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7月2日，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发了一条微博说：

【今天是符拉迪沃斯托克建城160周年纪念日。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历史始于1860年，当时俄罗人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军事港口，称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思是“统治东方”）。】

这条微博收获了十几万点赞。这些点赞的中国人，往轻了说是由于无知。他们不知道，符拉迪沃斯托克有一个中文名字叫“海参崴”，本来是属于中国的，至迟在明朝永乐年间就已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当时那一带属于奴儿干都司，都司相当于现在的军区。那里实行民族自治，朝廷不派人去那里当官，但是会封当地的人各种官职，要听朝廷的命令。

到清朝的时候，康熙年间清廷和俄国签署《尼布楚条约》，明文规定海参崴那一带属于中国领土。到了1860年6月20日，俄国军队占领海参崴，改名符拉迪沃斯托克。那一年11月，俄国政府逼着清政府签署《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到海岸（包括库页岛）的40万平方公里土地割让给俄国，再加上此前《中俄瑷珲条约》割让的黑龙江以北的60万平方公里土地，俄国总共侵占了东北一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几年后，1864年，通过《塔城议定书》，俄国又侵占了外西北44万平方公里土地。这三次算下来俄国侵占了14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再加上后来违反条约侵占不还的，俄国总共侵占中国领土大约160万平方公里。

这些被侵占的土地中，最重要的就是海参崴，因为它是一个天然良港。大家拿一张中国地图看一看就知道了，海参崴离现在的中国边境是非常近的。吉林、黑龙江离海岸就那么一点距离，但是就是没有出海口，因为靠海的地方都被俄国划走、侵占去了。就这样，吉林、黑龙江由沿海省份变成了内陆省份，难以发展。如果海参崴不被侵占，中国航运直接能到日本海。所以那一带被占，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而且，俄国侵占了乌苏里江以东之后，对生活在那里的中国人采取的是种族清洗的政策。1900年，沙皇政府制造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屠杀了大约7000名中国居民。1938年，苏联政府决定对远东地区的华人赶尽杀绝。当时那里还有几万名中国人，大部分被枪杀或抓到劳改营当劳工折磨致死，少部分被赶回中国，只剩300多人得以幸免。之后一直到苏联解体，苏联政府都禁止外国人去远东地区。苏联解体后禁令才撤销。

可见中俄之间，可谓有着血海深仇。俄国驻华大使馆跑到中文网上庆祝符拉迪沃斯托克建城160周年，还要特地注明“统治东方”，这是往中国人的伤口撒盐，是公然挑衅，是真正的辱华。

奇怪的是《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对此的反应。《环球时报》在国外被叫做“民族主义小报”，动不动就痛批西方国家“辱华”“反华”，然而，面对俄国大使馆真正的辱华言论，胡锡进却表现得特别宽宏大量，轻描淡写地说这么做“效果不好”“不应该”，好像是在惋惜俄国宣传工作没做好似的。而对那些对海参崴历史有所了解、驳斥俄国大使馆的网友，胡锡进却是另一副嘴脸，教训他们要接受海参崴是俄国领土的事实，不要翻中俄之间领土的旧账，想在未来要回被割让的领土是不符合国际法的，甚至说这是中国崇美公知在煽动仇俄舆情，破坏中俄友好关系。

如果被割让的领土都不能要回，想要回就是违反国际法，那么香港就不会回归了。1842年南京条约清政府割让香港岛，1860年北京条约清政府割让九龙一部分，都是在条约里声明了永久割让的，只有新界才是租借，1898年起租借99年，1997年新界租界到期，英国同时把割让的香港岛、九龙归还了。可见割让的领土并非不能回归。如果俄国不在海参崴搞种族清洗，那里的居民大多数是华人，以后就可能是另一个香港。

即使割让的领土不能回归，也不等于就不能翻历史旧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是祖先的耻辱，但是忘记历史，不愿还原史实，不敢据理力争，则是子孙的耻辱。按胡锡进的逻辑，我们也不应该翻与日本的历史旧账，不该要求其道歉了？俄国对历史罪行的态度，比日本还要恶劣，不仅从来没有道歉、反省，现在还到中文网络耀武扬威。俄国早已不是超级大国，已经没落，为什么还敢在中国这么肆无忌惮？就是因为有太多像胡锡进这样的向俄国献媚的文化汉奸。

胡锡进说这是崇美公知在破坏中俄友好，这真是倒打一耙。其实是胡锡进反美反到变态，为了反美这个共同目标，不惜巴结俄国，要人们忘记中俄之间的血海深仇，容忍其辱华，为此认贼作父，丧失民族立场，罔顾民族大义，不折不扣就是文化汉奸。

2020.7.5

自称“浑元形意太极拳门掌门”的马保国最近和一名拳击爱好者比武，30秒内被击倒三次，最后一次直挺挺地倒下昏了过去。网上都说“太极宗师”不堪一击，证明太极拳不能实战。其实马保国只是打着“太极拳”招牌的骗子，与太极拳没有任何关系。从其经历看，他甚至与传统武术也没什么关系。一个“太极骗子”被一拳打倒了，并不能说明太极拳不能实战。太极拳有没有实战价值，是与这场比武无关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以前在文章里说过了，这里再谈谈另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自称或被称为“太极大师”“太极宗师”，我们怎么知道他是真的？一个人如果想要学太极拳，怎么才不会上当受骗？

首先要看这个人打的是什么流派的太极拳。目前流行最广的太极拳是杨露禅创立、杨澄甫发扬光大的杨式太极拳。近年来陈式太极拳也很流行。还有几个小众的太极拳流派，包括武式、吴式、孙式。太极拳作为传统武术，早已定型，现代人不可能也没有条件再去开宗立派。如果一个人真的是武学奇才，真的开创了武术新流派，那也跟太极拳没有关系了。凡是自称是新创了一个太极流派的“太极宗师”的，都是骗子，例如马保国自创“浑元形意太极拳”，雷雷自创“雷公太极”。

