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有没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17 10 2019年

我发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联想》之后,有些人仍然认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说法是以讹传讹,历史上没有这么一块把华人与狗并列的牌子。有一位说:“对这个话题,腾讯‘今日话题·短史记’栏目的考证很详实,这个栏目的长期口碑也很好。”附了这个考证的链接。我看了该文(杨津涛《真有“华人与狗”的木牌吗?》),其结论是,在上海租界内,外侨对华人的歧视确实存在,但是这块牌子是不存在的。那么为什么那么多名人都说亲眼见过这块牌子呢?作者认为或者是“道听途说,将之作为宣传政治观点的一种佐证”,或者是记忆出了偏差,“中国人在近代遭受列强歧视的集体记忆,逐渐渗透到了个体记忆之中,并对个体记忆作了‘修订’。”也就是说,这些名人在多年后回忆时集体发神经,把想象当成了事实。

 

但是这两条理由都不适用于周作人。我们再来看一下周作人在1903年9月11日的日记里的说法:

 

“上午乘车至高昌庙,晤封燮臣,同至十六浦。途中经公园,地甚敞,青葱满目。白人游息其中者无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国人不得入。门悬金字牌一,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哀我华人与犬为伍。园之四周皆铁栅,环而窥者甚多,无甚一不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

 

这是周作人记载其亲身经历,不是道听途说,也不是多年后的回忆,而是记载当天的见闻,不存在记忆出错的可能。周作人的这则日记,是关于这块牌子的最早记载,也不存在受他人文章影响而出现错觉的可能。周作人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本来没准备发表(上世纪60年代周作人把日记卖给鲁迅博物馆,别人才能看到。在卖之前周作人剪掉了一些不想让人看的字句,可见他写日记和《雷锋日记》不一样,不是有以后发表的打算的),不存在有意编造用以控诉帝国主义罪恶的动机。何况周作人记载此事的目的倒不是要揭露华人在租界受歧视,而是感叹华人对此歧视无动于衷,“奈何竟血冷至此!”

 

作者不是不知道周作人日记的记载,其文中有一个关于这块牌子的各种说法的列表,第一条就是周作人的这则日记。然而作者在正文分析中却根本不提这则日记,想必也知道这则日记的存在让其论据、结论全部失效,所以就假装其不存在了。

 

这块牌子没有实物或影像资料存世,当时的公园管理条例的牌子倒是存有照片,共有十条,其中一条是“这些公园供外国人使用”,还有一条是“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于是有人就认为关于那块牌子的说法是根据这两条规定编造出来的。在他们看来,有了园规牌子,就不可能再有警示牌子?园规订得详细,游客很少有人会去看,把容易违反的关键部分做成大字警示牌子广而告之,不是很常见的做法吗?现在中国公园的入口处也会有“入园须知”的牌子,里面大抵会有“禁止踩踏草地”之类的规定,但草地上通常还会再插“禁止踩踏草地”的牌子,难道能说这种牌子不可能有,是根据“入园须知”想象出来的?

 

对这块牌子的具体措辞各家说法略有不同,这可能是因为时隔多年后的回忆与事实有出入,也可能是有不止一块牌子。1949年之后具体措辞趋于一致,都成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要归功于政府强大的宣传机器的影响。周作人日记的记载最早,记的又是当天的见闻,那么其说法应该是最准确的,牌子上写的是“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当然,这不排除在别的时候、别的地方还有别的牌子写的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既然连否认这块牌子的存在的人也承认上海租界的公园曾经同时禁止过华人和狗进入,那么为什么要无视基本事实和逻辑,断然否认有过这么块根据园规立的牌子呢?意义何在?难道是为了说明中国的名人喜欢一起撒谎或是集体发神经?

 

2019.10.3



NBA事件与言论自由

15 10 2019年

前一段时间因与美国福克斯电视台财经频道的一名主播辩论出了点小名的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主播刘欣在该台网站发了一篇英文文章《NBA反弹无关言论自由》(The NBA backlash is not about freedom of expression),颇能反映墙内很多人对NBA事件的看法,虽然她写成了英文发在墙外。

 

文章称,NBA总裁说NBA一向支持言论自由,不会为火箭队经理莫雷的言论道歉,但是2014年洛杉矶快船队老板斯特林私下种族歧视言论被捅出来后,NBA罚了斯特林250万美元,终身禁止他入NBA,并没有支持他的言论自由。斯特林的言论越过了美国言论自由的边界,莫雷的言论越过了中国言论自由的边界,跟有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关系。墙内很多人也都举斯特林的例子嘲讽NBA双重标准。

 

