叫俅、钰、甫震、逊之，这些都是很文雅的汉人名字，但是之后却突然冒出了“答儿”这个不伦不类的外族色彩浓厚的名字出来。有人说答儿在海南方言里是三儿的意思，元代庶民没有名字，用家族排行叫的。但是海答儿的父亲也是元代庶民吧，为什么却有“逊之”这个名字呢？

最合理的解释是这一串海氏祖宗的文雅名字都是后人在修家谱时编造的。中国人修家谱为了显得自己的家族传承源远流长，本来就喜欢乱编造祖宗，所以越修越离谱，光绪年间重修的《海氏家谱》竟然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春秋战国了。可惜海答儿名字写在《海忠介公行状》里，没法改了，只能让他的名字突兀地放在祖宗名单中，反而突显了他之前那些祖宗名字都是后人编造的。

如果编造者是海瑚，那么显然他编造完了没有公开，所以海瑞不知道。但是更可能是海氏在出了海瑞这个大名人之后修家谱时，假托海瑚写了一篇序来编造祖宗谱系。这篇《海氏族谱序》最早见于《琼山县志》，而《琼山县志》是清朝咸丰年间才编的，可能就是摘自海瑞之后才修的《海氏族谱》。

总之，海瑞最早的祖先可考的只有海答儿，而海答儿是回回，所以海瑞有回回血统。但是祖先是回回，不等于海瑞也是回回。他是不是回回，首先要看他是不是穆斯林。海瑞的所有著述、言行都表明他信仰的是儒学，而不是伊斯兰教。在他留下的文字中，没有任何他信仰伊斯兰教的信息，证明不了他是穆斯林。当然，这也证明不了他不是穆斯林。也许他是暗地里信伊斯兰教不愿张扬呢？

要证明他不是穆斯林，要看他有没有与穆斯林相违背的言行。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他吃不吃猪肉？这就回到开头的海瑞买肉风波了。《明史·海瑞传》是这么说的：

“迁淳安知县，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总督胡宗宪尝语人曰：‘昨闻海令为母寿，市肉二斤矣。’”

原文只说“市肉二斤”，没具体说是什么肉。中华书局编辑先入为主地认为海瑞是回族，所以认为海瑞买的不是猪肉。但是在中国自古以来最常见的肉就是猪肉，没有明说买什么肉，指的就是猪肉，如果买的是羊肉、牛肉，都会具体指出以免误会。何况淳安属浙江，以前羊肉很少或没有，而《大明律》禁止杀牛，虽然屡禁不绝，但是即使有牛肉黑市，海瑞身为刻板的县令，也不会去买。如果他买的竟是牛肉，知法犯法，更值得大书特书了。所以可以肯定海瑞买的是猪肉，黄仁宇并没有错。

但是这是胡宗宪听人说的，也许是误传呢？或者，海瑞只是买给母亲吃（海瑞母亲姓谢，无疑是汉人）自己不吃呢？所以我们还需要找到海瑞说自己吃猪肉的证据。海瑞当应天十府的巡抚时，颁发了《督抚条约》，告诉众人应该怎样招待他。其中一条是：

“本院到处下程，止鸡、肉、鱼、小瓶酒等件，不用鹅及金酒。”

应天十府属于江南，基本不吃羊肉。海瑞也不会让人违法杀牛来招待他。鸡和鱼都提到了。所以他这里的肉，也只能是指猪肉。这就证明了海瑞自己是公开吃猪肉的，而且还喝酒，这也是伊斯兰教规不允许的。所以海瑞不是穆斯林，虽然祖宗是回回，但是由于一代代与汉人通婚，其回回血统已经很淡薄，而在文化上他已经完全汉化，是汉人了，是不会认为自己是回回的。我们不能因为他有一个祖先是回回，就非要让他也当他自己不认的回回。海氏后人显然也不会认为自己是回回，所以才会编造家谱想要证明自己的祖先都是汉人。

2017.11.30.

