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的博客

　　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是一群很独特奇怪的人。

　　历史上，逐渐形成了鞭策或激励知识分子的一些行之有效的策略，这里简述如下：

　　1，从肉体上消灭。这一招最绝，一般情况下，这招一出，立刻奏效。此时你的鞭子怎么挥怎么成。

　　2，尊重有加。刘备就用这一招搞定了诸葛亮，周文王用这一招搞定了姜子牙。不过，这需要屈尊，而一旦屈尊，以后就不好再唱红脸，所以，不是好招数。

　　3，断绝知识传播路径。不让你说话，说了也等于没说。知识分子往往比怕死还怕“憋”。

　　4，给有限荣誉或名号让远远大于有限数量的知识分子抢。这一招其实最好，因为知识分子们一定会主动自掐。比如，一级教授啥的。

　　5，将有限“失誉”或名号授予某些知识分子。大家此时不会抢，但是会躲，那些大喇喇不躲的人则可以得到这个“失誉”。典型如雍正授予过的“名教罪人”。或者给个“X派”的名头亦可。

　　6，有限机会或资源的授予。就给他不给你，即使你更强，馋死你。或者你必须满足某个条件才可以进入有限机会或资源的分配行列候选者，是否能够获得还要继续看表现。相信大家一定会好好表现。

　　7，杀鸡骇猴。就不解释了。

　　以上策略历史上实际上是交替使用的，哪个好使就使哪个，当然，也可以联合使用，按照空间或时间维度的不同而进行有效选择并组合使用。

　　怎样采用，存乎一心。

　　【先声明一下：这里的道士指个别道士，俺也负不起污蔑道教的大名；同样，这里的语文老师也是极个别语文老师，俺也负不起污蔑语文老师的恶名】

　　【这样，您老大概不会从这个角度出发来说俺的不是了吧？】

　　最近，重庆李一道士的事情越来越花花。司马南夹枪含棒的文章《妖道李一如何俘获央视女记者？》把CCAV的樊姑娘嘲讽得够呛。

　　就联想到自己耳濡目染的文学作品里的妖道形象，怎么都觉得他们比披着袈裟的和尚们要花花一些。

　　这样的概念不知道大家都没有，如果没有，那就是我读书读得不全面，如果颇有些朋友有这看法，那说明某些道士确实在持身方面不太注意自己的形象。

　　为啥会这样呢?

　　正如我有时候会问，为什么中学里的所有老师里面，语文老师似乎更容易沾染点“玫瑰色”一样。

　　语文老师在讲述知识的同时，有时候不得不对文章中的情感进行分析，如果把情感分析也当成纯粹理性的东西来做，这样的老师怕是要把学生教成灭绝师太的。

　　所以，会饱含了感情去分析感情，如此，在学生的心目中，语文老师的形象肯定会更加丰满复杂一点，至少比其他老师要多一份人情味。

　　对于男语文老师来说，女生产生仰慕的可能性也就大一些。

　　反而，对于女语文老师来说，也会对男生有一些感情上的引导作用。雪村有一首歌《星期三的第二堂课》，里面有：

　　王老师，我爱你

　　这些天你在我的梦里

　　走来走去

　　闭上双眼,到处是你

　　也正是一位语文课临时代课的年青女老师给学生带来的困扰。

　　我们原来否认师生恋，打击师生恋，但是却每年几乎每个学校都会出现这类个例，而且比例也多在语文老师身上，一旦形成统计规律，哪怕阈值其实不大，比如1%或更小，也还是规律，因为对于其他学科的规律，可能是千分之一或更小，1%当然可以是不可忽视的规律。

　　道士与和尚不同的是，后者有禁欲的基本原则，或者说很多人必须抑制欲望或没有欲望或消灭了欲望才可能进入佛教教徒这一角色里，而道士则要“法自然”，既然法自然，那就不会特别刻意压抑自己心中的欲望，李一妖道迷惑了樊姑娘这般事例自然也就很多。

　　多到什么地步呢？会多到大家听说这类事情都会麻木，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很稀奇的。

　　这里，我们不去判别对与不对，只是在说这种现象之存在性值得大家思考。

　　是不是就不会被崇尚道家的博友批评了？我不知道——

　　1，彭德怀可谓打仗之真人才，治国之诤臣。

　　君不见，在延安保卫战中，没有了老彭，大概领袖们被活捉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所以，此时的马屁是由上至下拍的——“有谁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都是领导拍干活人的马屁，真爽啊！

