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近日韩国媒体报道称，包括德国NUK品牌婴儿爽身粉在内的12种爽身粉产品发现含有禁用的一级致癌物石棉。这一消息在国内引起了恐慌，导致这款爽身粉在国内全面下架。

    爽身粉没有必要用到石棉，厂家不可能有意去添加石棉。石棉是怎么跑到婴儿爽身粉的呢？这是因为爽身粉中含有另一种矿物质滑石，而滑石矿经常与含有石棉成分的蛇纹岩混在一起，因此含有滑石的产品有时会被石棉污染。2000年美国曾发生类似的事件。有一家实验室测试了8个品牌的儿童蜡笔，发现3个品牌的40种蜡笔都含有石棉，其原因就是蜡笔中含有滑石粉。后来这些蜡笔厂家都同意不再在其产品中使用滑石。

    石棉是6种纤维状矿物质的统称，有白色、蓝色、绿色、灰色等几种颜色，其中最常见的是“温石棉”。石棉之所以叫这么个名称，是因为它的纤维有的又长又柔，像棉花一样可以用来织布。但是和棉花不同的是，石棉因为是“石头”，所以耐火。人类很早以前就开采石棉，用它来制造不怕火烧的衣服，它们脏了，用火一烧，就又洁白如故，所以中国古代称之为用火来洗的布——“火浣布”。古罗马的餐馆喜欢用石棉做的桌布，上一拨顾客走了，把桌布往火里一扔，烧掉了油脂、食物残渣，就又可以铺桌迎接下一拨顾客。

    古希腊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斯特拉博和古罗马博物学老普利尼已经注意到，那些开采石棉矿和编织石棉布的奴隶的身体健康有各种问题，特别是他们容易得肺病。老普利尼曾经建议用膀胱做成口罩来保护工人不要吸入石棉粉尘，并告诉奴隶主不要购买在石棉矿工作过的奴隶，因为这些奴隶会过早地死去。

    不过，要等到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石棉获得了广泛的开采、应用，人们才开始关注石棉对健康的危害。这时人们发现石棉不仅能耐火，还具有良好的隔热、电绝缘、保温、抗腐蚀和耐磨损等多种性能，因此被普遍用于制造建筑材料、纺织品、防火材料、隔热产品、制动产品和绝缘产品等。石棉制品有几千种，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石棉制品包括石棉瓦、石棉水泥板、石棉隔热手套、灭火毯、刹车带、离合器片等。

    在20世纪初，研究人员开始注意到石棉矿工人和附近居民有大量的肺病和过早死亡的病例。1906年，对一名石棉工人的尸体进行解剖，发现他的肺部呈纤维化，这是首次确定与石棉有关的死亡案例。1928年，一位医生提出，长期吸入石棉粉尘能对肺部造成纤维化创伤，导致“石棉沉着病”（又叫“石棉肺”），潜伏期能长达15年。1935年，医生们开始注意到，有些石棉沉着病的患者同时也患有肺癌。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石棉对健康的危害主要包括三种：

    一种是石棉沉着病，这是由于石棉纤维进入肺部以后，身体免疫系统会试图消灭它们，引起炎性反应，会对肺部造成慢性创伤。这些创伤变得越来越严重，最终会使肺失去了功能。这种疾病的潜伏期通常为10～20年。

    一种是间皮瘤。间皮是包裹和保护内脏器官的膜，例如胸膜、腹膜和心包膜。发生在这些间皮组织的恶性肿瘤就是间皮瘤。接触石棉是唯一已确定的病因，大约70～80％间皮瘤患者有过在工作期间接触石棉的历史。间皮瘤的潜伏期可长达20～50年，多数患者在确诊后的一年内死亡。

    还有就是癌症。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石棉列为已知的人类致癌物，能引起肺、肺膜、胃、食道、结肠、直肠、喉和肾脏等部位的癌变。它是最严重的职业性致癌物之一，所造成的死亡占职业性癌症所致死亡的一半左右。

    此外，接触石棉还能引起胸膜斑、胸膜增厚和胸腔积液等其他疾病。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约有1.25亿人在工作环境中接触石棉，每年至少有9万人死于石棉相关疾病。由于石棉相关疾病的潜伏期长，即使现在停止使用石棉，也要在数十年后才能看到减少相关死亡的效果。

    石棉进入人体主要是通过吸入空气中的石棉纤维，也可能通过皮肤接触或口腔摄入。除了从事与石棉开采、加工、制造有关的行业的工人，一般人在用了石棉建材的建筑物中工作、生活，或者使用含有石棉的产品，也有可能接触到石棉。

    因为石棉曾经被广泛地应用于工业、日常生活中，几乎所有的人在一生中的某个时期都或多或少地接触到石棉。多数人并不因为接触到石棉就患病。通常要长期吸入高浓度的石棉纤维才会患病，吸入的石棉纤维浓度越高，或接触石棉的时间越长，患病的风险也越高。如果只是短时间地接触低浓度的石棉纤维，不太可能因此患病。

    但是在石棉暴露水平很低的人群中，致癌风险也有所增加。因此，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消除石棉相关疾病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停止使用各类石棉，可采用一些纤维材料及对健康无危险性或危险性较小的其他制品来替代石棉。

    1986年《石棉安全使用公约》规定禁止使用青石棉及含青石棉制品，以及禁止喷洒各类石棉的作业。目前已有40多个国家（包括所有的欧盟成员国）禁止使用各类石棉，包括温石棉。但是，有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仍在生产或使用温石棉，甚至增加了产量和使用。

    我国是世界第三大石棉资源国、生产国，第一大石棉消费国。中国使用的石棉是温石棉。石棉产业人士认为温石棉的危害被夸大了，声称温石棉和其他石棉有天壤之别，能被人体自动迅速清除，不会留下永久性损害云云。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石棉专业委员会还曾经在2004年要求把温石棉正名为“蛇纹石纤维”，申请更名为“蛇纹石纤维专业委员会”，声称“石棉有毒”、“石棉致癌”、“石棉危险”是误传，把“打击石棉”的言论视为恶劣竞争手段。

    实际上，虽然石棉沉着病主要是其他类型的石棉引起的，但是温石棉的健康危害仍不容忽视。已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温石棉和其他石棉一样都是致癌物。多项动物实验表明吸入、摄入温石棉同样能导致多种癌症，而流行病学研究也发现，职业性接触温石棉增加了患肺癌、喉癌、间皮瘤的风险。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各国停止使用包括温石棉在内的各类石棉。出于行业利益，试图通过玩文字游戏来误导人们对石棉危险性的认识，是对公众健康的漠视和侵害。

2009.4.14

（南都周刊308期）

【方舟子按：参见gtf《看云南中医学院院长李庆生如此抄别人论文》(XYS20090318)。云南中医学院校方对学术规范非常无知。所谓“过度引用”，是指在明确表明引用的情况下，引用的篇幅过大。如果李庆生把抄自周济的文章部分用引号引起来，并注明出处，那才叫过度引用。李庆生的所作所为是明显的抄袭。李庆生的所作所为是明显的抄袭。老中医抄一篇1979年的文章也好意思分析什么“现代生命科学的发展趋势与特点”，真是可笑又可叹。李庆生既然是院长，由该院自己做调查，当然毫无独立可言。】

“过度引用”不是“抄袭”？
云南中医学院院长被指抄袭论文 个别学生还表示“没什么大不了的”

