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听说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的两位教授把杨玉圣给告了，于是我去已有一年多没去过的杨玉圣的个人网站“学术批评网”看看热闹，果不其然，都是一些为杨玉圣辩护、攻击那两位教授的文章，点开几篇粗看了一下，作者署名：“庞一鸣（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史豪鼓”、“李华隼（南京财经大学）”、“钟正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申江（华东政法大学讲师）”、“金许成（南京财经大学）”、“梁欣（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看上去像是真名实姓，后面还有所在大学名称、职称，更让人信以为真，但是为什么这些文章却文风一致，宛如出自同一个人之手？于是搜索了一把，发现原来全都是假名字。我不是说不能用化名发表文章，在网上用化名发表批评文章很正常，但是把化名搞得像真名，还要加上作者单位以示其真，还要在文后注上“（感谢XXX先生惠寄）”表明是真实作者的投稿，让不了解杨玉圣底细的读者误以为真有这么多高校教师挺身而出真名实姓支持杨玉圣，化名“庞一鸣（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者还在那里据此自得其乐地对比双方阵营的力量，这是不是一种有意的误导？化名在网上骂街还要轮流绑架各个财经大学、政法大学，是不是在败坏这些学校的名声？

这其实是杨玉圣这位“学术打假第一人”的拿手好戏。他曾经被发现盗用多位教授、学者的名义签公开信，也曾经被发现盗用他人的名义给学术期刊投稿，还有多种弄虚作假、以假“打假”、剽窃的行为，在新语丝的“杨玉圣专辑”中有详细的记录。两年前杨玉圣污言秽语辱骂其在山东师大的老师王玮和陈海宏时，“学术批评网”也出现过不少支持杨玉圣、攻击王玮和陈海宏的文章，作者署名看上去也像真名，也有工作单位，而我当时也查过，全是假名。

化名“华东政法大学讲师申江”者在文章中说：“方先生与杨先生有过节的传闻，我早就听说过了，现在看来不是没有可能。要不的话，方先生办的网站怎么能一再首发批评杨先生的文章呢？”我与杨玉圣有什么样的“过节”，新语丝该不该一再首发批评杨玉圣造假的文章，去新语丝的“杨玉圣事件”专辑一看便知，何必装得那么无辜呢？你以为把新语丝对杨玉圣的打假，“传闻”成我与杨玉圣的“过节”，就可以让人放过杨玉圣的造假了？你以为新语丝的“杨玉圣专辑”是和“学术批评网”曾经针锋相对地搞过的“方舟子专题”一样的东西，专门收集野鹤、吴虹飞、李土生、邵连华（“金娣存款”代理人）、陈杰人、刘华杰、宋正海、李楠、徐建新、杨支柱等等造假者、骗子、不良记者、伪科学者的攻击、谩骂、造谣、诽谤文章的（最好笑的是，杨玉圣登出西安翻译学院告我的状子时，幸灾乐祸地加了一个“方舟子2006年的第一个滑铁卢”的标题）？我们对杨玉圣造假的揭露，哪一条不是事实？如果这也算“过节”，我和全世界造假者都有“过节”。

化名“庞一鸣（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者说：“连在美国办的新语丝网站也为此吵得沸反盈天”，不就登了几篇原告支持者批驳杨玉圣的文章吗，如何就反到天上去了？不知情者还以为新语丝也和“学术批评网”一样在恶炒这个事件呢。但这就让杨玉圣或其支持者害怕了。化名“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梁欣”者警告说：“方舟子先生可以利用其他的方式搞倒杨玉圣和他的学术批评网，但不能利用沈木珠夫妇，因为这两口子的行径实在不是正派的学者所为。如果新语丝趟沈木珠案的浑水，除了败坏方舟子先生和新语丝的名誉外，不会有其他的结果。”如果中国人文学界还有起码的良知，杨玉圣和他的学术批评网不知该倒了多少次了，还用得着再利用什么方式？杨玉圣那里怎么突然关心起我和新语丝的名誉来了？杨玉圣那里几年来靠造谣诽谤试图败坏我和新语丝名誉的文章还少吗？我要是有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的闲功夫，不知可以把杨玉圣告上多少次了。我就偏偏来趟这个浑水，看败坏的是谁的名誉？老实说，要是没有看到这个警告，我还懒得再来修理一下杨玉圣呢。

沈木珠夫妇正不正派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一个正派的学者是不可能和杨玉圣这种人混一块的。让一个多年来造假劣迹累累的造假分子戴上“学术打假第一人”的光环，当上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还有贺卫方、陈平原、张保生、许章润之类的“大牌教授”为之捧场、唱颂歌，这大概算得上中国人文学界最滑稽也最令人恶心的一件事了。

2008.1.19.

(XYS20080119)

福建农科院原院长谢华安新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却被其两名同事揭发他用来报选院士的论文是剽窃别人的，署他的名字的学术专著也是别人写的。此事被媒体曝光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据报道谢院士虽然只有中专学历，却培育出了种植最广的一种杂交水稻，被称为“杂交水稻之母”。于是有些人评论说，谢院士对社会做出了这么大贡献，比那些只会发表没有实用价值的论文的院士强，本来就该当院士，可见公道自在人心云云。

选院士又不是评劳模、优秀企业家，是要看候选人在学术上是否有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的。如果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了选院士的标准，那些搞基础研究、特别是搞纯数学研究的院士，是不是都该除名了？谢华安已因为他的育种成果获得了多项荣誉，当上了院长，为何非得再当中科院院士不可？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没能评上中科院院士，在袁隆平的育种理论指导下做育种的“杂交水稻之母”却评上了，是不是乱套了？

其实，谢华安事件的关键不在于他的学术成就如何，而在于他是否有学术不道德行为，以及有学术不道德行为的人是否能够当院士。我仔细核对过对谢华安的举报材料，可以认定他的确剽窃了别人的论文、侵夺了别人编写的专著。而《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规定的院士标准之一就是“学风正派”，院士必须有学术道德，可以说是没有异议的。但是，谢华安的问题在院士评选过程中就已向中科院院士工作局局实名举报，他却还能顺利当选，不知院士工作局以及投票选谢华安的院士们，是否还记得院士章程的规定？

中科院院士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学术称号，而且也掌握了较大的学术特权，本来在学术道德方面对他们应该有更严格的要求。但是实际的情形却相反。学风不正并不妨碍某些人被评为院士，而当上了院士，就像多了一层护身符，此前此后的学术不道德行为反而更难以被追究。虽然中科院院士章程、院士科学道德自律条例等多项规章都对院士的学术道德要求有规定，中科院还专门有一个院士科学道德委员会，但是从未见到它管过事。几年来有数十个院士被曝光有学术不端行为，有的情节要比谢华安严重得多，但是从来没有哪个院士因此受到处理。

有人认为像谢华安这样的院士候选人之所以会去造假，是不合理的院士选举制度造成的，板子不应该打在他的身上，而应该先去改变逼良为娼的制度。这是一种很容易迷惑人的错误观点。中国的院士制度固然存在种种弊端，有值得改进之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弄虚作假就变得合理了。我们要改变“逼良为娼”的制度，但是也不该因此就放过了“娼”，否则对“良家妇女”是很不公平的。袁隆平没能当上中科院院士的原因据说也是因为缺少理论成果，但是并没有人说他因此就去剽窃别人的论文包装自己嘛。

2008.1.16.

(XYS20080118)

人类经常被称为社会性动物，但是和蜜蜂、蚂蚁、白蚁之类的社会性昆虫相比，其社会性就不值一提了。社会性昆虫的成员不仅在工作方面有天生的严格分工，而且连生殖也分工了：只有一只“后”负责繁殖后代，其他的雌性昆虫则都丧失了繁殖功能，成为忙碌的“工作者”。这种现象称为“真社会性”。它是怎么进化出来的呢？

这些社会性昆虫有一个与其他昆虫不同的特征，它们并不是只生不养，而是花费了很多时间照料后代。因此，美国密歇根大学生物学家理查德·亚历山大在1974年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时间延长的母爱是进化出真社会性现象的主要因素。很多人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们反驳说，如果母爱对真社会性的产生这么重要的话，为什么母爱最强烈的脊椎动物，特别是鸟类和哺乳动物，不存在真社会性？为什么只有昆虫才有真社会性？

亚历山大本来可以回答说，他并没有说母爱是产生真社会性的充分条件，有了母爱就一定会产生真社会性。而且，跟昆虫相比，鸟类、哺乳类的种数少得多，其进化史也短得多，可能还没机会进化出真社会性出来。但是亚历山大却采取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举动。他根据自然选择的原理，预测如果存在一种真社会性的脊椎动物的话，将会有什么样的特征。

亚历山大根据白蚁巢的情形，归纳出一种真社会性脊椎动物的窝必须有什么特征：它必须是非常安全的，否则等于是为天敌提供粮仓；为了适应不断增加的群体数目，它必须是能够扩展的；它的附近必须有充足的食物，这样群体的成员才不至于为了争夺食物而竞争；食物必须是不必冒什么风险就可以轻易得到的，群体的成员才不会因为怕担风险谁也不愿觅食。

根据这些真社会性动物窝的必备特征，亚历山大预测，真社会性脊椎动物的窝不可能像蜜蜂、蚂蚁的窝一样建在树上或树中，因为没有哪种树可以大到容纳一个真社会性的脊椎动物群体。这种窝只能全部埋在地下。在所有的脊椎动物中，只有哺乳动物能完全在地下生活（两栖类、爬行类和鸟类都不行），所以这种脊椎动物一定是哺乳动物。地下生活的哺乳动物以啮齿动物最多，所以真社会性脊椎动物最有可能是啮齿动物。

一般的地下啮齿动物（比如鼹形鼠）以草根为食，亚历山大认为这种食物的量太少，只适合于独居动物自己分开了去找。真社会性脊椎动物应该以大型的树根或块茎为食物。

这类脊椎动物的天敌（例如蛇）将能够钻进它们的地下窝中，但是不可能在那里横行，一只或数只英勇的个体会不惜牺牲将入侵者驱逐出去。这会导致真社会性动物中主管繁殖的“后”和“工作者”进化出不同长度的寿命和生殖功能。

