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莫斯科附近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在一个大型的购物娱乐中心，那里有一个可以容纳几万人的音乐大厅，川普2013年去莫斯科举办宇宙小姐比赛就是在那个大厅搞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当晚8点本来有一场音乐会，在音乐会开始之前闯进来4个恐怖分子，用自动步枪对着观众扫射，逃走之前还纵火焚烧音乐大厅。到现在至少已经有115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场面很惨。莫斯科方面说，4个凶手都已经抓到，另外还抓了7个与此有关的人。

对于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事件，人们的第一反应是：“究竟是谁干的？”有人怀疑是乌克兰干的，因为俄国正在跟乌克兰打仗。但乌克兰政府立刻出来澄清，说绝对跟我们没有关系。很快有一个恐怖组织“ISIS-K”，出来承认是他们干的。他们说是他们干的，也不一定就真是他们干的，因为有些恐怖组织为了拔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会对大型的恐怖袭击事件宣布承担责任，也许本来跟他们没啥关系。

不过，美国情报部门也确认是ISIS-K干的。这次恐怖袭击事件，美国情报部门早就获得了情报，知道会有这么一场恐怖袭击事件。3月7日，美国驻俄国大使馆曾经发布警示，说他们得到情报，有极端主义组织要在莫斯科人群聚集的事件，包括音乐会搞恐怖袭击，建议在莫斯科的美国公民不要去人群聚集的地方。美国大使馆发布的警示遭到俄国政府的驳斥，说美国想要吓唬俄国人。恐怖袭击发生之后，美国情报部门确认，情报说的极端主义组织就是ISIS-K。而且，他们当时也跟俄国政府分享了情报，通知他们说会有恐怖袭击发生，但俄国政府没当回事。

现在的证据都指向ISIS-K，这是个什么样的恐怖组织呢？ISIS-K的全称是“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分支”。呼罗珊省现在是伊朗东北部的一个省，但在历史上它的范围很广，除了伊朗的东北部，还包括现在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地区。ISIS-K说的呼罗珊省指的就是历史上的大呼罗珊省。他们的目标是要在历史上的大呼罗珊省建立伊斯兰国，所以把自己叫做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分支。

这个恐怖主义组织成立的时间很短，是一批原来属于巴基斯坦塔里班的人在2017年成立的。他们对塔里班不满，分离出来成立了一个新的恐怖主义组织。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关注，一下子让他们出名是在2021年8月。美国当时从阿富汗撤军，机场上一片混乱，ISIS-K在喀布尔机场制造了人体炸弹恐怖袭击，炸死了十几个美国士兵和几十个平民，震惊了世界。美军撤出阿富汗，塔里班卷土重来，但塔里班没有力量打击ISIS-K，所以ISIS-K在阿富汗一带就坐大了。

他们接着又频繁地在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制造过多起恐怖袭击事件。最近一起是今年年初，在伊朗纪念苏莱曼尼将军（就是川普当总统时下令刺杀的伊朗将军）的仪式上，ISIS-K炸死了几十个人。那次恐怖袭击事件，美国情报部门也预先得到了情报，也通知过伊朗政府，伊朗政府也没当回事。伊朗政府和俄国政府都不认为美国政府会那么好心，得到要发生恐怖袭击的情报还通知他们，他们不相信。

现在这次恐怖袭击的证据虽然都指向ISIS-K，但俄国政府至今不接受。普京最擅长歪曲这种恐怖袭击事件，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俄国情报部门说，那4名凶手是在逃往乌克兰的时候抓到的，说他们在乌克兰有联系人。中国那些精神俄国人当然也就跟着俄国政府的调调，把恐怖袭击事件赖给乌克兰。司马南说，这次恐怖袭击的目的就是想逼着俄罗斯放弃特别军事行动。司马南说的特别军事行动，指的就是俄国侵略乌克兰的战争。由于普京说那是特别军事行动，所以司马南就跟着说那是特别军事行动，不说那是一场战争，更不会说是侵略战争。

如果说司马南说得还不那么明显，那么胡锡进说得就很露骨了。胡锡进说：“尽管‘伊斯兰国’已经声称对这起恐袭负责，美国驻俄使馆之前还发布了莫斯科将有恐袭的警告，乌克兰断然表示与此事无关，但是现实情况是，潜伏在俄罗斯内部的恐怖主义力量与战场上的乌军，还有西方支持者形成拿了合力打击俄罗斯的某种默契，如果你没有证据指控他们是‘同伙’的话。”也就是说，胡锡进怀疑伊斯兰国、乌克兰、西方国家是同伙，只不过没有证据，所以只能说他们有默契。他说他期待着普京展开报复，那么要怎么报复、报复谁呢？他既然认为西方国家和乌克兰也是同伙，那么报复是不是就要针对乌克兰和西方国家呢？

俄国能怎么报复呢？胡锡进提了一个建议，俄国应该尽快在乌克兰战场取得胜利。俄国现在哪有能力去取得胜利？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已经进入到僵持阶段，要取得胜利是不是要像胡锡进一直梦想的那样发动核战争，让俄国向乌克兰发射核武器呢？

胡锡进对这次恐怖袭击事件表现得特别痛心、悲伤，而且说被抓到的恐怖分子罪大恶极、人人得而诛之。对恐怖袭击事件的确应该同声谴责，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的确值得人们同情，但是表现得那么悲痛就让人觉得很奇怪了。难道胡锡进那么多愁善感吗？如果他真的那么多愁善感，就会对发生在其他国家的恐怖事件受害者也如此悲痛、如此义愤填膺了。比如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可没见胡锡进有多悲痛，他反而要美国政府反思。发生在乌克兰的俄国军队袭击平民的恐怖事件、战争犯罪，胡锡进也都视而不见。也就是说，他并不是特别有同情心、有人性、多愁善感。他之所以对发生在莫斯科的恐怖袭击事件特别义愤填膺、特别悲痛，那是他物伤其类，把自己当成俄国人了。

2024.03.22录制

2024.04.20整理

北京人大附中的一个老师在网上晒了一份北京小学毕业生申请上人大附中的简历，并说这是一份“普通的简历”。为了表明这的确是很普通的简历，又有人晒了别的北京小学毕业生的简历。虽说是普通的简历，其实很不普通，如果北京小学毕业生都是这样，那就表明他们个个都是多才多艺的小天才。

简历里的一些内容明显夸大其词了。比如一份简历说：“可精读英文版的科技类资料，全英文沟通、表达自然及社会科学知识”，这连美国的小学毕业生也做不到。如果已经能精读英文版科技资料，还上什么初中、高中？大学都不用上，直接读小学博士得了。还好没有哪个简历里列出参与了什么科研课题、发表了什么科学论文，可能因为这种“小学研究人员”几年前被揭露过，现在不敢再这么干了。

从这些简历看，他们拿了各种各样的国际证书，说明现在国外的认证机构已经大规模进入了中国市场，而且是进入了中国小学生市场。他们考什么小托福、雅思、剑桥通用英语，都是为了证明自己英语程度已经非常高了。有一个写着“蓝思值1050L”，我一开始很纳闷：什么“蓝思值”？后来想起是美国中小学很流行的Lexile分数。1050L在美国相当于八年级的英语阅读水平，也就是说，北京小学毕业生的英语阅读能力已经相当于美国初中毕业生的水平了，这可了不得。这些学生不只是英语水平很了不得，还会别的外语，有的达到了“法语日常口语及阅读交流无障碍”的地步、“法语A1水平”，比我还厉害，是三语人才。

这些小学毕业生都说得过“美国数学大联盟”一等奖，此前我没有听说过，因为美国这种全国性的数学竞赛太多了，谁都可以办一个。我们这里的小学参与的是另外一种数学竞赛，让学生去考一下就完了，事先也不用做什么准备。但在中国要参与数学竞赛，肯定要提前做很多培训，就跟以前上什么奥数班一样。据说“美国数学大联盟”还有很高的含金量，这个我也不清楚，但为了参加含金量高的数学竞赛，更要做大量的准备。在美国为什么不做准备呢？因为这种数学竞赛只是让学生去玩的，获得的成绩并没有什么用，以后上大学根本就不会作为参考。给小孩发一个奖牌，大家高兴高兴，鼓励他，也许还能激起他对数学的兴趣，但对于以后上大学什么的没用。

在简历里列出来的证书和奖项，有的可能含金量不那么高，比如各种各样的作文大赛，可能只要交钱，就可以发一个名次、奖章；或者像韩寒那样，让别人代笔去参加比赛。但有的明显没法糊弄过去，别人没法替代，比如钢琴考级。而且现在光是钢琴考级已经不够了，还要再加一种乐器。什么长号、大提琴也要考级，声乐也要考级，都是没法替代的，平时肯定要花很多时间来练习，一天可能要练一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

不只中国国内的学生必须考钢琴或各种乐器的级别、参加竞赛，美国的华人子弟也要这样做，很多人都要去考级、参加各种音乐比赛。晒出来的获奖者的合影，大部分都是亚裔面孔。

小孩如果有兴趣学一两种乐器、参加乐队，是很好的。值得鼓励，因为这是人的修养的一部分，而艺术修养非常重要。而且在美国参加一个乐队，还可以结交到好朋友、新朋友。美国的中学跟中国不一样，不分班。美国所谓的班指的是整个年段，几百上千个学生打乱了上课。不像中国，一起学习的同班同学关系比较密切。在美国，关系比较密切的往往是一起从事课外活动的同学，比如参加乐队一起练习、出去表演，或者参加某个体育队一起练习、出去比赛，这些人的关系往往会更加密切。

小孩去学一个乐器或者参加什么体育项目是很好的事情，但花很多时间在考级上就不完全是出于兴趣了，往往需要家长逼迫，平时要做很多练习。那么目的是什么呢？如果小孩有音乐天赋，以后要去上音乐学院，成为专业的音乐家，这无话可说，但这种人应该是极少、极少的。大部分人之所以要去考级、比赛，只是为了能在简历里写上一笔，是为了升学的需要。等到完成升学任务，上了大学，大功告成，就对乐器完全失去兴趣了。我就知道很多这样的例子，华人子弟平时乐器弹得很好，得了很多奖，等上了大学都不再碰了。这就有违当初学音乐的初衷，花那么多时间练习都浪费掉了。

小学生花这么多时间学习，就没有时间玩了，不会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虽然中国人对美国的基础教育很看不上，觉得美国人搞的是放羊式教育，在学校里学不到什么东西；但我对美国的基础教育倒是很欣赏，因为它比较符合小孩的天性。小学阶段就是以玩为主，的确不用学太多的东西，也基本上没有作业，从学校回家也是玩。初中才开始从玩过渡到以学习为主，高中的四年就以学习为主了。因为美国大学录取只看高中的成绩，不看小学、初中的成绩，所以小学、初中学得怎么样无关紧要，不用花很多时间在初中和小学的学习上。

小孩就应该玩，因为这是人的天性。小学应该以玩为主，因为这是人格发育的一个正常阶段。如果不让小孩玩，非要逼着他去学这个、学那个，就把人的天性压抑住了，长时间这样的话，精神状态就会出问题。为什么美国小孩让人觉得比中国小孩更阳光、更快乐、更自信、更有共情心呢？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有比较快乐的童年，有更多的时间玩，所以人格的发展更健康。

中国家长会说，我们也愿意让自己的小孩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也去玩，别花那么多时间在学习上；但现在竞争太厉害了，如果不学习，让他们就这么去玩，上不了好的中学，以后也就上不了好的大学，所以不得不逼着他们学习。中国的家长往往过分担忧自己孩子的前途。如果子女很有天赋，那根本不用担心，自然会上很好的学校。即使上不了好学校，以后也会干出一番事业来。大家要承认，绝大部分人都是庸才，最终都会是普通人。对于普通人，硬要逼他、拔苗助长，让他进竞争很强的所谓好学校，未必就能让他成才。即使是这么硬逼着他成才了，又能怎样？他一辈子过得很不快乐，精神很不健康，甚至跟父母的关系也不好，那有什么用？

即使上的是普通学校，也未必以后就不能成才。即使不能成才，又能怎么样？更关键的是作一个好人、一个快乐的人，一辈子过得开心，那才是更重要的，而不是能赚多少钱，能成名成家。

中国的家长为什么那么想不开呢？其中很重要的还有一点，那就是出于自己的虚荣心。自己的小孩上了著名的中学如人大附中，上了名牌大学如北大、清华、哈佛、耶鲁，就觉得自己脸上很有光，可以光宗耀祖，至于自己的子女是不是很快乐、长大了后会变成什么样其实并不很关心。我并不是说家长要放任自流，完全不管子女的教育，而是要根据子女的天赋和兴趣，给他们提供条件和帮助，放他们到自由的天地去。