刘欣和这些人都不理解什么是言论自由,虽然来自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的他们却信心满满地要教育美国人什么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对政府的约束,是指政府不能因言治罪,不能因为不满某个人的言论就去打压、迫害他。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保护了美国境内任何人(不管是不是美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刘欣人在美国,不管她怎么攻击美国政府,美国政府都不能打压她,更不能去抓她。但是她如果敢公开说一句中国政府的坏话,不仅马上会被中国国际电视台开除,而且回中国连人身自由可能都没保障。所以刘欣在美国有攻击美国政府的言论自由,却没有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自由,因为中国政府不给她这样的自由。

 

美国人享有的言论自由几乎是无限的。墙内经常有人质问,你说美国有言论自由,有发表种族歧视言论的自由吗?有发表支持恐怖主义的言论自由吗?有的。美国有不少白人种族主义者,他们经常发表种族歧视言论,甚至游行示威宣扬其种族主义主张,美国政府并没有因此去抓他们,也没有因此取缔其组织。在美国如果仅仅是用言论支持恐怖主义而没有采取行动,也不会被抓起来,虽然可能会被联邦调查局暗中监控。斯特林的种族歧视言论被捅出来后,美国政府并没有去找他算帐,他的言论自由并没有丧失。刘欣把种族主义当成美国言论自由的边界,说明她不了解美国的言论自由。

 

但是种族主义、恐怖主义言论虽然不犯法,却违反了美国社会道德规范,谁发表了这样的言论,人们可以批评、鄙视、抵制他,私营机构可以处罚、开除他。这和言论自由没有关系,而是属于很多中国人大不以为然的“政治正确”,是民间的自律。斯特林被处罚,就是私营机构的自律行为,与政府无关,也就无所谓没有言论自由。

 

莫雷在推特上转发了“为自由而战、支持香港”的口号,如果仅仅是中国球迷骂他、抵制他,那么也不涉及莫雷的言论自由。但是《人民日报》发文攻击莫雷,央视停止转播NBA季前赛,中国国企取消对NBA的赞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抨击NBA,性质就变了,因为这些都是中国政府机构或受中国政府控制的,是中国政府因为莫雷的言论要打压他和NBA,就成了事关言论自由的问题。

 

既然NBA可以因为斯特林的言论处罚他,当然也可以因为莫雷的言论做出处罚,前提是莫雷的言论是不正当的。NBA球队老板、阿里巴巴的蔡崇信说莫雷发表港独言论,所以不能被中国人容忍,暗示他应该被处理。且不说莫雷转的那句口号至少在字面上没有任何港独的意思,即使他公开支持港独,NBA也不可能因此处理他,因为美国社会的主流认为任何地方都有争取独立的权利,美国人自己主张加州、得州、夏威夷独立的就很多,两年前加州独立的提案还差点儿付诸公投,哪会把其他国家、地区的独立诉求当成什么大逆不道的事。美国名人中公开支持台独、藏独的很有一些,被中国政府列入黑名单,但他们在美国国内不会得到任何处罚。刘欣说香港示威是打着“自由”旗号、针对无辜者的仇恨犯罪,莫雷支持香港示威就是在宣扬仇恨。但是,对香港示威的这种定性是墙内只允许有的一面之辞,出了墙就很少有人这么看,美国社会主流看法认为香港示威是为了民主、自由,NBA当然只能跟美国社会主流保持一致。莫雷的言论是否不当、是否该被处罚,是由NBA认定的,不是由刘欣或墙内人认定的。

 

中国有钱,有市场,当然可以以经济利益为要挟逼迫NBA就范,强迫其接受自己的观点。以前不少有意无意“辱华”的外企就是因此口服了,心未必服。这次一开始显然有人以为再如法炮制就可以大功告成。但NBA跟以前被打跪下的那些外企不同。抵制NBA固然会对NBA造成经济损失,对中国球迷、NBA周边产品厂商的损失却更大。所以连被美国媒体称为“国家主义小报”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这次都当了投降派,反对抵制NBA,也许他自己就是球迷。其次,NBA并非纯粹的商业机构,而是一个标榜有社会理想和追求的体育组织。美国三大球类运动中,橄榄球球迷以保守派为主,而篮球球迷以自由派为主。NBA因此被认为是体育组织中最追求进步、最有觉悟的(wokest),社会形象一向很好。一开始NBA为了中国市场发了一份中英版本不同的暧昧声明,立即受到美国社会各界的抨击,认为其为了能在中国赚钱放弃原则。NBA总裁赶快澄清说支持莫雷的言论自由。中国某些人以为手里有钱就能逼迫所有人听话,这是暴发户心态,虽然经常能得逞,终究会遇上有人宁愿少赚钱也不愿退让,结果反而搞得自己灰溜溜的。