那么，这种脊椎动物最可能生活在哪里呢？它们应该生活在有雨季和旱季交替的热带，因为这种地区的植物为了度过旱季，普遍具有大型的根和块茎储存水分和养分，是这种动物的最佳食物。这种动物的窝应该建造在坚硬的粘土之下，才不会有天敌通过挖掘将它们的窝暴露在露天之下一举歼灭。这两点表明，非洲的林地和灌木丛将会是它们的最佳生活地点。

在1975和1976年间，亚历山大在美国各大学巡回报告，介绍他对真社会性脊椎动物的预测。当他在北亚利桑那大学做介绍时，听众中有一位哺乳动物学家对他说，他对这种真社会性动物的介绍，象是在描述一种生活在东非的地下啮齿动物裸鼹鼠，并建议亚历山大与研究这种裸鼹鼠的南非开普敦大学生物学家珍妮佛·加维斯联系。加维斯这时正在研究裸鼹鼠的生理和生态，但对它们的社会行为一无所知。她正奇怪为什么抓来的裸鼹鼠在实验室里都不能生育，在收到亚历山大的来信后，才想到它们可能是真社会性动物。

1977年，加维斯在野外挖了一窝40只裸鼹鼠在实验室中养育。经过3年的观察，证实了裸鼹鼠的确是一种真社会性的脊椎动物。在野外，裸鼹鼠一窝大约有七、八十只，能多达300只，但是只有一只鼠后和一到三只雄鼠能繁殖，其他都是不育的工鼠，而它们的习性，与亚历山大预测的完全相符。后来加维斯及其学生又发现还有一种非洲鼹鼠——纳米比亚的达马拉兰鼹鼠也是真社会性动物，它们的个头较大，成员数量较少（一窝最多40只），但是其习性也符合亚历山大的预测。

神创论者往往指责进化论无法预测，只会当马后炮，不是科学。某些物理学背景的人士，也喜欢说进化论不象物理学那样能够做精确的预测，言下之意是说进化论即使是科学，也是属于比较“低等”的。生物现象要比物理现象复杂得多，预测也困难得多，但是，进化论史上也有过许多精彩的预测，亚历山大对真社会性脊椎动物的预测，以及达尔文对天蛾的预测（《达尔文的兰花》，本版2006年7月19日），就是很好的例子。

2008.1.12.

（《中国青年报》2008.1.16）

(XYS20080117)

2008年01月16日新民周刊

中山大学博导承认粗暴对待个别学生

从2008年1月2日开始，网友“伤心博士”发布的《中山大学微生物专业艾云灿教授：请您不要再害人了好吗？》的帖子(以下简称“伤心博士”帖)流传于各知名网络论坛，自称是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读博士的他指控导师艾云灿“打骂、报复学生”，并注明多名研究生的真名实姓。

撰稿／贺莉丹(记者) 张益清

此帖甫出，即在网络引发激烈反响。就在仅两日之后的1月4日，中山大学在其校园网上发布对“伤心博士”帖调查情况的通报，对艾云灿事件做出正面回应。

此通告称“伤心博士”帖中“所描述的情况有一定根据，但也有部分内容与事实有出入”，“艾云灿教授本人也承认，自己以粗暴的方式对待学生是非常错误的，他已向学生道歉，并表示愿意再次为此道歉”。

但对艾云灿事件的争论却愈演愈烈。

“伤心博士”称遭导师“精神屠宰”

“伤心博士”帖中详细描述了艾云灿的种种行为，包括“在你进来之前，他把来实验室的前景描述得天花乱坠；等一切手续办完无法悔改时，艾老师才开始他的一贯作风：先摧毁你的自信心再摧毁你的意志。直到你跟他在一起紧张得浑身哆嗦”。这里，被“伤心博士”描绘成一个“精神屠宰场”。

该帖指名道姓地描述了有学生遭导师打骂，“只要艾老师生气，随时都可能飞脚踹人。要命的是你永远不知道下一脚会在什么时候飞起”。

值得关注的是，除细致描述多名研究生遭受的不幸待遇外，该帖更罗列了艾教授所带过的2004级至2007级13名硕士、博士研究生“退学、无学位”的经历和命运，所有当事人均以真名出现，“伤心博士”认为，“所有想走的学生都无一例外被扣上各种帽子，无一例外被逼着退学，绝不允许转导师”。

“伤心博士”举例称，2005级硕士汪某，“利用课余时间考上公务员，艾老师不放，最后逼着汪某的父亲给他下跪才放人。结局：算是成功逃脱”。2007级博士赵某，“要求以硕士毕业不被同意。自己要求退学”。

该网文称，艾云灿跟学生的矛盾显现后，“院党委书记黄治河老师，主管学生工作的何建国副院长曾多次找艾老师谈话”。记者联系到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何建国，刚提艾云灿，何建国就三次重复，“以学校通告为准”，匆忙挂断电话。

艾云灿的一位在读研究生秦过(化名)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也不愿这事闹大，闹大对我们不好”。秦过说，其实他们都在猜测“伤心博士”是谁，但无结果，他推测“应是内部人，不然名字不会写得这么具体”。

艾云灿承认粗暴对待个别学生

连日来，中山大学紧锣密鼓，针对此帖发布了一次通知与两次调查情况通报，主动回应艾云灿事件。

第一次是2008年1月3日，中山大学新闻中心发布关于“伤心博士”帖的通知称，“学校已责成研究生院和生命科学学院进行调查。1月3日上午10点30分，已召开相关学生座谈会。待调查结束后，学校将根据调查结果作出相应处理”。

中山大学宣传部刘老师告诉《新民周刊》记者，该通知发布在“学校的BBS和天涯杂谈版上”，记者亦看到该通知。但针对调查细节，中山大学宣传部几位工作人员均表示，只负责传通稿，“对具体情况不清楚”，“以学校通告为准”。

《新民周刊》记者辗转了解到，中山大学针对艾云灿事件的调查小组包括研究生院一位行政副院长、生命科学院院长徐安龙等校方领导，1月3日上午，该调查小组曾专门召集“伤心博士”帖涉及的七八名艾云灿实验室的研究生了解情况，一共会谈约两三个小时，核实该帖内容。

秦过表示，“学校很负责，艾老师所有的博士生跟硕士生，临时能联系到的，都找了”。一个消息也称，在调查小组与学生座谈时，艾云灿并不在现场，学生逐一进去谈话。

第二次是1月4日下午7时多，中山大学在其校园网首次发布对“伤心博士”帖的调查情况通报，该通报称，“事情发生后，调查小组从艾教授实验室的学生中了解到，艾云灿教授有较高的学术追求，对所有实验室成员包括自己的要求都非常严格，每天都亲自动手做实验到很晚。因为承担多个国家重大课题，艾教授科研压力非常大，由于缺乏与学生的有效沟通，教学方式过于简单，导致跟部分同学关系紧张”，该通报也承认，艾云灿“对个别同学采取了粗暴的对待方式”。

该通报指出部分“有出入”之处。如帖中提及一位同学(即学生赵某)“要求以硕士毕业不被同意。自己要求退学”，事实是该同学因其家人要求继承产业而主动提出退学；艾教授考虑到他已有多年的科研积累，现在放弃比较可惜，因此建议其以硕士学位毕业。又如，“学生父亲下跪”一事，与事实不符”(即学生汪某)。

秦过表示，此通报正式发布之前，学校征询了学生与艾教授“每个当事人的意见”。

但也有学生指出，所谓通报“用词含糊敷衍，避重就轻，无法令人信服”。

但在该通报发表的次日，网络突现一个署名为汪某的回帖解释，“后来回宿舍的时候老爸告诉我：他当时向艾云灿说：‘我的孩子做错了事，我愿意替他道歉’。并准备向其下跪，当时艾云灿看他弯腰下去马上吓得托住我爸”。艾云灿的多位研究生其后向《新民周刊》记者证实，此回帖内容基本属实。

第三次是1月8日下午5时多，中大在其校园网发布对此事调查情况的再次通报，值得注意的是，再次通报公布了1月7日艾云灿写就的书面道歉信，艾云灿首次正式回应——“几天来的网络事件，不仅冲击了我的正常科研与生活，也极大地触动了我的思想。冷静思考事件的来龙去脉，其中夹杂着许多一时难以把握的复杂因素。但是，觉得自己以往在对待学生方面，确实有许多不够理性甚至过于粗暴的言行，造成了对一些学生的诸多伤害。对此，我深深地自责并向学生表示真诚的道歉，也希望广大网友给予理解、谅解和包涵。”

再次通报认为，“本次艾云灿教授的事件，只是个别事件”，中山大学要推动的相关制度建设包括，“设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为确保和维护学生权益提供制度保障；进一步完善研究生转学机制”等。

《新民周刊》记者就此制度细节向中山大学宣传部及研究生院询问，均未得到更为明确的答复。连日来，记者多次拨打艾云灿的电话，他均未接听。

“从媒体引用的艾教授的话来看，他似乎过于强调适者生存，而缺少人文关怀，也忽略了人际沟通的技巧。”中山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A老师告诉《新民周刊》记者，艾云灿对待学生的方式毫无疑问是错误的，但艾云灿的心态也体现了环境带给教授们的强压，亟需疏导，“这是一件让人感到悲哀的事。大学教授也是普通人，也许正是艾云灿承受的压力过大，让他在某种情况下处于一种非理性的偏执状态而不自知”。A老师希望事情不要走入另一个极端，否则，“导师就不敢再管学生了”。

不得已的网络投诉

2008年1月5日，艾云灿学生中“转导师的第一人”、自称已毕业5年的网友Larvame在新语丝网站撰文自述经历，一石千浪。不愿透露姓名的Larvame两度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他强调他当时实在“呆不下去了”，所以偷偷地跟其他导师联系，他是艾云灿实验室首个提出转导师并成功转走的学生，“那时艾云灿觉得走就走、手下还有其他人，但等我走后，后面的学生就像潮水一样要走”，到后来，“因为年年都有人走，结果其他老师都有意见了。后来，他坚决不让学生转走”。