2024.03.30录制

2024.04.19整理

世界上最健康的饮食是地中海饮食。地中海饮食是一个人为的概念，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人员基斯提出来的。他是一个生物学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去意大利那不勒斯访问，听意大利的同行说，那不勒斯的劳工们身体都很健康，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很低。基斯对此很感兴趣，想到研究世界各地的传统饮食跟心血管疾病发病率的关系，看心血管疾病是不是跟饮食有关，就搞了一个“七国项目”。七国是美国、意大利、希腊、克罗地亚（当时属于南斯拉夫）、芬兰、荷兰、日本。从这七个国家找一些地方做流行病学调查，查当地的传统饮食跟心血管疾病发病率的关系。“七国项目”研究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

上世纪七十年代，基斯第一次发表他的研究结果，写了论文，后来又出了书。他发现意大利、希腊乡村地区的人们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比美国、荷兰、芬兰都低得多，认为这跟当地的传统饮食有关系。他就把当地的传统饮食叫做“地中海饮食”，这个概念就是这么来的。他不仅提倡地中海饮食，而且自己也坚持吃地中海饮食，2004年以100岁的高龄去世。但基斯的研究一开始没有引起大众对地中海饮食的关注，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被美国媒体给炒起来，地中海饮食火了，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关的研究非常多。研究发现，地中海饮食不仅能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还能降低包括癌症、糖尿病、肥胖症、阿尔兹海默症、认知能力下降等多种疾病的风险，最终能降低死亡的风险。所以地中海饮食被认为是最健康的饮食。

谈到地中海饮食的时候要注意，首先，地中海饮食和地中海烹饪是两回事。饮食指的是食物的种类、数量，关心的是吃得健康不健康；烹饪主要指的是食物的制作方式，关心的是好吃不好吃。地中海一带也有自己的传统烹饪方式，但做出来的食品即使很好吃，也未必就是健康的。好吃的食品往往都没那么健康，比如最典型的地中海烹饪是烤肉串，很好吃，但就不算健康食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0年把地中海饮食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但它主要指的是食物的制作和文化的价值，更偏向于地中海烹饪，而不是地中海饮食。

其次，地中海饮食指的只是地中海个别地区的传统饮食，主要包括意大利南部、希腊的各岛和沿海地区，以及西班牙南部等地方的乡村传统，并不包括整个地中海地区。地中海地区很大，其他地方的饮食有些跟我们说的地中海饮食有很大的差别。比如地中海饮食的烹饪用油是橄榄油，但在别的地中海地区，比如中东、北非，烹饪用油往往是动物油，这就不是健康的食用油。网上有一个以色列的宣传员张平，把以色列的饮食当成地中海饮食，说地中海饮食也吃很多肉、很多奶制品，举以色列的饮食为例。这就完全错了。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不存在什么传统饮食；即使是中东饮食，跟地中海饮食的差别也很大。

地中海饮食指的是地中海个别地区的传统饮食，更准确地说，是那几个地方的农村在五六十年代的饮食。那些地方的饮食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受快餐文化的影响，受美国、欧洲其他国家的饮食影响，也变得没那么健康了。比如，意大利人以前吃的意大利面是作为开胃菜来吃的，只吃一小盘，现在一吃就是一大盘，还吃很多炸薯条，这就不健康了。所以，那一带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本来很低，现在也很高。特别是希腊，心血管疾病发病率的增长速度非常快。因此我们要清楚，地中海饮食并不是指地中海国家现在的饮食，更不是指那里的城市饮食，而是指传统饮食。更确切地说，指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地中海地区农村的饮食。所以说，地中海饮食现在就是一个人为的概念。

现在说的地中海饮食究竟有什么特点呢？地中海饮食的主要特点是以植物性的食物为基础，吃很多的谷物、蔬菜、水果。适量、少量吃动物性食物：适量地吃鱼或者其他海鲜；适量地吃白肉，红肉吃得很少；适量地吃奶制品。适量地喝红葡萄酒。另外，烹饪用油是橄榄油。

我们怎样根据这些特点来制定饮食计划呢？地中海饮食基金会曾经公布过地中海饮食的计划。这个计划得到了几个国际组织包括营养科学国际联盟的推荐，可以说是比较权威的一个地中海饮食计划。基金会公布的计划有若干版本，最新的版本是2010年公布的。我根据最新版本介绍一下地中海饮食怎么吃。

每一顿的正餐吃1～2份谷物，最好是全谷物。吃2份或者更多份蔬菜。吃1份水果，最好用水果代替甜点。吃蔬菜和水果的时候都要注意多样化，各种颜色的蔬菜、水果混着吃，因为不同颜色的蔬菜、水果往往表示它们的营养成分不一样。而且每天吃的蔬菜要有1份生吃，因为蔬菜煮熟会丧失不少营养成分。以上这些是正餐，还有零食。零食包括橄榄、坚果、瓜子等，每天吃一两次，但每次的量不要太多，也就是用手抓一把的量。每天吃2次奶制品，牛奶或者酸奶、奶酪，最好是低脂的奶制品。如果喜欢的话，每天可以适量地喝红葡萄酒，但量要控制在男人一天不要超过2杯，女人不要超过1杯。这些是每天吃的量。

蛋白质类的食品要尽量多样化。每周吃2次或更多次鱼或者其他海鲜，比如贝壳类或者甲壳类。每周吃2次白肉，白肉指的是家禽鸡、鸭、鹅的肉。每周吃2次或者更多次豆类或豆制品。蛋白质的另外一个来源是鸡蛋，每周吃2～4次。吃红肉每周不超过2次，吃加工肉制品（火腿、香肠之类）每周不超过1次。每周吃甜食包括糖果等不超过2次。以上是每周吃的量的控制。

对于烹饪也有要求。我刚才说了地中海饮食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烹饪用油要用橄榄油，而且要少用盐。

地中海饮食跟中国的饮食差别很大，让中国人按地中海饮食吃会觉得吃不惯，很难坚持下去。不过我们可以从地中海饮食的特点得到启发，对我们平常的饮食做一些改进，让它变得更加健康。比如烹饪用油，地中海饮食用的是橄榄油，但如果用橄榄油炒菜，中国人会吃不惯。然而我们想想，橄榄油为什么比较健康呢？因为它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那么用别的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油，比如转基因菜籽油（Canola）炒菜，那也比较健康，不一定非得用橄榄油。不过不要用动物油来炒菜，因为那是不健康的，而地中海饮食的特点之一就是动物脂肪摄入很少。烹饪的时候要少用盐，可以用香料、葱、洋葱、蒜来代替盐，但千万不要放中药。

2024.03.06录制

2024.04.17整理

上海有一名医生批评中国看病难，人们到医院看病要排长队，提了一系列改革方案。他其实就是想学美国，但又不敢这么说，因为会被骂是汉奸、崇洋媚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曾经在美国留学、工作过，有亲身的体验，由此受到了启发。如果一个人在中国和美国都上医院看过病，那么对比一定很强烈。中国的医院人山人海、人挤人，就跟菜市场一样，中国的病人和医护人员都没有尊严。当然，如果你属于特权阶层，是高干，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美国的医院、诊所都冷冷清清、很安静，医生、护士、病人都很有礼貌。为什么美国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的看病方式跟中国存在着什么不同呢？

第一个不同，在美国看病要预约。有人说，现在中国很多医院也采用网上预约制度了。但此预约非彼预约。中国的预约是预约挂号，节省的是到医院之后排队挂号的时间，而美国预约的是什么时候去看医生。要先给诊所打电话直接跟护士约，或者打医保系统专门的预约电话，由工作人员安排时间，看哪天医生有空来你看病。

第二个不同，在美国看病并不是想看什么科就可以看什么科，而在中国，想看什么科是由病人决定的，到医院挂哪一科由病人说了算，如果自己不知道挂什么科，导医台的护士小姐会帮你选择挂什么科。美国看病一般先要看全科医生，所以预约的是全科医生。全科医生看不了才推荐去看专科医生，一般不能自己跑去看专科。全科医生可以自己选，也可以由医保系统指定。平时就跟全科医生打交道，预约的也是全科医生。在约好的时间之前，一般会有护士来电了解一些基本情况；有时也会由医生约定时间，先在电话里问一下。到了约好的时间，直接去前台报到，现在也可以在网上报到。去了就等着，也不用挂号，美国没有挂号这一说。医生看好了上一个病人，轮到你了，就有护士喊你的名字，跟着去就可以了。这种预约一般没法约当天看，甚至也很难约到第二天、第三天看。你的医生一直都很忙，他的病人可能已经排得满满的了，往往要过好几天才有时间给你看病。

需要马上看的病怎么办呢？这要分情况。如果有生命危险，比如心脏病发作，就打911，叫救护车直接送去急诊。如果没有生命危险，又需要医生马上诊断或者处理，怎么办呢？比如疫情期间，我曾经有一次眼球内出血，可能是接种辉瑞新冠疫苗后的不良反应。眼睛出血很吓人，虽说没有生命危险也不影响视力，也想马上让医生看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打了医保系统的预约电话，工作人员一查，当天没有眼科医生有时间看，建议我去看“urgent care”。“urgent care”不是急诊，但能马上看没有生命危险的病，可以叫做“亚急诊”，只需要另外多交一点钱。我就看了亚急诊。各科通常都有医生在亚急诊值班，一个眼科医生给我看了说：没事，过几天自己就好了。

有时候去看亚急诊，结果病情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就有可能直接被送去看急诊。比如肚子疼得很厉害，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先去看亚急诊。医生会问你疼到什么程度：如果从1～10打分，最疼是10分，你打几分？你要是打8～10分，医生就认为你肚子疼不是一般的肠炎什么的，可能是更严重的疾病，比如阑尾炎，就要看急诊了。美国的急诊也是人挤人的，跟中国的医院差不多。即使到了急诊室，医生、护士还要根据病情是不是严重到危及生命的程度，再决定要不要马上给你看。如果是需要马上抢救的心脏病发作、车祸、吸毒过量，当然马上就看，否则就要让你等医生把有生命危险的都抢救过了，再轮到看你。

美国这套做法有没有可能搬到中国去，有没有可能像上海医生说的那样进行一番改革呢？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中美文化，包括看病的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一生病，或者一旦觉得自己生了病，不管大病小病都要马上上医院。所以美国有很多中国人抱怨美国看病不像在中国那么方便，要先预约，而不是马上就看。他情愿到中国的医院去人挤人。

另外，中国人不管看什么病，都想去最好的医院、看最好的医生，生怕被耽搁了。这其实也可以理解。第一，中国的医生的水平的确差别很大。很多中国医生的水平非常差，甚至根本就不够格当医生，这跟中国的医学教育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当医生的门槛比较低，导致医生水平差别很大。美国当医生的门槛很高，比中国高得多。需要先上4年本科，再上4年医学院，所以美国的医学毕业生拿的都是医学博士。然后做住院医，考到医疗执照才能正式成为一名医生。因此，只要是正规医学院毕业并获得医疗执照的美国医生，水平都差不多，找谁看都一样。

第二，中国的医疗资源分布很不均衡，大城市跟小城市差别很大，城市跟乡镇、农村的差别更大。即使在同一个城市，不同的医院还分等级，医疗资源高度集中。在中国看病希望到三甲医院，那里才有最好的医疗资源，才能碰上最好的医生。说中国的医院人山人海，指的是大医院，社区的小医院也是冷冷清清，基本上没人的。大家不愿意到那种地方看病，都愿意到三甲医院，到北京、上海的大医院看病。美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它的医疗资源分布比较平衡，各个医院都差不多，在这家医院看跟到另外一家医院看没有什么区别。

第三，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干什么事都要看有没有熟人，有没有关系。看病也是这样，如果在医院认识人、认识医生，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可以看得很认真。如果没有关系，谁都不认识，医生可能就看得很马虎。病人得到的对待不一样，甚至医生的态度很不好，不认真给你看，还会为了赚回扣乱开药。所以，在中国看病都要尽量找关系。美国不存在这个问题，不管你认不认得人、有没有关系，都差不多，都会得到很专业的对待。

所以，由于文化的不同，美国的这一套很难移植到中国，中国人看病还是只能像现在这样去挤。

2024.03.20录制

2024.04.17整理

胡锡进晒了一张他和方芳一起吃饭的照片。胡锡进说方芳是美国的“中国美女间谍”，加了引号，意思是被美国污蔑为中国的间谍。这个方芳是何许人，为什么会在美国被当成中国的美女间谍呢？