 

2019.10.11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联想

6 10 2019年

《环球时报》公众号“补壹刀”发表《苦难和屈辱中,他如何看到一个“可爱的中国”?》,提到方志敏《可爱的中国》回忆他在上海法国公园见到有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几个字时发挥说:

 

【这块牌子,不但成为方志敏,也成为压在所有中国人精神上一块必须打碎的巨石。鲁迅说:“哀我华人与犬为伍。园之四周皆铁栅,环而窥者甚多,无甚一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郭沫若说,“印度人都可以进出自由,只有我们华人是狗!”,“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狗的时候便可以进去了”。】

 

其中引用鲁迅的话并不是鲁迅说的,而是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在1903年9月11日的日记里说的:

 

“上午乘车至高昌庙,晤封燮臣,同至十六浦。途中经公园,地甚敞,青葱满目。白人游息其中者无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国人不得入。门悬金字牌一,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哀我华人与犬为伍。园之四周皆铁栅,环而窥者甚多,无甚一不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

 

在我指出这个错误后,“补壹刀”很快将文中“鲁迅”改成“周作人”。如果作者事先知道这段话是后来成为汉奸的周作人说的,想必不会引用,至少不会将其放在郭沫若之前。

 

不仅方志敏、周作人、郭沫若,连孙中山都提到这块牌子,把它作为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受歧视的铁证。曾经有人怀疑这事是编造出来的,但有那么多名人都说自己亲眼所见,虽然具体措辞略有差别,无必要怀疑他们集体作伪证,尤其是周作人是在本没打算公开的日记里记载当天经历,更没作伪的动机。

 

外国人能在上海的公园立这块牌子,是因为那里属于外国人统治的租界。在租界里华人本来就是二等居民,受歧视、受欺压的地方多了,不能进某个公园游玩,反而是件比较小的事。这块牌子之所以让当时那么多名人愤慨,恐怕不只是因为华人不被允许入内——如果牌子只是写“华人不得入内”,未必会引起那么大的不满——而是因为华人被与狗并列,所以周作人说“哀我华人与犬为伍”,郭沫若说“只有我们华人是狗”,都是因此而发。

 

中国文化把狗视为邪恶动物,有无数贬义词与狗有关,将华人与狗并列,自然就视为是对华人的莫大侮辱。但西方并没有这种恨狗文化传统。在西方人心目中,狗是友好、忠诚的动物,很少用狗来侮辱人。例如美国有些场所写着“小孩或狗不得入内”,有人会觉得是歧视小孩,但不觉得是用与狗并列来侮辱小孩。可见,“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固然是歧视华人,却未必是故意用狗来侮辱华人。当然,在一个恨狗的地方这么写,即使不是有意侮辱,也是不了解或没有考虑到当地人的感受的不近人情。

 

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冲突。在国门初开,中西刚开始以一种畸形的方式接触时,这样的冲突是难免的。即使在现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了,或有形或无形的墙仍然在阻碍着中国人了解世界,墙内仍然有很多人习惯于用中国式思维理解外国事务特别是美国事务,抬头看到的只是井口大的天,甚至翻墙出去了,也还要背着井到处跑。

 

2019.9.30.

 

 



该受处分的是那些侮辱“侮辱四大发明”的老师的学生

29 08 2019年

电子科技大学自动化工程学院副教授郑文锋开了一门“创新的实质”的选修课,一些选课的学生对其布置的小论文要求有意见,在QQ群里争了起来,被人截图贴到网上,于是就出大事了。据电子科技大学师德建设委员会《关于郑文锋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决定》:

 

“经查,郑文锋在课程QQ群上与学生发生争执,发表了‘中国古代没有实质上的创新’、‘都9102年了,别总去翻给老祖宗编出来的优越感,四大发明在世界上都不领先,也没形成事实上的生产力或协作’等错误言论,后被截图发到知乎网站上,引发舆情,造成了比较恶劣的社会影响。”

 

于是该校决定在两年内取消郑文锋评奖评优、职务晋升、职称评定的资格,停止教学工作,停止研究生招生资格。

 

电子科大的这份文件被人贴到网上后,再度“引发舆情,造成了比较恶劣的社会影响”。从媒体发表的评论看,大部分是为郑文锋鸣不平的。的确,我不明白郑文锋为什么会受到处分,而且还是如此严厉的处分。中国古代有没有实质上的创新、四大发明在世界上有什么样的地位,是一个学术问题,即便郑文锋发表了让人听了不舒服的观点,那也是其一家之言,何以认定就是“错误言论”?即便是“错误言论”,何以就是“师德失范”?如果连对古代的问题发表“错误言论”都要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何况是对现代、当代的问题发表“错误言论”?在电子科大,还有学术自由吗?

