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方先生，您好！

我上新语丝网这三个月来，深感您打假真是太难了，尤其是在这片全民作假的神奇土地上。对于网民中的“主流媒休”——新浪，除了用“助纣为虐”以外，实在不懂该用什么评语来评价它们。请方先生用您一贯的言简意赅、一针见血的“【方舟子按：……”式的语言给它们一刀而后大家快吧。

【方舟子按：史老板自豪地说：“脑白金主要是靠回头客，我骗了十年？不可能！”骗了十年有什么了不起，风水、算命不也主要靠回头客骗了上千年？脑白金做为一种激素，它的副作用可能要多年以后才表现出来，不是服用者本人能够发现的。“批评我们的人没吃我们产品。”史老板的意思是没有吃脑白金就不能批脑白金？我没有吃毒品还不能批毒品啦？“它对改善睡眠与肠胃很有帮助”，脑白金的广告可不只宣扬“对改善睡眠与肠胃很有帮助”，还宣传它有抗衰老、降压、抗癌、内分泌调节、增强性能力等数十种功效，这算不算骗人？史老板现在只抽出最不起眼的两项功效说事，还谦虚地说只是“很有帮助”，岂不是自己证明了以前由他亲自策划的那些吓死人的广告全是在骗人？而且，对脑白金可能的副作用只字不提，让人为了“改善睡眠与肠胃”而冒着因长期服用脑白金而增加患心血管疾病、中风、男性女性化等等的风险，这算不算骗人？】

以下是新浪信息：http://tech.sina.com.cn/i/2007-09-29/15131772089.shtml

史玉柱这十年：我的成功不是靠忽悠－－史玉柱在上海征途总部接受新浪科技专访

编者按：20年，中国经济演绎了一轮壮观的“大牛市”，史玉柱无疑是这轮超级行情中屈指可数的“大牛股”之一。今天，史玉柱坐拥数百亿元资产，但他成功的路径、他的市场占有率极高的产品却屡遭质疑。他的成功被人们用市场、商业、道德的尺度反复丈量，却很少有人真正走近他，走近他一起打拼多年的伙伴，用事实这把最简单的尺子来做出度量。

9月下旬，新浪科技专访了史玉柱与他的团队，试图通过“直面”的方式还原一个真实的史玉柱。

保健品成功非偶然

在中国，不一定很多人都知道史玉柱，但一定很少人不知道脑白金。它一度铺天盖地的电视广告被人斥为“恶俗”，它的产品本身被舆论质疑“无用”，这一“骂”一“疑”就是十年。

十年前的冬天，史玉柱在安徽黄山召集20多名“亲信”开会，确定了“脑白金”的构思。此前几个月，史玉柱还深陷巨人大厦停工、购楼花者天天上门追债的泥潭；几个月之后，脑白金在江阴试销成功，并迅速铺向全国市场。

凭借脑白金，史玉柱摘掉“中国首负”的帽子，还清巨人大厦所有债务，并完成了新一轮资本积累，直接为后来进军最感兴趣的网游市场铺平道路。

但在决定要做脑白金之前，史玉柱在珠海经历了从“中国富豪”到“中国首负”的迅速转变，负是负债的负。前后落差实在太大，脑白金出来的时候，史玉柱把自己藏的很深，像一个忍者。

低调是心理需要，但工作却没少做。做脑白金的这段时间里，史玉柱跟一些商场柜员、农村大姐大妈混的很熟。史玉柱认为，脑白金的成功没有一丁点的偶然因素，归根于他本人带领的团队对目标消费群的调查与研究。

脑白金的几位主要干部都是当初在珠海时期的“老巨人”，92、93年到公司的。营销团队也很强，有三分之一的分公司经理是首款保健品“脑黄金”时期的人。

当初的副手刘伟，如今已是征途网络的总裁。在今年8月31日调来征途之前，史玉柱把脑白金业务完全“扔”给她打理。刘伟认为，史玉柱能重新爬起来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特别勤奋、心无旁骛、坚持不懈。

史玉柱爱看书，通宵看，厚厚的一摞，第二天刘伟给他整理桌子，说都看完了。脑白金很多宣传文章他要自己写，曾有一个项目花去他整个五一长假，纯手写，铅笔写凸好几根。不爱应酬，除非万不得已；也不爱运动，最经常的运动是“在游戏中骑马”；整天想着工作那点事，还老盯着别人干活。

脑白金一开始的推广并不顺利，江阴试销不是很成功。后来修正方案，前后折腾有半年。碰到了很多困难，但“不行大伙散伙算了”这种话，史玉柱从来没说过了。其实，当时他已有很多自己的活路，比如给人搞搞策划、自己写写书。

只要认准的事，史玉柱不轻易放弃。正是看到许多中老年人失眠、肠道不好的“迫切需求”，脑白金推出了1+1的产品模式：胶囊管睡眠，口服液管肠道，刘伟称“脑白金这个做的很绝。”

