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的博客

　　我感到很奇怪。

　　为什么陈热闹的环境基本以山东话为主（我爸爸妈妈），可是她却一口的普通话呢？山东口音在哪里？

　　当然，不是说山东口音没有了，而是说很少会有几句话是带山东口音的。

　　陈热闹也肯定不是北京口音，现在似乎嘴里都没有冒过一句北京口音的话来，比如“遛弯儿”之类。

　　可是，前几天陈热闹很有兴趣反复在说一句很山东口音的话——

　　——我的娘哎！

　　咋回事？每每说这句话的时候，陈热闹总是带了诡异的笑容，似乎在玩味这句话的含义。

　　当然，其实这句话是我母亲经常感慨时说的，我自己猜测，也许山东人里不少确实喜欢说这个口头语。

　　要紧的是，陈热闹自己能够分辨出这句话是感慨，而且是山东口音的感慨，所以不会去当真和学习，只会偶尔冒出口来说说，这就不得了了。

　　她那次还说：我的爹是谁？

　　我毫不客气地说：当然是我！

　　可是，她在知道“爹是爸爸”之后，却从来没有叫过我一回爹，这个这个，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句问话，因为我自己对我爸爸也是不叫“爹”这个乡土气息很浓的称呼的。

　　中文还是英文？这是个问题！

　　最近两周，我在哈尔滨和成都的国际会议上分别用了中文和英文讲演。

　　2周前哈尔滨举行的第四届危机管理与信息系统的国际会议上，在使用语言的问题上，我还是着实想了一下。还在欧洲的时候，接到邀请，这个问题就开始困扰我。

　　甚至，在离开宾馆去会议地点之前的半小时内，我依然在犹豫是用中文还是英文？

　　刚巧，在大堂我遇到前来参会的联合国在日内瓦某机构的一位参会学者，他说：It depends on the audience。

　　哦，我豁然开朗了，果断地决定采用中文，因为所有参会代表中，中国学者占了绝大多数。不过，在开始讲中文前，我还是用大段英文向参会的欧洲学者们解释了一下说中文的缘故，还幽默了一下，说“After my presentation, Dr. Julie will also speak in Chinese.”就看着在英国出生长大现在在法国工作的Julie同学耸耸肩，且笑笑。

　　根据自己的推断，我的中文表达比英文表达大概要好上一百倍左右吧，如果不是更好的话。

　　在布加勒斯特参加北约的那次国际会议的时候，来自俄罗斯的那位女士（10月份我组织的国际会议她要来北京），克格洛娃夫人，在用英文讲完后的茶歇阶段和我聊天，她很遗憾地说如果让她用俄文讲，效果要超过英文几十倍都不止。

　　我点头之余羞愧了一下，因为我觉得她的英文表达已经很好了，铿锵有力之余也很清楚。而我，则比她还要差很多。

　　当欧洲人说他的英文不好的时候，你千万别真认为人家不好，比起你来，大概还是要好上十倍八倍的。成都会议的时候，茶歇阶段和冰岛的一位教授聊天，说到他的母语冰岛语一定很难学，他操着很好的英文幽默地感慨道：确实！比学你们的中文还困难。

　　而这次的成都会议，我依据同样的原则，使用了英文，结果，中国的学者里，只有三位使用了英文，其他18位，全是中文。这让我很觉得不好意思，加上我又是第一位使用英文的中国学者，就更加不好意思了。审视一下自己，到底自己有“卖国”的嫌疑没？后来想，来了23个国家或地区的学者官员，40多位纯种国际人士加上近20位的假洋鬼子，似乎应该用英文啊。

　　随后，来自清华大学的代表也用了英文，下午会议接近最后，来自故宫博物院的另外一位中国学者终于也使用了英文。而一天的会议期间，三位来自香港的水务、卫生和消防的官员全部使用了非常蹩脚的中文普通话，这让使用蹩脚英文的我更加觉得不好意思——我的选择对吗？