刘子倩
中国青年报2009-04-20

    4 月19日，在云南最大的网络社区——云南网“金碧坊”论坛里，一个帖子的点击率突破15万、1400余名网友留言，对于这个成立不到1年的区域性论坛来说，已是天文数字。与此同时，该帖在云南信息港、昆滇E吧等本土论坛上的点击率也一路飙升，几乎所有留言都是“一边倒”地斥骂和质疑。

    这一切均缘于2月13日一个名为《看中医学院院长李庆生如此抄别人的论文》的帖子。尽管帖子已发了两个月，本已渐渐平息的网上“讨伐”声，却因4月10日的新闻发布会将此定性为“过度引用”，使该事件再次被推向了网络舆论的风口浪尖。

    网友发帖：《看大教授如何抄文章》

    该帖最早于2月11日出现在中国学术论坛，名为《看大教授如何抄文章》。作者“卫道士”称因工作原因，在阅读专业文献时，发现云南中医学院院长李庆生在《云南中医学院学报》2003年第三期上，发表的《现代生命科学的发展趋势与特点简析》一文与名为周济的学者于1979年发表在厦门大学学报上的一篇题为《试论现代生物科学发展的新特点》的论文“有着惊人的相似”。

    “卫道士”还列举了两篇文章的众多相似之处，并称在一些段落上甚至是字字相同，“全文浏览了一下，相同的段落基本上达到了将近3000字”。据云南中医学院副院长郑进事后向媒体通报，李庆生的文章共9500字，即该文近1／3的内容来自周济的论文。

    然而，此帖并未受到关注，仅有一名网友留言。2月13日，此帖被网友转至云南网“金碧坊”论坛，立刻成为网友谈论的焦点，热心网友甚至找到两篇文章进行了细致比较，并列举出雷同部分的详细位置。同时，网友在跟帖中称，发现李庆生还存在着一稿多投的问题。

    随着该帖逐渐成为舆论的热点，当事人也做出了反应。2月16日，李庆生要求中医学院有关工作人员协助做好相关工作，避免事态扩大。之后，他要求以组织名义致函媒体，要求不要炒作此事。该学院党委以“系针对个人报道，不宜以组织名义回应”为由，建议其本人出面回应，或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月29日，云南省高校工委、教育厅就此事提出处理意见，其中要求云南中医学院学术委员会在一周内对此事做出鉴定，并由云南中医学院副院长郑进主持鉴定工作。

    4月10日，云南中医学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就鉴定结果向媒体通报：李庆生的文章（以下简称李文）与周济分别发表于1979年的《试论现代生命科学发展的新特点》及1985年的《现代生物科学发展的新特点》之间存在着“过度引用不当”的问题，并给出了此结果的3项依据：李文并非原创性论文，实际是一篇引导性综述文章；李文引用周文篇幅过多，引用量过大；李文在参考文献中虽列出了周济于1985年在《医学与哲学》上发表的《现代生物科学发展的新特点》，但没有采用引号将引文单独列出，或在引文后直接加脚注，或在正文中加以说明。

    对于李庆生另外所著的3篇文章是否属于一稿多投，该学术委员会鉴定为不属于一稿多投，但有不妥之处：前两篇文章所用数据大部分相同，且取自同一实验，就研究论文而言，其实验方法、实验结果的详细表述只能出现一次，第二次出现时应有简单描述并注明第一次论文出处，故有不妥之处。

    调查结果：“过度引用”而非“抄袭”

    网友们显然对于这个处理意见颇为不满。一时间，“过度引用”成为本土论坛的流行语。针对公众的质疑，郑进称，对于抄袭，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我们学习和查阅了教育部的通知和相关规范，没有找到关于抄袭的表述。”郑进不止一次强调，李文并不是一篇原创性论文，而是一篇综述。

    郑进说，中医学院委托清华大学通过反抄袭软件进行鉴定，发现李文与周济的其中一篇文章的雷同字数达到3017个。“但这个鉴定结果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郑进补充道。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引用非诗词类作品不得超过2500字或被引用作品的1／10；引用一人或多人的作品，所引用的总量不得超过本人创作作品总量的1／10。

    “从理论上讲，已经可以定性为抄袭了。”云南八谦律师集团律师林文说，“过度引用”并不是抗辩理由。他同时表示，作品本身就已构成抄袭的主体条件，不论是论文或综述，均与文章的体裁无关。

    此次鉴定并未引入第三方，而是由云南中医学院学术委员会进行内部鉴定。针对外界对其公正客观性的质疑，云南中医学院党委副书记王翠岗表示，调查和鉴定是根据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的意见进行的，而在调查和鉴定过程中，李庆生是全程回避的，学院学术委员会的调查、鉴定是独立的。

    郑进补充说，该委员会不仅有校内人员，还包括不少于5人的校外知名专家，因此该鉴定结果具有说服力。

    学生表达某种程度的认同

    此事炒得火热之时，李庆生却选择了沉默。这位已在云南中医学院学习、工作30余年的元老级人物，在云南中医教学领域颇有名望，他也是云南中医界为数不多的既享受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又“擅长诊治中医疑难杂症”的“云南省名中医”。

    在事件之初，他曾向媒体坦陈有“教训”，之后就再未接受媒体采访。据了解，李庆生在内部会议中以“一个党员教授、领导干部的高标准、严要求，实事求是、吸取教训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评与检讨，并称此事对学院和个人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希望将其对学院工作的影响减到最小。

    然而，该校学生却表达了对院长的“理解”。笔者随机采访了6名学生，除一名护理专业的女生表示此事对其就业可能有一定影响外，其他学生均表达了对该事件的某种程度的认同。

    一位临床专业的大五学生说：“这不能叫剽窃，现在高校里不都这样吗，最多就是引用不当。”而另一名学生说：“都说这件事对学校造成了不良影响，其实一个李庆生改变不了什么。你看我们学院旁边的专家门诊，还不是每天凌晨4点照旧有人排队挂号。这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又不是刑事案件。”

    对于学生的漠然，云南大学教授郑思礼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这种抄袭是极度恶劣的行为，不仅影响了学校声誉，最为严重的是给学生树立了一个反面的样板。既然教师都剽窃，那学生抄袭似乎更加理直气壮。如果学术腐败之风无法在高校中禁绝，上行下效，从执行者就开始破坏游戏规则的话，那么，风气会越来越坏，对学生的影响也将是致命的。”

2009年04月17日CCTV2《今日观察》

近日，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法国警方正在调查一起文凭买卖的事件，法国的土伦大学卷入其中，涉嫌向一些中国留学生出售学历。土伦大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这一起学历买卖事件的来龙去脉又是怎样的呢？在如今火热的出国留学潮中，还有多少这样的事件在暗流涌动？  主持人王小丫与著名财经评论员何帆、刘戈共同评论。

法国土伦大学涉嫌兜售大学文凭，法国高教部表态，十天之内要拿出调查报告，中国部分留学生牵涉此案，事件进展到底如何？

何帆：假文凭大行其道 防不胜防

(《今日观察》评论员)

假文凭是防不胜防，因为它现在还是一个很繁荣的行业，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它是卖文凭给中国人，其实这个买卖文凭的在国外也非常的多。像在美国国会的审计署就专门做过一个调查，结果发现在美国政府里头至少有上百个人都是有假文凭的。当然有一些是在一些所谓的野鸡大学里去混的文凭，其中有一所巴林顿大学，在这个学校里他们不需要上课，如果你有生活的经历也是可以混学分的。更令人气愤的是因为他们是政府官员，所以他们来买这个假文凭最后还可以到政府里面去报销。所以这次法国警方说一定要把这个案子查出来，一定要水落石出。

