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方舟子按：在“德润生”天价大米的宣传材料和新闻报道中，多次引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田波院士、中国科学院遗传所“著名遗传学家”李向辉、“著名免疫学专家”范纯武对该产品的赞誉。此前田波院士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已表示其名义被厂家盗用。现在李向辉、范纯武都出来为“德润生”站台，得以让我们知道“德润生”的这些“著名专家”有着什么样的学术高见。

这篇报道没有提到范纯武现在的身份。他现在在北京电力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工作，同时担任北京德润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实验室主任，该算是德润生的员工。那么他是如何“著名”的呢？查了一下他近年发表的论文题目：《酸性体质与亚健康状态》、《亚健康状态的实验医学研究》、《生态平衡与亚健康》、《外周血淋巴细胞自然凋亡与亚健康的研究》、《亚健康的微医学研究》……原来是一位著名的“亚健康”专家，难怪会以“延长老鼠的游泳时间”和“吃了不容易饿”来说明天价大米的妙处。

李向辉据称是“中国转基因研究的先行者”，然而却说转基因的水稻“对人体来说有很大的毛病”，比绿色和平的人还敢说，我看该叫“中国转基因研究的污蔑者”更合适。这位自称很懂生物技术的人又说德润生的技术“比基因工程的技术还要成熟，还要好，优点多”，这可是可以给生物学研究和生物技术开发带来天翻地覆的大革命的，何不先去拿一个诺贝尔奖再说？怎么只顾着推销大米赚那么点钱了？再一查李向辉的简历：“1930年12月出生。辽宁铁岭人。1960年获苏联副博士学位。”今年78岁，早退休了吧？反正我没在遗传所网站列的研究队伍名单中找到他的名字。1960年在苏联得的学位，莫非学的是李森科的遗传学？难怪如此懂基因工程。

这篇报道回避了我此前一再提到的关键疑点：一、这种大米中的SOD在大米煮熟后，如何还能有活性？SOD本身很容易失活，虽然在与铜、锌结合后能大幅度提高其稳定性，但是据我查到的资料，不同物种的CuZn SOD的融解温度（Tm）在50～90摄氏度之间，煮熟后仍会丧失活性。二、就算大米SOD经煮熟后还能保持活性，那么在吃下去之后，如何能经受胃酸的强酸环境和肠道中的蛋白酶，而不被消化掉？三、就算有个别的大米SOD能不失活、而且能完整地进入人体内，而大米SOD与人的SOD的成分、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异，又如何能躲过人体的免疫系统的攻击，不引起过敏反应，反而能在人体细胞中发挥其抗氧化的作用？就请德润生的“著名专家”回答一下。

德润生声称“从来没有宣传过大米有任何保健功能”，他们忘了先去把其官方网站上的这些话删掉了：“经科学实验证明：CEB细胞营养因子有提高人体耐力、降血脂、 增强人体免疫力等功效。CEB细胞营养素，特别对体力、脑力消耗大的人群和体质较弱的人群非常有益。食用CEB营养米，吃饭则进补，非常有益健康，是“医食同源”的经典体现。”

这篇报道特地强调该天价大米是“国产”，大概是想让读者联想到从日本进口的天价大米，进而联想到“打假人”在打压国货。我们并不是在打“天价”，而是在打虚假广告。日本的天价大米也做了虚假广告了吗？】

国产天价大米遭方舟子等打假人质疑

2008-04-22北京晨报

被称为国产“天价大米”的德润生大米正在遭受一场意外的考验。以方舟子为代表的一批科学界人士公开对其提出质疑，“职业打假人”王海东则以该企业涉嫌虚假宣传，将德润生诉到法庭；针对质疑，德润生公司上周日在京召开了专家答疑会，作出了正面的回应，同时披露：王海东等职业打假人对他们有明显的敲诈行为，并宣称有电话录音等证据，“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

　　职业打假人盯上国产天价米

对德润生大米的最早质疑之声先从上海传出。今年2月，上海著名职业打假人王海东，第一次向当地工商部门投诉德润生大米，认为其涉嫌“虚假宣传”。

此后，方舟子等专家也在自己的博客上，以及多家媒体的采访中提出了自己的质疑。方舟子表示，CEB细胞营养素这个名词，科学文献当中找不到这种说法。国内国外的科学人员研究植物内生菌，主要是为了用它来做农药、做肥料，来增强植物抗病虫害的能力，“还没有见到有人说用它来提高粮食营养价值的。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这种说法我是很怀疑的。”

核心技术遭专家质疑

先后在媒体上提出质疑的还有，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博士生刘夙、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研究员张春义等业内人士。相对更为专业的专家用专业语言表示了自己的怀疑：该产品背后依托的核心技术是不是独创性的最新成果；以及这种大米的功效是否经过科学验证和检测。

在《中国青年报》4月9日此前的报道中，刘夙表示，自己在看完“天价大米”的宣传广告后，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搜索到张政铨、聂开印在《武汉植物学研究》1986年第2期上发表的《百合细胞中内生菌的发现》一文，报道他们在条叶百合的细胞内发现了一种共生的革兰氏阳性细菌。在阅读这篇文章之后，刘夙表示，早在1976年，就有两名国外科学家发现了单子叶植物内存在细胞内生菌。这比张政铨、聂开印1986年发现条叶百合中的细胞内共生菌早了10年。因此，他表示，张政铨、聂开印在论文中称第一次在单子叶植物中发现细胞内共生菌，“显然是不了解最新成果”。

在上述报道中，刘夙还表示，“并非转基因食品”是厂家在宣传时的一个卖点。他表示，所谓“转基因作物”，就是把该作物没有的基因转入该作物体内，从而改变其原本性状的作物。假如德润生在宣传中所宣称的“包括强抗氧化因子SOD，普通大米则没有这些活性成分”情况属实，那么制造这些SOD的基因只能是来自水稻以外的其他生物，那么只能说明德润生大米是地地道道的转基因食品。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张春义则认为，“德润生”宣传材料中“细胞内生菌”只是植物内生菌的一种，“没有什么特殊”，而细胞内生菌的英文正确写法是introcellular endophytic bacteria，而不是文中提到的CEB。

没宣传过大米有保健功能

针对虚假宣传的问题，德润生公司CEO王麒杰表示，该公司从来没有宣传过大米有任何保健功能。“我们没有宣传过大米有任何保健功能，治病是他加上去的，完全是他把罪名加在我们头上，我们讲的是抗氧化营养剂的功能。”至于媒体报道说航天员这一块，王麒杰称：事实上是上海经销商没有经过我们允许在他们的宣传单上违规印制了航天中心授牌仪式的照片。

王麒杰称：我们在去年11月23日接受了中国航天员中心CEB特供大米授牌仪式，所有影像资料由公司保管。“根据约定我们不允许把这些资料对外公开，也不允许做在宣传材料里。我们和经销商的合约里有重要的一条，就是所有宣传资料必须经过总公司的审批以后才能印制发放。在北京、武汉、重庆、成都各个经销点，都没有一个人敢把航天员的照片放在宣传册上。”

王麒杰承认，上海经销商前任总经理严重违背了公司基本规定，他们私自印做，违背我们基本合作条款。实际上这些违规印制的宣传单春节之前在上海第一食品百货上架，印了一千份总共发了三十来份。“我们知道后，马上打电话，让他们全部销毁，不能留下一份资料。违规的事实发生在很短时间，很小范围内。”

但是，让王麒杰不能理解的是，这件2月份发生的事情，3月份继续被放大，4月份仍然被攻击。“我们感到非常纳闷，这是为什么？如果局部违规犯错，我们整改以后，无论工商局或消费者都可以接受的，有毛病我们改正承认错误。结果抓住这个事件，不遗余力一攻再攻，说我们拿航天员说事，之后又把这个事态进一步扩大化。”

　　德润生已起诉方舟子

根据《北京青年报》4月16日的报道，在连续两个月的质疑和争论中，德润生一直因为种种原因“保持沉默”，昨天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德润生贸易有限公司已经正式起诉方舟子，几天之内就会立案。“这么长时间以来，方舟子一直以自己的知识判断我们的产品，在那么多媒体上指责我们，而且这些不负责任的话还写在了他的博客上，”营销总监徐经理说，“我们一直没说话，只是在收集证据，准备走法律途径解决。”

而此时，方舟子却表示，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起诉的事，即便接到法院的通知，是否应诉也会取决于对方起诉自己的内容。“如果对于宣传打假有利，我会应诉的。”方舟子说。

研发专家称有检测证明

作为中科院研究技术成果转化的产品，科学院院长基金、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对于德润生来说，让他们最感到压力的可能不是职业打假人的 “打假”，而是专家的疑问？4月20日，德润生公司的首席科学家、该公司董事长聂晓梅，以及再整个技术研究、检验领域参与其中的专家、学者出面回应上述 “同行”的疑问。

“为什么稻米会提高免疫功能呢？”作为该技术发现者最早的检测者，此前在武汉军区总医院做免疫学研究的免疫学专家范纯武回忆，当时张政铨教授和聂开印教授找到自己的时候就谈到了他们的想法。“因为那时候很朴素的，他们毕竟是做植物学遗传学研究，不是免疫学。这种稻米生长过程中既然有很强的抗菌能力，人或动物吃了以后，能不能提高动物的免疫水平，自己也觉得很新鲜，就开始帮助他们做一些提高免疫功能这方面的研究。”

范纯武教授表示，事实上，后来通过美国实验室检测，100克德润生大米有2878个ORAC(抗氧化能力)，这在目前为止在大米产品类国际上都是最高的。“因为有这么高的活性，所以人机体各种状态都会有明显的改善。健康的人就是因为身体里面有自己产生的抗氧化的物质，有酶类，比如SOD就是抗氧化物质的一种。”

范纯武表示，“当时的想法就是想找到到底是哪一些成分提高了免疫功能。”当时还进行了一些动物实验观察。首先是稻米进行加热处理，然后提取米汤过滤粗体，通过动物灌胃，来观察。通过实验证明，耐力比对照组提高37.5%；在抗疲劳的观察中，把老鼠放在水里游泳看耐力怎么样。他表示，“通过这个实验，稻米和普通稻米的比较，可以明显延长游泳时间。”

范纯武表示，农业部稻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报告的结果表明：CEB稻米的糖、脂肪、蛋白质、氨基酸都比普通大米有明显的提高，营养成分确实比普通大米高。所以凡是吃过这个稻米有这种感觉，吃了不容易饿，后来知道是营养成分提高了。

可证明不是转基因米

中科院遗传研究所研究员李向辉表示，作为中国转基因研究的先行者，他可以证明该大米不是转基因来的。“现在转基因的水稻，还没有真正拿到市场上，还没有生产，就是考虑安全性，这个对人体来说有很大的毛病。”