　　2，林彪则可谓打仗之真人才，治国之伪人才。

　　开始因为作战指挥有力，也曾被拍马屁。可是到了后来，大肆宣扬“一句顶一万句”，开始自下往上地按逻辑地拍马。否则，结局可能要参考彭帅了。

　　3，从来就不是人才，而享受人才之待遇的人

　　是不是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啊，还用举吗？

　　自问一：源于中国的华夏文明为什么能延续数千年而不灭？

　　自答一：因为中国人有人才，辈出，且倍出。

　　自问二：其他文明似乎式微了呀？

　　自答二：这个说法其实不然。巴比伦文明转了个身之后变成了伊斯兰文明，穆罕穆德能够在100个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里排名第一也不是吃素的；希腊文明从爱琴海附近换了地方扩展到欧洲其他地域后孕育出了当下最有生命活力的现代文明；印度文明现在依然存在着，而且它的组成部分之一——佛教文明——至今依然在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而埃及文明，我们知道埃及还在，那里的文明也并没有丢失。

　　我并不同意其他文明已经式微的说法，那会给我们中国人造成极大的误解，觉得我们好像在世界文明之林里真强大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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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为什么我们中华文明能够始终不休，既不转换地区，也不突然中断，今天依然要延续其影响，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在我看来，是因为在中华文明的熏陶之下，人才辈出倍出的缘故。

　　可是，我们看国家的人才政策，发现中国目前是没人才的牙？

　　要不，我们怎么昨天百人计划今天长江学者，这不，我们转眼又千人计划了呢？明天就会有万人计划出来。

　　而且，有些计划里有明文规定，必须海外的教授职位才可以入选，虽然真正入选的不符合这一要求的也大有人在。

　　这一切的一切难道不都是在说明我们中国没有人才吗?

　　如果你一定要说本土有人才，那告诉组织部分那些人才究竟在哪里？你有本事把这些人才给组织部门都挖出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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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问三：什么时候人才最多？

　　自答三：乱世的时候。

　　自问四：平时的时候这些人才都去了哪里？

　　自答四：他们本来就在，可是没人当他们是人才。

　　自问五：这个“没人”是谁，怎么这么糊涂和愚蠢？

　　自答五：就是在位者，他们觉得除了自己是人才，满世界都没有人才。

　　自问六：可是乱世时这些人才怎么就冒出来了呢？

　　自答六：因为这个时候如果还坚持使用那些居高位的庸才和蠢猪的话，为首者的脑袋都要保不住了，所以必须得用真人才。而真人才，都秉承着“领导头疼匹夫有责”的念想，一旦需要都会不计得失地跳出来的，而这些其实并不是匹夫，而那些危难受毫无作用的才是匹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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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中国的人才使用一直在有这样一个周期，而中华文明所以延续也正是因为这个周期中积极因素的存在，否则也早灭亡或转型了。

　　这个周期就是危难时真正的人才出现并有机会发挥作用，而当事态稳定后，人才蛰伏，那群烂货出来窃据高位，弹冠相庆，夜夜笙歌，下一个危难时期到来时这群烂货逃走，有责任心和能力的人再度出马，稳定或改变局面。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人才涌现和消退的周期。

　　创业期：需要人才，甚至，所有的人只要有一技之长，那怕鸡鸣狗盗，都有用武之地。

　　奋斗期：只有人才才有希望保持一个奋斗的昂扬状态，把一个旧世界变成一个新世界，或者从没有中踏遍荆棘走出一条路来。

　　成熟期：此时的人才作用开始减退，那些帮闲的人开始大批出现，且由于会捋胡须，巧舌如簧，更加会让居于高位者认为那才是真人才。

　　全盛期：人才已经无足轻重，因为一切都已成为即成事实，似乎也没有威胁生存和幸福的外力与内力。

　　下坡期：因为大量使用了非人才或伪人才，真人才开始蛰伏，这个阶段就必不可少地出现了。

　　衰落期：体制和机制使得所有人才都倦于当前的状态，而高位全部为非人才或伪人才窃据，没人觉得有希望，包括非人才或伪人才也在为自己做更多打算，比如把孩子送到国外去，把钱转移到国外去，感到自己当家做主的这个国家都很不安全。

　　混乱期：国家陷入混乱，大家惶惶不可终日，那些一度窃居高位者甚至考虑外逃。此时，外力也开始觊觎中国。此时，有责任心和有能力者开始有发挥作用的欲望，而如果领导者再不放开人才的冰冻政策，自己的脑袋马上就要保不住了。

　　老吴同学在诸葛亮同学到底应该值多少钱方面其实没有给出确切答案，没有量化怎么体现评估水准。

　　老吴同学肯定科研中也经常只使用定性的做法，很少使用俺们数学的模型，这一点下次改进。

　　接下来，俺们将主要论述诸葛亮同学的定量化价值表达模型。

　　一，在刘表那里，诸葛亮的价值=0（后面的量纲可以是“两银子”、“元”、“欧元”等）.

