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喜欢掠夺别人，做坏蛋；同时，美国人也喜欢帮助别人，做负责任的国家。
哪个是真正的美国？我认为都是，前者是国家利益优先的美国，后者是原则性的普世价值优先的美国，两个角色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倒换。
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人们基本还是能够认可一些所谓普世的价值的，比如以人为本之类，当然，具体在不同的情况下怎么以人为本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原则总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要把原则弄的可操作，则困难多了。
事实上，帮助别国发展在一些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傻，是不为国家利益（尤其是临时利益）着想，但是还确实有政府或国民如此做，那么我们理解这样的做法除了长期利益的考量之外，应该就是一些原则性的普世价值在起作用了——人们毕竟很善良。
但是，其他时候还是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那么在谈判还是其他的争执场合下，能沾多大便宜就沾多大便宜了。此时，更多在考虑立刻就能获得的东西。
我之前读史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困惑：
当西方列强（包括东洋鬼子）侵略我们的时候他们是希望我们强呢还是希望我们弱呢？从历史事件上看，如果他们希望我们弱小，那么，应该是不帮助我们发展，尤其是不帮助我们的后备人才启蒙人物的成长，让中国整个地蒙昧下去该多好啊，他们欺负起来也方便。
但是，好象又不是这样，比如，我们的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启蒙人物还是通过日本人逃出去的，而且似乎日本还给了他们充分的空间来发展。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日本人还拼命地扶持儿皇帝溥仪，以求获得在中国的更大的利益，后来因为21条的缘故还支持袁世凯这个家伙。当然，日本对于孙中山先生的支持更是不必多说，而且这样的支持还不只是从民间层面上。
如此，从根本上来说，日本究竟要支持谁？腐败的清朝还是先知先觉而可能最后走向反日的启蒙者？似乎，从日本的国家利益上来说应该支持腐败的溥仪，有个儿皇帝自然感觉是很美妙的；但是从日本的国家理想上看，他们通过维新发达起来的，对于维新派的人物自然也就应该持支持态度。
我很久之前也看过辨帅张勋的传记，看到这可怜的家伙带了5000辫子军进驻北京协助溥仪复辟清王朝12天就被打败之后，居然是荷兰公使馆把他给藏起来了，据说，他倒是很有军人的骨气，想继续效忠主子溥仪呢，甚至自杀的心都有了，虽然最后还是服从了西方发达国家领事的安排，同时，溥仪则被英国领事馆藏起来了。
在史书里，张勋这样的人物被说成小丑一样的，另外一个更有名的人物——袁世凯也是，我每每和我爸爸对谈的时候也会持了这种书上的观点，我爸爸则都不能同意我的看法，觉得袁世凯能做到中国民国大总统，然后自己还能继续鼓捣成皇帝，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啊，至少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拥戴他的，即便有更多的人在反对他。张勋也一样，当年能够做到江南提督，水平也不会是太差的。人们在写历史的时候往往看一个大人物在整个历史长河中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置罚藏否，自然是会非常随意了。
我想，对于不少的发达国家来说，一个国家的利益和一个国家的理想总是可以分开的，并不总要一致才可以。而对于我们多灾多难的中国，很多情况下，国家利益就是国家理想，国家的理想也就可以变成国家的利益，在这样的哲学下，我们就不会去过于关注个人的问题，一旦出了问题，人头滚滚完全符合国家的处事逻辑，就应该把不符合国家的利益的东西统统铲除了去，这样好象就实现了国家理想。
对于西方，关于人本的一些东西往往会为国家理想所关注，虽然可能完全不符合国家利益。这样，很多情况下避免了国家有事而人头滚滚的结局发生，当然，也许法国是个例外，过于感性的民族在面对灾难的时候采取的方式可能也是趋于感性的。
在处理国家利益与国家理想之间有没有一个最好的模式，现在看来是有点困难，从我的角度上看，国家理想应该优于国家利益，这样才可以不至于老是出现政府更迭而实质不变化的情况，我们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再重复也是把国家利益等同于国家理想的一个表现。当一个人当强盗的时候是符合自己的利益的，但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肯定是知道强盗不是什么正义的东西，那么，他就应该有不做强盗的倾向。如果把利益和理想划了等号，做了强盗就要按照强盗的逻辑行事，不符合这一逻辑或者违反这一逻辑的自然就应该杀掉，于是，最后只能做强盗而无法升级换代。
中国封建社会就是按照这一逻辑运行的，到了国家最高层面，一切思想都在这一层面上达到极度同一，实际上，就等于整个国家没有了理想，或者理想只能隐藏在民间少数有头脑的人那里，这就造成了封建社会的一再重复。而一些近代西方的发达国家，则不一样，虽然政府会坚持一些国家利益层面上的东西，但是他们也知道自己的理想不是那样的，于是，会用渐变的过程引导理想的实现，当然就可以慢慢改变，越来越民主，越来越法制。
我这么理解历史，不知道是不是重复了别人的思想，如果没有的话，以这个思想为核心就可以扩展成一篇象样的历史学或政治学的论文。
”It is true that you may fool all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you can even fool some of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but you can’t fool all of the people all of the time.”