“但是现在这个工作不是转基因的大米，是用CEB内生菌加以处理，有抗氧化活性，营养价值很高。这东西不可能是用转基因工程做。”李向辉称，这个技术比基因工程的技术有很多的优点，而且基因工程做不到的地方他们能做到。首先没有抗生素检测基因，人吃了安全，没有不安全的因素。如果用转基因来做的话，就不一定能做得这么好，所以我过去的评价，它比基因工程的技术还要成熟，还要好，优点多。

李向辉认为，有人讲只有用基因工程做才能提高抗氧化活性含量，其实不是那样的，“他们完全不懂生物技术的过程，所以难怪他们产生这样的怀疑、分析、揣测。这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随后，该公司还出示了：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农产品安全与环境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和中科院武汉分院出具的“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等证书。

　　德润生：打假人有敲诈行为

在上周日举行的“专家答疑会”上，除了专家的答疑、专业解释之外，德润生公司还给与会各媒体记者提供了一份名为“王海东等人向德润生索要钱财的电话录音内容”的材料，并向在场记者播放了部分录音。

该公司CEO王麒杰表示：职业打假人对他们有明显的敲诈行为。目前该公司也“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该公司表示，已经在委托律师，通过法律程序解决。对上述证据也将在法庭上提交。然而，与此同时，打假人也将该公司一纸诉状告上了法庭。事情超越了口水和专家的论战，而经由法律程序解决。

　　打假人：敲诈说是转移视线

昨晚，本报记者连线了上海打假人王海东。王海东表示，已经将上海第一食品杨浦销售有限公司和北京德润生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告上法庭。其博客上，王海东公布了该起诉书内容。王海东要求，被告一退款192元并增加一倍的赔偿192元共计384元。要求被告二承担连带责任，并承担全部诉讼费。

王海东称，自己于1月30日购买了德润生大米。当时是看到宣传广告上称德润生大米成分有提高人体耐力、增强人体抗疲劳、提高人体免疫力等等功效，还成为了中央国家机关、钓鱼台国宾馆等机构特供米。于是出资购买。“可食用以后，我没发现它和别的大米有什么区别。”王海东说。对于德润生“称王海东是敲诈的”说法，王海东表示，自己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根本谈不上敲诈，同时称德润生如果认为是“敲诈”完全可以通过法律程序解决，自己将承担一切法律后果。“我作为消费者投诉，他们一开始不理不睬，事情闹大了到了司法程序，他们再企图把视线转移到敲诈身上，简直是无稽之谈。” （撰文晨报记者 范颖华 邹乐）

1665年夏天，因为英国爆发鼠疫，剑桥大学暂时关闭。刚刚获得学士学位、准备留校任教的牛顿被迫离校到他母亲的农场住了一年多。这一年多被称为“奇迹年”，牛顿对三大运动定律、万有引力定律和光学的研究都开始于这个时期。在研究这些问题过程中他发现了他称为“流数术”的微积分。他在1666年写下了一篇关于流数术的短文，之后又写了几篇有关文章。但是这些文章当时都没有公开发表，只是在一些英国科学家中流传。

首次发表有关微积分研究论文的是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莱布尼茨在1675年已发现了微积分，但是也不急于发表，只是在手稿和通信中提及这些发现。1684年，莱布尼茨正式发表他对微分的发现。两年后，他又发表了有关积分的研究。在瑞士人伯努利兄弟的大力推动下，莱布尼茨的方法很快传遍了欧洲。到1696年时，已有微积分的教科书出版。

起初没有人来争夺微积分的发现权。1699年，移居英国的一名瑞士人一方面为了讨好英国人，另一方面由于与莱布尼茨的个人恩怨，指责莱布尼茨的微积分是剽窃自牛顿的流数术，但此人并无威望，遭到莱布尼茨的驳斥后，就没了下文。1704年，在其光学著作的附录中，牛顿首次完整地发表了其流数术。当年出现了一篇匿名评论，反过来指责牛顿的流数术是剽窃自莱布尼茨的微积分。

于是究竟是谁首先发现了微积分，就成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了。1711年，苏格兰科学家、英国王家学会会员约翰·凯尔在致王家学会书记的信中，指责莱布尼茨剽窃了牛顿的成果，只不过用不同的符号表示法改头换面。同样身为王家学会会员的莱布尼茨提出抗议，要求王家学会禁止凯尔的诽谤。王家学会组成一个委员会调查此事，在次年发布的调查报告中认定牛顿首先发现了微积分，并谴责莱布尼茨有意隐瞒他知道牛顿的研究工作。此时牛顿是王家学会的会长，虽然在公开的场合假装与这个事件无关，但是这篇调查报告其实是牛顿本人起草的。他还匿名写了一篇攻击莱布尼茨的长篇文章。

当然，争论并未因为这个偏向性极为明显的调查报告的出笼而平息。事实上，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了现在。没有人，包括莱布尼茨本人，否认牛顿首先发现了微积分。问题是，莱布尼茨是否独立地发现了微积分？莱布尼茨是否剽窃了牛顿的发现？

1673年，在莱布尼茨创建微积分的前夕，他曾访问伦敦。虽然他没有见过牛顿，但是与一些英国数学家见面讨论过数学问题。其中有的数学家的研究与微积分有关，甚至有可能给莱布尼茨看过牛顿的有关手稿。莱布尼茨在临死前承认他看过牛顿的一些手稿，但是又说这些手稿对他没有价值。

此外，莱布尼茨长期与英国王家学会书记、图书馆员通信，从中了解到英国数学研究的进展。1676年，莱布尼茨甚至收到过牛顿的两封信，信中概述了牛顿对无穷级数的研究。虽然这些通信后来被牛顿的支持者用来反对莱布尼茨，但是它们并不含有创建微积分所需要的详细信息。莱布尼茨在创建微积分的过程中究竟受到了英国数学家多大的影响，恐怕没人能说得清。

后人在莱布尼茨的手稿中发现他曾经抄录牛顿关于流数术的论文的段落，并将其内容改用他发明的微积分符号表示。这个发现似乎对莱布尼茨不利。但是，我们无法确定的是，莱布尼茨是什么时候抄录的？如果是在他创建微积分之前，从某位英国数学家那里看到牛顿的手稿时抄录的，那当然可以做为莱布尼茨剽窃的铁证。但是他也可能是在牛顿在1704年发表该论文时才抄录的，此时他本人的有关论文早已发表多年了。

后人通过研究莱布尼茨的手稿还发现，莱布尼茨和牛顿是从不同的思路创建微积分的：牛顿是为解决运动问题，先有导数概念，后有积分概念；莱布尼茨则反过来，受其哲学思想的影响，先有积分概念，后有导数概念。牛顿仅仅是把微积分当做物理研究的数学工具，而莱布尼茨则意识到了微积分将会给数学带来一场革命。这些似乎又表明莱布尼茨像他一再声称的那样，是自己独立地创建微积分的。

即使莱布尼茨不是独立地创建微积分，他也对微积分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莱布尼茨对微积分表述得更清楚，采用的符号系统比牛顿的更直观、合理，被普遍采纳沿用至今。因此现在的教科书一般把牛顿和莱布尼茨共同列为微积分的创建者。

实际上，如果这个事件发生在现在的话，莱布尼茨会毫无争议地被视为微积分的创建者，因为现在的学术界遵循的是谁先发表谁就拥有发现权的原则，反对长期对科学发现秘而不宣。至于两人之间私下的恩怨，谁说得清呢？尤其是在有国家荣耀、民族情绪参与其中时，更难以达成共识。牛顿与莱布尼茨之争，演变成了英国科学界与德国科学界、乃至与整个欧洲大陆科学界的对抗。英国数学家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愿接受欧洲大陆数学家的研究成果。他们坚持教授、使用牛顿那套落后的微积分符号和过时的数学观念，使得英国的数学研究停滞了一个多世纪，直到1820年才愿意承认其他国家的数学成果，重新加入国际主流。

牛顿与莱布尼茨之争无损于莱布尼茨的名声，对英国的科学事业却是一场灾难。虽然说“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有祖国”（巴斯德语），但是让民族主义干扰了科学研究，就很容易变成了科学也有国界，被排斥于国际科学界之外，反而妨碍了本国的科学发展。

2008.4.16.

（《经济观察报》2008.4.21）

(XYS20080421)

一年多以前在网上爆发的有关中医的争论已渐渐不再引起媒体的关注，可以说已告一个段落。做为在这场争论中观点经常被媒体有意无意地歪曲的一名主要参与者，我想有必要做一个小结。许多人第一次听到居然还有中国人批评甚至要求废除被宣传为“民族瑰宝”的中医，都感到不可思议，而实际上这并非一个新现象。自从现代医学从西方传入中国并被不恰当地称为“西医”以来，有关中医的优劣、存废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并几次达到白炽化程度，最近的这一次不会是最后的一次。

因为争论被冠以中医与西医的名头，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争，很容易激发许多国人的民族感情。其实所谓的中医并非指中国医学，而是特指中国传统医学，而所谓的西医指的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为全人类所认可的现代医学，并不包括西方传统医学（例如古希腊的医学）。现代医学虽然起源于西方，却不属于西方，而是和其他科学学科一样不具有民族、国家属性，属于全世界。因此，中西医之争实质上是旧医学与新医学之争，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之争，地方医学与世界医学之争，玄学医学与科学医学之争。

不管中医的支持者是否承认，这场争论实际上都有一个参照系，那就是现代科学。因此，虽然争论的几个关键问题——例如中医体系的科学性问题、中药的有效性问题——是早就提出来的旧问题，但是随着几十年来现代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现代医学日新月异的进步，让中医的批评者掌握了更多的批判武器，让我们得以更科学、准确地看待这些旧问题，给貌似重复的历史争论增添了新的内涵。

尽管科学哲学界对如何判定一个理论体系是否科学有所争议，存在不同的判定标准，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就无法区分科学与非科学体系。这些标准是从被公认为科学的学科的特征归纳、总结出来的。不管采用哪一套标准，例如理论的自恰性、可检验性、可证伪性、可重复性、可测量性等等来衡量，都可以判定中医体系不是一个科学的体系。这个结论丝毫也不应该让人感到惊讶，因为科学的判定标准是根据现代科学制定的，而在科学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诞生之前，中医体系就已基本定型了，很显然不可能是一个科学体系。实际上除了中国，没有哪个国家的科学界把中医或任何其他民族传统医学当成科学看待。

有些中医支持者为了把中医说成科学，另外提出了科学判定标准。这在逻辑上是荒谬的。这实际上是先入为主地认定了中医是科学，然后再去设立相应的科学标准。我们要判定某个事物的属性，应该根据已有的标准，而不应该特地为之另设新的标准。这在历史上也是错乱的。如果中医是科学的话，相当于要把科学诞生的时间提前上千年，从而大幅度地改写世界科学史。而在本质上与中医并无区别的其他民族的传统医学，甚至连同风水、算命、巫术等种种玄学、迷信也都可以根据相同的理由自称为科学，其结果是混淆了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当然，对这一点一些中医支持者不会认为是个难堪，因为他们也相信风水、算命、巫术等等都是科学。