在市场定位上，脑白金瞄准了受众广大的农村市场，打出送健康的“送礼”模式。原因是农村老年人“很抠门，想吃也舍不得买”，只有等子女花钱买。创业前，史玉柱曾在安徽统计局农村抽样调查队工作，对农村市场的理解与调研功夫正拜其所赐。

脑白金试销一年后在全国迅速铺开，月销售额飙升至1亿元，利润4500万元。与此同时，大部分中国人通过电视记住了“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这句广告词。

很多人说脑白金能做起来是靠广告，靠忽悠，刘伟对此并不认同，“那是外界不了解我们的营销策略”。这些年广告年年涨价，成本太高，靠广告根本撑不住市场。如果没有回头客，后果不可想象。

“骗消费者一年，有可能。骗消费者十年，不可能。”史玉柱认为口碑宣传是最重要的，时间最能说明问题。脑白金刚成功的时候，很多人说不用一年就垮掉，结果卖了快11年，现在还是同类产品的销售冠军。历史证明，过去那些对脑白金的批评没有根据。

据史玉柱分析，批评脑白金的人多数没吃过脑白金，而吃了脑白金的人一般不会主动对媒体说，他们没有对媒体宣传的义务。脑白金在消费者中靠口碑宣传，赢得回头客，却由于老大的身份而背负起保健品行业的骂名。

由于拥有大量实地调查，史玉柱拥有发言权。很长一段时间里，史玉柱天天跑药店，跑农村，去跟他的“上帝”们交流。开拓无锡市场时，当地几百家药店都跑过一遍。接下来每次启动一个新市场，他都这么干。

史玉柱对市场业务的检查方法很怪异，抓薄弱环节。喜欢临时改变检查路线，专奔乡镇地区一些小店，进门先看产品包装上有没有灰，再看生产批号，然后跟店主聊，几下就知道该区域的业务员是否努力。

现在史玉柱每天都坚持吃脑白金、黄金搭档，他说自己的员工可以作证。

网游是个门外汉？

9月25日，中秋节，新浪科技从北京飞赴上海，得知史玉柱深夜才从北京往上海赶，这属于出差状态。他不出差的时候，每天除了在公司开会沟通，就是下班回家玩游戏。玩通宵，早上睡觉，一天只睡4、5个小时。

2006年，《征途》在上海瑞金宾馆召开上线新闻发布会，史玉柱站在台上向记者喊话，称自己是一个20多年的老玩家，“我懂游戏。”很多人听到这话都窃笑，包括一些征途员工。

一开始时，很多研发部同事并不服史玉柱，征途项目经理就是其中之一。为了说服大家接受免费模式，史玉柱用了至少三周时间。征途内部有个投票的传统，少数服从多数。免费模式获得了绝对少数的一票，是史玉柱自己投的。

史玉柱没有办法，只好“曲线救国”，反复找团队召开会议，每次感化一两个顽固分子，死皮赖脸、软磨硬泡。开了十几次会议之后，整个团队终于彻底举手投降，他们之前都没有见过这么顽固的老板。

征途刚开始做不久，就说要做第一，当时大多数员工都认为老板在吹牛。公测人数突破30万人时，史玉柱提出“保60万争80万望100万”的目标，很多人也都认为不靠谱。如今根据征途掌握的数据，征途已是同类网游在线人数与营收领域的老大。

一次次目标的兑现，让一些自命清高的研发能人由不可思议到心服口服。也许，他们没见过第二个这种每天花十几个小时打游戏，第二天总能甩出一些修改建议的老板。

由于自己是每天玩十几个小时的骨灰级玩家，史玉柱对于征途的要求很严格，近乎完美主义。征途一直是更新最频繁的网游，研发部门的员工被内部戏称为“最值得同情的人”。

征途项目负责人透露，史玉柱身兼主策划，最重要测试员、资深玩家数职。他参与过任何一个项目，骂过任何一个策划，可能只是因为一些细节问题。

史玉柱经常在凌晨给同事打电话，只要发现一个小BUG，马上就得改，他眼睛不能容下沙子。有些程序员忙到凌晨四点回家，还没热暖被窝，就接到要求上线修改的军令。

不过改得心甘情愿，他们已经对这个骂起人来很要命，下了班勾肩搭背去喝酒的老板非常信服，“他是一个非常努力、非常真诚、非常实在的人。”

老板拥有管理上的绝对权威，但在业务层面每个征途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这块人人平等。一个难题没了招儿，大家开会讨论。都没主意，散会，回去继续想。史玉柱常在回家的车上灵感迸发，按捺不住就给项目负责人打电话。

有时候是馊主意，有时候是妙点子。

征途出名后，同样遭受了很多非议。史玉柱表示，外界批评的声音他也看过，得出结论“说征途不好的人，大多不是征途的玩家。”或是某些对手在搞鬼，或是外界的偏见。

一如脑白金的树大招风，征途也背负了网游行业的骂名。比如免费模式、消费过高。史玉柱强调说，免费模式不是征途最先做的。而批评征途消费过高更无辜，征途人均消费未进前四强，收入高只因玩家多。