–Abraham Lincoln
这句话一般的翻译方式是：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内欺骗一个人，但是你不能在所有的时间内欺骗所有人。
换句话说，就是：给出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理智的人，真相一定会大白的。
这句话我高中时候读到的，是小康在我的留言本上写上的，当时我是百思不得起解。
后来慢慢了解了这话，还是觉得不见得有道理，其实，很多真相还是会被永久埋没的，即使知道真相是很有意义的。我读历史的时候，每每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中国人大都熟悉尧舜时代的阐让故事，其实，早有就学者说那是一个骗人的童话，学者们引用的文献其古老也有点类似于《死海古卷》，基本的意思就是说当年尧的阐让是无奈之举，他本来还是希望能够让给自己儿子的，而实际上，他在看中舜之后并不放心，对舜的考察不仅在组织上是严密的，而且是家庭式的——他甚至把自己的两个漂亮女儿娥皇女英都嫁给了舜。但是，尧依然并不就真的想把所谓的“天下”转让给自己双重女婿的舜，可惜，尧的儿子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舜又很强势，甚至有说他最后是囚禁了尧逼他阐让的。
而舜对于禹的阐让重复了这一过程，从资历、从受人拥戴的程度上看，舜的儿子远逊于禹，只好又走了想扶儿子上马而不得的他老岳父当年的旧事。
在教会权力的移交方面，小说里的耶稣也是个自私的人，想把自己的衣钵传给离自己最近的人，就象他妈妈把教主之位转让给自己儿子一样，不过，耶稣本人还算是个拥有一些智慧的人，而他的老婆“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没有他的水准了，再加上整个社会父系味道越来越浓重，大男人们更不愿意将教会的权柄转让给一个女人了。
欧洲皇室的地位逐渐式微其实也和欧洲没有建立起一个为广大人民所接受的亲属继承制度有关系，而中国，这样的制度强化到了不这样就不对的地步，即便到了今天欧洲还有些国家保留了王室而中国消灭了皇帝继承制度之后仍然还存在人们的脑子里。所以，就这一点来说，耶稣的门徒们倒是做了一件很不错的事情，否则，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的后代们在各种场合颐指气使的形象了。
故事里的耶稣看上去象是一个很迂腐的人，他没有看到历史车轮发展的方向，居然想把教会权力转交给自己的女人，在父系社会逐渐成为主流的当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所以，才会被自己的徒弟们刻意地隐瞒了这段历史，并污蔑他的这个差点继承了教主之位的老婆为妓女，而谎言的不断重复就成了基督教的真理。
电视剧《水浒传》里有这样的两幕，当铁叫子乐和唱着宋江做词的什么“到哪日蒙招安，心方足”歌曲时，武松把酒碗往地上一扔，大怒说到，“今天招安，明天招安，别冷了兄弟们的心。”
当时场面的一片尴尬是可以想见的。
但是，还有另外的一个场景，武松在打方腊之前，也有过另外的表白，大意是：虽然我并不愿意陪着兄弟们一起去打方腊，但是只为全了兄弟间的情谊，还是勉强会去。这个故事的结局是，武松最后以一条手臂的代价独自擒住了方腊，但是此后却一去不回头，不想去做官，也对宋江没有了任何兴趣，真正去做了行者。
这时候的武松是义薄云天的，尽管背后确有那么多的无奈。
中国人里太多义气在里面，包括我个人也是这样，觉得一旦别人对你曾经好过，尤其是在困境中的帮助，值得用生命去回报，虽然那困境中的帮助可能仅仅是你刚好缺了10块钱，或者少吃了一顿饭而已。
我们伟大领袖当年的那些卫队士兵也基本都可以认为是依附于他的附庸，所以，才有他老人家的卫兵总是受到他的特别恩惠，包括从自己的那几百万元人民币的稿费里拿出数十甚至数百元才资助这些苦孩子的家里，让他们永远怀了感激不尽的心，绝对忠心也就是一件很显然的结果了。当这些卫兵推脱时，领袖还说过：“我平时觉得钱最脏，绝不想碰钱，难道你非要我把钱拿到你的手里才要吗？”诸如此类，总会让人感动不已，如果是我，一样会感激不尽——毕竟他是解决了你一个家庭的生活危机，而家庭，对于一个负责任的中国男人来说，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之前，秦末汉初田横及其五百士的故事更加体现了这一中国式的人身依附观。而因为五百士这一数目之庞大，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显得骇人听闻。
至今，蓬莱附近的田横岛依然存在，已经成为招揽游客的重要宣传点，我的几个朋友这个国庆长假去蓬莱就去拜访了这位田横先生。
《史记》上有专门一篇列传来描述田家的故事。这里简单摘要叙述如下：
