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因为达尔文娶了他的表姐，所以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谣言称，由于达尔文是近亲结婚，其子女不是夭折就是痴呆或短命。对此我已写过两篇文章澄清过（《达尔文的子女》、《达尔文一家十“院士”》）。华中农大动物科技学院老师朱猛进对此有不同看法：

     “尽管与孟德尔同时代，但达尔文不懂遗传，造成了后人认为的近亲结婚的悲剧。达尔文与其表姐爱玛共生下了10个子女，其中3个夭折。就此问题方舟子曾有不同的观点，认为达尔文的子女夭折率和当时英国的平均夭折率没有差异，所以也就不存在达尔文近亲结婚的悲剧。不过，方舟子在推理上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当时的达尔文生活于上层社会，经济和医疗条件远远优于平均水平，他的子女夭折率与平均水平相当不具可比性，甚至在逻辑上反而说明其子女夭折率更高一点。当然，对于这件事确实有点强人所难，因为不只达尔文，同时代其他有名望的主流生物学家就没有一个人真正懂得遗传，这也是孟德尔生不逢时、临终前绝望呼喊‘我的时代一定会到来’的个人悲剧所在。”（朱猛进《被供上神坛的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行150周年祭》）

    达尔文虽然没能发现遗传规律，但他对遗传现象有很多认识，可能是当时掌握遗传知识最多的人。达尔文当然知道近亲结婚可能造成的危害，对达尔文家族和韦奇伍德家族如此频繁地表亲联姻（共有4对！）一直很担心，自己的子女夭折或生病也被他归咎于近亲结婚。所以说达尔文近亲结婚是因为“不懂遗传”，与事实不符。

    但是近亲结婚会增加某些遗传疾病的概率，并不等于在实际上必然如此。我并不是简单地以夭折率来否定达尔文的“近亲结婚悲剧”，在《达尔文的子女》一文中还具体分析过达尔文的子女是怎么夭折的。下面就再重复一下其中的分析，看是否可能与近亲结婚有关。

    达尔文的大女儿安妮（1841～1851）在10岁死于肺结核。肺结核是常见的传染病，在抗生素发明之前治疗它没有好办法，在当时是医院不予收治的不治之症，在死亡原因中排在第一位。因此她的死显然与近亲结婚无关。

    达尔文的小儿子查尔斯（1856～1858）在2岁时死于猩红热。猩红热在当时对儿童是一种能够致命的常见传染病，同样生活于“上层社会”的托马斯·赫胥黎也有一个儿子三岁时死于猩红热。根据达尔文的记载以及查尔斯的照片判断，查尔斯的确患有遗传病，是唐氏综合征（俗称先天愚）患者。唐氏综合征主要与孕妇的年龄有关。爱玛生查尔斯时已是48岁的高龄产妇，而45岁以上的孕妇生下唐氏综合征婴儿的概率高达30分之1。显然，查尔斯的得病和死亡也与近亲结婚没有关系。

    达尔文的二女儿玛丽（1842～1842）仅出生3周就死了。新生儿夭折率在当时是非常高的，大约五分之一的婴儿没能活到1岁。达尔文祖父伊拉兹马斯的10个子女，有3个都在婴儿时夭折：分别活了19天、4个月和不到1岁。伊拉兹马斯并没有近亲结婚。因此玛丽的夭折也不能归咎为近亲结婚。

    达尔文没有夭折的两个女儿和五个儿子都很长寿，分别活了67、75、77、77、79、86、93岁。他们的智力都很正常，甚至高超，5个儿子都干出一番事业，3个成为王家学会会员。

    我并不是在提倡近亲结婚。我只不过说，以达尔文的子女为例来说明近亲结婚的危害，是站不住脚的，不要再宣扬它了。

    另外，朱猛进说孟德尔临终前绝望地呼喊“我的时代一定会到来”，也是夸大其词的。孟德尔对自己年轻时的研究成果并不那么有信心，在当上修道院院长后，就已放弃了科学研究，晚年的主要精力用在为了免税和政府扯皮，很难想像他在临终前突然心血来潮，像现在的科妄家一样高呼口号。在孟德尔死后很多年，在他被重新发现以后，才有一个他的朋友Gustav von Niessl回忆说孟德尔爱说“我的时代将会到来”（Meine Zeit wird schon kommen）——并非临终前的绝望呼喊。孟德尔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也是天晓得了，因为这位朋友当初在悼念孟德尔时，并没有提到这一句话。