 

有一些人则是批评那些学生“告密”。严格地说,他们不是告密。告密是指秘密地报告,而按《决定》的说法,他们是“公开地报告”,把郑文锋的“错误言论”发到网上去了,引发了舆情才迫使学校做出处理。这些学生当然有权利对郑文锋的观点表示反对,也有权利去举报郑文锋的“错误言论”,不管是公开的举报还是私下的举报。令人震惊的不是这些学生的“告密”,而是他们在争执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狂妄、粗鲁和蛮横。从贴出来的截图看,在整个争执过程中,郑文锋只是态度比较强硬,并没有失态之处,而那些学生不仅质疑郑文锋的学术水平,要求他晒论文,还嘲讽郑文锋“四节课不知所云,莫名的优越感”、“也许看了老师的论文,我们就能拥有和老师一样高超的精神境界”、“要不你回去试试拉完粑粑不用纸的感觉”,训斥郑文锋“没文化就别说”、“我觉得还是袁隆平让你吃的太饱了,有空还是多读读书吧,没文化很可怕的,人家会笑你的”,给郑文锋开书单:“我建议你读读《中国的发明创造(古往今来话中国)》”。给人的感觉是这些学生才是老师,郑文锋反而是学生,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选郑文锋的课?应该是他们开课,郑文锋来上、听他们的教训才是嘛。

 

更可怕的是,仅仅是为了一门选修课的一篇小论文,这些学生就不停地给郑文锋扣帽子,要置老师于死地:“我严重怀疑你是个美分”、“如果你是美分的话就算了,没资格了解中国古代的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你这样诋毁古代中国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注定是要被人民所唾弃的。”这不是学术争论,而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围攻、侮辱、批斗老师。这种情形,50年前在中国的校园里常见,我还以为随着文革的结束销声匿迹了呢,不料现在又在电子科大的校园见到。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这些狂妄自大,对老师缺乏起码的尊重,甚至居心险恶,意图对老师搞政治迫害的学生,是没资格在高校接受教育的,应该被开除才对。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遭学生围攻、侮辱、批斗的老师被处理,而这些学生小人得志、前途无量,恐怕不只是一所大学有这种怪事,这才是整个事件的最可怕之处。

 

2019.8.25.

 

 



牛郎岂止是“猥琐”

16 08 2019年

去年夏天我带女儿去本地天象馆听今晚星空介绍,讲解的天文学教授讲到组成“夏夜三角”的三颗明亮的恒星,说其中的阿尔塔尔星(Altair)中国叫做牛郎星,维加星(Vega)中国叫做织女星,并简单地讲了牛郎、织女被天帝分隔银河两边,每年七月七日才能通过鹊桥见一面的故事。回家以后,我把这个故事更详细地讲给女儿听,用的是我以前在语文课本学到的版本,讲到仙女下凡洗澡,牛郎偷走她的衣服,逼迫仙女嫁给他……女儿说:这个牛郎是个变态、罪犯,怎么能嫁给这种人?

 

今年七夕期间,我看到一篇网文,才知道这篇牛郎织女的小学语文课文后来删掉了牛郎偷衣服的情节,但是现在又改回去了,“那个猥琐的牛郎,又回来了。”对此,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陈先云回应称,“这是叶圣陶先生改编的民间故事,不要把很多猥琐的东西转嫁到美好的爱情故事上。如果这么抬杠的话,西方的神话故事,更经不起推敲,更荒唐更猥琐。”

 

这位编审的回应“更经不起推敲”。偷衣服逼人成亲,算哪门子“美好的爱情”?即便西方的神话故事有更荒唐更猥琐的,又没让小孩去学这些神话故事,你就可以让小孩学习荒唐、猥琐的中国神话故事?把偷衣服逼人成亲说成猥琐,其实太轻描淡写了,还是我女儿的评语更恰当,这是变态、犯罪,内心要扭曲到何等程度,才会把这当成“美好”?难道是想让小孩学到,为了获得“美好的爱情”,可以不择手段?而面对不择手段的罪犯,要学会委曲求全,答应其要求,才能成就“美好的爱情”?