有些中医支持者只是简单地把有效等同于科学，认为中药、针灸的有效性即证明了中医的科学性。事实上，各个民族传统医学中都有一些行之有效的疗法，这是长期医疗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有其隐含的科学道理，但是并不能用以说明其五花八门的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例如针灸对某些疾病有较可靠的疗效，这可以从神经生理学的角度做出解释，并不能说明经络理论的科学性。

而且，中药、针灸的有效性本来还有待科学的检验。中医支持者的一个常见的辩护理由是中医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所以它必定是有效的。一个事物有悠久的历史并不足以证明其有效——风水、算命、巫术的历史并不比中医短。历史悠久的传统医学固然含有宝贵的经验，但是同样含有许多以讹传讹的谬误。许多人认为中医治疗有效是因为本人或亲友曾被中医治好了病，中医业者也喜欢举自己曾经治好某人，特别是某高官、某名人的病为自己做宣传。这种个案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足为凭。这些案例中的所谓“绝症”可能不过是误诊。而且，现代医学已认识到，许多疾病是可以不经治疗就好转甚至痊愈的，在接受假治疗、受到心理暗示时会好得更快。因此某个人接受过中医治疗、吃中药之后病好了，并不能证明中医治疗、中药就是真正有效的，也可能只是起到安慰、心理暗示作用。要证明一种药物、疗法确实有效，必须经过严格的临床检验、统计才行。

一种药物即使真有疗效，如果其毒性、副作用过大或不明确，也不宜使用。虽然至今我们仍然能经常见到“中药是天然药物，没有毒副作用”的宣传，但是由于服用中药导致中毒或出现严重副作用的报道也时见报端。面对这种尴尬局面，中医支持者往往以中医早就有“是药三分毒”的说法、西药也有毒副作用进行辩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药物是否有毒副作用，而在于是否对药物的毒副作用有清楚、具体的认识并让使用者知悉。要知道药物的确切毒副作用，特别是慢性毒性和长期副作用，必须用科学方法加以研究，只靠经验是无济于事的。中医向来认为无毒的许多中药现在都已被发现有毒副作用，甚至是严重的毒副作用，但是至今对中药的毒副作用仍然缺乏像对西药那样的系统、严格的研究，也没有像西药那样详细地说明。对中药的毒副作用不了解，或虽然了解但不告知的做法，导致一般消费者误以为中药没有毒副作用，害人不浅。

连最热衷的中医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医现在已经衰落。虽然三甲医院按要求必须设有中医科，但据一家三甲医院的统计，去看中医科的患者仅占3％。即使是所谓“中医医院”，也早已改成采用现代医学检验、治疗方法为主。然而，中医在国内日趋衰落的同时，却一直有中医支持者宣称中医已走出国门，在西方发达国家发扬光大。官方媒体上一则“美国FDA承认中医是科学体系”的谣传更让一些中医支持者觉得扬眉吐气。而实际情形是，美国至今没有承认中医的合法地位，也没有一种中药被批准做为药物上市。进入美国市场的中药都是做为不能宣称能治病的保健品销售的，而且主要在唐人街华人圈中销售。中医在西方国家是做为一种被边缘化的另类医学而存在的。尽管在将来某种中成药有可能在经过科学检验后也在西方国家被批准做为药物使用，但是中医的另类医学地位不可能发生根本的变化。

在现代医学兴起之后，传统医学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在中国由于政策保护、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等因素，使得中国的传统医学的生命力要比其他国家更为旺盛。但是几十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试图靠政策保护、舆论宣传、谎言欺骗来振兴中医，要与现代医学一比高低，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过，我们批评中医的非科学性、质疑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揭示中医药的真实情况，并不是要全盘否定中医药。中医药中仍然有一些有价值的部分值得去挖掘。

既然中医理论体系不是一个科学体系，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科学的医学理论体系，那么就应该废弃过时的、不科学的中医理论，而代之以现代医学理论。也就是说，不宜再在医疗中使用中医理论，也没有必要试图去证明中医理论的科学性、为其寻找科学基础——几十年的历史也已经证明，这种“科学”研究只是在浪费中国宝贵的科研经费。但是，我们并不否定中医理论体系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可以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把中医做为一种文化遗产进行研究。

中药、针灸等中医疗法既含有古人长期医疗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许多宝贵经验，也含有大量的谬误，必须进行必要的鉴别，用科学方法检验其有效性和安全性。一旦获得验证，就可以被现代医学采用，成为现代医学的一部分。只有废弃中医理论，并用国际公认的科学方法检验中药和中医的其他具体疗法，中医中的某些合理成分才会得到保留，中医的贡献才能获得公认，从而融入世界医学的主流。

2008.2.6

(XYS20080420)

◆　　　　　　　　　　　　谁是千年第一人

新语丝“读书论坛”(www.xys.org/cgi-bin/mainpage.pl)２０００年１月６－８日讨论合集。

★方舟子：

为什么说达尔文是千年第一人？

牛顿是十八世纪第一人，达尔文是十九世纪第一人，爱因斯坦是二十世纪第一人。如果要在三人中再选一位，我投达尔文一票。三个人的科学发现都是一个数量级的，很难分出高下，但是达尔文的思想比牛顿、爱因斯坦的深刻，人格之伟大更不是牛顿（人品不是很好）和爱因斯坦（家庭关系一塌糊涂）所能比的，三人都是智者，只有达尔文同时也是仁者。

★学力学的：

个人认为老达搞的相当于软科学，观察归纳多一些，有恒心、有毅力、有经费、有时间、方法得当，总会得到一些结果。

但是到硬科学的领域就得拚功力和天赋了，反正爱因斯坦的东东累死我也整不出来。

我认为达尔文的成就绝对无法和牛顿、爱因斯坦的成就相提并论。方版主一向冷静善思，这次头脑发热，恐怕是祖师爷情结在作怪吧？

就说牛顿吧，其成就可以说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推动而且这种推动力是直接发生作用的，翻翻科学史就会知道，这里我无须赘言。而达尔文的东西呢，对人类发展的推动作用并非很直接。没有牛顿的微积分和力学三大定律，可能就没有后来欧洲的工业革命，而少了达尔文，我想仅仅是少了一个学说而已。牛顿提供给了我们改造世界的工具，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但凡研究工作要用到点儿数学的，不会求导数，不会定积分行吗？但是即便不知道达尔文的东东，我看他们照样可以很好地改造世界！谁的工作影响深远不是一目了然吗。

说得再具体点儿，没有牛顿的微积分，就没有后来的微分方程；没有微分方程就没有电磁作用的基本理论；没有电磁作用，数字电路的基本理论，没有这些基本理论可能就没有计算机，没有计算机就没有互联网，没有互联网就轮不到你纵横捭阖，大展拳脚，就没有新语丝……

看看多米诺骨牌一旦倒下，后果多么不堪设想？想想是祖师爷给你留下的饭碗让你成名了呢？还是牛顿的徒子徒孙整出来的东东让你受益匪浅呢？

★whoami：

这样说恐怕不妥，达尔文和爱因斯坦是两种不同类型科学家──即分别以考查探险和逻辑推理为主要研究手段──中的典型代表，且都以他们的勤奋、坚韧不拔、对事实的诚实以及创造性思维成为科学家的典范。

考查探险对人类认识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假如只是采集些标本或发现一些新物种，那么只要“有恒心有毅力有经费有时间方法得当”就够了，若想得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并能经得住进一步检验，则还需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

作为一门科学，进化论一点也不比相对论逊色，而且其革命性更超过相对论。若从人类思想哲学史的角度看，进化论的影响要远大于相对论，毕竟它开天辟地第一回开启了人类认识自身生命史的大门。而且在当时以基督教为绝对主流思想的欧洲，敢于提出进化论光靠科学家的素质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超人的道德勇气。

★霍山：

这似乎是个没什么意义的话题。非要在这三个伟人里选出谁最大来干什么。三个人少了谁都不行。另外，不同意说少了达尔文，仅仅是少了一种学说而已，如果说“牛顿提供了改造世界的工具”，达尔文则提供了改造世界观的最有力的依据。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学说，应该说是挖到了神创论的根基，而后者是阻碍生产力进步的一大障碍。

★penguin：

不同类型，作用同样巨大。

达尔文除了推动生物学往正确方向发展之外，在道义上极大支持并推动着其他自然科学的发展，给上帝创造论者最致命的打击。牛顿和爱恩斯坦是属于智慧型天才，尤其是牛顿，他对数学和物理学的贡献的确非凡。达和牛是属于不同学科的巨人，运用的研究手段不同，不好比较。就个人而言，我更佩服后者的睿智。

★Mr.X：

进化论的提出决不仅仅具有哲学意义。当时，圣经已经成了很多学科继续发展的障碍。比如，与生物进化论几乎同时出现的地质“进化论”（试图以地球内部的渐变来解释地质的巨大变化），就因为圣经宣传地球史只有几千年而无法被接受。各门学科的思想都被禁闭在圣经范围内。达尔文的进化论取得突破之后，这些障碍就都逐渐消除了。

★庸人：

比较牛顿和达尔文，就有点象让关公去战秦琼。

说“达尔文的思想比牛顿、爱因斯坦的深刻”，依据何在？牛顿、爱因斯坦，对宇宙的运转模式，作出本质的洞察，和精确的描述。其视野的宽阔，和抽象的程度，岂是达尔文所能比的？

达尔文的眼光，充其量只在地球上的生物体上打转。当然达尔文有达尔文的长处。但如说他比牛顿强，就不知如何说起了？

至于人格和人品，方舟子应份清两点：公众的，和私人的。伟人的人格，应考察其公众人格。以他们的私人人品，来论他们的高低，未免找错方向了。但，即使是伟人的公众人格，也不应成为评价其伟大的标准。因为你是在挑选伟人，不是在挑雷锋叔叔。

至于牛顿和爱因斯坦，倒可有一比，毕竟他们是同行。我的看法，牛顿是第一个为宇宙建立整体模型的人，其包容一切的气势，和数学技巧的精湛，都是爱因斯坦难望其项背的。当然爱因斯坦的模型更精确。但他只是在牛顿的基础上多跨了一步。就象秦始皇和汉武帝，尽管汉武占有的土地更广，秦皇的地位却是无法替代的。

不过，谈论人物的历史地位，心中要存个念头：自己的看法不过是一家之言。要是非说那个人是第一，并把这当作绝对真理来捍卫，那就要闹笑话了。

★whoami：

比起广阔的宇宙，地球上的生物当然是无穷小。可不幸的是，人类就是这无穷小中的一员。作为认识的主体，认识自身和认识外部宇宙哪个更重要，更不易就不是用体积能衡量的了。当然对那些认为进化论只是个信仰的人来说，达尔文比不上牛顿是显然的。