东方早报2009-11-27

清华大学回应：已核实网帖是虚构的 相关论文是否抄袭还没有新信息
东方早报记者 吴玉蓉 发自北京
29岁的中国“最年轻市长”周森锋，其被质疑的文章为2004年发表在《商业研究》期刊上的《基于价值链的房地产企业核心竞争力分析》，相似对象为王宇、柯玲2002年发表在《经济体制改革》杂志上的《论房地产企业核心竞争力》。目前距离周森锋学术论文涉嫌抄袭一事被发现以来，已有近半年时间，但却迟迟未有任何说法。
日前，一篇“清华大学作出结论：29岁市长周森锋的论文系正常引用，与抄袭无关”的帖子在网上广泛流传。帖子称，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教授对于记者的提问回应说：周森锋的论文系正常引用，与抄袭无关。
昨天，钱易教授的秘书对此表示，这篇署名为某报社记者的文章系编造，钱教授没有接受过记者的采访。
“这个帖子是虚构的，不实的。”清华大学宣传部副部长于世洁也对早报记者表示，他们对文章署名记者进行了联系，该记者表示，她不认识钱易，也没有做过采访报道。他们还联系了钱易教授，钱易教授也表示，她本人没有接受过采访。
而对于周森锋学术论文涉嫌抄袭一事已过去近半年，清华大学的调查结果如何，于世洁对早报记者表示，他手头目前没有新的信息。
据了解，“周森锋论文涉嫌抄袭”一事一直没有当事人或者学校出面给予说法。此前清华大学称，“校方对该事非常重视，但核查需要一个过程，肯定会给出一个说法。”目前距离周森锋学术论文涉嫌抄袭一事被发现以来，已有近半年时间，但却迟迟未有任何说法。
相同处达到60%才判抄袭？
对于网帖中“清华大学规定论文与他人文章的相同处超过60%才判为抄袭”的说法是否准确，清华大学规定学生论文到底引用多少算抄袭，于世洁表示，他对此不清楚。
而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办的一名老师随后告诉早报记者：学生手册上对如何判定抄袭有规定。但记者从一名清华大学研究生处获悉，她手头上的研究生手册并没有关于抄袭方面的界定，只有对论文写作规范的要求。“我还问了一些同学，大家都说不清楚，说没有一个明确的比例，就是不能大段大段地引用。”该研究生表示。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昨天对早报记者表示，论文引用是属于学术界的惯例，教育部对此并无统一规定，引用多少算抄袭，各高校应该有自己的专门规范。
事过半年清华为何视而不见？
“学术打假斗士”方舟子昨天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只要用到别人的观点或文字而没有恰当说明，都是抄袭。国际惯例对此没有定量规定，不管抄多少，都是抄。国内有些高校规定雷同30%以上才算抄袭，这是很荒唐的做法。“难道抄29%就不算抄？如果抄的那几句话刚好是最关键的部分，也不算抄？抄袭量的多少可以用来判断抄袭的严重程度，不能用来作为是否抄袭的标准。”
对于周森锋学术论文涉嫌抄袭一事，方舟子说，在事件刚发生时，他就推测会不了了之。“对涉及本校师生的学术造假事件，视而不见，不做回应，是清华大学校方的一贯做法，很少有例外。何况周森锋官拜市长，也算是清华的‘杰出校友’了，更应受保护，处理他对清华有什么好处？”

下载（第38分钟开始）：

http://res.audio.bjradio.com.cn/xwgb/bwtx/bwtx2009112622002782.wma

在线收听（第38分钟开始）：

http://audio.rbc.cn/play.form?programId=401&start=200911261210000

“中医理论最基本的东西是去激发人体自身的潜能，让你自身的免疫力去对抗病菌病毒”，不过是重复中医骗子的老生常谈，还好意思说成是“我一个比较个人的观点”？这已经不是对伪科学过于宽容，而是直接在宣扬伪科学，这么搞下去，应该改名叫伪科学老鼠会。如何看待中医，是一个中国人是否具有科学素养的试金石。这些迷信、支持中医的人，首先就该被别人科普，就别误人子弟要科普别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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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盛：病菌的演化和人的演化的确是一场斗争，我想说一个有的人可能不喜欢听的观点，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花更多的科研力量去好好研究中医。中医中药现在可能有一些误区，但是中医理论最基本的东西是去激发人体自身的潜能，让你自身的免疫力去对抗病菌病毒，而用药物去压制只能加大它们的演化压力，只能逼迫它们向抗药的方向演化。这是我一个比较个人的观点。

