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主粮论战再起

11 03 2010年

2010年03月11日时代周报

先有百人上书反对,后有政协委员联署提案,转基因主粮在中国的商业推广是否安全可行,成为今年两会的一大焦点,激烈的论战至此还未停息。细分析,基于种种立场,这场论战已超越了科学概念之争,地缘政治角力与民族主义情绪在这场论战的背后隐现。转基因主粮的商业推广是否可行,迷雾愈发浓重。

“有人在故意混淆概念”,两会前向全国人大上书反对转基因作物作为中国主粮进行商业推广的100多名人士之一、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张宏良激动地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我们并不反对转基因技术,我们甚至比那些支持这项国家政策的人更加支持转基因技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所以更需要转基因技术来改造我们的粮食产业。我们反对的是在没有经过大规模实验证明其无害的情况下,贸然将主粮作为转基因实验场。一旦实验错误,就无法回头,中华民族将不战而亡。”

对于同一个话题,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方舟子却描述了一个美好的未来:“转基因作物绝对是未来农业发展的趋势,哪个国家先种植推广,哪个国家就会掌握农业的先机。传统的育种方式已经走到尽头了,未来必然是转基因作物的时代。”

转基因论战又起。

两会前百人上书

2009年,我国农业部依法批准发放了几个转基因玉米、转基因抗虫水稻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表示将继续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抓紧开发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和生物新品种,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的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

一时之间,转基因作物将成为中国人主粮的说法在社会上引起激烈争议,并引发民众担忧。

2010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由国史学会原副秘书长苏铁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三农学者李昌平等各界人士起草,并由100多人联署的一封反对转基因主粮的公开信寄到全国人大。这封信明确表示:

“在国际上生物能源产业化和农产品武器化的大趋势下,2009年11月农业部有关部门批准了转基因水稻和玉米的商业化生产经营。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种植转基因主粮的国家(其他国家转基因品种仅限于非主粮)。我们认为,将安全性仍然存在广泛、激烈争议的转基因食物主粮化,有可能危及民族与国家安全。”

这封信一经媒体披露,即引发全国范围的大讨论。随后,人民网邀请了十位两院院士进行访谈,均对转基因作物种植推广表示了支持。

就在民间的争论甚嚣尘上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权威粮食专家袁隆平的一席话将有关转基因的话题带入了更大的风浪中。

“要想证明抗病抗虫的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到底有没有问题,目前唯一的办法是用人来做实验。我是第一个报名的志愿者!”袁隆平表示,“如果两代人没有问题的话,就证明这种转基因食品可以大胆地吃。”

袁隆平表态后,由数十位全国政协委员联署的两份提案也于3月7日递交全国政协。两份提案的发起人均为开国元勋的后人。一份由董必武之女董良翚发起,一份由任弼时之女任远征发起。3月9日晚,受这些政协委员委托,百人上书的签署人之一苏铁山向本报记者通报了这个消息。

苏铁山表示,这两份委员的提案核心内容就是:转基因技术中国必须要搞,而且要集中精力大搞,不能分散去搞,必须走在世界前列,关于这一点,我们的支持是明确的。我们反对的是在未经确保安全实验的前提下,就将主粮进行商业化推广。

转基因主粮无害?

百人公开信披露后,著名反伪科学人士方舟子连续发文反对。但看似热闹的争论实际上并不是在讨论同一个问题。百人上书的签署人反对的是主粮转基因化,而反对他们的“方舟子们”却认为他们是在反对转基因技术。

“就是一种药,也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大规模临床实验才能确定有无副作用,或者有什么副作用。……转基因有没有毒,谁敢打保票?”百人上书成员之一、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家左大培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而方舟子则认为:在美国,三大主粮的转基因品种早就批了,早在十几年前,美国就开始种植转基因玉米,现在80%的玉米都是转基因的;2001年美国就批准了转基因小麦;到去年为止,美国也批准了6个转基因水稻品种。欧盟国家总体上也是支持转基因作物的,只有某些欧洲国家比较反对。

左大培激烈反对方舟子这一论据,他认为,方舟子仅仅是说美国是转基因种植大户,但并没有告诉大家,美国是不是以转基因作物为主粮!

且据华盛顿智囊团Pew研究中心一份44国民意调查显示,西欧和日本分别有81%和76%的人都因为健康和环境理由反对转基因食品,美国也有55%的人认为转基因食品是不良的。

“欧洲人并不认为转基因作物通常是很有帮助的,这种观点渗透于他们资助的研究政策。”内布拉斯加州大学农学院的教授Kenneth Cassman在《纽约时报》2月份的一篇报道中也有如此表述。

“欧洲的民意目前还是反对转基因农作物,但意见在漫漫淡化。欧盟委员会最近甚至批准了种植转基因土豆。这是十年来,第一个此类批准。” 英国洛桑研究中心植物科学研究所所长奈杰尔·哈尔福德也告诉本报记者。

不过苏铁山指出,欧盟批准的转基因土豆仅用于工业生产,不用于食品。

跨国公司有阴谋?

对中国自身关于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周立表达了另一层担忧。

据他介绍,2008年7月,国务院批准实施的总额240亿元的转基因重大专项研究,撒胡椒面似的分散在不同的高校与科研院所。而以获取研究经费和发表论文为目的的高校与科研院所的转基因研究,并没有动力与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保持一致。

更有甚者,他认为“诸多跨国粮商和跨国种子公司,已经在不少重点高校与科研院所,以资助研究、资助办学、发放奖学金、举办会议、合作研究之名,俘获了各大科研院所与科研人员,他们成为了一个个为了研究经费、成果发表、生物试验以及商业推广而主动为其效力的‘731’部队。”

转基因主粮商业化,是否会造成跨国公司对中国种子乃至农产品的垄断?推广转基因技术的跨国公司是否带有某种不可告人的阴谋?

对跨国公司在转基因技术推广过程中的行为和目的表示质疑的,并不仅仅是周立。

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新著《新帝国主义在中国》一书中讲述了4家跨国公司是如何实施在中国的转基因作物战略的。他披露:

一些跨国公司贿赂中国的一些官员,偷偷摸摸地推广转基因作物。中国的大豆和棉花产业链早已被跨国公司所控制,玉米正在步前者的后路。跨国公司正在阴谋控制中国的农业,以图让中国重蹈巴西农业覆辙,来攫取超级利润……

类似的阴谋论遭到方舟子的强烈反对,他认为:“从地缘政治上讲,主要是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文革’极左派在极力反对(推广转基因主粮),他们一直对美国有成见,认为美国不怀好意,在中国推广转基因是美国的一个阴谋,美国要通过转基因使中国断子绝孙,而政府又不顾人民的死活。这完全是胡说。”

西方一些学者也并不赞同郎咸平的观点,奈杰尔·哈尔福德认为:中国有自己的生物技术产业,所以批准转基因水稻的决定应该不是跨国公司在背后操纵的。

美国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博士格雷戈里·谢弗也持相同观点:“中国政府决定批准一种在自己国内发明的转基因大米,这在全球正在进行的转基因争论中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我个人不认为这个决定是受跨国公司的推动。除了美国和欧洲之外,中国是第一个发明自己的转基因品种的国家。”

但格雷戈里·谢弗同时向时代周报记者强调:“中国如果决定继续追求这方面的发展,还需较长时间来赢取他国市场的承认。这个过程将会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因为它将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在欧美之外发展的转基因品种在欧美寻求认可。这将可能影响整个欧美的转基因政治。”

方舟子:转基因食品对人无害

时代周报:目前,国内都有哪些人或者组织反对转基因作物的生产与推广?他们主要反对的是什么呢?

方舟子:目前反对转基因的人或组织的构成比较复杂,他们可以简单分成三个群体:一、“环保人士”和绿色和平组织,这些人一直都在反对转基因,其实,这些人反对一切转基因产品;二、抱有政治目的的一些人,例如“文革”极左派的“乌有之乡”,他们认为推广转基因水稻和玉米是一种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卖国行为;三、还有一些就是不了解情况的人,因为不懂,又加上阴谋论的存在,使他们很害怕,他们怕出问题,所以也反对。

时代周报:转基因的争论主要是地缘政治的反映,还是科学界的反映?

方舟子:在科学界,主流都是支持转基因的。只有个别的科学家质疑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也是反对转基因食品的,但是他们既不众多,也不能代表其研究机构。

由“乌有之乡”发起,全国130多名学者联名签署,在“两会”前夕寄给全国人大的《就要求立即停止转基因水稻和玉米商业化生产问题致全国人大的一封信》,也并没有说出什么理由来,而起草和签名的这些学者,绝大多数都是人文学者或者民族主义者,并不是什么科学家,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转基因。

时代周报:有种说法,现在只有中国在推广转基因主粮,中国只是美国的试验田;而西方国家,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都反对转基因作物。

方舟子:只有中国在推广可食用的转基因主粮的说法,完全是一种无知。现在世界上种植转基因主粮面积最大的国家是美国,而欧盟总体上也是支持转基因作物的,只有某些欧洲国家比较反对,亚洲有韩国、日本也是反对转基因的。而这些反对声音的出现又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反对转基因作物是基于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信仰的考虑,这些国家崇尚自然,反对非自然的产品,他们认为转基因作物破坏了作物的自然属性,所以这样是行不通的;二、还有一种是借口,主要是这些国家为了与美国打一场贸易战,他们害怕美国占领他们的市场,从而设置贸易壁垒,所以在这些国家,科学界怨声载道。



方舟子王琦时隔三年再论中医存废

9 03 2010年

记者:侯悦林 潘述一
辽宁日报2010-03-08

    就像大气中的冷热气团一样,中西医的每次遭遇都会引发一场激烈对决,二者相争的结果不是谁战胜了谁,而是在思想领域下起“毛毛雨”,使公众的科学认知再次得到涤荡。在反中医的阵营中,当之无愧的“意见领袖”之一,首推自任“中国科学警察”的生物化学学者方舟子。与之“对阵”的,是创立中医体质新学说、推动千年中医又向前发展的“全国老中医”之一王琦。三年前,这两位“重量级”辩手就曾进行过针锋相对的辩论。虎年春节前夕,两人分别接受了记者面对面专访,再次阐释了他们心目中对中医的理念。所谓真理越辩越明,作为门外人,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科学素养,站在新的角度看待中西医之辨。