（头条号首发）

我于1995年年底在密歇根州立大学（MSU）毕业后，第二年由于大学同班同学在密歇根的森林里聚会，顺道回了一趟母校，此后的二十一年就未再有这样的机会。我的导师今年5月退休，学生们相约在6月初给他举办一次退休晚会，于是我又借机回校了。

1990年我准备到美国留学时，MSU并不是第一选择。录取我的学校中我的第一选择是布朗大学。但是那一年教委发布新的留学政策，故意刁难，护照没能及时办下来，布朗大学校方答复不能推迟入学，只好放弃了。给我全额奖学金的还有MSU、匹兹堡大学、塔夫茨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都很通情达理地允许推迟到第二年冬季入学，反而不知道该选择哪一所好。那时候可不像现在可以在网上狂搜一番信息，可资参考的只有申请入学时校方寄来的宣传册，还有一本外文书店影印的、台湾出的美国大学专业排名，里面生化专业的排名MSU居然进了前十名，也不知是谁评的、哪个年代的事。写信向已在匹兹堡大学就读两年的学姐请教，回信也是含糊其辞：这些学校都差不多，去哪一所都不错。2006年，《MSU校友杂志》（MSU Alumni Magazine）采访我，问我为什么最终选择到MSU，我回答说：“因为它的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很强。而且，宣传册上的校园风景照看上去很吸引人。MSU对我来说就是一座象牙塔。我在MSU的5年度过了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

现在重返校园，依然觉得校园比风景照更美。本科生已经放假，空荡荡的校园变成了一个大公园。红杉河（Red Cedar River）穿越校园，把校园分成了两半，一边是实验室、教室、宿舍、体育场，一边是行政楼、图书馆、国际中心、活动中心（Union）、书店，河流成了校园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上学时经常要穿越，从不同的桥梁经过，风光也不同。但我现在看到的风光，和二十多年前看到的并没有什么差别。行政楼前河边草地上，还是一群群野鸭、大雁、松鼠在或坐或躺的学生们之间穿梭、讨食，被养得胖乎乎的。作为学校象征的钟楼、斯巴达人像、图书馆、橄榄球场、篮球馆还是那个样子，我当年工作过的生化大楼，住过的欧文研究生公寓、斯巴达村，玩过的沃顿表演中心、月季园、园艺系展览花园、树木园、森林，消费过的冰淇淋店（有40多种口味）、学生书店、北京快餐、花生酒桶酒吧、塔可钟墨西哥快餐店、麦当劳（和别的麦当劳不同，墙壁涂成了绿色和白色——MSU的代表色），也都还在。中国人口头上爱讲文化传统，中国大学更喜欢乱拜祖宗硬把自己搞成百年老校甚至千年学府，而实际上中国大学对历史传承的重视还远不如美国大学。中国大学的校园，几年不去就面貌全非了，不能像现在这样，走在熟悉的道路上，看着熟悉的景象，仿佛回到了二十多年前，不至于让自己成为陌生人。变化当然也有。最大的变化是新建了一个现代美术馆，回旋加速器也正在大幅度扩建。还有一些小的变化，例如生化系改叫了生化与分子生物学系，系里的教授只有几个还认识，原来的实验室也早已易主——不过实验室里我使用过的实验台、通风橱、黑板，甚至挂钟，都还没换。我正在当年日夜奋战的实验台前感慨，在实验室里干活的一个中国留学生认出我来，过来和“师兄”合影，其实我们并非一个导师，而且相差一代了。