龙漫远：像陈振夏刚才说的，为什么两性生殖有好处呢，因为它能产生更大的变异；变异变大了以后，自然选择选择的幅度会增加。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理解的是，无性生殖的生物在自然界中也改变，也演化，而且速度并不慢。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没有最后定论，只是提供了一个可能性，还需要更多研究才能成为一般结论。叶盛刚才谈到中医的事情，假定中医能够帮助人类对抗病毒，其实也是环境对病毒施加的压力，我们还是不知道两种方法哪种更好。我觉得，中医经过几千年，毕竟是经验的产物，它是应该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考察的。

要是有人文理双全，同时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报发表论文，还得改名字。

《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
英文摘要中的中国人名和地名应采用《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的有关规定：人名姓前名后分写，姓、名的首字母大写，名字中间不加连字符；地名中的专名和通名分写，每分写部分的首字母大写。

《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
中国作者姓名的汉语拼音采用姓前名后，中间为空格，姓氏的全部字母均大写，复姓连写；名字的首字母大写，双名中间加连字符，姓氏与名均不缩写。
示例：
ZHANG Ying(张 颖)，WANG Xi-lian(王锡联)，ZHUGE Hua（诸葛华）

    “天啊，想到一个人的一生就像一只中性的蜜蜂不停地工作、工作却一无所获，就令人无法容忍。不，不，不该这样。设想一辈子就孤独地生活在伦敦烟熏肮脏的房子里。只要想像你自己有一个美好温柔的妻子，坐在温暖的火炉旁的沙发上，有书，也许还有音乐……结婚——结婚——结婚。证毕。”
    1838年，29岁的达尔文像解一道数学题一样，比较了结婚的好处和坏处之后，决定结婚。但是找谁结婚呢？他的初恋情人范妮·欧文已在6年前嫁人。他的姐妹们曾经想撮合他和另一个范妮，大他3岁的表姐。范妮·韦奇伍德性格温和、有洁癖、勤劳刻苦，适于当乡村牧师（达尔文的原定职业）的妻子。我们不知道达尔文对这个安排有何意见，他从未在信中提到这个表姐。但是不管达尔文本人是否看得上这位身材矮小、相貌平平的表姐，此时已无关紧要——范妮·韦奇伍德已在6年前病死。
    合适的人选只剩下韦奇伍德家的小女儿、大达尔文9个月的爱玛。爱玛与她的姐姐大不一样，她漂亮、优雅、聪明、开朗、善解人意、多才多艺，喜欢射箭、骑马、跳舞、溜冰，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懂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有音乐天赋，曾经到巴黎向肖邦学钢琴。这样的女子自然有众多的追求者，但她拒绝了多次求婚，把自己变成了大龄女青年，原因是要照顾中风卧床的母亲和有残疾的大姐伊丽莎白。如果达尔文不来求婚，她很可能一直保持单身。女儿为照顾父母错过姻缘终身不嫁在当时并非罕见，达尔文的二姐苏姗、达尔文的四女儿伊丽莎白都是如此。
    “他是我见过的最开放透明的人，他说的每个单词都表达了他的真实想法。他充满深情，对他的父亲和姐妹都非常好，十分和蔼，并拥有一些能让人倍感愉快的小优点，例如对人不挑剔和善待动物。”爱玛在给姨妈的信中如此描述她从小熟悉的表弟。达尔文的求婚让她感到意外，立即接受。两个多月后，1839年1月，两人闪电结婚，开始了持续40多年的幸福和谐的姻缘。