　　后来给自己鼓劲——应该英文讲演还是有道理的，毕竟国际参会人士达到了近一半。

　　两次都说同声传译，不过哈尔滨那次是哈尔滨工程大学的研究生们做的，不是很专业，或者说距离专业的距离尚远，不过还是值得鼓励的，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也会学习一下这个做法，让我的学生们试试。而这次成都会议请得肯定是专业人士，我觉得不少我认为很生僻的专业名词都给翻译出来了，同声传译们肯定是事先也在这方面下了功夫的。

　　其实，我觉得用中文还是用英文，可以使用其他技术手段来补足部分参会代表不能畅快淋漓地聆听的困难。

　　如果你打谱用中文报告，那么，请用英文来做PPT。或者，如果会议组织方提供两个屏幕，你可以一个用中文的PPT展示，另外一块用英文的PPT展示。

　　如果你是在国内开国际会议，且打谱用英文报告，则可以用中文的PPT，海外学者听英文一般不会有问题，即使是泰国学者，这样，中文PPT可以让大多数英文不常用的中国学者抓住中心思想。

　　爱情里最悲剧的一幕是什么？

　　《山楂树之恋》告诉我们，爱情里最悲剧的一幕是当你决心以身相许的时候，对方却撒手人寰了。

　　在我少年时的心中，对于爱情，好像我就是在期待着一个完美的悲剧似的——当她决心以身相许，你却已经没有能力在最后一刻把握那段爱情乃至身体了。

　　如果以我个人当年的少年心性就一直在期待山楂树般的结局，那么，写成这么一部描述“史上最纯爱情”的书让人尽量去流泪就只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性工作了。

　　可是，如果你真的在我22岁之前给我看山楂树之类的小说，我的泪还是会喷薄而出，只为那瞬间消失的生命和永远存在下去却没有了客体对象的爱情。

　　好像我在23岁的时候看到了剧雪出演的电影《一夕是百年》，从小说《师姐》做的改编。这也许是剧雪出演的唯一一部还不错的电影，而她似乎就从来没有过少女时代，和江珊一样，一出手就是悲情少妇，江珊出手则是庸俗少妇。

　　这部在合肥四牌楼的解放电影院看的电影告诉我，世界上最悲伤的爱情不是有了爱情而没有获得身体，其实是你在一瞬间获得了那身体，但是随后转瞬间就永远失去了，这样的悲剧效果要比从来没有获得的更强烈更具冲击性。

　　不过，对于中国人来说，尽最大的可能去压抑感情一直是手到擒来的一种处理模式，《红楼梦》里高鹗续书所以能够依然风行至今，甚至成为官方版本，很多红学家说高鹗处理的黛玉焚稿一段太完美，再加之和宝玉成亲成为同时刻鲜明对比的对象，更加剧了悲剧的氛围。因为这一段加强版的悲剧情节，高鹗就完全可以永恒，或者至少比其他的续书更加可以永恒。悲剧的背后其实是得到了不爱的人的身体，而爱人的身体永远没有机会获得了。

　　到今天为止，我也还没有去看《山楂树之恋》，来成都前本来买了两张票给我爸爸妈妈看，我妈却懒得走路过去10分钟可达的电影院，我爸爸就带了考上研究生初到北京的同事家孩子去看了。回来后他告诉我，张艺谋这个片子才可以叫个电影，黄金甲之类的，算什么玩意儿啊！

　　我爸爸就描述了老三在可以得到静秋身体时一个不经意的动作而放弃获得的情节，描述的时候声音都有些酸涩了。

　　我设想了一下那情节，觉得自己也还是会感动一下，不过感动的强度会弱于《一夕是百年》的那一段相互拥有过之后的永远分开。

　　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守“望门寡”这样的人间惨剧，对于身体接触的过度禁忌使得我们的悲剧多以无法得到身体为爱情悲剧的最高表现形式，好像感情与身体之间的关系是牢不可破的，甚至有了感情而终于没有机会得到身体为爱情中的最美。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那过去的时代，不管是程朱理学朱熹先生倡导的禁欲时代，还是在文革左近谈爱色变谈性则为犯罪的时代，都为《山楂树之恋》培育了良好的土壤。于是，《山楂树之恋》在某一时刻，某个以赢得身体很容易赢得感情几乎不再可能的时代出现了，一出现立刻满足了时代缺什么则兴什么的基本需求。那些不再拥有刻骨铭心爱情的人，在电影院里流泪看那期盼的情节。