    【正方观点】

    ——中医和西医是两个走不同道路的科学体系,而且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必然由中医指引。

    ——人体的分解可以无限地分下去,从生理结构到蛋白质,从细胞到基因,借助于现代的仪器把人体分解得很细,这是西医的进步。但人是一个整体,不能只看局部。人生活在自然界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域的人,体质也不一样。不同节气,人的身体状况也不尽相同,医生看病时这些都要问。古人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把人的精神和肉体合二为一来考虑。

    【反方观点】

    ——我不同意把现代医学称为西医,西医应该用于指现代医学诞生之前流行于西方国家的医术。现代医学虽然是从西医发展来的,但是作为现代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已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吸纳了世界各国包括中国人的贡献。

    ——既然我们不再把科学称为西学,就不应该把现代医学称为西医,更不应该相信在现代医学之外还另有一套可与之分庭抗礼甚至还超过它的医学科学体系。

    ——我们不必因为中医不科学而妄自菲薄。毕竟,在现代医学兴起之前,各国、各民族的医术(包括西医)也都不科学,并不比中医好多少,甚至更糟糕。

    ——现代医学接受中医的某个疗法是可能的,接受中医理论则完全不可能。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古人的智慧能够超越现代科学。科学是向前发展的,不可能重归蒙昧。天文学不会重归占星术,化学不会重归炼金术,生物学不会重归神创论,同样,医学科学也不会重归玄学、原始医术。

    【专家介绍】

    王琦,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中医体质学》学科带头人。现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家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遴选的全国五百名著名老中医之一,中国医师协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临床药物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英国皇家医学会会员,国际中医体质研究会主席。

    方舟子,1985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1995年获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罗切斯特(Rochester)大学生物系、索尔克(Salk)生物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为分子遗传学。1998年起主要从事写作和网站建设。2000年创办中文网上第一个学术打假网站“立此存照”,揭露了多起科学界、教育界、新闻界等领域的腐败现象。

    王琦:能治病凭啥不科学

    分出谁是科学谁是伪科学岂不荒谬

    王琦集学者、教授、名医于一身,是我国著名的中医学家,中医体质学说创始人。2008年1月8日,王琦教授完成的“中医体质分类判定标准的研究及其应用”获200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如今,他研究的中医体质学说不仅得到了国家的认可,还为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今后医学发展方向——“个性化”诊疗提供了思路。

    说起中医,王琦认为人的形与神不能分开来看。不可否认,借助于现代的仪器能把人体分解得很细,这是西医的进步。但是,反过来看,当你把一个人看作一个个细胞的时候,整体性就出问题了。人不仅有神经、血管、细胞,他还有对自然界、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心理态度、价值取向等。作为一个人,他是一个整体,不能只看局部。人生活在自然界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域的人,体质也不一样。不同节气,人的身体状况也不尽相同,医生看病时这些都要问。古人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把人的精神和肉体合二为一来考虑。

    他举了一个例子,患同一种病的两个小姑娘看病,一个是东北人,一个是江浙人,中医开出的药方可能就完全不一样,因为两地的气候不同,两个人的体质不同,她们能接受的药物和药物对她们的影响都会不同,这些不是一支抗生素就能解决的问题。王琦说:“像这种情况,100个人可能有100个药方,不能复制,不能用目前的仪器设备分辨出来,不能用西医理论解释清楚,但它又确实需要。难道用抗生素就科学了?我开的药方就不科学了?二者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为什么一定要把它们对立起来,分出谁是科学、谁是伪科学,岂不荒谬。”

    由于不懂中医硬说中医不科学是不对的

    “在你面前有一朵菊花,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植物学家说这是头状花序;化学家说这是酮类化合物;文学家说这是傲霜之花;中医则认为可以平肝明目。你说谁说的对?横看成岭侧成峰,角度不同,结论自然也会不同”。王琦举这个例子,是为了向记者说明人对事物的认知,应该是多样化的。

    王琦在提到中医和西医的话题时,先提到了一部电影《刮痧》。电影中,孩子的爷爷用中国传统的刮痧疗法为孙子治感冒,美国儿童权益保护机构却以虐待儿童的罪名将孩子父亲送上法庭。

    王琦说,这是中西方文明的冲突,以西方人对医学的理解,刮痧是一种虐待,这与中医对刮痧的理解,实在是差之千里。

    “一个人淋了雨感冒了,你说这是因为病毒感染造成的,只有消炎才是科学。我用发汗驱寒的方法,激发机体抗病能力,病也能治好。同样是治病,凭什么说你的科学我的不科学?”王琦说。

    “中医和西医都是人类文明,中西医的讨论应该平和。我从来不说西医不科学,中医和西医的认知方法和价值体系不同,如果用西医的标准衡量中医,由于不懂中医就硬说中医是不科学的,这是不对的。”王琦把中西医定义为两个走不同道路的理论体系。他特意提到,方舟子批判《本草纲目》时,提到吊死人的绳子也能治病,他这是拿现代人的标准来要求明代人,他并没有看到《本草纲目》真正光辉的地方。

    创立中医体质学说源于爱琢磨

    作为国内外学者公认的中医体质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王琦是从1976年开始从事中医体质学说的理论、基础与临床研究的。他能创立九种体质学说,并非偶然,这源于王琦是一个喜欢事事琢磨的人。

    上世纪70年代,爱琢磨的王琦喜欢到街上观察人,同样是等车,有人慌慌张张,有人漫不经心,还有的气定神闲,这实际上代表着他们不同的气质和性格。在中医临床实践中,他也注意到不同体质的人对疾病的易感性不同,患病后发展规律不同,用药后的反应也不同,而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体的“体质”差异。

    30多年过去了,只要有时间,王琦现在还是喜欢在马路上盯着人看。只不过他不光能看出人的气质和性格,来来往往的人在他面前一闪而过,王琦就已经八九不离十地知道对方经常生什么病,今后可能会生什么病。

    有人笑称,他相面功夫一流。这个功夫练了30多年,光是流行病学调查就做了2万多例。

    上世纪70年代,在全国中医研究生班读研究生的王琦琢磨毕业论文要写什么,当时他的想法是写一个今后要研究的东西,将来研究什么就写什么,最后他认定了体质学说。于是,他写了一篇名为《论祖国医学的体质学说》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看了以后,告诉他“不让你毕业到时别怪我”。不过,老师也没一棒子打死,让王琦把论文拿给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看看,如果不行再写一篇别的题目的论文。结果老中医看过之后很认可,指导老师也很高兴。王琦又把这篇论文寄给了杂志社,却差一点胎死腹中。杂志社的人觉得,中医有藏象学说、经络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没听说过有什么体质学说,就决定把稿子退了。幸运的是杂志总编在投稿记录中看到这篇文章的题目,觉得非常有价值,这才追回了稿件。1982年,他又与盛增秀合作出版了第一部中医体质学说专著《中医体质学说》,被称为中医体质学说的奠基之作,从此中医体质学说自成体系,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

    2003年中医体质研究被列入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2005年,“基于因人制宜思想的中医体质理论基础研究”课题,被列入国家重大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专项“中医基础理论整理与创新研究”课题。此外,高等中医药院校创新教材《中医体质学》业已出版,这标志着《中医体质学》已进入了中医药高等教育的范畴。

    王琦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很少有人能在活着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学说得到认可。毕竟,中医已经很久没有产生过新的学说了。王琦说,中医体质学说,是需要一代接一代的人去研究。

    中医体质研究全世界的人都看得懂

    王琦几十年来有一个习惯,走到哪儿都要拿一个大大皮包,里面装的都是材料。只要没事,他就会拿出来看。

    记者翻看了王琦包里的材料,全是数据、表格、图谱以及各种看不懂的数学公式。“这还是中医吗?”面对记者的疑问,王琦笑了。

    中医古书对体质有过描述,但是并未形成理论体系,不便于临床应用。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体质辨认重点研究室的调查表明,既往中医界对体质类型的研究,由于缺乏方法学的支持,缺少精确的、可重复性的资料和数据,缺少标准制定的相关要素,故分型虽多,却难以规范。

    王琦带领的课题组采用国际前沿的研究个体差异的方法——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和拷贝数变异(CNV),为体质研究提供分子生物学解释。经过30年对全国21948例中医体质分类流行病学调查,初步掌握国人不同体质类型、不同年龄、性别、地区人群的基本特征及其分布规律。即中国人可分为9种基本体质类型:即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气郁质和特禀质。

    用分子生物学而不是中医文献,这样的研究“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得懂,反对中医的人,没有反对中医九种体质学说的”。有人评价王琦的研究是用西医的观点道出了中医的内涵。王琦却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认为是以中医为理论基础,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论证。所以体质学虽然研究的是中医内容,但能够得到国际的认可。

    王琦通过体质学的研究,架接起中医学和国际间医学交流的桥梁,并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哈佛大学、霍普金斯大学、日本富山医科药科大学等国外机构开展了合作研究。王琦无形中将中医和西医联系在一起,使双方有了对话的渠道。

    中医为个体化诊疗指明发展方向

    说起体检,过去都是用医学仪器对身体各种指标进行检测的西医体检。2009年10月10日,卫生部颁布《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09年版)》,在“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管理服务规范”中,纳入了“中医体质辨识”一项,这是唯一一项中医体检内容。《规范》是为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制定的,在它们为居民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时,给予参考依据。中医体质辨识让公共卫生服务更加有针对性,这意味着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医进入体检时代。

    这是让王琦觉得最幸福的一件事。幸福的原因,不光是自己的学说得到国家层面的认可,更因为它将造福全体国人。67岁的王琦说到这里,笑得像个孩子。

    “我们会通过量表让每个人判定自己属于何种体质,还会罗列出每种体质易患的病种,然后为个人提供饮食起居等方面的调整,降低得病的可能性。”王琦说,“正因为体质辨识可以了解疾病走向、降低罹患疾病的概率,所以被称为‘中医体检’。”