    在达尔文列出的结婚好处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孩子”。婚后的16年间，爱玛不间断地处于怀孕、生产、哺乳、断奶、怀孕……的循环中，生下了10个孩子。达尔文想要的不是一个事业助手，而是生活伴侣，能照看家庭，聊天，分享音乐，“教会我有比沉默孤独地构建理论和积累事实更大的快乐”。在这方面爱玛非常称职，全身心地照顾丈夫和子女。达尔文并不觉得有让爱玛参与或深入了解其科学研究的必要，爱玛也不觉得达尔文的研究有多大的意思，但是必要时她帮他做实验和校对。她看重达尔文的科学研究，不是因为认为其有趣或能带来名望，而是因为她知道这对达尔文来说有多么的重要。
    唯一的问题是宗教信仰。和当时普通女子一样，爱玛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而达尔文自从环球航行归来，就对基督教信仰产生了怀疑。达尔文的父亲也不信教，但是他忠告达尔文，要像他一样向妻子隐瞒自己对宗教的看法，否则会影响家庭幸福。但是“透明人”达尔文在结婚前就向爱玛坦白了自己不信教，并透露了自己在秘密研究进化论。这成了爱玛一生的烦恼，她担忧的是他们死后不能一起上天堂永远在一起。按照基督教的教义，像达尔文这种不信基督教的人只能下地狱，除非能在死前皈依基督教。
    在婚后不久，爱玛发现自己怀孕后，促使她更现实地思考死亡的问题：在当时，这并非多虑，达尔文的表哥福克斯的妻子和达尔文儿子弗朗西斯的第一任妻子都是因为生小孩死的。爱玛给达尔文写了一封信，虽然他们生活在一起，但是她显然觉得这个问题重大到需要用文字来表述。她表示尊重达尔文对基督教的怀疑，但是也相信达尔文的看法还未定型。她希望达尔文在科学研究中养成的除非已被证明否则就不相信的习惯，不要影响到他对无法用相似的方法证明、超出人们的理解能力的其他事情的判断。这对她来说很重要，“任何关系到你的事情同样关系到我，如果我想到我们不能永远相互拥有，对我来说将会是最不幸的事。”
    达尔文此时对基督教的看法的确还未定型，他只是无法相信基督教《圣经》叙述的是真实的历史，无法接受《圣经》中那位暴虐、凶残的上帝，无法相信基督的神迹会是真实的……他是直到大女儿安妮夭折才彻底地否定了基督教。“怀疑以一种很慢的速率在我的心中滋长着，但最后还是完成了。”达尔文晚年在自传中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时写道，“速率是那样的慢，以至我没有感到有什么苦恼，而且此后我连一秒钟也没有怀疑过我的结论是正确的。真的，我很难明白人们怎么能够希望基督教是真实的，因为果真如此的话，其经文以明明白白的语言表示了，凡是不信仰基督的人，其中包括我的父亲、兄弟以及几乎一切我的最好的朋友，都要永世受到惩罚。这真是一种可咒诅的教义。”
    20多年后，当达尔文病重时，爱玛又给他写了一封类似的信。但是一切已晚。在科学理性和亲人感情之间，达尔文选择了前者。他知道这样的选择对爱玛来说意味着什么。基督教“可咒诅的教义”在他们之间划下了一片“痛苦的空间”（爱玛语），达尔文只能默默承受。他珍藏着这两封他没有答复的“美丽的信”，和他的手稿放在一起。晚年的某一天，达尔文翻出了第一封信，想到了爱玛无法摆脱的苦恼，想到了她永远不变的爱，在信的下方加了一句：“当我死时，你要知道，有许多次，我亲吻它并为之哭泣。”

2009.11.23.

（《中国青年报》2009.11.25）

我已很久不看《南方周末》，此前还不知道它登了奥巴马的专访，当然也没有针对它发表什么评论。这个“沙之白”不知何人，大约是在梦里见到了“方舟子先生”说《南方周末》是“美国价值的代言人”、“美国的走狗”，“不遗余力地对普世价值进行攻击”的大作。也不知《南方周末》何德何能，当得起“美国价值的代言人”。《南方周末》近年来的许多做法，例如反对客观报道、反对言论自由，其实是与“美国价值”背道而驰的。倒是本人经常被某些人说成是“美国价值的代言人”、“美国的走狗”，《南方周末》的主笔笑蜀当年反对我进行“私人学术打假”时，不也扣了我一顶美国人“麦卡锡”的大帽子嘛。从沙之白之流的造谣、笑蜀之流的扣帽子，还真让我“又一次看到了文革再来的危险”。

http://shazhibaideshenghuo.blog.hexun.com/40973967_d.html

《南方周末》是美国走狗？

作者：沙之白

《南方周末》1344期（11月19日）第二版有个关于奥巴马的专访，奇怪的是，就其内容来说，那专访应该放在一版，却被放在第二版，而头版和二版的下面又同时做了两个“在这里读懂中国”的自我宣传的广告。好多网友说那是被开了“天窗”。