　　而那泪却与自己现在持有的价值取向无关，如果观众自己即便有一万个机会拥有这样的一段爱情，也绝对不会去努力了。

　　【这个算影评吧，尽管电影俺们还没看过】

　　中国本土人士到现在都还没有得过所谓的诺贝尔奖，大家都很无奈，有的人甚至很愤怒。

　　去年，我大胆指出我国科学界下一步的发展方向，认为：中国本土的学者应该从得“搞笑诺贝尔奖”开始。当这个奖开始得并且呈现出越得越多的趋势时，我们真正拿到诺贝尔奖的时间就不远了（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65011）。

　　结果，今年的“搞笑诺贝尔奖”果然有中国广东的学者获得，实现了我的期望，如此，明年也许我能得个管理奖呢，嘻嘻。

　　如此，我们能够实现杨振宁先生的预言。

　　以下转引子刘文博客转载的消息（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69007）：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10月1日报道，在诺贝尔奖从10月4日开始陆续揭蛊之前，一年一度的“搞笑诺贝尔奖”照例抢鲜开闸，9月3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颁奖，得奖奇作依然令人捧腹，其中包括用遥控直升机收集鲸鱼鼻涕、记录蝙蝠口交、证明踢到脚趾时骂脏话能减轻疼痛等研究。

　　在今年的评选当中，英国有四位得主。英国动物协会两位成员和墨西哥国家科技研究所一位研究员发明研究鲸鱼呼吸道疾病的新方法，获颁工程奖：在鲸鱼浮出水面时，把一架遥控直升机飞到它上方，用附挂在直升机腹上的培养皿接住它的鼻涕。

　　英国基尔大学的史蒂芬斯和同事证明，骂脏话能减轻疼痛，因此获得“搞笑诺贝尔奖”的和平奖。 

　　在获奖名单当中，中国人同样不缺席，广东省昆虫研究所学者谭敏(音译MinTan)领导的团队，因为记录果蝠口交，拿下生物奖。研究报告《果蝠口交延长交配时间》说：“我们的观察属于创举，显示人类之外的成年动物也经常口交。” 

　　以上是我的小朋友刘文给我留的言，恰好是我博恶客中第11111个评论（当然，不好意思的是，我曾经删除过几百个不友好的评论），在他的留言中，对我明年得Ig诺贝尔奖的前景预祝了一下。

　　恰好我又确实是想得奖的人，实话告诉你，这20-30年中我想得都快想疯了。

　　鉴于此，我准备朝着“管理学Ig诺贝尔奖”努力一把，看看有无希望。

　　可是，从哪个角度入手去做研究才有希望呢？

　　一是觉得可以从当前应急的荒谬管理模式出发。比如，我国把应急管理根据是否方便指派职能部门去进行处理而进行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四分类（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我们可以对这个荒谬性进行分析，论证其存在恰好妨碍了现代应急管理的有效实施，不知道凭借这个成果能否得奖。

　　仔细一想，好像还是正经了点，毕竟它只是论证了体制的荒谬性，这个研究成果本身却有点正统了。

　　那么，还有什么样不同寻常的结论有希望获得Ig诺贝尔奖呢，待我再想一想。

　　我的朋友，大连理工大学的荣莉莉教授有个学生，王建伟，我2006年认识的，他和导师一起合作在Safety 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让美国人狠狠地害怕了一把，说中国人找到了攻击美国电网并使之瘫痪的有效方法。

