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的博客

北大公布了第一批39所获2010年校长实名推荐资质中学，估计以后还会有第二批。

想了想，如果一定要让我当北大校长，而且必须定下来这些中学，我会怎么办呢？

象俺们高中时代的中学，每年考北大至多2个（有些年份根本1个都没的）的中学，肯定不能给推荐资格，否则，有过上北大历史的中学就都应该给了。

要给就得给那些经常有几十名同学考上的中学，如果北京四中这样的，每年确实有几十名学生考到北大清华。给它五个名额也无妨吧。

开始的时候，校长们肯定特别谨慎，一定会推荐最好的学生免试。

推着推着，发现可能会有些吃亏，如果能把那些在边界偏下的同学推荐到北大，然后其他的同学还继续有把握上北大或者上清华，这不对整个学校更有利吗，总的名额也就会上去啊。比如，那些对头学校，如北京四中和人大附中，一比就能沾光了。

中国1978年后的推荐制度在90年代初期就是这样开始烂掉的，后来中学推荐的全是中等偏下的学生，也就是说，如果学校有资格推荐学生到一般的本科院校，那一般就选择推荐那些按照其以往成绩表现，差一点就能上本科的那类学生。这样，利益最大化。

说实话，博弈论真是中国人应该有所发展的学科方向，俺们太擅长博弈了。

那么，照此逻辑，北大的推荐制度啥时候也如此烂掉呢？我个人估计：3-5年左右的时间，如果运作关系的人能力特别强，则整个时间还会提前。

不信，走着瞧——

这两天没上网，今天看到ZJ大学的朋友又说到几个话题，就再引申论证一下。

其实，我本人还是比较喜欢浙江，喜欢杭州，喜欢浙江人的。

我在华南有个朋友，是个女老师，大学时她身为江西人，有个同班的浙江男孩暗恋她，她就回头跟父母说了下，父母说：“浙江人都是骗子，坚决不行！”

于是，她就无奈和这个同学保持了距离。

我笑笑，调侃她道：“其实，浙江人的创新能力比较强，当时，在中国所有的地方都还不知道骗的时候，浙江人会，于是，一举致富。可是，人家后来浙江人已经不骗了，要好好做生意，从质量入手时，他们那些扔了的东西被你们江西人拾起来了，现在你看看，江西在不少地方都被列为不敢招聘的对象了。”

她的尴尬还没开始，我又继续道：“如果是现在你们俩再有点啥情况，该人家父母不乐意了，肯定说：‘就他们，连现在使用的骗局都是我们20年前就用剩下的，别和这样人家的女孩恋爱’。”

话音一落，我的这个朋友顿时没了声息。

我接着又怪笑三声。

这个例子是说浙江人独具的创新精神的，并不含贬义。

还有一个例子让我对ZJ大学有好印象，那还是 从我邀请来我这里报告的一位ZJ大学的老师那里获得的，她告诉我说：“当时在武汉的时候，每次和别人合作，都是开始说不清楚的，所以最后大佬给你几个钱就是几个钱，而到了杭州，这个问题立刻解决了，ZJ大学的教授要和你合作，钱的问题事先说得特别清楚，我这个活一共多少多少钱，有一些部分想分给你，给你多少钱，你愿意不愿意干，不愿意也没关系，愿意则好好干，钱则就是那个数目。”

于是，她越来越愉快，在ZJ大学活得也越来越滋润。

我对ZJ大学的印象也就越来越好，这个地方不错，做法很是不中国，这个我喜欢。

可是，终于出了Tu博士的事情，终于又出了P大学的H教授的被涮。

而之前还有双聘来的院士出了很大学术品德问题，我就想问了，这个ZJ大学到底怎么了？

跟帖的朋友说到，ZJ大学在竺可桢时代和路甬祥时代还是很不错的。竺可桢时代因为有老蒋的重视，竺可桢本身的地位又是很强大的，在很多问题上根本没有其他人能抗衡，他本人的眼光又是高远的，自己做的学问也是超一流的，自然会说什么是什么，怎么做怎么对。

换句话说，ZJ大学原来是颇自信，颇有贵族气的。

可是，我就有点奇怪了，一个原本具备贵族气的大学，为什么现在要争做暴发户呢？暴发户有什么好？

是因为历史的断裂，ZJ大学已经忘了自己当初贵族时候的一切内涵了吗？

还是原来的贵族气就是伪贵族气？

其实，我个人有点倾向于第一个观点，那就是ZJ大学忘了自己曾经是贵族了，老觉得自己应该象个暴发户一样地向前冲，结果，越冲越距离自己的目标更远，但是自己还不知道呢，还觉得自己是国内大学里的不折不扣的老三了，把这个虚妄的位置当成了自己当暴发户的奖赏了。