　　按说，诸葛村夫天天在卧龙岗自我感觉良好地自比“管仲乐毅”，拼命地在认识几个字的人那里叫嚷，其实就是想让大家把他的呼声传达到中央，即便是小诸侯国的中央也可以。

　　糟糕的是，离卧龙岗最近的刘表这个中央就硬是没听到。

　　他没听到，不代表他下面的人没听到，可是就蔡瑁张允们，即便听到了，也要装作没听到；即便知道这里有个号称牛人的人，也要瞒着拦着不让刘表听到。

　　而且，即便刘表听到了，他一定觉得自己属下兵精粮足，一个20出头不知好歹的小伙子，种地种不好，连房子都没得几间，还真能起什么特殊作用！

　　更况且了，难道荆州没有高考？没有公务员录用考试？他不是害怕考试不敢来应聘嘛，说明所谓卧龙也就这么回事。

　　二，在曹操那里，诸葛亮的价值接近于0

　　我见过别人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说曹操爱才心切，且帐下军师如云，对一个徐庶他都能用尽千方百计笼络。怎么有诸葛亮这样的大人才，他没有不下功夫的道理？！

　　话虽如此说，但是我们可以看看诸葛亮这样的人才如何放置才好。

　　诸葛亮和庞统都是一等一的人才，庞统稍微逊色一点的是长相稍微丑了点，所以很难被人一眼看上。这些一等一的人才都不可放在较低的位置上，那样虽然也能发挥作用，但是没有什么意义。

　　那么，诸葛亮到了曹操那里，能够发挥最大作用吗？

　　我的答案是：难！

　　在《三国演义》中，曹操已经有程昱、郭嘉、荀彧、荀攸、贾诩等诸多战略级和战术级人才，诸葛亮真的来了，往哪里安插？让他来负责哪一摊？根本就难有分工，除非以上几位每每见识都不如诸葛亮，而实际上，各位都各有所长，而曹操本人也是一个不差的战略家+战术家，这样，即便诸葛亮来了之后，找些起不同寻常作用的机会怕也很难。

　　这样，刘备杀自己人前会和诸葛亮商量，而曹操杀蔡瑁张允前就不见得需要和属下商议。诸葛亮出头太难了！

　　一个难以发挥作用的军师，天大的本事难有机会展现，那也是个问题。也所以，这类战略家，一个团队只有一个就够了。当水平相当的庞统到达刘备阵营后，其实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了，他没机会建功，去西蜀的时候当然就得抢着去才行了，否则，大的战略问题上又没机会显露能力了。

　　这其实也是大人才的悲哀之处，放不到合适的位置上，他就没法发出锃光瓦亮的光芒来。《新三国》电视剧安排了庞统自我牺牲来为刘备进取西川找好借口，其实，庞统之死又何尝不是解决两个战略家共存的矛盾问题呢？！

　　记得，曹操的同学许攸从袁绍那里被猜疑而跑到曹营之后。本来许攸也是一战略家，水平一点都不比程昱们差，可是，他一个降将，又来得晚，《新三国》就安排他经常在曹营喝醉酒大喊“阿瞒”而被许褚一刀杀了，也是一个解决无法共存人才的方式。这还是有大功于曹操的一位人才呢，都落得如此下场。而一个急欲建功的新人新来乍到的，下场究竟会如何真是难以想象。

　　【当然，就老吴所讨论的现实问题而言，说到今天的这个状态，我们中国的科学管理界其实刚好处于刘表领荆州时的状态，觉得蔡瑁张允们已经很人才了，诸葛村夫就算了吧。】

　　三，在孙权那里，诸葛亮值【周瑜’】的钱

　　诸葛瑾老兄去孙权那里，努力来努力去，排名始终徘徊在10名以后，估计他向别人推荐诸葛亮，人家也不信，就你老兄也就just so so了，你弟弟还能牛到哪里去。

　　所以，俺们估计诸葛瑾不是不想把弟弟推出前台，而是实在不好张这个口。等到因为孙刘要结盟时，诸葛亮到了江东舌战群儒，孙权肯定知道所有细节，甚至，在舌战现场放个数码录音机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孙权应该一下子知道了这个和自己年龄相当的小伙子水平那是不一般。