　　其实当然没新闻里说的这么可怕，荣莉莉在济南做报告时跟我们说起这篇论文，着重讲了一下论文写作的结论和背景，并且把论文全文转给了我。

　　文中根本没有攻击的技术性内容，而且电网的技术性王建伟也不懂，但是文中有一段是特异的结论让我很振奋，那就是：

　　电网可以看做是一个多结点的有向网络，一般而言，面对一个多结点的网络，攻击其“度”最大的结点对于摧毁这个网络最为有效。王建伟的论文论证了当攻击“度”小结点的时候，电力负荷将负载加在其他的结点上，反而一样可以加速电网的摧毁速度，起到和攻击“度”大结点一样的作用。

　　这个结论我很喜欢，如果我们能够在应急管理中，发现有些容易攻击的不为人注意的结点，使之更加速混乱，则可以为系统的崩溃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值得考虑。【呜呼，这个好像不是应急管理，而是在刻意制造混乱了，不过考虑到我们国家的敌国还有几个——】

　　在管理学中，如果你能够给出一个不那么寻常的结论，并且可以在某种情况下论证它可以达到，那么，这篇论文就一定是好文章。

　　我们现在正在着力于应急机制设计理论的构建，应该说，这个东西的意义很大，在给出一个一般性框架和理论基础的同时，如果我们通过自己的研究给出一个关于机制的有趣结论，那么，真得个Ig诺贝尔奖的可能性也还是存在的。

　　我们上次的讨论班上就随便用几分钟讨论了一下厕所卫生纸的放置管理机制，这里简单写一下，也许我们能够因为设计厕所卫生纸管理机制而得奖呢，如果真能如此，那也是很好玩的事情嘛。

　　厕所的卫生纸管理，先进发达国家都尽量不让大家随身带，而是在厕所里免费供应，这是很人性化的一个措施。中国目前只有很少的地方实现了这一方式。

　　可是，如何管理厕所卫生纸使之更加有效呢？这确实是一个问题。问题就在于，如果可以随便取用，则有些人可能家里永远都不用买纸了——他们直接拿走公共厕所里的卫生纸就足够了，尤其是国民素质较低的国家，国民更会如此做。

　　于是，有些地方就会把卫生纸锁起来，让你无法顺畅地拿走。即便要拿，也要费半天劲才能拿去，那自己就要多蹲厕所，享受足够的熏天臭气才行。

　　但是，这样做还是会有不自觉的人，他宁愿在臭气熏天的背景下抽纸，也坚决要把自家的卫生纸钱省下来。对于这样的人，机制又应该如何设计呢？

　　我观察到中国有些厕所是把纸放在厕所的外面，而不是放在每个隔间里，于是，如果你要不断地一圈一圈地抽走，就要冒被突然进来如厕的人发现龌龊行径的风险，让你当场不好意思不说，也许会被人面斥不雅的。

　　而这是最好的机制吗？

　　还不是。至于最优的厕所卫生纸管理机制是什么？我不告诉你，因为我还等着因为这个研究成果得2011年Ig诺贝尔奖呢。

　　呵呵，您老等着瞧——

　　上个世纪末产生了很多交叉、边缘、新兴学科。

　　我们中国科学院的图标上有六个齿轮，据说里面暗含了“数理化天地生”这六门自然科学学科的意思，而刚好这六门学科就是现代科学的主要学科分类。

　　那么，如果这样，那些交叉、边缘、新兴学科算什么？我在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时候，发现有近代化学系，觉得纳闷，这个近代化学是个什么东西？后来有人解释给我说，其实就是物理化学，用物理的手段研究化学中的现象，是物理和化学的交叉学科。

　　那么，其他的交叉学科也是六个齿轮间（乃至齿轮的齿与齿）相互摩擦产生出来的热量和碎末吗？

　　我自己读过很多书，从馄饨到鱿须（不是写错别字），差不多都读了，觉得很有趣的是，我发现很多所谓交叉、边缘、新兴学科，很多依靠一个比喻或多个比喻存在着。也所谓，其实这些学科方向只能勉强地活着，而无法如“数理化天地生”一般地快速发展成长壮大起来。