ZJ大学所以一直糊涂大概也就在这里了。

　　不好意思，本文还说Tu博士及其衍生出来的事情。

　　关于Tu博士事件，又有一些外人很难知道而被网络揭露出来的“现象”，也许我们不说它是“事实”。我们稍稍远离一下这个问题本身，而看看一个更加宽泛的现象。

　　在一些机构里，存在人走政歇（人走茶凉）的情况，我们大概都见惯不怪了，俺们不知道西方国家在这方面有多少比例。

　　个性施政是我们都比较理解的，每个人总得有三把火吧？也确实应该体现出一定的政策新意。

　　不过，哪些政策必须由下任继承，哪些又是可以改变的，这个对于不同机构就大不同了。

　　中国古代的官场上老早就有“任你官清似水，奈何吏滑如油”的说法，记得英国也有一部讽刺话剧《是的，大臣》（时间长了，名称可能有误），说的也是类似情形，那就是，你新官来了，我随时随地伺候着，可是你想改变当前的一些官僚逻辑，对不起，不是“是的，大臣”，而是“是的，下级”，很多事情根本由不得你新官做主。

　　门子给贾雨村递上的那张护身符也有类似的意思。

　　那么，我们就会问了：是否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政策上稳定的东西，以及那些才是可变的东西？这样，我们也好事先准备好如何应对啊。

　　现在的大学官僚机构的设计妙就妙在这里，你是不可能知道其中大部分权力的继承和违反逻辑的。

　　大学校长一上任，觉得需要动一动院长级的中层干部，扶植一批自己的官员。尽管院长们都没有到届呢，可是，对不起，你们都是前任校长扶上去的，我不想用。即便我想用，有些我准备推行的政策根本不会得到你们的赞同，还不如干脆统统下岗再就业，即便再就业我没有动你，但是你的官是我给的，知道这一点就够了。

　　当然，真做的时候不会一次性全部下岗，那样动静太大，容易带来问题，那就一个月下几个，不到一年，20个学院全部换光。“温水煮青蛙”（这里不讨论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只用其寓意），而最后的结局还是全锅端。

　　校长对院长如此，院长对系主任也一样，对下属的老师也如法炮制。

　　好像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智慧尤其适合用来处理这样的局面。

　　于是，A院长许诺小龟一个副教授，对不起，B院长来了，而且刚好是和A院长是对头，A许诺的，我为什么要听！坚决不听！我觉得小鳖更适合当副教授。接下来就是桌面下面做工作了，总之，B院长往往可以很顺利地达到自己目标。

　　小龟那个郁闷就别提了。而B院长可以说：这个与我无关，这是院系什么什么委员会的决议；或者：这是人事部门的决定，学院都做不了主，我这个院长也无奈呢。

　　在一个施政逻辑如此如此的机构，你能指望获得申诉权？或者，你能指望事先就知道过程会怎样？

　　做梦去吧！郁闷去吧！而看客和外人就会认为完全是因为你本人无能.

　　因为最近毕业的博士太多，且还会加速增长，所以，连评上讲师都困难，更别说副教授了、甚至，连一些海外名校毕业的博士，都得2年博士后之后才考虑是否可能被聘任为高级职称。

　　这样下去，中国科学界里新进涌入的年轻人也就越来越觉得“希望”在远离自己。

　　其实，俺们觉得，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的讲师太不是“人物”了。虽然看上去与外国的助理教授是一个级别的，都是按照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这样的一个层次来的，可是，非但我们的讲师和人家的助理教授没法比，就是我们的副教授也没法和人家的助理教授比。

　　比什么？不是比待遇，而是比做事的平台，你如果是讲师，则你天然地就没有任何做事的平台，一定得熬上若干年才有机会做事，除非你习惯于单枪匹马。

　　在中国科研机构和大学，如果你不是教授，就要缺很大一块东西。而在西方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差异基本只是薪水数额上的差异罢了。

　　就说所谓的“指导博士资格”这个很富中国国情的东西吧，在中国的绝大多数科研机构或大学，你如果不是教授就根本没有这个资格，即便你是教授也不见得有这个资格，更不要说可怜的讲师们了。

　　而实际上，我们如果愿意让年轻人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那就要给他一个虽小却基本完整的团队，这是基本要求。可惜的是，现行的制度根本不给年青人这样的可能。于是，对于四类职称，就有如下公式存在：