在中文网上搜不到任何关于方芳的资料，可见她是一个很神秘的人物，但胡锡进这一次提供了关于方芳的一些很有价值的信息。胡锡进说，方芳是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跟他的女儿是校友。很多人认为国际关系学院有国安背景，是国安培养间谍的学校，这么说肯定夸大其词了。国际关系学院每年要招那么多学生，中国怎么可能每年培养那么多间谍呢？国安也许会从国际关系学院学生中物色人才，把他们培养成间谍，是不是方芳因此被看中了，我们没有证据不能乱说。但根据胡锡进的介绍，方芳的经历的确很奇怪。

胡锡进说，方芳从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当了7年空姐。国际关系学院不管怎么说也是很好的一本大学，从这样的学校毕业怎么会去当空姐呢？空姐需要从国际关系学院的毕业生里招吗？而且一当就当了7年，让人怀疑她去当空姐是不是有什么特殊任务。

根据胡锡进的说法，方芳当了7年空姐后，2009年去美国留学。她毕业7年之后才去美国留学，那时应该29岁，年纪很大了，怎么会突然想到要去美国留学？她去美国哪所大学、学的什么、读的什么学位，胡锡进没有说。根据方芳的脸书记载的事件，她于2009年12月入学加州州立大学东湾分校。加州州立大学东湾分校是一所教育型大学，属于比较差的，根据《美国新闻》的排名在美国大学中排第280位。因为它是教育型大学，所以没有博士学位，一般都是去读本科的，也有个别人会读一个硕士。

那么方芳到这所学校是读本科还是硕士呢？我到学校的网址去查了一下，能查到方芳2012～2013年度和2013～2014年度两次获奖的信息，因为她当了学校的中国学生会主席，学校颁发给她服务奖。说明她至少2014年还在这个学校，这与她的脸书事件说2015年5月毕业相符，也就是说她在该校读了5年半，那么她读的是本科，而不是硕士，因为硕士一两年就读出来了。她快30岁了，跑到美国一个末流学校去读本科，而且一读就是五年，这是不是很奇怪？她本来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国际关系学院的本科，又去美国的末流学校读本科，更让人觉得她到这个学校读本科，也是带着任务读的。

她于2015年回了中国。为什么回中国呢？胡锡进说是联邦调查局找上她了，要求她为联邦调查局工作，给100万美元报酬、提供美国国籍。如果不接受，就要毁了她。方芳三天后就独自逃回中国了。这个故事好像电影一样，一听就是编出来骗中国人的，骗那些对美国情况不了解的中国人。联邦调查局不会那么有钱，一下子要给100万美元，也没有权力给美国国籍。要不要给美国国籍归移民局管，跟联邦调查局是两个不同的机构，他们不会听联邦调查局的，从来没有听说过联邦调查局把美国国籍奖励给谁，最多是帮助申请政治避难给张绿卡。

再退一步说，即使联邦调查局有权力给人国籍，而且还要给100万美元报酬，它为什么要给方芳呢？按胡锡进的说法，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大龄留学生而已，为什么联邦调查局会看上她呢？如果联邦调查局认为方芳是国安部的特务，要发展她当双面间谍，那么方芳能够逃得掉吗？联邦调查局实行边控的权力还是有的，如果已经认定她是国安的特务，怎么可能就把她给放走了？这个故事当然是方芳告诉胡锡进的，完全就是胡编出来的，更让人怀疑方芳很神秘，是一个很让人觉得蹊跷的人。

再看看美国对方芳的说法，会更觉得方芳的确是一个很神秘的人物。美国关于方芳的说法是2020年由美国情报部门透露给媒体才引起轰动，变得众所周知的。根据美国的说法，我们知道方芳2011年～2015年在美国留学的那段时间非常活跃，频繁参加美国的政治活动，跟美国的政客见面、合影。她在脸书上晒跟各种各样的政客的合影，这些政客主要是旧金山湾区的。旧金山湾区是民主党的地盘，所以晒的都是跟民主党政客、大佬的合影，湾区重要的民主党政客几乎都有，包括佩洛西议长。还有一个民主党的新星索沃威尔，是代表湾区的众议员，她也跟他有合影。这件事之所以会在2020年捅出来，索沃威尔认为是川普或者川普的手下要搞臭他。因为2020年索沃威尔一直在抨击川普，川普当时还在当总统，所以把他跟方芳的关系捅给媒体就是要搞臭他的名声。

方芳频繁地参加民主党的活动，按照民主党官员的说法，她几乎什么活动都参加，去当义工、帮助募捐、推荐实习生。他们当时也觉得方芳很奇怪，显得非常有钱，开的是一辆奔驰，让他们觉得这个人不像是一个普通的留学生。当然当时没有怀疑她跟中国政府、国安部有啥关系，只是觉得这人可能是中国富家子弟。但为什么他们愿意跟她打交道呢？因为旧金山湾区一带，华人选民很多，而方芳是加州州立大学东湾分校的中国学生会主席，又是全国性组织“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委员会”在该校的一个负责人，她是以华人社区领袖的身份参加这些活动、帮着拉票的，所以民主党的政客也愿意跟她一起搞这些活动。

方芳是怎么被联邦调查局盯上的呢？联邦调查局当时盯的是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一个外交官，认为他实际上是中国国安部的人，所以一直在监视这个外交官。在监视过程中发现方芳频繁地跟国安部的人联系、见面，就怀疑方芳有特殊的背景，也去监视方芳。结果发现方芳不仅热衷于参加旧金山湾区的政治活动，还全美国到处跑，到各地去参加各种政治活动，跟全美国各地的政客联系，而且用色相去引诱他们。这就更让联邦调查局觉得她很可疑。她是一个中国公民，并不是美国公民，为什么这么热衷于美国政治，跟这么多美国政客有联系，参加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呢？他们怀疑方芳是中国的特务，在收集政治情报。但因为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所以并没有对方芳采取控制行动，只是在监视她。同时也通知了跟方芳有比较密切接触的几个民主党大佬，比如众议员索沃威尔，跟他说方芳很可疑，有可能是中国政府的人，不要再跟她接触。民主党大佬们切断了跟方芳的联系，不再让她参加活动。方芳一看到民主党大佬都不再理她，当然就知道事情败露了，所以2015年就匆匆忙忙逃回中国，从此就消失了，直到现在又被胡锡进捅出来。

美国情报部门认为方芳用色相勾引美国的政客，美国共和党的人因此一直在嘲笑民主党新星索沃威尔，说他跟中共特务上床了。索沃威尔在被记者问到有没有跟方芳上床的时候，既不否认也不承认，说这属于机密，不愿意回答。那是他结婚之前的事，那时候索沃威尔还是单身，跟方芳有性关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他不愿意确认，我们也就没法确定。但美国情报部门的人透露，方芳至少跟三个美国官员有性关系，其中有两个是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市长。有一个市长曾经带着方芳去参加市长大会，方芳是以市长女朋友的身份出现的。参加会议的其他市长还觉得奇怪，因为两人年纪差别很大，怎么带着一个那么年轻的人作为女朋友来参加会议。另外一个是俄亥俄州的市长，哪个市没有说。联邦调查局那时已经在跟踪、监视方芳，拍下了方芳跟俄亥俄州的市长在车里玩车震的视频，记录到市长问方芳：你为什么要跟我交往？方芳回答是为了学英语。也就是说，她认为这个市长英语很好，所以要通过跟他发生性关系学英语。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曾经颁发给方芳一个奖状，表彰她为促进中美文化教育交流做出了宝贵贡献，其实说她为促进中美性交流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更恰当。

2024.03.14录制

2024.04.15整理

2023年3月30日下午，纽约曼哈顿大陪审团表决通过，同意起诉川普涉嫌犯罪。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前总统被提起刑事诉讼，轰动了世界。这个案子跟川普当年给一个成人片女星“风暴姐”（她的艺名叫做风暴·丹尼尔斯，我们就叫她风暴姐）封口费有关。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2006年，川普的小儿子才几个月大，川普跟风暴姐有了一夜情。2016年，川普竞选美国总统，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风暴姐看到一个发财的机会，联系了一家小报，想把她和川普不得不说的故事卖给它。小报的老板跟川普是朋友，于是把这事捅给了川普。川普派他的私人律师科恩联系风暴姐，跟她讨价还价达成了协议，给了13万美元的封口费。2018年，这事被美国媒体捅出来，就闹大了。因为川普害怕这事捅出来后会影响到他竞选总统，所以这笔封口费应该被当成竞选捐款，而他在竞选财务报告里却没有申报这笔捐款。何况13万美元也大大超过了个人给竞选人捐款最多3000多美元的捐款额度，违反联邦选举法，涉嫌犯罪。科恩就被联邦调查局抓了。那时候川普已经当上了总统，而总统对于联邦罪有赦免权，科恩本指望川普赦免他，没想到川普一脚把他踢开。川普把这事怪罪于科恩，说自己一点都不知情，都是科恩干的。科恩一看自己成了替罪羊，从此就跟川普掰了，成了川普的一个积极揭露者。科恩跟美国司法部达成协议，认罪之后被判刑3年，现在已经刑满释放。

给风暴姐封口费本来是川普指使科恩干的，川普是主犯，科恩是从犯。从犯被抓了，而且被判了3年刑，川普作为主犯也应该被抓，被判更重的刑。但当时川普是总统，总统有司法豁免权，而且总检察长是川普的人，他是不会起诉，甚至不会去调查川普的，这事本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纽约曼哈顿的检察官觉得应该就此做进一步调查，追究川普的刑事责任。不过川普涉嫌违反的是联邦选举法，曼哈顿的地方检察官无权追究川普的联邦罪，他就从另一个角度去调查川普，找川普公司要财务报告和纳税记录。川普不愿意给，就打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判决川普败诉，要川普交出纳税记录和财务报告，但被川普这一拖就拖了18个月。直到2021年，曼哈顿检察官才拿到了川普公司的财务报告和纳税记录。

曼哈顿检察官本想起诉川普涉嫌虚报自己的财产（为申请银行贷款虚报财产属于商业欺诈罪），已经把材料交给大陪审团去审。但那一年轮到曼哈顿检察官换届，检察官没有竞选连任，新的检察官上台以后就把案子撤了，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导致主办这个案子的两名检察官愤而辞职抗议。但大家没想到的是，新检察官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调查川普。川普当时给风暴姐的13万美元封口费，在财务报告里写成给科恩的律师费，这就是造假报告了，也属于商业欺诈罪。

根据起诉书，川普被指控了34项重罪，都跟川普给“风暴姐”封口费这事有关，没有别的事。为什么一件事变成了34项罪名呢？因为川普当时给他的律师科恩报销封口费，是以律师费的名义给的，每个月付一次。科恩总共给了11张账单，川普给他开了11张支票，公司的账目里就记录了12条。每一个账单、每一张支票、每一条记录都算一项重罪，加起来总共就有34项重罪。

但是，根据纽约的法律，财务报告造假属于轻罪，而检察官是以重罪起诉川普的。财务报告造假变成重罪，必须是为了掩盖或协助另一起犯罪，或者有实施另一起犯罪的企图。究竟是哪一种犯罪，在起诉书里没有说，因为在这个阶段，检察官没有必要去说他的起诉策略，所以他没有透露。但在起诉书后面附了一个事实陈述，列举了川普的犯罪事实。从这些犯罪事实，我们可以推测检察官准备以另一个什么样的罪名，作为把造假变成重罪的基础。

检察官要用什么样的附加罪，让财务报告造假变成重罪呢？一种可能性是检察官指控川普违反了联邦的选举法。但是，在州的法庭上指控川普违反联邦选举法，在管辖权上会有异议，川普的辩护律师肯定会提出，纽约州的法庭无权管联邦的犯罪。所以，检察官还会指控川普违反了纽约州的选举法，这就没有管辖权的异议了。纽约州的选举法规定，如果一个人试图用非法的手段影响选举结果，就属于犯罪，但没有规定是什么样的选举。既然没有局限于地方的、州的选举，那么联邦的选举当然就可以包括在内了。川普给封口费的目的是为了影响选举结果，却把封口费变成了律师费，这就属于非法了。而他以非法的手段试图影响选举的结果，就变成了一个罪名。

检察官为了证明川普给封口费的目的是为了影响选举的结果，而不是像他声称的那样，为了不让自己的家人感到难堪，举了两个类似的例子。一个是川普公司以前的看门人要向小报卖一条消息，说他知道川普有私生子。小报的老总就花了3万美元把他这条消息买下来封杀了，没有报道，因为小报的老总是川普的朋友。另一个例子是一个模特也在找小报卖消息，说她曾经跟川普私通好几个月。小报的老总把这条消息也买下来了，也是不报道就封杀了。川普曾经考虑过要给小报报销这笔钱，后来也没有真给，把账赖掉了。不过，川普当选之后还特地感谢小报老总在选举中帮了大忙，邀请他参加就职典礼，还邀请他到白宫吃饭。