其次要看师承。太极拳是传统武术，和其他中国传统技能一样，都是特别看重师承的。太极拳尤其特殊，它的特色决定了没法自学。一个人是不可能通过看书、看视频或旁观别人练拳而学会太极拳的，必须有高水平的太极拳师手把手的传授，才能让你体会、掌握太极拳的奥妙。现在不存在“太极宗师”，但是有太极传人。一个太极高手必然是太极传人或曾经向太极传人拜师学过。太极拳各个流派的传承、记载都很清楚，是不是传人，一查便知。有些太极传人为了推广太极拳，或为了赚钱，经常到高校、公园、武馆办培训班，来者不拒，交钱就教，累计下来可能有成百上千的学员。上这种培训班最多就是让你能学点太极拳的粗浅功夫，不能因此就自称是太极传人的弟子，人家也不会认你是弟子。一个没有太极传承的人自称“太极大师”，也是骗子。马保国自称其武功是祖传的，但是马家并非太极传人，即使真会武功也与太极拳无关。马保国与太极拳能扯上关系的，是年轻时候曾经在公园上过一个陈式太极拳传人的推手培训班两三个月，最多算是一个对陈式太极拳推手有粗浅感受的武术爱好者。

第三，太极拳没有内功。太极高手的功夫是长年累月地练拳架、推手练出来的，不是练某种神秘的“内功”练出来的。凡是自称会“太极内功”、教“太极内功”的，都是骗子。

第四，一个人会不会太极拳，太极功夫有多高，从其打拳有没有太极味道就可以看出来。不同流派的太极拳有不同的味道。这里只说我熟悉的、流传最广的杨式。一般人说的太极拳其实就是杨式太极拳。很多人以为杨式太极拳是软绵绵、轻飘飘的，这是对杨式太极拳的误解。杨式太极拳打得好的人，摆出的架势、打出的拳架、甚至举手投足，始终都蕴含着一种浑厚、膨胀、让人感到有弹性的特殊劲道，行话叫“掤（音朋）劲不丢”。这是长期练太极拳练出来的功夫，外行学不来、装不会。一个了解太极拳的人，一看马保国、雷雷打拳的样子，就知道他们没有丝毫的太极功夫，没有真正练过太极拳。

从一个人打太极拳判断一个人打得有没有太极味道、有没有太极功夫，是比较主观的，打拳的人可能不服气，太极拳有一种特殊的竞技方式可以解决争端，客观地判断一个人太极拳打得好不好，那就是推手。所以识别一个人是不是“太极骗子”的最后一点，就是看他会不会推手，推手功夫有多高。推手并非圈内人的游戏，不会太极拳的人只要遵守推手的基本规则，也可以去试试太极高手的推手功夫。一个太极高手是欢迎别人体验其推手功夫的。如果一个人自称“太极大师”，却不会推手，或像阎芳那样只和徒弟表演推手，不敢让外人试试、那肯定是骗子。

正因为太极拳有推手这种特殊的竞技方式，以前很少有太极骗子。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末、九十年代初对太极拳很感兴趣，接触过一些民间太极高手。那时候有很多“气功大师”、“武林高手”在招摇撞骗，却没有太极骗子，被认为是民间太极高手的人都是有不错的太极推手功夫的。一个人如果敢冒充太极高手，别人要跟其推手试试功夫，一下子就会被揭穿，所以没法冒充。不像现在，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自称是“太极大师”“太极宗师”，不怕有人挑战，也不怕被打倒，即使被打倒了，不会因此身败名裂，甚至反而更有名有利了——马保国不就有武当道长维护他嘛，雷雷不就反而成了网红了嘛。时代的确不同了。

2020.5.27

《文心雕龙》曰：“诗人讽刺。”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就擅长冷嘲热讽，诗经、唐宋诗歌都有很多讽刺诗。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专制暴政之下，直言不讳的批评容易惹祸，心有不平就只能通过嘲讽来婉转地表达。理解嘲讽对智力和文化水平的要求较高，影响力也就有限，也就能得到当权者一定程度的容忍。当然，如果讽刺到皇帝头上，还是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的。清朝大兴文字狱的一个原因，就是皇帝疑神疑鬼老觉得汉族文人在讽刺他。不过，如果讽刺的是别人，还能被容忍。所以即使在清朝，也能出现《儒林外史》这样的讽刺作品。

这也是为什么当年苏联的政治笑话、当今中国的搞笑段子特别丰富。所以鲁迅说：“蜜蜂的刺，一用即丧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的刺，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鲁迅后来解释说：“犬儒＝Cynic，它那‘刺’便是‘冷嘲’。”）”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但是即使深刻如鲁迅，也没有料到专制到了极致连冷嘲热讽也会被禁止，无法以此苟延残喘。

近日网上流传《鄂东医疗集团纪委关于对疫情防控期间余向东通过网络微博等发表不当言论问题的处理通报》，棒棒医生（余向东）被免去鄂东医疗集团质量管理部主任、市中心医院副院长职务，罪状是：

“在新冠肺炎防治期间，余向东通过个人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对国家省市各级党委政府在新冠肺炎防治中采取的诸如戴口罩、居家管理、封城、入院病人排查中CT检查等临时性的措施和对“一省援一市”安徽省支援黄石1.2吨中药材等事项多次公开发表一些冷嘲热讽的不当言论……”

棒棒医生多年来一直在网上痛批中医药和中国特色治疗，后来受到了领导的警告，遂以“老中医”自居，改用冷嘲热讽的方式，想必也以为以此可以“苟延了自己的生命”，却还是因为“公开发表一些冷嘲热讽的不当言论”被处理。

前几天我也收到一个通知，是微信管理平台发来的，警告我说：

“你在微信使用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请注意规范使用微信账号、文明沟通。多次出现违规行为，将导致账号被进行相应处理。”

我的微信公众号早已被“永远封号”，个人微信号也因为“传播恶意谣言”被暂时封过两次，都没有事先警告。这倒是第一次收到警告，感谢微信管理团队的好心提醒，但没有具体说明哪一条微信有什么违规行为，叫人怎么“注意规范使用”呢？我把我那一天发的微信查看一遍，没有哪一条能跟“传播恶意谣言”沾边（否则直接就被封了），有一两条属于对社会现象的冷嘲热讽，应该就是因此被警告了。