关于人格，我想人格不应有甚么公众私人之分，否则就只是虚伪而非人格。当然在谈人格时应尽量少点道德偏见。

★方舟子：

牛顿和达尔文谁更伟大？这是个老问题。

我之所以会想起这个问题，是因为看到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里面说：

“我可以告诉你，‘达尔文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而你可能会说，‘不，牛顿才是最伟大的嘛’。我希望我们不要再争论下去了，应该看到，不管我们的争论结果如何，实质上的结论是不受影响的。我们把牛顿或达尔文称为伟大的人物也好，不把他们称为伟大的人物也好，他们两人的生平事迹和成就是客观存在的，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达尔文在生前就已被英国知识界公认为与牛顿同样伟大的人物，死后葬在牛顿身旁。这两个人，一个开创了物理科学，一个开创了生物科学，谁更伟大，看你是搞哪一行的。所以我才说在科学上难分高低，而改从思想（指哲学思想）和人格上入手。要评伟人，人格的魅力也是一个因素，呵呵。

在科学意义上，爱因斯坦稍差一些，因为他不算鼻祖，只是在牛顿的基础上翻出一番新意。伟人不能让搞物理的占全了，呵呵。

★庸人：

人格的魅力，还不如说是精神魅力。

当中学生们开始立志献身科学的时候，他们脑海里的先驱，是牛顿的多一些，还是达尔文的多一些？

达尔文为人可能不错。但说到精神力量，恐怕远不如牛顿那种要把上帝的藏身之处，看个一清二楚的气势。

哲学思想上，牛顿那种，要用精确定量模型，囊括现实的思路，基本还是科学的主流。生物学家们，是不是也在尽力把生物学“物理学化”。

★方舟子:

要说精神力量，牛顿也不如达尔文。牛顿只是要知晓上帝的秘密，晚年不就改行研究神学一事无成了嘛。达尔文则干脆是把上帝一脚踢开。

我在中学立志献身科学时，脑海里达尔文的形像多些，所以学了生物。庸人脑海里牛顿的形像多些，所以学了物理。

生命世界太复杂了，不象物理世界那么简单，是根本不可能物理化的。

★筋斗云：

从对社会的贡献，当然是一个角度。不过哲学上意义有所夸大，到达尔文之时，现代科学已基本成型，哲学已经意义不太大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如果其中一人并不存在，会对人类社会有多大的影响。

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大致比同龄人领先二十年，这是比对同时期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发展过程的结论。没有天才的量子力学直到一九二七年才提出测不准原理。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更为自豪。一般认为将物理学提前三十年。加起来，五十年。

牛顿：那时候的信息传递比较慢，一般认为推进科学五十到一百年。

达尔文：与华莱士同时发表，所以没有达尔文，自然选择的学说也是会出现的。达尔文的丰富资料加快了学说的成熟度与传播速度。达尔文为了让学说更证据充份，花了极长时间收集资料，他这是一个失误，忘记了科学不是一两人的研究，越快提出来，越多的人参与研究，接受得越快。可以说大致推进了生物学十到二十年。

我崇拜的伽利略却不在其中，很是奇怪。伽利略天文观察、物理学奠定实验为证，可以说是现代科学的基石。没有伽利略，我觉得大概会延后一百到两百年。一个证据：罗马教庭惩罚伽利略后，意大利有两三百年无物理学家。

★方舟子：

如果没有达尔文，就算有华莱士独立提出自然选择学说，也会象孟德尔遗传定律一样被埋没掉。

华莱士的自然选择学说缺乏论证和材料。他和达尔文的论文一起发表后，并没有引起注意。只有在《物种起源》出版后，才以其详细的材料和严密的论证激起了反响。华莱士自己就把自然选择的发明权归于达尔文一人。“达尔文主义”这个词就是华莱士发明的，他自称只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

达尔文从发现自然选择规律到发表，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做准备工作。如果早一点发表是不是就好呢？也不一定。太草率地发表可能或者不受重视，或者被扼杀。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科学理论，而是会造成社会震撼的离经叛道的学说，自然是越谨慎，准备越充份越好。

★庸人：

科学的基石有两块：实验，和数理模型。伽利略只是开发了两种工具中的一种。牛顿对数学分析的创立，是完善了另一种工具。更重要的是，运用这些工具，建造起科学大厦的，是牛顿。爱因斯坦，干的是内外装修的活。

★筋斗云：

伽利略已经采用数理模型了，在之前的哥白尼也已如此。牛顿在于他第一提出了三大定律，特别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观点。他最大的成就依然是物理概念。而伽利略可以说是为整个科学奠基。

★whoami：

判定一个科学家的成就应当看他对所从事领域及整个人类思想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而深度和广度又因从科学家所创立的学说（理论）及其研究方法两方面来考察。就学说本身而言，影响越深远越广泛说明它越接近事物的本质越具有普遍性。研究方法是否具有一般性则决定了它在科学中的影响力。一个科学家只要在任何一个方面做出具划时代意义的创造性工作，就可称为伟大的科学家。

牛顿、达尔文和爱因斯坦都创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他们的学说不仅对科学而且对整个人类的思想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牛顿不仅发现了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更重要的，他的相互作用及其影响下的运动的概念为今天乃至今后的物理学大厦搭起了基本框架。达尔文则是系统地科学地考查生物尤其人类生命起源及演化机理的第一人，他的自然选择理论至今仍是生物学的基石；他的“所有生物具有共同祖先”的假说所引起的震撼与困惑一直伴随着人类，并将一直伴随下去。较之牛顿及达尔文的开天辟地之功，爱因斯坦则以他的严密深邃为世人展现了一个崭新的物理世界。自牛顿打破人类关于“上、下”的日常经验后，爱因斯坦再次使人类相信“日常经验不可靠”，并演示给人类如何将这种不可靠的经验以优美的形式纳入更一般的原理之中。

从研究方法来看，达尔文和爱因斯坦都无法与牛顿比。牛顿首创了把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物理使其成为定量科学（并为此发明了微积分），他的这一思路至今仍是物理学的基本方法，且被几乎各个领域运用。达尔文只是沿用了过去博物学家的探险考察方法，在分析手段上也没有重大创新。爱因斯坦也是沿用传统的理论物理方法，即分析方法。尽管他创造性地把非欧几何引入了物理学开阔了人们的思路，并把思想实验的运用推到了艺术化的境界，但比起牛顿来，其一般性要逊色很多。

假如抛开实用目的，单从探索未知认识自然这一科学的第一目的的角度来看，三位巨人的科学成就该如何评判呢？

以上只是些个人观点。我倾向于投牛顿一票，只是“倾向”。

★元江：

舟子提出在牛顿，爱因斯坦和达尔文三位世纪人物中选出千年一人。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认不住也来搀和几句。

要比较科学家成就的大小，应该比较其科学发现中的真理度。怎样来定义真理度呢？

试试这样的真理定义：“不计平凡例子，真理是一种确切的表述，这种表述的内涵应可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得到肯定的研证”。如采用这样的真理定义，真理度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确定：

１）表述的确切程度。（秋水文章不染尘）

２）表述可得到研证的空间范围。（放之四海而皆准）

３）表述可得到研证的时间范围。（天不变，道亦不变）

从表述形式来看，牛顿和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科学发现都是数学表示，而达尔文的科学发现是文字描述。在科学界一般而言是认为数学表示是高于文字描述的。

牛顿力学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力学之可研证性在空间和时间的范围上要大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

这样看来，在这三人中达尔文可算是老三。

那么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排名呢？牛顿力学可说是博大精深，可它全都得在绝对时空这个舞台上显示。爱因斯坦的理论一出，把绝对时空这个观念破掉，而且把能量与质量等价起来。凭这两点，从真理度来看，还是得排爱因斯坦在前。

可是用这样的标准来排名似乎显得不公平。如舟子就说“按庸人的说法，搞生物学的人是无论如何都比不上搞物理的了”。不仅是有由学科不同带来的不公平感，就是在爱因斯坦和牛顿之间，也有网友会觉得爱因斯坦在很大程度上是占了牛顿的工作的便宜。可这是没有法子的事。好比大家评全球１００首富，比尔·盖茨是第一名。你不能说因为他的视窗学自于苹果，Word学自于WordPerfect，IE学自于Netscape，他的财富来的不公平，就不承认他是首富。

牛顿在哪一点上是铁定超过爱因斯坦的呢？我觉得是微积分。也就是要创立一个恢宏的物理理论连带还得创立充份表述这个理论所需要的数学工具。这种大手笔好像还没有第二个科学家能望其项背的。海森伯格创建量子力学的成功是直到听人介绍了矩阵后才完成的。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在学了数年的黎曼几何后才建立的。因此，如果我们不仅仅是以理论本身的成就来评价，而且还考虑创建理论过程中所展现的人类智力的辉煌和气魄的话。牛顿应是千年一人。

达尔文在何处能与牛顿及爱因斯坦相比呢？在反潮流上。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剥夺了宗教的最后一块领地。这个工作可与物理中的伽利略相当。而生物学里大概还没有象牛顿和爱因斯坦这样的大才出现，所以达尔文的学说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penguin：

物理实验的一大优点是可重复性和可预见性。牛顿力学是建立在严格的实验基础之上的，物理实验都是理想化的实验，其他学科很难做到这一点。化学发现偶然性超过预见性。

个人认为，达尔文的野外观察也是一种实验。实验本身就是观察物理过程，地质的野外实验就是观察纪录。不同的是，地质和生物都不可能理想化，离开具体条件，就没有地质和生物了。

★方舟子：

数学表示未必高于文字描述。恐怕是物理学界才认为数学表示高于文字描述吧。实际上对生物科学而言，绝大部份都是依靠文字描述，跟数学没有任何关系。我写的论文就跟数学一点关系都没有。

生物学中，数学化程度最高的反倒是根据达尔文开创的自然选择发展出来的群体遗传学，里面用到了许多非常复杂的方程，大量使用微积分，我都看不大明白。这门学科本来就是数学家搞出来的。

生物学的绝大部份都是不可能数学化的，都只能用描述的方法。一方面生命世界远比物理世界复杂，另一方面生命现象同时具有功能和历史两重性，都不可能数学化。因为物理是最早建立起来的科学，所以人们习惯于把它当成了科学的标准，而忽视了各学科的不同特点。我介绍过的迈耶就是致力于消除这种偏见，指出生物学有跟物理学不同的科学特点，必须使用不同的标准。

以后生物学有没有可能再出现达尔文那样甚至高于达尔文的巨人呢？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很难再发现象进化论那样的“普遍真理”。这跟能不能数学化没有关系，我上面已经说了，进化论早就被高度数学化了。

★元江：

我知道生物学中现象是远远比物理中的现象复杂，它同时会包括物理的，化学的各种变化还要加上生命自身特有的各种变化。要数学化的确很难。我可以撤回“数学表示是高于文字描述”的这个论断，不过仍持保留态度。

但是舟子，你真那么认为达而文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吗？生命科学可是一门正在蓬勃发展的科学，难道只能是为“进化学说”填补细节吗？如果是这样，生命科学就有点悲哀了。