　　本来，自然科学就是描述现实存在的现象，并深入地探究其内在本质，从而可以对未来趋势性发展做出判断。

　　而恰恰“数理化天地生”这六门学科就能够做到以上自然科学所应该承担的任务。

　　而那些交叉、边缘、新兴学科所以出现，多半是觉得这六个学科门类无法对于自然或社会现象有更深入的描述，认为应该创立新的学科方向来对六门学科无法或不能完全解释的现象进行描述和本质性挖掘。

　　但是，要命地是，这些交叉、边缘、新兴学科能做到吗？如果能，它们依靠什么样的新思想和新工具？如果不能，为什么？

　　事实上，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很多这类学科在出生一来一直依靠一个或一些“比喻”活着。

　　赵本山说：我这辈子就指着这个笑话活着了。我们可以理解里面的幽默感，可是，如果一个新的学科，只能靠一些“比喻”来描述自己的存在性和合理性，还真的有存在价值吗？

　　比如，我们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时候，发现有山峰也有山谷，有凸就有凹，有男人就有女人，很多有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存在，阴阳的概念随之而生，用阴阳来解释世界现象，也颇有一些新鲜感和合理性。

　　于是，我们在解释很多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时候，就喜欢使用“阴阳”这类比喻了。甚至很多人说，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还是深受阴阳观的影响。

　　二进制也许受了阴阳观的些许启发，“深受”怕是没有的，可是二进制和阴阳观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的阴阳观就糟糕在永远只停留在这个比喻上，或者顶多做个不同领域说法上的类似推广，绝对不去探究里面更深刻的内容。但是二进制就不同了，有了二进制之后，我们可以更方便地完成十进制所做不到的事情，使得这个世界更加具备可解释性，并能够由此出发，发现更多规律，计算机的基本逻辑就是靠二进制来支撑的。

　　比较有趣的是，有些学者受中国阴阳观的影响太深，在现代科学的研究中发现有可以用阴阳解释的现象，就抓紧把老祖宗的东西使上，还美其名曰传统文化在科学中的新应用，可是他的新应用或者新解释或者新交叉却没有进一步地发展，仅仅停留在这个比喻上，如此，不是浅薄又是什么！

　　最后，结论一下，我们的交叉、边缘、新兴学科也许可以在最初的时候使用比喻这种手段去解释某些现象，但是绝对不能只靠这个或多个“比喻”继续活着，那样的活着近乎苟延残喘，大家都难受。

　　汉代整体来说对于知识分子还算环境宽松。

　　汉末就有点不好说了，尤其是东汉末年，军阀并起，搞得民不聊生，知识分子的尊严也就随着降低了不少。

　　不知道王允相对于董卓算不算得一个大知识分子，也许应该算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为了解决问题，只好去做了所谓连环计，牺牲了貂蝉（王允和貂蝉有私密关系没？）但是解决了一个大军阀，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尊严不断收到挑战，以至于曹操上门表达蔑视。

　　而实际上，相对于王允，蔡邕更加象个知识分子样。王允也许只是考试一步一步成功登上了高位，而蔡邕则是以作品传世的，更知识分子一些。

　　在《三国演义》里，古怪的蔡邕先生在董卓死后选择了去哭，结果，小知识分子的王允无法容纳大知识分子的蔡邕，把他的小命给灭了。

　　随后，不同的军阀谋士众多，应该算得是知识分子吧，包括诸葛之亮先生。

　　要说，那个时代大家可以择主而伺，还算幸福啊——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嘛。可是，其实，这些在不同的主子间不断选择的知识分子们依然处于一个可怜的地步。

　　如祢衡这般的狂生腐儒最后终于死在刀剑之下，而孔融这个以四岁时知道让梨而闻名的老孔家后人，也没得到什么好下场，而孔融刚好是祢衡比较看得上的人，说明至少他在知识上还是有些地位的。