这两个例子有一样的模式，都是给封口费，担心事情会泄露出去影响到选举的结果。而且，川普也向科恩表示过，给“风暴姐”的封口费能赖就赖、能拖就拖，当时还想把这笔钱赖下来。他说，如果能拖到选举结束，就可以不给了，反正那个时候她再把这事说出去，已经影响不到选举的结果了。不过最后没能赖掉，还是在快要大选的10月底把这笔钱给了风暴姐。但是，从川普给科恩的指示可以表明，川普给封口费的确是为了选举。

另外，检察官还指控川普，给封口费这事违反了纽约州的税法。川普给科恩报销封口费是以律师费的名义给的，律师费就是收入，收入就必须报税；而且税是很高的，把联邦税、州税加起来，税率高达50%，就要多给科恩钱，让他把报税的这部分也报销了。科恩说，除了给“风暴姐”13万美元封口费，另外还有5万美元的支出，加起来川普就必须报销18万美元；再交50%的税，就应该给他36万美元。川普觉得科恩这事干得不错，又另外给他6万美元的年终奖金，总共给科恩42万美元，只不过是分成十几次按月给他的。本来是报销，却伪装成收入，而且考虑到要报税还多给了，就属于报税造假，就是一种犯罪。把报税造假作为一个附加罪是很简单明了的，不会引起什么争议。

所以检察官把财务报告造假从轻罪变成重罪的理由还是能够成立的，而且证据也比较充分。首先，他有人证。不仅科恩愿意出庭作证，小报的老总也必须出庭作证，因为他以前已经跟联邦检察官达成协议，当污点证人来换取不被起诉。其次，还有物证。他们当初商量怎样给封口费、怎么掩盖封口费都留下了文字记录，都有电子邮件和短信往来。既然有人证、有物证，这个案子对川普就相当不利，很有可能被陪审团定罪，而且每一项罪名最高可以判四年。这34项罪名要么都成立，要么都不成立，因为实际上涉及的是同一件事。如果都成立，最高可以判100多年刑。法官当然是不会这么判的，他有可能判川普“同期服刑”，也就是最多服刑4年。也很有可能看在川普已经是70多快80岁的老人份上，或者看在他是前总统的份上判一个缓刑。

司马南评论说，川普投案自首、出庭表现得很从容。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必胜的把握。他认为这个案子最后肯定会一直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而川普在下台前任命了几个最高法院的法官，这些法官肯定会袒护川普，所以川普最后肯定胜诉。司马南这些评论表现得对美国的司法制度非常无知，他以为美国最高法院跟中国的最高法院一样，什么案子都可以管。美国最高法院有它的管辖范围。这个案子是州的案子，州的案子一般只能上诉到州的最高法院，只有一种特殊情况：除非案子跟联邦的法律有关，或者涉及到美国宪法问题，才可以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如果检察官以川普违反了联邦选举法作为附加罪，那就跟联邦法律有关。而且，在州的法庭上指控别人犯有联邦罪，也会存在法理问题，那么最高法院是有可能受理的。但是检察官指控川普违反的是州的选举法、州的税法，跟联邦的法律没有关系，也不存在法理的问题，美国最高法院是不会受理这样的案子的。

退一步说，即使它受理了，也不等于川普任命的大法官就会公然袒护川普，以前判决的几个案子，这些大法官都没有袒护川普。例如关于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的案子，川普认为选举舞弊，不停地起诉，也上诉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不予受理。还有川普该不该把他的税表交给纽约检察官、众议院的委员会的案子，他也是一直上诉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并没有袒护他，判决他必须交出税表。司马南是以中国的逻辑、中国的思维看待美国的问题，以为美国跟中国一样，如果在最高法院有人，官司肯定就会赢，但是美国不是这样的。

大陪审团起诉川普的消息一传出来，共和党大佬都纷纷跳出来表示反对，谴责说这是对川普搞政治迫害。这些共和党的政客连大陪审团究竟起诉川普什么罪名、有什么样的证据都还不知道，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说这是对川普搞政治迫害。在他们看来，川普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不管犯了什么罪、证据充不充分都不能起诉、追究他。所以，共和党的政客试图干预美国司法，让美国的司法独立、美国法治变成了笑话。

2023.03.30、04.05录制

2024.04.15开庭审理之日整理

（一）

现在中美两国在互相抓间谍，这让我想起了一个间谍案，号称是最大的中美间谍案——金无怠的案子。网上可以搜到不少讲这个案子的文章，但都是胡编乱造的。维基百科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的，关于金无怠的介绍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不可信的。我为什么敢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案子已经过去30多年了，当时办这个案子的联邦调查局探员早已退休，所以他们就会接受媒体的采访，谈当初办案的经过。而且，当时审案的法庭记录，包括金无怠的供词，也都是公开可查的，美国并没有秘密审判这回事。所以根据联邦调查局探员的访谈，还有法庭的记录，我们就可以大致地还原这个案子的真相。它很有意思、很曲折、很精彩，比网上那些胡编乱造的文章要精彩多了。

最常见的说法是，金无怠之所以会东窗事发，是因为国家安全部的高官（有的说是北美司的司长，有的说是外事局的局长）俞强声，1985年叛逃美国，把金无怠供出来。这样，这个已经在美国潜伏了30多年的中国间谍才被抓了。这个说法很流行，但是不符合事实。

第一，俞强声并不是国家安全部的高官，他叛逃美国时只是国家安全部的一个副处长。

第二，金无怠早在1982年就已经暴露了，并不是等到1985年俞强声叛逃才暴露的。不过，金无怠的暴露，的确跟俞强声提供的情报有关系。当时俞强声还没有叛逃，但也不在安全部工作。国家安全部是1983年才成立的，金无怠暴露的时候还没有国家安全部。俞强声当时在公安部工作，我推测是在公安部外事局。因为俞强声关于金无怠的情报跟公安部外事局接待金无怠有关，他很可能参与了接待，所以才知道有这么回事。他在外事局的官职应该也不高，因为他后来到新成立的国家安全部也只是当副处长，所以原来在公安部可能也就是科长。金无怠到中国去的经历在他的日记里有详细的记录，见了谁、跟谁一起吃饭都写下来了，并没有提到俞强声。可见俞强声当时官职比较小，还没有资格上饭桌跟金无怠一起吃饭。

第三，金无怠的暴露虽然跟俞强声提供的情报有关系，但俞强声仅仅提供了一条破案的线索，并没有直接指认金无怠。联邦调查局根据俞强声提供的这条线索，花了很长时间，做了大量工作，才把这个案子破了。

接下来，我就讲一讲破案的经过。我先从俞强声说起。俞强声有一个很著名的弟弟俞正声，后来当了全国政协主席。他爹叫俞启威，后来改名黄敬，是江青的入党介绍人，曾经跟江青同居过一段时间。建国以后，黄敬当了天津市第一任市长，后来当了一机部部长。1958年，中共中央召开“反右倾”的南宁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公报私仇，当众把黄敬臭骂一顿，羞辱了一番，不久黄敬就死了。

网上有一个说法，说俞强声是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其实不是，俞强声是警察学校毕业的，毕业之后到北京公安局当便衣警察，这是文革期间的事。文革结束之后，俞强声调到了公安部。我刚才说了，很可能就到了公安部外事局。在公安部外事局有机会跟外国人接触，特别是跟驻华使馆的人接触。美国驻华使馆里当时有中央情报局的人。大概在1982年，俞强声被中央情报局的人策反，成了中情局的线人。

1982年9月，俞强声向中情局提供了一条情报，说美国情报界潜伏着一个中国间谍，已经很多年了。中情局得到这条情报之后，就去找联邦调查局，要他们破案，把这个中国间谍找出来。联邦调查局的人说，这条情报这么模糊，我们怎么破案呢？这像大海捞针一样，应该让你们那个线人提供更详细的情报。所以中情局又去找俞强声，陆陆续续地搞到了更详细的情报。

这些情报汇总起来是这样的：1982年2月6日这一天，这名中国间谍从纽约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到了北京，入住前门饭店553房间，跟公安部外事局副局长朱恩涛联系。两个人为了安全起见，用英语交谈。公安部举行了一个仪式，任命这名中国间谍当副局长，奖励他5万美元。还搞了一个规格很大的宴会，中国情报界的高层人物都出席了。2月27日，这名间谍回到了美国。

得到这条情报，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找泛美航空公司，索要那一天的航班乘客名单。但那是1982年，还没有电子化，泛美航空公司并没有保留以前的乘客名单。而且联邦调查局还发现，2月6日那天泛美航空公司并没有从纽约飞北京的航班。情报不准存在两种可能性，或者把时间搞错了，或者把航班搞错了。联邦调查局在调查的同时，也去查了以前监听中国驻美大使馆的记录。发现2月6日有一个男人在机场打电话给中国大使馆的人，用汉语说，我的飞机会晚点，你要告诉北京的人。联邦调查局看到这个窃听记录以后，认为这不寻常。如果是一个普通乘客，怎么可能告诉大使馆飞机会晚点呢？那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们推测，这就是那个中国间谍。2月6日那天，有暴风雪导致航班晚点，这就对上了。

既然时间是对的，那就是把航空公司搞错了。应该是哪一家航空公司呢？联邦调查局的人去纽约肯尼迪机场调查，发现泛美航空公司跟中国国航共用一个柜台，就合理地推测他们在北京也是共用一个出口，而且2月6日正好有国航的飞机从纽约飞北京。于是他们推测，中国间谍实际上坐的是中国国航的飞机，只不过因为它跟泛美航空公司共用一个出口，让接机的俞强声搞混了，把它误当成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这样就确定了中国间谍坐的是国航的飞机，但又不可能去找国航要乘客名单。有一个FBI探员想到，中国间谍2月27日回美国，入关时要报关，而申报的记录都保存着。于是，联邦调查局就去查2月27日从北京乘坐国航飞到纽约的报关记录。查到一个报关的乘客在2月6日乘坐国航飞机去北京，这个人是个男的华人，就全都对上了。

这个人叫金无怠。联邦调查局打电话问中央情报局有没有一个叫金无怠的雇员。中情局的人说没有。FBI让中情局再查查以前有没有一个这样的雇员。中情局一查，说有，这个人已经在1981年退休了。这样，FBI就锁定了金无怠。

接下来还必须证明金无怠的确是中国间谍，怎么证明呢？

等到FBI锁定金无怠，几个月过去了，已经到了1983年4月。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监视金无怠，发现他在那一年5月底要去香港。FBI就在机场偷偷地搜查了金无怠的行李。在搜查之前还先把行李拍照，再原样放回去，怕金无怠发现。但也没有搜出可疑的东西，没有情报在行李里，只搜出了一把北京前门饭店553房间的钥匙，这就跟俞强声的情报完全对上了。从那个时候开始，FBI就百分之百地肯定金无怠是中国的间谍。为什么那把钥匙会在金无怠的行李里呢？因为金无怠离开前门饭店时忘了把钥匙交回去，就一直放在行李里。

金无怠下一次再去香港是那一年的9月。这一次FBI全程监视，就知道金无怠到香港见了一个叫区启明的中国国家安全部官员，是金无怠的上司。他见区启明是为了三件事。第一，跟他说中情局有一个华人雇员是他的朋友，现在要去中国，你们可以试着去策反他。第二，金无怠虽然退休了，但在帮美国国家安全局干活，掌握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情报，把国家安全局的情报给了区启明。但这是骗人的，金无怠退休之后被中情局雇佣当合同工，并没有为国家安全局干活。他当合同工没有涉密资格，搞不到情报。他所谓的国家安全局情报，是根据当时美国新出的一本关于国家安全局内幕的书，东抄西凑拼接起来，拿去骗中国国安部的。就是为了让国安部的人认为他虽然退休了，但还有价值，还能搞到有价值的情报，继续给他钱。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搞到钱。第三就是找国安部要钱。他说现在正跟老婆闹离婚，希望国安部给他15万美元离婚费。从此，FBI也掌握了金无怠去见中国国安部人员的证据。