我们这一代留学生初到美国时感受到的巨大反差，是现在的留学生难以理解的。首先是财务的自由。说一个学生有财务自由似乎很可笑，但是要知道我在国内上大学时父母一个月给的生活费是40～80元人民币（刚入学时是40元，毕业时因物价上涨也跟着涨到80元人民币），每一顿饭菜都要精打细算，而MSU给的奖学金扣除了学费后，一个月拿到手还有一千美元，这百倍的差距，让人顿时有了成为大富豪的幻觉，至少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不用再担心吃了这顿没下顿了。由于中美有税法协议，中国留学生的奖学金不用交所得税，手头比美国学生还宽裕。其次是思想的自由。国内上学时前三年要上政治课，虽然大部分都逃掉了，但是考试是逃不掉的，而每周半天的政治学习也是逃不了的。毕业那年因情况特殊更是集中学习、检讨、交代思想根源。到了美国，自然没有人要控制你的思想、言论。在MSU读书期间互联网兴起，我开始在网上发言、建网站，从不用担心会被FBI请喝茶。第三是生活的自由。单身一人在海外，没有养家糊口的压力，没有七大姑八大姨的骚扰，学校里的人际关系简单，特别是在一个只有几个人的小实验室，没有竞争，其乐融融。博士生课程轻松，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实验室，而且可以自己安排作息，中午才去实验室，待到半夜离开，生化实验通常有两三小时等待时间，还可乘机去图书馆翻阅藏书、学校电影院看电影、沃顿中心听音乐会，日子过得逍遥自在。

有这三大自由，所以我认为在MSU的5年度过了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当然这段时光并不是用来享受的。我的学术训练在那5年开始和完成。在导师退休晚会上，每个学生送给导师一段话，我写的是：“我刚到美国的时候，虽然毕业于中国一所顶尖大学，但对科学的性质几乎一无所知。是扎克言传身教地教我什么是科学和怎么做研究。帮助中国公众理解科学现在成了我的工作，因此在美国一个实验室点燃的火炬已传到了中国。扎克是一个激励人心的导师！”（When I came to the US, although graduating from a top university of China, I knew little about the nature of science. It was Zach that taught me what science is and how research works, both by his words and actions. Now it has become my job to help the Chinese public to understand science, so the torch, ignited in an American lab, has been passed to China. Zach is such an inspiring mentor!）

这么说并非夸张。在中国科技大学的五年，在课堂上学了很多科学知识，受到了数理思维训练，所以我们戏称之为南七技校（南七是中国科大所在的地名），但并没有受到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教育和训练，反而受到了伪科学思潮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中国高校普遍迷信“特异功能”，中国科大是重灾区：不少教师、包括著名教授沉迷于研究特异功能，有一届的全国特异功能大会就是在中国科大召开的；校园里常有“大师”来办班教气功，甚至还在大礼堂做“带功报告”，把台下众多师生催眠得手舞足蹈。在这样的氛围中，我在低年级时也是很相信特异功能、气功的，到高年级时不信了，成了少数的怀疑派，那也是自学的结果（主要是看了国外一些科学哲学著作和否定神秘现象的研究），跟学校教育没有关系。现在国内高校的情形要比当时好，但也未必有根本的改观。在我离开中国科大以后，那里还出了一个信佛的校长，宣扬量子力学验证了佛学，其名言是：“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时，佛学大师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这几天这个前校长又在讲“禅定”、“体验真气”、“打通中脉”、“神经元细胞每分钟更换一百万个”，有这种反科学的科技大学校长，怎么指望学生懂科学呢？

我到了美国以后，从导师那里学会了怎么设计对照实验、控制实验变量、分析实验结果、提出假说和模型，才对科学、科研的实质有了深刻的理解和切身的体验；每周一次的实验室会议，更是一次批判性思维锻炼。这就是小实验室的好处，几乎天天与导师有交流、受熏陶，有时他甚至还手把手教我做实验。系里每周还有一次报告会，主要是请校外教授来讲，在开阔眼界的同时，也体会到了在国内难以想像的学术自由和平等。偶尔会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到系里做报告，从没觉得他们高高在上，他们讲完了一样有听众举手提出疑问。不像现在，经常见到国外诺贝尔奖获得者成群结队去中国大学捞钱，享受着师生们天神般的崇拜。

我以前曾经说过，中国大学现在像公司，我们那个时候则像集中营。在集中营里生活，和朝夕相处的同学们有感情，对学校则没有，从没想过要特地回去看看，去了也只会觉得那是个陌生的地方。美国大学则是象牙塔，在走向社会，饱经沧桑之后，象牙塔里的生活更让人怀念，虽然那种纯洁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在心中却显得越来越神圣。

2017.6.9.