可见我们已经进入了不许冷嘲热讽的新时代，哪怕冷嘲热讽的是社会现象而不是大领导，也是禁止的，轻则封号、禁言，重则开除、拘留。心有不平，不管是直言不讳还是冷嘲热讽，怎么说都不行的，只能沉默。所以我现在就尽量少用微信。然而，再发展下去，连沉默也是不许的，只能歌功颂德，否则也要被处理。

2020.4.20

前几天四川著名诗人流沙河以88岁高龄去世，媒体、网上都是一片追思、颂扬之声，甚至有人宣布成都从此没有了灵魂。这些追思文章都提到流沙河在1957年因“星星诗案”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下放农村监督劳动，80年代才平反重返诗坛，遭遇令人同情。但石天河的学生糠糠壳儿在《流沙之外，尚有蜿蜒天河》一文中详细介绍“星星诗案”的前因后果，让人知道流沙河在其中的表现并不光彩。

“星星诗案”的起因是流沙河在《星星》诗刊发表的一组诗《草木篇》被批为“大毒草”。当时流沙河在《星星》诗刊的上级石天河撰文为流沙河辩护，全国各地还有一批诗人、文人撰文支持《星星》和流沙河。但在毛泽东点名批了《草木篇》和流沙河之后，流沙河为了争取宽大处理，写了一份长达一万二千字的《我的交代》，揭发四川文学界存在一个以石天河为首的24人的“反党集团”，把他们私下的“反党言论”一一汇报。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在《草木篇》被批判后出来声援他的。

随后，首犯石天河被判处15年徒刑，实际上坐了23年牢，1980年才平反，到江津师专（后来改叫重庆师专）当教师。另有4人也被判刑，还有18人被判劳教，其中两人自杀。只有流沙河获得宽大处理，被划为右派后留在文联机关工作。

流沙河在80年代获平反后成了著名诗人。他绝口不提他当年在“星星诗案”中的“立功表现”，更不会反省、忏悔。别人提到“星星诗案”，也只把流沙河当成受害者，有的是不知内情，有的是知道但认为那是时代的罪恶。糠糠壳儿说他写此文的目的是：

“好好写历史，不是为了向逝者讨说法，而是为了提醒我们的同辈和后辈，大家一齐努力，推着这个国家一直向前走；永远不要再回到那样摧残人性的年代。”

但是，即使在一个摧残人性的时代，当厄运降临时，一个人也可以根据良知做出选择。坚强者一个人扛下来，软弱者为了自保也许会牵连他人，但只要良心未泯，就应该能不说就不说，尽量不要殃及别人。只有卑鄙者才会为了立功主动出卖老师、朋友、同事，而且多多益善。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像流沙河那样卖友求荣，把帮过他的人全部出卖，甚至夸大其词添油加醋，由受害者变成帮凶的，都只能视为不可原谅的奸人。就像石天河诗中所言：“君自惜身无可议，人来护尔反操戈。”

当然，在“星星诗案”中，流沙河最多算是帮凶。这个案子是谁具体负责的？负责者在处理时是从严还是从宽？虽然该案是毛泽东钦点，但他并没有具体要求怎么处置这些人，办案者有宽严取舍的余地。但按照“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传统，从处理结果看，办案者是从严的。因为人们只怪罪于时代，这些作恶者就被原谅了，甚至连他们的名字也没人提了。当年的冤假错案，大致也都是这么被对待的。

摧残人性的时代并没有完全远去。高墙之内，还有的是种种罪恶。作恶者会说自己是奉命行事，但那不能做为作恶的借口，因为奉命行事也可以有所选择，可以消极抵抗，也可以积极主动，甚至还可以比命令执行得更严酷。如鲁迅所言：“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只是要把人打一顿，“臣民”却一棍子打死。“暴君”只想抓一名首犯，“臣民”却抓出24人集团。“暴君”只想关你251天，“臣民”却关你五年半还不放。“暴君”只想删帖，“臣民”就给直接封号。

如果我们把这都当成时代的错，就那么轻易原谅，就是在纵容、鼓励作恶，作恶者永远不必担心将来有一天会被清算，就会更加凶暴。我们记下历史，既是为了警示来者，也是为了追究逝者。即使作恶者生前躲过了清算，也难逃历史的谴责，因为历史耻辱柱，本来就是为这些人准备的。

2019.12.3.

“赶英超美”是大跃进时期的一句口号，一向被人们当成浮夸、吹牛的代名词。但近年来却不断有人要给这句口号平反，认为它并没有吹牛。例如百度百科是这么说的：

【赶英超美的全称是“（钢铁产量）15年内赶上英国，50年内超过美国”，加在一起就是著名的“赶英超美”。……然而现实往往要比想象神奇得多，如果说实现15年超英的目标还打了点折扣（真正超过英国花了18年），“50年赶美”却早已不是个问题了。……中国早在1995年就以9500万吨的数字超过了美国，提前12年实现了毛泽东的预言。……“赶英超美”长期以来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急于求成”的代名词。不过根据实际钢铁产量数据显示，自1958年向后推15年的1973年，中国大陆粗钢产量2522万吨，与同年英国粗钢产量2665万吨基本持平；向后推50年的2008年，中国大陆粗钢产量50091万吨，比美国同年生产的9135万吨高出5.48倍。所以实际上，“赶英超美”这个看似荒诞的目标，确实是按时、按计划完成了的。】

百度百科这些文字不知抄自哪里，但这个说法在网上很常见。经常有人出来“澄清”对这句口号的误解。例如不久前还有个叫“猫头鹰快艇”的网人说：

“‘赶英超美’完整表述是（以1957年底为基础），钢产量用15年时间超过英国，50年时间超过美国。实际用了18年，38年。”

但是从来没有“（钢产量）15年内赶上英国，50年内超过美国”这个“完整表述”。这是为“大跃进”文过饰非的人捏造出来的。“赶英超美”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十五年赶英，二十年超美”，“完整表述”为了欺骗人们“赶英超美”的目标实现了，把“二十年超美”篡改成了“五十年超美”。

