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的博客

　　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中国的学者们开始联合申请项目的时候在钱（所谓的经费）的问题上态度是：同心同德（在一个申请团队内部），同仇敌忾（共同应对其他竞争者）。等到申请到项目后还没有正式开始做项目前，在钱（经费）的问题上立刻就变成了：同床异梦。等到项目正式开始，钱（经费）到位之后，则变成了：同室操戈。

　　这里，简单说几句关于中国人合作中的钱和感情的问题。

　　《南方周末》最近几年弄了一个创富傍，其评价方法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无非是加权平均而已，指标选取和其他的评价类的研究论文相比也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唯一的特殊就在于它是南方周末做出来的。
　　除了比较那些富人们拥有的钱数以外，这个创富榜评价的基本思路向着财富的社会价值倾斜了一下，也就是对捐赠、纳税以及雇佣员工解决就业等方面进行了评价，这样，我们会发现，在所有的富人里，最富的人往往却不是对社会最有价值的人，在创富傍里排名并不第一。
　　其实，对于富人来说，钱和责任往往联系在一起，也应该联系在一起；而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钱往往和感情紧密相连。
　　不少中国人之间（包括中国的科学家，学者们）的合作往往是从感情和道义开始，而到金钱则完全结束。这让我特别痛苦，我们什么时候给自己留下了这么恶劣的印象；尽管有政治上中国人纷纷表示不愿意当官，而内心里则是对当官的渴望比谁都强烈的假象和本质；和一些西方人想当官就直接厚着脸皮去竞选，绝对不表示“没兴趣”这样虚伪的形式简直是天壤之别。也许中国人在钱或者其他在人的本性里应该追逐的东西——如官和地位——的问题上，被几千年的禁欲和完人思想的禁锢下太久了，一旦有机会放开，则宁肯不要感情，也要实际上最初大家都说不在乎的钱或者地位了。

　　而这样做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天下人都知道，当钱够基本生活所用的时候，再增加的边际效用越来越小，最后只是一个可以让拥有人温暖心理的一个数字而已，应该说，钱永远不够用，但是，钱也永远没用。
　　而感情不同，一旦因为钱的问题伤害了感情，之后你想去弥补，那么即使10倍的钱也已经换不来原来的感情了，甚至换不来原来感情的十分之一，毕竟，你曾经在意了钱，谁又会知道你什么又再度在意钱而把朋友或者亲人的感情放在一边呢？再度在感情上受伤害是一个拥有基本判断能力的人所不可能去接受的，除非他头脑一直发热。
　　于是，我们中国人的合作因为钱的问题而痛苦着，在我自己身边，就会多次看到类似的场面：开始在争取项目的时候大家会谈到钱，会谈到对于钱的基本态度，一般是无所谓，但是合作的时间开始之后，这些关于钱的原则立刻被模糊化，其中某个或某些对钱都稍强一点支配权的人肯定地会得到了更多的钱而隐瞒着对方或者更多的合作方，而非常不幸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是傻子，于是，好一点的好合好散，不再继续合作；差一点的则是感情上彼此都感觉受了伤害；严重者则是对簿公堂，各自以仇人的面目出现了。

　　人对“要钱和要感情”这道选择题上的愚蠢怎么就这么一再地重复出现而没有止境呢，甚至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反复出现，这些钱对于他的意义就真的这么大吗？
　　有人说过解决方案，就是制度化，法律化，这当然是最终的方法，但是日常生活里的合作，数额往往不大，几万元乃至几千元的规模而已，所以，一切从开始就“亲兄弟明算帐”的说法往往实行不下去。
　　所以，民间才有那么多关于在钱和感情上如何取舍的谚语，如“朋友别谈钱，谈钱两不来”，而每一句因为其深刻而更加显得无奈了。
　　唉，莫非咱们大多数中国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然要不断重复这个愚蠢的错误？在我看来，答案是让人绝望的。

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认知：几乎每次被评审的时候都特别不爽，而几乎每次评审的时候都特别爽。

这样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简单地说一个原因。

因为评委们会在张口评议的过程中会形成默契，而这样的默契的形成有一些规律。其中一个规律是批评的默契——

当了评委，环顾四周，或正襟危坐的评委，或认真谦恭的被评者。都是行内人士，如果不说点“哪里尚有不足、需要继续努力”的话，那评委还有啥水平？！而在批评的侧重点上，大家会各有看法，翻查评审材料找毛病的过程就是，而且找毛病也会相互启发，我说一个缺点，那边也许就会有评委跟着佐证这个缺点的存在，或者重复这个缺点：“刚才某专家说的我赞成，你这个地方的问题还真挺严重”，云云——