刘戈：假文凭市场化  产业链日趋完整

(《今日观察》评论员)

现在土伦大学报出来的假文凭事件，应该属于产业链的最终的一个环节。到最后学校方可能有人参与到买卖文凭。一个学生要从他的所在国，要到国外去留学的时要经过一系列的审查。要通过面试，还要考雅思，或者托福，法语考试等一些考试。现在就有中介机构在替留学生完成各种材料，有外语考试的成绩， 2万块钱可以有人去替考。有了外语考试的成绩了以后，可能还要你上本科，或者你上高中的学习成绩，如果不够会有人给你造假。最后可能还有一些学校，会要求你的工作经历，甚至是社会实践和一些得奖的证明，也有人能给留学生准备好。这样到最后，一系列的链条发展起来变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

洋文凭、假文凭，引出的话题屡屡不绝，问题的背后，折射出怎样的思考？

刘戈：高等教育不发达导致自费留学热

(《今日观察》评论员)

中国人都望子成龙，而且出国留学确实是望子成龙的一条捷径。很多人都希望能考上国内比较好的大学，但是好的大学毕竟就那么几所，那么就会有大量的考生考不上好的大学。中国人对于教育的这种重视程度让考不上大学的家庭，不管有钱的没有钱的都会去想办法到国外去念大学，导致了自费留学人数的迅速地增加。

法国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留学生一年去法国留学的学生只有2千人。那么到去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2万，仅7、8年的时间就增加了10倍。而且法国是一个宽进严出的制度。入学的时候比较简单，有一个面试，然后参加一个法语的水平考试，然后提供一些你以前的学习成绩就可以。进去以后念语言学校，然后就一个科目一个科目的来拿学分，最后来拿文凭。但是出去了以后，由于法语本身就很难学而且很多孩子不具备拿到文凭的条件，所以这样的一个买卖自然它就催生了。

国外的大学是分三六九等的，在国外的学校是可以随便设立的，只要花几十美元，然后花半个小时去注册就可以开办一个学校。从中国教育现状来看，由于我们的高等教育还不够发达所以供不应求。而欧美有一些国家的高等教育已经太发达了导致供过于求。又因为人口老龄化、政府拨款不足等因素，导致有有一个巨大的经费的缺口。示意图现在他们把眼睛都瞄准了吸引更多的外国留学生，因为外国留学生要交的学费，比本国学生要交的钱要多。

何帆：国外高校良莠不齐须谨慎

(《今日观察》评论员)

举个例子来说，在英国如果要读一个经济专业的话。本国的学生需要交三万英镑，而外国学生要交的钱是英国学生的6倍。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诱惑。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国外的学校，就开始自己把门槛给降低了。由于外国的学生现在是一个巨大的利润的来源，外国学生会给他们带来钱，所以我们看到在北京在上海，有很多海外留学的推介会。那可真是人头窜动，但这里头是有陷阱的。因为他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把眼睛瞄准中国，比如刚刚说的巴林顿大学，其实它已经到中国来了。并能绑上中国一个很有名的大学合作，由于我们知道中国这所大学是很有声誉的，所以我们可能也就相信了这个骗子学校。所以很多家长都是望子成龙，但是在把孩子送到国外去上学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

展江：出国留学切勿投机取巧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今日观察》特约评论员)

现在我们出国留学的学生，生源的质量在下降。有的人甚至是在国内不能上很好的学校，才选择出国的。这个情况和改革开放之初，最优秀的人出国就有点逆转。我觉得现在确实要对各种各样的文凭，在国外获得的文凭，像钱钟书当年说的，有没有克莱登大学，我觉得这是不能完全排除的。所以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事情，应该是大力地揭露。然后再警示我们的国人，不要中这样的圈套。本来学习是一个长期积累，非常艰苦的事情，但是如果通过投机取巧，获得一个洋文凭，回来欺骗国人，或者欺骗当地人，我觉得这种行为是非常不好的，早晚也要被揭露出来。

方舟子：国内学术腐败影响学生学习风气

(旅美学者，《今日观察》特约评论员)

对这种留学，还是有点盲目，因为很多人，就只是为了搞一张文凭，所以就可以不择手段，就变成以文凭为目的了，而不是以学习为目的。另外一方面，也是受国内风气的影响，因为在国内的学术界，学术造假，学术腐败很严重，学生也会受到影响，看老师造假，学生也就跟着造假。

刘戈：出国留学前要充分了解相关背景

(《今日观察》评论员)

在这件事情上，很多家长和学生以及用人单位都过于的功利。认为只要先送出去，能不能学得到，能不能学得好则放在第二位。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洋文凭的招标，在中国显得它的太耀眼。光环效应太强，所以会最后出现这么多被骗的情况。所以家长们在送自己孩子学习的时候应该提高警惕。而且教育部也有相关网站，比如说教育部有一个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可以很清晰的告诉家长一些信息。哪些大学是可信的，哪些大学是不可信的，可以找什么中介。所以通过更多的对信息的了解，才能解决在留学这个问题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何帆：加大监管处罚力度 不给骗子可乘之机

(《今日观察》评论员)

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我们对很多国外教育制度和学校都不了解。哈佛我们知道是好的，耶鲁是好的，土伦大学好不好我们却不知道。所以有可能在选择的时候，就选择错了。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就给骗子有可趁之机。我认为现在是一个要加紧要处罚的一个时候了，我们现在如果要甄别的时候，可以到有些网站上去查，看它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是远远不够的。

问：我的一个亲戚家的附近高压电线，他后来得了癌症，会不会和高压电线产生的电磁辐射有关？

答：自从电进入人类的日常生活，人们对这一看不见摸不着的能源总是怀有多多少少的恐惧和怀疑。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很多从事环境和卫生的群众组织宣称住在高压线下面的人会因为长期受到低强度的电磁辐射而得癌症。那时候也有一些近似科学的研究成果出台“证实”这一现象，引起社会上的不安。在美国，高压线附近的住宅一度曾难以找到买主。

但是那些研究成果和环境组织的宣传从来没有得到过主流科学界的认可和支持。这并不是因为科学界不关心。恰恰相反，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安全和健康，科学界一直非常重视。美国物理学会陆续组织了一系列物理学家，尤其是生物物理学家，对此作系统的研究。所有这些研究都得出了否定的结论。

1995年，美国物理学会作为一个专家权威组织专门为这个问题作出了一个向公众发布的正式结论。（这在像美国物理学会这样的组织是很少见的。）该结论指出当时所有的科学文献和报告都没能在高压线和癌症之间显示出任何显著的、一致性的联系。他们也没能发现高压线在引发或加重癌症的发生和发展上有任何可能的生物物理机制。因此，美国物理学会认为所谓高压线与癌症有关联的说法是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

美国物理学会也不是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唯一专家组织。美国国家科学院也对此组织了一系列的研究并经常发布其结果。科学院组织的研究更是在物理学家之外还包括了其他相关的多种行业的科学家参与。在1999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表了一个综述报告，认为当时正在进行的各种研究和发现的证据而言，高压线与癌症（或其他病症）有关联的可能性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美国国家环境健康研究所也独立的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与此同时，还有一个致力研究高压线电磁辐射危害的研究人员被发现在发表的论文中造假。