　　所以，看上去东汉末年三国初期的知识分子们都能找到个吃饭的地方，包括无能的蒋干先生，可是，其实他们的小命都拴在别人的裤腰带上，想要随时就要去了，田丰被袁绍毫不犹豫地杀掉了，沮授似乎还不错，可是，曹操不也看着他逃跑被箭追上而没有做什么阻拦的动作吗。

　　三国的实用主义人才观也影响到了两晋，我们看两晋觉得是名士辈出的时代，可是，这些人的小命其实都很脆弱着。

　　【导读：今年的邵逸夫科学奖的名单里再次没有了华人科学家，我咋觉得有点欣慰呢？！】

　　邵逸夫的英文名字是Run Run Shaw，俺们在香港看到这个Run Run就笑了——瞧这名字起的，真有动感，应该为移动公司的动感地带做个代言人。

　　按照不标准的普通话的念法，这个邵逸夫有时候可以误读为“邵姨夫”，不过，估计有资格叫姨夫的人还真不多，否则也是件幸福的事。

　　邵逸夫喜欢买自己的名字，包玉刚则喜欢到处买他爸爸包兆龙的名字，李嘉诚稍微谦虚点，也是用的他公司的名字“长江实业”，长江学者就是从这里来的，原来以为是指的中国最长的那条江呢，结果不是，只是李嘉诚的公司之一的名字关键词。

　　邵逸夫买名字的一个表现是在各地大建“邵逸夫科学馆”，“邵逸夫图书馆”之类的，这个长久，等邵老驾鹤西归800年后，这些名字估计都还继续存在着。当然，有一个例外，西安某所大学在“邵逸夫XX馆”揭牌后邵逸夫的代表一走就把牌子给拿下来了，以后也不叫这个名字。据该校的学生们说“我们不尿邵逸夫”。这个最古怪，既然不尿，开始时要人家钱干嘛呢，直接退回表示自己财大气粗就是！这般又要钱又不给名的基本可以打入骗子的行列。

　　邵逸夫2002年还是玩一个被成为华人资助的科学界最高奖项，俺们一看这个消息，立刻乐了，你诺贝尔不是有钱吗？我们Run Run Shaw的钱其实也不比你少，你弄个奖，俺们也弄一个。

　　同时，中国人得不到最高奖的境况立刻就能得到改变，比如，去年就有加州大学总校教授徐遐生（Professor Frank H Shu）获奖，总奖金逾三百万美金（约二千二百万港元），比你诺贝尔还多，羞死你老诺。不过，徐是该年度唯一的华人。

　　不过今年就没有咱中国人，让人觉得很不够意思，中国人鼓捣出来的这么一个奖，不多弄几个中国人得奖，多没劲啊！

　　其实，仔细搜索最近几年的所有获奖者，我们发现中国科学家里，只要是有些能够为国际承认的成就的，基本都得了，比如中国的数学家吴文俊，他的老师陈省身也得了第一届奖，他本人得的是第三届。

　　2008年的得奖者没有中国人，“天文学奖”颁予德国马普地外物理研究所所长莱因哈德·根舍教授，“生命科学与医学奖”同时颁予英国爱丁堡大学MRC再生医学中心主任伊恩·维尔穆特爵士、英国诺丁汉大学生物科学院动物发展学基夫·坎贝尔教授和日本京都大学前沿医科研究所教授山中真也，以表扬他们近期在逆转细胞分化过程中的重要进展。“数学科学奖”颁予俄罗斯莫斯科Steklov数学研究院弗拉基米尔·阿诺德教授和俄罗斯圣彼德堡Steklov数学研究院欧拉国际数学研究所所长路德维希·费迪夫教授，以表扬他们对数学物理广泛及富影响力的贡献。

　　2007年度的奖项则由来自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彼得·高里教授获得天文学奖，来自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教授的罗伯特·朗兰兹和哈佛大学数学系的理察·泰勒教授获颁数学科学奖，以表彰他们开展了一个集大成的数学体系，连接素数及对称性；生物科学奖得主是美国霍华德·休斯敦研究所研究员罗伯特·尼科威，他的研究有助于制造控制心脏病，高血压及胃溃疡等疾病的药物。