我倒是觉得物理在逐步走向衰落：－（

★方舟子：

为什么说达尔文很可能是空前绝后的？

我前面说过，生物具有功能和历史的两重性。功能性的理论基础是基因论，历史性的理论基础是进化论。基因论的建立有点象量子力学，是由众多杰出的科学家合力促成的，而进化论的建立则有点象相对论，基本上靠达尔文一人之力。量子力学的重要性不亚于相对论，但量子力学的创建者当中却无人可以跟爱因斯坦相比（波尔还是要差一些的），同样，基因论的重要性也不亚于进化论，但其创建者中也无人可与达尔文相比。

也许有人会问，如果有谁能把基因论和进化论统一起来，成就不就要超过达尔文了？这项生物学的“统一”其实从三十年代开始，在五十年代就已经完成了（所谓新达尔文主义或综合学说），其伟大也的确不亚于达尔文的进化论，但不幸的是，它也是由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合力促成的，并没有特别突出的巨人可与达尔文比肩。

在十几年以前，对生物胚胎发育的机理还搞不清楚，被称为生物学有待解决的最后一个理论问题，很多人认为在这方面说不定能有大突破。但现在已知道发育的机理其实非常简单，用基因论和进化论即可解释，无需另成一家。这样，从遗传、发育到进化，就都统一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生物学要比物理完美，物理到现在也还没有完成统一，呵呵）

现在生物学正蓬勃发展没错，但只是越来越细致、深入，越来越偏向实用，见不到在理论上有重大突破的可能和必要。即使在理论上能有重大突破，现在的生物学研究采取的是实验室合作方式，而不是靠一人之力，所以象达尔文那样的巨人，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

科学的方法是观察（实验）－归纳－推理－验证，跟牛顿一样，达尔文对这四方面都一手包了（爱因斯坦则是动脑不动手）。达尔文并不只是做野外观察，他也做了许多实验。比如，他认为海岛上的植物是从大陆植物进化来的，那么当初大陆植物又是怎么过去的呢？他认为一种途径是种子从海上漂流过去的。这个假说要能成立，种子必须经过海水长时间浸泡还能发芽。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对他所做的这个实验有详细的介绍。

★罗亭：

记得读书时有一年考试，教授布置了一篇回家写的读后感。要读的文献是Vannevar Bush为建国家科学基金写的建议书。此文不长，但为考试囫囵吞下去的东西，如今已忘得差不多了。唯一还有印象的一段文字（大意）是说科学这个东西是讲不得民主的，如果在科学问题上不听专家随民意的话，那么要不多久，这样的标题就会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报纸上：

参院昨以压倒多数否决牛顿定律
或者
众院全票通过法案以地心说代替日心说

读罢一笑之余，觉得老先生也未免太危言耸听了一点。离了日心说，自十五世纪以来逐渐建起的现代科学的大厦岂不得轰然倒塌，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文明不也得随之格崩？美国的议员再无事生非，也不至于到自绝生路和哥白尼过不去的地步吧。

前天在读书论坛上看到一篇“中国学生”写的“科学不等于思辨”的张帖，才知道原来还真是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要将日心说踢出科学殿堂的。按“中国学生”的说法，因为科学不等于思辩所以没有用到数学和实验的哥白尼“太阳说”（“日心说”？）就不能是现代科学的基础。此话说得大胆而轻巧，只是抽掉地球围太阳转这个前提，你倒给我讲讲如何用牛顿力学来解释天体运动。当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我们可以以更完善的方法去证实或更精深的理论去推出这一前提。但这难道就意味着前提本身的科学意义就可以被否认了？顺便说一句，即使“科学不等于思辨”，思辨仍可以是科学的一部份，所以要使你的立论成立，话要倒过来说，即“思辨不等于科学”，或者更干脆一点“思辨不是科学”！

１２月３１日晚，Biography Channel播放了一个节目介绍千年来最有影响的一百人。据主播讲，因为过去一千年中人类社会最大的成就是科学的进步，所以选出的前十人中一半是科学家。他们是：伽利略（１０），哥白尼（９），爱因斯坦（８），达尔文（４）和牛顿（２）。既然这五人排在同一层次，“中国学生”的另一高论，“达尔文，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哥白尼”倒也不错，只是古今中外象达尔文那样充得起这个量的能有几人？

在我看来，搞科学的人中，依靠前人所建立的理论前题和研究手段拾遗补缺写凑数文章者，不妨引其为难兄难弟；创造性地发挥前人的前提，使用已有的手段发掘出前人所未见者，则应认其为师父；抛弃前人的错误体系或突破其局限，为后人开出一新天地者，那是非尊其为祖师爷不可的。以此为标准，前述五人都有资格称祖道爷。在祖师爷中还要再分高下的话，一条路是去比较他们开出来的天地的大小。但这么做一是须对各位所在领域有相当透彻的了解，非我等力所能及，二是结果往往取决于评论者对领域的偏好和观测角度，仁智互现。这样的话，倒还不如用别的理由给他们排排座次。

其实如果评选再往前回溯一千年的话，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铁定榜上有名。尽管他的具体论断早就被捅得千疮百孔了，但由他集大成的形式逻辑则自古至今一直是各个领域的科学家进行严格论证必须遵从的范式。由此看来，科学巨匠的成就也可体现在为后人创立一套普适众多学科的进行科学探索的规范方法。前述五人中在这个意义上做出重大贡献的一是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抛绣球，从斜板上滚滑车，从而把在控制条件下进行实验的方法引入了科学研究。二是牛顿，建立了一套以数理分析为基础的研究框架。两人以外，剩下的也只有达尔文了。他对自然界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从对蛛丝马迹的辨析中归纳出自然发展的一般规律，并通过进一步的观察加以证实或证伪。当然有人会说，早在达尔文之前，天文学家就在用观测来的数据推导反映天体运动规律的一般方程了。但达尔文模式的独到之处在于揭示了从观测中不但可以提取自然当前运行的规律，还可以发掘出自然从古到今的演化规律。并为后人留下了如何发掘的典形案例。这样的模式，在二十世纪以前的天文学里，似乎也只有在康德的星云假说里能见到点雏形。

还有可谈的就是在宗教信仰，愚昧无知和政治需要所造成的逆境中坚持理性的科学勇气。从这方面来讲哥白尼和伽利略是不必多说的楷模。但有了这两位和其他前驱的披荆开道，年代稍后又不在欧洲大陆的牛顿就得不到一个考验机会了。同样被免试的是爱因斯坦。虽然希特勒也烧过他的书，但出了纳粹统治的那一段时空，非科学性的东西从未对他的理论有过像样的过不去。就是费尽心机拼凑起来的纳粹学者的结帮鼓噪，也被老人在大洋彼岸轻轻一句“如果我错了，有一个教授证明就够了”反震出十万八千里去。相形之下，晚于牛顿，早于爱因斯坦的达尔文就没那么幸运了。进化论既直接了当地与圣经唱反调，又明目张胆地挑战世人的固有信念，所以颇受青睐，是一、二百年内非科学的歪曲、攻击、谩骂的最爱。既使在一个世纪后科学最发达的美国，我们不也还能感受到对进化论的围追堵截吗？不过对屡证不伪的进化论来说，非难之持久，围攻之凶猛，体现出来则是创立并始终坚持这一学说的达尔文勇气之过人和科学精神之非凡。

从以上三方面（建立学说体系，创立研究规范，坚持科学真理）的成就来看达尔文和历史上任一科学家相比都不逊色。方舟子选他为千年一人虽不能说是唯一正确，但也绝对合情合理。

给科学家排座次不是科学研究，主观偏好占很大成份，对错之分也不那么严格。所以我等外行的想就达尔文的历史地位来点泛泛之谈，内行们也许会给一点置喙之地。但要谈得不太离谱，必要的知识准备和自知之明大概还是要的。再不济也得搞清被评论者所处年代吧。刚才还在问达尔文为什么没被选上本世纪伟人，一转身便绷起脸来大谈达尔文的成就如何不如牛顿和爱因斯坦。对这样的帖子除了夸一句写的人真幽默以外，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说的。

网易探索频道问：在生命科学领域，哪个发现最伟大？

方舟子答：在所有生命科学的发现中，达尔文对进化论的发现最伟大。进化论为生物学提供了大理论，奠定了现代生物学的基础。但是进化论的影响绝不局限于生物学界，甚至也不局限于科学界，它具有深远的思想意义和社会影响。

进化论的“共同祖先”学说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所有生物的起源，而且牢固地确立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进化论的“自然选择”学说则为科学方法和哲学思想提供了一个极有威力的崭新观念。达尔文将上帝彻底驱除出科学领域，推翻了形形色色的神创论，也拒绝了目的论，因而否定了所有的超自然现象和因素。由于达尔文进化论，科学的、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和生命观才成为可能。

达尔文因此领导了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理性革命。这场革命统一了生命与非生命两个世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生命观、宇宙观和方法论，波及了几乎所有的科学和人文领域。

另外，把针灸列为“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技术发明”是笑话，针灸至今没有获得国际医学界主流的认可，其影响并没有走向世界。

方舟子在云霄勉励中学生文理科不可偏废

本报记者  黄树金
厦门日报2008-03-20

3月16日，名震学界的学术打假英雄方舟子，应云霄立人学校之邀，在校内做了演讲，与师生进行交流互动，引起热烈反响。回到云霄故乡的方舟子畅谈了人生、学习与科学，赠言学生做到“脑中有科学，心中有道义，手中有技术，脚下有实地。”强调学生读书做事既要坚持科学精神，又要勇挑社会责任。当天，本报记者专访了方舟子。

中学生文理科不可偏废

记者：你在演讲中，强调学生在学习中要始终坚持科学精神，文理科不能偏废，为什么？

方舟子：中学阶段可谓“通才教育”，学生学到的是“通才”知识。中学的每个科目，都是学生将来走向社会的基础知识，这方面在大学阶段也比不上。即使是学政治，也有利发展学生的思辨能力，提高学生记忆力。学好语文对学生的写作能力也大有帮助。现在出现的学术造假现象，有的是由于专家学者写作能力差，虽有研究成果但写不出来，就去抄袭他人。古人说，文以载道。古今中外的许多文学作品，就有许多“道义”知识，包括为人处世的道理，对学理科的学生也是大有裨益。因此读理科的学生不可把文科全部放弃。

理科知识大多是自然科学范畴的，读文科的学生有了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就不会轻易上当受骗，不相信伪科学，自觉抵御假冒伪劣产品；另外，理科知识富有条理性、逻辑性，文科的学生学些理科知识，将来做人、做事会比较规范。

多做课外兴趣活动

记者：目前，由于体制的因素，应试教育还是占主导，这就导致学生的课业负担很重。你对此有何看法？有没有办法让学生学得轻松、有趣，又能应对应试教育。

方舟子：我一贯反对给学生增加课业负担，学生的课业要科学合理。我认为要给孩子留下自由发展的空间，让孩子个性得到一定发挥。不要强迫孩子学这学那，特别是学不兴趣的东西，死板按照老师和家长设计的模式要求孩子。也没必要要求孩子非上名校不可。我的孩子长大后，我也不会强迫学这学那，除非孩子有兴趣。最近在全国“两会”中，有委员和代表提出要增加中医教育和繁体字教育，学生的课业负担已经够重了，有这个必要吗？