在大跃进时期“赶英超美”有过多种说法，流传最广的“十五年赶英，二十年超美”还是最保守的。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口号的演变。

最开始的说法是“十五年超过英国”。提出这个说法是因为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15年内工农业重要产品的产量赶上或超过美国，与会的毛泽东就跟着提出中国要在15年内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

“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国今年有了52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1000万到1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2000万到2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3500万到4000万吨钢。……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再过15年，可能爬到年产3000万吨钢。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那么，在15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同年12月2日，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祝词中首次在国内公布了这个目标：“15年后，苏联队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期，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那样，社会主义世界就将把帝国主义国家远远抛在后面。”

因为苏联老大哥要赶超美国，中国就以赶超英国为目标，这时候还没有美国什么事。但是到了1958年，大炼钢铁的战绩似乎不错，让中央领导深受鼓舞，也大胆地以赶超美国为目标了。3月，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在报告《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得更快一些》中提出，钢产量10年内能超过英国，再用10年超过美国也是比较现实的。这就是“二十年赶上美国”的由来，与一开始提出的“十五年超过英国”合起来就成了流传最广的“十五年赶英，二十年超美”。

但这个目标很快就变了。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做《赶上英国，再赶上美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关键》的报告，提出“二五计划”以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为目标。王鹤寿在会上发言，认为钢产量5年就可以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5月18日，毛泽东在会议印发的一份报告上写的批语《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中采用李富春的说法，提出了“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所以这时候的“赶英超美”已成了“七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

但是这还没完。一个月后这个目标又显得保守了。6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我们3年基本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第2天，毛泽东继续缩短“赶英超美”的时间，对薄一波起草的汇报提纲作的指示称：“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所以“赶英超美”的最终版本是“两年赶超英国、十年赶超美国”，那么这个目标有没有完成，还用得着多说吗？

可见，“赶英超美”不论是最初最保守的“十五年赶英、二十年超美”，还是后来最激进的“两年赶英、十年超美”，都是没有实现的妄想。

中国的钢产量后来的确先后超过英国和美国了，只不过一个用了18年，一个用了38年，并非当初的计划。而且与五、六十年代不同，后来钢产量不再被视为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不只是炼钢，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都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钢产量乃至整个制造业实现“赶英超美”已经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

虽然“赶英超美”早就成了笑柄，但是这种豪气从来就没有绝迹，时不时地还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近日看到人称“战略忽悠局政委”的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的一段演讲视频，只见金教授豪气干云地说：“从制造业指标看，地球上只能有两个国家，一个叫中国，一个叫外国。最终有一天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整个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可能就相当于广东省，整个日本可能还赶不上浙江省。”

这就是新时代的“赶英超美”，是要把整个“外国”作为赶超目标。前面已经说过，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一直在衰退，中国工业产值早已在2011年超过美国，哪一天广东省工业产值超过美国当然也有可能。但这种比工业产值的思维，是从当年比钢产量的思维延续下来的，比的是发达国家不再玩的指标，已落后于时代。

当然金政委的豪气并不只限于工业产值。那只是他梦想的出发点。按他的畅想，“当中国成为工业革命的引领者，必定是有最好的科技和产业。有最好的科技产业必定是最先进、最富裕。”“中国人护照一定全世界免签，可以来个想走就走的旅行。而且一定意味着人民币成为第一货币，比今天的美元值钱多了……”“那个时候我们最幸福的是什么呢？高考不考英语，全世界讲中文……”

所以新时代的“赶英超美”并不满足于某个指标、某个方面，而是全方位的，只不过金政委学乖了，不说具体时间了，可以一直在赶超中，没法证伪。

做这种新时代“赶英超美”梦的并不限于个别学者。例如中国很多高校都制定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当然也是在“赶英超美”，因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基本上就在英、美。而且这个目标貌似早已经实现了：在2015年的一项世界大学排名榜中，清华大学名列工科世界第一名，超过了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浙江大学、哈工大则名列第四、第七。可见世界顶级名校都已在中国，远超英美，让人不由感叹“厉害了我的国”。但为什么中国学生都往美国跑，美国学生却不去中国留学呢？看来是学生素质不行，不知道中国高校“赶英超美”的计划已经完成了。

既然“赶英超美”成了时尚，即使是才创办的中国高校，也敢说要“赶英超美”，而且制定详细的时间表。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2017年12月7日在杭州浙商年会做主题演讲称：

“西湖大学将于2018年正式成立，至2019年末，拥有教授师资力量规模超过洛克菲勒大学。在教师科研水平上，很可能成为中国最杰出的大学之一，在尖端研究方面异军突起；5年后，教师科研水平比肩东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成为亚洲一流，加入世界一流大学的团队；15年后，在各项指标上和加州理工相媲美，成为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最好的大学之一。”

这种豪气，比得上当年的“两年赶上英国”。但是2019年末已经到了，西湖大学和洛克菲勒大学相比如何呢？成了中国最杰出的大学了吗？西湖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也只剩三年了，施一公的牛皮有没有吹破大家很快就要见证了。这就是把实现梦想的时间表说得太具体、太短的坏处，在这方面，施校长远不如金政委聪明。不过没有关系，只要敢吹，在中国总会有市场的，牛皮吹破了也鲜有人计较，还不乏有人为之狡辩，从来如此。

2019.11.29.