网络投诉似乎是艾云灿的一些研究生选择的最后一剂解药。受访的多位艾云灿研究生均向《新民周刊》记者表示，他们曾多次向中山大学生科院领导与生科院学工部反映过艾云灿实验室的矛盾与问题。

中大生科院学工部负责研究生工作的黎老师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之前确有艾老师的学生找学工部提出过转导师，学院也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参考相关政策，给他们做过调解，“坚决要转导师的同学都已转走”。但对提出转导师的学生数，生科院未有相关统计。

“早就有人反映，后来这事都沸沸扬扬。但由于转导师易得罪原导师，学院学工部的老师一般也不愿得罪那些教授、博导。”Larvame坦言很多事情没解决，导致矛盾激发，他本人就曾在成功转导师后，向当时的生科院副院长反映过艾云灿实验室的师生矛盾，但无解，7年来，“悲剧重演”。

一位目前仍在艾云灿实验室攻读学位的研究生叶涵(化名)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曾有从艾云灿实验室成功转走的研究生跟他提及，艾云灿“非常反对学生转导师”，“因为学生都是做他的课题，他希望学生多出成果。要转导师的学生就觉得跟艾老师相处不来。艾老师都会这样跟要转导师的学生说：你转导师的可能性很小，要么就留下，要么就退学！”

叶涵强调该事件绝非偶然，“学校约束导师行为的力度不够”，也缺乏有效机制，“学生为什么要发帖‘诬陷’自己的导师？没办法，才这样！学校可能有调解，但没起作用，最后学生只能通过网络这种途径解决。”

叶涵解释，要经学生写申请、原导师同意、新导师愿接收、学校批准后，方能转导师，“如果学生坚持要走，那边导师又同意收，就可成功”。叶涵说，艾老师总跟执意转导师的学生僵持不下，最后才同意。

生科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E教授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按规定，生科院每名博导一般每年招收2名博士、2名硕士，但研究生换导师却“不太容易”，导师一般都将自己的研究生带到底，“学生开学之前，可以转；如果后面转，除非导师有退休或出国等情况，一般不转”。

艾云灿事件让E教授很震惊，他认为这只是个案，学生有上网等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发生类似事件，“导师和学生都有问题”，一是学生是否努力，二是“教师严格过头也不行，不能用粗暴手段”。

艾云灿的一位已毕业的研究生钟隽(化名)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指出，艾云灿对学生出外兼职、做实验不用心等“混文凭”行为非常忌讳， “‘老板’希望我们研究生就好好做研究，不要三心二意”。钟隽举例说，艾老师的学生汪某原是硕博连读，后来他考上公务员、要求以硕士毕业，“大家都替他高兴，但‘老板’对此并不赞同，所以才发生一些冲突，后来在学校的调解下尽量解决了”。

但钟隽很能理解汪某的选择，作为微生物专业毕业生，他们面临的现实是，“国内研究所的需求很少，学生物的人又那么多，现在整个生物专业毕业生都很难找到工作”。

13名艾门弟子毕业延期争议

“伤心博士”帖公布了艾云灿13名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延期，这些延期似有多方原因。

首先，在钟隽看来，“老板”艾云灿对学生的实验和论文要求很严格，那些被延期的学生往往因为论文与“老板”发生纠纷，有时他们也想：为什么要这么严？“学校的领导也曾来实验室调解过，让‘老板’和学生平静后沟通。”

中大生科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朱老师告诉《新民周刊》记者，研究生毕业延期很正常，若该生学分未修够、论文没做完或实验需完善，自然延期；延期的研究生“不太多”，延期也并非是对该生的“处罚”。在朱老师看来，艾云灿实验室“主要是师生欠沟通”，“其他没哪个学生因为延期而投诉学校或某导师的”。

其次，转导师也会使研究生毕业延期。Larvame解释，研究生做毕业论文并非一蹴而就，还需课题实验，“换导师就要换课题，很多学生前面一两年就荒废了，很多人延期也是由于这个原因”。

再次，从大环境看，2003年中山大学率先提出硕士研究生学制改革，将硕士生学制从三年转为两年。在钟隽看来，此项改革对理工科硕士生而言“压力非常大”，他们必须在一学期内修完所有学分，再投入实验室工作，时间非常紧迫；接下来一年半内，每名硕士生要完成一项课题，“较困难”。

事实上，2006年中大已对包括生科院在内的部分专业硕士生学制回归三年制。朱老师认为，两年制根本不符合生科院情况，硕士生第一年要修学分，第二年才做实验、接触课题，实验并非马上能成功，“2003年改革时，很多导师提出两年制不适合生科院；2006年生科院已整体打报告，全部改回三年制”。

生科院E教授表示，博士生要发表一篇SCI论文后方能拿到学位。钟隽认为，“难度更大”。

叶涵则指出，由于研究生最后的毕业答辩申请需导师认可签字，一些人因此延期毕业，迫不得已，中大研究生毕业延期并不少见，导师也想让学生把课题做好，但“都是师生双方协商好才延期，学生跟导师之间的矛盾没有艾云灿实验室这么突出”。

沉默的多数

多位艾云灿的研究生对《新民周刊》记者的采访保持缄默。在艾云灿发出道歉声明后，部分艾的研究生也曾接到过校方“暂不接受媒体采访”的建议。

现在钟隽觉得，“‘老板’的沉默是合理的”，这位研究生曾给《新民周刊》记者回复：“这种事情没有真相，我们不想说。其实双方都有错，只是牵连了我们这些无辜的人。”

钟隽解释自己处于两难，“‘老板’和师兄、师姐们就像我的父母和姐妹，站在任何一方都不妥”。艾云灿事件曝光后，生科院一位老师曾给钟隽来电，询问帖子中涉及其的部分是否属实；钟隽表示，在中大通报公布后，艾云灿曾给能联系上的他的学生都打过电话，对此事“让学生们受到牵连”示歉，他也希望学生 “现在什么也不要说”；而很多学生的电话，“‘老板’都没打通”。

此情形下，钟隽跟艾云灿通话一次，“电话里，‘老板’并没有太激动，似乎也很想找人聊聊。我觉得，他只是有点沮丧，可能没想到学生会这么恨他”。

钟隽看到帖子很惊讶，更未想过自己以这种形式被曝光，“发帖者竟没征求过我的意见，就公布我的名字”。由于个人信息被公开，钟隽的生活受到很大干扰，朋友、同学家长都向其求证。钟隽屡次强调，不期望“再闹大”，只希望事情早点平息。

研究生秦过的嗓音嘶哑，他说自己“很累，精神上很紧张”。钟隽感叹，类似情形在艾云灿的学生中很普遍。

Larvame透露，目前艾云灿的实验室基本处于无人状态，由于担心此事会对毕业与将来就业造成影响，学生们都在考虑是否转导师。这是个难题：若转导师，他们之前在艾云灿实验室的课题将无法完成，毕业定会延期；若不转，他们将面临强大的心理压力，能否顺利毕业？公众如何看待“艾云灿的学生”？悬而未决。

Larvame承认，学生们的此种精神伤害难以鉴定，也难以愈合，“我后来也有机会继续深造，我有时也想，我也不是那么差！”他认为公开反而好，若不公开，对中山大学、艾云灿与其学生，将造成三输格局。

而艾云灿的一些研究生多次强调，他们仍在等待校方更为明朗的处理意见。

方舟子：当导师成为“老板”
新语丝网站负责人方舟子评论“博导虐生”事件

导师的权力又很大，成了掌握着研究生的“生死大权”的老板，研究生成了劳工，矛盾很容易被激发出来。

撰稿／贺莉丹(记者)

2007年1月8日，以学术打假闻名的新语丝网站负责人方舟子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专访，剖析中山大学艾云灿教授事件。方舟子曾在2006年应邀参观过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记者：你如何看待中大艾云灿事件？其中折射了中国高校哪些体制硬伤？

方舟子：国内大学许多研究生导师要么学术水平太差，没有资质指导研究生；要么虽然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却忙于行政工作、社会应酬，而没有精力指导研究生。

但又由于高校扩招的需要，不该带研究生的也招了许多研究生，甚至一个博导能同时带三四十个研究生，必然出现博导“既不博又不导”的现象。这是国内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普遍不融洽的根源。

而导师的权力又很大，成了掌握着研究生的“生死大权”的“老板”，研究生成了劳工，矛盾很容易被激发出来，碰到那些水平不高、脾气又坏的导师，更是如此。

记者：中山大学迅速发布对艾事件的通报，你如何看？

方舟子：这个事件涉及到很多人，有的已不在学校，如果校方要认真做调查，一天的时间显然是不够的，所以这难免让人怀疑该调查结论的可靠性，是否有试图大事化小之嫌。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即校方早就掌握了材料、知道这些情况，但是此前不予重视，直到引起舆论的关注，才迅速出来做危机公关。

记者：在你看来，研究生为何选择在网络公布此类事件？目前是否有更好渠道？

方舟子：这些研究生通过官方渠道反映过，没有得到解决，才选择了在网络上公布，引起舆论的关注，才促使校方的重视。目前没有其他更好的渠道。

记者：如果中国高校发生类似事件，是否具备相应监管与应对机制？国外情况如何？

方舟子：国外大学中也有脾气不好甚至精神变态的导师，研究生与导师关系不和，关系搞得很僵，也是有的。国内外在这方面的应对机制都是一样的，即研究生可以向校方反映，由校方进行调查，与导师不和的可以要求换导师，导师打骂、报复研究生的有可能受到行政处理乃至被追究法律责任。