 

据考证,这个变态牛郎在牛郎织女的故事里出现,是很晚的事,在民国时期的戏剧里才开始有这样的表现,而在中国古代神话故事里,牛郎织女一开始就都是神仙,牛郎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偷织女的衣服。仙女还会怕人偷衣服,被人偷了衣服还乐意跟人成亲,有这种想法的人的确是猥琐的。然而晚出的这个变态的现代版本却战胜古代版本,成了正版的“中国古代神话故事”,说明传播的人也是猥琐的,这个故事迎合了其恶趣味。

 

大众的品味普遍不高,民间故事往往有猥琐、变态的情节,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无可厚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应该将它们原封不动地拿来给小孩阅读、学习。有人考证过,白雪公主、灰姑娘这些德国童话原版有不少猥琐、变态内容,格林兄弟改编时将其做了净化,迪斯尼改编时,又做了进一步净化。如果让中国的课文编审根据这些童话编课文,是不是又要把被删掉的猥琐、变态内容放回去呢?对待古代故事、民间故事,应该像对待古代、民间的其他事物一样,去粗取精,再提供给小孩欣赏、学习,这才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做法。毕竟,儿童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比现实世界更为纯真的世界。

 

2019.8.10

 

 



该不该对大型枪击案感到震惊?

9 08 2019年

在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连续发生两起死伤惨重的大型枪击案:一名白人种族主义者在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用半自动步枪杀死22人,杀伤20多人;随后,一名白人也在俄亥俄州代顿用改装过的半自动步枪杀死9人,杀伤20多人。

 

虽然美国每年都要发生几百起大型枪击案(大型枪击案指受害者4人以上的枪击案),这是今年的第250、251起大型枪击案,已经让人麻木了,但是在一天内连续发生两起这么惨烈的枪击案,还是创了纪录,震惊了全美国乃至全世界,要不要加强枪支管制再次成为美国热门话题。但是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美国著名科普专家、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天象馆馆长尼尔·泰森发了一条推特称:

 

“在过去的48小时,美国有34人在大型枪击案中可怕地丧生。平均来说,每48小时,我们也失去了这么多人:医疗事故500人、流感300人、自杀250人、车祸200人、手枪杀人40人。通常我们情感反应更容易受场景而不是数据的影响。”

 

泰森列举的这些数据有的有争议,例如他引用的医疗事故导致的死亡人数被认为是夸大其词的,没有排除非人为的不良反应。姑且认为这些数据都是准确无误的,就可以用来和死于大型枪击案的人数相提并论吗?不可以。

 

有的对比明显是错误的。我不知道泰森为何要把被手枪杀死人数也列进去,因为它和大型枪击案是同一个问题。对大型枪击案感到震惊的人同样对美国有这么多人死于枪支感到震惊,只不过大型枪击案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把美国枪支泛滥这个问题表现出来而已。拿自杀与大型枪击案对比是混淆了自杀与他杀,拿流感与大型枪击案对比则是混淆了自然死亡与人为死亡,总之都是类比不当。

 

剩下的医疗事故和车祸都是人为的,也是“他杀”(或一定程度上是“他杀”),就可以和大型枪击案对比吗?我们能够因为有那么多人死于医疗事故和车祸就觉得有那么多人死于大型枪击案无所谓吗?不能。这个类比仍然是错误的,只不过没那么明显:

 

第一,医疗事故、车祸都是好事情的副作用,我们不能因为害怕事故就不要医疗,不能因为害怕车祸就不要开车。但是大型枪击案对应了什么好事情了?如果为了防止大型枪击案加强枪支管制、禁止作战型武器,能有什么后果?对大型枪击案感到震惊的人很少有人认为应该完全禁枪,因为枪支也有其有用的一面,例如手枪可以自卫、猎枪可以打猎,但是作战型武器对平民来说又有什么必要?这种武器完全就是为了能够高效率地杀人而设计的:代顿枪击案的凶手开枪半分钟后就被执勤警察击毙,但是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他已杀死9人、伤20多人。所以平民完全没有必要拥有这种高效杀人武器。真以为手中有枪就可以反抗暴政啊?那样是不是还要允许平民拥有冲锋枪、大炮、坦克?

 

第二,即便医疗事故、车祸是好事情的副作用,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人们仍然采取了各种措施,制定各种规章来尽量减少医疗事故、车祸的发生。而美国每次发生死伤惨重的大型枪击案,被美国步枪协会收买的共和党政客除了表示“祈祷和关心”,从未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反而利用权力封杀民主党要求加强枪支管制的议案,甚至尽力放宽枪支管制,例如川普上台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签署共和党国会通过的放宽枪支管制的法案,撤销奥巴马总统禁止精神病人购买枪支的禁令。从这点来看,把大型枪击案与医疗事故、车祸类比也是错误的。

 