　　后面就有过类似的风往孔明耳朵里刮，不过没啥用，中国的人才们虽然喜欢“择木而栖”，可是一旦有个主子再换的情况还是少，毕竟，谁都不喜欢叛徒，你今天在这里叛变投靠了我，明天焉知不会背叛我再改投他人呢。

　　如果诸葛亮去了孙权那里，估计就是做个周瑜主作战，孔明主外交的局面了，和在刘备那里总理全军所有大权相比，有点降格。所以，孔明在孙权这边领工资也超不过周瑜去，顶多是周瑜’，周瑜是行政一级，孔明就得是1.1级，工资少60块钱。在刘备那里，虽然工资还要低点，可是行政一级啊，这个还是很有不同的。

　　我自己也做了导师有段时间了，所以，对于自己愿意给学生什么东西有点感想。

　　这里简单列举一下：

　　1，我最想给学生的是所谓“学术”机会。

　　我们研究组每年不停息地组织各类形式多变的学术活动（包括全国会议、国际会议、双边论坛、多边论坛、暑期课程班、专题报告、邀请报告、项目汇报、团队总结报告，差不多在一年里这些“玩意儿”都会有过一轮），就是想锻炼我的人马，让学生们上台讲演，英文的中文的，全能。

　　有了这些，学生知道什么样的场合下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什么才是有意思的和听众感兴趣的。以后如何回答问题，如何发现问题和问问题，这个东西是导师给学生最珍贵的培养。

　　2，一个注定在前沿的好研究题目以及对整个前沿框架的把握。

　　我们连续六年一直在做应急管理的研究，几乎不做其他方面的研究。所以我敢保证我们考虑的科研方向和具体问题一定在前沿上。我的团队理想规模是15人（当然现在还不到），就是考虑到15人的科研团队我完全可以保证他们每个人所研究的内容都一定是放在哪里都不差的东西。

　　但是，自己手把一个题目一定是不够的，所以，在有些场合，我需要大家讲述团队其他成员所做的研究，这就是所谓对整个前沿框架的把握了。如果15个人做的东西，一个人能差不多都有所了解，而自己的那一部分则做得精，为什么不会成为一个有全面洞见的研究者呢？只要自己不笨，一定是可以的。

　　3，我还想给学生的是“科研里的所有花样”。

　　所谓“所有花样”主要包括：

　　1）组织学术会议的全过程，每个人都有完整地组织会议的训练；

　　2）项目的从申请到完成结题过程，这也是必备的一个花样技术；

　　3）办一期学术期刊，从约稿、组稿到审稿、出刊，都完整地经历一遍；

　　4）到外地参加至少一次学术会议，并进行报告；至少一次国际学术会议，英文报告；

　　5）自己拟一个题目并在团队成员中组队开展研究；我们有“晨曦计划”，每个让学生自己拟的题目给4000-5000的资助，看他们自己怎么玩；

　　4，争取多给学生们发点“钱”

　　参与研究项目或实践类的项目，获得干活补贴。至于数目是多少，那就和所谓的工作绩效有关了。

　　这些东西，作为导师能都给就都给。甚至，在我们团队，学生们之前是不可以选择的，不收也得收。而下一步，准备给他们选择的机会——这里面有的东西你没有兴趣可以不做。

　　牛登科先生今天有妙文：师生关系，近似于婆媳关系（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52733）。

　　仔细一想，还确实挺贴切。

　　当然，牛先生的意思我想还是应该局限在中国的师生关系和中国的婆媳关系上来。

　　不过，俺们觉得这个应该可以推而广之，西方的师生关系类似于西方的婆媳关系。而且，绝对不类似于中国的婆媳关系。

　　西方很有趣，对于尊长的看法和中国有点不同，比如，咱们觉得不宜直呼长辈名字，但是西方则不同，儿媳妇直接叫婆婆“娜塔莉亚你好”的时候还是挺多的。咱们如果想把儿子取名叫“陈泽东”，那就是大逆不道；而西方如果把初生的男孩叫“奥巴马”，美国总统得乐坏了。