问题是国内的这套机制失灵，导师的权力过大，研究生过于弱势，而学校一般都会袒护导师。另外，国外和国内不同的一点是，研究生并非报考某个导师，而是报考某个系，第一学年自己挑选在几个实验室轮转，之后才选定导师。也就是说，国外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并非一入学就定下的，而是经过了一个试用期，这样双方有个磨合、选择的过程，和则留不和则转，不是定死的。艾云灿的一些研究生反映受艾的欺骗才去他的实验室，如果也有这么一个轮转、使用阶段，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众人眼中的艾云灿老师：双面“老板”

众说艾云灿

艾老师跟别的老师都不一样，他总觉得学生达不到他的要求；他不愿学生失败，求胜心切。

撰稿／贺莉丹(记者) 张益清

“较内向”的艾云灿

45岁的艾云灿是湖北江陵人，1982年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微生物专业，至1992年，艾云灿在该校微生物学专业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简历显示，艾云灿曾先后师从周俊初、曹燕珍、李阜棣、陈华癸教授从事生物固氮微生物学研究，并随后师从赵学慧教授从事食品微生物学研究。

2008年1月11日，华中农业大学微生物学系教授李阜棣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艾云灿在华中农业大学攻读硕士期间的导师是曹燕珍教授，博士期间的导师为赵学慧教授。

76岁的李阜棣教授思维清晰，他记得，由于当时他跟曹燕珍属同一研究领域，并在同一实验室工作，因此那时常在实验室看到艾云灿，同辈年轻人中，艾云灿“学习和工作是比较好的，他工作很认真、负责”，此外，“当时艾云灿从表面看，较内向一点”。

李阜棣与周俊初都曾给本科生上过课，李阜棣负责《微生物学》课程；而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华癸教授系华中农业大学微生物学科创建人，于1979年至1983年任华中农学院(华中农业大学前身)院长，也是周俊初的导师，“当时陈华癸教授没给艾云灿那级本科生上过课，因为那时陈先生身任院长，比较忙。但他名气大，学生都会认为陈先生是老师，且我们都是陈先生弟子，把他名字写上，可以理解”，李阜棣解释。

80年代，一般每位导师只带两三名研究生，在李阜棣的印象中，“曹燕珍老师对她的弟子很不错，他们师生关系较好”。

1993年9月至1995年11月，艾云灿在山东大学微生物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

1995年底，艾云灿调入中山大学工作并白手创建实验室，至2005年，他建成“微生物分子生物学与生物技术实验室”，从这一年开始，他被聘为中山大学有害生物控制与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带头人。这段“从零开始争取国家科研经费建实验室”的经历，被形容为“一个银子要掰成两半花”。

艾云灿的实验室，一匾高悬，即“人生路，处处风雨阻；莫畏难，有志事事成”。他曾将其实验室品格简要概括为“洁身自爱，奋发图强。以实力图生存，以贡献求发展”。

一位目前仍在艾云灿实验室攻读学位的研究生叶涵(化名)告诉《新民周刊》记者，2003年艾云灿正式成为博士生导师，此前，艾云灿的博士生都是从其他博导处转来的，他因此被称为“二导”，“包括中文和英文论文在内，这两年，艾老师发表的论文较少；2007年，艾老师拿过一个国家863项目，总金额可能约有一两百万元，这是他做博导以来较大的项目”。

双面“老板”

艾云灿的妻子亦执教中大，与其同在一个实验室工作。在叶涵的印象中，艾云灿实验室中只有艾氏夫妻是“正式职工”，此外就是每年招进的研究生与相继而来的访问学者，都“归他管”，若将实验室比做一个相对独立的“王国”，艾云灿是毋庸置疑的“国王”；内中发生的冷暖离合，大约只有当事人，即艾云灿与他的研究生们，心知肚明。

叶涵并未目击艾云灿“体罚学生”，但他评价他了解的“伤心博士”帖描述的“是真的，我相信没有夸大”，诸如，“艾老师骂人，是真实的，我也听过，他骂人的确很难听。比如，他在与学生讨论工作时，中间如果有一些细节问题不合，就会骂起来。如果他觉得该学生满意点，就不会骂很久；如果他不满意或你反驳，他就会骂得越久，更难听”。

叶涵解释，所谓“不很久”，是一小时左右，而艾老师找学生谈话一般都在一小时以上。若有不合之处，艾老师也会骂他，叶涵从“不敢反驳”。

艾云灿对待学生的严苛，让叶涵感到显然已“超过正常范围”，“在他手下，在精神上会有些打击，他对人鼓励不是很多；平时学生在他面前都很听话，不是很顽皮”。叶涵觉得，实验室“不是很融洽、活跃，有种压抑感”。

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艾云灿的一位已毕业的研究生钟隽(化名)习惯将他称为“老板”，钟隽承认，老板艾云灿“确实是个很严厉的人”，体现在，“老板对学生各方面要求都很高，在他的实验室确实要比在其他实验室压力大些，平时老板不在的话，实验室的气氛会好点。”

在钟隽看来，老板艾云灿平时脾气较暴躁，“表达方式存在问题”，有时，他会直接骂学生“家教不好”；老板跟几位同学相处非但不太融洽，且“发生过正面冲突”。

值得一提的是，艾云灿学生中“转导师的第一人”、自称已毕业5年的网友larvame在新语丝网站撰文称艾为“心智不全的精神病患者”，“他 (艾云灿)经常吹牛说：我很厉害，我跟院长是有热线联系的；中大微生物很差，如果不是我在这里撑着早就垮了。他自己经常感觉到有人在背后迫害他”。叶涵承认，曾听到过艾老师的类似表达。

Larvame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在网络撰文，是“不希望让更多的人受到伤害”，他坚持认为，艾云灿事件不具有普遍性，“除非导师在人格或性格方面有问题，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其中还折射了教育制度问题，比如，导师该怎么培养学生、导师的权力有多大等”。

Larvame不愿回忆在艾云灿实验室的一年半“很痛苦的”经历，“我不知道在他(艾云灿)的实验室要做什么，他叫我做哪部分、我就做哪部分，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课题”，让他印象深刻的是，移液枪是生命科学领域最基本的实验器材，但“当时艾的实验室连把移液枪都没有，做实验的时候就去其他实验室借移液枪”。

Larvame将艾云灿对学生造成的伤害总结为，“对学生自尊的伤害；侮辱学生的家庭、出身，说你‘没家教’；再次，是对学生精神上的控制，我在他实验室时，他不希望我跟其他实验室的老师或同学过多交流，也希望实验室内部学生对各自的实验内容保密”。

在叶涵的印象中，艾老师有个习惯是，将学生发给他的邮件与他的回复，挑一些再群发给他各位弟子，比如，网络最近曝光的艾云灿与他的一位女研究生的往来邮件就是这样群发的，叶涵此前就收到过。该女研究生延期毕业并向老师道歉，但艾云灿不接受，他称该生是“唯一一个胆敢公然摔踢我办公室门的人。高声挑衅说‘我已经能够答辩了’后，放肆地冒犯老师，发现还没有完全跳出需要依赖老师时，再想起来轻松道歉，是没有用的”，并声称，“我从来不愿意去管教学生本该有的而存在的‘家教’缺陷”。

Larvame记得，艾老师有时会在实验室拉着学生聊很长时间，有时从下午两三点聊到傍晚七八点，他感到艾老师“很孤独，很孤独”。

但在钟隽看来，老板艾云灿亦有温和一面。比如“伤心博士”帖提及，“每次他(艾云灿)训话都要2—3小时，有的女生(段某，荆某)被训导到晚上实验楼关门也不许离开以至于其不敢回寝室，有的女生(段某)顶不住晕倒”，钟隽认为，该部分与事实有出入，段是在另一次实验室会议中由于自己身体不适晕倒，“与艾老师找其谈话无直接关系，她晕倒后，艾老师十分关心；而当晚去实验室的是荆与另一名女生”。

“艾老师对我们说，他是做事勤奋的人，我想他应该爱好科研”，叶涵记得，有一年大年除夕，实验室师生一起吃饭团聚，那天，艾老师看来和蔼。

叶涵至今不清楚艾老师为何如此待学生，他猜测，是否跟老师从前的经历有关？叶涵只能这样理解，“艾老师跟别的老师都不一样，他总觉得学生达不到他的要求；他不愿学生失败，求胜心切”。

一、“德哥纳米门”暴露863计划黑幕。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外科主任张阳德没有研究纳米技术的资质，却在科技部官员的支持下战胜竞争对手获得1.2亿元的863计划纳米医药项目。张阳德被发现伪造在美国的留学、研究经历，自办“国际期刊”、“国际机构”，且其无科研经验的妻子、女儿、兄弟、侄子都是其“纳米团队”的成员。

二、蒙牛特仑苏牛奶欺骗消费者。蒙牛声称在特仑苏牛奶中添加新发现的“造骨牛奶蛋白”其实是一种著名的蛋白质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该蛋白质价格昂贵，特仑苏牛奶不可能按其声称的用量添加。该蛋白质如果进入体内，可能会诱发癌症。蒙牛全力封杀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

三、院士候选人利用关系压制对其学术成果的质疑。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福建农林大学教授陈家骅被揭露伪造在美国的履历和学术成果。该教授不做公开的回应，却利用其身为福建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福建省主任委员的身份，动用私人关系，迫使在杭州和清华大学的两个新语丝镜像点被关闭。该教授后来没能当选院士。

四、盗名教授受到校方庇护。云南民族大学化学与生物技术学院常务副院长王锐被发现假冒在美国名牌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而且盗用两位同名同姓的留学生的几篇论文，其所谓的成果全都是冒用别人的。事情暴露后，云南民族大学校长声称外人无权过问此事。

五、院士造假被通报批评。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清华大学教授范维澄及其合作者的三篇论文被揭发乃是抄袭国外论文，中国工程院为此对范维澄院士通报批评。

六、高校首次集中通报学术造假处理决定。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发布第1号通告，公布对三起剽窃事件的处理结果。其中两起最初在新语丝网站被揭发。