在学习中，我认为学生要善于培养和发现自己的兴趣。在不耽误学科学习的前提下，课外多做些自己感兴趣的活动，才能更好地学习。这是培养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学习的有效途径。读中学时，我十分兴趣制作生物标本和写朦胧诗，经常到野外采集生物标本。我也喜欢中国文学，一上中学就读了许多诗人写的朦胧诗，就学写诗歌，大学还常写，并加入科技大学的诗社，陶冶性情。但时间安排得妥当并不影响其他学科的学习，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课外兴趣对我学习专业帮助很大。

科学与道义二者缺一不可

记者：你勉励学生不仅做到“脑中有科学”，而且做到“心中要有道义”，二者缺一不可吗？

方舟子：青年人固然要勇挑社会责任，做个有社会责任感、有道德的合格公民。但是光有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还不够，也不算“合格”，达到“合格”还要具有科学的头脑，坚持科学精神，不然往往是好心办坏事。反过来，青年人假使掌握了科学知识，具有科学精神，但缺乏社会责任，没有远大理想，关起门来做研究，对社会也没有多大用处。

因而，我认为青年人，不管读书也好，做事也好，要坚持科学与道义。

　　“保健大米”被指虚假宣传
　　厂家已起诉质疑者方舟子 方舟子称如对宣传打假有利愿意应诉

　　北京青年报08/04/16

　　本报记者倪家宁　报道4公斤大米199元，并声称具有部分保健功能。自去年12月天价德润生大米登陆北京市场以来，一直饱受争议，今年2月以来对“天价保健大米”的质疑声更是此起彼伏，一直“保持沉默”的北京德润生贸易有限公司，昨天就“天价保健大米”被质疑的种种说法对本报作了回应。同时德润生表示，他们已经起诉以“科技打假”著称的学者方舟子，他们认为其不但对媒体发表了“不负责任”的言论，还将这些言论贴在了自己的博客上。

　　■保健大米遭质疑

　　199元一桶4公斤的大米，自出现以来就成为争议的焦点，高昂的价格被冠以“天价保健大米”之名，同时针对其成分、营养和宣传方面的质疑和指责声也不绝于耳。在“天价保健大米”的生产厂家德润生的宣传中，这种大米含有一种叫做CEB的物质，是一种对人体机能有益的细胞营养素，其中包括强抗氧化因子SOD，可提高人体耐力和免疫力、增强人体抗疲劳能力，这也是其价格高于普通大米30倍的原因。

　　虽然德润生大米最早登陆的是北京市场，但是质疑声却先从上海传出。今年2月，上海打假名人王海东，第一次向当地工商部门投诉德润生大米，认为其涉嫌“虚假宣传”，以此为始，“天价保健大米”饱受诸多争议，方舟子更是在多家媒体的采访中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在初期，所有质疑的焦点都指向德润生大米是否存在虚假宣传以及其广告宣传是否违规。

　　■被质疑焦点：虚假宣传

　　在德润生大米的一些宣传材料中，曾经出现“国家体育训练总局的运动员专用健康大米”、“中国航天员中心特供大米”、“国务院机关特供大米”、“钓鱼台国宾馆特供大米”等内容，而今年2月下旬之前在上海使用的介绍材料中，还有印有航天员杨利伟形象的宣传单。有些宣传彩页上还印有介绍其保健功能的内容。

　　在王海东向当地工商部门举报后，上海第一食品商店的德润生大米全部下架，但几天后又重新上架，而之前使用的那些宣传材料，很多都销声匿迹了。“本身是大米，却宣传保健功能，还用杨利伟的形象作宣传。”采访中，方舟子说，“抛开这个大米宣传的那些抗氧化功能不说，单就这些广告宣传来说就是违规的。”另一方面的质疑则针对“天价保健大米”的抗氧化功能，在宣传中所提到的“对人体机能有益的细胞营养素CEB”和“抗氧化因子SOD”，被不少学者认为“在大米进到肚子里”以后不可能实现。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博士生刘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SOD是一种蛋白质，中文名为“超氧化物歧化酶”。在蒸煮米饭的过程中，高温会破坏绝大多数活性物质，也包括SOD。而即使SOD进入消化道，也没有用，因为它最终会被完全分解为氨基酸才被人体吸收，不可能直接进入人体发挥抗氧化的作用。

　　方舟子对此表示，德润生大米的宣传违背了生物学的“基本常识”。更有一些农业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让大米实现德润生所宣传的抗氧化效果，只有转基因的方式才能实现。

　　昨天，记者来到北京德润生贸易有限公司，公司营销总监徐海涛对于两个月来出现的种种质疑予以了回应。他表示德润生大米并非转基因产品。而对于“营养素CEB”和“抗氧化因子SOD”是否真的在大米被“吃下去以后”有效果的问题，徐海涛说：“CEB营养米的活性成分蒸煮后会损失一部分，但大部分活性仍然保留，而且这种SOD是耐高温的。”这一说法也正是被方舟子斥为“违背生物学基本常识”，对此徐海涛表示，这是德润生的核心技术，认为“违背常识”的人，是因为他不懂。

　　■销售量下降被认为“已经过季”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目前北京在卖德润生大米的地方仍包括百盛购物中心、庄胜崇光、安贞华联等商场。采访中，这些商场都表示，自2月以来，德润生大米在他们柜台的销量都有很大程度的下降，有些地方曾经一天能卖出十几桶，转而渐渐变成现在的两三天才能卖出一桶。其中百盛购物中心已开始对“天价保健大米”打折，原价199元一桶的现在以169元出售。而德润生方面表示，这种打折是商家自己的行为。

　　采访中，这些商场很多都已经知道关于“天价保健大米”的质疑和争议，但他们也普遍表示，在没有最后定论前，只要“天价保健大米”还有销量，就还会继续卖，下不下架，只取决于是否还能卖得动。德润生方面则将商场销量下降归结为“已经过季”，徐海涛说：“我们投放在超市的属于包装讲究的‘礼品型’，2月之前销量好是因为很多人买了用于过年送礼。春节之后这段时间本来就是销售淡季，超市销售量下降是正常现象。”徐海涛还表示，他们产品最大的销售渠道是通过会员购买和团购，买的人主要都是回头客。

　　■德润生已起诉方舟子

　　在连续两个月的质疑和争论中，德润生一直因为种种原因“保持沉默”，昨天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德润生贸易有限公司已经正式起诉方舟子，几天之内就会立案。“这么长时间以来，方舟子一直以自己的知识判断我们的产品，在那么多媒体上指责我们，而且这些不负责任的话还写在了他的博客上，”徐海涛说，“我们一直没说话，只是在收集证据，准备走法律途径解决。”

　　而此时，方舟子却表示，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起诉的事，即便接到法院的通知，是否应诉也会取决于对方起诉自己的内容。“如果对于宣传打假有利，我会应诉的。”方舟子说。

　　■摄影/本报见习记者李嘉瑞

　　■线索提供/吴先生

　　新闻链接

　　德润生公司：上海经销商违规广告已撤下

　　本报记者倪家宁报道走进北京德润生贸易有限公司，进门处可以看到大幅宣传海报，其中也包括那幅“饱受争议”的使用杨利伟形象的宣传海报，这张海报曾经在上海市场上被印成宣传单使用。对此，北京德润生的总经理王麒杰解释，这幅海报他们只允许在公司的内部使用，上海被用作宣传单，是上海经销商的行为，他们已经“严肃处理”过这件事了。

　　据其回忆，今年2月底时，他们得知了王海东在上海当地工商部门投诉的事，调查时也发现上海方面在使用没有经过他们“授权”的宣传广告，随后就勒令上海经销商撤回了这些广告。王麒杰也承认当时上海方面使用的广告是“违规”的，他们随后对自己在全国各地的经销商都作了通告，所有涉嫌违规的广告全部被撤下。

徐荣祥“传奇”真相

2008年04月14日新民周刊

“新闻发布会”的影响力远远不及新浪博客，这一点从博客引来的对徐荣祥质疑的帖子数量就可知一二。“科学家” 徐荣祥，从烧伤药膏起家，直到宣布“攻克癌症”，出道已经20多年，最近他又被自己的“创造”震惊了——他找到了“长生”之术。

撰稿·黄 祺(记者)

这是一个出道20多年的“科学家”，从烧伤药膏起家，直到宣布“攻克癌症”。最近，这个面貌“福相”的山东人，被自己的“创造”震惊了——他找到了“长生”的方法，世界将因此改变，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重出江湖

惊人之语，总能让人在网络上迅速走红。上一次，这个叫徐荣祥的人，凭借指责日本和美国科学界抄袭自己的研究成果，用博客飞速聚集了“人气”；这一次，他说的是“5年攻克癌症”。

2007年底，日本京都大学山中伸弥博士带领的团队和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的汤姆逊实验室，分别在世界著名科学杂志《细胞》和《科学》上发表论文，宣告成功利用人类皮肤细胞培养出人类干细胞。在生物领域，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科学》杂志随后将此评选为2007年十大科技进展，这是科学领域最为权威的一种认可。

正当中国媒体热情报道这个新闻时，12月，徐荣祥开始对日本的科研团队发起“攻击”，称日本科学家“抄袭”了他的研究。此言一出，立即招来大洋彼岸方舟子的质问，方舟子查阅了徐荣祥声称“抄袭”的证据——美国专利US6991 813，然后撰文指出：“徐荣祥用‘干细胞’一词，纯粹就是挂羊头卖狗肉，连他自己在美国专利中也承认与学术界所说的干细胞毫无关系，怎么现在又突然跳出来指控别人的干细胞研究剽窃了他的主意？是欺负国人不会去查美国专利或看不懂英文吗？”

对专业人士来说，徐之“抄袭说”不堪一击、无需一击，但它在网络上招徕的眼球却实实在在，其博客文章的阅读人数短时间内就超出了50万。

开博不多不少正好3个月时间，一共38篇博客文章中，徐荣祥从烧伤治疗一直说到干细胞、中老年胃肠道疾病、吃肉减肥，最终以“攻克癌症”收尾，仿佛一次完美的个人演唱会。每一个话题，都像磁铁一样吸引人的注意力，要么是普通人一知半解的科学“流行语”，要么关乎大多数当代城市人常见的健康问题。

徐荣祥不是“横空出世”。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一些媒体的记者，接到一个叫徐荣祥的医生发来的“新闻稿”，“新闻”是为了宣传他发明的“烧伤湿润暴露疗法及湿润烧伤膏”。那一次，徐荣祥的身份是一个“有为”医生，他在北京开办学习班，推广他的技术和药膏。

