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的博客

在中国历史上太多的悲剧人物，尤其是在朝代更迭的过程中。

其实，最为惨烈的就是明代的方孝孺，这个被称为读书人的种子的当朝高官，因为无法认可朱棣的强势，非常不合作，而且还要说和写。最后惹怒了朱棣，别人被灭九族，他被多灭了一族——老师家族，终成千古绝唱。

其实，和他几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里，很多人转头就认可朱棣政权了——毕竟是朱元璋的儿子，况且各方面的水平也明显比他侄子高很多。

可是，就有方孝孺这样的“腐儒”。

很多历史书写到这一段，我总感觉得到除了遗憾之意外，内里包含了一种“你咋这么傻这么笨”的指责之意，为了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同时也让整个社会利益最大化，你完全可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继续使用好啊。

袁阔成在播讲《三国演义》的时候，说到祢衡，也是这样的口吻，称之为“腐儒”。

我在看到袁绍之杀田丰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田丰明明知道袁绍是什么样的人，可是还是坚持去奉劝其人要按照正确的路线去做。而坚持的后果田丰也非常清楚，那就是认为你不对，先把你关进监狱，当验证了你对的时候，则一定杀了你，而不是尊敬地说“我错了，请先生教我。”从对袁绍的了解这个角度看，田丰太聪明；而从后果看，田丰也太迂腐。

其实，象田丰、祢衡这样的拥有了一点超过别人知识的人，因为本身具备的知识分子特性，其危害完全是在当时可以忽略的，只要不给他官做，只要不让他直接参与政策制订和执行，或者当谋士也不去听他的，他还能怎么着？顶多做个田舍翁或在监狱里说说罢了。

可是，中国整个历史却一点都不给这样的人以空间，即便完全可以限制他，也依然觉得不过瘾，还是从肉体上消灭比较理想，于是，一次又一次的杀戮开始了……

这甚至不是什么义利之辩，不是理想现实之辩。什么都算不上，只是拥有权力者和在权力之下不那么服从者之间的一次完全不均衡的过程。

中国人常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其实就是希望一个人或一群人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如果改变自己当前所坚持的，则对自己有利，对当权者有利，对整个社会有利。如果不改变，则对自己有害（小命不保），对当权者有害（显得不宽容），对社会无益有害（毕竟少了一个拥有知识的人，这些知识很可能是有用的）。

比较之下，好像这些“腐儒”就没有任何理由坚持了。完全的最优和最劣解的比较，连中间的决策方案都没有。

于是，中国的管理整体就成了“权变”的管理学，所有的人也都持了“权变”的思想去应对世界的变化。

如果你不“权变”呢？结局要不是被人嘲笑不识时务，要不就是被从肉体上被完全消灭。

那么，我们该更努力地去学习“权变”生存哲学吗？

我觉得有个电视剧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观点：

《亮剑》里，李云龙的对手，国民党某部高级将领楚云飞去处理一起哗变事件，哗变的土匪说：我们投靠日本人也是权变之举，并不真想就死心塌地跟了日本人干，等条件时机一成熟，我们会立刻反正的。

这时候，楚云飞说到：那你的意思是说，“有奶就是娘？！”

 

一句话就把要将“权变”进行得顺理成章的人们给噎住了。

其实，对于那些历史上坚持某些原则（也不见得是什么绝对正确的原则）的人，如果当时的皇帝不先采取杀之而后快的方式，而是给其一个生存（至少让他还能活着）的空间，也许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可以提前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了。也许开始只是个民主的国家，但是民主有时候就能带来科学和法制，这样，发达起来还能更快更早些。

另外一个角度，在我们中国，也许还是得有些坚持不“权变”的人，而这样的任务交给知识分子应该更合适些。

我们有不“权变”的知识分子吗？如果没有，就从一些人那里开始培养吧；如果有，就让他继续留存并作为种子吧。

这是我读史的一点看法。

此文于2009年8月6日星期四5:16 pm发表于“史论”分类下。您可以通过RSS 2.0 feed来跟踪此文的所有评论。您可以留言，或者从您自己的网站track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