七、部长力挺中医受嘲讽。卫生部部长陈竺声称中医是高于现代医学的“系统生物学”，科技部副部长尚勇在国际会议上声称中医号脉能判断胎儿性别，为此备受冷嘲热讽。何祚庥院士发表《就“号脉能判断胎儿性别”问题，给科技部尚勇副部长和卫生部陈竺部长的一封公开信》，要求两位部长答复公众的质疑。

八、肖传国诉方舟子损害名誉权案两地法院两种判决。对同一内容的案件，武汉江汉区法院和武汉中级法院先后判决肖传国胜诉，而北京第一中级法院、北京高级法院则先后判决肖传国败诉。在武汉法院的支持下，肖传国声称将起诉500多名签名支持方舟子的学人和58个网页侵权。

九、学术打假遭遇恐吓。方舟子出版《科学成就健康》一书炮轰虚假保健品，在视频访谈之后以及该书首发式上，两次被人跟踪送恐吓信。

十、“首席骂街研究员”警告新语丝。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傅德志（静生）持续多日在其博客用污言秽语辱骂新语丝网友，警告说：“2008元旦前，谣字洞（新语丝）里面实名大陆学者专家普通受骗上当的，都赶紧撤，不实名的都是来自一个芳舟子。静生踹洞见鬼杀鬼见魔砍魔，绝不留情。”

谢华安的主要成果是培育和推广一种杂交水稻，属于技术研发，在学术上并无太大的成就，就此而言更适合去参选工程院院士而不是中科院院士。即使是在杂交水稻研究方面做出的贡献比谢大的袁隆平也只是工程院院士，而不是中科院院士。而且，中科院院士的评选比工程院院士严格，要求更高，不少人是选了几次中科院院士没有选上才转去选工程院院士，有些工程院院士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像谢这样选了多次工程院院士都没选上，转去选中科院院士一次成功的，似乎没有先例，是比较奇怪的。

涉及的论文的所有数据和主要内容都是从另一个研究小组的三篇论文抄来的，实际上是一篇没有自己的研究成果的读书笔记，连综述都算不上。在文中未做说明，也没有注明出处，在读者看来，会误以为是谢本人的研究结果，所以这是很明显的剽窃行为，而不是注释不规范、小瑕疵。涉及的专著谢最多算是主编，应该一一注明编写者的名字。不注明而当做自己的著作，显然属于侵吞他人的劳动成果。这两项都是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

举报人此前已向中科院实名举报，中科院据称也做了调查，但是谢仍然能当选院士，让人难以理解，因为院士同样要遵循学术规范，其要求应该比一般科研人员更高才对。很可能院士局并未向院士们通报谢的情况，院士们不知情。

虽然中科院院士章程、院士科学道德自律条例等多项规章都对院士的学术道德要求有规定，但从未被执行过。中科院还专门有一个院士科学道德委员会，但是从未见到它管过事。新语丝网站几年来揭露过数十个院士的学术不端行为，有的情节要比谢严重得多，但是从来没有哪个院士因此受到处理，所以这次事件的结果也会是不了了之。

这件事反映出当前选院士的一个问题，即所谓“包装院士候选人”，领导利用掌握的权力把他人的成果拿来做为选院士的资本。这种现象绝非个别。能否选上院士在一定程度上是各方利益均衡的结果，受人际关系、地方或部门势力的影响很大，不一定能够反映候选人的真实学术水平。谢当选院士，连农业部部长都祝贺，可见谢的上层路线走得不错。谢2006年从福建农科院院长退下，2007年即选上院士，不知是否有把院士做为一种安慰奖的意思。在工程院这种现象更明显，有些部长级高官要退休了，就去当工程院院士，因为院士是不退休的。

本来在学术道德方面对院士应该有更严格的要求，但是当上了院士，就像多了一层护身符，只要不犯政治、经济错误，此前此后的学术不道德行为反而更难以被追究。因为院士掌握的学术权力太大，能给地方、部门带来巨大利益，因此会受到纵容、包庇。这种情况在短期间内很难改变。短期内能够做到的，是加强对院士候选人的把关，不让低水平、不道德的候选人穿上院士护身符。但是像谢这种有严重不端行为的候选人，在被通过正常渠道实名举报后，依然能够顺利当选院士，说明中科院内部监督机制失灵，应该借助于舆论监督。举报人是在谢已当选院士后，才把举报材料寄给新语丝公布的。这个时候木已成舟。如果在正式选举之前，就在新语丝网站上揭发，让广大院士了解情况（据我所知大部分院士都看新语丝网站），那么谢很可能就选不上了。所以在现在的情况下，不要过分信赖所谓的正常渠道，在通过官方渠道举报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向媒体、网站透露，才会有较好的效果。

中科院新任院士谢华安被指抄袭他人论文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左志英
2008年01月13日南方都市报

2007年12月27日，北京，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结果公布，福建农科院研究员、著名杂交水稻育种专家谢华安榜上有名。

同一天，福州，福建农科院两名退休研究员给著名打假网站新语丝发去邮件，内称谢华安有论文是抄袭他作而成。

到底谢华安的理论水平和学风道德是否已经达到院士的尺度?

1981年，谢华安培育出杂交水稻“汕优63”。1986年，“汕优63”成为全国杂交水稻播种面积最广的水稻品种，并在此后16年连续稳居首位，谢华安的贡献在业内无人不晓，他于去年底成为中科院院士，这是中国科学技术最高学术称号。但是，他的学术能力正遭受质疑，他的论文和专著被指抄袭和侵占他人劳动成果。

中国杂交水稻被世界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20世纪世界农业的伟大创举、中国对全球“粮食工程”和“种子工程”的重大贡献和人类遗传育种科学研究的一次伟大飞跃。

出生闽西农村、现任福建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谢华安，学历不高，仅仅是龙岩市农业学校毕业的中专生，但他凭借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为我国杂交水稻的研究与推广并在国际保持领先地位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于1981年选育成功“明恢63优良恢复系”，并以其配组成功组合品种“汕优63”。目前，该品种已成为20世纪推广面积最大的杂交水稻品种，至1999年止，其在全国的推广面积已达9亿多亩，净增粮食600多亿公斤，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人说，他和袁隆平院士等中国的水稻育种专家的科技成果，奠定了中国人在20世纪内实现养活自己的科技基础。

据《福建日报》

在院士增选过程中，中科院的确接到过举报谢华安的材料，我们也派人去调查过。调查结果在院士增选大会上公布过，讨论过。最后，谢华安以超过2/3的票数当选院士。

―――中科院院士工作局局长马扬

中科院既然批准他成为院士，举报的问题是真是假，答案已经很清楚。他是踏踏实实做事的人，工作成果都在农田里。

―――福建省农科院宣传部负责人

对于实际贡献大而理论水平达不到某种标准的人，可以用其他办法给予奖励，如发奖金，评劳模，提工资，而不能随便降低某一职称的最低标准。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

2007年12月27日，北京，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结果公布，福建农科院研究员谢华安榜上有名。

同一天，福州，福建农科院两名退休研究员给著名打假网站新语丝发去邮件，内称谢华安有论文是抄袭他作而成。

谢华安，著名杂交水稻育种专家，因为培育出高产抗瘟质优、种植面积连续16年冠居全国的“汕优63”而在业内颇负盛名，1996年-2006年任福建农科院院长，曾被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第一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995年到2005年，谢华安先后5次向工程院院士冲刺，均告失败。去年，他向中科院院士冲刺，终获成功。

中科院院士，是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而对谢华安的质疑，恰恰就集中在其学术能力上。―――他的理论水平和学风道德是否已经达到院士的尺度？

论文抄袭？

那些数据与参考文献中的3篇论文的数据惊人一致

“不只是那篇论文，这本书都有问题，是别人代写的。”1月6日下午，福州某小区住宅内，邱实拿出一本绿色封面的书给记者看，书名《汕优63选育的理论与实践》，作者署名谢华安，2005年1月出版。

邱实，向新语丝发举报材料的两名研究员之一。此前，谢华安五次被提名工程院院士时，邱实曾写信给相关部门提出质疑：谢华安培育汕优63，育种思路是按袁隆平的“三系（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配套”理论，育种手段是已有的常规方法，在学术上没有任何创新，不够资格当院士。“我承认，谢华安贡献很大，但不能因此乱戴高帽。”

2007年，又是工程院院士增选年。邱实估计谢华安还会被提名，于是早早开始搜集新证据。很快，他将目光锁定在谢华安的论文《中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水稻良种―――汕优63Ⅲ.光合特性与光能利用率》（以下简称“谢文”）和著作《汕优63选育的理论与实践》上。

“‘谢文’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朋友说，谢华安没做过光合研究，怎么会有相关数据？”邱实找来那篇论文看，发现谢文没有一个引注，只在文后列了 16篇参考文献。他专门跑到福建省农科院图书馆，借来几篇参考文献与论文对照：“谢文”中6个表格的数据，与参考文献中的3篇论文的数据惊人的一致。略有差别的是，或者计量单位不同，或者表现形式不同。

而那6个表格的数据，正是谢文的核心所在。

“谢文”摘要称，将着重介绍汕优63的光合特性，如光补偿点低、光饱和点高、剑叶净光合率高。文中汕优63的光补偿点、光饱和点、剑叶净光合率的具体数值，及作为参照系的其他稻种的光补偿点、光饱和点、剑叶净光合率的具体数值，与3篇参考论文的数据完全一致。

“谢文”摘要还称，研究结果表明，汕优63不同栽培季节、不同施肥水平和不同栽培密度的光合特征、群体光能利用率均有所不同。证明“有所不同”的数据，也与那3篇论文中的数据相同。

那3篇论文为江苏省农科院的同一个研究团队所写，均于1989年发表在《江苏农业科学》上。

“如果是引用别人的研究结果，需要一一注明来源。”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国祥认为，核心数据不标明出处，会让人以为是作者亲自做实验得出的。