尤其是，当第一个说话的评委连篇累牍地说起这个东西的坏处来，而且容易句句到位的时候，也许对这个玩意有点好印象的评委也是印象大坏——“我原来还真没看出来呢？听老王这么一说，再回头仔细一看，做得还真差！”

所以，开头的这个人很重要，这也是很多评审过程必须买通其中一个专家开始做定性论定的原因。一旦第一个专家开始说：“这个项目虽然有一点不足的地方，可是整体上说，还是很好的，让我比较感动的有：工作量很大，看得出，研究者查找文献时‘上穷碧落下黄泉’，很费了些功夫，即便从文献的搜集这个角度看，这个项目已经做得很好了。”等等等等——

但是，啥都挡不住愣头青，在评委会主席左顾右盼请大家自由发言时，还是会有愣头青冒出来，把一些看不惯或者干脆就是项目弱势的地方指摘出来，且一列就是21条，这样的调子一定，后面的人再说好话都不好意思了，21条都出来了，您还说好？你是专家吗？

如果一定硬着头皮去说好话，那就得冒让人视作“伪”专家的风险了，或者冒“一看就是被买通了”的职业声誉风险了。

所以，您要想说好话，一定要趁早。就如张爱玲说的“出名要趁早”一样，道理如上所论。如果在您列举了21条优点之后，还竟然有人指出另外的21条缺点，那人不是存心和被评审者作对就是和专家作对了。

毕竟，有些东西即便是鲜花也可以说我花粉过敏，比如冯康先生的有限元，如此得个国家自然科学特等奖都嫌不够级别的成就一样，硬是给了个二等奖。

再比如，陈景润先生的1+2，明明哥德巴赫猜想没有证明完毕嘛！怎么能评奖呢？做完1+1再来吧。

如此等等——

而如果您想把排泄物说成鲜花，至少狗一定是同意的，因为那还是它的粮食呢。所以，在评审的过程和结果中，总会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而这样的分歧也是正常的。

这也是所以很多评委敢于红着脸说好话，或者黑着脸说坏话的原因。

如此，再加上评委会上很难出现争执这样的不合和谐氛围的事件，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评委默契。

至于是默契成“优”还是默契成“差”，怕就得看您和评委们的交情了。

这也是很多项目多请朋友少请非朋友的一个原因。

要解决“评委默契”这个大问题，可能还是需要甲方多请监理式评委，且这个监理式评委和做项目方是不常在一个战壕混的人。

老吴写了一篇文章（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47760），说放弃比获得更重要，在科研过程的某些节骨眼。

文后也有别的朋友留言，说老吴喜欢比喻，其实，俺们显然比老吴还要比喻得透彻。在他的那篇文后，我留言道：

科研方向的选择，或者项目的选择，或者其他林林总总的选择，基本可以认为类似在两个女人之间进行选择：

A女人：贤惠、温柔、善良、美丽、专一。

B女人：娇艳、妖艳、妖冶、妖娆、妖精。（全是妖啊——）

每个男人都知道应该选择第一个女人，她代表长久，代表永恒，代表放心，总之，三个代表。

可是，每个男人都心里痒痒地想着如果选择第二个女人，其实好像比选择第一个会很不同耶！

这样，在盯着第一个女人的时候就会三心二意，在第二个女人屁股后面跟很久，而跟了很久也不是没有收获，也许不断收获一个媚眼啥的，也许会收获点飘来的香粉气息。

有钱的项目，有大钱的项目，和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无关的项目但是有钱，就是第二个女人。

即便你驾驭不了这样的女人，可是，你还是想试试。

试试的结果会是怎样呢？？

可能第一个女人你再也没有机会娶回家了，可能当你准备回头的时候却穷极一生即便想接近也没有了机会，而且是永远——

第二个女人给你的快乐就是那短短一瞬，我把它叫做“伪快感”，就如吸毒的感觉一般（特别声明一下，我可从来没有吸过毒，香烟除外，我大学时为了表现得酷点，还真抽过一年），就那一会感觉到了快乐，然后就全是煎熬了。

科学家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惑，不是说科学家是拥有智慧的人吗？

这里，科学家们很凡人，很烦人的一面就流露出来了，他们中很大一部分竟然是如此庸俗的一类，为了一个妖精B能够放弃那么好的A。

心理学家说，人面对诱惑就是难以抵挡，尤其这种诱惑来自你生活之外，能够理解的范畴之外的时候，你尤其倾向于接受这种诱惑，有时候即便知道事后是无穷的烦恼，你也乐意。

奥德修斯以及之前的诸多男人们面对塞壬女妖的歌声就是这样的态度，于是，除了这个自绑的男人之外，其他男人全部死掉了。

科学家里面，被不该去做的有钱项目害死的怕也是接近全部吧，即便能够活下来，功力也完全可能丧失差不多了。

这个比喻似乎是我写博客以来最好的一个比喻，最贴切的一个比喻。

你们说呢？

从来未曾踏足过欧洲的我5月份去了一次罗马尼亚。

印象深刻！

这次会议其实是北约组织的，但是，俄罗斯人、中国人（就是我老人家）、新加坡人，以色列人这些和北约没直接关系的家伙们也都可以与会，这在最开始的开幕式上会议主席还提了下，作为一个特点。