但是，FBI也并不着急抓金无怠。首先，金无怠那个时候已经退休了，虽然还在中情局当合同工，但是没有涉密资格，所以已经没有什么情报可以提供给中国。其次，FBI还想放长线钓大鱼，想看看金无怠在美国有没有同党，所以就继续监视金无怠。结果发现金无怠是一个花花公子，到处寻花问柳，跟很多女人有染。其中有一个是纽约的女华人，金无怠请她到华盛顿幽会。在电话里跟她说：你别忘了带那玩意儿。监听的FBI很奇怪，那玩意儿究竟是什么玩意儿？是不是某种间谍工具？所以他们就在机场偷偷地搜查了这个女人的行李，没搜出什么，发现那玩意儿指的是一个性玩具。那个女的并不是中国的间谍，他们也没有发现金无怠跟哪一个中国的间谍在美国有联系。第三，如果抓了金无怠，就有可能暴露俞强声，所以联邦调查局不愿意去抓金无怠。

但是到1985年，情况发生变化。俞强声跟中情局的人说，他想洗手不干了，要去美国定居。中情局的人就把俞强声弄到了美国。1985年10月，俞强声叛逃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认为可以收网去抓金无怠了，11月22日以了解情况的名义去家里找他，问他跟中国的情报人员有没有联系。一开始，金无怠很镇静，矢口否认。等FBI的人点出了区启明这个名字，说这是你的上司，金无怠就精神崩溃了。他以为FBI已经掌握了全部情况，就老实交代了。

（二）

上次谈到，联邦调查局根据俞强声提供的情报，花了很长时间破案，抓捕了金无怠。

金无怠是何许人呢？我们先说一说他的家世。根据金无怠本人的说法，他家本来不姓金，姓爱新觉罗，也就是清朝的皇族，派驻广州。这个说法很可笑，是金无怠为了拔高自己编造出来的。对这个人的各种各样的说法，我们不能轻信，因为他很喜欢吹牛。金家是驻扎广州的旗人没错，但是并不是满族，而是汉族，属于汉军正黄旗。他家驻扎的那个地方，现在属于广州海珠北路金氏巷，这个地名就是根据他家命名的。以前那个地方属于南海县，所以金家也自称是广东南海人。

金无怠的父亲叫金国宝，在光绪年间中了举人，被保送到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学法语。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从译学馆选派学生留洋，金国宝因此去法国留学。从法国留学回来以后，他到京广铁路局工作。一开始当局长的法文秘书，后来步步高升，最终做到了京广铁路局的总务处长。他还曾经到北京交通大学当过总务处长，后来就一直住在北京。金无怠就是1922年在北京出生的，是小妈生的。

1940年，金无怠考上燕京大学。他后来说自己是1947年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我怀疑他是因为要到中央情报局的外国广播情报处工作编造出来的，显得自己正好专业对口。实际上，在燕京大学的历届毕业生名单中没有金无怠的名字，因为他没有毕业就出来工作了。由于他的英语很好，找到的工作是给当时的驻华美军当翻译。

他1944年去了美军在福州的联络处，在那里当翻译时认识了同样在联络处工作的一个中国人，一个姓王的医生。王医生是共产党员，但那时没有打算发展金无怠。到了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美军撤出中国大陆。美国的大使馆、领事馆还没有撤出来，所以金无怠就改到美国驻上海的领事馆当翻译。这时，王医生带了一个警察来找他。这个警察也姓王，金无怠叫他王先生。王先生对金无怠说，希望他能够为人民政府工作，如果美国有什么情报，可以提供给我们，我们愿意给你报酬。金无怠答应了下来。所以，可以说是从1949年开始，金无怠才被吸收成为中国间谍。网上有说金无怠早在1944年就被周恩来亲自派到美军当间谍，也有说是中共特务头子李克农亲自派金无怠当间谍，这都是为了夸大金无怠的作用、拔高他的地位编造出来的。

1950年，美国领事馆撤到了香港，金无怠就跟着去了香港。1951年，美国国务院派金无怠到韩国釜山战俘营当翻译。他在那里待了一年时间，回到香港把战俘营的情况报告给了警察王先生。王先生给了他一笔钱，2000元港币，在当时算是很大一笔钱了。

金无怠究竟报告了关于战俘营的什么情况呢？有一种说法是，金无怠让中国政府知道了，战俘营里有很多志愿军战俘不愿意回中国大陆，想去台湾，中国政府就坚持要求把这些人遣返到中国大陆，导致停战协议没法签订，让战争又持续了很长时间。停战协议当时迟迟没签订，的确主要是因为战俘遣返问题。根据《日内瓦公约》，战俘本来都应该遣返，但是联合国方面了解到，有很多志愿军战俘想去台湾。他们为了表示要去台湾的决心，写血书、在身上刺青刺上反共标语或中华民国的旗帜。如果把这些人遣返回中国大陆，他们就会受迫害，所以联合国提出根据自愿的原则遣返。中国政府不同意，认为这是反共的阴谋，要求全部遣返。为这事谈判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到1953年，斯大林死了，新的苏联领导人上台，命令中国政府接受联合国的条件，尽快结束战争，中国政府才不得不让步。但中国政府不需要从金无怠那里了解有很多志愿军战俘想去台湾，因为这些战俘都公开表示自己要去台湾，还采取了极端的举动。而且，当时有共产党的特务和游击队打入了战俘营，甚至还策划过暴动。所以，中国政府对于战俘营这方面的情况是很清楚的，不需要从金无怠知道。

还有一种说法，由于金无怠把想去台湾的战俘名单报告给了中国政府，而这些战俘里后来有一部分反悔了，又回了中国大陆，有一些还被中央情报局策反派他们回大陆当特务，而中国政府就根据金无怠提供的名单，把这些人抓的抓、杀的杀了。但这种说法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当时的志愿军战俘有2万名，其中有14000名表示要去台湾，金无怠怎么可能把这么多人的名字都记录下来，交给中国政府呢？更何况我刚才说了，这些人都是公开表示要去台湾的，不需要金无怠秘密提供名单。后来的确有400多人反悔了，改回中国大陆，但这些人想去台湾和后来反悔也全都是公开的。所以，中国政府知道究竟有谁反悔，不需要从金无怠那里搞名单。更何况那是1953年的事，金无怠已经不在战俘营了。这些战俘回到中国大陆以后，命运都很悲惨，被抓、被开除、被斗，倒是没有听说被杀的。但不管怎么样，他们的命运跟金无怠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金无怠究竟提供了战俘营的什么情报给中国政府，我们无从得知。但网上流行的这两种说法都经不起推敲，是为了夸大金无怠的作用，把他说成是改变了朝鲜战争的人，而编造出来的。

1952年，中央情报局在冲绳成立了一个机构“外国广播情报处”，金无怠跳槽去那里工作。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收听中国大陆的广播，整理成情报。1961年，金无怠到了美国加州，在外国广播情报处继续当翻译，并在1965年加入了美国国籍。他还在冲绳时，王先生把跟金无怠的工作关系移交给了区启明。区启明从那之后就成了金无怠的上司，布置给金无怠的任务就是收集美国对华政策的情报。金无怠看到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就把它们从办公室带到家里拍成照片，然后把文件放回去，再找机会把这些照片带到香港交给区启明。不过，金无怠那个时候只是一个普通的翻译，没有涉密资格，所以他能够看到的文件都不是保密文件。

1969年，中央情报局决定撤销在加州的机构，人员都改到中央情报局总部上班。那样就有涉密的资格了，所以要求归化的美国公民必须是入籍5年以上的。但金无怠那时入籍还没满5年，没办法去中央情报局总部工作，只好又跳槽了。他申请去联合国当翻译，但中央情报局舍不得放他走。金无怠会4种中国方言，这种语言人才在中央情报局很少，所以就挽留他。为此还特地让加州的机构延长了半年时间才撤销，就是等金无怠满足涉密资格的要求，好把他调到中情局总部。

金无怠除了当翻译还当分析师，有了涉密资格，能够看到保密的文件。但那时已经是1970年，中国正在搞文革，区启明被抓起来坐牢。所以在整个文革期间，金无怠跟区启明失联了，即使有保密文件也送不出去。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金无怠1970年知道了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有变，把情报递出去报告给了周恩来，让中国政府有了准备，并因此影响了中美关系。但这个说法是金无怠本人编造的，因为他那时跟区启明失联了，即使能看到这方面的情报，也是递不出去的。还有一个说法是越南战争期间，金无怠传递了关于越南战争的情报，改变了越南战争的进程。这也是胡编出来的，同样也因为越南战争期间，中国正在搞文革，金无怠跟区启明失联，即使看到了关于越战的情报，也没法报告给中国政府。这些说法都是为了夸大金无怠的作用而编造出来的。

等到文革结束，区启明复出，才又跟金无怠联系上。他跟金无怠说，你如果要到香港来，就给黄先生写信或者寄明信片，告诉他你要去香港；如果有情报要送，也可以去多伦多找李先生。从1979年到1982年，金无怠总共去送过4次情报，都是到多伦多找李先生，每一次都先找一个电话亭给李先生打电话。李先生是广东人，两个人就用广东话交谈。金无怠坐飞机到布法罗，在布法罗租车开到多伦多，在多伦多的一家商场门口跟李先生见面，把情报交给他就离开。整个交接过程也就几分钟时间。

金无怠交给李先生的情报很多、很杂，有美国的军事、经济、科技、农业等等。这么多，这么杂，一年才送一次，表明里面不会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情报。如果有特别重要的情报，不是应该搞到手就赶快专程送出去吗？怎么会等上一年的时间，再跟其他那么多无关紧要的情报混在一起送出去呢？而且，金无怠在中情局的地位并不高，虽然有涉密的资格，但也接触不到什么特别重要的情报。有一种说法说他是中情局东亚政策办公室的主任，甚至还有人说他差一点成为中情局的副局长，这都是胡编的。金无怠一直就是翻译加分析师，地位并不是很高。他在1981年7月1日退休的时候，中情局副局长举行了一个仪式表彰他。但这对于一个在中情局工作了30年的老员工，也是常规的做法，并不能以此证明金无怠在中情局的地位有多高。

总之，金无怠就是一个普通的分析师，接触不到什么绝密情报。当然，中国政府的高层从金无怠提供的那么多情报中，也许能了解到美国的一些情况，但是要说这些情报价值有多大，那也未必。

（三）

1985年11月22日，联邦调查局特工到金无怠家，将金无怠逮捕，案子进入了审理阶段。美国审理间谍案跟审理其他案件没有什么不同，也是公开审判，不像中国审间谍的案子，只要涉及到所谓的国家安全，就秘密审判。由于金无怠不认罪，还要由陪审团来决定他有罪还是无罪。陪审团的12个成员是从普通公民随机抽取组成的，要12个人一致同意有罪，才能够定罪。所以定罪的门槛很高，定罪比较难。不过，对金无怠定罪很容易。第一，他已经承认自己向中国情报人员提供了情报，交代得很详细。第二，联邦调查局从金无怠家里搜出了6本日记。

金无怠有记日记的习惯，而且对跟中国情报人员接触的行踪记录得非常详细，哪一天见了谁、收到了多少钱都详细写着。例如，他1981年7月1日退休，7月9日飞到香港，入住香港百乐酒店，住一天230美元，还有20%的优惠，这些都记着。日记里还写，7月11日，他见了区启明和一个姓盛的人，区启明给了他5000港币，存入百乐酒店的保险箱，还答应再给他5万美元。

金无怠那次去北京日记也有详细的记载：乘国航的飞机从纽约飞到旧金山，再从旧金山飞北京，目的地是上海，推迟了5小时抵达北京。1982年2月6日，金无怠抵达北京，入住北京前门饭店553号房间，一天80元人民币。那一天，朱（指公安部外事局副局长朱恩涛）来见他。当天晚上，李副部长（应该是公安部副部长）请他吃饭，吃了熊掌。他在日记里特地说这是一种美味。

我们也从日记知道2月25日这一天公安部给他颁奖，奖励5万美元，任命他为副局长。那一天跟李、魏、朱、区4个人“谈生意”，事后一起涮火锅。“李”指公安部副部长；“魏”不知道是谁，我推测可能是公安部的外事局局长，因为按他的写法排在“李”后面，但又排在外事局副局长“朱”的前面；“区”就是区启明。“谈生意”是他用的隐语。

他写得非常详细，对自己的行踪、收到的钱都一一记录下来。他的机票，住饭店的信息，全都保留着。这么看来，他并不是一个好的间谍。一个优秀的间谍是不会记录自己行踪，还记录得这么详细的。他没有受过间谍的专业训练，之所以长时间潜伏都没有暴露，原因就是他送出去的并不是特别重大的情报，不会让中央情报局的人发觉泄密了。