水稻研究领域最具权威的刊物《中国水稻科学》的编辑人员表示，作为论文的核心数据，如果不一一注明出处，严格来讲确属抄袭。

“绝对是抄袭。谢华安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邱实后来又打听到，两三年前，福建省农科院才买了部可以测量光合数据的仪器。而谢的论文是1997年发表的。

侵占他人成果？

集体完成的书怎么只署了他一个人的名

周易，福建省农科院研究人员，他认为《汕优63选育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是谢华安侵占他人劳动成果。

据周易介绍，2004年八九月份，时任福建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所长的王乌齐开始找人编写该书的章节提纲，随后组织十来名中青年科技人员，让他们按章节查找文献，搜集资料，着手编写。但该书正式出版时，编著者署名只有谢华安，真正的撰稿人在前言中被归入“帮助完成资料收集、打印和文稿校对工作”人员之列。

“事实上，谢华安没写过一个章节，只参加过书稿的讨论会。”周易肯定地说，“全书70多万字，头年八九月份开始写，第二年1月份出版，短短几个月时间，他一个人怎么能完得成。”

“是多个人写的。”另一名曾经参与编审工作的科研人员蓝波也证实，《汕优63选育的理论与实践》并非出自谢华安之手。

记者翻阅了厚厚的《汕优63选育的理论与实践》，这本书主体内容由12个章节组成。每章开头有一段英文摘要，末尾有一串英文参考文献。“谢华安看不懂英文著作，更写不出英文摘要。”周易甚至断言，“谢华安压根就不会写论文，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大多是别人代为操刀的，我的朋友就给他写过。”在一本褒扬谢华安贡献的书籍《神农》中，也承认了他在英语方面的欠缺。

“书出来前，没说只署他的名；书出来后，也没人出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只署他的名？”周易意见很大，“以谢华安的地位，即使一个字不写，谁也不会反对他做第一署名人。但他独占成果，这就过分了。”

据早年和谢华安一起参加过许多专业会议和项目攻关会的知情人称，从谢华安的发言看，都是实践经验，没有理论提升。所以，1996年，谢华安被任命为福建农科院院长时，院里不少研究人员不服气，“他只是农校中专毕业，那时只发表过两三篇论文，不具备院长应有的理论水平。”

其实，谢华安还在福建农学院接受函授过，但这个学历很少被人记住、提及。

谢华安其人

他被称为“杂交水稻之母”、“杂交水稻救星”

谢华安，1941年生于闽西地区。1972年冬，他从五七干校被调入福建三明农科所工作。当时，正逢杂交水稻协作攻关组从全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抽调农业科技工作者，他幸运地作为福建省协作组成员被派往海南，开始了育种生涯。

根据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三系配套”理论，1980年冬，谢华安培育出恢复系“明恢63”。第二年，“明恢63”和不育系“珍汕97A”杂交，培育出“汕优63”。“汕优63”成为杂交稻中的明星，谢华安的人生轨迹就此发生巨变。

可以抵抗严重稻瘟病，这是“汕优63”的杀手锏，解决了第一代杂交稻不抗稻瘟病的致命缺陷。此前培育的杂交稻，一旦遇稻瘟病，常常颗粒无收。质量好，适应力强，大面积亩产第一个突破600公斤……集诸多优点于一身，“汕优63”迅速扩张。

1986年，“汕优63”成为全国杂交水稻播种面积最多的种子，并在此后16年连续稳居首位，一口气创下了杂交水稻推广速度、年种植面积、累计种植面积、增产稻谷总量四个全国之最。

中国的水稻生产有过两次飞跃：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选育和推广矮杆品种，70年代选育和推广杂交水稻良种。在第二次飞跃中，在将杂交水稻从实验室大面积推广到全国各地过程中，谢华安的贡献在业内无人不晓。

杂交水稻一度遭到“三不”非议：米不养人，糠不养猪，草不养牛。此说法一出，《人民日报》随即登载了袁隆平的来信：杂交稻既能高产又能优质，“汕优63”就是最好的例证。

1985年，“汕优63”被评为全国优质籼稻；1987年，“汕优63”获福建科技进步一等奖；1988年，“汕优63”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因为“汕优63”，谢华安的职称评定一路顺畅：评副研究员时破格，评研究员时免予论文答辩；因为“汕优63”，他也获得了迅速的职务晋升，从三明农科所所长直接升任福建省农科院院长，一下由副处级跳到正厅级，直到2006年卸任；因为“汕优63”，他当选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因为“汕优63”，他被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等称号，是第一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汕优63之后，谢华安还培育过多个杂交水稻品种，但影响力都不及汕优63.

在以谢华安人生经历为主线的报告文学《神农》一书中，谢华安被称为“杂交水稻之母”、“杂交水稻救星”。该书于2000年出版后，福建省农业厅、福建省科协、福建省农科院等单位曾联合举办座谈会，并邀请新华社、中新社、福建日报、福建电视台等19家媒体记者参加，他被树为农业院校和农科单位工作者的学习榜样。

谢华安向中国工程院院士发起冲刺。袁隆平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1995年，谢华安第一次被提名，结果名落孙山。

1997年，1999年，2001年，2005年，谢华安又被提名4次，同样未能如愿。

“主要因为理论水平低，理论成果少。”邱实这样认为。

《神农》一书对落选原因的总结是：“院士需要凭论文和外语水平，还需要相当的学历学位。论文，谢华安有质量，但数量可能有欠缺；外语，他参加过日语培训班，可是世界流行英语，日语学得不对路；论文凭学历，他也曾追求过，参加过农学院函授，但想要有显赫的学历学位，他又赔不起时间。”

在向院士冲刺期间，谢华安的软肋逐渐强大，从1996年到2007年，10年发表40多篇论文，还出版专著《杂交稻育种与实践》、《中国绿色农业》等。其中，谢华安作为第一作者发表在正规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有十来篇。

对于这些论文和著作，一位举报者的判断是：别人代写。“比如绿色农业一书，谢华安没搞过绿色农业，连相关的术语都不大懂，怎么能就绿色农业长篇大论？”

“谢华安造假，我也理解。想当院士，不能没有论文和著作。”周易不能理解的是，“他得到的东西已经够多，明明理论水平不够，为什么还要去争当院士”。

院士的好处，中科院、工程院资深院士师昌绪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早作了解答：“当了院士，不用退休，社会地位又高，等于有了聚宝盆。”

争议声中当选院士

对谢的调查结果在院士增选大会上公布过，他仍以超过三分之二的票数当选

2007年六七月份，谢华安果然再次被提名院士。不过，这次是中科院院士，而非工程院院士。

“工程院院士是工程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中科院院士是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理论水平要求更高，他的资格更应受到质疑。”邱实以为，谢华安既然5次被工程院拒绝，成功闯关中科院的可能性更小。

当年7月6日，邱实将质疑谢华安院士资格的材料寄给中科院院士工作局，其中包括周易提供的证据。

周易把《汕优63选育的理论与实践》的编审过程整理成文，附上全书12章的实际作者名单，并加盖个人印章，交给邱实一道寄出。

两院院士选举中，基本实行学风道德一票否决制。“只要把这些材料给负责评审的院士看，谢华安肯定不会被通过。”邱实坚信，他提供的材料足以证明谢华安的学风道德不好，学术水平不高。

与邱实相比，温祷对谢华安的举报，时间更久，频次更多。温祷，向新语丝发举报材料的另一名研究员。

2007年10月10日，邱实和温祷的举报有了实质性回音。当天，中科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办公室主任王澍和3名院士来到福州，在宾馆分别约见邱温二人，就谢华安的问题进行核实。

2007年12月27日，中科院院士增选结果公布，谢华安榜上有名。

邱实糊涂了，“铁证如山，谢华安还是当选了。难道我的举报材料没被如实介绍，投票院士们不知情？还是我的举报不实？或是那些问题微不足道？如果是后两者，中科院应该公开说明情况，起码得跟我解释一下。”

“在院士增选过程中，的确接到过举报谢华安的材料，我们也派人去调查过。”中科院院士工作局局长马扬说，他们严格按照程序行事，调查结果在院士增选大会上公布过，讨论过。最后，谢华安以超过2/3的票数当选院士。至于调查结果的具体内容，这位负责人没有透露。

据周易介绍，调查组找他核实过《汕优63选育的理论与实践》的情况。后来，一名院士在电话中告诉他，“经认真查对，谢华安的确没注明作者。”

著名学术打假人士方舟子也感到奇怪，“不少人是选了几次中科院院士没选上，然后才转去竞争工程院院士。像谢华安几次提名都未当选工程院院士，转去选中科院院士一次成功的，似乎没有先例。”

福建省农科院显得很平静。“我们应该相信中科院的评审结果。”与谢华安共事多年的农科院水稻研究所所长王乌齐说，“已经决定的事，不要再争论了。”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都吃过汕优63.谢华安的贡献非常大，完全有资格当院士。”不用细问，王乌齐已经猜到谁在举报，“有极少数几个人，因为不当要求被谢华安拒绝，闹意见，闹情绪，到处告状。那篇论文只是注释不规范，小的瑕疵而已。”至于《汕优63选育的理论与实践》一书，“请人搜集整理资料很正常。”

“有人作证说，书是别人写的，并且还有详细的名单。”对于记者的追问，王乌齐不愿再谈下去，“我已退休，去院里问其他人吧！”

1月7日，走进福建省农科院大楼，一楼大厅内，高约1米宽约3米的大型电子显示牌上，几行鲜红的大字在滚动重复着一封贺信。“……您在明恢63 等系列恢复系和汕优63等杂交组合培育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为……确保中国乃至世界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抬头是“谢华安研究员”，落款是“农业部部长孙政才，2008年1月3日”。

“中科院既然批准他成为院士，举报的问题是真是假，答案已经很清楚。”福建省农科院宣传部负责人说，院里计划开庆功大会和学习大会。“他是踏踏实实做事的人，工作成果都在农田里。”