民国时期有一个“疑古学派”，一些中国历史学家怀疑中国历史记载、典籍的真实性，算是反思中国人自己的历史。现在也出现了一个“疑古学派”，不过是一些中国学者怀疑外国历史记载、典籍的真实性，是要替外国人反思他们的历史，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历史，因为对他们来说，世界主要分成中国和西方国家两个部分，说起外国差不多就等于西方国家了。

这些新“疑古学派”最近在北京成立“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促进会”，举行“西史辨伪与中华文化复兴学术研讨会”，他们的主要观点是“整个世界都是华夏的”、“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华夏”：白人源自中国，古希腊人来自中国，古罗马人来自中国，日耳曼人来自中国……特别是“英语、英国人起源于古华夏”：英国人来自湖北英山县，现代英语则是1755年英国一个叫“约翰逊”的汉学家发明的，他对照《康熙字典》一个字一个字按每个字的字义与含义及读音编篡了《约翰逊英语词典》，现代意义上的英语就这样诞生了。英语比照汉语改造完成之后，法语、德语、俄语等语言，都参照汉语、英语进行了改造……

如果这只是某个网民的恶搞，大家也就一笑了之了。但这些人大多是大学教授甚至是名牌大学教授，还把他们的“学术成果”写成专著、词典出版，就让人笑不出来了。有人替这些教授辩解，说他们是装疯卖傻，是表达对现实的不满的“行为艺术”。这种辩解未免看轻了这些教授的精神状态。几年前我曾经在朋友家偶遇一名新“疑古学派”的重量级人物、浙江大学的教授，他很认真严肃地对我说，经过多年研究，他发现古希腊艺术品都是西方人在文艺复兴时期伪造的，其态度丝毫没有搞笑或装疯卖傻的迹象。这名教授也去参加上述“学术研讨会”，做题为《考察希腊古迹的观感——造假手法无底线》的报告，看来几年不见，又有新发现。

我不习惯在朋友家跟人争论，听了这样的高论也就笑笑，否则随便举一个反例大概就会真把人逼疯。按照这名海归教授的高见，古希腊人并无能力制作逼真的塑像，所有的古希腊塑像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伪造了埋在地下，再假装出土发现，例如著名的断臂维纳斯就是这么出土的。但这名教授似乎不知道，最精美逼真、最具代表性的一些古希腊雕像是上个世纪从希腊海域的古代沉船里捞出来的。最早是1900年在希腊安提基瑟拉岛附近海域捞海绵的潜水员无意中发现了一艘古代沉船，除了人和马的尸骸，还打捞出了大量的古希腊文物，包括一批精美的青铜和大理石塑像，其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一尊青年男子青铜像和一个“哲学家”头像。这艘沉船所用的木头经同位素年代法测定砍伐于公元前200年左右，根据船上文物（例如硬币）鉴定船是在公元前一世纪沉没的，塑像制作时间应比这早得多。但不管怎样，都远远早于文艺复兴时期。此后又有一大批精美的古希腊塑像陆续从其他沉船发现，例如1925年在马拉松海湾沉船发现的“马拉松男孩”青铜像，1926年在阿尔泰米森海角沉船发现的“海神”青铜像，1972年在意大利里亚切海域发现的“里亚切战士”青铜像……难道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在伪造了古希腊塑像后，还要伪造古船，并且派出敢死队把船开到爱琴海弄沉了，等着几百年后被无意中发现？

没有掌握必需的资料，不知道或无视基本的事实，是新“疑古学派”的一大特色。例如，他们认为现代英语是“汉学家”约翰逊根据《康熙字典》编出来的“证据”是，《康熙字典》收的字数刚好和《约翰逊英语词典》收的字数（英语没有字，应该是指词数）相等。但只要去搜一下就知道，《康熙字典》收字47035个，《约翰逊英语词典》收词42773个，少掉的4000多个字被谁吞吃了？何况汉字是单音节，英语单词往往是多音节，怎么做到字数不多不少一一对应？他们说现代英语是约翰逊在1755年根据汉语发明的，“18世纪50年代以前古英语表达功能非常混乱，现在已没有人能认识了。”他们不知道的是《约翰逊英语词典》并不是第一本英语词典，此前已有十几本英语词典，难道这些词典编撰者都是“汉学家”？第一本英语词典出版于1604年，比《康熙字典》还早了90年，又是根据哪本汉字字典编的？《约翰逊英语词典》对每个词条都做出词义解释，用的就是现代英语，如果现代英语是他发明的，他用现代英语做解释有谁看得懂？难道不是应该用古英语做解释才合理吗？《约翰逊英语词典》的一个特色是引用了114000条前人文学作品的句子来阐明词义，这些句子也都是现代英语，难道都是约翰逊捏造的？对了，莎士比亚的作品都写于约翰逊出版词典之前，按这些教授的说法，应该也属于现在没人能认识的古英语，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在读、在演？那只有一种可能，莎士比亚作品是约翰逊之后有人伪造的。约翰逊之前还有很多现在还能读得懂的英语文献，当然也都是伪造的了。如此庞大的伪造工程，得动用多少人力，花多少时间？保密工作还做得这么好，没人透露出来？

新“疑古学派”研究的另一个特色是牵强附会、胡乱联想。例如，湖南大学一名著名教授认为英国人来自湖北英山县的理由是那里在春秋时期刚好有一个诸侯国叫英国，被楚国灭了以后那里的人跑到现在的英国。这名教授想必知道我们现在说的英国乃是英格兰的简称，而英格兰是清朝时有人对England的音译，那个翻译家碰巧选了“英”字来译En，于是让现在的教授有了重大发现。如果他选了读音更接近的“阴”字，英国发源地就得改在湖北老河口市了——那里春秋时就叫阴国。其实该教授如果去学一点英国历史，就知道英国在古代并不叫英格兰，而是叫不列颠，但是春秋时并没有一个国家叫“不国”，如何是好？看来得另辟蹊径。

这个当然难不倒新“疑古学派”，他们最不缺的就是想象力。例如他们是这么证明英语来自汉语的：英语yellow（黄色）源自汉语“叶落”。一般人见到“叶落”想到的是秋天，他们却能想到“黄色”，想象力不可谓不丰富，虽然有些色盲，落叶明明还有红色、褐色的嘛。至于说英语head（头部）源自汉语“核的”，我就不知道是怎么联想出来的，因为“核的”并不成文，还不如说是源自汉语“坏的”，以表示脑子坏掉了。像yellow、head这些英语单词在12世纪之前就已经有了，那时候中国是宋朝，讲的是与现代普通话发音差别很大的中古汉语，这些教授如果专业点，也应该拿中古汉语读音与英语做对比，免得让人以为中世纪英国人反而讲一口现代普通话。