经过这些权威科学家组织的努力，所谓高压线致癌的说法逐渐失去了市场。这一结论至今仍然是科学界的共识。

（编写：程鹗）

问：使用个人计算机是否有电磁辐射危害？

答：个人计算机中因为电路运行所产生的电磁辐射是很微弱而可以忽略不计的。但通常人们说起计算机可能的辐射危害时指的是计算机的显示器可能产生的X射线危害。

传统的桌上显示器实际上跟电视机没多大区别，它们的主要功能部分是一个真空的显像管。电子由显像管的一端被高压激发而射向另一端的显像屏，其规矩受到沿途磁场的调节而抵达显像屏的不同位置，这样激发出不同的荧光而显出五彩缤纷的图像来。但电子在高速运动中不可避免地会发射X射线，对人体可能有一定的危害。

然而，计算机显示器和电视机一样是普通的家用电器。在它们的设计和制造过程中有严格的安全性保证。通常，它们的X射线辐射强度是在距离屏幕两英寸距离范围内测量（人们使用计算器或电视时其实不可能离得那么近），在那个距离内X射线强度不能超过每小时0.5微伦琴。这个辐射强度是很低的，相当于人们乘坐飞机时在高空受到的宇宙射线照射的强度。因此，迄今为止没有发现电视机或计算机显示器对人体造成辐射损害的任何证据。

今天日益时新的平版液晶显示器和电视机因为不再使用电子枪更是不存在X射线辐射的问题。

（编写：程鹗）

问：手机、无线上网产生的电磁辐射会不会损害健康？

答：手机是近二十年间发展并快速推广开来的通讯工具。在大城市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手机已经普及到近乎人手一部的程度。大家使用手机通话的时间也越来越多。手机，以及与此相关的无线上网，使用微波频段的电磁波与附近的发射塔联络。因此，关于使用手机是否对人的身体有危害的传言也非常普遍。

其实，微波通讯的历史远比手机和无线上网长得多。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微波已经很广泛地运用到各种长距离电视、广播及电话通信之中。作为通信使用的微波，尽管与微波炉里烧热食物的微波频率极其相近，但在强度，也就是能量，上要远远小得多，对人体本身没有影响。

手机的问题则比较复杂一些。为了与发射塔发生联系，手机必须能够发出自己的微波信号。因此，一部手机本身就是一台微型的微波发射站。因为发射的电磁波强度随距离衰减，手机发出的信号必须有一定强度才能达到发射塔。而使用手机的时候，大家经常需要把它贴在耳朵上，距离大脑很近。这样，是不是手机有可能会“烧烤”大脑呢？

手机使用时像微波炉那样用微波“烧烤”的效应是很容易测量的。一般来说，使用者在手机附近的皮肤层会有轻微的温度升高效应，但远远达不到升高一度的程度，也远不如直接晒太阳时的受热效应。因此，很少有人会感觉到这种“烧烤”。大脑内部因为使用手机的温度变化更是可以忽略不计。

就和所有电磁波辐射一样，人们同样会疑惑使用手机是否会导致（或加剧）癌症。这方面的科学调查也很多，结果差别很大。主要的困难是大家使用手机的时间、频度和习惯等等都非常随机而难以确定，因此无法设计出严格的对照实验。尽管如此，目前所知的研究中，大部分仍然表明使用手机和癌症没有可以确定的联系。比较权威的机构如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和美国癌症协会均认为使用手机以及无线通讯不会导致癌症。世界卫生组织则正在进行一项系统研究并将在2009年10月公布结果。该组织目前的立场也是手机是安全的。

随着手机通讯技术的成熟，手机发射信号的强度也在降低。使用数字信号的新手机的发射能量就只有以前使用模拟信号手机的一半左右。他们的安全性也因此而改善。当然，如果手机使用者在心理上有顾虑的话，改用插入的耳机或免提通话就可以保证手机使用时不会距离大脑太近。这样使用手机和使用无线上网一样，可以说是绝对安全的。

（编写：程鹗）

问：我们受到多少电离辐射？对人体有哪些危害？

答：电离辐射是指高能射线辐照在物体上引起该物体中的分子产生电离反应，也就是说失去一个或数个电子。无疑，如果这样的射线直接照射到人体上，会给人，特别是皮肤等表面部位，带来相当的危害。

其实，大家对电离辐射及其危害并不那么陌生。我们夏天皮肤被太阳晒红，甚至晒脱皮，就是因为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对皮肤的电离作用。紫外线是光的高能频段，其光子携带的能量比较高，足以使皮肤中的分子发生电离反应。过度的暴晒不仅会损害皮肤，而且会使人头疼、恶心甚至可能导致皮肤癌。

一般人所遭遇的电离辐射的百分之八十来自太阳和宇宙射线这些自然辐射源。在这之外，医院里使用的X射线、核磁共振、CAT等诊断仪器和放射化学治疗手段都可能导致电离辐射。因此它们的使用需要谨慎从事，不可滥用。

就像皮肤被晒红一样，低度的电离辐射危害并不十分严重。人体的防御功能可以自行修补或再生被损坏的分子。但如果长期地或高剂量地遭受电离辐射，就会对健康产生不可逆转的危害。

（编写：程鹗）

问：氡气污染有什么危害？

答：氡不是一个常见的元素，因此不被人所熟悉。然而，在不知不觉中，它有可能成为一个看不见的杀手。氡是带放射性的惰性气体，无色无味。只有用专门的仪器才能测到它的存在。由于放射性，它对人的主要危害是导致肺癌的发生。统计资料表明，氡是造成肺癌的第二大原因，仅次于抽烟。而在不抽烟的人中，氡气污染是肺癌的主要原因。

在我们生活的大气层里，氡气的存在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不会对我们健康造成危害。自然界的氡是由放射性元素如铀或镭衰变而成。它一般存在于深层土壤中，但随着采矿、建筑或自然变迁也会出现在地表层。氡的分布也有很强的地区性，在盛产大理石和页岩的地方氡的含量也会比较多。

氡气很重，因此会聚集在比较低的地方。房子如果建筑在含氡的土壤上，泄漏出的氡气可能会慢慢聚集在通风不好的地下室的空气里，对人造成危害。如果居住在存在氡的地区又有地下室的话，应该请专业人员检查一下。另外，加强地下室的通风是避免氡气聚集的有效措施。

（编写：程鹗）

问：噪声污染有什么危害？

答：噪音是大家都很熟悉也很反感的环境污染。在一个嘈杂的环境里呆久了，小孩子会大哭抗议，大人也会变得烦躁不安。但噪音对人的影响还不至于此。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英国每年因心脏病死亡的十来万人中，近三分之一可能是因为长期遭受噪音的困扰而得的心脏病。除此以外，噪音还会造成失眠、耳鸣和荷尔蒙失调等生理症状，并因此导致心衰、脑溢血、高血压和免疫系统疾病的发生。

人们常常觉得长期的噪音是可以习惯的。但研究表明，即使人在心理上已经对环境噪音听而不闻时，上述的生理反应并没有停止。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说，如果晚上持续遭受50分贝以上的噪音就有可能导致心脏病。而50分贝只相当于一般车辆驶过时的噪音标准。

因此，减少甚至消除噪音污染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有条件选择的话，应该尽可能地居住在远离市中心、高速公路、铁道和飞机场这些噪音集中的地方。开车时尽量不要鸣笛也是一个减少噪音的好办法。

（编写：程鹗）

问：光污染有什么危害？

答：在提到环境污染时，光污染一般不会引起多少注意。人类自发明用火到电灯，就开始了告别黑暗的历程而不再屈服于日与夜的时间限制。很多大城市更是以“不夜城”而自豪。然而，过份的使用照明灯光也是对环境的一种破坏。