类比不当是很常见的逻辑错误。例如每次中药被发现有毒性,就会有人说西药也有毒性,就是类比错误。西药的毒性是有效治疗的副作用,不得不接受,而且医学界还采取了各种措施尽量避免、减少西药的毒性;而中药的疗效并没有被证实,其毒性就是不可接受的,何况中医从未真正想要尽量避免其毒性。

 

泰森这样著名的科普专家,本来应该有比一般人更严密的思维,却也不知不觉地犯了类比不当的错误。面对惨剧,泰森自己不感到震惊也就罢了,却还要以可疑的数据、不当的类比,误导人们无需为此震惊,未免让人觉得冷血。所以除了脑子有科学,还要心中有道义,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会沦为邪恶势力的帮凶,就像中国那些以“理(性)客(观)中(立)”自居的“科普专家”。

 

2019.8.6.

 

 



正义也许会迟到,会不会缺席?

29 06 2019年

最近湖南省怀化市在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在学校操场挖出一具尸体,证实是16年前因举报豆腐渣工程被害死的教师,破了一起多年悬案。有人感叹说,“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也有人对这句老生常谈不以为然,说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更有营销号声称这句话是从英文翻译的,是“中国最错误最害人的翻译”。该营销号翻出一句英文谚语:“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推迟的正义是被拒绝的正义)说“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就是翻译这句谚语的,但是把意思搞反了,所以就害人了。

 

营销号的这种论证逻辑,我是看不懂的。它找来的这句英语谚语,除了也是关于“正义”的,与“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并没有别的相似之处,凭什么说就是翻译的这句话?营销号说,还都有“迟到”啊。其实这句英语谚语并没有正义迟到的意思,它说的是本来可以马上实现的正义,却被故意推迟了,那么这就相当于拒绝了正义。而人们说的“正义也许会迟到”,指的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正义没能马上实现,有时是客观的原因,这和正义被推迟并不是一个意思。

 

实际上,稍微搜索一下,就会发现国外有很多类似“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的说法。随便举几个例子。拿破仑的将军萨瓦里写的《洛维戈公爵回忆录》里收录的信件就有:“正义的日子也许会迟来,但终将会来。”(The day of justice may be late, but it will arrive.)这也许是这个说法的最早出处。美国自1969年到现在出了几百部、卖出几亿本的通俗小说《行刑者》系列的主人公麦克·波兰(Mack Bolan)有句“名言”:“正义有时也许会迟到,但是它是不可避免的。”(Justice may be late sometimes, but it’s inevitable.)2016年11月18日《旧金山纪事报》报道,旧金山一个地铁站搞了一个张贴墙,供人们张贴小纸条发泄对川普当选的不满,其中一张小纸条写的就是:“正义也许有时迟到,但绝不缺席。”(Justice may be late sometimes, but never absent.)总不至于是某个中国人写的吧?

 

呼吁正义应该尽早伸张,当然很对。但是正义往往是迟到的,如果因此就否认迟到的正义是正义,就很可怕了。按这种逻辑,那个教师已经死了16年了,就没有必要再为他伸张正义了。陈年旧案都没有必要再破了。冤假错案都没有必要再平反了。都已经迟到了嘛。由于侦破技术的进步,以前破不了的案子现在能破了,例如美国近年来利用比对基因序列追踪家族谱系破了很多起几十年前的杀人案,在有些人看来,这么迟到的正义还要它干什么呢?然而迟到的正义仍然是正义,再迟的正义总比缺席的正义好。有“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这样的信念,总比把正义当成有时效性的东西、过期就扔要好。

 

遗憾的是,正义并非总是会到来的,有时正义是会缺席的,例如有很多案件是永远破不了的。“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这个说法的由来可能跟基督教信仰有关。人世间实现不了的正义,最终要由神做末日审判。作为无神论者,我们当然不能把正义的实现寄托在虚无的神之上。但是我们可以交给历史。末日审判是不会有的,但是历史审判是可以有也应该有的。历史虽然不完美,但总比现实公正。现实的缺憾,可以靠历史的审判来弥补。在一个充满苦难和不公的时代,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念。

 

诗曰:

 

曾经野火老残杈,苦难如烟催嫩芽。

瓣瓣心香飘撒尽,且看大地满春华。

 

2019.6.24.