    这种“研究”太过荒谬，传到网上，也只是被当成笑谈，大概不会有人信。但是新“疑古学派”毕竟人才济济，不容小觑。有一名曾经很出名的学者，近年来致力于研究古希腊文明史，相信的人就不少。他出了一本书《希腊伪史考》，从书名即可知道，其目的是要证明古希腊文明史都是假的，不仅古希腊艺术品都是文艺复兴时期伪造的，古希腊的各种文献也都是文艺复兴时期伪造的，背后的黑手都是万能的共济会。例如，“著名学者”是这么介绍荷马史诗的来历的：1354年，佛罗伦萨著名诗人彼特拉克从一位君士坦丁堡商人手中购得一部荷马史诗的抄本。彼特拉克看不懂希腊文，由当时著名的研究希腊学的学者列昂丢斯·皮拉图翻译出一部分，再由他的朋友和弟子薄伽丘继续翻译。以后这个拉丁译本就被作为荷马史诗的基本文本，被西方大量转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本。至于现在中国人顶礼膜拜的荷马史诗则已经是经过第四道的中文翻译——第四水的译本。由于皮拉图和薄伽丘据以翻译或者编译的希腊文原本后来并没有保存下来，因此后人根本很难知道这部荷马史诗的内容中究竟有多少成分是属于古希腊可信历史的内容。

    这就是说，荷马史诗的希腊文原版已经失传，现在各种文字的荷马史诗都是根据皮拉图和薄伽丘编译的拉丁译本转译的，真实性不得而知了。我手上有新旧两个版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英译本，怎么都是根据希腊文原版翻译的呢？希腊文原版不是失传了吗？当然没有。荷马史诗的希腊文原版虽然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在西欧失传了，但是在东罗马帝国一直广为流传，现在还存世的古代、中世纪抄本有一千多种之多。“著名学者”也许会说，这些抄本都是万能的共济会伪造的。但是，荷马史诗除了东罗马帝国的抄本，还有在埃及出土的纸草抄本片段，这些片段至少也有一千多个，而且还在不断地出土：纸草文献数据库papyri.info收录的《伊利亚特》片段有1293个，《奥德赛》片段有246个。这些纸草抄本大多写于公元三、四世纪，但也有公元一、二世纪的。它们有长有短，长的包含了整卷诗篇，短的只有片言只语，但都能确定其在诗中的位置，足以证明荷马史诗抄本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当然“著名学者”也可以说，这些纸草片段也都是万能的共济会伪造了到处埋，等着几百年后被发现，而且为了骗过同位素年代测定，还专门找了古代的纸草来伪造。

    我女儿这个学期开始上历史课，老师上的第一节课就是教他们怎么样分辨史料的真实性和可靠程度，再怎样根据真实、可靠的史料证明论点。这其实就是做学术研究的入门功夫。而我们有些人，已经当了教授，成了“著名学者”，依然还不懂怎么收集、分辨、使用史料，怎么让自己的思维变得缜密，要而言之，依然不懂学术研究为何物。所以，民国时期的“疑古学派”虽然有偏激之处却不失为一家之言，而新时代的“疑古学派”就只剩下娱乐价值了。

2019.9.9.

（《科学世界》2019.10）

我女儿这学期要上六门课：语文、数学、科学、历史、音乐（乐队）、体育。数学、科学还未分快慢班，学的都是她已经知道的内容，她觉得很没意思。语文分在快班（荣誉班），有大量的阅读和写作，她觉得还可以。不过她觉得最有趣的是历史，学的是世界历史的古代文明部分，她以前没有学过。第一节历史课老师却不是讲具体的历史，而是讲如何分辨历史信息的真假，布置的作业是给一篇文章，要学生上网查资料判断其内容的真实性。老师特别强调了不能轻信维基百科，如果查维基百科，要看介绍的内容有没有注明文献出处，文献是否可靠，引述是否无误。

历史课本是学校借给学生的，不用带去学校，放在家里当参考书。我拿来翻了翻，最开头有两页讲史料的首要来源和次要来源，大概就是老师上的第一课的内容。

首要来源举汉莫拉比法典为例，次要来源则举沃伦.霍利斯特(Warren Hollister）著《西方传统的根源》对古埃及军事的介绍为例，要学生在阅读首要来源和次要来源时思考这些问题：谁创作了来源？为什么创作？作者对事件有第一手知识，还是报告他人所见所闻？作者是否中立，是否有意见或利益可能影响到记载的内容？作者是要告知别人还是要说服别人？信息是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记录的、在事件发生之后立即记录的还是过了一段时间才记录的？

对次要来源，要求学生思考这些问题：作者是谁？其生平如何？作者是否有第一手的信息？作者与事件有何关系？作者写这段资料的动机可能是什么？作者掌握了什么类型的资料？有没有什么假定或偏见？这个资料与我正在学习的事件有什么关联？是不是原始资料？内容是否合理？

这实际上是在讲研究历史的基本学术方法，在中国大概要在大学历史系才会讲，中学历史课只是把官方认定的历史知识和观点灌输给学生，怎么可能要教学生去分辨所学内容的可靠、可信程度呢。有哪个学生敢怀疑历史课本所教的内容，铁定不及格。

加州的基础教育，特别强调要让学生掌握批判性思维，对所见所闻不要轻信，而要寻找证据，做合乎逻辑的严密分析。教学生如何分辨历史信息的真伪，其实就是一种批评性思维的训练。人并不是天生的理性动物，严密的思维是要经过长期的训练才能养成的。

即使学会了批判性思维，也未必能时时刻刻对可疑的信息保持警惕，尤其是在没能掌握足够的资料的情况下，更容易把虚假的信息当真。这本教材有一章是关于古代中国，从史前讲到汉朝。在介绍汉朝的发明时，重点介绍张衡地动仪，附了地动仪复原品照片和原理图。那个有蛤蟆的复原品也许会让学生觉得有趣，但我以前已论证过，张衡地动仪根本不可能有用，所谓它监测到远处的地震不过是以讹传讹的传说。那个复原品不过是个无用的摆设而已。教材编写者还是太轻信了中国历史记载和中国官方史学了。真要掌握批判性思维，并不是靠上了一节课就行的。