　　2006年度邵逸夫奖对华裔教授比较慷慨，一下子给了俩。天文学奖授予了美国科学家索尔·普密特教授、亚当·利斯教授和澳大利亚的布莱·施米兹教授；生命科学与医学奖授予了美国华裔科学家王晓东教授；数学科学奖则给了中国的吴文俊教授和美国大卫·曼福德教授。

　　2005年度又没有了华裔的身影，生命科学与医学奖授予英国剑桥大学细胞信息荣誉教授迈克尔·贝里奇爵士，为表彰他发现在调控细胞的运作中钙的关键性作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天文学教授杰弗里·马西和瑞士日内瓦大学天文学教授米歇尔·麦耶教授，数学科学奖授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教授安德鲁·威尔斯教授，为表彰他证明了费马最后定理，解决了这个困扰世界数学界长达300多年的难题。

　　第一届的2004年度奖项则由华裔数学家陈省身，詹姆斯皮·布尔斯，简悦威、史丹利·科恩与赫伯特·布瓦耶和理查·多尔获得。有一个中国人，还算有面子。

　　不过今年就又没了，估计明年我们又有希望看到中国人得奖了，算是Run Run Shaw的钱没有乱Run一气，至少一部分还留在了中国人的手中。

数学奖
  2004年：陈省身
  2005年：安德鲁·维尔斯
  2006年：吴文俊，大卫·曼福德
  2007年：罗伯特·朗兰兹、理察·泰勒
  2008年：弗拉基米尔·阿诺德，路德维希·费迪夫
  2009年：西蒙·唐纳森，克利福·陶布斯
  2010年：辛康·布尔甘

天文学奖
  2004年 詹姆斯皮·布尔斯
  2005年 杰弗里·马西与米歇尔·麦耶
  2006年 索尔·普密特，亚当·利斯，布莱·施米兹
  2007年：彼得·高里
  2008年：赖因哈德·根策尔
  2009年：徐遐生
  2010年：查尔斯·班尼特、莱曼·佩治、戴维·斯佩格

生命科学与医学奖
  2004年：一等奖：简悦威、史丹利·科恩与赫伯特·布瓦耶
  二等奖：理查·多尔
  2005年：迈克尔·贝里奇爵士
  2006年：王晓东
  2007年：罗伯特·尼科威
  2008年：伊恩·威尔穆特，基思·坎贝尔，山中真也
  2009年：道格拉斯·高尔曼，杰弗里·弗理德曼

  2010年：戴维·朱利雅斯

　　瑞典那帮科学家伙的水平怎么样啊？

　　好像很一般似的，他们自己也没得过啥牛奖，也没啥大成果传世，可是每每却能评价出最好的科研成果。

　　如果确认他们是三流的科学家，那么，为什么他们就能评出最牛的诺贝尔奖呢？且似乎评出来的结果还挺让人佩服。

　　我们国家现在确实还没有二流以上的科学家，但是三流的总还是有一些的吧，如果用稍微积极一点的眼光看待中国科学界的话。可是，我们不是每年也评各类奖项吗？怎么评出来的全是五流以下的成果呢？看看这“杰出”那“优秀”的人一帮一帮，在国内颐指气使，可是腰杆似乎都没有硬到好意思往国际讲台上站呢。诺贝尔，那是决计不敢提的。

　　其实，看科学网上的一些诺贝尔奖预测文章，应该说，有些还是挺靠谱的，写的逻辑清楚理由充分。这些人我们就暂时看做科学家中的三流吧，其实他们的眼光并不是三流，而是一流的——瑞典那些三流科学家能看到的我们中国的三流科学家也一样能看到。

　　可是，奇怪的是，人家来评诺贝尔这个级别的成果，我们每每评出来的成果却连五流都不到？这又是咋回事？

　　答案怕是比较简单的。因为中国的三流科学家眼前不只是科研成果，更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这些上蹿下跳的人影响到评审者的视线，让他们本来戴上眼镜就不近视的眼睛被一叶障目了。