    “例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中风属于痰湿体质多发病症。如果你是这种体质类型,按照我们提供的措施调整生活,可以减少患病概率。”王琦解释说。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体质辨认重点研究室成员靳琦认为,传统中医学讲究“养生避邪”的个体预防,但是在预防疾病方面缺乏大规模推广的模式。体质辨识让中医进入了群体预防体系,为大面积人群“治未病”提供方法与途径。此外,这种方法还可以有效减轻国家经济负担。

    国外也进行过以预防疾病降低医疗支出的尝试。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开展了以“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为基础的防病运动。据中华中医药学会体质分会提供的资料显示,这项运动使美国高血压发病率下降55%,糖尿病减少50%,肿瘤减少1/3,人均预期寿命延长10年,而用于这方面的费用仅为同一时期医疗费用的1/10。

    天津中医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认为,王琦在对古今中外体质理论整理挖掘的基础上,经过多年坚持不懈地研究探索,终于将中医体质学说发展成为中医体质学一门学科。学习中医体质学的意义,在于帮助人们从重视“病”转变到重视“人”,为个体化诊疗提供依据,对临床治疗很有价值。同时,中医体质学也丰富了“治未病”的理论。

    世界卫生组织多年前就提出,今后医学的发展方向是个体化诊疗。美国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等一批学者认为:“西方医学只是刚开始考虑这个问题……而王琦开创的中医体质学,却可用于干预、预防和治疗疾病,这将有利于全球性的公共健康。”王琦认为,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必然由中医来指引。

    王琦开创的体质学说,虽然只有30多年的时间,但是已经开创了一个中西医对话的渠道。随着中医逐渐为世人所知,或许,伴随中医100年的存废之争,正是源于双方缺少沟通的渠道。王琦希望通过现代科学方法来诠释古老的中医,并将其展现在全世界的面前。

   方舟子:中医应该废医验药

    为什么中医不是科学

    在任何场合提及中医,方舟子都坚持一个论调:中医不是科学。他说这不是他独创的观点,只是作为传译者转达了国际生物医学界的主流观点而已。他举例说,美国国家卫生院和美国医学会都把中医和其他国家的民间医术一起归为“另类医学”,不属于医学科学。而国际反伪科学组织——“对于声称异常现象的科学调查委员会”(CSICOP)则干脆认为中医是玄学、巫术、伪科学。

    如果说中医不是科学,那么首先要认定什么是科学。方舟子逐条解析说,首先科学研究的是普适的自然规律,它没有国界,不具有民族、文化属性,没有一门科学学科是只有某个文化背景的人才能理解而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无法掌握的。“你总不能说,这是中国的物理,那是美国的化学吧?既然物理化学不分国籍,怎么医学就能分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呢?所以,把中医当成中国特有的科学,把中医的科学地位不受西方科学界的认可归咎于西方人不了解中国文化,那是很荒唐的。”与之相比较,发展于西医的现代医学,就不需要国人先去学习西方文化才能掌握,“因为现代医学就是一门没有民族文化属性的科学嘛!”

    其次,科学有着被广泛接受的检验标准,例如逻辑的自恰性、可检验性、可证伪性、可测量性等。方舟子说,历代名医在医案中津津乐道自己曾经用什么处方治好了某个病人,患者在文章中现身说法介绍自己如何得益于某种药物,这些在现代医学看来都没有价值,因为就药物、疗法的疗效而言,个案没有一点说服力。

    记者问道,但是的确很多人认为感冒服用板蓝根冲剂或维C银翘片有效果。方舟子答道:“经验是经常靠不住的。吃了一种药,病就好了,并不等于这种药真正有效。而且感冒本来就是不吃药也可以自愈的,而服了药觉得有效,很可能还是心理暗示的结果。”“心理暗示效果会有那么强吗?”面对记者的疑问,方舟子举例说,一些发病机制与精神情绪有关的疾病状况受病人的心理因素影响很大,给病人服用无药效的假药(即安慰剂)也会出现一定疗效。比如高血压、失眠症、焦虑症、胃十二指肠溃疡等,安慰剂的疗效能达到30%甚至更高。

    方舟子说,一个中药药方往往有七八味药,在理论上君、臣、佐、使说得头头是道,在实际上却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去做对照试验验证一下,看这七八味药是否真的都在起作用。“真正的科学精神,应是在做了大量的临床试验、进行统计之后才确定某种药方的疗效。而且临床试验必须采取双盲方法,并有安慰剂对照组。”

    “据我所知,没有哪一种中药已完全通过了如此严格的临床试验。如果以‘个体化治疗’为借口自欺欺人,拒绝临床试验,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西医的标准化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不同人之间的确存在个体差异啊?”记者问道。方舟子表示,个体差异,现代医学是承认的,但疾病在人身上的表现是大同小异的,不要说人,就连人与哺乳动物也都有很大相似性(所以实验室才会养小白鼠),所以一个真正有效的药应该是对大多数人都有效。而中医则是走向了个体化差异的另一个极端。

    在方舟子看来,中医最看重的上千年的经验虽然有时含有科学因素,但是经验本身并不是科学,单凭经验而不按科学方法加以研究是不可能归纳出科学理论的,所以“经验科学”的说法本身就不科学。

    他以《本草纲目》为例,举证其中很多在今天看来相当离奇、荒唐的偏方。比如吃鱼卡刺了怎么办——把渔网煮成汁或烧成灰喝了,就能让鱼骨掉下。再如,有人上吊死了,把上吊的绳子拿来烧成灰,水服能够治狂癫。对这类奇特的偏方,李时珍显然深信不疑,而且还赞叹其奇妙:“观此则古书所载冷僻之物,无不可用者,在遇圆机之士耳。”

    方舟子说,对《本草纲目》一概否认、抛弃无疑是不智的,但是很多没有经过科学检验的经验未必可靠,可能只是以讹传讹。古人对前人的经验之谈是如此的轻信,有时候甚至到了荒诞的地步,这只能说明,古人经验可借鉴价值是比较低的。

    有几人清楚中药的毒性?

    “中药治本,没有副作用;西药见效快,但副作用太大。”“中药吃不好起码也吃不坏。”这是多数人对中药的普遍看法。更有商家为了谋取利益在某些保健品广告宣传中写道“中药完全无副作用”。

    一直以来,方舟子对中医最激烈的指责就是中药的毒副作用。他认为当前最为紧迫的,就是要反对“中药没有副作用”的宣传,要在中药说明书中清楚地标明已知的毒副作用。在自己的学术打假网站上,方舟子不遗余力地列出他所获悉的包括板蓝根、雄黄、朱砂等百余种中药的毒副作用。他说,人们所持“中药是天然药物,无毒副作用”的信条要尽快打破,否则贻害无穷。

    2006年,中国药学会对国内1551例药物不良反应病例分析称,中药不良反应所占的比例仅次于抗生素类药物。其实,关于中药的毒副作用,中医界也是承认的,最常见的一个说法是——“是药三分毒”。对此,方舟子抨击得十分严厉,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这表明中医对某种药物究竟有什么毒副作用,服用后会对身体器官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基本上是一无所知。”一个经常被拿来举例的典型事件是,2006年英国药品与卫生制品监督署宣布发现有5种中药能引起严重的毒副作用,其中“复方芦荟胶囊”含汞量达11-13%,超过该国标准的11.7万倍;何首乌被发现引发肝炎和黄疸等不良反应。实际上,还有许多药典记载无毒或微毒的中草药也被发现能导致肾衰竭、癌症、重金属中毒等。如我们所熟悉的益母草如使用不当,可致下肢瘫痪、孕妇流产、大汗虚脱等严重后果。

    2006年第8期《中华现代中医学》杂志刊载的一篇关于中药毒副作用的研究文章也承认,“对中药毒副作用的研究虽然有进展,但还很肤浅,约有90%以上的中药毒性、毒理还未能掌握。”

    反观西药,其毒副作用也很明显,却很少被人攻讦,这是为什么呢?方舟子解释说,西药化学成分明确,研究深入,药效、安全剂量及毒副作用,都已经详尽地写在说明书上,可谓“把丑话说到前头”。而中成药的说明书,在注意事项上,很多都是语焉不详的一句“孕妇禁用”,这就容易给人造成中药对普通人都很适用的误导。

    方舟子再次强调,“我们不是因为有些中药有毒就否定中医。我们只是要求:第一,不要欺骗消费者说中药没有毒副作用;第二,中药要像西药那样清楚、具体地标明已知的毒副作用;三、没有做过毒理试验、毒副作用不明或毒副作用过大的中药不能上市。”

    方舟子答疑录

    问:您承认自己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中医,那么就您所批判的对象来看,你认为什么是中医?中医的主要的理论是什么?

    答:我不知道你说的“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中医”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指我没有在中医学院读过书,或给老中医当学徒,那是显然的。但是这并不等于我对中医不了解,或者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不懂中医”。我对中医的了解估计要比大部分中医支持者多,出于对历史、文化的兴趣和批判的需要,我至少还翻过中医典籍,读过中医的医案、“经验之谈”,所以总体上知道中医是怎么回事,了解其理论基础和思想方法。

    问:您怎么看待中医中讲究人身是个整体,通过调理身体机能提升免疫力来抵抗病毒等理论?您认为这种强己以御敌的理论也是伪科学的吗?

    答:中医像其他民族的古代医学一样,对人体解剖、生理几乎没有具体的认识,当然只能笼统地讲整体,这是一种蒙昧的、神秘主义的整体观,应该否定。相反地,现代医学也讲整体,但是是一种建立在对解剖、生理的具体认识上的整体,是科学的整体观。

    所谓“免疫”、“病毒”都是现代医学的概念,中医哪里知道什么“免疫”、“病毒”?中医对免疫、病毒一无所知,又如何能做到“通过调理身体机能提升免疫力来抵抗病毒”?只有现代医学才能通过接种疫苗等方法做到这一点。

    “强己以御敌”不是一种科学理论,而是一种治疗思想,现代医学同样强调要“强己以御敌”,而且能够做到,比如上面说的免疫接种。而中医即使有这种思想,一般也做不到。

    问:至于“验药”,您认为判定一种可以食用的材料是否成药的标准是什么?中药与食材的本质性区别在哪里?一些食材中也可能含有微量重金属等致病因素,一些药草如果蒸煮炒炸也可以成为美味,照此来看,验药要怎么下手呢?

