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罗庚先生的最后20年[二]
2009年12月18日上文书说到人到了45岁以后，创新的可能性降低了。
对于华罗庚先生来说，其实也有这样的问题。
王元院士的《华罗庚》一书中对于华罗庚先生在50岁的时候开始将目光转向优选法与统筹法做了这样一个看似不敬的解释，那就是华罗庚先生即便想继续做纯粹的数学问题，也颇有力不从心的感觉了，至少和以前相比，很有今不如昔的状态了。
于是，开始全面转向数学的应用，甚至是数学的简单应用。
关于这个转向，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不见经传的说法，那就是当时数学所的党委书记有时候会说到知识为国民经济和国家强大做贡献的问题，暗示华先生做的纯数学研究其实距离国家需求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说者也许有意，听者更是有心。华先生心中不太高兴，但是人家说的也有道理，所以就把无名之火先憋在心里，想着等自己在数学在国民经济中获得应用之后，再来和你等理论理论。
自然，这一段经过了我的演绎，不过，虽然是演绎，却是符合逻辑的。
从1965年左右开始，华罗庚招兵买马，进入现在称为“管理科学”，当时被华先生定义为“统筹法”“优选法”的具体应用之中。
其中的统筹法，按照1965到1985年一直追随在华先生身边的计雷老师的说法，那就是CPM的通俗化，广泛化。
而CPM就是关键路径法，是项目管理中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要在整个的工序网络图中找到那条时间最长的路径，因为它决定着整个工作的完成时间。
为了推广这一方法并使得全国人民都听得明白，华先生写了不止一本小册子，这些内容发表在人民日报，并最后单独成书，成为中国科普史上笔墨浓重的一件事。而且他使用喝水泡茶这一的形象化的比喻来说明了统筹法的精义，我爸爸当时年轻的时候就听曲阜师范大学的老师讲过，而曲阜师范大学的老师则不是从华先生那里倒了几手了。
由于华先生本人的影响，而且加之这一思想非常有用，优选法在工厂的生产组织中特别有价值，“用了都说好”，当然两好加在一起，就变成了一股中国建国后管理科学化的传播洪流。甚至可以说，至今，各类管理思想的传播都无法和当年相比。
既然在一地一个行业可以使用，当然就可以推广了，毕竟，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尤其是做项目的过程中，都需要类似的思想。
于是，这一过程持续了接近20年的时间，遍及全国26个省市区，工程浩大，怕只要政治运动才可以和它相比。
而推广双法的小分队，其中有些学者成为了中国管理学界的重要人物，有的后来虽然转行，但是也为当年受益于华先生的小分队而念念不忘，比如，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校长李未教授就是当年小分队的成员之一。
除了优选法统筹法之外，华先生还对中国的经济学不太满意，纯粹的政治经济学有时候无法具体分析经济中的一些数量化的规律，可是，当时的中国对于西方经济学处于无知或者不愿知的状态，华先生从“大道定理”入手，开辟了华氏经济数学理论，又是一朵数学应用于经济学的鲜花怒放了。
实际上，我本人的硕士导师刘家壮先生就一直在华氏经济数学理论并在中国当代经济改革的情况下进行推广和拓展。这怕也是中国经济学家里少有可称学派的一支。
华先生在经济数学方面的论文随后发表在科学通报，而且一发就是7篇论文，基本奠定了整个华氏经济数学理论的整个框架。
做理论就可以做到最好，做应用则可以达到全国学习推广，记得自己读书时常看到一些“最后”人物的消失，比如，有人说庞加莱是世界上最后一个集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于一身的大数学家，费米是最后一位集理论物理与实验物理于一身的大物理学家，还有谁谁是最后一位什么什么。
如果我们将这样的说法映射到中国版本，那么，华罗庚先生怕就是集纯粹数学与数学应用成就于一身的大学者。尽管他所应用的数学并非自己创新的数学体系，而是借用了很简单的数学工具和方法，但是，他所推广的东西又确实是对于中国当时在管理科学上处于无知状态下的启蒙知识，这个意义怎样估计都不过分。
下文书我们继续来分别谈华先生在数学应用方面的成就，会稍微具体些。这里先做概括性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