　　中国的尊重里有“为尊者讳”的具体做法，西方批评起来则会容易一点，就事论事总还是可以的。这一点不像我们，只要学生批评老师，就感觉这孩子面目狰狞，要欺师灭祖了。

　　中国的师生关系原来不叫婆媳，叫“师徒如父子”，是家庭血缘关系的比拟。可是今天的师生已经和昨天的师生差了太多，只能如“婆媳”了，非但没有了血缘关系，还要共同争夺资源（“儿子”，又可称为项目成果）。

　　现在的师生关系敏感得不得了，导师不得随意批评学生，对于学生的任何无礼也得忍受，甚至，有时候还得忍受学生的家属因为导师批评学生而怒气冲冲地打上门来的窘境。

　　于是，牛先生的“婆媳”关系说我还是很赞同的。

　　糟糕的是，我以前都是按照“师徒如父子”这样的基本逻辑来定位关系的，所以，有时候对待自己的学生也像拉过陈热闹过来就啪啪两巴掌一样，结果就发现这样的做法在当前的中国大有问题。似乎没见过如今的婆婆拉过儿媳妇就打就训的场景，以前在中国好像也是没有的，慈禧太后把珍妃沉井的事情在普通人家是看不到的。

　　所以，一旦定位在婆媳关系上，我的师生相处的哲学得有个比较大的变化。

　　如果把中国当前的师生关系比做婆媳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理解它：

　　1，婆婆要媳妇提供服务（如买菜）是要付钱的，除了菜钱还要给点跑路费；

　　2，婆婆如果想要享受媳妇提供的服务（如揉腿）却不想付出代价，那是要挨骂的，或者未来是要遭报复的——你总有老的时候；

　　3，媳妇即便没有提供任何服务，婆婆也要提供饭吃，提供床睡觉，提供衣服穿；

　　4，媳妇开始是要受婆婆欺负的，婆婆可能有钱也不给你，即便你每天下地干活，婆婆都觉得是应该的；

　　5，媳妇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能随便离婚离开婆婆，否则代价昂贵，而且之后也很难找到更合适的婆家；

　　【这里所提到的研究生尤其包括博士生。】

　　我们中国的事情总是会让你跌了一次眼镜之后再跌一次，还好的是我一般都会准备两幅眼镜，所以，至少够跌两回的。

　　我自己大学毕业后工作了一年，在合肥胡乱找了一家电子公司，做了半年多的电脑动画，同时也调过室外大规模显示屏的线路板。

　　我之上研究生还是出于我爸爸的督促，自己当时还有点老大不乐意，觉得一个月能挣个600、800元人民币也挺不错。

　　但是一旦上了研究生，开始挣起每月180元来，我就发现这个好像是我此生愿意追求的生活方式。

　　所以，硕士毕业后什么都没想就直接考了博士，唯一要想的只是要考哪个专业的博士罢了。而一旦上了博士，就再也没有去兼职（硕士时候还去一个济南的中专兼职教过课），一门心思地读各类乱七八糟的书，读供研究方向参考之文献们。

　　所以，看着今天的很多研究生，从来或根本不把研究生当研究生读（尤其是博士），只是为了改变身份，为了择业时有更大的一块敲门砖，就觉得奇怪——这是咋了？！

　　其实，这个现象的核心之核心是我们中国人从来不愿意实现“自身专业化”，而是随时把自己放在一个随行就市的状态——市场需要啥咱就慢慢地或快快地向那个方向走，而不去按照自己当前的职业选择而努力成为该职业里最好的成员之一。

　　Professional，或者Professionalism，咋就这么难呢？

　　或者，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大家也都始终这样追求——从来不把自己的职业当一生要追求的职业，而只是当做一个基本技能，每每都把自己弄成起跑状态，准备随时向着社会热点进发呢。

　　想了想，大概还真是这样。

　　做学生的就当好学生这个角色，做老师的就好好地教书育人，我们这些叫做研究员副研究员的人，则好好以研究为最高目标，不就结了。

　　可是不行，于是结果一定是学生不是学生，导师不象导师，研究员象商人，博士一点都不博学，即便在自己本应擅长的学科方向上，也经常有一问三不知的时候。

　　去年在欧洲访学，因为租住的房间热水器打不着火，所以房东请来一个修理热水器的人，看了一阵，给换了一个小小的零件，15分钟搞定。而最后账单一开，我的天，竟然有130欧元至多，其中，人工费就多达80多欧元。再问他具体工作的情况，发现他每天忙的时候要跑十几家呢，而我们这个问题对他来说算是小毛病了。