 

 



婚礼不是性广告——由马云开黄腔想到的

18 05 2019年

阿里巴巴官方微博报道:

 

【刚刚,在阿里日集体婚礼上,马老师在证婚时对102对新人这样说:“生活上我们要669,什么叫‘669’?六天六次,关键要‘久’。”快乐工作,认真生活。大家都懂了吗[挤眼]”】

 

在集体婚礼上开黄腔,马云这种恶俗教养,不知是不是从李一、王林“大师”那里学来的?有很多人支持马云,说在婚礼上讲一些黄段子活跃气氛很正常,不要上纲上线。还有人引用鲁迅的话,说婚礼是性交的广告嘛,就应该开黄腔讲黄段子。

 

鲁迅的确在《朝花夕拾》里说过:“现在是粗俗了,在路上遇见人类的迎娶仪仗,也不过当作性交的广告看,不甚留心。”这是自嘲长大以后变得粗俗,怎么能当成合理依据呢?

 

但当时鲁迅这么说,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那个年代婚前性行为是被严厉禁止的,大多数新郎新娘在婚礼之前连面都没见过,无爱情可言,就只有动物性了,婚礼当天两个毫无感情的陌生人却就要同床共枕,而且很可能都是第一次发生性行为,所以难怪“性”就会被人们当成婚礼的核心,公开地、私下地往性联想。

 

但是时代早就变了。婚前性行为不仅合法而且被社会接受,人们已没有必要通过结婚才能有性关系,新郎新娘不仅不再是陌生人,有的甚至已同居多年。人们结婚不是为了性,婚礼与性已没有必然联系,再把婚礼当成性交的广告,不止是粗俗,而是恶俗、猥琐。

 

马云除了在集体婚礼上开黄腔,还发表了对结婚的高论,说:“结婚不是为了进一步积累财富,不是为了买房子,不是为了买车子,而是一起生孩子。”这个说法,也反映了很多中国人对结婚的看法,结婚的目的除了性,就是要生孩子,“早生贵子”成了婚礼上最常见的祝福语。

 

但是这种高论也是与时代脱节的。也许阿里巴巴是个很传统、保守的企业,102对新人都打算一起生孩子,但是还有很多人结婚是不打算要孩子的,难道他们的婚姻不正常?何况现在同性结婚在一些国家已合法化,那更和“一起生孩子”没有关系。

 

结婚的目的不是为了性,不是为了生孩子,而是在法律上确定生活伴侣关系,这才是现代婚姻的意义。可惜中国社会在很多事情上仍然处于前现代,婚姻观念同样如此,所以婚礼在中国仍然被当成性交的广告,闹洞房这种陋习反而愈演愈烈,本来应该很神圣、严肃的婚礼往往成了闹剧,甚至成了羞辱新人特别是新娘的闹剧,有时因为客人闹得太出格还成了悲剧。马云敢在集体婚礼上开黄腔,不怕被人说是语言性骚扰;阿里巴巴官方微博敢把马云的黄腔当成金句做成海报传播,不怕被人说其企业文化像杜蕾斯一样下流,是有强大的民意基础的。

 

2019.5.13

 

 

 



当《雷雨》没有了鲁大海

2 05 2019年

据话剧《雷雨》合肥站的演出介绍:“刘兵导演的新版《雷雨》对原剧结构进行了大胆而巧妙的调整,将原著中的鲁大海这条人物线索以及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斗争情节全部删除,化繁为简使整个剧目显得更加轻巧、集中,凸显了曹禺先生的整体立意。”演出介绍中说,这版《雷雨》是导演刘兵根据当今的时代精神和审美需求重新改编后的崭新呈现。“导演把剧中两个最为纯粹、干净、圣洁、善良的理想化人物四凤和周冲,作为全剧的首尾呼应,平衡了原剧中无处不在的闭闷与绝望气息,就像沉闷的雷雨之夜偶然吹过的一缕清风,让观众透一口气领悟到对纯真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与憧憬,是我们挣脱‘狭之笼’的可能途径。”

 

这么删改是不是真能“凸显了曹禺先生的整体立意”,曹禺已去世20多年了,难道还得请巫婆神汉去问其在天之灵?不过,据报道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有青年导演王晓鹰在排演《雷雨》时删掉了鲁大海,当时曹禺还健在,据说他对此表示赞同,认为鲁大海写得不好,罢工内容跟整个戏不大谐调,删得好。大概这就是“凸显了曹禺先生的整体立意”的出处。但当时曹禺已经80多岁了,而《雷雨》是他20多岁时写的,最多只能说是“凸显了曹禺先生晚年的整体立意”,而不能凸显曹禺写作《雷雨》时的“整体立意”。

 

一个人的“整体立意”当然是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改变的。但是一个作家通常对自己的成名作有特殊的感情,几十年没见他后悔过写了鲁大海这个人物,怎么到了晚年被一个年轻导演一说,就后悔起来了呢?所以更可能不过是客气,对青年人的创意表示支持而已。如果曹禺真的认为删掉鲁大海更能凸显其整体立意,何不自己写一个新的版本?何不自己写文章说明一下?而要通过私下的谈话来表示他的悔意?难道他和韩寒一样是一个没有写作能力的“天才作家”?