田横的哥哥田儋是狄人，和另外一个兄弟田荣等都有豪气，喜欢交朋友。在陈胜起义的混乱中，田儋自立为齐王，后被秦将章邯所杀，战后田荣败走东阿，而此时山东半岛的局势却已经变了，因为当地人已经立了老齐王田建的弟弟田假为齐王，田荣知道了这一消息大怒，引兵赶走田假，立自己哥哥田儋的儿子田市为齐王，自己做总理，而让老弟田横当了国防部长。
之后，霸王项羽得势后进行过一系列的人事调整，把田市在胶东做负责人，主要辖区在即墨附近，但是田市的这位老叔田荣不想让他去上任，而田市又是个没胆的人，害怕霸王的脾气，竟然不理老叔的劝告，径自去上任了，惹得他这位本来就脾气大的老叔大怒，干脆直接杀了自己的亲侄子后做了齐王。
结果，中国历史上屡次在各个历史阶段出现的事情又出现了，霸王项羽一生气就讨伐了田荣，田荣败到现在德州的平原县（我的师妹冯招弟就是这里人），平原人也害怕项羽，直接把来投奔的田荣给宰了，献给了项羽。此时，田横才以显著的身份登场了。
他率了残兵败将和刘邦从不同方位攻击项羽，项羽就放弃了不太重要的齐地，撤了。接着，田横开始收拾旧山河，立了田荣的儿子田广为齐王，自己做了大总理，其实是摄政王的身份，类似于清朝的多尔衮。
历史风云变幻无常。那边刘邦势力开始大涨，得到了天下的一大部分，之后就开始了朝着统一中国的路线进发，具体于胶东半岛这块而言，就是派了著名的说客郦生到了胶东半岛，准备把这一块土地也收归中央所有，结果，田横看来也没有认清刘邦的真实面目，居然放弃了部分兵权，结果是可以预料的，韩信将军很快带兵打败了老田家，俘虏了齐王田广，田横听到了齐王田广死了的消息，自己又学习哥哥田荣，做了一次完全类似的事情，那就是自立为齐王。
不久，刘邦彻底干掉了项羽，此时，统一中国的大模样已经形成，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不可逆转了，田横很无奈，和自己的近卫军（有些也许是谋士，朋友之流）500多人干脆跑到了一个海岛上，想过世外桃源的日子，刘邦岂能容他如此逍遥快活，抓紧下了道特赦令，让田横到中央人民政府报到，田横心里也知道大事不妙，申请说：“原来曾经把您的著名下属郦生给煮了，而郦生他哥哥现在还做着将军，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也有点害怕，就想在岛上过个没出息的渔民日子，能不能就不去中央了？”
刘邦为了统一政策的实施，特意约束郦生的哥哥，让大家都不要因为以前的旧怨而报复田横，然后又派了人去劝说田横，告诉他，你的那些朋友和下属，来到中央之后，大的可以做到王，小的也能当个侯啥的，还是来报到吧。
田横带了俩人就去京城，快到的时候有一段独白，这里照录原文如下：“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其主，纵彼畏天子之诏，不敢动我，我独不愧于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见我者，不过欲一见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阳，今斩吾头，驰三十里闲，形容尚未能败，犹可观也。”
也就是说，原来哥几个都自称为王，现在我这“王”没了，还得象个俘虏似的到中央拜谒，面子上实在有点过不去，再加上大锅煮过别人的哥哥，而还要和人家弟弟同事，也很不好意思。于是，田横就自杀了，这样的结果倒是让刘邦觉得很不好意思，也流了些泪，封了随行的两位做都尉，让带着2000人的队伍去以王的礼议来埋葬田横。结果，葬完田横，这两位刚被封了官的随从在墓前自尽，再然后，留在岛上的500人也都如此处理了自己的生命。
唉，我本来想摘要讲述这个故事，还是用了太长的篇幅，前面的事情不讲不可以，后面这些精彩的事情不说说也不可以，只好罗嗦一下了。
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但是如此整齐划一的死亡却并不多见，也因此可以流传到今天，但是从现代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故事，是不是可以换个角度呢？
我看到有文章质疑过田横的为人处事，对他个人的品德等提出了疑问，我这里不想涉及这个话题，只想说到一个关于中国式的人身依附观的问题。
就象本文一开始介绍到的武松的为人处事一样，一旦受了某人的恩惠，就要把自己的生命乃至全家人甚至全族人的生命全部交给他，这样的情形不知道西方是不是件很普遍的事情。我在上大学时看到过希德尼-谢尔顿写的一部小说，是关于一位被诬陷的女子越狱出去报仇的故事，里面一个事情给我印象特别深，当时她越狱的时候，帮他越狱的另外一个狱友曾经借给了她多少钱，然后应该说是豁出了生掩护了她的越狱行动，结果她在出去后，就做了个还钱的举动，小说就开始描写了她的其他行为。我当时还是觉得诧异了一下，因为这样过命的帮助应该是怎么回报都是可以的，居然就还了借的那个数的钱，多几倍几十倍都是应该的啊。在我们中国人历史里，即便是一饭之恩还有以命相报的呢？！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究竟应该怎么表达才可以正常呢？其实，除了一般会有的爱之外，更多地还是应该以理性来表达，尤其在朋友之间更应该如此，如果是在家人之间是主要以爱为特征进行表达的话。