　　以三流评一流，说的不那么好挺点，有点象用猥琐男的眼光去看美女，并不因为看的人本身猥琐，他得出的结论就也猥琐——其实他很知道真美女是谁！

　　可是，如果一群假美女用了5斤的脂粉来改变脸的形状，再用了束腰的高弹力带子把老粗腰变成小蛮腰，又加之会在猥琐的评委面前装嫩或发嗲，这个怕真会影响了评委们的判断力。

　　也不是说其他国家的三流以下的科学家们不会发嗲，只是他们的评委更喜欢真美女罢了，我们则因为美女稀缺，当有人虽然不是美女可是主观愿意往美女那里努力——毕竟脸上涂上5斤粉说明人家至少是很上心的，大家何不乐观其成呢？给个这奖励那名号啥的，至少为美化市容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虽然一旦松开腰带，腰上的赘肉就喷薄而出，可是，在一般情况人家憋着不松腰带就是。所以，看上去还是很美的。如此，就鼓励鼓励吧。

　　当然，这也和我们的眼光必须只能集中在一小片地方，而人家的眼光则一直遍及全球，选美女没有任何局限有关。

　　最后的结果自然就是虽然同属三流科学家，眼光也没有本质性差异，可是最后表现却一个荣耀一个耻辱的原因。

　　俺们刚刚长篇大论地说诺贝尔奖更多开始考虑给老头，得等四十年之类的话，它的物理学奖立马就给了一个70后，比我都年轻几岁呢。

　　似乎得奖成果是6年前的东西，和那些老头们几十年前的创新性革命成果相比，真是嫩得很。

　　如此，诺贝尔奖的不可预测性还真挺强。不知道路透那边的预测相比这个结果有啥消息出来？

　　据说某日本老头，干得不错，是诺贝尔多年的候选，每年发奖的时候，记者都长枪大炮地在他家门外等着，一旦欧洲那边有个风吹草动，这边立刻开始现场直播。

　　结果，若干年过去，老头也没得奖，记者们终于不行，撤了。

　　于是，老头在寂寞中得奖了，记者们事后的再蜂拥而至，那新闻效果肯定差老鼻子了。

　　看了那个故事，我就总觉得莫非瑞典人在老头家门口放了一个摄像头，发现人多就不发奖，一看没人了，抓紧把奖金拿出来了，难道还怕有人来抢钱不成？

　　相比于1900之后的年代，尤其是物理学天才辈出的年代，好像写篇论文就能得奖似的，今天的天才们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光闪了，这个其实也正常，我们正从科研的天才时代向着蚂蚁时代转变，所有的人成为天才的概率在迅速减小，顶多成为一个“大”蚂蚁。这就使得可预测性越发地小，那一群大蚂蚁中，谁得都有道理，而以前，蚁后蚁王得那是天经地义的，而今天好像蚁后全没了似的，蚂蚁群落正在进行无性繁殖、克隆呢。

　　科学网上我比较喜欢徐磊，可是他对我的口出狂言每每感觉无法忍受，奉劝过之后终于忍不住在我的博文后留言，说陈老师你不知道别乱评价。

　　我估计小伙子已经很生气了，虽然说话还是彬彬有礼的。因为他是以一个积极的眼光看待科学的，所以觉得当下的科学界牛人辈出，多多，很多值得尊重的；而我这里臧否人物，全是从上帝他老哥那里出发，眼光高的似乎连恨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都不在话下一般。其实，这是一个出发点的不同，而不是在人物的价值评判方面我们确实有分歧。

　　其实，科学，其革命性的发展相比以前，的确要慢了一些，发现的规律也多是无法为普通人所理解的，甚至连同一个行当里的大同行都难以理解对方的成就。也所以，我在回徐磊的时候，说如果按照你的看法，我们其实都没有资格评价超过个位数的人物，而只能在周边做同一个方向中类似小问题的同行中插一嘴，而此时的插一嘴都不见得正确，也许马上就被被评的那位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