　　啧啧——

　　我不禁咋舌了。

　　但是，这个问题他会解决，而你不会，那它就值这么多钱。

　　他是专业的，而你连业余都算不上，又有何判可谈呢？

　　这个和老曹举的那个挑山工的例子有异曲同工之处。

　　为什么我总体上会赞成老曹那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呢，其实原因就在于今天中国的很多博士生在某种意义上堪比挑山工，挑山工的工作基本上是只要身体条件允许，都干得；而今天中国博士生的很多成果和能力，拥有的人也是乌央务央的。并没有出现这个的博士的科研工作是其他人一定没有做得来的，他就没有自己的独特性。像海外的很多著名博士生一篇博士论文奠定一生研究基础的情况在我国太罕见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研究生了就自然觉得应该如何如何了，就似乎不太正确了。社会环境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呼吁去改变，可是在改变之前，我们先把自己弄Professinal了再说。如果博士毕业之后连个Professinal的能力都没得，那就太亏了，也只好和本科生们一起去竞考公务员了。

　　【研究生的待遇问题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大家的呼吁和努力，这篇文章就不涉及了。】

　　相对于我国的传记作者，西方的传记作家可真够大胆的，什么都敢写出来。

　　我国的传记作家，即便面对那些已经翘了辫子遥不可及的皇帝老儿们，做起传来也是小心翼翼的，就怕当前的在任皇帝喜欢拿原来的老皇帝跟自己类比类比。如果当今圣上又特别喜欢那个很久以前的老皇帝，而你的传记里却对他很不敬，也会得咎。

　　长此以往，我们的传记传下来的多是这样的基本套路：

　　1，为什么他会伟大？无非出生时就是有天佑的，后来又不断得神助，云云；

　　2，他的伟大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当然是政治，军事，文学，科学，思想等诸多方面了；

　　3，他的影响有多广阔？影响范围遍及世界，影响了众多有志之士，云云；

　　4，他的去世有多可惜？各国都降了半旗，连爱斯基摩人都哭死了几个，觉得这辈子没了他就再没指望了，啥的

　　而今天的传记作家写的内容，则也差不多是《好人好事实录》而已，毕竟被做传的人首先要有很多的影响力，所以批判风格的口吻是很难为人所接受，毕竟那些家伙都是功成名就的家伙。而那些看上去是自传其实完全是别人代笔的“他传”就更不用说了，全是《请复制我的成功》之类吹牛不上税的东西。

　　正因为此，我们不管是看什么人物的传记，都可以直接拿来作为中国有志青年们励志的书来看待。其实，一个人是复杂的，而且往往是越伟大者越卑微，一个伟人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他伟的方面）非但不伟，反而很猥琐的也比比皆是。

　　比如，某某科学家伙天天自吹自己是独立知识分子，再携了美国国籍的中国人身份，应该更加独立才是。可是，一旦有朝廷人士呼唤，立刻屁颠屁颠地赶到北戴河去陪领导游泳去。这样的人，似乎很nature，很science，让学子们敬仰，但是其行事做事却猥琐得很。

　　当然，如果这样说，那么道德正统人士又会出来呼吁了：一定要看大部分，不能只看看小部分。

　　这话说的永远正确。而事实上，大部分人已经只看他那好的地方了，坏的地方一概忽略。而另外的一小部分人，看的也还会是大部分，但是也会看到那猥琐的一小部分。

　　即便是这样，那也绝对不行！你必须只看那好的大部分，如果你不愿意忽略那猥琐的小部分，则你自己一定就是“坏人”，自己心里装满狗屎眼里才会到处是狗屎。自己心里有鲜花，眼里的狗屎也可以变成鲜花。

　　但是，我们中国人的有趣就在这里了，似乎大家都被逼着看那好的大部分，自己也在逐步高尚着，而实际上大家私下里关注的却更多是那坏的小部分，但是这个大家都不写出来，正式场合也绝对不说出来，于是每个人都象极了道德上毫无瑕疵的完人。

　　在这样的历史观下，非但中国历史上没有坏蛋（或者是秦桧这样的纯坏蛋，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当外国的伟人到了中国之后，也会猛地变成了没有任何瑕疵的完人，牛顿，爱因斯坦都是。