    答:食物和药物的区别是很清楚的,食物是给身体提供营养素、维持正常的生理机能的,在正常服用范围内一般不会有副作用,而药物是用来纠正失常的生理机能的,即使在正常服用范围内也会有副作用。所以食物的安全标准要比药物高。我们国家现在对食物的检测已经有一套标准,如果食物中的微量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含量超过了国家标准,是不应该销售、使用的。中医完全把食物和药物混为一谈,一方面认为所有的食物都有药性、都能入药,另一方面又把药物当成食物吃。我们要验的,是那些被医生、医院当成药物使用的中药,如果有人要把药草当食物吃,那是他个人的自由,虽然我认为这种做法很危险,也最多只能提出忠告。

    问:中医讲究应病症决定用药,只要病症消失就说明治疗有道,例如在肿瘤的治疗上就讲有带瘤生存一说,而西医现在也正有往这方面发展的趋势,例如有病人咳嗽,就选用最能止咳的药,而不是说解决为什么咳嗽的问题,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说,西医刚刚发展到中医的某个程度。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答:这种说法表明中医支持者根本就不懂现代医学。现代医学最注重找出病因加以彻底的治疗,而不会简单地消除症状就认为万事大吉。只治症状不治病因,并没有把病真正治好,有时候是很危险的,会掩盖了病情、耽误了治疗。有时候因为病因不明,或者虽然知道病因但目前还没有办法消除病因,才不得已只治症状。

    问:在中药中存在违规添加西药成分,以提高即时疗效,制造虚假口碑的现象,但中西医结合能不能开辟一条中医现代化的新路?

    答:中医理论是一套前科学的体系,与现代科学完全无法兼容,不可能用现代医学对其做出改造或结合。(答疑部分摘自《批评中医》,方舟子)



妖魔化转基因的顾知非之非

7 03 2010年

    顾知非不知何许人,但这个名字取得很没有自知之明。检索了一下,发现他经常在《南方人物周刊》、《南方周末》之类的“自由主义媒体”上发一些科普文章,似乎显得很专业,造点谣言就更能迷惑人。这篇登在《南方人物周刊》上专门造转基因主粮的谣言的文章《转基因主粮 究竟是福是祸》,在网上转得到处都是,就连“自由主义”的死对头“乌有之乡”也当成宝贝转了过去。“自由主义派”与“文革派”难得有了个共同之处,联手妖魔化转基因。

    顾知非称:“以目前的科学水平,还不能完全精确地预测‘好基因’移居到新的遗传背景中后能否适应,会不会染上新的毛病。”

    如果对已有较为透彻研究的某个特定基因的功能都要怪其“不能完全精确地预测”,更不精确的杂交育种、诱变育种、太空育种的结果岂不更加稀里糊涂?你怎么对后者就放心大胆地吃了?

    顾知非称:“转基因作物也有许多弊端。它们娇生惯养,对农药化肥具有特殊要求,要培育它们,只能使用转基因种子公司指定的农药化肥。这些相关的产品专利,都掌握在少部分科学家和转基因种子公司手中。一旦大力推广转基因作物,将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利益。”

    恰恰相反,研发转基因作物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其更加容易养,具有抗虫、抗病、抗寒、抗旱、固氮的能力,可以少用农药、化肥。顾知非能否举出当前推广的转基因作物中有哪一种是娇生惯养的?有人也许会说,如果种了某种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比如种了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不就必须非用草甘膦这种除草剂不可吗?但是,你种非转基因大豆,就不用除草剂了?当然要用,用的还是比草甘膦毒性更强的除草剂。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虽然是孟山都开发的,但是你并非就要向孟山都公司买草甘膦来喷洒不可。比如阿根廷,一方面是向美国买转基因大豆种子来种,一方面却是向中国买草甘膦来喷洒。

    顾知非称:“这些毒蛋白会残留在土壤中,对土壤生态系统造成影响。”

    实际上,Bt蛋白在土壤中会迅速被降解掉,而失去了毒性,变成了生物养料,不存在残留的问题。不用Bt蛋白,用化学农药,残留才是个大问题。

    顾知非称:“虽然目前还不能确认长期摄入该物质会不会对人造成伤害,但一想到我们吃下的东西含有这种能置虫子于死地的物质,总会有些忧虑。”

    我们吃的很多食物,例如西红柿、柑橘、辣椒、葱、蒜等等,也都含有能置虫子于死地的物质,你吃的时候忧不忧虑?

顾知非称:“众多国外研究机构指出,转基因食品还有可能对人体肝脏、肾脏和免疫系统产生负作用。”

只有个别的科学家发过经不起推敲的论文质疑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他们既不众多,也不能代表其研究机构(除非代表的是“绿色和平”这种野鸡机构)。众多国外权威机构,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欧盟委员会、美国科学院、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英国王家医学会都指出,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风险并不比其他食品更高,反而可能更低。

顾知非称:“绝大多数美国批准生产的转基因食品都是西红柿、土豆等偶尔一吃的食品,而非小麦这样的主粮。”

    土豆对美国人来说绝对不是“偶尔一吃的食品”,而是几乎天天、顿顿都吃的食品,也是主粮之一。三大主粮——玉米、小麦、大米——的转基因品种在美国都获得了安全证书:美国大规模种植转基因玉米已有14年的历史,美国玉米的80%以上是转基因玉米。美国已批准6个转基因水稻的种植。转基因小麦在获得安全证书后没有在美国种植,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批准,而是因为现有的转基因小麦不具有太大的优势,研发它的公司自己撤回了种植申请。不了解美国的情况,就不要美国长美国短地造谣。

转基因主粮 究竟是福是祸

作者顾知非
2010-03-05 南方人物周刊

出于严格的安全考量,审慎的欧盟和日韩等国对转基因作物的生产和进口设置了重重限制。不过,由于反对者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转基因作物有害,所以美国和中国一向倾向于推广转基因作物。

2009年11月27日,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批准了“华恢1号”、“Bt汕优63”两种转基因水稻和BVLA430101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正式对主粮转基因种植商业化的安全性“开绿灯”的国家。2010年1月31日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政府又明确提出要“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

“转基因主粮”一时间成为坊间热议话题,这究竟是传说中的“救世主”(多、快、好、省地生产出大量优质粮食的新方法),还是“披着羊皮的狼”(长期食用转基因食品有可能危害人类健康)?

近年来,科研人员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将某些生物具有特殊功能(如抗病虫害、增加营养成分)的基因转移到其它物种中去,人为改变生物的DNA,让这些生物更符合人类的需求。以这些转基因生物为直接食品或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是转基因食品。

转基因作物的培育,其外源基因可能来自植物、动物甚至微生物。这些基因通过人工手段,与新的遗传背景相融合。以目前的科学水平,还不能完全精确地预测“好基因”移居到新的遗传背景中后能否适应,会不会染上新的毛病。不过,与传统常规品种相比,转基因食品因为吸取了别的物种许多好处,往往更加高产、抗病虫害能力强。利用转基因技术,的确可以在短期内大幅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

但是,转基因作物也有许多弊端。它们娇生惯养,对农药化肥具有特殊要求,要培育它们,只能使用转基因种子公司指定的农药化肥。这些相关的产品专利,都掌握在少部分科学家和转基因种子公司手中。一旦大力推广转基因作物,将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利益。

大多数人对“转基因主粮”最担心的一点是,某些含抗虫基因的转基因作物,含有一种叫做BT毒蛋白的物质——BT是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的缩写,毒蛋白则是其产生的一种伴胞晶体。“毒”字并不意味着它对所有生物都有毒,而是只对某些特定物种有毒性。这些毒蛋白会残留在土壤中,对土壤生态系统造成影响。虫子吃了这种BT毒蛋白后自然会被毒死。推而广之,虽然目前还不能确认长期摄入该物质会不会对人造成伤害,但一想到我们吃下的东西含有这种能置虫子于死地的物质,总会有些忧虑。

众多国外研究机构指出,转基因食品还有可能对人体肝脏、肾脏和免疫系统产生负作用。虽然目前这种负作用仍然不可估量,但出于严格的安全考量,审慎的欧盟和日韩等国对转基因作物的生产和进口设置了重重限制,许多国家禁止在本土生产和进口转基因食品。不过,由于反对者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转基因作物有害,所以美国和中国一向倾向于推广转基因作物。美国是世界上转基因技术采用最多的国家,他们的大豆、棉花和玉米等作物已有相当比重为转基因生产。不过,绝大多数美国批准生产的转基因食品都是西红柿、土豆等偶尔一吃的食品,而非小麦这样的主粮。

中国于2005年正式加入《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该议定书中明文规定:对转基因生物要进行严格的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增加决策的透明度以及公众参与,应在决策过程中征求公众意见,向公众通报结果。



北京大学学术道德委员会关于蔡华问题的审议决定

7 03 2010年

【方舟子按:该北京大学内部文件根据扫描件输入。自2002年起新语丝网站曾四次发文揭露北大名牌教授蔡华的剽窃行为(该剽窃论文曾获巴黎第十大学年度最佳博士论文),见:
Brainzhou《北大人类学重点学科带头人的剽窃行为》(XYS20021124)
杨万圣《一名北大教授的无耻剽窃与自吹欺世》(XYS20060923)
李丽《对蔡华的三点质疑——《一名北大教授的无耻剽窃与自吹欺世》读后》(XYS20060926)
刘小幸《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蔡华的学术作风及其对中国学术风气的影响》(XYS20080227)

北京大学学术道德委员会关于蔡华问题的审议决定

审议[2009]1号

蔡华,男,1984-1995年就读于法国巴黎第十大学人类学系,1995年获该校人类学博士学位。1998年到我校工作,现任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蔡华就读巴黎第十大学期间完成的博士论文《一个无父无夫的社会——中国的纳人》(以下简称纳文),通过田野实地调查案例,描述了我国云南纳西族的母系家族体系和婚姻家庭习俗,证伪了在国际人类学界占主导地位的两种关于社会结构的基本理论。该论文于1997年出版法文版,2001年出版英文版。

2006年底,因学术期刊公开发表的文章指控《纳文》存在剽窃、伪造和使用虚假数据等问题,学校人事部、学术道德委员会对此开展调查。三位校内外同行专家经认真核查,提供了详实的鉴定意见,认为蔡华涉嫌学术剽窃的事实清楚。