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二战时期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的著名抱怨，“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不知道感恩的。”这话的来由是在二战结束后，他还希望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推行对共产主义国家的铁幕政策，但是，英国的大选却使他落败，据说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持的这个政策，本来如果一个人领导一个民族得到了一个如此大的胜利，“还有什么不能给他的呢？”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往往是要顶礼膜拜的，命都是人家给的，其他的东西还有什么希奇，全给他好了。
但是，英国人没有选择丘吉尔，对着本民族的人民的理性选择，丘吉尔不好说什么，用了这样的一句话来总结此事，还是很有胸襟的。换了我们中国人，大约会说，“这群忘恩负义的东西，就不想着当时我怎么拯救他们了！”
个人的理性往往会带来群体的理性，而个人的宗教式投入的情感则往往会影响到一个群体的这类情感的滥觞。田横真的到了别人为了他而随意放弃生命的地步吗？即便他拯救过所有这些人的生命，我都不认为他们为了一个“义”字而轻易放弃自己生命的行为是正确的，当然，也许这样的结局并不应该要责备田横，但是，如果他在世，我觉得他可能会鼓励这样的行为，尽管实际上他不见得会这样说，还会劝阻大家不要追随他而去。
田横已经离开很久了，大家完全是因为有这500士的缘故还在怀念他，君不见他的两个哥哥就没有这么幸运吗？谁还记得田儋和田荣呢？也就是说，中国人完全从心里接受了这种针对个人的牺牲行为，认为是值得鼓励和赞扬的。
于是，对于领袖们或者国家领导者的卫队，用自己的钱去收买他们然后使之对领袖个人忠心耿耿就是件多么中国化的事情了，也就很少有人去质疑其不合理性。实际上，从一个卫兵的职责定义来说，对于需要保护的在任领导人，遇到危机时刻死都应该替领导去死，这是应该，而如果卫兵不这么做那就是绝对的失职，但是，我们肯定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领导者做的事情是不是值得卫兵为他去死（尤其是他对这个卫兵本人的态度），而往往不会放在卫兵这个角色的职责本身来评判这样的事情。
我个人判断，我们这种完全中国特色的人身依附观很难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消除。也因此，田横岛以后仍然会是我们去蓬莱所要游览的重要景点之一，而每个人都会为田横与五百士的惨烈故事而感动。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我最初知道田横并非是因为看了史记，而是看过徐悲鸿先生画的那幅著名的画，我看到局部，画的就是这500个人死前的神情。
西安的朋友提到了最近和家人一起去过的耀县，并说到那里曾是孙思邈最后修炼的地方，耀县我初次听说，但是孙思邈早就从小学课本里知道的，据朋友介绍，耀县还是孙在100多岁后去修炼的地方，那就显得更加有趣了，我除了知道老孙头写过《千斤方》之外，还对以下这个问题有点看法，也许是附会之言，也许是很深刻的总结，请大家笑话吧：
大家都知道唐朝的女人时兴以胖为美，且杨贵妃们都是大胖子，这个居然和我们的药王孙思邈有很大的关系，他在自己的著作里提到过“采阴补阳，以肥白者为佳”，然后，皇帝们就按照这一伟大指导思想去寻花问柳，于是，胖的倾向开始在全国弥漫，是“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相反版本了。其实，中国原来不少著名的中医好象在各自的著作中对采阴补阳有过论述，迎合了一些达官贵人乃至皇帝的低级趣味，也是当时中国妇女地位的一个反映了。
所以，女性解放要从打倒中医开始。
某日早上10点多钟，当我家的电话铃声响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很诧异，因为这个时间我很少接到电话，所以觉得十分不正常。
接起来以后电话里却没有动静，我差点以为是电信局来催交电话费的呢，因为我们总是要在最接近截止日期的时候才考虑交费的，而且已经多次被电信局取消过向外拨出的功能。不过今天还没有到催交的日子，所以，我是更加奇怪了。