2019.9.15

我发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联想》之后，有些人仍然认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说法是以讹传讹，历史上没有这么一块把华人与狗并列的牌子。有一位说：“对这个话题，腾讯‘今日话题·短史记’栏目的考证很详实，这个栏目的长期口碑也很好。”附了这个考证的链接。我看了该文（杨津涛《真有“华人与狗”的木牌吗？》），其结论是，在上海租界内，外侨对华人的歧视确实存在，但是这块牌子是不存在的。那么为什么那么多名人都说亲眼见过这块牌子呢？作者认为或者是“道听途说，将之作为宣传政治观点的一种佐证”，或者是记忆出了偏差，“中国人在近代遭受列强歧视的集体记忆，逐渐渗透到了个体记忆之中，并对个体记忆作了‘修订’。”也就是说，这些名人在多年后回忆时集体发神经，把想象当成了事实。

但是这两条理由都不适用于周作人。我们再来看一下周作人在1903年9月11日的日记里的说法：

“上午乘车至高昌庙，晤封燮臣，同至十六浦。途中经公园，地甚敞，青葱满目。白人游息其中者无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国人不得入。门悬金字牌一，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哀我华人与犬为伍。园之四周皆铁栅，环而窥者甚多，无甚一不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

这是周作人记载其亲身经历，不是道听途说，也不是多年后的回忆，而是记载当天的见闻，不存在记忆出错的可能。周作人的这则日记，是关于这块牌子的最早记载，也不存在受他人文章影响而出现错觉的可能。周作人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本来没准备发表（上世纪60年代周作人把日记卖给鲁迅博物馆，别人才能看到。在卖之前周作人剪掉了一些不想让人看的字句，可见他写日记和《雷锋日记》不一样，不是有以后发表的打算的），不存在有意编造用以控诉帝国主义罪恶的动机。何况周作人记载此事的目的倒不是要揭露华人在租界受歧视，而是感叹华人对此歧视无动于衷，“奈何竟血冷至此！”

作者不是不知道周作人日记的记载，其文中有一个关于这块牌子的各种说法的列表，第一条就是周作人的这则日记。然而作者在正文分析中却根本不提这则日记，想必也知道这则日记的存在让其论据、结论全部失效，所以就假装其不存在了。

这块牌子没有实物或影像资料存世，当时的公园管理条例的牌子倒是存有照片，共有十条，其中一条是“这些公园供外国人使用”，还有一条是“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于是有人就认为关于那块牌子的说法是根据这两条规定编造出来的。在他们看来，有了园规牌子，就不可能再有警示牌子？园规订得详细，游客很少有人会去看，把容易违反的关键部分做成大字警示牌子广而告之，不是很常见的做法吗？现在中国公园的入口处也会有“入园须知”的牌子，里面大抵会有“禁止踩踏草地”之类的规定，但草地上通常还会再插“禁止踩踏草地”的牌子，难道能说这种牌子不可能有，是根据“入园须知”想象出来的？

对这块牌子的具体措辞各家说法略有不同，这可能是因为时隔多年后的回忆与事实有出入，也可能是有不止一块牌子。1949年之后具体措辞趋于一致，都成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要归功于政府强大的宣传机器的影响。周作人日记的记载最早，记的又是当天的见闻，那么其说法应该是最准确的，牌子上写的是“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当然，这不排除在别的时候、别的地方还有别的牌子写的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既然连否认这块牌子的存在的人也承认上海租界的公园曾经同时禁止过华人和狗进入，那么为什么要无视基本事实和逻辑，断然否认有过这么块根据园规立的牌子呢？意义何在？难道是为了说明中国的名人喜欢一起撒谎或是集体发神经？

2019.10.3

前一段时间因与美国福克斯电视台财经频道的一名主播辩论出了点小名的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主播刘欣在该台网站发了一篇英文文章《NBA反弹无关言论自由》(The NBA backlash is not about freedom of expression），颇能反映墙内很多人对NBA事件的看法，虽然她写成了英文发在墙外。

文章称，NBA总裁说NBA一向支持言论自由，不会为火箭队经理莫雷的言论道歉，但是2014年洛杉矶快船队老板斯特林私下种族歧视言论被捅出来后，NBA罚了斯特林250万美元，终身禁止他入NBA，并没有支持他的言论自由。斯特林的言论越过了美国言论自由的边界，莫雷的言论越过了中国言论自由的边界，跟有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关系。墙内很多人也都举斯特林的例子嘲讽NBA双重标准。

刘欣和这些人都不理解什么是言论自由，虽然来自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的他们却信心满满地要教育美国人什么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对政府的约束，是指政府不能因言治罪，不能因为不满某个人的言论就去打压、迫害他。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保护了美国境内任何人（不管是不是美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刘欣人在美国，不管她怎么攻击美国政府，美国政府都不能打压她，更不能去抓她。但是她如果敢公开说一句中国政府的坏话，不仅马上会被中国国际电视台开除，而且回中国连人身自由可能都没保障。所以刘欣在美国有攻击美国政府的言论自由，却没有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自由，因为中国政府不给她这样的自由。

美国人享有的言论自由几乎是无限的。墙内经常有人质问，你说美国有言论自由，有发表种族歧视言论的自由吗？有发表支持恐怖主义的言论自由吗？有的。美国有不少白人种族主义者，他们经常发表种族歧视言论，甚至游行示威宣扬其种族主义主张，美国政府并没有因此去抓他们，也没有因此取缔其组织。在美国如果仅仅是用言论支持恐怖主义而没有采取行动，也不会被抓起来，虽然可能会被联邦调查局暗中监控。斯特林的种族歧视言论被捅出来后，美国政府并没有去找他算帐，他的言论自由并没有丧失。刘欣把种族主义当成美国言论自由的边界，说明她不了解美国的言论自由。

但是种族主义、恐怖主义言论虽然不犯法，却违反了美国社会道德规范，谁发表了这样的言论，人们可以批评、鄙视、抵制他，私营机构可以处罚、开除他。这和言论自由没有关系，而是属于很多中国人大不以为然的“政治正确”，是民间的自律。斯特林被处罚，就是私营机构的自律行为，与政府无关，也就无所谓没有言论自由。