学校学术道德委员会在认真审阅相关材料和蔡华书面申诉的基础上,在2007年11月14日举行的学术道德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听取了上述专家意见和蔡华本人的口头申诉。会议认为:蔡华在《纳文》中用来说明其观点的35个案例中,有21个与此前中文出版物中的案例雷同,其中,《纳文》还更改了原中文出版物部分案例的细节;尽管在《纳文》的导言部分,指出了上述中文出版物是《纳文》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但在书中案例出现处未做任何具体注释,显然造成有意误导读者的事实。

根据《北京大学学术道德规范》(校发[2007]25号),学术道德委员会就蔡华问题的定性进行了无记名投票,2/3的委员认定蔡华的行为已构成“剽窃”。

此后,蔡华提出了进一步申诉,并向法国巴黎第十大学取证。该校学术研究委员会负责人与学校道德委员会就此事进行了书面沟通。2008年9月1日,学术道德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认真审核了蔡华进一步申诉和巴黎第十大学的函件,认为上述材料均不足以改变“剽窃”的认定,决定继续维持第二次会议的认定。2009年3月25日学术道德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就蔡华问题做出如下处理决定:

1、责令蔡华在社会学系内就其学术不端行为进行公开检讨;

2、建议学校相关行政部门根据蔡华问题的性质、对问题认识的程度和院系意见做出相应行政处理。

北京大学学术道德委员会
2009年3月25日

校内发送:蔡华、社会学系、社会科学部、人事部
北京大学学术道德委员会办公室2009年5月12日印发
(共印5份)



又冒出一个“侠客行创办人”

6 03 2010年

【方舟子按:不久前冒出了一个科学松鼠会的“竹人”自称“新语丝创办人”,现在偶然发现还有一个“侠客行创办人”。这个“非常内向、老实”的董晓阳胆子可真够大的,我还没死呢,“侠客行”的第一代巫师和玩家也还没死绝呢,居然就敢把我在1995年10月设计、创建“侠客行”的经过绘声绘色地套到了自己的头上。我在1997年10月放弃“侠客行”的时候,还不知道有“董晓阳”这个人,当时他肯定是连最低级的巫师都不是。据一位网友说:“97年前后侠客行在国内的第一个站点是上海站,也是差不多那个时候董晓(董晓阳在上海侠客行的ID)还只是一个玩家,后来才逐渐加入巫师队伍,并主持了全真教的开发,然后渐渐成为巫师中的实权者。”原来是在我离开后才加入侠客行巫师队伍的,难怪我不认识他(我在的时候侠客行还没有“全真教”),现在在国内就敢以侠客行设计者、创始人的身份招摇撞骗了。】

董晓阳:1995-2007侠客归来 - [人物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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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被叫去采访的一个人物。关于网游的事几乎都不知道,问了下废柴弟弟,仍然没谱。最后宽慰自己,千山万水奔到中关村,已经够意思了,人家不会太在意的。去了之后,感觉董非常内向、老实,中关村大概还有很多角落,窝着这样的人。还没有发大财,但所有的人都觉得他们早就大发了。没办法,身为有了点年纪的中年男人,又智勇超群过,这样的压力是甩不掉的,即便某一天自动抽空,自己也还容易纠结不休。希望可能已经不太大了,但也可能还是有的。就像一个黄昏时刻摆地摊的小贩,可能没生意了,又可能最后还能来大主顾。总之轻易放弃是不可能的吧……

董晓阳:1995-2007侠客归来

文:符淑淑

董晓阳,三个字念起来,属于很寻常的组合,知道他的人也的确不太多。但是,如果你是从90年代走过来的人,跟随互联网游戏世界跌宕起伏、玩过《侠客行》这样的mud游戏的骨灰级玩家,那么“董晓阳”三个字对于你来说就兴许值得收藏一下了。因为他的缘故,你的年少时代多了几许娱乐的色泽。在漫长而寡淡的那些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是这个人带来的游戏,多多少少改变了记忆。
时间退回到1995年,董晓阳设计了“侠客行”。这款在斯坦福大学宿舍里整出来的游戏两年后传回中国大陆,遂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文字MUD游戏。风靡盛况,一时无俩。然而,世界不断的改变改变,时间不停的走远走远。我们的记忆注定无法长久地停在那1995年。属于董晓阳的精彩,也很快被后起的逐鹿者所覆盖。面对洗牌后的局势,震荡后的天下,董晓阳和他的侠客行行将何处?赵客吴钩,白马流星,十步千里,事了拂衣的侠客梦又是否可以重写续传?

最初就是为了自己玩

Q:《侠客行》通常被冠以的名头就是全球第一款中文网络游戏,诞生到今天已经过去11年,作为一个最早带它问世的人,你怎么看待它?
A:对,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最初我没有想过要让它进入商业运营。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游戏。因为当时我们还在美国念书,手头没有中文游戏。而我想玩,加上学的也是计算机,所以……

Q:求人不如求己?
A:对,就干脆自己弄一个出来吧。
Q:那从有这个念头到最后出来这样一个东西,隔了多久?
A:大概两三个月吧。

Q:这么快,是因为实在很想玩了的缘故吗?
A:呵呵,当然这是说那个最初的样子,后来的完善还是又花了很多时间的。
Q:出来后,宿舍里的人的反映怎么样?
A:他们都还喜欢,玩的人普遍高兴。
Q:你自己呢?应该也觉得很牛吧?
A:是有点……觉得也还高兴吧,大家都乐呵的话。

Q: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小说的缘故?
A:有一部分是这个,另外也是因为李白的《侠客行》。那首诗里的侠客盖世称雄之外,还很高洁,“事了拂衣去”。一点都不留恋什么。
Q:拿这样的命名,是不是也有点自比的意思啊?神气活现的。
A:可能也有一点,呵呵。
Q:后来它就传开了?
A:对,在留学生中玩开了,后来我自己毕业了就将它托给我的一个朋友管理,再后来这个朋友也毕业了,实在没人管,我就又拣起了这个东西。
Q:后来它传回国内,很火爆,是你预料中的事吗?
A:没有料到,都是他们告诉我说玩的人多。1999年我回来过一趟,当时在一个餐厅,也就像网友聚会的意思,楼上楼下我发现全都是这个游戏的玩家,他们包了个场,有人说他玩这个,每个月的网费高的时候有两三千。这个倒让我挺吃惊的。后来我又去网吧也转了下,都在玩这个。

在硅谷等于在天堂

Q:那这个刺激你了么?这么大好的形势……
A:好像也没有,就是觉得嗯,还不错,大家喜欢。
Q:因为你根本不想靠它赚钱?
A:是的,没去想,或者至少是没去仔细想。
Q:因为当时你已经赚到大钱了是不是?
A:呵呵,还凑合吧。
Q:我听说你毕业第一年就弄到了宝马。
A:对,但是我当时去订宝马的时候,排了三个月的队。你知道吗?都卖光了。我得说我赶上了美国最好的时光。经济繁荣,处处莺歌燕舞的。我所在的公司,5月份我进去,8月份它就上市了,我分到的股票,一直都在涨,其他人也过着好日子,每个季度我们就去狂欢,旅行,感觉都躺在钱山里。
Q:多好啊,钱山里的生活。
A:对,就是呆在天堂。我去的那几年都应该算天堂日子。读书的时候,每个月奖学金也都有1400美金。那是1994年,我上海的同学的工资在三四百块左右。
Q:你当时应该会觉得自己一直就在那呆下去了吧?
A:差不多,当时我们那一批人的念头,应该也就是在硅谷,做一个不错的软件工程师。

回国后几乎全泡汤

Q:那这样的话,应该就不会有2001年回国这一出了。一切都朝你想的方向在走,最后什么让你改变主意?
A:当时有件事,我的一个朋友让我帮忙设计一个程序,他当时在国内,弄出来后,因为那会他也没太多钱,就说给我一些股份,我当时没要,因为觉得这是小事情,后来我的朋友的公司就拿到了很大一笔风险投资,这个让我很吃惊,我想国内这样一个刚出来的公司就能碰到这样的事,这个诱惑就很大了。加上一些朋友的建议,包括一些很有商业头脑的朋友都认为这个事情值得去做。所以我们就开始组建公司。公司当时阵容挺豪华的。斯坦福的MBA,哈佛的MBA,花旗银行管IT这块的博士副总……

Q:但是回来后,事情好像并不算很顺利?
A:的确,回来的时机已经不太好,互联网泡沫一个个灭,我们去找风险投资,但最后种种缘故,钱到不了位。我是春天回来的,8月份的时候,我记得为了推广,还曾经上过一次电视节目,当时嘉宾有成思危。
Q:是《对话》么?
A:没错,底下还坐着一些vc,柳传志什么的。
Q:这是一次争取投资的机会。
A:是的,但可能也是我们事先重视不够,我也没看过这个节目。我当时在上面讲了我们的网络游戏前景,网页要收费的话人们不买单,但是游戏,玩家会乐意掏钱的。
Q:底下的大佬,无动于衷?
A:嗯,基本上都将信将疑,疑的人更多一些。大家觉得这个还是要观望一下才好说。但是那天,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来自一个姓金的先生。他说你们获得风险投资的机会将是zero。
Q:zero?
A:是的,零。
Q:这打击太直接了。
A:我们当时很郁闷。被他们泼了这么盆冷水后,就回去了。然后也就把它也搁了一阵。当然那段时间正好也是有别的事要做,接了摩托罗拉的一个活。

忍看朋辈成“传奇”