　　前些日，有人贴出来说爱因斯坦情人无数，只老爱同志给人家写过而那情书现在还存世的情人就有11个之多。

　　这可和我本人的印象大相径庭，原来的时候爱因斯坦在我眼里那就是完人，伟大且完善之人，离过婚的事情都被轻轻地忽略掉了，所以他离婚的事情我是在大学时才知道的，而所谓情人之事更是刚刚获悉的。否则，按照中国式历史观去看老爱同学，他的离婚怕是不得已（老婆是恶妇），有一万个中国人可以提出十万个理由来为他解释。而事实却很简单，根本就俩字——“花心”罢了。

　　牛顿也是这样，虽然俺们听说过他做过皇家造币局局长，可那也是应该的，甚至他说不准是被国王逼着去做的呢。

　　牛顿和胡克争过，和德国的莱布尼茨争过，那也是伟人的争斗，平常人是没资格做这类争斗的。你要说到他借助自己控制的皇家学会来证明自己是微积分的最早发明人，那一定就是这样，并不是他自己不顾事实而编造的谎言。

　　后来我们才慢慢知道，其实真相并非如此，伟大如这些人者，也一样会编造谎言，也一样有道德极端低劣的地方。

　　就比如，我看《牛顿传》发现了书里直接写了一节，说牛顿是同性恋。

　　之前我的感觉是，牛顿没结婚只是因为他要把一生全部奉献给科学事业而已，因为伟大所以不结婚，因为不结婚所以更伟大。

　　呜呼，这么牛的牛顿怎么居然被写成了同性恋者，作者脑子有问题吧？

　　在《最后的炼金术士——牛顿传》一书中文译本的302页，标题是《是挚友还是情人》，里面描述了牛顿两个可能的同性恋伙伴，一个是和牛顿同居20年的威金斯，一个是叫法蒂奥的瑞士数学家，比牛顿年轻很多。

　　书里列举了很多证据，这里不就再说了，有兴趣者可以去看原书。

　　【最后一句，我不认为同性恋和道德有关，所以请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找我的麻烦】

　　因为对中国科学界著名的“三钱”进行了一次排序，结果挨了一顿骂（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48625）。

　　抓紧解释一下(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49743)，又挨一顿骂。不过程度稍微轻了点。

　　冒天下之大不韪，还想再说一篇。

　　【游客Yi Lijun】对我的批评方式我还可以接受，凡事还是就事论事的好，不谩骂，这就有了对话的基础。

　　他在评论里给了我一个链接，里面是程昌钧先生写的一篇文章《科学宝库中一颗永远闪烁的明珠——钱伟长的“板壳的内禀理论”》（http://siamm.shu.edu.cn/Default.aspx?tabid=16919&ctl=Detail&mid=30783&Id=60686&SkinSrc=[L]Skins/yingyong1/yingyong1），这篇文章记述了作者替钱伟长先生撰写钱先生最得意的学术贡献之主要内容简介的过程。

　　这里先照引原文中的后记部分：

　　1996年的一天，我刚调到上海大学工作不久，接到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郑哲敏院士发来的邀请信，信中说: 要出一本记录20世纪最重要的学术成就的书，由中国科协组织出版，钱先生的“板壳内禀理论”被列为力学学科领域的中所选择的七项中的一项。他们建议由我来执笔撰写。接到邀请信，一方面是为先生在板壳方面的研究工作能够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一项学术成就而高兴，另一方面我又忐忑不安，因为我远没有先生那样的学识，我害怕写不好，不能把先生“板壳内禀理论”的精髓写出来。后来，我认真地去向先生请教，希望从先生那里得到秘方。先生很高兴地地指点我，他谈到当时做这项工作的出发点，谈到他与导师辛吉教授的工作如何“不谋而和”，也谈到该文以他和辛吉合作的形式于1941年5月发表在Theodore von Kármán（卡门）教授60岁祝寿纪念文集中的兴奋之情。听起来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当时先生那种眉飞色舞的表情令我难忘。先生又亲自把他的5篇相关文章找出来，还签上他的名字送给我，让我先去读，说：“读懂了，就会写了”。我遵照先生的指示，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认真地读了他老人家的几篇文章，非常用心地写了初稿，然后请先生过目，提出修改意见。先生看过之后，总体上表示满意，当然也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后来，我又精心修改，先生终于通过了我写的稿件，这就是前面介绍的“薄壳和薄板的内禀理论”。