　　1，讲师=Nothing+约2000元的可支配工资收入

　　2，副教授=Something（有团队，但是都要从未受过训练的硕士开始带起）+约3000元可支配工资收入

　　3，教授=Something*2（有团队，有一定层次）+约5000元工资收入

　　4，教授+博导=Anything（完整团队，有人，有钱，有地位，有称号）+很多可支配收入（具体数字不等）

　　看到以上的公式，也许很多人明白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以下这个等式成立呢？

　　讲师=1/2*Anything（完整团队+约2000元可支配工资收入）

　　这样，有了做事的基本条件，就可以去努力，后面的和教授一样的钱、地位、称号就都可以通过努力以获得。

　　也就是说，科研管理部门请不要让讲师缺少某项内容，你可以让他每项内容都是大教授们的一部分，可是，请别让他们对某些内容根本无可企及。

　　谁都是从年青时代走过来的，谁都知道在国内科研环境下年青人的痛苦，可是，就是不解决这些痛苦。想想ZJ大学的Tu博士吧，如果他想做点什么，则一点可资利用的资源都没有，除了那可支配的2000元工资收入，就只有一颗想做事的心了。

　　在如今，中国的各类研究生已经多到杏烂难处理的状态，我们应该考虑让年轻人参与一起来改造这框烂杏，不要让杏都快烂到该扔了，都还不让他们染指，而任凭一个博导带上50个博士生这样荒谬的情况出现。

　　如果我们把讲师当西方的助理教授对待，进入国内科研界的年轻人就会觉得有希望，当然悲剧也就会减少。

　　有的海龟因为身份很高或者其他原因，刚回国时往往发现自己周边全是桃红柳绿的，很是惬意。

　　于是，惬意海龟看着有些海龟好像不那么惬意，就觉得很是奇怪：怎么会呢？我这里不是挺舒服的吗？怎么还有感觉不舒服的龟啊。这些龟真不舒服的话，也可以换个舒服地方嘛。

　　本人与海龟无缘，本科、硕士、博士乃至博士后都在国内做的，仅仅是出门开过眼，应该算是地地道道的土鳖了（当然，其他没有出过国门的学者，土鳖味比我还纯正还地道）。所以，仅从土鳖的角度告诉海龟们观察到的事实或现象，有不正确之处，还请海龟们多多批评——

　　当海龟们还在海外的时候，应该能够明确地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现象——您家孩子上幼儿园绝对不会因为你多发了几篇SCI高级的，就会天然地比别人家的孩子被优先考虑或收费更加低廉。甚至，不会因为您得了诺贝尔奖，您的办公室立刻就比原来的大了三倍。这种从孩子时期就造就不平等的做法无疑是违反不少国家的宪法原则的。

　　而在我们国家的有些机构，如果你是什么什么计划的学者，什么什么江河的学者，连孩子上学上幼儿园都能明显不同。每年俺们都能看得到这样的上墙告示，还因此看着陈热闹同学天真的脸觉得万分羞愧过——可惜你爹我也不是啥计划啥学者，以后你上学可咋办呀？！

　　不仅对待孩子方面基本做到了平等，海外在很多其他方面也一样，发表论文与其他方面无关，尤其在家庭和生活方面。总统不当了也得立刻搬出白宫，且国家在你离任后给多少钱也都是有数的，前总统们也必须不断地出门打工才能让自己活得和以前一样潇洒。

　　而当你要在海外找个教授或其他方面的工作时，待遇等等一切也都是已知的，其他的事情如孩子上幼儿园啥的也全是自己忙活。可是，在我们国家的很多科研机构和大学，则每次都要看情况，那些待遇看上去是已知的，其实70%根本就是未知的。一方面，看上去已知的那部分很可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还有一大堆好处没告诉你呢，比如你在海外有仨孩子，按说应该多收什么什么费，可是因为你的身份，不收了，按照特殊人物对待，等等；另外一个方面，那些看上去已知的待遇部分就是你能得到的全部待遇了，而且真到时候有些待遇还不见得给你呢，这得看你到位后的混世水平和融入官僚学术机构的程度。

　　这种不可知性才是最可怕的。

　　如果你今天看着土鳖们活得很憋屈，自己身为海龟也还好一些，房子也大也好，其他待遇也相应得好些。可是，请你记住，这是暂时的。

　　再说句大家都应该知道的真理：一个机构如果对土鳖差，它会对海龟好到哪里去？当你由龟变鳖之后更是如此，除非您老人家生来就是长袖善舞之辈，谁在台上您都能光辉万丈地活得自在舒服。

　　其实，俺们引用的这一点道理地球人都知道（那段著名的话也是这么说的：当纳粹迫害XXX时，我不是XXX……），可是，真当现实的大棒快到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自己一定会比别人例外，我真不知道这样的逻辑从何而来。