开天窗，与网络中处理敏感词的方法类似，算是在报纸上处理版面的一种特殊方法吧？

最近几天，网络上对此事议论纷纷，其中详情，我们小小屁民恐怕是不得而知了。

但看了方舟子先生的一篇大作，不仅悚然一惊，啊？南方周末是美国价值的代言人？这是从何而起？！扣帽子是这样扣法么？俺老沙对方舟子先生，曾经有过好感，觉得他也的确是个倡导科学（狭义的）反对迷信的先锋——要知道，在中国要倡导科学实际上并不容易。那些黄仙狐仙之类的虚妄邪说还特有市场的现象，就可以证明我所言并非捏造。愚昧的人太多太多，多得如恒河之沙。

但是，俺老沙万万没想到方先生竟然堕落到如此地步，给南方周末扣上了一顶大帽子——美国价值的代言人！看来，方先生一定是**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死守着僵化的东西不变，不遗余力地对普世价值进行攻击——在方先生这里，普世价值竟然直接给翻译成了美国价值。那么说，南方周末就是美国的走狗，中国传媒成为外国的走狗，那还留着它干什么？方先生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从方先生这里，我又一次看到了文革再来的危险。

    今年年初因为有多篇参与署名的论文被发现是造假之作而成为舆论焦点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李连达近日又有惊人之言。在11月14日至15日在京召开的海峡两岸中医药发展大会上，李连达表示，我国“甲流”病死率为0.065%，而世界各国平均病死率约为1.24%，比我国高将近20倍。李连达认为，我国“甲流”病死率低，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正确的防控措施，二是我国最早使用“甲流”疫苗，三是得益于中医药治疗流感的优势。李连达还认为，达菲不是抵御“甲流”流行的最佳选择，中医药治疗有标本兼治的综合功效，应积极慎重地研究治疗流感的有效中药。（《人民日报》11月16日）
    李院士声称“甲流”的世界各国平均病死率约1.24%，这个高得惊人的数据，想必不是由于他有不为人知的信息来源，而显然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的2009 H1N1流感感染病例数和死亡人数自己计算出来的。据WHO网站公布的资料，各国截止11月8日报告的感染病例超过503536，死亡人数至少6260，以此计算，病死率恰好是1.24%。
    但是李院士这么计算的时候，却没有注意到WHO对感染病例有如下说明：“由于各国不再要求检测和报告病例，报告的病例数实际上低于真实的病例数。”也就是说，WHO列出的感染人数是早已过时的数据，实际的感染人数远远高于报告的病例，据此计算病死率，当然会高得离谱。例如光是在美国，估计已有数百万人感染了“甲流”，比WHO统计的全世界感染人数还多得多。准确的数据没有人知道，但是国外专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甲流”的病死率与季节性流感相当。据哈佛大学Marc Lipsitch博士的估计，“甲流”的病死率大约是0.007%~0.045%。如果李院士提供的我国“甲流”病死率是真实可靠的，反而比世界各国平均病死率还要高。
    李院士之所以拿病死率做文章，是为了说明中医药治疗流感有优势。但是即便我国病死率真的远远低于世界平均病死率，李院士自己也承认，还可以有别的因素，何以证明就与使用中医药有关系？虽然自从“甲流”流行以来，中医药界就一直在宣传中药治疗“甲流”的效果如何如何的神奇，我国一些地方也普遍使用中药预防、治疗“甲流”，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中药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被证明了对流感确有疗效。李院士对达菲很不以为然，但是达菲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是经过了严格的临床试验的，因此被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以及WHO视为治疗流感的特效药物；而除了中国，没有其他国家会相信中药的神奇作用，WHO也不推荐用中药来预防或治疗流感。
    李院士是“我国著名中药药理学专家”，年初涉嫌学术造假据称与中药厂商的利益之争有关。现在有多家中药厂商都在利用“甲流”乘机做虚假宣传推销药物，此次李院士宣传中医药治疗流感的优势，不管是否抱有经济动机，都不应该据于虚假的数据。李院士自称不懂英文，又经常受其学生蒙蔽，也许因此导致他对国外研究状况的陌生和误解，未必是有意的造假。
    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曾经说过，“院士院士，出了‘院子’就不是院士。”李院士既非流行病学专家，也非病毒专家，他有关“甲流”病死率和治疗方案的说法，都是出了“院子”的外行言论，本不值得人们的重视。即使是在自己的“院子”之内，由于知识老化、水平有限或为了私利，院士的言论也未必都是可信的。但是院士毕竟不是平常人，在普通公众的心目中，院士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院士发表的任何言论，都会被视为权威依据广为传播和接受。如果院士不自重，信口开河乃至有意造假，就更有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危害。