住在大城市的孩子都知道他们很难看到天上的星星，农村夜空中那灿烂的银河被城市灯光给淹没了。观测用的天文台也不得不移迁到偏远的山区。但这只是光污染中危害比较轻的。

现在有的汽车装有很强的高光前灯，它们能把路面照得通明，为这些车自己的驾驶员提供便利。可是，别的驾驶员或行人可就遭殃了。在路上冷不丁地被这种灯迎面照上一下，眼睛会短暂失明，要过好一阵子才能恢复过来，这是很危险的。在照明太强的市区开车，人的眼睛也会因为不适应周围的光线分布而看不清东西的形状，判断不准物体的远近。这也会增加事故发生的机会。

用强光持续性地照射一个人是监狱中折磨犯人的一个手段，可以有效地影响犯人的神经系统而导致犯人的精神紊乱和屈服。城市中的灯光还没有到那么残酷的地步。但持久性的生活在灯火通明的环境里，人的生物钟系统也会受到影响，导致失眠、头疼、焦虑、高血压等症状。其实不仅是人类，动物也会因为灯光而迷失，造成它们捕食、迁移等生活习性上出现致命的改变。

人类照明的光是用电来实现的，光污染的背后是大量的电能损耗。因此，光污染也直接造成发电过程中各种环境污染的恶化。现在，有些国际组织正在致力于城市照明灯光的合理化设计努力，希望能逐步减少光污染的危害。

（编写：程鹗）

问：环境激素会有什么危害？

答：环境激素是环境中的一些合成化学物质，它们在生物机体内能够模拟或阻碍天然激素的作用，诱导机体做出错误反应，也称为“外因性内分泌干扰物质”。已知的环境激素有乙烯雌酚、二恶英、多氯联苯、DDT等，多数除草剂、杀虫剂、杀菌剂和防腐剂被怀疑有环境激素的作用，塑料瓶、金属罐、食物、化妆品、玩具、洗涤剂等许多日常用品可能含有环境激素。

环境激素能引起多种发育、生长和繁殖方面的问题，其最引人注目的危害是对人类和野生动物生殖能力的损害。多项研究显示，现代男性精子数量减少、质量下降与环境激素污染有着密切关系，环境激素还可能增加流产风险和胚胎死亡率、导致不孕、使出生性别比例失调。在一些地区，环境激素使野生动物生殖能力下降、出现雄性雌化或双性同体现象，导致动物数量锐减，鱼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都有受害事例。此外，环境激素还可能降低机体免疫力，提高癌症发病率，损害神经系统进而使智力和注意力下降、行为失常。

http://www.epa.gov/endo/pubs/edspoverview/primer.htm
http://www.niehs.nih.gov/health/topics/agents/endocrine/index.cfm
http://e.hormone.tulane.edu/learning/endocrine-disrupting-chemicals.html

（编写：碧声）

http://space.tv.cctv.com/video/VIDE123998288437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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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美国数学家阿尔伯特·塔克在斯坦福大学给心理学家做报告时，讲了一个故事。警察在盗窃现场附近抓到了两名疑犯阿尔和鲍勃，把他们分开审讯，并分别向他们开了条件：如果两人都不招供（疑犯彼此“合作”），警方没有他们盗窃的证据，将以携带武器这一较轻的罪名各判处一年监禁。如果两人都招供并牵连对方（疑犯彼此“背叛”），两人都将各判处10年监禁。如果有一人招供并牵连对方，而对方不招供，此人将被免于起诉，而对方将被判处最高刑期20年。

    阿尔会想：“鲍勃要么招供要么不招。如果鲍勃招了，而我不招，那么我将被判20年，我招了则被判10年。如果鲍勃不招，我也不招，那么我将被判1年，但是如果我招了，我将被免于起诉。所以不管鲍勃招不招，我招供都是最好的选择。”鲍勃也这么想。最终两人因为都“理性”地选择招供而被判了10年。但是如果他们都“非理性”地选择不招，则只会被判1年。

    理性的选择却不能带来最佳的结果，这个“囚徒困境”后来成了博弈论最著名的问题。博弈论还有一个类似的问题也是关于合作与背叛（或欺骗）的关系，但是条件有些不同。有两个人驾车回家，遇到暴风雪，被雪堆分别堵在了街道的两头。司机要么出来铲雪清除路障，要么待在车中。如果两个司机分别从两头铲雪（“合作”），就能都开回家并分担劳动付出。如果只有一个司机铲雪，另一个司机待在车中等对方铲完雪，他也能回家，而且还避免了劳动付出（“欺骗”）。当然，如果两人都待在车中，没人铲雪，那就谁也回不了家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选择呢？最佳的策略是做出与对方相反的选择：如果对方当“好人”铲雪，我就当“骗子”坐等其成；如果对方不铲雪，我就当“好人”自己来铲雪，这样虽然被人占了便宜，总比坐以待毙的好。

    博弈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后出现，本来是为了解决政治学和经济学问题的。上个世纪70年代，它开始被用来解决自达尔文以来就困扰着生物学家的一个生物进化难题：本质上是自私的生物个体为什么会进化出合作行为？它是自然选择作用下不加思索的本能行为，因此就连毫无思考能力的单细胞生物，也会面临着合作还是欺诈的两难，比如酵母菌。

    酵母菌通常利用单糖（葡萄糖和果糖）做为营养。如果环境中没有这些单糖，酵母菌也能利用其他糖，例如蔗糖（比单糖复杂的二糖）。但是酵母菌要先把蔗糖消化成单糖，为此需要分泌转化酶来催化这个消化过程。这个消化过程发生在细胞外（更确切地说，发生在细胞膜和细胞壁之间），产生的单糖扩散开去，其他酵母菌也能利用。有的酵母菌的基因发生突变，生产转化酶的基因失去了作用，自己不能分泌转化酶，但是它们能窃取其他酵母菌制造的单糖，又可以节省进行消化的成本。它们成了“骗子”，而那些耗费能量把蔗糖变成单糖的酵母菌成了“好人”（合作者）。

    对群体来说，大家当好人彼此合作，全都生产单糖并分享，这样最有优势。但是对个体来说，当骗子最有优势。休斯顿大学的研究人员曾经做过一个实验，结果表明，一个酵母菌群体中好人的密度越大，当骗子的优势就越明显。他们认为这像是“囚徒困境”。在这样的群体中，好人和骗子分享全部的资源，而好人要承担生产成本，因此好人总是竞争不过骗子，一旦出现骗子，它们的后代数量会越来越多，好人的数量会越来越少，等到骗子们统一了天下，末日也就快到了，好人遗留下来的单糖被耗尽后，群体就会灭绝。一个处于“囚徒困境”的群体是很不稳定的。

    实际的情形可能比这复杂。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最近发现，好人生产的单糖并不是100％拿出来共享的，而是自己会截留一小部分，虽然私藏的这部分很少（只占约1％），却让好人在利用单糖方面比骗子有了一点优势，在一定条件下这点优势超过了制造单糖的成本，就会让当好人在总体上比当骗子更有优势。好人也会有机会。

    实验的结果的确如此。在好人的数量比较少、单糖的量也比较少时，能否有效地利用单糖就显得比较重要，好人对单糖的利用率高了1％，其优势较为明显，好人的数量会逐渐增多。等到好人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好人制造单糖花费成本的劣势体现出来了，骗子的优势反而更为明显，骗子的数量就开始逐渐增多了。最终，好人和骗子的比例会达到平衡。实验表明，不管一开始酵母菌群体中的好人和骗子的比例是多少，演变的结果，最后的比例都是一样的。