从1990年代中期后，徐荣祥的名字淡出人们的视野。2006年11月26日，徐荣祥“重现江湖”，现身之地是新浪博客。事实上，在此前的8月，他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称5年以前承诺的“组织器官克隆”已经完成，这一次他的身份已经是一家公司的董事局主席和“科学家”，这家公司主要的产品还是烧伤药膏和保健食品。

“我每天早上起来写2个小时的博客。”博客背后的徐荣祥，有人形容长得像歌星刘欢。“美宝集团”会客室十分阔气，绿色地毯上印满公司的标志，端茶送水的女职员身段婀娜，着统一的套裙。沙发后的玻璃屏风上，描绘着古代美女图，公司的装潢出自徐荣祥自己的设计。美女们的脸庞辉映着他春风得意的神情，他笑得眼睛都眯缝起来，老板派头十足。

“我现在不愿意接受采访，就怕别人说我对。”徐荣祥多次说起这句话。这个从“出道”起就充满争议的医生，总是跟别人用不同的逻辑，语不惊人死不休，正如他自己的评价“我跟他们在两个世界”。但接下来近4个小时里，他还是兴致勃勃地推介着他的经历和创举，话语密集、嗓音洪亮，始终很兴奋的样子。当然，他把自己如此旺盛的精力，归功于他研制出来的“长生”之术。

“攻克癌症”

不过，一些了解徐荣祥的人却断定，徐荣祥的“长生术”不是他的营养，而是偷换概念之道。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的郭礼和，在5年前曾经受邀参加徐荣祥的一个专家听证会，那一次答辩，郭礼和说他已经领教了徐荣祥偷换概念的功力，当他看到博客上徐荣祥“攻克癌症”的宣言时，已经见惯不怪了。

徐荣祥的博客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是从其话题涉及癌症后开始的。2008年1月，徐荣祥在博客上发布“攻克癌症宣言书”，召集癌症病人加入“养生”行列。

为了避免成为“非法实验”，徐荣祥说他只接纳放弃了医院治疗的病人。“医院宣布放弃医学治疗的人，可以来报名，谁也管不着阎王爷管的人。”他说，有1000多人排号，最后200多个符合条件的病人参加了实验。

“247例，只有7例走了。”3月22日接受采访时徐荣祥公布了这样一个数据。“世界上癌症病人放弃医学治疗 3个月，才不到10％的存活率。”按照他提供的数据作比较，他自己的“试验”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记者就此咨询了蔡德江医生，他曾经长期担任香港玛丽医院(Queen Mary hospital)肿瘤科主任。蔡德江医生介绍说，癌症末期病人的生存时间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病情、严重的并发症和支持治疗的水平等等，“他的病人能够多活上半个月，本身毫无意义”。

不过徐荣祥不会在乎这样的批评。为了让记者理解他“攻克癌症”的这种独特方法，徐荣祥很耐心地展示幻灯片，描述他曾经做过的实验。其中一个实验是：“把肿瘤放进老鼠肚子，对比，喂再生物质的(肿瘤)不再长，不喂的长了两三倍。 ”蔡德江医生对此还是不能认可：“通常当癌细胞被植入活着的动物体内，这些癌细胞因为排异反应而不会成长，除非这动物像裸鼠那样没有免疫力。”“我不相信他的言辞。如果是这样，世界上各大企业都会来敲他的门，他不仅可以得诺贝尔奖，而且将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对于徐荣祥声称“再生养生”对末期癌症病人的作用，郭礼和说，癌症病人的病情受心理影响的程度可能达到10％，被号召来“养生”的病人，显然不符合“双盲”实验规则，并不能说明问题。

“从目前徐荣祥所公布的东西来看，只给了我们一些新奇的在概念上十分模糊的名词，给了我们爆炸性的新闻，恰恰没有给我们实实在在的科学成果。”已故的生物化学家邹承鲁是质疑徐荣祥的人中最著名的一位，邹承鲁2002年对徐的批评，放在今天似乎仍然击中要害。

“长生”原理

如果徐荣祥的“再生物质”真的能达到他描述的效果，那么，恐怕人类积累的医学知识，都要因此失效。可是，他的 “长生”原理究竟是什么呢？

直到采访结束，徐荣祥也没有展示他神奇的“营养物质”，但在描述怎样筛选出“营养物质”的时候，他提到实验中的“培养液”就是“胶囊”，“胶囊”全名是“美宝牌胃肠胶囊”，是一种标注“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的“保健食品 ”。“我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食品，你谁也管不着。”

要理解徐荣祥提出的“再生理论”，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他滔滔不绝的山东话中，经常时空交错、人物繁多。听懂以后发现，他的所有理论，万变不离其宗地与他当年的烧伤“发现”有关。

徐荣祥一直强调的一个结论是：他发现了让烧伤皮肤愈合的原因是干细胞，从皮肤再生受到“启发”，他做了很多实验证明其他器官也能“再生”，于是，就有了2002年“承诺5年完成克隆组织器官”的故事。

首先，关于是不是徐荣祥发现了皮肤愈合的原因是干细胞，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位整形外科专家说，发现干细胞这样的重大成果，必须在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并得到验证和认可，但徐荣祥没这证据。不过，跟这个争议相比，2002年关于“克隆组织器官”的话题更加热闹，从那个时候开始，网络上开始出现质疑徐荣祥的声音。

2002年，徐荣祥宣布5年完成“克隆组织器官”，《科技日报》主持召开了专家听证会。按照徐的说法，“听证会上很多专家，没有骂我的”。

记者查看当年论证会的记录，发现专家们的话语客气，的确没有骂他，但质疑的问题并不少。“会上，有的专家质疑要直接一点，有的婉转一点，但大家都觉得他没有在科学的基础上讨论问题。”郭礼和说。

论证会之后，《科学时报》记者再次采访郭礼和对于徐荣祥的研究的看法。“组织就是组织，器官就是器官，所谓的 ‘组织器官’实际上是混淆了两者的基本概念。”郭礼和在采访中说。事实上，当时很多专家都无法接受徐荣祥自己制造和定义的“组织器官”这个词，既然连基本的定义都不能符合公认的规则，那么专家们也无法去认可或者反对“克隆组织器官”。

如果暂且抛开这些质疑不论，徐荣祥说，他的“组织器官”，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制造一个器官用来移植，而是为他筛选营养物质服务。他描述的一个实验是，从老鼠肠中切取一部分，在营养液里浸泡的长出了肠绒毛，没有营养液的坏死了。

郭礼和也谈到对此现象的解释：“根据目前徐荣祥通过不同途径所公布的实验资料来看，其主要研究方法是切取一块组织(如心肌、肝脏)后，用培养液进行组织培养，之后获得了细胞的增殖。对此，我认为仅凭光学显微镜下所看到的细胞分裂和增殖就下结论未免太快、太简单了。”郭认为，细胞增殖可能有很多情况，比如成纤维细胞分裂非常快，但它不是干细胞。

事实上，在听证会之后，徐荣祥邀请听证专家参观他的实验室，郭礼和看了实验后发现，他的“克隆组织器官”，其实就是实验室常见的组织培养，这是一种已存在上百年的简单方法，而不是什么重大突破。

徐荣祥不管这些，他把“肠绒毛”理论推广到人身上。“像庄稼地一样，棒子都枯了，绒毛枯了以后，吃多少东西都不吸收。现在碱地里面都长庄稼了。”他很喜欢用“庄稼地”形容各种效果。

“人的细胞寿命是300年至少，你才活了三分之一。让它后面到了中年以后，就老是在平衡着，再生接力，激发起来，供养它。跟喂猪喂猫喂鸭子一样，把它(细胞)给喂活了，就这么简单，它(细胞)壮了就不生病了。”徐荣祥谈起自己的“壮举”，保持着饱满的热情。

由于并非药物，也非某种治疗方法，所以“营养物质”和“再生养生”都不需要经过药物或者医疗管理部门的批准，徐荣祥一口咬定他所说的一切都是“食疗”，仿佛生怕听众自己理解偏了。“我跟科学界不是争夺科学地位，是争夺人群，让更多的人相信它。怎么办呢？我走的是食品路线，符合国际食品标准，谁也管不着。”

在被徐荣祥的各种实验和眼花缭乱的专业概念弄晕之前，他终于用一句话总结了他的“长生”理论：“不管西医中医都是针对病的，我们是针对好细胞的，所以我们不反对医。人之所以抗感染，就是有抵抗力，我们就是要营养这个抵抗力。”

增加抵抗力，预防疾病——这与我们从小学到的常识，非常相似。

为何不发表论文？

“我现在抛开科学层，有本事你和我竞争病人，我做历史性的科学家，让后人看。”“两个世界”理论是徐荣祥阻挡学术界各种质疑的防弹背心，当别人用科学研究的普遍规则来要求他时，他就要“抛开科学层”。

徐荣祥很喜欢讲这些年来科学家们对他的批评和质疑，他绘声绘色模仿别人对他的批评，也引用“他不是精神病就是个大骗子”这样经典的评价，然后哈哈一笑，表示不屑。

“在中国推广湿性烧伤疗法，他的确是比较早、比较卖力的一个。”徐荣祥早期工作是得到业界人士认可的，但接受采访的一位整形外科专家说，徐荣祥的一些夸张的提法，让专业人士无法接受。“如果一种治疗能够让三度、深二度烧伤不长疤，那么我们就再也看不到带着烧伤疤痕的病人了。”

这位专家说，科学上允许任何假想，问题是，是否能证明假想是科学的，可以实现的？科学界的规则是，发表专业的论文来公布事实，然后让别人来重复和验证，才能宣告一种新方法或者新理论的成立。而对于徐荣祥的质疑，最致命的一点就是，为何拿不出权威杂志发表的论文。

“我们非常想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但学术观点不同，是不可能的，再一个，拿钱可以发表，我们国家好几个，拿钱可以。”对于这个疑问，徐荣祥先把学术杂志的公信力指责了一番。按照他的说法，世界上基本上不存在客观公正的专业杂志。

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基础研究成果的发布，都是以在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为途径，《科学》(《Science 》)《自然》(《Nature》)等杂志，是全世界公认最公正和权威的学术刊物，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国际上的学术杂志，并不收取发表费用。

但徐荣祥却偏偏对这些视而不见。徐荣祥过去关于烧伤治疗的科研成果，最终发表在《中国烧伤创疡杂志》上，他是这本杂志的主编，但他说，杂志采用这些论文，并不因为自己是主编。“先专利先发表，后面再说。我说《科学》(《Science 》)杂志和我的杂志，在国际上是一样的版权。他们杂志再有名声，那是别人认可，但在法律上，咱是一模一样的，我要让它认可，恐怕这辈子不可能。”

关于专业杂志不接受他的论文，他还有另一个说法。“现在理论体系(指他所说的再生养生)都是灭他们的，他们不可能签字。那怎么办？”

“我要当救世者”

虽然已是“知天命”年龄，徐荣祥却保持着年少轻狂的“野心”，他的设想是有朝一日全人类都能享用他的“长生” 营养，“我最终的理想，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像加油站一样，都可以把你的营养补充，太容易了，弄成液体，装在易拉罐里” 。