　　所以，在确定要去某机构工作之前，要考察一个机构对人的待遇如何，不是看他们的承诺，不要看当前所有人中最好的情况，请你看那最差的情形。

　　在一个政策稳定性极差的科研机构和大学，那开始看上去离你遥不可及的最差情形，说不定就会如雷霆万钧般地落在你身上。

　　真到了那时候，你准备抗争还是屈服？

　　加上来自家庭朋友同学师长的压力，哪怕只是暧昧的眼光和嘴里的唠叨，都会让人立时抑郁，且窒息。

　　尊敬的海龟们啊，您觉得自己一定会在所有的时候所有的地方比土鳖们例外，究竟凭什么呢？我这个土鳖真看不出来——

　　如果以所谓应急管理纪年作为单位去考量时间，2009年相对于2008年来说似乎并不重要。毕竟，中国在去年有一次大规模的南方雪灾和一次造成极大伤害的汶川地震。

　　但是，这并不是说2009年在应急管理历史中就没有分量了。实际上，如果我们从积极应对的角度看，2003年只是中国的应急元年，一切尚在探讨的过程中，而今年则是中国应急管理理论和实践逐步迈向成熟的一年。

　　据我们了解，国内的不少学者近期在应急管理方面做出了不少卓越的研究工作，大量论文的发表且不去说它，就连相关专著的出版事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行业与区域的应急管理都有所进展。

　　而我们编撰的《应急管理汇刊》这样一个简单到简陋的电子学术期刊也已经完成了四卷20期的发行，几乎同步的全国“应急管理——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系列也进入了第四届。

　　第四届研讨会相比于前三届而言，投稿的论文数量更多、涉及范围更广、研究水平更高，尽管我们依然没有去正式找个什么什么检索的出版社去印刷这些论文，来自各界的朋友们依然对在这里刊载论文特别看重，这让我们觉得中国应急管理事业的未来特别有希望，因为更多的人在意的并非是形式上的东西，而是实际会对应急管理产生影响和贡献的研究。

　　我们组织的会议和这个以会议论文为核心组成的《应急管理汇刊》2009特刊之间的关系是交叉相交的关系，有些将要在会议上报告的论文并没有直接收入这个汇集中，实际上，会议将有6个大会报告和48个分组报告，而论文却只有42篇。这是因为，我们希望会议是应急管理学界和实践界共同拥有的一次盛会，而论文只可能是盛会的一种表现书面形式。这也正是我们没有将这个会议系列取名“学术研讨会”而是叫“研讨会”的原因，毕竟，相对于学术价值而言，应急管理的实践价值更应该获得强调。

　　这次会议召开的地点开封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城市，历史上的古都情怀，有当年清明上河图所描述的繁华景象，也因是黄河反复淹没之地而闻名华夏，突发的灾难性事件也曾不断光顾这里。今年发生的“杞人忧钴”事件又为这里创造出现代应急所必须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在这个一度解放后做过数年河南省省会的开封市，颇具特色的河南大学就位于此，而河大即便不是第一个在全国建立起应急管理专业性研究机构的大学，也一定是最早的之一，因为在2007年9月11日，应急管理研究所就在河南大学的鼎力支持下正式批复成立，而在次年，汶川地震全国哀悼日后的第一天，一个挂牌仪式暨学术报告会也隆重举行，证明着应急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端。

　　本次在河南大学举办的全国性研讨会的主题是“非常规突发事件与现代应急”，我们认为，面向区别于以往的突发事件，必须采用现代应急而非传统应急的手段和方法去进行应对。这一区别主要在是否需要集成多个领域和区域的资源去进行应对，而这些机构之间类似的协作在以往罕有或根本没有。

　　当然，宣扬现代应急并非忽略传统应急。在我们的心目中，最好的应急实践依然存在于消防这样的传统领域，现代应急必须从消防应急中汲取经验才是，所以，本期特刊中有多位消防领域的学者的研究成果。

　　我们将论文按照现代应急管理理论与方法，区域应急管理，行业与领域应急管理，应急资源与资金管理，大型工程与企业的风险、危机与应急管理等几个主题分开，但是这样的分法还是很难避免明显的主题交叉现象，希望大家看论文的时候能够用更宽泛的眼光。

　　明年春天我们还将继续举办第五届全国“应急管理——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也期待着更多朋友的参与；此外，“第四届危机与应急管理国际会议”和“第二届现代应急技术、应用与实践国际会议”的联合会将于2010年10月14-17日在北京举行，和以往的会议不同的是，我们将找一个出版社正式出版论文集，并也谋求一下所谓的检索，这也是在长期坚持纯学术化和公益价值的中间偶尔休息一下，满足一下我们在应急领域的学者朋友们所在单位对他们提出的考核需求。但是，随后我们还是将继续坚持“学术为先”的基本原则，毕竟，论文检索与否对于学界同行评价的价值并不大，同行学者还是更会在意你工作的实际意义而非论文的是否被检索。

　　最后，在建国六十周年之际，如果一定要说出一个当前政府与以往政府的最明显区别，那我会说政府开始并愈发注重“应急管理”，而之前应急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想来，这也算是评议六十年成就的一个独特视角了吧。

陈安

2009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