    因此，这更像是“雪堆博弈”，特立独行是最佳策略：举世皆好人时当骗子，举世皆骗子时当好人，这样最有可能获得成功。

2008.4.12

（《中国青年报》2009.4.15）

    在科学史上，很少有科学家像巴斯德那样不仅在理论上做出了多学科的重大贡献，而且应用到众多领域，立即产生巨大的效益：他发现光学同分异构现象，开创了对物质光学性质的研究；否定了微生物的自然发生说，证明腐败物质中的微生物来自空气中的微生物；提出了以微生物代谢活动为基础的发酵理论；发明了巴氏消毒法，光是这一项发明带来的利润就足以支付当时法国因在普法战争中战败而向普鲁士缴纳的巨额战争赔款；发现并根除了一种侵害蚕卵的细菌，拯救了法国的养蚕业；帮助创建疾病的病菌说，发展疫苗接种，成功研制出防止鸡霍乱、炭疽、狂犬病的疫苗，拯救了法国畜牧业和无数人的生命。

    巴斯德对他的研究工作做了详细的记录，留下了102本实验记录。但是巴斯德在生前不允许任何人，包括他的合作者，看他的记录本，并在1878年告诉其家人，在他死后也不能让人看这些记录本。1964年，巴斯德的孙子——他的最后一位男性直系后裔——没有遵循巴斯德的嘱咐，将巴斯德的记录本捐献给法国国家档案馆。1971年，在巴斯德孙子死后，法国国家档案馆将巴斯德记录本公开。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杰拉尔德·盖森在仔细研究了这些实验记录后，巴斯德为何对其密不示人有了一个解释：巴斯德的实验记录有的不符合他公开的说法，这位“最完美无缺的科学家”有欺骗行为，并从事违反医学伦理的试验。1995年，在巴斯德逝世10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纪念“巴斯德年”之际，盖森出版《路易·巴斯德的私人科学》一书，公布其发现，试图消除笼罩在巴斯德头上的神秘光环。盖森在书中主要指控巴斯德在两个著名疫苗接种实验中严重误导科学家和公众。

    第一个实验是给绵羊接种炭疽疫苗。炭疽是一种致命的传染病，在当时每年能给法国畜牧业带来几千万法郎的损失。巴斯德此前在研究鸡霍乱疫苗时发现，空气中的氧气能让霍乱菌的毒力减弱，给鸡注射这种低毒性的菌液，就能让鸡对鸡霍乱产生免疫力。巴斯德据此认为用同样的办法制作减毒炭疽疫苗，给绵羊接种也能让它们对炭疽产生免疫力。

    1881年5月，在巴黎附近的一个农场，巴斯德对50只绵羊做了公开实验。5月5日和5月17日，巴斯德两次对其中的25只绵羊注射了减毒炭疽疫苗，然后在5月31日给全部50只绵羊注射了炭疽菌液。两天后，参观的人们见到了令人震惊的实验结果：未注射疫苗的25只绵羊已死了23只，剩下的2只也奄奄一息，而注射了疫苗的25只绵羊全部存活，除了1只怀孕的母羊病重，其他的都很健康。

    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巴斯德一直暗示他用的疫苗是用氧气减毒法制成的。但是他的实验记录却表明巴斯德采用的是他的合作者查尔斯·钱伯兰德发明的减毒方法：加了重铬酸钾。巴斯德知道用氧气也能制造减毒疫苗，随后他也的确用这种方法制造出了炭疽疫苗并在75只绵羊身上成功做了实验，为何当初不用它做实验，令人不解。既然用的是重铬酸钾减毒法，为什么又秘而不宣呢？盖森认为这是因为亨利·杜桑比巴斯德更早制造出炭疽疫苗，用的是加化学试剂的方法。巴斯德跟着采用化学试剂方法制造疫苗，但是为了避免屈居第二，所以故意隐瞒制造疫苗的方法。

    事实上，杜桑制造疫苗的方法与巴斯德的方法有着本质的不同。杜桑使用的化学药剂是外科消毒剂石炭酸（现在称为苯酚），它将杀死病菌，制造的是灭活疫苗。而巴斯德使用的重铬酸钾并不杀死病菌，只是让其毒力减低，制造的是减毒疫苗。而且当时已经知道，重铬酸钾是一种氧化剂，所以使用它和使用氧气的效果是一样的。也许正是因此让巴斯德觉得没有必要特意去说明制造方法，而不是有意骗人。盖森对巴斯德的指责，是由于没有很好地理解巴斯德的实验。

    另一个受指责的巴斯德实验是其更为著名的狂犬病疫苗接种实验。1885年10月26日，巴斯德向法兰西科学院报告说，在7月份他成功地用减毒疫苗治疗了被狂犬严重咬伤的9岁男孩梅斯特。巴斯德并报告说，在治疗梅斯特之前，他已做过了动物实验，对50头狗注射了减毒疫苗，它们都很健康。这一免疫方法迅速地传遍了世界各国。在一年内，仅巴黎地区就有两千多名被狗咬伤的人注射了狂犬病疫苗。

    盖森认为这个实验很成问题。他的一个理由是，梅斯特在接受治疗前并没有出现狂犬病症状，因此他可能本来就没有感染狂犬病毒，不能用他证明巴斯德的狂犬病疫苗有效，毕竟，大多数被狂犬咬过的人即使不注射疫苗也不得狂犬病。

    盖森的这个质疑毫无道理。即使在现在，狂犬病疫苗也都是在患者出现症状之前注射才有效的，一旦患者出现症状，说明狂犬病毒已侵入大脑，疫苗就不会有效了，死亡率是百分之百。因此要求巴斯德对出现狂犬病症状的患者做实验才能证明疗效，实在是有些无理取闹。虽然大多数被狂犬咬过的人不会发病，但这是由于这些人被咬得不是很严重，比如只有伤口很小的浅表伤，病毒没有进入体内或进入体内的量很少。而梅斯特是被狂犬严重咬伤的，手、脚共被咬了14次，浑身是血、沾满狂犬唾液，在这种情况下，他无疑已被狂犬病毒严重感染，不注射疫苗的话必死无疑。

    盖森对巴斯德的另一指责是，巴斯德在论文中夸大了实验动物的数量，而且在治疗梅斯特之前，他实际上还没有完成动物实验，就对患者进行治疗是不符合巴斯德本人提倡的医学伦理的。根据实验记录本，巴斯德对40头狗分批注射了疫苗，分别在5月28日、6月3日、6月25日和6月27日各对10头狗开始疫苗注射。在7月6日开始治疗梅斯特时，所有的实验狗都很健康，但是距离第一批狗的注射还不到6周。而狂犬病的潜伏期有时能达几个月。巴斯德又如何能确保其减毒疫苗是安全的，本来没有感染狂犬病毒的患者不会因为注射了该疫苗反而染上狂犬病？

    我不知道巴斯德为何在论文中把40头狗说成了50头，也许是笔误或记错，但是不太可能是有意夸大，因为40头和50头并无实质性区别。虽然狗得狂犬病的潜伏期有时能达几个月，但是潜伏期平均是3～6周，因此根据最早两批注射疫苗的狗无一发病这一事实，是可以初步判定其减毒疫苗是安全的。巴斯德咨询了一位神经科教授，后者在察看了梅斯特的伤势后，建议巴斯德对其注射疫苗。梅斯特的母亲也央求巴斯德拯救其儿子。巴斯德在犹豫了一段时间后决定加以治疗。他显然不是像盖森所说的为了名利而草率试验，而是在一位母亲的哀求下救人一命。巴斯德的医生助手一开始反对治疗梅斯特，事后根据治疗效果承认巴斯德的选择是对的。