又稍微等待了一会，里面响起了标准的普通话女声，“这里是中国国际电台”，听到这里我很害怕，以为电信局没有经过我的许可就给我预定了什么特殊的收费信息服务呢，然后在月底的时候狠狠地要我的钱，不过，也并非如此，接下来的声音比较搞笑，“现在向您播送《大妓院时报》发表的‘Jiu Ping Gong Chan Dang’”，到此我这为接这个电话而多转了几次的念头才算平静下来，知道轮子功疯狂的信徒们攻击完卫星信号后又开始向普通人家的电话发动新一轮攻势了，我轻蔑地一笑，把电话放下了。
这里我想从一个侧面说明一下轮子功的可笑之处，顺便批判一下另外一个可笑的宗教——基督教，先从我的老家的一位阮先生说起，这个人的事情几乎就是一般宗教的起源的现代版再现。
我老家还算有点名气，小村子的名字叫石庙，这个名字很一般，一些人也许会直接推断认为村里有个石头庙，但是我却没有见到过庙甚至庙的一点遗迹，好在这个村子还有另外一个和庙没有关系但是和历史很有渊源的显赫来历——据说它就是以前的石碣村，是《水浒传》里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三兄弟的故乡，他们三兄弟属于晁盖的原班人马，尽管后来宋江即位后受了不少气，但是还给算进了三十六天罡，没有象王伦原先那些可怜的部下杜迁、宋万和朱贵们，干脆就没有资格进入天罡星的行列，即使在地煞星里也是排名比较靠后的小角色。
从实事求是的态度说，我们村是石碣村还是有点道理的（假设水浒里有些故事有一点真实背景），最大的原因在于她隶属梁山县（水泊梁山），紧邻黄河和山东省的第二大淡水湖——东平湖，水上出几个英雄也不应该是什么问题。
我认识几个从梁山走出去的在大学里任教的教授副教授们，其中一个就靠了不断发表从各个角度考证梁山和水浒传的联系来维持自己的学术地位，想想其实这位历史系的教授够无知的，因为他的论文多数是由传说到传说的胡乱论证，没有一点历史学家严谨的逻辑，当然，那些发表这些文章的学报却并不一定真的清楚，所以，他的论文还因为有些有趣的内容而不断获奖呢？也可见中国的学术奖项可笑到什么地步。
他却没有写到我们老家的故事，我们老家村上姓有不少，其中有一个古怪的姓——阮，尽管我们知道《天龙八部》里的阿紫和阿朱的妈妈阮星竹是这个姓，凤凰里的一位著名主持人阮次山也是这个姓的，但是这个姓确实不算广泛，也因此，我们村上的1000多阮姓人就自认为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的后代。这好象也成了我们老家确是石碣村的重要证据，毕竟，附近的乡镇还真找不到这个姓比较集中的村子。而其他地方即使有阮姓人聚集他也不在梁山附近不是？
在这个石庙（石碣）村里，我家的后面就住了不少阮姓人，其中有一个外号阮五的在村上有点二流子的意思了，在我家1983年从别的村搬回石庙的时候，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教师，算是小镇上的知识分子了，所以不少人特别想结交我们家，其中就包括这个阮五，但是他却一直不得机会，因为我哥哥比他大不少，我又比他小一些，所以，没有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后来他还是以借书的名义在我家逗留过，我哥哥从南京邮购的一本《XX文学》的一年合订本就这样消失在了他手里，让我在之后的日子里想起来就恨恨不已，这个借书不还的家伙。
在1984年的一个假期里，我家另外一个邻居刘开峰和我在打麦场里聊天，他提到了这位阮五，说前几天河西（黄河以西，河南地界）有人过来找什么阮先生，让刘开峰很是诧异：这里有不少阮姓人，可是并没有什么阮先生啊？后来那人描述完阮先生的样子，他才知道这不是村上的阮五吗！再问，发觉河西人是来求教的，关于宅子问题，这才知道这位阮先生原来在河西地界已经小有名气了，以给别人家看地基、算卦著名。这很让刘开峰觉得可笑——就这么个二流子居然到了河西就成了先生，简直是不可思议。
不过，他解释到，这样的现象以前也不是没有见过，原来就见过类似的事情，一个人在本地没有什么影响，却在外面成了“牛人”。
其实，他说到这个问题我当时只是觉得可笑，本质性的东西是后来才慢慢理解的，就说轮子功这位“李大师”吧，他住的那个楼里的所有人没有一个相信轮子功的，而且看到别人练都觉得非常可笑，不可思议，批判轮子功最热烈的时候，CCTV的焦点访谈节目还专门做过一期采访“李大师”邻居的节目，一群看到过“李大师”穿开裆裤的老人自然不可能亦步亦趋地跟着去练可笑的轮子功，这个道理就和我们村上的人知道二流子阮五竟然被称为先生一样的意思，不过阮五没有把他的功能发挥到“李大师”的地步而已，但是，其可笑程度则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就是我为了写一篇批判基督教的文章而对圣经的阅读了，好笑地是，我见到了基督徒在记述耶稣事迹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那就是，耶稣此人的邻居和乡亲也都对外地的人那么相信这个无知青年而感到非常诧异。