在去开会前，发给我的通知上还说到可以带家人参加，而且在我们这群家伙开会的时候，家属另外有参观布加勒斯特的旅游安排，和整个会议同步，去的也都是典型景观。

外国人开会咋这样呢？

一般在我们中国召开的会议说到会后旅游还都羞羞答答的，比如在成都开会组织会后去九寨沟旅游，如果是以风险为主题的会议，就说去进行地质灾害的现场考察啥的。如果是其他会议，则还另有明目，总之是一定要让你回单位理直气壮地把各类费用都报销了。

而欧洲人的居然都不掩饰其相伴的旅游目的。

可惜的是，上次我就没有带陈热闹她妈去罗马尼亚，否则她真可以在我开会的时候去好好看看布加勒斯特的。

前几天举行的学术沙龙，因为准备带了Shopping猫和陈热闹一起去逛逛西单，就在最后一个上午的时候让她们娘俩也过去了，先在分配给我的房间内玩，然后就准备在我散会后就去带她们一起去西单朝圣。

到了12点多，会议结束，陈热闹却饿了，就想着干脆就去楼下点些饺子吃了得了，不到了西单再吃饭了。

到下面的时候，看了看菜单，准备坐到桌子上吃，我想到自己还应该有一份份饭呢，就去了同来参会的靖博士和燕山大学陈老师的桌子上准备要一份饭。

他们两位看到了和我一起进去的陈热闹娘俩，招呼了一声，我告诉娘俩在西边的桌子边等我拿到了份饭一起过去，此时，燕大的陈老师热情地说：一起过去吃就是，不必另外点饭了。

我着实犹豫了一下，毕竟这好像是占公家便宜的事情，而且带了娘俩一起来占便宜，又不是缺这碗饭钱，何必呢！

陈老师又催促了几句，我才决定占这20块钱的便宜，不过，没有再给陈热闹单要一份，就在爸爸妈妈碗里跟着吃些吧。

其实，在我的印象里，一些会议如果带了儿童或老婆、老公参加的话，会务是要另外收钱的，如果是孩子可能会收半价。

也经常看到科学网的博主说到带孩子参加学术会议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不知道在欧美算不算得是寻常事，反而我们中国人会特别在意一下。

不过不管怎样，我个人倒是觉得，让孩子跟着爸爸妈妈出去看看，应该是有益无害的事情了，作为会议的主办方，似乎在这样的问题上，确实应该安排一下。

我不知道在自己组织的学术会议上，怎样告知来参会的学者们，欢迎他们带孩子来参加，而且，爸爸或妈妈交一份钱就可以了。

这样，学术会议开得也就更加自如些，科学，是奢侈品，需要大家把它玩出来，而非皱着眉头愁出来。

当然，另外一个方面，记得那位著名的费曼先生出差因为嫌麻烦而不愿意去公家报销，其实这是科学家的另外一个侧面，它说明的问题和带孩子去参加会议是一样的。只要不是刻意而为，既应该鼓励自掏腰包参加会议，也应该鼓励带上孩子参加会议。

科学家们，尤其是中国现在的很多科学家们，天天惦记着创新，但是糟糕的是，就是做不到原始性创新。于是，就在花样上下功夫，所谓的集成创新，或者追随创新，都属于形式上的创新罢了。

这几天的沙龙活动，最后本来我准备来个5分钟陈词呢，结果，时间关系没有来得及，其实，我准备说的就是科学创新的本质问题。

这里，将相关的内容阐述如下：

一、发现原来的人们还未曾发现的常识；

从第谷到开普勒再到牛顿，最后发现出来的行星运动规律其实就是所谓“上帝的规律”，那些都是已经存在着的规律，只是人们一直试图和希望发现它，可是岁月悠悠，经过了上千年的岁月，最后才有几位勤奋或天才的科学家们发现了这些规律，描述了世界本来的样子。之前的托勒密之间发现的则肯定不是常识，而是谬误了。