附：2006年《MSU校友杂志》的采访

斯巴达人简介（注：斯巴达人为密歇根州立大学象征）

方是民：学术道德警察

《MSU校友杂志》（MSU Alumni Magazine）2006年秋季刊

中国高等教育已被伪科学、造假和不端行为所困扰，直到有一位密歇根州立大学（MSU）校友决定对此做一点事情。2000年，在圣地亚哥生活的1995年博士方是民开始在其有关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网站新语丝上揭露肇事者。这个网站逐渐成为了为学术道德而战的旗舰，并受到媒体的广泛报道，其中包括国际期刊《科学》和《自然》。“因为许多中国报刊都上网了，我能够轻易地获得中国的信息，”以方舟子为笔名的方解释说，“我们至今已揭露了500多起案例。我想形势正在好转。”在这些案例中，包括教授伪造履历，窃取别人的研究成果，剽窃文章和书籍，有些还捏造研究成果。起初中国官方对此反应缓慢，反而去屏蔽是民的网站。“但是现在中国政府至少承认确实有问题……并发布了几项规章，”目前在北京担任科学作家和专栏作家的是民评论说。是民出生于福建省沿海小城云霄，毕业于安徽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USTC）。该校当时有个绰号叫“美国培训中心”（United States Training Center），因为其毕业生毕业后将到美国深造。于是，是民选择了MSU，因为它的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很强。“而且，宣传册上的校园风景照看上去很吸引人。”他补充说，“MSU对我来说就是一座象牙塔。我在MSU的5年度过了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我的导师扎卡里·伯顿博士是个好老师、好朋友。”他和同学王朝晖一起在MSU创建了中文诗歌小组。1995年，MSU音乐博士生加里·纳什为是民的一首诗《最后的恋曲》谱曲。“我的朋友罗舒冬在她的毕业演唱会上演唱了这首歌，”是民回忆说，“那是我在MSU最感自豪的一刻。”

SPARTAN PROFILES
FANG SHI-MIN: ACADEMIC INTEGRITY COP

Fall 2006 MSU Alumni Magazine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has been beset by pseudoscience, fraud and misconduct, until an MSU alumnus decided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Fang Shi-Min, Ph. D. ’95, living in San Diego in 2000, began exposing the offenders in his personal web site about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New Threads (xys.org). The site eventually became the flagship in the fight for academic integrity and received widespread coverage from the media,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s Science and Nature. “I could easily get information from China because many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were online,” explains Fang, who used the pseudonym Fang Zhouzi. “We have exposed more than 500 cases so far. I think the situation is getting better.” Among them were professors who falsified resumes, who claimed credit for research they did not conduct, who plagiarized articles and books, and in some cases, who faked research. At first Chinese officials were slow to react, choosing instead to block Shi-Ming’s web site. “But n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t least admits there are problems . . . and has issued several regulations,” notes Shi-Ming, currently working in Beijing as a science writer and columnist. A native of Yunxiao, a coastal town in Fujian Province, Shi-Ming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USTC), Hefei, Anhui Province, a school that was nicknamed “United States Training Center” because graduates pursued further degrees in the U.S. Accordingly, Shi-Ming chose MSU because of its strength in molecular and cell biology. “Also, the pictures of campus scenery in the brochures looked very attractive.” He adds,“MSU is an ivory tower to me. My five-year stay at MSU was the best time in my life. My mentor, Dr. Zachary Burton, is a good teacher and friend.” He and fellow student Zhaohui Wang co-founded a Chinese Poetry Group. In 1995, Gary Nash, a doctoral music student at MSU, composed a song based on one of his poems, The Last Love Song. “It was sung by my friend Shudong Luo at her graduation recital,” recalls Shi-Ming.“That’s one of my proudest moments at MS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