这道理仍然和我们老家的人看阮五的眼光是一样的，在本村上连尊重都不可能获得的人在外地即使在风光也不可能回家受到盲目的追宠，另外一点，他自己也应该知道自己在长大的环境里的地位，不好意思宣称自己是神——当然，宣称也不会有任何人相信。
基督徒们对这个问题做了无穷的解释，看来这个问题也真是费了他们不少脑筋，最后，还是无法自圆其说，只能自说自话地认为“圣人身边的人却看不到圣人的伟大，反而嘲笑他”，这些人不能得到解救。
看见了吧，其可笑程度即使是智商在60以下的人也能看得出来，但是，相信轮子功和相信基督教的人却看不到如此明显的问题，在信仰问题上，一旦一个人准备相信另外一个同样的人（甚至品格和智力都比自己更差的人），那么他的智商一般会直线下降50%，我有时候真为这些人感到悲哀——事实如此明显，您老人家怎么还能糊涂到如此地步呢？
轮子功的信徒其实更没有理由相信一个自己连罪都不愿意受，直接跑到美国住豪宅的“李大师”，耶稣再怎么着自己也算殉了他宣扬的道（尽管是歪道），“李大师”呢，自己绝对不可能去殉道不说，却有脸鼓励他的信徒们去殉道，可笑的是，他的某些糊涂信徒真的殉了道，他连他们的身份都不去承认，说什么是中国领导人的阴谋。真是可笑、可恶到可杀的地步了。
写到这里，对轮子功信徒的可怜的心绪又再次涌上心头了。对于他们，还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包括我今天早上接到的骚扰电话）来宣扬一个逻辑上如此不通，教主素质又如此低下的人的胡说八道，真是何苦来哉。
基督徒们的可笑程度其实也差不多，不同的是，他们相信着一个更为遥远的人，那时候生产力如此低下，科技水平更是无法谈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一个普通人被戴上他自己也许知道了都会觉得可笑的光环，居然还能够引来2000年后如此多的人来相信，和那些河西的人相信我们村上的阮五真是没有什么差别了。而象我这样的无神论者，大概就象看热闹一样看这些人来来往往地穿梭于教堂和其他的布道的场合，和我家前邻居看河西的人恭敬地称呼一个二流子为阮先生一样吧，是有趣而可怜的。
目前很多民族（包括掌权时代离我们最近的满族）基本上使用了汉姓，以下列举了一些，完颜则是一个看上去更老的姓，应该算是满族的祖先吧。因为前段时间用了八篇文章的篇幅写了中国可以见到的怪姓怪名，这里，也顺便把以下的满族的姓氏的变更作为一个知识介绍一下。
爱新觉罗（肇、金、罗、德、洪、依、海、艾、铁、普），这无疑是最惹人注目的姓，我以前一直以为拥有这个姓的人不可能改的，结果发现不但改了，还改得五花八门的。
佟佳（佟），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佟国维，康熙一朝的大员了，他的侄子就是著名的隆克多，也就是雍正的舅舅。好像康熙的母亲也姓佟佳氏。说到这里，又有知道者不满了，“楚王爱细腰”认为，那种一个汉姓后面加个佳的都是汉人，所谓汉军八旗而已，譬如康熙生母佟佳氏，只是入宫后才这样称呼的，实际上就是姓佟。这个因为我不了解，所以也照录于此。
瓜尔嘉（关、白、汪、鲍），我见这个姓是在后妃的名字上，但是实际上还有更大的名人，如瓜尔佳鳌拜，虽然看上去有点古怪，不太象那个大英雄，力可敌十数人的“大奸臣”鳌拜了，还有一位瓜尔佳费英东。
宁古塔（宁、刘）一直是个地名，不过，满族也有以地名为人名的传统，我们大家很多都知道，这个宁古塔是囚犯流放之地。这个帖子放出来之后，有名为“泪滴之舞”的网友认为我在乱讲，他说宁古塔是满族的一个将军，就是因为这个将军，才有了宁古塔这个地名。而且这位朋友就姓宁，还是满族的！！！！按照他的身份来说，他的说法应该比较正确吧，所以亦录于此。乌苏里（武）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毕竟我既听到过乌苏里将军这个名称，也知道郭颂先生唱的《乌苏里船歌》的。
纳喇（那、南），又写做那拉，那个著名的来太婆叶赫纳喇为大家熟知，这里就不多说了，估计著名歌星那英妹妹也是这个满族的姓。
钮咕噜（纽、郎），又写做钮诂禄，最有名的姓这个钮咕噜姓的人是和坤了，不知道当时的他自称时是不是也是“我钮咕噜某”，而不是象王刚在电视剧里说的，“我和某人”。此外，原来的水利部长钮茂生估计也是这一枝的人。
完颜（汪、王、完），韦小宝听康熙解释为什么不把岳飞作为全国人民崇拜偶像的时候，知道原来是因为岳飞当时反对的完颜氏就是满人的祖先的时候，很是不屑：“原来你们都是哈密赤的后代啊！这祖先真不咋的。”当然，这是小说家言了，当时金人能把宋朝的俩皇帝给弄到北边去也是很厉害的了。
当然，满族的姓氏后来改变的还有很多，以下就是一个简单的列表，其实很多姓已经看不出来它原来的样子了。
白额吉吉特（白）不知道是不是我原来见的那个博尔济济特，就是康熙的奶奶，著名的孝庄的姓氏，但是孝庄这人却是蒙古人啊，莫非是不是按照蒙满一家来处理的？