Q:接这样的活也是出于生计,毕竟拉扯了这么大一帮子人跟着你做事。
A:是啊,但是尽管这些活也都还不错,我们的好时机还是错过了。
Q:就像你的游戏最高峰的时候玩家过百万,创造了网游史上的传奇,但最后,“传奇”却发生在盛大?
A:呵呵,是的,那期节目后不久,陈天桥就开始着手行动了,他应该也是看到这个后有启发。8月份我们在电视上说这事,10月份的时候他们进军在线游戏运营市场。2002年春天,我的一个风险投资商说有个人在上海做这块不错,介绍我相见,见了面后我才知道,哦,是陈天桥。
Q:他告诉你是看了你们节目,受的启发么?
A:没有,呵呵,他没这么说。当时他打算拿两三千万来与我们合作。我后来想,他当时其实还没赚到那么多钱,这个价钱应该是他相当大甚至说全部资产。
Q:肯这样投这个游戏,也是相当重视了。
A:不过,当时我们还是没答应。现在回过头来,不是说这个(陈天桥),但的确有很多机会是被放过了的。
Q:所以有人说你是技术派,但是太技术派?
A:的确,这些也算是给我上了一课。一直以来我也称不上一个合格的商人。顶多算一个高级点的工程师。遇到商业上事,怠慢了,也大意了。比如说当时是有几家投资我们是没足够利用好的,像德生啊,摩托罗拉啊等,现在想想应该全要了的,管它谁的钱,百度最困难的时候,不也是google帮了它么?
Q:你现在会觉得商业运作比技术影响更大么?我看你的桌上全是兵法啊,用人啊,策略啊这样的书。
A:呵呵,是的,以前我从不看这类东西。2004年前都没看过,但是现在我会觉得它们重要,而在商就得言商,并且懂商。

从下一代网游中抢口粮

Q:但是技术对于你来说,仍是你的优势吧?
A:技术、研发能力都是我们的长板。目前我们也在有意地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比如程序员、动漫设计师等等,我们都会有专门的培训课程。这些设置都是根据最当下的实际需要而制定的,现在的研发人才能直接产生效益的不多,企业招到人后,都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培养过程,培养出来后,基本也是人才跳槽的时候了,这样成本也挺高的。以往挖我们公司的人才的公司也有很多,既然你们这么缺人才,我们顺便也就帮你们输送吧。所以就这样,跟清华有了这样一个合作。
Q:跟清华?门槛会很高吗?普通家的孩子如果对这个有兴趣,可以报名吗?
A:呵呵,门槛当然没有那么高。不是说你一定要考上清华,但是我们有不同层次的培训课程。这个就是给普通家孩子提供的。
Q:除了这个,你目前的精力主要是在哪块呢?
A:我们在研发下一代的网络游戏。现有的这些魔兽世界也好,角色扮演的这些我们将它称为第一代网络游戏,而新一代的网络游戏将改变这个市场。它们具有更大的能量。现在你看到我们的网络游戏市场,尽管已经经历过一次洗牌,700多家公司人间蒸发了,剩下二三十家在这里扛顶着。但是整个市场是在蓬勃发展的,从30个亿的收益扩大到80亿,时间不过短短一年多。而它未来的潜力仍旧是无可限量的,我相信这个惊人的市场上会出现惊人的奇迹,超级工厂会分到属于它们的口粮,小一点的工厂也会分得应有的一瓢。总之只要坚持,大家会活得不错。
Q:而你希望自己是分得超级口粮的那一个?
A:我希望是这样。

档案:

董晓阳,1970年生,福建莆田人。1986年考入上海同济大学。1994年进入美国斯坦福大学,获计算机硕士,现博士在读。在学校期间,业余时间经营了1999年以前最大的中文MUD网络游戏。2001年在中关村成立北京侠客行公司,获得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10万元创业资助。作为中国MUD即多人交互网络游戏的创始人,董晓阳的公司正参与数字奥运工程。



中国人爱“打点滴”

4 03 2010年

    一到秋、冬感冒流行的季节,中国许多医院的门诊、病房乃至过道走廊里就躺满了患者,身旁挂着输液瓶,瓶里的葡萄糖盐水、抗生素或中药注射剂一滴一滴地输入到静脉中,因此形象地俗称“打点滴”,也叫做“吊水”、“挂水”,似乎输入的水分才是最重要的。
    这绝对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景。感冒打点滴,算得上中国在医学上的一大创造,在其他国家是见不到的。比如在美国,如果你感冒了去看医生,医生通常只是建议你多喝水、注意休息,实在太难受了就去超市、药店自己买泰诺之类的镇痛解热药吃,不可能留你下来打点滴。
    为治感冒输入静脉的那些药物没有一样是必需的。葡萄糖、盐从饮食中就可摄取,只要能进食就没有必要直接往静脉里灌。感冒是病毒引起的,而抗生素是用来杀灭细菌的,对病毒感染没有疗效,也起不到预防继发细菌感染的作用。如果并发了细菌感染,需要使用抗生素,也可以口服,没有必要静脉注射。至于中药注射剂,则没有一种被严格的临床试验证明了确实具有疗效,更没有使用的必要。
    在某些情况下,打点滴当然是必要的,比如患者严重脱水、无法进食,或所用的药物不能口服或打针(肌肉注射、皮下注射)。但是国内医院打点滴许多时候并不属于这类情况。有些自限性疾病本来不需要用药物治疗,比如新生儿黄疸,国内医院却通行打点滴“退黄”,用的当然是中药注射剂。有些疾病确实需要用药物治疗,本来用口服或打针就可以了,但在国内的医院,却也通行打点滴。口服的药物患者可以领回家自己服用,打针在门诊打完了就可以回家,而打点滴却必须留在医院里占一个床位,需要有护士进行处理、照料,既增加了医疗成本,也让医院人满为患。因此,滥用打点滴,是医疗资源的浪费。
    在几种给药方式中,打点滴是最危险的。打点滴穿透皮肤屏障,直接把药液输入血液中,需要严格的无菌处理。如果药液在生产或储藏过程中被污染,或者没有使用一次性针头,或者针刺部位的皮肤没有消毒好,就有可能让病毒、病菌进入体内,轻则引起局部发炎,重则病原体随着血液扩散到全身,引起败血症,会有生命危险。打点滴也比口服药物更容易出现药物不良反应,特别是过敏反应。如果是口服,药物中能引起过敏的杂质可能就在消化道中被消化掉,或无法被身体吸收,但是打点滴时这些杂质却直接进入了血液,严重的能引起过敏性休克甚至死亡。近来媒体频频出现患者因为使用了中药注射液而突然死亡,就是这个原因引起的。此外,打点滴时所用的溶液太稀或太浓,都有可能破坏体内电解质平衡;输液速度如果过快,或者输入的量过多,能引起高血压、心脏衰竭和肺水肿;如果输入了大量的气泡或血凝块,能堵塞血管,让心脏停止跳动。
    因此,从节省医疗成本和安全的考虑,应该是药物能口服的就不打针,能打针的就不打点滴。这一点国外医院做得比较好。《生命时报》住联合国记者曾经随机走访了纽约市中心的几家医院,竟没有找到一位正在输液的患者。为什么国内医院却反其道而行之呢?
    一个明显的原因是为了经济利益。药物注射液的利润要比口服药物高得多。例如常用的抗感染药物甲硝唑,如果是口服的,一个疗程七天的花费只有大约3元钱,但是改用打点滴,一天就要花费大约20元钱。甲硝唑口服能被迅速而完全地吸收,根本没有静脉注射的必要,国内医院之所以乐于用甲硝唑打点滴,显然是利润的考虑。
    但是,在医疗改革之前,国内医院打点滴已很流行了,当时医院的费用都由政府承担,并无经济压力。所以打点滴在国内的泛滥,应该还有别的因素,比如文化的因素。患者去医院看病,就想着要尽可能接受先进、彻底的治疗,而打点滴看上去要比吃药先进、彻底得多。许多人觉得打点滴要比吃药病好得快,这在某些情况下是对的,静脉注射药物能被完全吸收,药效也比较快,十几秒钟就能让血液中的药物浓度达到有效范围;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就只是一种错觉或心理作用,感冒打点滴就属于此类。对许多患者来说,上医院看病就要打点滴,成了理所当然的事,而医生为了避免医疗纠纷,也乐于满足患者的要求。如果有中国医生向美国医生学习,对感冒患者不开药或开点镇痛解热药就打发走,自己拿不了药物回扣且不说,还会被患者认为是不负责任,万一患者因为感冒并发了更严重的疾病,医生的麻烦就大了。
    病人在医院里扎堆打点滴,其实是国内不正常的医患关系的一个缩影。

2009.12.25.

(《健康管理》创刊号)



从对“艾弗里实验”的表述看中国人的科学精神

4 03 2010年

【方舟子按:刘老师的说法是对的。可参看本人在《寻找生命的逻辑——生物学观念的发展》一书中对艾弗里实验的介绍。】

方舟子老师:

您好!

先说明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物教师。了解到您一贯的立场,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给您写这封信,因为我在信中表述的观点已经被无数次的退稿了。
您应该听说过Avery等的实验,正是Avery等首次证明了DNA是遗传物质。
国内几乎所有的生物学教材,不论大学的还是中学的,大致都是这样表述Avery等的实验(以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生物教材为例):“艾弗里及其同事对S型细菌中的物质进行了提纯和鉴定。他们将提纯的DNA、蛋白质和多糖等物质分别加入到培养了R型细菌的培养基中,结果发现:只有加入DNA,R型细菌才能够转化为S型细菌”。
我对这种实验过程的表述存在疑问,总觉得其逻辑上有一定问题,为此我查阅了Avery等在1944年发表的《Studies on the chemical nature of the substance inducing transformation of pneumococcal Types: Induction of transformation by a desoxyribonucleic acid fraction isolated from pneumococcus type Ⅲ》(http://osulibrary.orst.edu/specialcollections/coll/pauling/dna/papers/avery-studies.html可在线阅读该文),以及Avery的同事McCarty 在1993年写的回忆性文章《A Retrospective Look:How We Identified the Pneumococcal Transforming Substance as DNA》(http://jem.rupress.org/cgi/reprint/179/2/385.pdf可在线阅读该文)。
根据原文来看,Avery等所作的工作应该是:不断的去除S型细菌中各种成分,然后得到纯化的“转化因子”;接着对纯化的“转化因子”进行鉴定,确认它就是DNA。而不是像人教版教材中说的那样:对S型细菌中的各种成分进行提纯,再用提纯的各种成分去做转化实验测试。
这种表述的差别是本质上的,应该说国内教材的表述完全歪曲了Avery等人的实验。更可悲的是:我查阅到沈同、王镜岩主编的《生物化学》就类似于人教社的表述,这也是我能查到的不正确表述的最初来源。到今天,快30年了,几乎所有的国内遗传学主流教材还都采用这样的表述,我一直都在怀疑,这么多年过去了,难道中国搞遗传学教育的人就没有一个人去认真的读一次Avery等原文?对于这种情况,我真的很无言!