    巴斯德当然不是什么圣人。在他身上可以找到很多缺点：傲慢、好斗、顽固、独断、爱炫耀、爱夸大其词等等。这也不是盖森的发现。保罗·德克鲁夫在1926年出版的科普名著《微生物猎手》一书中对巴斯德的伟大和弱点已有生动的描述。然而，也正如德克鲁夫所言，虽然巴斯德爱出风头，也爱玩点故弄玄虚的小把戏，但是并不是有预谋的骗子。而既然巴斯德的这些发明都能成立并且造福人类，其发明过程中的某些细节似乎不值得挑剔。

2009.4.1

（《经济观察报》2009.4.13）

有读者告知，“德赛公园”（即刘雪峰创建的、被我收回授权后演变成“反方”网站的原“新语丝读者网”）的主编寻正、编委疯和尚等人在其主持的网站上造谣说我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蟑螂的民主决策》一文是“抄袭英文作品”，是“编译”自Discovery News上的一篇报道，是以“编译冒充原创”，是在“骗稿费”。我那篇文章是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 103, 5835 (2006)）和《科学》（Science 318, 1155 (2007)）上的两篇论文写的，而Discovery News的报道仅仅是介绍了《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一个实验而已。懂英文的人一见可知，这篇报道除了也用到“民主”一词，以及在介绍同一个实验时的描述难免会有相同之处外，和我的文章从内容到用语都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对这几个天天在其把持的网站上谩骂我的心理疾病患者，本不值得理睬，但这种“编译”指控有时会误导不懂英文的国内读者。寻正、疯和尚等人敢于如此造谣，也是在欺负有很多读者不懂英文。因此我干脆花点时间，把Discovery News的报道全文翻译成中文，让读者自己做个比较，看和我的《蟑螂的民主决策》究竟“有什么大的区别”，看看哪篇文章更“幽默”，也让大家见识一下“德赛公园”、寻正、疯和尚有多么的无耻。有一个读者说得好，“德赛公园”先是堕落成了反科学的传教网站，再堕落成了造谣网站，让我们再看看，这个由小人创建、心理疾病患者主持的网站还能如何再创新低。

蟑螂生活在民主中

作者：Jennifer Viegas
来源：Discovery News
2006年4月3日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蟑螂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民主方式管理自己，每个昆虫有平等的身份，在决定之前群体协商影响了整个群体。

该研究认定，蟑螂的决策遵循一个可预测的模式，能够解释其他昆虫和动物，例如蚂蚁、蜘蛛、鱼类、甚至牛群的群体动态。

蟑螂是沉默的生物，也许除了在桌面上急跑时发出的声音。因此它们必须通过无声的方式进行交流。

“蟑螂用化学和触觉彼此进行交流，”Jose Halloy博士说，他是在最近一期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的该研究的共同作者。

“它们也能用视觉，”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社会生态学系的科学家Halloy说。

“当它们互相遭遇时，它们能够认识到它们是否属于同一个群落，这是由于它们用触须互相纠缠，也就是说，其精致的味觉器官非常灵敏，”他说。

Halloy通过把昆虫放进一个含有三个遮蔽处的培养皿中来试验蟑螂的群体行为。该试验是为了看看蟑螂是如何分配遮蔽处的。

通过触须试探、触摸和其他方式，在经过很多“协商”之后，蟑螂把它们完美地做了分配。

例如，如果50只蟑螂被放进一个有3个遮蔽处的培养皿中，每个遮蔽处能容纳40只蟑螂，25只蟑螂将在第一个遮蔽处挤在一起，另25只聚在第二个遮蔽处，而让第三处空着。

研究者改变设置，让三个遮蔽处各能容纳50只以上的蟑螂，那么所有的蟑螂都搬进了第一所“房子”。

Hally及其同事发现在合作和对资源的竞争种存在平衡。

“蟑螂是一种能从群体生活获益的群居昆虫。它增加了它们繁殖机会，（促进）比如遮蔽处或食物等资源的分享，在干燥的环境中聚集在一起能防止干燥，等等，”他说。

“我们显示的是，这些行为模式允许它们优化群体大小。”

这些模型有很强的预测性，能够解释其他昆虫和动物的群体行为，例如鱼类和虫子是如何把它们完美地分成亚群体的，以及兽群是如何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做出简单的决定的。

牛津大学的动物学家David Sumpter博士说该项新研究“是一篇优秀的论文”和“重要的”。

“它同时研究了动物决策的潜在机制，以及这些机制如何让动物分配资源地点，使个体适宜度达到最优化，”他说。

“以前很多研究都集中于或者是机制，或者是最优化，二者只居其一。”

对蟑螂来说，合作似乎是很自然的事。

附：德赛公园上寻正的谤文、疯和尚等人附和，以及Discovery News的原文。

附一

【按：用自然界现象或者低等生物界行为模式比附社会行为几乎是食科学不化的理痴的通病，想不到方舟子也患上了。看来国内读者的钱很好骗的，因为这回方舟子也无非再次当搬运家，把英文中可以狗狗到的东西，编译一通，做成不世文章，连基本点子都是照搬原作者的，可惜，原作者理解什么是民主，用词谨慎，行文不失幽默，值得一读，方舟子为了迎合或者为了讽刺，把幽默去掉了，硬要证明自己多么不懂民主，实在是惊叹其人之不智，好好的一个题目，在英文中读来赏心悦目，方舟子编译后，真的是让人感觉吃了蟑螂！方舟子抄袭的英文作品附后，大家看看有了这件作品，再翻翻维基，补上一点教科书上的内容，是不是不动脑筯下面这篇大作就出来了？同志们，一定要学好英文，学好了英文，可以脚踏两只船，把左边船上的往右边搬，可以既赚名气，又赚稿费，何乐而不为呢？终于找到一条终南捷径……原来方舟的意义是这样的……】

【再按：记得数年前方舟子被人揭露抄袭科学杂志，科学杂志最后根据译文判定他没有抄袭，但不符合专业写作的规范，他用科学杂志的评论威胁了揭露他的人一顿，不符合专业写作习惯这一条就直接无视了，当然，也不会改正的了，有趣的是，那则通信还挂在新语丝上。事实上，他可能就没有看懂科学杂志的批评，故而在这里重蹈覆辙。读得懂英文的，看看他的写法与原作者的写法有什么大的区别？引以为鉴。当然，首先忽略他抄袭英文作者的事实，因为他抄得高明，编译一通，真不好直接说他是抄袭，可抵赖性太高了。】

# 北极星 Says:

方舟子翻译水平了得，光明正大地专心搞科普翻译得了。
Apr 10, 2009 at 12:37 pm Vote: Add rating 0 Subtract rating 0
#
2
Alex Says:

这要不叫抄，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才算抄了……方不会又说“我和这个作者看的是同一份原始材料”吧？

明明就是翻译，改一改就变原创了呀。虽然方文比原文多了最后一段引申……汗……
Apr 10, 2009 at 12:49 pm Vote: Add rating 0 Subtract rating 0
#
3
疯和尚 Says:

哈，哈哈，本来是想骗点稿费顺带讽刺一下“民主”分子，没想到倒把自己编译冒充原创的老底掀翻了。

附二：Cockroaches live in a democracy

Jennifer Viegas

Discovery News

Monday, 3 April 2006

Cockroaches govern themselves in a very simple democracy where each insect has equal standing and group consultations precede decisions that affect the entire group, indicates a new study.