 

不管曹禺是不是说过那番话、其真正的整体立意是什么,删掉了鲁大海的戏份,《雷雨》就成了狗血爱情剧,这倒是很符合刘兵导演说的“当今的时代精神和审美需求”。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也不许有鲁大海这样的人物存在了。现在的年轻人如果不读历史、不看国际新闻,连“罢工”是什么意思都不一定知道了。所以为了能与时俱进,鲁大海不仅应该删,还应该把周朴园树立为成功人士的典范,让他来教育观众“能996是巨大福气”“混日子的人不是我的兄弟”,于是“雷雨”变“清风”,岁月静好,天下太平。

 

2019.4.23.



普通打工仔何苦“996”?

23 04 2019年

这几天被“996”刷屏了。一开始我以为是什么暗号,点开一篇文章一看,原来说的是现在在中国电商、互联网公司流行的工作制,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星期工作6天。而且似乎公司还不给加班费。阿里巴巴的马云说:“能够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很多公司、很多人想996都没有机会,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不996,你什么时候可以996?你一辈子没有996,你觉得你就很骄傲了?”并且说自己一直就是12X12工作模式,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年12个月皆如此。京东被曝光也是搞996工作制后,刘强东也说要求“每一个京东人都必须具备拼搏精神”,“混日子的人不是我的兄弟”,并说自己都是8116+8的工作模式,周一到周六早8点到晚11点,周日还工作8小时,听上去比马云还拼。

 

马云、刘强东是不是真像他们自己标榜的那么拼命,当然很值得怀疑。如果马云真的是12X12工作模式,他哪来的时间拜李一、见王林、去英国打猎呢?如果刘强东真的是8116+8的工作模式,他哪来的时间去明尼苏达大学“学习”呢?也许马云、刘强东觉得自己无论在干什么,拜“大师”也好,吃喝玩乐也罢,都是在工作。但是不管怎样,他们花再多的时间在工作上,甚至来个24X7模式,一天工作24小时,一星期工作七天,那也是在为自己干活,别人管不着,因为他们是公司的老总,公司的发展就是其事业,奋斗、拼搏都是为了用于增加自己的身价。对他们来说,“享受拼搏的快感”,有活干的确是一种福气。不过马云接受韩国电视台采访时,曾经含泪说后悔忙于工作,根本没有时间陪家人,如有来生的话,自己会选择回归家庭。听上去似乎也没有享受到拼搏的快感。

 

不管马云、刘强东有没有真的享受到拼搏的快感,那都是他们自己自主做出的选择,但是要求普通打工仔也跟他们一样超时间、超强度工作,“福气”、“兄弟”的叫,就很无耻了。马云、刘强东的奋斗、拼搏是为了自己,而打工仔的奋斗、拼搏又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马云、刘强东?别看他们嘴上说着“福气”、喊着“兄弟”,你再奋斗、拼搏,公司也和你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不会因此把股票分给你。如果打工仔不觉得自己是在打工,把公司发展当成自己的事业,愿意无偿加班,还觉得是“福气”,难道真把自己当公司的主人,是公司老总的“兄弟”?

 

公司老总当然都希望员工少拿钱多干活,所以要给员工洗脑,让他们觉得吃亏是“福气”,自觉自愿“996”。洗脑不成就要强迫。虽然马云、刘强东后来都改口说不会强制“996”,但是既然公司内部已经形成了“奋斗”、“拼搏”文化,有了环境压力,你敢不跟着“996”,即使不被马上开除,也没法在公司混了,用马云的话说:“加入阿里,你要做好准备一天12个小时,否则你来阿里干什么?我们不缺8小时上班很舒服的人。”话说到这个份上,你还敢不“996”?

 

所以才需要有法律保护打工仔的权益。中国早就有了《劳动法》,里面明文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而且还规定加班要支付比工资报酬标准更高的加班费。实行“996”是公然违反《劳动法》,把员工受到非法剥削说成“福气”则是公认藐视《劳动法》。不幸的是,《劳动法》的这些规定不过是一纸空文,所以资本家们才敢如此嚣张。

 

大家还记不记得五一国际劳动节是怎么来的?就是为了纪念1886年5月1日美国工人大罢工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早已成为全世界各国的共识,有的国家甚至要进一步实行六小时工作制。而在中国,居然还有著名企业在实行十二小时工作制,还有著名企业家在鼓吹十二小时工作制,真让人以为穿越到了130年前。

 

2019.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