这个案子审起来很简单，3天就结束了，1986年2月4日开庭审理，2月6日就审完了。金无怠在法庭上为自己做了辩护。他承认自己向中国方面提供了情报，但不认为自己有罪。他认为提供情报是在帮美国。他说他爱中国，也爱美国，通过提供情报的方式能够改善中美关系。他举例说，他在1970年知道尼克松总统要改善中美关系，就把这条情报递出去让周恩来总理知道，中国政府就有了准备。但是，这是他编出来的。我前面已经谈到了，中国那时候正在搞文革，而金无怠的上司区启明被打倒投入监狱了，所以在文革期间，金无怠跟区启明失联，没法传递情报。在金无怠的日记里，1968年～1976年这段时间也没有任何传递情报的记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也出庭作证说，金无怠刚被抓的时候交代，在1968年～1979年的中国文革期间，他没有传递过情报，送不出去。现在又改口说1970年送过这么重要的情报，显然就是编出来为自己脱罪的谎言。

金无怠为什么要向中国提供情报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钱。金无怠本人虽然否认出卖情报是为了钱，说之所以接受中国方面的报酬，是想让中国方面信任他，不怀疑他的动机。但是，他就是为了钱出卖情报的。这个人很看重钱财，根据我刚才从他的日记记录里举的例子就可以看出，他收到多少钱、对方答应给多少钱，都记录得很详细。甚至住酒店一天多少钱、得到了什么样的优惠也都很详细地记录，说明这个人是很看重钱的。中国方面先先后后总共给了他大约18万美元，这些钱都打到金无怠在香港的银行账号。

为什么金无怠这么需要钱呢？第一，他需要钱搞投资，拿这些钱来作为种子资金，钱生钱。他的投资方式是买房地产，在华盛顿周围和内华达总共买了31处公寓。这听上去很多，但他买公寓的那些区都是比较差的，买来之后租给低收入的人住，所以房产虽然很多，但价值并不是很大。他被抓时，这些房产的总估价也就几十万美元。第二，我以前也谈到，金无怠很喜欢寻花问柳，这也需要钱。第三，金无怠有赌瘾，经常去拉斯维加斯的赌场赌博。他喜欢打21点，还向人吹嘘，打21点从来就没有输过。但这完全是吹牛。在1976年～1982年这段时间，他开给赌场的支票累计多达10万美元。他赌博输了很多钱，也就需要钱。所以他卖情报就是为了钱。他被抓之后，香港的银行账户里还剩大概10万美元。他曾经让他老婆以后有机会去香港把钱拿出来。后来他老婆果然去香港拿那笔钱，发现钱已经被冻结，拿不出来，应该就是中国政府要求银行冻结的。

这个案子只用3天时间就审理完了。2月7日陪审团开始讨论，只花了三个半小时就做出了判决，检察官指控金无怠的17项罪名全部成立。一项罪名是跟别人阴谋从事间谍活动，一项罪名是向中国政府提供了韩国战俘营的情报，有4项罪名是去多伦多向“李先生”提供情报。剩下的罪名是关于偷税、隐瞒外国银行的信息，属于经济犯罪。定罪之后，法官定在3月4日判刑。可以预料，肯定是判终身监禁、不能假释。而且，由于涉及到经济犯罪，还要罚款，预计要罚300多万美元。

一开始，金无怠还很乐观，认为中国政府会跟美国政府谈判、做交易，把他保出去。但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不承认金无怠是中国间谍。金无怠刚刚被抓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李肇星就说了：“金无怠事件是美国反华势力编造的，中国政府爱好和平，从来没有向美国派遣过任何间谍。中国政府不会承认这件反华事件，也不认识这位自称是中国间谍的金无怠先生。”金无怠被定罪之后，他还抱有一丝希望，觉得自己对中国的贡献很大，中国政府最终还是会来解救他的。他老婆到监狱去探望他时，金无怠还让她去北京找邓小平，说让邓小平给里根总统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出狱去中国生活了。

但是2月19日，监狱里来了一个记者，是纽约一份叫《中报》的中文报纸的记者。他来采访金无怠，让金无怠彻底失望了。美国检察官怀疑这个《中报》记者是中国政府派来的，这个怀疑没有证据。但是，美国的一些中文报纸是中国政府办的，里面的工作人员跟中国政府是有关系的。这个记者到监狱里，也许向金无怠传递了中国政府的意思：我们不会来解救你的，不承认你是我们的间谍。所以金无怠才会对这个记者说：“至少要做给世界看，是不是？人员出了事情，结果，好，就一句‘我根本不理’，这从人情上说不过去……这个国家不负责任，不会永远不负责任，对不对？”说这话显得很伤心、绝望。

在这个记者采访后才过了两天，2月21日早上，金无怠在监狱里自杀了。他用监狱发的塑料垃圾袋套在脸上，又用鞋带把垃圾袋的口子扎紧，窒息而死。金无怠的儿子是医生，参与了尸体的解剖，确认了金无怠是自杀窒息死的。不过，金无怠的妻子不承认他是自杀。她的理由是金无怠死的时候，面容很安详，不像是窒息死的。这是很外行的看法，是从小说、电影看来的，以为窒息而死会非常痛苦，会吐舌头什么的，这是不成其为理由的。中国政府不可能到监狱里去杀他，美国政府又没有杀金无怠的动机，让他一辈子坐牢就完了。

金无怠的三个子女都在加州，所以金无怠死后就埋葬在加州旧金山郊区的一个公墓。北京的香山还有金无怠的一块墓碑，是他的子女给他立的。因为金无怠家以前住在香山，香山有他家的墓地，他父亲金国宝就埋在香山，金无怠的子女就在他父亲墓地的边上给他立了一块碑。有人拍到过这块墓碑，说这表明中国政府最终还是承认了金无怠是间谍，是我们的人。不是的，那只是他的子女私自立的一块墓碑。如果中国政府承认金无怠的话，就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给他立一块碑了。

最后顺便谈一谈俞强声的结局。网上有传言说，因为俞强声出卖了金无怠，所以中国国安部派人到美国下毒，将俞强声毒死。也有人说，俞强声有一次到危地马拉游泳，被国安部的人盯上，把他拉下水淹死了。这些都是革命小将意淫出来的，觉得叛徒要不得好死，必须给予惩罚，处死才对。其实，中国共产党很早就立下了一个规矩，不搞暗杀，更不会跑到国外去暗杀。这跟苏联、俄国是不一样的。当然，这是旧时代的事，新时代也许会搞暗杀，我们就不好说了。但那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那时候是不会搞暗杀的。而且几年前，当年负责金无怠案子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了，那都是谣言，俞强声还活得好好的，在美国定居。他应该是加入了联邦证人计划，隐姓埋名在美国的某个地方隐居。但具体住在哪里，联邦调查局的人说不能透露。不过，俞强声其实也并不是很低调，所以也有认识他的人认出他来了，透露说，他改姓张，娶了一个台湾人，住在洛杉矶郊区。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应该80岁了，因为他的弟弟俞正声今年已经78岁了。

金无怠这个案子之所以重大，并不是因为金无怠传递了什么特别有价值的情报，并不像网上有人说的改变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进程，改变了中美关系，而是因为他是美国抓的第一个中国间谍。从那以后，美国政府意识到，在美国有中国间谍，于是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后来陆陆续续又抓了一些中国间谍。

2023.08.12.录制

2024.01.07.整理

一、定义的争论：什么算“南京大屠杀”？

在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这一天，上海有一个高校教师在课堂上顺便谈了一下南京大屠杀。她说，当时日本在南京发生了反人类的行为，但是不是杀了30万中国人，没有史料依据，有可能杀的人数比这少，也有可能比这多。她这段话被一个学生录下来，放到了网上，引起了一番风波。《人民日报》微博痛批这个老师，说她是在否认日本人的罪行，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30万是铁证如山。那个学校赶快就把这个老师开除了。

《人民日报》说南京大屠杀死的人数30万铁证如山，引用的证据是抗战胜利后，南京军事法庭判决南京大屠杀的一个主犯谷寿夫死刑时，判决书里说的，被日军射杀并且焚尸灭迹的中国军民有19万人，由慈善机构收尸埋葬的有15万人，加起来死者有30万人以上。这个判决书只要仔细推敲一下就会发现它是靠不住的。它说被焚尸灭迹的有19万人，既然已经焚尸灭迹了，尸体都找不到了，怎么统计出来的19万人？

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军事法庭，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他们也判了一个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松井石根死刑。但是，那个判决书说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人数变成了10万人以上。一个是30万人以上，一个是10万人以上，为什么认为30万人以上是铁证如山，10万人以上就不是？判决书不能作为铁证，因为它不是原始的史料。它只是法官在判决的时候采纳的某一个数据、某一个说法。法官不会做一番仔细的研究再把它写进去。

关于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究竟有多少人，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引起重视，用的都是判决书靠不住的说法。一直到1967年，才开始有日本历史学家研究这个问题，说死了20万人。这在日本历史学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有些人认为没死那么多人，夸大了。也有一些人认为，的确死了20万。这个问题在日本历史学界变成了一个热点。也有一些日本右翼分子极力否认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只不过那些人都是外行，不是严肃的历史学家。严肃的历史学家没有人否定南京大屠杀，只不过对具体的死亡数字有争议。

张纯如《南京大屠杀》出版以后成了畅销书，又让南京大屠杀变成学界的热点，西方的历史学家也研究这个问题。这本书并不是严肃的历史著作，甚至算不上是学术著作，里面有很多想象的、虚构的、夸大的、跟历史不符的内容。而且张纯如还不承认错误，拒绝做修改，不能把它作为严肃的历史著作引用。

关于南京大屠杀究竟死了多少人，在历史学界有很多争议。有的认为只死了几万人，有的认为死了10万人以上，甚至多达20万。目前普遍认为在4万～20万这个范围内。

为什么数字范围这么大，有这么大的争议呢？一个原因是对“南京大屠杀”的定义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什么样的死亡可计入大屠杀？如果是平民、战俘被杀了，算成大屠杀没有异议。如果是阵亡的士兵算不算呢？一般来说是不应该算的。但是有一些日本历史学家认为要算。那些认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20万的日本历史学家，就是把阵亡的中国士兵也算进去了。他们认为，当时中国士兵已经失去了战斗能力，是在溃逃，渡江逃跑，被日本兵追杀了，也是大屠杀。还有中国士兵伪装成平民，被日本兵抓到枪毙了，算不算是大屠杀？这也是有争议的。对什么算大屠杀有争议，那么对死亡的人数也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其次，说是“南京大屠杀”，那么“南京”这个范围有多大呢？这也是有争议的。有的认为这个范围应该很小，只包括所谓的“国际安全区”。根据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拉贝在日记里的估计，里面居民只有20～25万人，那么显然不可能被屠杀了30万。但是，一般认为，至少应该包括整个南京城，或者把南京郊区也算进去。这样的话，显然死亡的人数就会增加。有的认为，除了南京，应该把周边的6个县也都算进去，这样死亡人数当然就更多了。甚至有人认为，应该把无锡、苏州、嘉兴全部都算进去。在这么大的范围内，死亡的人数当然就更多了。

还有，对于南京大屠杀持续的时间要怎么算，这也是很有争议的。有人认为应该从南京沦陷的那一天——12月13日开始算，持续了6周。这是最短的。有人认为应该把时间往前推，从12月初开始算。甚至有人认为应该从11月份就开始算。还有人认为要把时间往后推，算到一月底，或者算到二月份，甚至算到三月份。时间跨度越长，当然算的死亡人数也就越多了。

这是对定义的争论。对定义的争论比较容易解决。我们把空间、时间、什么算大屠杀给定下来，有一个共识以后，是不是在一个大家公认的定义的范围内，死亡的人数就可以确定下来呢？也不能。由于缺乏可靠的记录，只能用估计，但是要怎么估计呢？这同样有很大的争议。

二、方法的争论：怎么估计死亡人数？

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是根据以下的几种来源进行估计的。

一个资料来源是目击者当时的叙述，或者是幸存者事后的回忆。但是，这种个别人的叙述、回忆其实是很靠不住的。一个人如果没有做非常详细的调查，不可能知道究竟死了多少人，靠直觉、目击很难评判。例如，拉贝在日记、书信里估计南京当时中国人被杀了5～6万人，这里面还包括阵亡的中国士兵，说至少有3万。那样的话，被屠杀的人数实际上就很少了，也就两、三万。这明显是偏低的。这种个人的判断是靠不住的，而且他当时也不可能把整个南京城里里外外都去看一遍估计死亡人数。所以，即使是当时的目击者的记录也是靠不住的，更何况很多目击者、幸存者都是事后过了很多年以后的回忆，那就更靠不住了。