2009.11.19

（《科学新闻》2009.11.23.）

（美国密歇根Beaumont医院于2008年在少数患者身上做“肖氏手术”一期临床试验，这是美国第一家这么做的医院。下面是该医院的虚假宣传。）

“开发这个手术的中国医生肖传国报告几乎90％的成功率。”

“肖医生已在中国做过了500多例这种手术，有优良的结果，80％以上不再需要导尿。”

“在中国，这个手术现在是常规手术。肖医生已把该手术方法教给了中国所有主要医院的外科医生。”（目前实际上只有郑州一家医院在做）

“中国各个医院每天都在做这个手术。”

“手术可能的副作用包括轻度术后脊液漏出、下肢软弱和头疼。最近的技术发展已戏剧性地降低了这些并发症的发生率。”

“风险包括全身麻醉和伤口感染。儿童有一些足部软弱的小风险。”

https://www.beaumonthospitals.com/news-story-beaumont-results-urinary-nerve-rewiring-surgeries-spina-bifida-patients

The Chinese doctor who developed the surgery, Chuan-Guo Xiao, M.D., reports an almost 90-percent success rate
……
Possible side effects of the surgery include mild postoperative spinal fluid leakage, lower extremity weakness and headache. Recent changes in the surgical technique have dramatically decreased the incidence of these complications. Standard risks associated with any surgery may include bleeding and infection.

http://www.msnbc.msn.com/id/16270675/

There are some risks, Peters cautioned, including general anesthesia and wound infections. For children with spina bifida who can walk, rerouting the thigh nerve causes a small risk of some foot weakness.

http://spinabifidaconnection.com/showthread.php?t=370

Dr. Xiao has done over 500 of these surgeries in China with excellent results-more than 80% do not need a catheter to empty their bladder after the nerve regeneration occurs.
……
In China, this procedure is now standard of care. Dr. Xiao has taught this procedure to surgeon’s at all the major hospitals in China.
……
>> This surgery is now standard of care in China. Dr. Xiao has taught this procedure to surgeons all over China. It is done everyday in hospitals in China.

记者：邸利会
2009年11月23日《科学新闻》杂志第22期

编者按：在10月28日第20期，本刊以《谁来评定肖传国》为题报道了“肖氏反射弧”这一受争议的手术。文章刊出后，本刊记者又获悉了这一手术的更多信息。

公益诉讼律师彭剑继续忙于搜集整理各方证据。此前的10月16日，两名脊柱裂患儿的母亲将河南神源泌尿外科医院告上法庭，目前法院将庭审的时间初步定在12月28日。彭剑透露，在年底之前，预计还会有20个左右的患者（家属）提起诉讼。

调查重新启动

“我意识到，对这个案子，只能是众多的病友，最好是同期的病友一起揭发才有效。”彭剑告诉《科学新闻》，他从2006年开始试图搜集患者名单——那一年，方舟子因为对“肖氏反射弧”这一理论及其提出者肖传国在学术界的地位提出严厉质疑，而遭到肖传国的起诉并败诉。

2007年暑期，当手中的名单已经积累到几十个时，彭剑便安排实习生，开始做电话寻访。“当时，我们打通了40多个人的电话，了解到他们术后的结果很不好，绝大多数根本没有什么效果，甚至有造成残疾的。”曾参与电话寻访的刘琳告诉《科学新闻》。

但进一步的调查取证却遇到了困难，主要的问题是缺乏资金支持。期间，虽然有一些公益组织有提供资助的意愿，但终究没有实现。而此时不断有患者来到彭剑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希望“加快法律援助的进程”。

2009年9月，当资金较为充裕之时，调查取证的工作再次启动。这一次，据患者彼此通信获得的150多人中，打通电话的有80多人，现场寻访人数15人。彭剑说，“目前‘数字’还在不断增加，每天至少有2个，多至三四个电话打过来为案件提供佐证。”