“我一心一意地要当无产者，当救世者。”徐荣祥的声音飘荡在他的会客室里。他纠正记者说是“救世者”而不是“救世主”，对词语的敏感，是他一大特点，就像2002年专家听证会上，与专家辩论“组织器官”不是“器官”也不是“组织”一样。

但目前，他还不是“无产者”，还有一项“唯一的经营”没有放下——“对大人物的直接改造。”

徐荣祥带领记者参观了位于北京朝阳区一座高档商务楼里的“经营”场所，这里的服务对象是“会员”，徐荣祥说，成为会员的条件主要是“大老板”。

在2000多平方米的楼层里，除了普通的办公区，很大的面积都被装饰得富丽堂皇。宽敞的接待大厅里摆着金色的大沙发和硕大的鱼缸，挂着职业笑容的女职员，带领记者参观四个相对独立的小房间，每一个房间里摆放几台仪器，其中一间用于激光取痣。

在另一个小房间里，徐荣祥介绍说，他们用一个仪器借助氧气将“营养物质”导入皮肤。“1平方厘米皮肤25滴，导入进去与组织融合，刺激细胞再生，有的地方马上就弹起来。”仪器与美容院的设备一样，但徐荣祥对美容院却很是不齿， “不叫美容，我们叫器官养生，改一个概念，美容都是骗人的”。这样的“皮肤细胞更新”，需要每隔十天半月做一次。

按照徐荣祥的指点，一间“研究室”才是最核心部分，之前参观的地方只不过是休息、教育的场所。“研究室”的作用是，会员在这里抽血，研究员把血细胞培养成“组织器官”，然后做营养成分的鉴定，“电脑一输，就出来食谱，吃多少羊肉、牛肉”。徐荣祥说，下一步会用穿刺的方法，从人身体上取得某个器官的细胞，然后得到某个器官的“组织器官”，分析以后针对性地分析。这样，就可以制定出针对某个器官的“菜谱”。

问题是，如果要穿刺取得细胞，一个器官由各种组织构成，该取哪部分组织的细胞来代表整个器官的生理情况呢？郭礼和觉得，这个设想也是一个空中楼阁。

关于成为会员的门槛，徐荣祥很洒脱地笑着说：“给个账号，爱给多少给多少，你这脖子，他有钱的人给多少也干啊。”他说的“脖子”，是指之前幻灯片中，几张照片显示一个人的脖子，在“养生”一两个月中从衰老变光滑的故事。

徐荣祥有很多“传奇”故事。比如，他说1990年代因为学术纷争，他逃往美国又辗转回国，在这段故事中，充满了公路逃亡等惊险情节，还出现了原中国国家领导人、前美国总统老布什的秘书、特工等等人物，基本上就像一部好莱坞大片。

这样一个传奇人物，在媒体的追踪、网络博客的聚焦中，表演着自己的概念魔术，但郭礼和认为，值得批评的是某些媒体，盲目的追捧和报道，为徐荣祥这样的人创造了舞台，他提醒，在涉及科学和人的健康的报道时，媒体更应该具备判断真伪的能力和职业操守。

西里尔·伯特（1883～1971）在世时是英国最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之一。1913～1932年间他担任伦敦地方政府的首席心理学家，1932年起担任伦敦大学学院心理学系主任直到1950年退休。1942年他担任英国心理学会会长，1946年被授予勋爵爵位，是第一位被授勋的英国心理学家。1971年他临死前获得美国心理学学会大奖，是第一位获得该奖的英国人。

伯特共发表了300多篇论文，其中有200多篇是在退休后发表的。在这些论文中，伯特自始至终致力于证明人的智力主要受遗传影响。他的某些研究并无说服力，例如他发现私立贵族学校的男生的智商高于普通学校的男生，便认为这证明了前者的智力天生就高，而私立学校男生的父亲比普通学校男生的父亲更成功，就说明了私立学校男生的智力优势遗传自父亲。

但是有的研究看上去很有说服力，最著名的是对自小分开抚养的同卵孪生子的研究。同卵孪生子有相同的基因，如果智力受遗传的影响的话，那么即使他们从小生长在不同的环境，他们的智力高低也会非常接近。的确，伯特发现分开抚养的同卵孪生子的智商非常相近，统计表明存在高度的相关性。伯特在退休后就这个问题发表过3篇论文：1955年的论文报告他对21对分开抚养的孪生子的研究结果，1958年的论文中这种孪生子的数目增加到“30多对”，1966年的论文中该数目达到了53对。

这3篇论文被广泛引用，但在伯特死后不久给他的声誉带来了麻烦。1972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利昂·卡民在读了伯特的这3篇论文后，注意到了一个从未有人注意到的奇怪现象，虽然这3篇论文涉及的孪生子数目不同，但是最终的数据却一模一样，而且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分开抚养的同卵孪生子的智商相关性都是0.771，一起抚养的同卵孪生子的智商相关性都是0.944。虽然卡民本人并非智商领域的专家（他主要是研究条件反射），但是统计学常识告诉他，这样的巧合是不可能发生的。

卡民同时发现伯特其他的论文也存在疑点。在1939年的一篇论文中，伯特声称他所用的方法已在某位合作者的学位论文中详细描述。在1943年的另一篇论文中，伯特又声称数据来源、计算方法和数据表可在一篇已在伦敦大学学院归档的学位论文中找到。但是卡民却找不到这些学位论文，它们从未提交给伦敦大学学院，更不要说归档了。其实，在伯特生前已有人就对其数据的真实性提出怀疑，伯特虽然没有像中国某位被怀疑造假的院士那样宣称原始数据是学术秘密，但是也都给糊弄过去。例如，1954年，有人给《英国统计心理学杂志》写信，要求伯特提供他在1919年与莫尔共同发表的一篇论文的原始数据，伯特在答复中称莫尔本人在该刊即将出版的一期将发表论文对其数据做出更完整的分析。但是这篇论文并没有出现。事实上，在1919年以后莫尔就再也没有发表过任何论文。

卡民认为不仅伯特3篇有关孪生子研究的论文，而且伯特自1909年出道以来所有的论文的数据全都是编造出来的。伯特的学生的学生、加州大学教授亚瑟·詹森为了还伯特清白，特地到英国收集伯特发表的全部论文加以研究，却意外地发现还有20处虽然样本大小不同，相关性数据却不变。他不得不承认伯特的数据是不可靠的，但是并不认为伯特有意造假，而是粗心导致的。一位伯特的学生是这么为伯特辩护的：伯特的数据是真的，只不过他意识到最终的计算结果都差不多，懒得重新计算，把以前算出的结果重复使用。

解决争端的一个办法是去核对伯特的原始数据。但是，在伯特死后，他的管家将他的笔记本和智商试卷全部烧掉，伯特的原始数据即使曾经有过的话，也无从查证了。

但是还有旁证可以说明伯特惯于造假。在1956～1958年间，伯特曾与玛格丽特·霍华德和J.康维一起发表论文。此外这两位女士再也没有发表过其他论文，她们在文献上的其他记录是曾经在伯特主编的《统计心理学杂志》上发表过吹捧伯特著作的书评，而从书评的文风看很像伯特的手笔，有些认识伯特的人认为这些书评是伯特自己写的，玛格丽特·霍华德和J.康维只是伯特的化名。1976年《星期日时报》的记者在做了详细调查后认为这两位女士根本就不存在。伯特的一名学生出来作证说，他记得霍华德曾在1930年代当过伯特的助手。但是伯特的支持者没能找到更客观的证据来证明这两人的存在，也没能找到她们出来作证。

伯特的论文大部分是在他退休以后写的。退休后他不可能自己去从事智商测试工作，必须有合作者替他测试孪生子的智商，特别是四处旅行测试那些分开抚养的孪生子。1969年，有人曾提出了这个疑问，伯特答复说，是霍华德和康维替他做的测试。

另一个疑问是，伯特哪里找来那么多的分开抚养的同卵孪生子？同卵孪生子被分开抚养是非常罕见的。1955伯特自己在论文中说，能找到21对这样的孪生子是很不寻常的，然而仅仅过了11年，他就让这个数目增加了1.5倍。从来没有人能够找到如此多的分开抚养的同卵孪生子加以研究。把1922到1990年年间世界上所有关于分开抚养的同卵孪生子的研究全部加起来，其数目才勉强达到53对。

1961年伯特发表过一篇关于智力与社会流动性的论文。1978年，美国艾奥瓦大学达夫曼对该论文做了详细的分析，“确凿无疑”地证明伯特是根据他在30多年前发表的理论曲线、方程和图表捏造该论文的数据的。

此时，伯特生前好友莱斯利·赫恩肖正受命撰写伯特的传记。他对这些指控极为愤怒，呼吁学术界不要忙着下结论。赫恩肖相信伯特的人格，意图在传记中恢复他的名誉。然而，在研究了伯特的私人记录之后，赫恩肖改变了看法，不得不在1979年出版的伯特传记中承认对伯特的指控很可能是成立的。同时，英国心理学学会也正式认定伯特造假。

至此该尘埃落定了吧？并不。30多年来，仍然不断地有人写文章、出书力图证明伯特的清白，把对伯特造假的指控归为“左翼分子”的迫害。这些为伯特鸣冤叫屈的人要么是伯特的学生、学生的学生，要么是右翼分子（相信黑人的智力天生低下、智商高低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等等）。他们为伯特辩护的一大理由是伯特研究得出的结果已被后来其他人的研究所证实，即遗传因素对一个人的智力高低有重大影响，伯特孪生子研究的数据也接近他人的数据。但是，结论是正确的并不等于其数据就是真实的。造假者往往是根据设想的结论来编造数据的，而设想的结论有时碰巧是正确的。

既然这场学术造假之争一开始就已变成了意识形态之争，我们也就不必指望会达成共识了。但是，如果超越意识形态之争，且不说其他疑点，仅仅是三项样本不同的研究得出的数据都一样且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这一条，就可以认定伯特必定造假，要么原始数据根本不存在，要么捏造计算结果（如果像伯特的支持者说的那样是在后面的论文照搬以前的计算结果），都是欺诈。问题是，为什么如此低级、明显的造假在伯特生前未被发现，从而失去了向他本人质疑的机会，而要等到他死后才由一个非本专业的人指出来呢？很显然，伯特显赫的名声、崇高的学术地位镇住了他的同行，包括那些与他的学术观点、政治观点都不同的同行，虽然生前也有人对其数据心存疑虑，却没敢怀疑其中有诈。

伯特的支持者声称，如果伯特有意造假的话，不会造得这么低级，可以造得更像模像样。但是正如我们在国内经常见到的那样，有时学术地位高的人造起假来更肆无忌惮，更加低级，而在其光环的笼罩下，却能够长期不被发现，被发现了也会有许多人为其狡辩。伯特事件不也是如此吗？造假水平的低级程度并不能用以证明没有造假。

2008.3.26.

（《经济观察报》2008.4.7）

(XYS2008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