另一个资料来源是当时负责埋葬尸体的慈善机构收尸的记录，这是军事法庭判决书说明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的主要依据。但是，这个记录也是靠不住的。这些慈善机构收尸的记录大部分不是当时的记录，而是过了很多年以后为了审判的需要交上去的，所以就有编造的成分。即使是当时的记录也不一定可靠。慈善机构要雇人收尸，被雇的人要收费。收费是根据尸体的数目来算的，每一具尸体收多少钱。这样的话就容易产生虚报，为了多赚钱夸大尸体的数目。即使尸体的数目是可靠的，也并不都是大屠杀死难者的尸体，里面会有很多是阵亡士兵的尸体，没法分。所以，收尸的记录也是靠不住的。

还有一个资料来源是当时日军的记载，记了杀害的中国战俘的数量有多少。但是，这也是靠不住的。当时日军是把杀害战俘作为一个战果报上去的，报战果往往会夸大。更何况这种记载只记载杀的战俘，没有记载平民死了多少。

还有一个来源是当时做的社会调查。当时有一个美国传教士，是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成员，曾经在芝加哥大学学过社会学，受过社会学的训练，也可以说是一个社会学家。他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后不久，在1938年的三、四月份做了一次社会调查，查大屠杀之后人员死亡的情况。他用的是抽查的办法，每50户抽一户做调查。根据他调查的结果，在南京城内死了12000人，在城外——农村、郊区死了26000多人。加起来接近4万人。但是，这个抽查的结果也未必是可靠的，它可能偏大，也可能偏小。他的抽查方法是每50户抽一家，但是抽查的是那些还有人活着的人家。如果住宅空了，绝户了，那就没被抽到，这样的抽查结果数目就会偏小。但是也有可能偏大，因为他调查的是死亡的人，死亡的人未必就是被屠杀杀害的，有可能是别的原因死的，甚至有可能没死，是战乱的时候失踪了。所以这个数字并不可靠。

还有一个办法是根据当时南京居民的人口，以及中国军队防守的人数，作为基数进行估算。但是，对此也有争议，当时究竟有多少人口、多少军队，也并不是很确定的。

因为这些原因，导致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人数究竟有多少，有很大的争论，估计的范围就很大。这很正常，因为史料不足，证据欠缺，只能用估计。用不同的估计方法，就会有不同的结果，也就会有争论。

三、争论死亡人数不等于否认大屠杀

对死亡人数有争论不等于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即使是最低的估计，像剑桥《中华民国史》采用的数据，说至少有4.2万中国人被杀害，那也是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不能说只有几万人死了不算大屠杀，要30万人死了才算大屠杀。所以，质疑30万这个数字，并不等于否认南京大屠杀这回事。

但是，中国政府显然不这么认为，不允许争论这个问题。实际上中国政府以前对于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根本就不重视，提都不提。我上中学时读的历史课本根本就没有提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引起重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1985年建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原因可能是当时日本出现了“教科书事件”，为了反击日本右翼分子否认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后来南京大屠杀这个事件越来越受到官方的重视，到现在变成了“国家公祭日”，主要原因就是为了煽动民族情绪，激发人们对日本人的仇恨。所以，官方对南京大屠杀的重视，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带着政治目的的。既然是政治，就不允许质疑了。一开始就拍板定下了，可能是某一个领导定下的，死难者就是30万，不容质疑。我上大学时候参观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当时就有一面墙写着：死难者30万。

这个数字在国外历史学家当中没有人接受。现在一般认为死亡人数上限也就20万。而且，认为20万的那些人都是把阵亡的中国士兵也算进去，如果把这一部分刨掉，那就不到20万。

但是，在国内没有人敢去质疑30万这个数字。中国历史学家也没有人敢质疑，私下会认为没死那么多。外国有一个历史学家曾经到南京做过私下调查，问了中国历史学家，他们估计的数据，大概在4～15万人之间，没有人认为死了30万。但公开没有人敢说，公开说出来就变成了汉奸，变成了是在否认南京大屠杀，就会受处理。

为什么中国官方非要一口咬定就是30万，不准人们质疑这个数字呢？我怀疑除了是某一个大领导拍板之外，可能是为了跟日本比惨。日本广岛遭到原子弹袭击以后，死难者最新的统计是308725人，刚好是30万。所以，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不能低于30万，不然的话就没有广岛惨了。

广岛死的人数不仅精确，而且每一个死者都有名有姓，有100多个花名册详细记载。每年有一天要把这些花名册拿出来晾晒，防止发霉。有很详细的记录，所以可信、可靠。但是，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没有可靠的记录，大部分人连个名字都没有。后来说是要开始搜集死难者的名字，到现在也就搜集了一万多个名字。这一万多个名字我不知道是不是都很可靠。姑且认为很可靠，那也距离30万差得远了。也许听我这么说，某个大领导又一拍板：给我造一个30万的花名册出来！

中国历来对平民的死亡根本就不会重视，所谓的数字都是随口一说，可以为了政治的需要夸大或者缩小，才不管有没有详细的记录，也不会真正做很详细的调查。不要说南京大屠杀这种已经过了很多年的历史事件了，最近的事件，比如说2020年武汉新冠疫情期间死了多少人？是一个谜。2021年的郑州洪灾死了多少人？也是一个谜。都没有公布死者名单，都变成了国家机密。中国平民百姓的死亡向来不被官方重视，就是一个统计数字，甚至连统计数字都算不上，就是随口胡编的一个数字，就变成了一个历史之谜。除了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人数是一个历史之谜，还有很多很多惨案的死难者的人数也是历史之谜。

2021.12.19.录制

2023.12.13.整理

上次我谈到，在安保资金解散之后，王志安还上演了一出“赴美起诉方舟子”的闹剧。王志安早在2015年就已经嚷嚷要赴美起诉方舟子，说我诈骗了网友的捐款，要把我送进美国的监狱。2017年1月，王志安宣布“赴美起诉方舟子”的计划已经启动，因为需要50万～60万元资金，所以要众筹。他声称如果谁给他捐款，以后会有回报，等法院判罚，捐款的人可以分红。还说这是2017年最好的理财计划。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把打官司当成理财。王志安当时虽然号称他的账目都要公开，但是到现在也没有公布过究竟有多少人给他捐款。我们只知道有一个网名叫“北京张胖子”的晒过他给王志安捐了2000块钱，被王志安亲切地叫做“张胖儿”。所以他是花了2000块钱买了一个爹。

我本以为，王志安嚷嚷“赴美起诉方舟子”只是在忽悠他的弱智粉丝给他捐款，不可能真正付诸行动，因为他没有任何理由起诉我。没想到他在2019年1月还真实施了这个计划，应该是有土豪出钱让他到美国来告我。我收到洛杉矶一家律所发来的诉状，说有人从中国到圣地亚哥的高级法院起诉我和我妻子成立了一个“安保基金”，诈骗他们的捐款在加州买房、买车、雇保姆。

都是谁跑美国来起诉我呢？我看了一下诉状，总共是15个人，还列出了他们捐款的金额。第一原告王志安，捐款金额为零。也就是说，王志安根本就没有捐过款，连当事人都不是，怎么跑美国来起诉我，而且还成了第一原告，这不是很搞笑的事吗？这种案子洛杉矶的律所居然也敢接。剩下的14人号称都是捐过款的，其中有几个捐款比较多的，徐波、刘宇、景涛、孙延宏，我上次说过这4个人已经在北京法院起诉过彭律师，要求退回他们的捐款。北京法院也判了退回给他们了。至于这4个人跟我的恩怨，我上次也已经说过了，就不再重复。

剩下的人，有几个是“科学公园”的：吴兴川、张科（也就是“北京张胖子”）、陈涛。吴兴川是“科学公园”的社长。“科学公园”以前以做科普、支持方舟子的面目出现，后来我因为揭露了周小平，在中国被全网封杀，他们就认为我没有利用价值，而且还成了负担，要跟我切割。他们内部的讨论被人泄露出来了，吴兴川在内部群里说，跟着王志安一起抹黑方舟子安保资金，就可以跟方舟子切割。他们网站曾经用过我好几百篇科普文章，当然都是免费的，要跟我切割还舍不得撤下我的文章，居然还好意思给我发来一份合同，要求我无偿地把这几百篇文章的版权转让给他们。世界上就有这么无耻的人，无耻得难以想象。“科学公园”的人的无耻程度的确超过了我的想象。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跟“科学公园”的人一起去外地，回来的时候让他们搭了车。他们居然去给王志安当证人，说我让无关的人搭乘安保车辆，滥用了安保资金。世上就有这种没有任何人性的人渣，让他搭车反而成了我的罪过。

原告里还有两个人也跟我有恩怨。一个叫李勇，是乐陶网的CTO，网名叫“西西弗斯”。他以前曾因为散布一些歧视性言论被我批过。还有一个叫陶黎纳，网名叫“疫苗与科学”，以前也因为反对强化免疫被我批过。他声称曾经向安保资金捐过100块钱，要求把这100块钱退给他。剩下的那5个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人了。有的说捐过10块钱要求退回，还有一个说是捐过62元人民币要求退回。这些人我都不知道是谁，让安保资金的管理人员查了收款记录，结果找不到这5个人，捐款名单里没有这些人，很有可能是捏造出来的人名。我在网上说不知道这5个原告究竟是谁，王志安就满地打滚，说我要人肉搜索原告。你都跑来告我了，居然还怕我知道是谁，我想知道究竟是谁来告我，居然还成了人肉搜索，这是不是非常可笑？

我刚才说了，他们来告我没有任何理由，当然只能在诉状里乱写，也就是说假话。他们说我和我妻子成立了什么安保基金，这就是假话。我上次已经说了，安保资金的募集并不是我发起的，我也没有参加管理，跟我妻子更没有关系。我最多算是安保资金的受益人，我妻子连受益人都很难算得上。他们把我妻子扯进来是犯了大忌，我最痛恨的就是这种有什么事就把无关的家属扯进来的人渣，对这种人渣我从来不会放过。

诉状里说我拿了他们的捐款在美国买房、买车、雇保姆。先说买房。我在加州买房是2013年的事，这些人是2014年才捐款的，我难道是2014年拿了他们的捐款，穿越到2013年去买房吗？我2013年在加州买房是全款，所以无论如何跟他们的捐款扯不上关系。他们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在诉状里变成我是2014年在加州买房。他们既然能查到我在加州买房，当然知道是2013年买的，知道难以自圆其说，故意在诉状里写成2014年买房，这就是造假。

王志安曾经晒过一个收据，说彭律师拿了安保的钱买了一辆车，我以前说过那是安保的车。在诉状里变成我拿安保的钱在美国买车，难道我把北京那辆车弄到美国来了吗？至于说我在美国用安保资金的钱雇保姆，完全是造谣。我在北京就没有雇过保姆，更不要说到美国雇保姆了。小孩都是我们自己带的。我们两个人在美国都没有上班，都在家里，何必雇什么保姆？

而且，原告里捐款最多的徐波、孙延宏、刘宇、景涛这几个人，我上次说过，他们已经在北京起诉过了。北京法院不认为这是捐款，说是属于赠予。赠予人如果认为被赠予人使用资金不符合赠予的目的，就可以要求退回去，所以法院就判了把钱给他们退回去。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有损失，也已经得到弥补了，又跑到美国来告我，要求退回他们的捐款，这不就是把捐款当成回报率百分之百的投资，他们捐的钱我得加倍还回去，这不是非常可笑吗？

另外，还有一个追诉期的问题。根据加州的法律，涉及到财产的诉讼追诉期只有3年，而王志安早在2015年就在嚷嚷方舟子什么基金诈骗，这些人也早在2015年就已经要求把款退回去了。他们来起诉的时候，已经4年过去了，不管这事跟我有没有关系，也早就过了追诉期了。

所以这案子如果进入审理，他们是一点戏都没有，绝对不可能赢的。他们也知道不可能赢，所以在诉状里乱写。

为什么明明知道不可能赢还要来起诉呢？这就属于“滥诉”。滥诉的目的不是为了赢官司，而是借官司打击报复，耗对方律师费。但是加州有法律规定，对于滥诉，被告可以要求法官判罚原告，要求原告赔偿被告的损失，包括律师费都要由原告出。所以，我们本可以反诉他们，要求法官判罚。反诉获胜的可能性很高，但存在一个问题：他们所有人都是中国人，都在中国，即使法官判罚他们也没法执行，我钱是拿不到的。如果案子进入了审理程序，即使我最终能赢，也要花很长时间。美国打官司很费时间，也很费钱，等到判决下来，可能几十万美元都已经花出去了。即使法官判决原告赔偿我几十万美元，我也拿不到手，他们人在中国。所以我的律师建议，最简单明了的办法就是提出管辖异议，要求法官撤案，让这个案子去中国审理。