在迄今为止所接触过的接受了“肖氏”手术的病友中，调查结果显示没有一例完全成功，手术有明显效果的比率也很低——这与医院方面所宣传的“治愈率85%”形成鲜明对照。

更多的矛盾

彭剑律师还发现了另一处让人觉得难以理解的矛盾。

郑州大学神经泌尿外科研究中心在2007年2月28日为肖传国2007年申报院士出了一张证明，称：郑州大学神经泌尿外科研究中心自2006年 1月开始应用肖传国教授发明的“人工体神经－内脏神经反射弧”技术，治疗脊柱裂、脊髓脊膜膨出所致的神经原性膀胱患者117例，术后随访8个月以上60 例，85％的患者大小便已恢复正常。

但彭剑查到，2006年8月14日的《大河报》曾经报道：“昨天，小善善在郑州神源泌尿外科医院接受手术……小善善的手术是河南首例……郑州大学及基础医学院院长董子明说：善善的手术创下了河南第一——河南首例‘人工反射弧’手术。而郑州神源医院也创下全国第一——这是国内首家跨学科的‘神经泌尿外科’医院，是郑州大学科研、临床相结合的一个创举。”

也就是说，该中心迟至2006年8月13日才做了第一例“肖氏反射弧”手术。此时距离该中心为肖传国出具治愈率证明仅有6个半月，与其证明称“术后随访8个月以上60例”明显矛盾。

彭剑等人寻访了在2006年8月到2007年上半年在郑州神源泌尿外科医院做过“肖氏反射弧”手术的100多名患者，未发现有一例大小便恢复正常，许多患者术后反而病情恶化。从手术时间看，这些患者至少应该占了该中心证明所说的“117例”的相当一部分。这对声称“85％的患者大小便已恢复正常”的院方提出了强烈质疑。

“让病人来说，是最客观的”

由于调查取证获得的治愈率接近于0%的结论，让人太过震惊——这是否与非医学专业人士的询问，如彭剑等人的调查会造成一定的偏差有关。

“民间的统计方法和结果，虽然正式发表可能还需通过评审，但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北京博爱医院教授廖利民如此评价，“目前，只有病人说话才可以说明问题。要想伸张正义，还得走病人这条路。如果手术成功，病人是最大的受益者；手术失败，病人是最大的受害者。让病人来说，是最客观的。”

对于花费财力、人力进行患者的逐个问询，对于彭剑来说，是条最直接也可能是唯一可以依赖的取证路径。“找同行专家评议，理论上讲是可以的，但现实当中是不可能的。已有的、对这项手术的评估鉴定都是‘权威们’做的，包括一些科学技术成果的鉴定。现在再找专家，作出不同的鉴定结论，岂不是很难？况且，我发现，现在同行专家都有意回避。”彭剑说。

彭剑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同行的认可。“专家都不想卷入，尽管我们也不愿意看到病人成这个样子。”一位知名泌尿外科专家告诉《科学新闻》，“不是我们不愿意，而是我们说的可能不起任何作用。他可以说我们什么都不懂。所谓专家同行，在他眼里，任何人都可以说成什么都不是。”

同行评议

但毕竟还是有专家敢于说话。

“我用两句话来描述：第一，这个手术绝对不是像他描述的，解决了神经膀胱的问题；第二，这个手术可能对部分病人是有效的，因为毕竟有一定的适应症，有一些病人可以用这个治疗，但绝对不是说所有的病人都可以。”重庆第三军医大学的宋波教授如此认为。

宋波表示，他对这类手术不赞成盲目的吹捧或者宣传，因为这毕竟不是商业活动。“如果说解决了神经膀胱的问题，我极力反对；以此报科技进步奖，我也是不太赞同的。”他同时认为现在也没有充分证据说这些手术完全无效。“但他的研究并没有完成，适应症到底是什么都还不能确信，就说解决了什么重大问题，这是不成立的。”宋波说。

“他是把（神经外科）技术用到泌尿外科上。我们在临床上也看不到几个病人，实际的手术操作我们也没见过，根本就发表不出什么意见。是人家领来的病人，我也没看手术，他那时候文章也没有。国际上对他的评价，我们更不了解，都是他自己说的，看不到国际上对他的评论。他说我们开展不了这个手术，但他们自己为什么也推广不开，我们也有疑问。”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郭应禄告诉《科学新闻》。

“做科学，我们要允许出错，允许探索，做各种各样的努力。但不能允许在没有完整的科学证据的条件下，在没有大量循证医学的证据下，就说解决了什么，创造了什么，这是不科学的提法，我反对这样的提法。”宋波最后如此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