云南师大附中大理分校
刘永生



小鸟的大道理

3 03 2010年

    提起动物学家,大家马上想到的是那些研究珍稀野生动物的,黑猩猩、大熊猫、狮子、老虎之类,似乎这些或漂亮或聪明或威武的动物才有意思,为之长年待在深山老林、草原荒漠才令人敬仰。但是英国动物学家尼克·戴维斯却选择在剑桥大学的植物园里观察一种毫不起眼的常见小鸟——篱雀,而且十年如一日,先后跟踪了那里427只成年篱雀的生活,在繁殖季节,几乎每天都要去拜访它们。
    篱雀样子很像麻雀,羽毛颜色黯淡,看上去很单调。19世纪英国博物学家兼牧师莫里斯曾经盛赞这种小鸟,号召其教区的教徒们以它为榜样,过一种低调、谦逊而正派的生活。不过,在戴维斯的眼中,这种样子低调的小鸟的生活可是一点也不谦逊、正派。他描述道:
    “一对篱雀在一起觅食,安详地跳进树丛中。到那里以后,雄鸟跑到一边,雌鸟去了另一边。一旦出了雄鸟的视线,雌鸟立即飞进附近的矮树丛里,和藏在那里的另一只雄鸟交配。过后她立即和她的配偶汇合,做出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
    虽然鸟类常常被当做爱情的象征,天鹅、爱情鸟、鸳鸯之类经常成为诗人讴歌的对象,但是它们的相亲相爱显然不是出于感情,而是为了传播基因。它们的生活被达尔文法则决定了:留下尽可能多的后代。雌、雄为此走在了一起,但是它们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其生理特征导致了它们的目标有所差异:雄性是要尽可能多地播种,雌性则是要尽可能多地养育自己的后代。对雌性来说,对自己最有利的婚姻形式是一妻多夫制(多一个丈夫就是多一个养家的帮手),其次是一夫一妻制,再次是一夫多妻制。对雄性来说,则倒了过来,最好的形式是一夫多妻制(能有更多的后代),其次是一夫一妻制,再次是一妻多夫制。
    雌雄在长期进化过程中相互博弈的结果,让大多数鸟类都采用了一夫一妻制,这样做似乎对雌雄双方都公平。但是篱雀这种外表单调的小鸟却有着最丰富的婚姻形式: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都存在着,还普遍存在多夫多妻制。甚至在剑桥大学植物园这么个小群体(一群大约只有80只)篱雀中,这四种形式全都同时存在,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多夫多妻制在雌鸟中分别占了32%、7%、23%、38%。那些采取一夫一妻制的,是在双方都没能吸引来第三者的情况下的无奈选择,而那些采取多夫多妻制的,则似乎是陷入了僵局。
    戴维斯发现,那些表面上是一夫一妻制的家庭,雌鸟通常也会主动勾引第三者来交配,这么做会鼓励第三者为雌鸟的后代提供食物。而雌鸟的原配一旦发觉,会尽力把第三者赶走。根据达尔文法则,第三者应该根据是否与雌鸟成功地交配来决定要不要为雌鸟的后代服务。如果交配成功,雌鸟的后代中有可能有第三者的种,第三者去帮忙才会增加自己的基因传播的机会,不然就是在做无偿服务了。
    戴维斯的观察发现,第三者基本上是根据这一法则行事的。在第三者与雌鸟成功交配后,有80%的可能会为幼鸟提供食物。而如果交配失败,只有9%的可能会提供食物。而且第三者会根据成功的程度来调整帮忙的程度:交配的次数越多(意味着留下自己的后代的几率越高),就越努力去提供食物。
    雌鸟勾引第三者的好处非常明显。一窝由母亲和两只雄鸟养育的幼鸟(平均一窝有2.95只能成年),要比由一雌一雄养育的幼鸟(平均一窝有1.21只能成年)更容易存活,在会飞时体重也更重。甚至原配雄鸟也有可能由此获益。戴维斯的计算表明,如果一窝幼鸟中有60~70%是原配雄鸟的种,那么让第三者参与进来,对原配雄鸟也有好处。但是原配为什么通常要把第三者赶走呢?这似乎表明他很“清楚”他的后代不可能达到这个比例。戴维斯对幼鸟做亲子鉴定(对比DNA),证明的确如此。在那些由第三者参与养育的幼鸟中,平均来说只有45~55%是原配雄鸟的后代。在这种情况下,原配雄鸟当然最好防范第三者。
    篱雀多姿多彩的家庭生活,其实是两性既合作又冲突的结果,双方都想利用对方来为自己留下尽可能多的后代。这个适用于所有有性的生物的道理,却是由一种不起眼的小鸟如此鲜明地证明了。

2010.3.1

(《中国青年报》2010.3.3)



网人评北大哲学系前副教授刘华杰反对转基因

3 03 2010年

北大哲学系前副教授刘华杰名言:

“哪怕从科学上100%地证明了某物是安全的(这是不可能的),如果百姓觉得它不安全,不购买它,那么它就是不安全的!”(刘华杰《北京科技报不科学:评《转基因水稻不是魔鬼》》)

网人评论:

套用一下哈。 可以下结论的太多了。应该把前副上调中顾委 :)

哪怕从科学上100%地证明了某物是安全的(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政府觉得它不安全,不购买它,那么它就是不安全的!
哪怕从科学上100%地证明了某物是不安全的(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政府觉得它安全,购买它,那么它就是安全的!
哪怕从科学上100%地证明了奶粉是不安全的(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政府觉得它安全,提倡购买它,那么它就是安全的!

……….

如此类推! :)

(whatistruth)

哪怕说英语的100%都知道“Give me a break”是什么意思,如果刘前副认为是“给我一个突破”,那么它就是“给我一个突破”!

(爱国者2000)

哪怕从获奖名单上100%证明了肖传国没有获得美国泌尿学会成就奖(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肖传国觉得他获得了,在简历上写他获得了,那他就是获得了。

(ziren)

如果忽悠到老百姓院士评委NB奖评委觉得他获得了,他就获得了

(foresight)

刘前副此言并不特别,算不得刘前副的名言。刘前副讲话作文似乎向来都是这种风格,往往都包含常人非常难以理解的深邃道理。”科学文化人”,”科学哲学家”都已经修养到这种层次,像田松副教授,吴国盛正教授,都是这种能讲出不一般道理的学者。

如果哪一天刘前副宣布他证明了刘华杰不是人,一点也不令人奇怪:

“哪怕从科学上100%地证明了刘华杰是人(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觉得不肯定,不承认刘华杰是人,那么刘华杰就不是人!”

(suprathinker)

科学能100%证明刘前副是人(这是可能的)。

(coubert)

读刘前副的话要特别谨慎,深奥深奥的:100%是不可能的(总有误差)。

也许可以达到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但还不是100%。

对刘前副的思维能力先要崇拜,才能理解,然后模仿,才有可能学个一鳞半爪的。否则,”给我一个突破”是不可能的。

(suprathinker)

那就改一下好了:

“哪怕从科学上100%地证明了刘华杰是他爹亲生(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觉得不肯定,不承认刘华杰是他爹亲生,那么刘华杰就不是他爹亲生!”

(过客1234)

嗯,很接近刘教授的风格了。可以去试考刘教授的博士生。你这只是模仿导师的风格,离”突破”还有距离。

(suprathinker)

刘师傅已经是教授啦?空心萝卜填坑去,青菜都来xys:)

(heartwaver)

这样的SB竟然还是北大教授!以前说下次他应被聘为副教授,现在看来应聘为讲师。

(coubert)

他有精神病,你非要揪住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胡言乱语做文章,真无聊!

(xinku)

你把刘副送到精神病院去了吗?

(psychina)

是不是哲学的最高境界就是诡辩?

“如果百姓觉得它不安全,不购买它,那么它就是不安全的”最后一个“不安全”大概是指投资不安全。

(heartwaver)

最高境界是无耻,刘前副早过了诡辩的阶段

(coubert)

刘前副没那么傻

“哪怕从科学上100%地证明了某物是安全的”—〉科学上的事我们没能力插一杠子,但别急,我们有的是办法。

“(这是不可能的)” —> 首先,从哲学上认证没有100%的,绝对的事,动摇百姓的信念。

“如果百姓觉得它不安全” —〉进一步宣传鼓动百姓,直到百姓相信它是不安全的。

“不购买它” —〉再添一把火,让百姓拒绝购买它

“那么它就是不安全的!”—〉反科学的目的达到了。 你科学证明安全有什么用, 没有我们会忽悠。

底线:我们能忽悠住百姓。

(foresight)



新语丝志愿者举报“肖氏术”的公开信

1 03 2010年

我们是一群志愿者,对目前有关“肖氏术”的虚假信息和夸张宣传所造成的危险深感震惊。“肖氏术”是由中国肖传国发明的实验性外科手术,用于治疗由脊柱裂或脊柱损伤导致的神经源性膀胱,现正在中国、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进行临床试验。

新语丝网站(www.xys.org)致力于打击发生在中国的学术腐败、剽窃和造假。正是通过新语丝对肖传国学术不端行为的揭露,我们才获知了该手术的情况。最近五年,我们一直密切跟踪调查与这项手术有关的事件,对该手术的效果和风险越来越感到忧虑。该手术的问题也引起了中国媒体的关注,其发表的调查报告所揭示的问题相当令人震惊。

在此公开信中,我们将有关该手术的真实情况总结如下,以期引起资助临床试验的美国国立卫生院(NIH)、试验所在医院的伦理审核委员会(IRB)以及已参加或有可能参加试验的患者的关注。

1. 中国的公益律师们经独立调查后,未能找到或验证一件肖氏术成功病例,相反,他们发现了大量引发严重后遗症的病例。律师们搜集了2006年9月至2007年 3月在郑州神源泌尿外科医院接受手术的110位患者名单,电话访问了其中74位。律师们发现,73%的患者称手术无效,39%的患者术后引发了不同程度的后遗症,包括下肢无力、萎缩、畸形及瘸行。早在律师调查之前,一些患者们就相互联络同期接受治疗的病友,结果发现他们中无一例手术成功。