我们提出管辖异议的理由也很充分。所有的原告和证人都在中国，安保资金也是在中国募集的。所有的资料全是中文，都必须翻译成英文。如果要找证人和原告取证，还必须去中国，还必须找翻译，这些费用非常大。这个案子本来跟加州就没有关系，在加州审理非常不方便。跟加州有点关系的是我人在加州，但我是中国公民，受中国法律管辖。而且我以前在中国也有很多诉讼，告过别人，也被别人告过，包括我当时正在起诉王志安诽谤，一审已经判王志安必须赔我几万块钱。我们把这些都提出来，说这个诉讼本来就应该、也可以在中国审。

原告一方不服，强调这个案子在中国没法审；即使在中国审了，法官判决也没法执行，因为方舟子比较特殊，从来就不执行法院的判决，中国的法院也拿他没办法。他们还找了3个证人给法院写信作伪证。第一个证人是曾经雇凶试图谋杀我的肖传国。肖传国在武汉法院告过我，说我损害了他的名誉权。那是2006年，他在申报院士的材料里吹嘘自己得过美国的某个大奖。我查了一下，获奖名单里根本就没有他。他就去武汉法院起诉。武汉法院判决说，在获奖名单里找不到肖传国的名字，不等于肖传国没有获奖。判我败诉，要我赔他3万。肖传国说虽然法院判我赔他3万，但我没有把钱给他，法院没法执行。这完全是说假话，因为法院强制执行，我们也把钱交了。那是2013年的事，除了3万，还加上利息、执行费等等，都已经交了，都有证据，他明显就是在做假证。

第二个证人是深圳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孙海峰。这个人有一段时间天天在网上骂我妻子，所以我反击回去，说他像一只苍蝇一样。他就跑到北京法院去起诉我说他是苍蝇，侮辱他了，法院判决我赔他15000块钱。我反诉他，法院判他赔我19000块钱，他要倒赔我4000块钱。孙海峰作证说，虽然法院判决了，但是我没有给他钱，法院没法执行。这个当然也是在说假话，他还欠我4000块钱。

第三个证人是北京京宁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唐宁。她也给美国法院写了一封信作证，说她经办过几起针对方舟子的诉讼，法院判决方舟子败诉，最后都没法执行，这也完全是在说假话。唐宁代理过的与我有关的案子只有孙海峰的案子，我刚才说了，那个案子孙海峰还欠我4000块钱。

他们找的3个人都是作假证，而且证据即使是真的，效果也适得其反。美国的法官说，这些人的证词真假且不说，他们的证词恰恰说明原告可以在北京起诉我。所以在2019年6月，法官判这个案子跟加州没有关系，应该去中国起诉。原告不服，上诉到加州上诉庭。

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件奇葩事。有人来给我递交法院的文件，我一开始以为是法院关于我的案子给我发啥通知，就接下来了。等他走后打开一看，发现是原告律师通知安保基金会去参加审前协商会议。我问了我的律师，律师说不用理它，你跟安保基金会没有关系，又不能代表安保基金会。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继续派人来送通知，我就问：你是要给谁的？他说是给安保基金会的。我说：你送错了，这里没有什么安保基金会。我没接就把人给轰走了。从那以后，他们就没有再来骚扰了。

他们上诉后刚好碰上了疫情，拖的时间就比较长。一直到2021年1月，加州上诉庭才判决，这个案子应该去中国起诉。但因为原告说这个案子没法在中国起诉，而被告说这个案子可以在中国起诉，那么原告先到中国去起诉，看究竟能不能起诉，如果没法起诉，再到加州起诉。我当时也留了我北京律师的联系方式，说你们起诉就把诉状寄到这里，我肯定会应诉。现在三年过去了，我们一直没有收到他们的诉状。

王志安当然不会承认这事了了，还时不时地嚷嚷“赴美起诉方舟子”“方舟子基金诈骗”“要把方舟子送进美国的监狱”。我从来就不担心会被送去美国监狱，因为这是民事案，即使输了也只是赔钱而已，又不会因此坐牢。倒是王志安现在被人揭发，说他在日本从事非法活动，还被日本的参议员盯上了。他居然敢辱骂日本的参议员，看来他是不怕他和他的合伙人会在日本坐牢的。

2024.02.17录制

2024.04.14整理

上次我谈到柴静炮制出了一个关于朱令案的新谣言。在朱令被确诊铊中毒后没多久，五一期间她们宿舍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失窃案，朱令的一些生活用品莫名其妙地丢失了。关于这个案件，以前各方的说法都是朱令班的女生五一期间一起外出旅游，宿舍没人才发生了失窃案。即使认为孙维是凶手的人，也只是毫无根据地说孙维最后一个离开宿舍，意思是说，失窃案是孙维干的，但并未否认孙维跟其他女生一起外出旅游。这一次柴静抛出了一个新的说法，说孙维是宿舍里唯一一个留在北京的人。因为以前从来没人这么说过，所以我说柴静炮制出了一个新谣言。

有网友留言问柴静这么说有什么证据。柴静让网友仔细看视频的配图，王琪对朱令母亲说，孙维当时留在北京。但是，王琪说的是孙维“可能回家了”，是不确定的语气，而在柴静的口中却变成了非常确定，连“可能”都不用，直接认定孙维就在北京。柴静后来还在推特上说，那是2007年王琪跟朱令母亲的通话记录。我是第一次知道王琪在2007年跟朱令母亲通过话，此前朱令班女生的说法都是由于朱令父母对她们有成见，所以她们觉得还是不要跟朱令父母接触，免得发生冲突。她们连朱令也没有去探视过。

现在却突然有一个王琪跟朱令母亲的通话记录，由柴静公布出来。但所谓的通话记录并不是逐字的实录，而是只写了一个大意。这样一个大概的通话记录是不是就可靠呢？朱令父母由于是受害者家属，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而且自始至终认定孙维就是凶手，所以在通话记录中很容易出现符合自己期望的偏差，我们不能轻信。我以前也说过，王琪关于孙维早在大二下学期就已经进实验室的说法很难让人相信，现在知道这个说法也出自这份通话记录，可见其可靠性也是值得怀疑的。

实际上，朱令父母关于朱令和孙维的不少说法都与事实不符，经不起推敲。只不过出于对受害者家属的同情，我以前从不愿意指出他们说法里不符合事实、歪曲的部分，而只针对贝志城、童宇峰、张捷三个人。关于朱令案的谣言，主要都是由贝志诚和童宇峰散布出来的；关于案件的歪理，主要是张捷想出来的。所以我只针对这三个人，把他们说成是“网上追凶三兄弟”。现在又多了柴静一姐妹，凑成“四人帮”了。

但是柴静说她有佐证：“我向隔壁宿舍女生查证过，她正是五一期间去泰山的人之一，明确只有王琪与她们一起。金亚去了江苏，孙在北京。”柴静的节目配图里的确有一张匿名的隔壁女生给柴静的回复，但我仔细看了，那个匿名隔壁宿舍女生说的是：“五一期间，王琪跟我们一起去泰山了。她们宿舍其他人我不知道。”柴静却说成是她说孙维留在了北京，这是不是在捏造证词？是不是很无耻的做法呢？

退一步说，孙维如果没有跟同班女生一起外出旅游，而是留在了北京，又能说明什么呢？柴静就能因此暗示为了制造宿舍失窃案，孙维故意留在北京？她有什么必要制造这起失窃案呢？朱令丢失的都是很小的生活用品，孙维作为在宿舍生活的人，想让这些生活用品消失太简单了。趁宿舍没人的时候往身上一揣，或者往书包里一塞，就可以把它扔掉了，何必等到五一期间宿舍没人才来制造这么一起失窃案呢？这不是欲盖弥彰吗？这不就是在告诉人们，该宿舍就是投毒的现场、丢失的物品就是投毒的途径吗？如果这个失窃案真的发生过、真的跟朱令案有关而不是碰巧，那么更可能是真凶在故意混淆视听，故意让人们以为宿舍是投毒现场、朱令丢失的生活用品是投毒渠道。这不是更合理的解释吗？

我以前一直在说，孙维之所以被这么多人认为是案件的唯一嫌疑人和主要嫌疑人，是因为她做的实验课题用到了硝酸铊试剂，所以号称是唯一一个能够合法接触到铊的人。但是我说了，硝酸铊试剂溶液的浓度非常低，不能用来投毒，而朱令摄入的铊的量非常高，说明只能是从固态铊摄入的。那么，孙维有没有接触固态铊的合法途径呢？也有人拿这个问题去问柴静，柴静晒出她跟朱令的同班男同学童宇峰的一段对话，证明孙维能够合法接触到固体铊。

童宇峰说，像孙维这种本科生进实验室，一开始都是由老师安排去配各种溶液，比如配标准溶液。意思是说，孙维在实验室里专门配溶液，包括配硝酸铊试剂，所以有条件合法接触到固体铊。童宇峰的说法纯粹是在蒙骗没有进过实验室的人。本科生进实验室，一开始的确都是打杂，洗洗瓶子、配配溶液。但配的都是很常用的、没有毒或毒性很低的溶液，毒性强一点的老师就不敢让他们碰了，更不要说像铊这种剧毒的物质。这种只要皮肤沾上一点、呼吸时吸入一点，就能导致中毒甚至致命的剧毒物质，老师怎么可能让一个什么都不懂、不会规范操作的本科生去配呢？所以，让孙维去接触固体的铊盐是不可能的。

以前锁定孙维的人以为她实验用到的硝酸铊试剂可以用来投毒，所以才把她作为唯一的嫌疑人。孙维以及同班同学辩解时说，硝酸铊试剂是老师配好之后放在实验桌上的，并不是只有课题组的人才能够接触到，别的人也可以进实验室把硝酸铊拿走。显然，孙维和她的同班同学也都认为硝酸铊试剂可以用来投毒。在我指出硝酸铊溶液浓度太低，没法用来投毒之后，这些指控孙维的人就改口了，变成孙维不只是能合法地接触到硝酸铊试剂，还能合法地接触到固态的铊了。这就是先入为主地认定孙维是凶手，摆出来的“证据”被推翻后再编一个“证据”出来。这不就是在构陷孙维吗？

柴静认为自己是以记者的身份在做新闻调查，在调查案件，要找出真凶，但从这期和上一期节目来看，柴静并没有表现出一个记者所需的素质。第一，做调查要有一个客观、中立的立场，不能轻信调查对象说的话，要有质疑。即使自己没有能力质疑，也应该摆出以前已经有过的比如我的质疑，让调查对象做解释。特别是童宇峰，我早就揭露过他是一个习惯性说谎者，谎话连篇，在朱令案中针对孙维说了很多假话。对这种人说的话不能轻信，不能把它作为依据。但柴静对于童宇峰说的话没有任何质疑，还把它作为依据，甚至吹捧童宇峰“求真务实、有担当”。这就不是在做新闻调查了。

第二，做新闻调查不能偏听偏信，只听一面之词。对孙维有利的证据和说法不能一概不取，忽略不计；而只把对孙维不利的所谓证据、说法呈现出来。这就不是在做新闻调查，而是在构陷。先入为主地认定孙维就是凶手，然后去收集证据证明，这是罗织罪名，而不是为了求真、找出事实的真相。

有些人觉得奇怪，柴静跟孙维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构陷孙维？有些人怀疑柴静拿了贝志城的钱来做这些节目，我们没有证据，不能这么乱说。更可能的是，柴静现在也搞自媒体，要在YouTube上办频道做视频节目，所以需要流量。光靠买粉、买流量是不行的，还需要有能吸引眼球、吸引流量的节目，朱令案就是一个很好的话题。20年来，关于朱令的话题在网上一直非常热火，她之所以要炒朱令案的冷饭，网上的说法就是为了吃人血馒头，为了吸引大家来看，把流量吸引过来。而因为大多数人已认定孙维是凶手，所以柴静要投众人所好。

也可能是柴静认定了孙维是凶手，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主持正义：孙维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要搞一个人民法庭对孙维进行审判，要搞得她生不如死。但是应该想想，朱令被投毒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悲剧，万一搞错了，又把一个无辜的人认定为真凶，对她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扰，这不是在制造另一起悲剧吗？良心会安吗？

当然，良心不安首先得有良心。这种喜欢造假、造谣、散布谣言的人，本质很坏，他们所谓的正义、善良都是为了吸引眼球、获得别人的崇拜故意装出来的。这种人是没有良心的。

2024.03.12录制

2024.04.13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