对于质疑之声，谢华安本人更为低调。正在北京开会的他告诉记者，自己被举报这件事，组织上很重视，对他和举报者都进行了调查核实，他相信组织。至于其他，不想多说。

贡献等于学术能力吗

院士资格的硬杠杠能不能改？

被指抄袭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的院士，谢华安并非第一人，最后，这些指责大多不了了之。2007年4月范维澄被工程院通报批评，已经算是较重的处罚。

中国院士制自1994年建立至今，两院1400多名院士中，只有两人被除名：中国科大原副校长方励之和华东理工大学原校长陈敏恒。据公开报道，前者因政治问题，后者因学风道德和经济原因。而消息灵通的方舟子透露，陈敏恒被除名，主要是因经济问题。严格来讲，因为学风道德而被踢出院士队伍的，一个都没有。

“我的终极疑问，不是谢华安能不能当选院士，而是增选院士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学风道德一票否决制是口号还是原则？”邱实自认没资格当院士，但很关心院士制度的动向，“我知道，现在学术造假成风。但能因此容忍院士造假吗？如果可以，我国科研人员在国际上还有什么信誉可言？”

“学者抄袭论文，即使是一次都不可原谅，只要证据确凿，就要严格处理。不能用剽窃者做了多少好事来辩白。就像罪犯犯罪，是什么罪就是什么罪，不能因为做过很多贡献就忽略不计，或者将功抵罪。”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觉得，有种误区需要破除：遇到抄袭之类的事，有人爱这么辩护，现在晋升职称或者博士生毕业，必须要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所以是被迫而为。“这种辩解不成立。我国的职称评定制度确实存在很大问题，但不能把这个作为个人抄袭剽窃他人成果的理由和借口。”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同样认为，对某一职称的申报者的学术水平和成果提出具体要求是必要的，这不能成为抄袭的理由。

“在学术道德方面，对院士本应从严要求，但现实的情况却是，院士成了一道护身符，保护伞，其学术不道德行为反而更难以被追究。”何时才能扭转这种局面，方舟子并不乐观，“短期内不会改变。院士掌握的学术权力太大，能给地方、部门带来巨大利益，因此会受到纵容、包庇。”

不过，据何祚庥所知，“院士增选过程中，学风道德有问题的候选人都被投票投掉了。”在他的院士评审经验里，“论文抄袭，一篇都不行，除非他得了诺贝尔奖。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就是因为论文抄袭最终被否决。这个学者是谁，我就不说了，反正很有名。”

两院的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是中国唯一受理院士学术腐败投诉的机构。但对确有其事的被举报者，只能进行道义上的谴责，没有行政权力实施处罚，除非院士所在单位接受科学道德建设委员的意见，做出相应处理。何祚庥的判断是，“这个委员会，作用不大。”

“现在抄袭、剽窃之风大盛，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对这种行为处罚不严。有关当局大事化小，有意包庇。”徐友渔说，这种事情，发生多次，也曝光多次，但屡禁不止，原因就在于做坏事很容易得手，而没有多少后顾之忧。

“对于实际贡献大而理论水平达不到某种标准的人，可以用其他办法给予奖励，如发奖金，评劳模，提工资，而不能随便降低某一职称的最低标准。”葛剑雄强调，“学术界是社会的精英，不能以不犯法为标准。在我国，院士是学术界的最高荣誉，让一个有抄袭行为的人一辈子当不了院士并不过分。”

“学风问题，国内比较松，在一些发达国家，一旦发现科学家有诸如抄袭、剽袭、弄虚作假等，均会列入黑名单，终身会受到影响。”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国祥说，我们国家目前在这方面还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和其他约束，监管和惩治不严。他认为，科学家如果弄虚作假，其负面影响往往比官员贪污金钱的影响更大。

院士被神化？

这一称号是不是被推得太崇高了

近年，院士制度的弊病屡遭批评，其中一些问题萌生于院士增选阶段，如候选人年龄太大，缺乏创造力；评审过程不透明，当选者的公认度不高，等等。

社会各界的部分意见，已纳入两院院士增选工作细则：

2007年，提高当选投票率：中科院规定，参加投票选举的院士人数应超过本学部院士人数的1/2，候选人获得赞同票应不少于投票人数的2/3.工程院规定，参加投票的院士人数达到或超过本学部应投票院士人数的2/3，候选人获得赞成票应超过投票院士2/3.

2005年，第二轮院士评审增加候选人自我介绍、回答问题的程序。

其实，早在2004年，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科学院学部第二届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北大校长许智宏就表示，要严格院士遴选评审制度，坚持学术标准，抵制行政干预，切实严把增选质量关。

在方舟子看来，最应改革的是院士的产生方式。

目前，两院院士增选工作基本包括四步骤：提名候选人、归口部门遴选、院士评审和院士差额无记名投票选举。“因为相关机构与候选人利益紧密挂钩，这些机构包装院士候选人、为院士选举大肆活动、造势炒作的不正当现象屡见不鲜。一个人能否选上院士，很大程度上是各方利益均衡的结果，受人际关系、地方或部门势力的影响很大，不一定能够反映候选人的真实学术水平。”方舟子在多个场合表示，要改变这种状况，可以对院士实行会员制、俱乐部制，改由多名院士在内部推举候选人，然后投票选举，不再让其他机构掺和进来。

院士制度的每个细节都引人关注，重要原因之一是院士被看得太重，甚至被神化。而这，也是院士制度屡受抨击的由头。

“中国现在把院士搞得太崇高，本身也许就是一种异常，不知是科学发达的表现还是科学不发达的表现。”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说，院士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如在中国崇高。“我在美国几个名牌大学待过，没听说这些院校算院士数量，绝大多数美国研究生连本系教授谁是院士都不知道。如果我们的科学还不算发达，却把选院士搞得大张旗鼓，煞有介事，是不是会让人觉得颇有讽刺意义。”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邱实、周易、蓝波、温祷均为化名）

《北京日报》2001年8月13日“学人随笔”版发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周桂钿教授的文章《重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将胡适的命题“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重评”为符合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其实这种评价并不新颖，在一些文章中经常看到，一些“民间科学家”在从事异想天开的研究时，也往往拿它为自己辩护。不过，由国内一位哲学权威做评价，意义自然非同小可。但是，这篇文章在史实、科学常识方面都存在错误，它对科学方法的理解也是值得商榷的，也就是说，同时存在“硬伤”和“软伤”。

周文一开头就说：“‘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胡适的名言。胡适于1959年7月参加在美国夏威夷召开的第三次东西哲学家会议上发表的这一观点，是在谈论《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时提出的。”胡适虽然在晚年经常谈到“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但这个观点早在五·四时期就已提出来，并对中国的文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21年，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胡适首次把清儒的考据方法总结为“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求证”两条。1928年，胡适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中进一步把这两条当成科学方法：“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这可谓是中国近代学术史的常识，不知周教授为何把它的发表时间推迟了30多年。

周文举了一个科学史的例子来证明这个命题的正确性：“科学研究怎么能不用假设？过去说‘666’农药是经过666次才试验成功的，前面665次试验都是失败的。也就是说，这项试验有过665次错误的假设，第666次的假设才得到试验的证明，成功了。”把有机农药六六六的命名由来说成是试验了666次，完全是望文生义的大胆假设，然而周教授却忘了去做点起码的求证，这本来只要拿一本化学手册、词典翻一下就可以知道的。六六六的名称和它的研制试验了多少次没有任何关系。其实六六六的合成原料和原理非常简单，并不用试验那么多次：将两种常见的化学物质苯和氯气用紫外线照射，就能合成。它的分子式由六个碳原子、六个氢原子、六个氯原子组成，所以叫作“六六六”。

周文在论证“大胆的假设”的必要性时，实际上是偷换成了“假设”。科学研究当然会用到假设，但是胡适这个命题之成问题，不在“假设”，而在“大胆”。假设和求证是科学方法的一部分，却不是科学方法的全部。如果要套用胡适的词汇的话，更完整地说，科学方法也应该是归纳证据－假设－求证。科学的假设是在已有的证据的基础上，合乎逻辑地提出来的，然后寻找新的证据证明。科学的假设不是凭空捏造、异想天开的“大胆的假设”，而是合乎证据和逻辑的“合理的假设”。同样，科学的求证和“小心”也没有必然关系，它只看证据是否确凿，而不管求证的态度是“大胆”还是“小心”。所以，如果说“合理的假设，确凿的求证”，那才有点科学方法的样子。

周文不仅论证了假设的重要性，而且将其地位拔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只要科学在发展，只要科学还需要发展，总是以假设的形式展开的。而所谓科学发展，就是以一个新的更确切的假设取代旧的相形见绌的假设。新的假设与客观事物的性质和规律更加接近。也只能更加接近，永远不能达到，一旦达到，就不能发展了。可见，假设是科学发展所绝对必须的。”这是把科学方法和科学研究的目的混为一谈。“假设”是科学研究的手段，却不是科学研究的目的。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求新的假设，而是为了发现新的客观事物、性质和规律。一旦一种假说被充分地证实了，一个科学假说成了科学理论或科学事实，一条科学定律或科学事实被确立起来，那么就有一部分的客观性质和规律被发现了。科学的发展并非“就是以一个新的更确切的假设取代旧的相形见绌的假设”。事实上，这种革命式的发展，在科学史上极其罕见。科学的发展，更多的是连贯性的、进化式的发展。一个客观性质或规律被发现了（或用周的话说，“达到了”），还有别的客观性质和规律有待发现，怕什么科学“就不能发展”？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发现所有的真理，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就不能发现一部分的真理。显然，周文由于认为全部真理不可获得，连局部真理也要抹煞了，一切的科学定律都变成了“假设”，这倒让人想起了当代神创论者的论调来了：进化论也仅仅是个假说！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确是伪科学的一个常见口号。比如，大胆地假设特异功能的存在，然后小心地求证。不是有鼓吹者说了嘛，即使有99起特异功能被证明是假的，也无法证明第100起就不是真的。求证失败了99次，还要再做第100次，不可谓不小心。我如果用同样的逻辑，大胆地假设周教授是伪科学的同谋，然后再做小心的求证，罗列种种证据：中国大学的哲学系有很多伪科学的同情者或鼓吹者、周教授的某些说法违背科学常识等等，一条不行再找一条，不轻易放弃这个大胆假设，要小心嘛，周教授告诉过我们，即使失败了665次，第666次还会成功的，“科学史”上有过这样的例子。如果我当真做这样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知周教授做何感想？

2001.8.27.