二、不断地寻找证据支持大家已经认知到的常识，或者支持别人发现的常识性规律；

经常听到（尤其是管理学界），经过使用XX方法和XX新理论，最后论证了大家广泛认为的某个规律是符合其理论的。

每每听到这样的结论，我总是会笑笑。那些规律很可能是在某种程度上为人们所熟知，或者干脆就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这些有意思的学者穷首晧经地很多年，最后只是在自己的证据范围内发现人家是正确的，这样的工作究竟有多大的意义。

您暂时别笑，目前我看很多中国的硕士论文做的就是这么个事情，再不客气地说，不少博士论文干得事情也无非如此而已。说不准，不少的教授院士做的工作也无非是在不断证明别人正确罢了。

科学研究，意图发现的东西一定不是这个。

三、做到部分地支持常识或者支持已有常识中的部分内容；

而另外一个工作，连第二条都做不到，仅仅是用部分事实或观测到得现象帮着证明了别人的某个结论的一部分。

比如：我再次用一头撞墙的做法证明了作用力=反作用力，当然，中间可能用到了一些高级高精密仪器。

我看，这样做科研的人，干脆去撞墙好了。

四、由别人已经发现验证的常识和自己的新发现出发，将已有常识进行修订或者提高；

以往的认知总有其不完善的地方，很多学者的工作则是修订这样的不完善，比如，一些小行星的发现，我觉得就应该属于这样的创新。这样，研究的结果是丰富了过去的常识，使其进入常识体系。

五、发现某种新的环境中需要对原有常识进行改变或反动，以使被描述出的规律适合当前情形；

经济学中的一些常识就属于这样的情况，随着经济的发达和技术的进步，情况和凯恩斯时代完全不同了，更不要说和伟大的亚当斯密的年代了，更是不可同日而语，非但一些原有理论要改观，甚至有些远了大家认为是常识的内容也要从此发生改变。价格和价值长时间背离了，需求和供给严重不对等了，且不是波动，而是越行越远。

这就需要新的东西去解释新的环境中出现的这些新现象。

六、发现极其个别现象中存在着的违背原有常识的规律。

还有一些规律和常识之间的关系是，当前的99%的情况是符合某类规律的，可是总有那么个别的现象背离了统计规律，但是这些背离的东西有些是不需要关注，毫无意义的；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反而是这些特殊的偶发的东西才是需要关注的，平素那些耳熟能详的玩意儿反而需要去忽略。

应急管理干的事情就基本属于第六类。

　　中国人（指部分中国人，以下同）为什么总是会有委屈的感觉？

　　中国人为什么委屈了之后感觉到无处去发泄？

　　中国人为什么必须自己寻找激烈的渠道去发泄？

　　其实，我个人的判断，是因为我们根本就缺乏申诉机制。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这样的事情在一般的问题上大家也就忍了，比如升官发财之类，顶多不升不发就是，或者博客文章被删除之类，少写不写就是，可是，如果涉及到别人的生活乃至生存，依然存在这类问题，就很容易带来强劲的反弹。

　　这样的反弹多了，容易带来应急管理中的所谓群体事件。

　　这样的情况如果发生在科学领域，那就是有希望的研究方向被毙掉之后就毫无再继续下去的可能性，毕竟有些研究方向是要靠国家给的资金支持才能够继续下去的。

　　在一些立法的原则中，避免所谓多数人暴政是一个必要考虑的因素，而立法要保护的则就是这些少数人的基本权利，以及他们对于事情不同理解的权利。

　　这个不同理解，有时候就要靠“申诉机制”来进行保护。

　　你说我的项目没有意义，我却认为你没有理解这个项目，那我可以申诉，可以用另外一批专家对此进行重新审量。

　　你说医院处置得当，可是我觉得有一些很不当的地方，那么，我可以申诉，可以申请另外一与该医院无关的医生来对处置程序进行审核。

　　你说我的文章不合规则，我却不这样认为，那么，也可以邀请另外一批人来重新审查，我出具我的理由，你说出你的道理。

　　可是，没有，就是一个决定。

　　那就难怪中国人有委屈了，如果没有一个申诉渠道，那当然就会有火没处发了。就会形成领导不满而训你，你不满而回家训家人，家人训孩子，孩子训小狗，小狗咬领导这样的一个循环。

　如果有了申诉机制，至少可以就理论理，就事论事。把可能的委屈尽量化到正常的渠道中去。

　　在科学界，尤其需要建立这样的一个机制。

　　只是，这样的路走得怕也很艰难，因为每个人手握一点权力的时候都是不愿意放手的，更不愿意别人对自己根据权力而实施的行为有任何的质疑，更不要说申诉了。

　　糟糕的是，中国人也习惯了这样的日子，所以也就有了沉默的大多数（西方也有这样的现象），甚至会认为申诉是件不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的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