The research determines that cockroach decision-making follows a predictable pattern that could explain group dynamics of other insects and animals, such as ants, spiders, fish and even cows.

Cockroaches are silent creatures, save perhaps for the sound of them scurrying over a countertop. They must therefore communicate without vocalising.

“Cockroaches use chemical and tactile communication with each other,” says Dr José Halloy, who co-authored the research in the curren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They can also use vision,” says Halloy, a scientist in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Ecology at the Free University of Brussels in Belgium.
“When they encounter each other they recognise if they belong to the same colony thanks to their antennae that are ‘nooses’, that is, sophisticated olfactory organs that are very sensitive,” he says.

Give me shelter

Halloy tested cockroach group behaviour by placing the insects in a dish that contained three shelters. The test was to see how the cockroaches would divide themselves into the shelters.

After much “consultation”, through antenna probing, touching and more, the cockroaches divided themselves up perfectly.

For example, if 50 insects were placed in a dish with three shelters, each with a capacity for 40 bugs, 25 roaches huddled together in the first shelter, 25 gathered in the second shelter, and the third was left vacant.

When the researchers altered this set-up so that it had three shelters with a capacity for more than 50 insects, all the cockroaches moved into the first “house”.

A delicate balance

Halloy and his colleagues found that a balance existed between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for resources.

“Cockroaches are gregarious insects [that] benefit from living in groups. It increases their reproductive opportunities, [promotes] sharing of resources like shelter or food, prevents desiccation by aggregating more in dry environments, etc,” he says.

“So what we show is that these behavioural models allow them to optimise group size.”

The models are so predictable that they could explain other insect and animal group behaviours, such as how some fish and bugs divide themselves up so neatly into subgroups, and how certain herding animals make simple decisions that do not involve leadership.

Important research

Dr David Sumpter, a University of Oxford zoologist, says the new study “is an excellent paper” and “important”.

“It looks both at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decision-making by animals and how those mechanisms produce a distribution of animals amongst resource sites that optimises their individual fitness,” he says.

“Much previous research has concentrated on either mechanisms or optimality at the expense of the other.”

For cockroaches, it seems, cooperation comes naturally.

    洞庭湖边鼠满为患的时候，有一位时评家写过一篇文章，很认真地说老鼠的生命力如此之强，我们应该敬畏它。我不知道他说的敬畏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搞一个拜老鼠教？那样的话，还不如搞一个拜蟑螂教，蟑螂的生命力之强，更值得“敬畏”：

    它们几乎可以吃任何有机的东西，连拌了老鼠药的毒饵都可以成为它们的安全食品。在饱餐一顿之后，它们可以3个月不吃东西，1个月不喝水，都还能活下去。把蟑螂的头切掉，它们还可以继续活上一周到一个月，直到死于脱水或饥饿。蟑螂的繁殖力同样惊人，如果房间里跑来了一只雌性德国小蠊，在适宜的条件下，一年之内她就可以留下10万只后代。难怪一个房屋一旦有了蟑螂，就很难消灭干净。也难怪蟑螂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3亿多年之久，比它更晚出现的恐龙早已灭绝，而它却越活越滋润，而且3亿年来形态没有什么变化，3亿年前的蟑螂化石看上去和现在的蟑螂没有多大的不同。

    我们当然犯不着为此去敬畏蟑螂，不过做为进化得如此成功的物种，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比如它的行为模式。

    蟑螂很喜欢钻到隐蔽的地方躲起来，以免被发现。蟑螂在躲藏的时候还喜欢扎堆，这也容易理解，聚在一起有很多好处：容易找到配偶，容易沾光揩油跟着大家找到食物，在干燥的环境中聚在一起还能保湿等等。当然，太多的蟑螂都扎堆在一起也不好，毕竟资源是有限的。那么它们怎么选择到哪里和如何扎堆呢？

    在蟑螂的社会中，没有领袖来发号施令，也没有蚂蚁那样的社会分工，每一个蟑螂都是平等的，决策过程完全民主。要集体做出合理的民主决策，并不需要有高深的思想和高超的智力，只需要大家都本能地遵循几条简单的原则：每只蟑螂都出去随机探索环境、发现隐蔽处，根据隐蔽处的质量好坏进行选择，各个蟑螂互相接触、相互影响，然后根据隐蔽处的拥挤程度来决定自己是留下还是离开。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研究人员为此做了一系列实验。这些实验很容易做，如果你有空养蟑螂也可以去重复。在一个器皿中建两个相同的遮蔽处（比如放两个塑料瓶盖），然后放一些（比如说50只）蟑螂进去。蟑螂起初到处乱爬，互相触碰进行“咨询”，慢慢地就往遮蔽处扎堆了。如果遮蔽处的容量足够大（比如说能容纳60只蟑螂），那么所有的蟑螂会倾向于躲到其中某个遮蔽处，而让另一个遮蔽处空着，选哪个遮蔽处来躲是随机的。

    把遮蔽处的容量缩小，比如说每处最多只能容纳40只蟑螂。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是不是40只挤到一处，剩下的10只到另一处呢？不是，蟑螂将会倾向于做平分，在两个遮蔽处中各有25只蟑螂。

    现在再放进一个遮蔽处，蟑螂会不会平均分配到3个遮蔽处里面去呢？不然。如果遮蔽处的容量不够大（只能容纳40只蟑螂），那么蟑螂将在其中的两处做平分，每处各有25只蟑螂，而让第三处空着。如果遮蔽处的容量足够大（可容纳60只蟑螂），那么全部50只蟑螂都将挤到一处，而让另两处空着。

    如果这些遮蔽处的质量都一样，那么蟑螂选择去哪一处是随机的。如果遮蔽处的质量存在差异，比如有一处比较暗，另一处比较亮，那么蟑螂在大多数时候会选择去较暗的遮蔽处。

    从数学上可以证明，蟑螂这么做对每个个体来说都是最佳的选择，可以合理地平衡竞争资源与相互合作的关系。不需要有领导来“集中”，绝对的民主决策也能获得最佳结果。

    能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大家都遵守游戏规则。假如出现一只突变的蟑螂非要别出心裁不可，又会怎样呢？要找到这种突变蟑螂可不容易，研究人员就建造了机器蟑螂来代替。这种机器蟑螂看上去一点也不像蟑螂，倒像一辆玩具汽车，不过蟑螂的眼神很不济，在给机器蟑螂涂上从蟑螂身上提取的化学物质、让它们带上蟑螂的味道后，蟑螂就把它们当成蟑螂对待，也和它们触触碰碰进行咨询了。

    研究人员通过程序控制，让机器蟑螂也具有蟑螂的特点：喜欢躲藏到阴暗的遮蔽处和喜欢扎堆。在12只蟑螂中放进4只机器蟑螂，这个群体的表现和正常的蟑螂群体一样，让它们在一暗一亮两个遮蔽处挑选，大多数时候它们都会躲到暗的遮蔽处去。

    然后，研究人员改变程序，让机器蟑螂喜欢较亮的遮蔽处。结果，在这几个机器蟑螂的误导下，出现了反常，在大多数时候蟑螂群体会躲到较亮的遮蔽处去。说不定以后可以利用这种机器蟑螂把房间中暗藏的蟑螂都引到明处，聚而歼之。

    所以呢，民主决策虽然是个好东西，但是也很脆弱，很容易被某个别出心裁的异己分子所破坏。不过，如果这些异己分子出的是坏主意，会很快被自然选择淘汰。不幸的是，在它们被淘汰时，会有一大帮盲从它们的家伙陪葬。

2009.4.6.

（《中国青年报》200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