莫雷在推特上转发了“为自由而战、支持香港”的口号，如果仅仅是中国球迷骂他、抵制他，那么也不涉及莫雷的言论自由。但是《人民日报》发文攻击莫雷，央视停止转播NBA季前赛，中国国企取消对NBA的赞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抨击NBA，性质就变了，因为这些都是中国政府机构或受中国政府控制的，是中国政府因为莫雷的言论要打压他和NBA，就成了事关言论自由的问题。

既然NBA可以因为斯特林的言论处罚他，当然也可以因为莫雷的言论做出处罚，前提是莫雷的言论是不正当的。NBA球队老板、阿里巴巴的蔡崇信说莫雷发表港独言论，所以不能被中国人容忍，暗示他应该被处理。且不说莫雷转的那句口号至少在字面上没有任何港独的意思，即使他公开支持港独，NBA也不可能因此处理他，因为美国社会的主流认为任何地方都有争取独立的权利，美国人自己主张加州、得州、夏威夷独立的就很多，两年前加州独立的提案还差点儿付诸公投，哪会把其他国家、地区的独立诉求当成什么大逆不道的事。美国名人中公开支持台独、藏独的很有一些，被中国政府列入黑名单，但他们在美国国内不会得到任何处罚。刘欣说香港示威是打着“自由”旗号、针对无辜者的仇恨犯罪，莫雷支持香港示威就是在宣扬仇恨。但是，对香港示威的这种定性是墙内只允许有的一面之辞，出了墙就很少有人这么看，美国社会主流看法认为香港示威是为了民主、自由，NBA当然只能跟美国社会主流保持一致。莫雷的言论是否不当、是否该被处罚，是由NBA认定的，不是由刘欣或墙内人认定的。

中国有钱，有市场，当然可以以经济利益为要挟逼迫NBA就范，强迫其接受自己的观点。以前不少有意无意“辱华”的外企就是因此口服了，心未必服。这次一开始显然有人以为再如法炮制就可以大功告成。但NBA跟以前被打跪下的那些外企不同。抵制NBA固然会对NBA造成经济损失，对中国球迷、NBA周边产品厂商的损失却更大。所以连被美国媒体称为“国家主义小报”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这次都当了投降派，反对抵制NBA，也许他自己就是球迷。其次，NBA并非纯粹的商业机构，而是一个标榜有社会理想和追求的体育组织。美国三大球类运动中，橄榄球球迷以保守派为主，而篮球球迷以自由派为主。NBA因此被认为是体育组织中最追求进步、最有觉悟的(wokest)，社会形象一向很好。一开始NBA为了中国市场发了一份中英版本不同的暧昧声明，立即受到美国社会各界的抨击，认为其为了能在中国赚钱放弃原则。NBA总裁赶快澄清说支持莫雷的言论自由。中国某些人以为手里有钱就能逼迫所有人听话，这是暴发户心态，虽然经常能得逞，终究会遇上有人宁愿少赚钱也不愿退让，结果反而搞得自己灰溜溜的。

2019.10.11

《环球时报》公众号“补壹刀”发表《苦难和屈辱中，他如何看到一个“可爱的中国”？》，提到方志敏《可爱的中国》回忆他在上海法国公园见到有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几个字时发挥说：

【这块牌子，不但成为方志敏，也成为压在所有中国人精神上一块必须打碎的巨石。鲁迅说：“哀我华人与犬为伍。园之四周皆铁栅，环而窥者甚多，无甚一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郭沫若说，“印度人都可以进出自由，只有我们华人是狗！”，“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狗的时候便可以进去了”。】

其中引用鲁迅的话并不是鲁迅说的，而是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在1903年9月11日的日记里说的：

“上午乘车至高昌庙，晤封燮臣，同至十六浦。途中经公园，地甚敞，青葱满目。白人游息其中者无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国人不得入。门悬金字牌一，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哀我华人与犬为伍。园之四周皆铁栅，环而窥者甚多，无甚一不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

在我指出这个错误后，“补壹刀”很快将文中“鲁迅”改成“周作人”。如果作者事先知道这段话是后来成为汉奸的周作人说的，想必不会引用，至少不会将其放在郭沫若之前。

不仅方志敏、周作人、郭沫若，连孙中山都提到这块牌子，把它作为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受歧视的铁证。曾经有人怀疑这事是编造出来的，但有那么多名人都说自己亲眼所见，虽然具体措辞略有差别，无必要怀疑他们集体作伪证，尤其是周作人是在本没打算公开的日记里记载当天经历，更没作伪的动机。

外国人能在上海的公园立这块牌子，是因为那里属于外国人统治的租界。在租界里华人本来就是二等居民，受歧视、受欺压的地方多了，不能进某个公园游玩，反而是件比较小的事。这块牌子之所以让当时那么多名人愤慨，恐怕不只是因为华人不被允许入内——如果牌子只是写“华人不得入内”，未必会引起那么大的不满——而是因为华人被与狗并列，所以周作人说“哀我华人与犬为伍”，郭沫若说“只有我们华人是狗”，都是因此而发。

中国文化把狗视为邪恶动物，有无数贬义词与狗有关，将华人与狗并列，自然就视为是对华人的莫大侮辱。但西方并没有这种恨狗文化传统。在西方人心目中，狗是友好、忠诚的动物，很少用狗来侮辱人。例如美国有些场所写着“小孩或狗不得入内”，有人会觉得是歧视小孩，但不觉得是用与狗并列来侮辱小孩。可见，“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固然是歧视华人，却未必是故意用狗来侮辱华人。当然，在一个恨狗的地方这么写，即使不是有意侮辱，也是不了解或没有考虑到当地人的感受的不近人情。

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冲突。在国门初开，中西刚开始以一种畸形的方式接触时，这样的冲突是难免的。即使在现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了，或有形或无形的墙仍然在阻碍着中国人了解世界，墙内仍然有很多人习惯于用中国式思维理解外国事务特别是美国事务，抬头看到的只是井口大的天，甚至翻墙出去了，也还要背着井到处跑。

2019.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