富察（富、傅），乾隆的正妃就是这个姓，好象傅恒是乾隆的小舅子，就是这个改了的姓，傅恒的一个儿子就是著名的福康安，野史上都说他实际上是乾隆的私生子，估计野史在这个问题上比正史要可信些。
兀扎喇（吴、乌）、委赫（石）、索卓罗（索）、依尔根觉罗（赵）
赫叶勒（何、赫）、尼玛察（杨）、良嘉（粱）、果尔勒斯（高）
舒穆禄（舒、宿）、余乎鲁（余）、喜塔拉（祖、图、希）、锁吉（锁）
他塔喇（唐）、尼玛哈（于、俞）、西林觉罗（鄂）、鄂佳（鄂）
扎库塔（张）、库雅喇（胡）、阿克占（雷）、扎思乎里（贾）
萨科达（仓）、徒萨（徒）、鄂托（曹）、沙垃（沙）
库奔（库）、惠何（惠）、洪额奇（洪）、文扎（文）
伊喇厘（李）、墨尔迪勒（孟）、巴约特（高、巴）、万琉哈（万）
朱舍狸（朱）、郭洛奔（郭）、伊图玛（伊）
最后是几个以佳为结尾的姓氏，按照上面有朋友的补充，都是汉军八旗的，不算真正的旗人了：宏佳（宏）、齐佳（齐）、英佳（英）、马佳（麻、马）、盛佳（沈）
在中国历史上太多的悲剧人物，尤其是在朝代更迭的过程中。
其实，最为惨烈的就是明代的方孝孺，这个被称为读书人的种子的当朝高官，因为无法认可朱棣的强势，非常不合作，而且还要说和写。最后惹怒了朱棣，别人被灭九族，他被多灭了一族——老师家族，终成千古绝唱。
其实，和他几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里，很多人转头就认可朱棣政权了——毕竟是朱元璋的儿子，况且各方面的水平也明显比他侄子高很多。
可是，就有方孝孺这样的“腐儒”。
很多历史书写到这一段，我总感觉得到除了遗憾之意外，内里包含了一种“你咋这么傻这么笨”的指责之意，为了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同时也让整个社会利益最大化，你完全可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继续使用好啊。
袁阔成在播讲《三国演义》的时候，说到祢衡，也是这样的口吻，称之为“腐儒”。
我在看到袁绍之杀田丰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田丰明明知道袁绍是什么样的人，可是还是坚持去奉劝其人要按照正确的路线去做。而坚持的后果田丰也非常清楚，那就是认为你不对，先把你关进监狱，当验证了你对的时候，则一定杀了你，而不是尊敬地说“我错了，请先生教我。”从对袁绍的了解这个角度看，田丰太聪明；而从后果看，田丰也太迂腐。
其实，象田丰、祢衡这样的拥有了一点超过别人知识的人，因为本身具备的知识分子特性，其危害完全是在当时可以忽略的，只要不给他官做，只要不让他直接参与政策制订和执行，或者当谋士也不去听他的，他还能怎么着？顶多做个田舍翁或在监狱里说说罢了。
可是，中国整个历史却一点都不给这样的人以空间，即便完全可以限制他，也依然觉得不过瘾，还是从肉体上消灭比较理想，于是，一次又一次的杀戮开始了……
这甚至不是什么义利之辩，不是理想现实之辩。什么都算不上，只是拥有权力者和在权力之下不那么服从者之间的一次完全不均衡的过程。
中国人常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其实就是希望一个人或一群人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如果改变自己当前所坚持的，则对自己有利，对当权者有利，对整个社会有利。如果不改变，则对自己有害（小命不保），对当权者有害（显得不宽容），对社会无益有害（毕竟少了一个拥有知识的人，这些知识很可能是有用的）。
比较之下，好像这些“腐儒”就没有任何理由坚持了。完全的最优和最劣解的比较，连中间的决策方案都没有。
于是，中国的管理整体就成了“权变”的管理学，所有的人也都持了“权变”的思想去应对世界的变化。
如果你不“权变”呢？结局要不是被人嘲笑不识时务，要不就是被从肉体上被完全消灭。
那么，我们该更努力地去学习“权变”生存哲学吗？
我觉得有个电视剧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观点：
《亮剑》里，李云龙的对手，国民党某部高级将领楚云飞去处理一起哗变事件，哗变的土匪说：我们投靠日本人也是权变之举，并不真想就死心塌地跟了日本人干，等条件时机一成熟，我们会立刻反正的。
这时候，楚云飞说到：那你的意思是说，“有奶就是娘？！”
一句话就把要将“权变”进行得顺理成章的人们给噎住了。
其实，对于那些历史上坚持某些原则（也不见得是什么绝对正确的原则）的人，如果当时的皇帝不先采取杀之而后快的方式，而是给其一个生存（至少让他还能活着）的空间，也许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可以提前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了。也许开始只是个民主的国家，但是民主有时候就能带来科学和法制，这样，发达起来还能更快更早些。