　　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钱伟长一般方程”、”圆柱壳的钱伟长方程”、”钱伟长方程” ，请认真读一下上面的文章就知道了。这也是先生留给我们的科学宝库中的一颗永远闪烁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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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伟长先生的导师是著名的应用数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辛吉教授。里面还提到了“该文以辛吉和钱伟长合作的形式于1941年5月发表在纪念文集之中。该文集只发表了21 篇论文，作者都是当时美国各界的权威科学家，例如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院长 A. Einstein（爱因斯坦）等，只有钱伟长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青年，这促使钱伟长对内禀理论的进一步研究。”

　　钱先生自己也说，在这一板壳内禀理论提出的背景中，“他与导师的工作‘不谋而和’”。不好意思，这里还是要做一个推测——从该文的思想上说，来自导师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毕竟研究生刚进入这个领域，做什么和怎么做还是需要导师来引领的。比如，如果跟着居里夫人，肯定就去做物理或化学去了，做研究做实验估计也都是“居里夫人风格”，如果存在这个风格的话。

　　在中国一直非常著名（也许是最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名字出现在这里。钱先生和导师一起发表论文的这个论文集也收录了爱因斯坦的文章。我想我有点理解为什么会有“爱因斯坦看了后感觉钱学生的工作很好”的传言了。如果大家都在一起参加了这次祝寿活动，在学术讲演时（如果有讲演的话，不知道会是钱先生还是他的导师）爱因斯坦站起来先简单评述一句再问一二个问题也是有可能的，甚至，在咖啡时间大家一起谈谈，彼此对对方的论文做个简要评述也是完全可能的。

　　所以，我倒是倾向于相信那个孤证了。【如果您有兴趣，可以参看我的另外一篇博文《怎样才算赢得国际学术声誉？》（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49519）】

　　钱先生和导师一起发表的这篇论文具体情况如下：

　　J.L.Synge and W.Z. Chien, The intrinsic theory of elastic shells and plates, Applied Mechanics, von Karman Anniversary Volume, 1941, 103-120.

　　随后，钱先生自己又在这个领域发表了多篇论文。分别是

　　1, The intrinsic theory of thin shells and plates, Part I - General theory, Quarterly of Applied Mathematics, 1(4), 1944, 297-327. 期刊应该翻译为《应用数学季刊》，第一卷第四期
　　2, The intrinsic theory of thin shells and plates, Part II - Application to thin plates, Quarterly of Applied Mathematics, 2(1), 1944, 43-59.
　　3, The intrinsic theory of thin shells and plates, Part I - Application to thin shells, Quarterly of Applied Mathematics, 2(2), 1944, 120-135.

　　【三篇文章的题目和发表时间都成了序列，应该是一个思路延续的作品】
　　4, Derivation of the equations of equilibrium of an elastic shell from the general theory of elasticity，The Science Reports of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 5(2), 1948, 240-251.

　　从题目上看，从最初那一篇和导师合作的研究elastic shells and plates内秉理论推广到thin shells and plates的内秉理论，最后，到1948年国立清华大学科学报告刊载的论文中，钱伟长先生又从弹性的一般理论出发对elastic shells做了更远一步的研究，总结出几个方程，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后面提到的所谓“钱伟长方程”。

　　文中也列举了一些对这个工作的赞许之评述，其中包括：

　　例如，1973 年，荷兰Eindhoven（爱特霍文）工业大学工程力学教授Harry S. Rutten（鲁登）在他的名著《以渐近近似为基础的壳的理论和设计》中多次推崇“内禀理论”。他在该书的第14 页上这样说到：“辛吉和钱伟长的工作，继承了19 世纪早期A. Cauchy（柯西）和S. D. Poisson（泊桑）的工作，在西方文献中重新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他还指出：“辛吉和钱的工作是三维理论的基本工作，仅用力学状态的内禀应力和应变，严格地从三维理论导出了任意形状的板壳都适用的非线性方程。这里在各向同性的假设下，把应力和应变分量按厚度方向的坐标展成泰勒级数，近似的二维方程只有六个基本待定量，三个代表中面拉伸应变，三个代表中面弯曲应变，这是辛吉和钱工作最重要的特点”。

　　其他内容我就不引了，本文开始时就给了那篇文章的链接，大家可以前往看一下。

　　总体感觉，程昌钧先生的这篇文章还是严谨的，除了个别自己的主观评述以外，对于其他学者关于此工作的评述都用了“”符号来说明是原文引用。説到爱因斯坦的时候，也只是提到确是一起在同一本论文集上分别发表了论文，没有多说其他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