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英雄戚继光:在怀念他时面对的尴尬也许更多

  戚继光,山东莱芜人,1528年11月12日出生于将门家庭(“父子总督”)。1553年,他被派往山东担负海上防倭的重任,后又调任宁波、绍兴、台州干同一件事。而当倭寇到福建沿海骚扰时,他又率军开赴福建、广东抗倭前线。1567年,由于北边鞑靼南犯,戚继光被调到北方训练边兵,前后共有16年。戚继光一生中的30多年是在战场上度过的,其中又有三分之一是在抗倭的战场上度过的。
  
  戚继光不只是个军事家,还是军事发明家,其中之一便是1580年发明的地雷,这比欧洲人大约要早300年左右。
  
  但是到了1582年,改革派内阁首辅张居正逝世后,皇帝准备对担任过自己导师的张居正的后代及朋友们下手,于是,就有张当时的政敌诬蔑戚继光是张居正的同党,而此时北方边防已经平定下来,朝廷便把戚继光调任到广东闲弃。1585年他肺病复发,1587年1月25日在老家去世。
  
  戚继光的地位在中国和日本两国之间还存在各类问题的时候显得形象格外光辉,尤其在威海、蓬莱这些地方,至今都还有戚继光的纪念碑或纪念铜像。
    
  让我觉得颇为有意思的是,在明崇祯八年(1635年),皇帝特别地赐额“表功”给蓬莱的戚家,此时,戚已经去世近50年了,但是崇祯皇帝却正为战事发愁,而在5年前崇祯自己又把本属于忠臣良将的袁崇焕给凌迟了,身边再无可用之人,难怪会想念起自己见都没有见过的这位名将,也正应了那句话“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纪念一个防御型的将领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件很无奈的事情,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实际上,在中国的历史上,汉代、唐代、元代(今天你当然也可以说蒙古人和中国人并无关系)、清朝都在开阔疆域方面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却很少去纪念那些为开阔疆域而奋战的将领们。大概在我们的文化里,还是“以自卫反击为荣,以强势侵略为耻”吧。
  
  而从国际大势上看,当一个国家具备外向时的侵略欲望时,往往是很强盛的,虽然当时的小日本并不强于我们,可是偏于一隅的地位和资源不算丰富的国力使他们对于侵犯其他国家很有兴趣,而明代我们就不远如小日本更有侵略意识,总想苟安于国际环境中,保持着自己的中央之国的稳定和安宁,这让我觉得很奇怪。其实,侵略性和进取心是同义的,人如果习惯于防御,很快就会缺乏进取心了。
  
  当然,我们也许有自己的尴尬,比如岳飞元帅,确实有进取心去直捣黄龙,但是高宗赵构不让,于是,只好停马于贺兰山前。不过,另外一方面,考虑一下岳飞真的实现了直捣黄龙的梦想,接下来又会怎样,我有个悲观的判断,那就是他在实现战术目的后,应该是带着俘获的人和财物回国炫耀,而不是想法把黄龙作为宋王朝的一个行省,将其彻底纳入版图。
  
  所以,戚继光尽管是位著名的军事将领,但是他值得我们作为一个民族象征来纪念的价值并不真的很高,反倒是纪念他要面对的尴尬更多些。

  在中国的现代,也多次有了作战胜利后我们突然又很大度地撤回了原来分界线的情景,比如,中国对印度的战争,表现出了十足的大国风范,在很多场合下我们也乐于宣扬这些,可是,从另外的角度说,就相当于我们打赢了战争,取得了土地和胜利,进行了牺牲,结果却轻易地有放弃了到手的成果。国之为傻,大概也无过于此了吧。在国家利益问题上,更关键的需要考虑的因素应该是实惠是未来,而不是那些虚无缥缈的光辉形象。
  
  而作为戚继光故里的蓬莱城,据说还专门有“表功祠”,是依据明崇祯的赐额“表功”取的名。该祠为三进院落家庙式建筑,有门房、正祠各三间,均为单檐硬山砖石木结构,内存有戚继光画像,生前著作、战刀、战袍等历史实物,基本是结合了戚成长、成才、告老还乡的历史轨迹,还有石坊两座,系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朝庭为旌表戚氏家族而建,东为“母子节孝”坊、西为“父子总督”坊。

  有一点花絮需要说一下,据说当年戚继光为感谢张居正的支持,曾经采购过多名外国美女给他,当然,也有进一步拉拢和首辅的关系之意,据说张居正用过这些美女后大喜,对戚继光更加青眼有加。这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不过大家一般会忽略它,除非那些阴谋家,才会枉顾当年的历史真实而专门批判古代历史人物符合当时现实却无法迎合几百年后需要的做法。文革后期批评孔子就是用的类似的手段,把老孔同志一些缺点无限放大然后来批判,所以到今天那些批判也只留下了笑柄罢了。

“民族英雄戚继光:在怀念他时面对的尴尬也许更多”有一篇评论

  1. Water 评论道:

    日本也是受到了基督教文明的影響才對外擴張的,尤其是明治維新之後,徹底拋棄了儒家文化,轉向學習西方了;勝王敗寇,輸了就是輸了,孔子治國的清朝失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政權勝利了,就是這麼簡單,不是孔子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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