另外一个角度，在我们中国，也许还是得有些坚持不“权变”的人，而这样的任务交给知识分子应该更合适些。
我们有不“权变”的知识分子吗？如果没有，就从一些人那里开始培养吧；如果有，就让他继续留存并作为种子吧。
这是我读史的一点看法。
戚继光，山东莱芜人，1528年11月12日出生于将门家庭（“父子总督”）。1553年，他被派往山东担负海上防倭的重任，后又调任宁波、绍兴、台州干同一件事。而当倭寇到福建沿海骚扰时，他又率军开赴福建、广东抗倭前线。1567年，由于北边鞑靼南犯，戚继光被调到北方训练边兵，前后共有16年。戚继光一生中的30多年是在战场上度过的，其中又有三分之一是在抗倭的战场上度过的。
戚继光不只是个军事家，还是军事发明家，其中之一便是1580年发明的地雷，这比欧洲人大约要早300年左右。
但是到了1582年，改革派内阁首辅张居正逝世后，皇帝准备对担任过自己导师的张居正的后代及朋友们下手，于是，就有张当时的政敌诬蔑戚继光是张居正的同党，而此时北方边防已经平定下来，朝廷便把戚继光调任到广东闲弃。1585年他肺病复发，1587年1月25日在老家去世。
戚继光的地位在中国和日本两国之间还存在各类问题的时候显得形象格外光辉，尤其在威海、蓬莱这些地方，至今都还有戚继光的纪念碑或纪念铜像。
让我觉得颇为有意思的是，在明崇祯八年（1635年），皇帝特别地赐额“表功”给蓬莱的戚家，此时，戚已经去世近50年了，但是崇祯皇帝却正为战事发愁，而在5年前崇祯自己又把本属于忠臣良将的袁崇焕给凌迟了，身边再无可用之人，难怪会想念起自己见都没有见过的这位名将，也正应了那句话“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纪念一个防御型的将领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件很无奈的事情，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实际上，在中国的历史上，汉代、唐代、元代（今天你当然也可以说蒙古人和中国人并无关系）、清朝都在开阔疆域方面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却很少去纪念那些为开阔疆域而奋战的将领们。大概在我们的文化里，还是“以自卫反击为荣，以强势侵略为耻”吧。
而从国际大势上看，当一个国家具备外向时的侵略欲望时，往往是很强盛的，虽然当时的小日本并不强于我们，可是偏于一隅的地位和资源不算丰富的国力使他们对于侵犯其他国家很有兴趣，而明代我们就不远如小日本更有侵略意识，总想苟安于国际环境中，保持着自己的中央之国的稳定和安宁，这让我觉得很奇怪。其实，侵略性和进取心是同义的，人如果习惯于防御，很快就会缺乏进取心了。
当然，我们也许有自己的尴尬，比如岳飞元帅，确实有进取心去直捣黄龙，但是高宗赵构不让，于是，只好停马于贺兰山前。不过，另外一方面，考虑一下岳飞真的实现了直捣黄龙的梦想，接下来又会怎样，我有个悲观的判断，那就是他在实现战术目的后，应该是带着俘获的人和财物回国炫耀，而不是想法把黄龙作为宋王朝的一个行省，将其彻底纳入版图。
所以，戚继光尽管是位著名的军事将领，但是他值得我们作为一个民族象征来纪念的价值并不真的很高，反倒是纪念他要面对的尴尬更多些。
在中国的现代，也多次有了作战胜利后我们突然又很大度地撤回了原来分界线的情景，比如，中国对印度的战争，表现出了十足的大国风范，在很多场合下我们也乐于宣扬这些，可是，从另外的角度说，就相当于我们打赢了战争，取得了土地和胜利，进行了牺牲，结果却轻易地有放弃了到手的成果。国之为傻，大概也无过于此了吧。在国家利益问题上，更关键的需要考虑的因素应该是实惠是未来，而不是那些虚无缥缈的光辉形象。
而作为戚继光故里的蓬莱城，据说还专门有“表功祠”，是依据明崇祯的赐额“表功”取的名。该祠为三进院落家庙式建筑，有门房、正祠各三间，均为单檐硬山砖石木结构，内存有戚继光画像，生前著作、战刀、战袍等历史实物，基本是结合了戚成长、成才、告老还乡的历史轨迹，还有石坊两座，系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朝庭为旌表戚氏家族而建，东为“母子节孝”坊、西为“父子总督”坊。
有一点花絮需要说一下，据说当年戚继光为感谢张居正的支持，曾经采购过多名外国美女给他，当然，也有进一步拉拢和首辅的关系之意，据说张居正用过这些美女后大喜，对戚继光更加青眼有加。这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不过大家一般会忽略它，除非那些阴谋家，才会枉顾当年的历史真实而专门批判古代历史人物符合当时现实却无法迎合几百年后需要的做法。文革后期批评孔子就是用的类似的手段，把老孔同志一些缺点无限放大然后来批判，所以到今天那些批判也只留下了笑柄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