2. 两位患者最近已状告神源医院,更多患者也将起诉。他们指控广泛宣传的肖氏术“85%成功率”误导了他们。患者起诉前不久,根据肖传国的指示,肖传国拥有30%股份的这家当地私营医院已解散。

3. 肖传国最著名的病例已被发现是骗局。小善善是肖传国亲自做的神源医院首例病人,中国媒体曾为其“成功治愈”欢呼雀跃,并频频被神源和肖传国本人宣传为手术完全成功,吸引了成百上千的患者做手术。然而,当调查人员最终找到小善善时,却发现他从未获得自己排尿的能力,反而走路变得一拐一拐的。他的母亲还透露,医生为了当着媒体作演示,常给小善善喝很多水,还用电刺激辅助小善善排尿。

4. 一份证明85%成功率的正式文件被发现是假货。2007年2月28日,肖传国申报中国最有名望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时,神源医院为其出具了一份治愈率证明,声称该院自2006年1月开始应用肖氏术治疗患者117例,“术后随访8个月以上60例,85%的患者大小便已恢复正常”。然而,神源医院直到2006年8 月才成立,并于8月13日才对小善善实施了第一例手术,根本没有时间来做“8个月以上”的术后随访。

5. 中国官方对肖氏术的鉴定仅仅是走过场。几位专家鉴定组成员最近指出,鉴定组在鉴定意见上草率签了字,所依据的仅仅是提供给他们的有选择的部分资料,包括肖传国导师的声望、肖传国自我标榜的国外名声、以及肖传国自称的成功率。鉴定组确定肖氏术为“国际先进”,这一鉴定结果后来屡次被神源医院用作广告。而另一条关键的鉴定意见却从未公之于众:“(该手术)具有很大风险”。

6. 肖氏术的基本原理仍备受质疑。顶级专家们对肖氏术缺乏科学证据以及尚未进行充分适当的临床试验就不道德地予以实施表达了关注。有位专家查阅了肖传国论文中的尿流动力学图后发现,有些病人实际上是靠腹压排尿而非膀胱逼尿肌收缩引起排尿,这表明术后膀胱神经功能并未恢复。专家们还怀疑某些患者排泄功能的改善,可能是同时或随后所做的常规手术(如栓系松解术、选择性骶神经切断术和电刺激)的效果,而不是肖氏术本身的效果。例如,肖传国在SIU 2009所报告的术后“膀胱功能5个月内完全恢复”的受过枪伤的女孩,疤痕组织非常严重,而这正是松解术的适应症。不幸的是,肖氏术至今尚未由肖传国或第三方做过对照试验,肖传国却已在与其有关的医院开展营利性手术,每位病人收取约三万元。

7. 肖传国长久以来一直在虚构夸大他的成果。例如,他曾谎称获得了“美国泌尿学会成就奖”。又如,肖传国自称国外对他的工作有着很高的评价,而实际上肖传国的论文极少被同行引用。这些事实被新语丝曝光后,肖传国以名誉损害为由起诉新语丝创办人方舟子近10次。另外,肖传国的个人记录有污点。例如,他曾被其工作过的研究机构终止雇佣,引起了法律争端,最后在联邦上诉法院输了官司。另一场与典狱长的民事官司表明,肖传国曾经被监禁。那场官司他也输了。

8. 美国目前的临床试验基于可疑数据。试验所依据的一些关键数据,看来均来自肖传国在《欧洲泌尿》发表的一篇综述文章中引用的一份会议报告。然而,这篇关键的会议报告却在文献中根本找不到。尽管如此,肖传国的这篇综述文章却成了美国试验的主要参考资料。与其他方面的信息对比,肖传国综述文章中引用的成功率和病人人数非常可疑。此外,2006年12月开始试验(标识号NCT00378664)、并在2009年12月获得NIH资助(项目号 1R01DK084034-01)的Beaumont医院,重复肖传国声称的“近90%的成功率”,这表明Beaumont医院的试验仅仅基于肖传国未经验证的自我声称。另外,美国病童医院(ACH)把他们的试验标榜为“双盲”,这要么表明他们缺乏对临床试验基本原理的了解,要么表明直到2009年3月开始试验,他们(或肖传国本人)仍然不知道肖氏术的适应症、以及对接受手术的病人的术前、术中和术后护理。

9. 中国之外的临床试验的结果并非Beaumont医院所声称的那样“令人鼓舞”。第一,NIH于1999年到2006年资助数百万美元在纽约大学开展的关于脊柱损伤(SCI)的试验(基金号5R01DK053063),迄今未出正式结果,仅有一份会议摘要报告了两个病例,数据远逊于肖传国自己的结果(例如,报告中平均余尿为200毫升,而肖传国最初15个SCI病例为31毫升)。第二,Beaumont医院在脊柱裂(SB)一年试验结果报告中有选择性地披露信息,且相当含混。尽管试验的目的原本是为了SCI和SB(见ClinicalTrials.gov的登记记录),而且其首例手术也是SCI、并“得到了全国关注、160家媒体予以报道”(见Beaumont医院网站),但是,Beaumont医院的报告却未提及SCI病例。报告中也没有临床报告所必需的术前、术后结果比较。报告中的尿动力学数据,均值和标准差均比肖传国曾报告过的差很多(例如,报告中平均余尿为119毫升,而肖传国最初20个SB病例为 23.67毫升),这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肖传国自称的结果。报告也对副作用轻描淡写。第三,据肖传国在SIU 2009的演讲,德国的6例SCI全部失败(“仅两例有些改善”)。同时,据媒体报道,Beaumont医院全部3例SCI“手术无助”。从统计意义上来说,由第三方进行的全部SCI病例均告失败,这应当从原理上宣布了肖氏术的失败,尤其考虑到肖传国最初“成功”的人体试验和动物实验均是有关SCI的。最近NIH资助的试验,标题为“神经搭桥治疗脊柱裂的安全和功效”而不提脊柱损伤,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最后,肖传国将SCI病例的失败归咎于“病人挑选错误”和“术后护理不当”,前者至少部分表明了Beaumont医院SB病例的“成功”是由于“广泛的术前病人评估”(见Beaumont医院一年报告);而后者与同样护理的SB病例反而“成功”相抵触。

10. Beaumont医院向病人传播有关肖氏术的虚构神话。在回答病人问询时,Beaumont医院多次向病人提供虚假信息,称肖氏术是中国的“常规手术”, “中国各个医院每天都在做这个手术”。而事实是,肖氏术从未成为中国的常规手术,最近几年只有现已关闭的神源医院在做这个手术,且至今只有肖传国的团队有做这个手术的能力。另外,Beaumont医院建议病人去中国做手术,不顾美国还在进行试验,并且“结果太不成熟”。Beaumont医院轻率介绍病人去中国很可能已经造成严重后果:据肖传国的《临床泌尿外科杂志》网站宣布,已经有90余例美国病人被“成功治疗”;而据病人网上透露,每位国外病人被收取约两万美元。

基于上述事实,我们特此向国立卫生院、伦理审核委员会、相关医院以及患者和媒体提出如下建议。

1. 我们呼吁NIH和IRB重新审核关于肖氏术临床试验的决定,独立地全面调查以下肖传国本人的病例:发表在2003年和2005年《泌尿杂志》的15例 SCI和20例SB,在2006年《欧洲泌尿》论文里引用的未发表的92例SCI和110例SB,以及在SIU 2009公布的2006年起神源医院所做的1406例。同时调查肖传国治疗的90余例美国病例,以及纽约大学2例、德国6例、Beaumont医院12 例、ACH医院8例。肖传国有义务提供病例的详细原始资料。

2. 我们呼吁有关医院立即停止临床试验,等待复核。我们建议这些医院认真分析他们自己和肖传国已经做过的病例。考虑到“在中国严格的患者随访是个挑战”(见 Beaumont医院在NIH网站的项目介绍),我们特别督促Beaumont医院帮助肖传国随访他所做的90余例美国病例。

3. 我们提醒NIH和相关医院,美国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已经被肖传国在中国歪曲为“NIH批准的临床应用成功”、“连做12台手术,全部成功。震动了国际医学界”,这将会误导更多患者。

4. 我们忠告患者们,在决定参加临床试验或到中国进行治疗前,要慎重考虑。我们鼓励手术过的患者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幸福,站出来讲述自己的情形。同时,我们建议媒体要听取患者说什么,而不仅仅听取肖传国和那几家医院讲故事。

新语丝志愿者

2010年02月25日

附言:

我们将此信通过代表寄往国立卫生院和伦理审核委员会或其上级监督机构。同时,我们将此信用电子邮件发送给有关的研究人员和医生、曾经报道过有关事项的媒体。我们欢迎将此信在网上张贴,特别是贴到有误导或虚假信息出现的场合,以避免病人满怀希望搜索网络寻求治疗时被误导欺骗。

我们将不公开自己的身份,以保护自己免受来自肖传国的恶意报复。肖传国最近在清华大学的讲座上,宣布其人生目标是“积德、赚钱、报仇”。他此前曾数次明确地威胁过我们中的一些人,最近还在网上扬言“对方舟子,我也会不惜用最歹毒的方式报仇”。

为提供背景信息,我们信后附上来自著名英文媒体的报道的清单,以帮助了解新语丝和方舟子的事迹。我们还附上来自中国律师和媒体关于肖氏术的报告和报道的英文翻译。

此信及附件见:
http://xysblogs.org/wp-content/blogs/107/uploads/xpletter.html
公众和媒体可发询问邮件到:xysergroup @ gmail.com
或在博客留言:http://xysblogs.org/xysergroup/

公开信英文版见: http://xysblogs.org/wp-content/blogs/107/uploads/xpletter.html

本公开信由Eddie和羽矢起草。以下新语丝志愿者参加了公开信附件的翻译和校对:blobfish、Eddie、 fuzzify、gadfly、james_hussein_bond、lightman、PoohHunny2、三脚猫、whoami、羽矢。另有众多网友对公开信和附件的写作、翻译提出了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