附：
重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周桂钿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

北京日报2001年8月13日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胡适的名言。胡适于1959年7月参加在美国夏威夷召开的第三次东西哲学家会议上发表的这一观点，是在谈论《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时提出的。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老子、孔子和王充都有科学精神，程朱新儒学也有科学精神，并且认为清代的考据学就是科学的，考据学的方法与结果可以用现代科学进行严格的检验。他认为钱大昕是“十八世纪最有科学头脑的人里的一个”。上述命题，他认为是“一个伟大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的传统”。

但是，胡适的这一命题却在六十年代遭到大陆学者的严厉批判，说是唯心主义的，凭主观猜想，是反科学的。诚然，有的人将假设与科学绝对对立起来，当时大概也是很自然的事，但现在想起来则相当荒唐。科学研究怎么能不用假设？过去说“666”农药是经过666次才试验成功的，前面665次试验都是失败的。也就是说，这项试验有过665次错误的假设，第666次的假设才得到试验的证明，成功了。事实上，任何科学的发展都需要假设。只要科学在发展，只要科学还需要发展，总是以假设的形式展开的。而所谓科学发展，就是以一个新的更确切的假设取代旧的相形见绌的假设。新的假设与客观事物的性质和规律更加接近。也只能更加接近，永远不能达到，一旦达到，就不能发展了。可见，假设是科学发展所绝对必须的。

因此，胡适的命题“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应该不是唯心主义的，也不是反科学的。“大胆的假设”，是要人们打破旧思想、旧观念的束缚，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提出新的假设。“大胆的假设”，提倡的是求新精神。“小心的求证”，是要人们不要停留在假设上，要进行小心的证明，如果在小心证明的过程中，不能成立，就应该放弃，重新提出另一种假设，再进行新的求证，到能够证明为止。这是完全符合科学的方法。“小心的求证”，是体现求实态度的。“小心的求证”，不是捏造事实，不是按自己的愿望改变试验数据，不是用不可靠的道听途说当作根据。“小心的求证”，就是要尊重事实，要重证据，重实验结果，来不得半点马虎。千万要“小心”！

我们用最简单的语言重新评论胡适的命题：“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那就是：求新精神与求实态度的结合。

1、2007年，国内您最关注的事件是什么？关注的意义是什么？

答：我最关注的事件是：科技部的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运行得怎么样了？科技部在2006年11月发布《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2007年1月1日起施行，并成立了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接受对科研不端行为的举报，组织和协调调查处理工作。但是该办公室在宣布成立之后，就在媒体上消声匿迹了，一年过去了，尽管我们公开揭露了很多国家科技计划中的不端行为和腐败现象，但是至今没有见到该办公室有任何的动作，更没有有任何人、任何单位受到科技部的处理。我早在2001年就一直在呼吁中国应该建立一个国家级的专门机构来接受科研不端行为的举报、调查和处理，但是我也担心在现在的环境下，这样的机构成立之后，是否会暗箱作业，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甚至名义上在打假实际上在护假。我希望科技部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能向公众汇报一下这一年来的工作情况。

2、2007年，国内您最关注的人是谁？

答：我向来对事不对人，没有特别关注谁，让我关注上了也不是什么好事。

3、2007年，您第一次到访成都，留下怎样的印象？来年是否有更多机会到成都来？

答：对成都的环境、美食印象都很好，对成都媒体抢新闻之尽力，更是印象深刻。我去外地都是有活动、临时决定的，现在并没有接到去成都的邀请。

4、回顾2007年，您怎么总结这一年的自己，这一年的“新语丝”？

答：这一年是我最高产的一年，出版了四本新著（《科学成就健康》、《批评中医》、《方舟子破解世界之谜》、《方舟子带你走近科学》），而且销量都还可以，另外还修改再版了两本旧著（《寻找生命的逻辑》、《食品转基因》），都是积累了几年之后一起推出的，把我以前积累下来的文章差不多都用完了，所以以后大概不会再这么高产了。这一年也是我在高校演讲、上电视节目比较多的，只要是让我去讲学术规范、揭露医疗保健骗局的，我几乎有求必应，以后对此会有更多的挑选。这一年的新语丝继续关注国内学术界的腐败现象，揭露的事件数量和2006年相比差不多，但是在2006年有几起重大事件（上海交大陈进、清华大学医学院刘辉、同济大学生命科技学院杨杰）在被揭露之后受到校方的处理，而2007年并没有出现这样的好事，虽然也爆出了几起比较重大的事件。而且国内媒体对学术腐败事件不像2006年那样感兴趣，进行跟踪报道的很少。

5、展望即将到来的2008年，在国内学术打假的道路上，您有怎样的希望？

答：希望国内媒体能够继续关注学术腐败现象，不要以为那不再是新闻热点就不再感兴趣。要遏制学术腐败，舆论监督很重要，而舆论监督不能只靠一家网站来作，需要各种媒体的合作。要遏制学术腐败，也需要有官方机构对之进行调查、处理，希望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各高校和研究所的有关部门在2008年不要继续只做表面文章，能有切实的举措，让大家对中国学术有点信心。

6、2008年，除了学术打假，您个人作品方面是否有新计划？

答：在2008年我将继续为《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写专栏，并至少出两本书，一本是科学健康手册，一本是关于学术规范的。另外还有一本书将在台湾出版，是把《科学成就健康》和《批评中医》各抽取了一半编成的。

我省归侨侨眷喜获“科技创新奖”

2007-05-22 12:00:00

经中国侨联组织的专家委员会评审，我省云南民族大学教授王锐、云南大学软件学院教授郑智捷、云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傅文甫获“科技创新人才奖”，由云南侨通包装印刷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凹版正反面同时印刷”技术项目获“自主创新成果奖”。

云南民族大学教授王锐，是留学美国并获得美国洛克有机化学研究所博士后，在国外完成学业后到云南民族大学工作，作为学术带头人主持国家民委、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教育部重点科学技术研究项目。他提出的具有独特结构的纳米超强和树脂超强的合成与性能研究等课题，寻求开辟“非石油化”新技术途径。另外，他还无保留地向国内同行提供有关超强酸技术和方法，为推动这一前沿学科领域在国内的开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科学研究上，他创造性提出使转基因植物收获后释放蛋白质分子的“低温冷刷技术”，部分成果以第一共同作者论文、发表在世界顶级权威刊物《Nature Biotechnology》[19： 371-374，Apr. 2001]上，论文被《Nature》等国际权威刊物专业论文单篇引用23次。首次提出与氟原子相连的碳正离子电子云部分配位理论，为相关化学合成设计和反应机理表征提供理论和实验依据。近年来5篇第一作者学术论文均刊登在国际权威专业刊物上，均被科学引文索引（SCI）和工程索引（EI）同时检索收录。

云南大学软件学院教授郑智捷，留学澳大利亚并获Monash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博士，现任云南大学软件学院信息安全系主任教授、澳大利亚共轭系统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共轭系统昆明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从1990年起，他就致力于进行图象处理技术及应用方面的研究，并开创性地提出概念细胞化知识模型和系统。 2003年在澳大利亚建立共轭系统有限公司，出任执行董事。由于他的出色成就，2003年8月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信息科学部特邀他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海外会审专家。2004年2月受聘为云南大学软件学院全职教授、信息安全系主任，负责专业建设、软件系统开发、工业应用开发项目、国际合作项目和理论研究发展工作，为软件人才培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云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傅文甫教授，在德国纽伦堡大学读书获理学博士学位，香港大学化学系博士后，主要从事在生物医学领域有重要应用前景的萘啶系列衍生物与其水溶金属配合物的合成、结构与性能研究；多联吡啶配体和d5-10金属有机复合磷光功能材料的制备及应用研究。在X-射线单晶衍射晶体结构确定的基础上，应用现代测试设备，研究稳态光谱，激发态的发射与吸收光谱，揭示这些化合物与材料的光化学性质，光诱导电子转移和能量转换的特征与规律。使之在生物医学、发光器件研制、人工模拟光催化还原二氧化碳以及清洁能量转换方面获得实际应用。自2000年以来，培养博士生12名，硕士生26名，高访学者2 人。讲授了无机化学、配位化学（双语教学）和金属有机光化学等课程。

由云南侨通包装印刷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侨属文杰主持研发的凹版正反面同时印刷技术，突破了传统的纸品凹版印刷中，印刷仅能做到单面的正面印刷这一限制，实现了包装印刷正反面同步印刷。反面印刷技术工艺独特，设备精度要求高，自动化控制程度高，扩充了凹版印刷的内涵，增加了凹版印刷的功能特色，丰富了商标产品的内容，提高了商标产品的防伪功能。该技术是一项国际率先开发应用的实用型创新技术。其套印精度可达到0.15mm的公差控制范围，具有较强的印刷防伪功能。

凹印正反面同时印刷技术取得实验成功后，公司随即投放市场，首先“以礼河”翻盖和“精品小熊猫”烟标上应用，并收到了极好的效果，使以礼河成为国内第一个使用凹印正反面同时印刷烟标的卷烟品牌。当年，会泽烟厂以礼河的产量20000万箱，创造商业利润1100万元。烟品小熊猫产量2.5万箱，为烟厂创造利润超过亿元，仅在会泽烟厂烟标的使用上，就为侨通公司带来超过2亿的销售产值。

到目前，该项技术已经应用到曲靖烟厂福牌系列、深蓝石林、楚雄烟厂国宾及昆明烟厂珍品云烟软包等十余个产品上，自投入市场以来，累计价值超过5亿元的商标应用，经济效益极为显著，是一项科技含量高，实用性强，并能为行业带来巨大利润的先进技术。

(外联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