征途副总经理袁晖表示，史玉柱对钱其实并不看重，开会从没说过征途要赚多少多少钱，只是说要把工作做到极致。用史玉柱的话则是，完美主义，追求极致。

史玉柱把外界对脑白金、征途的骂名归结到自己当初的失败上面。因为失败过，给大家留的印象根深蒂固。失败者做的事情，很容易被从负面的角度来看。如果过去一直成功，则不会这样。这是一种文化，中国历来对待失败都不宽容。

征途总部“藏”在上海桂林路浦原科技园一栋并不显眼的八层小楼里，向东15公里是上海第一高楼环球金融中心。这时的史玉柱，已经不是当初珠海那个好高骛远、好盖高楼的史玉柱。那次摔得太狠，太彻底，如今他成了“彻底的保守主义者”。

别人骂我不还口

不久前，史玉柱去做了激光手术，摘掉那副戴了多年的纯金边框眼镜。为什么在这时候？答案很简单。同事建议。建议了三次，说效果真的很好。头两次都没动心，第三次动心了，第二天就去医院。

外面看来仿佛“牛鬼蛇神”的史玉柱，其实只是一个普通人。“说吧，有问我都答。”说这话时，史玉柱一手夹着Kent香烟，一手抚摸着那把刻有他名字的紫砂茶壶。

新浪科技：有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在那么多报道里，大家对您的成功商人身份毫不怀疑，但对您的产品与商业模式一直有争议。有一些极端的评论认为您在挑战道德底线，认为您的几个主要产品是靠营销、靠忽悠成功的，您怎么看？

史玉柱：我这十年总共做了三件事，保健品、金融投资、网游。都是成功，没有失败，但都遭到非议。脑白金主要是靠回头客，我骗了十年？不可能！还有黄金搭档和施尔康、善存一样，主要元素就是维生素和矿物，怎么骗人？配方还不是我设计的，是中国最权威的中国营养学会设计的。

批评我们的人没吃我们产品。我们回头客是靠口碑宣传，消费者没有跟媒体去说的义务。还有是，这两个都是广受批评的行业，脑白金、征途都是行业最好的，背了行业的骂名。

新浪科技：我没有吃过脑白金，它真的有用么？您是否也会喝脑白金，请您谈谈自己的切身体会。

史玉柱：我每天都吃，我所有的员工可以作证。它对改善睡眠与肠胃很有帮助，但老年人很抠门，想吃舍不得。子女花钱买好了，他们才愿意吃。我们想到定位送礼，让子女送给老人。所以这送礼其实也是自我消费市场，不过是子女完成了购买行为。

新浪科技：很多人说征途的商业模式太黑，作为一名资深玩家，您是否有话要说？

史玉柱：一，大部分的质疑都是针对免费游戏模式，不是我一家走免费模式。免费模式是韩国人发明的，热血江湖是一个做的，盛大是第一个宣布。二，人均消费最高的也不是我，一些对手是我们的6倍。我们销售收入高，因为我们人多；三，开箱子也有人骂，某企业一个月靠它赚6千万，大家都开始做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做，现在没有一家免费游戏不做开箱子。

我们对自己要求挺高的，要尽一切努力尽我们责任降低这个行业的副作用。比如，在国家推出防沉迷系统之前我们通过技术设置，不允许未成年人进我们游戏。内容上，行业一般是靠打怪兽升级，我们加了几十万个知识题库，效率比打怪高很多。

免费模式难免造成有钱人与无钱人对打时的不公平，我们创造模式让不消费的玩家坐在车里打，三个人就能打赢一个有钱人。没钱人要团结，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线的人比较多。我们不消费玩家占据80%，真正花钱的玩家只有8%，剩下是花钱很少的，几个月才花十几元。

我看过所有批评的文章，都是没有玩过征途的人在评论。谁说了都没用，最有评判资格的就是玩家。征途上线2年来，玩家人数一直持续上升，这是极其罕见的，这说明我们对玩家、对社会做了大量工作。

新浪科技：您觉得在游戏市场，商业道德底线有没有一个判定的标准？

史玉柱：我看到有人指责我挑战商业道德底线，但没有几点能站住脚的。网游首先是一个娱乐行业，就不能按课堂教育要求，否则整个行业都有问题。对网游应该宽容一些，我给团队明确说两点，一不能违法，二不能违反道德，我们是跟着市场主流在做。

新浪科技：其实不仅产品，您个人也吸引了很多批评的目光，为何他们总喜欢针对你？你自己了解到的外界对你的认识是怎样的，您怎么看待这些眼光？

史玉柱：在通过脑白金完成了资本积累后，我投资了金融，因为不想犯错误。但这块居然也有负面声音，说我们炒股票，搞“投机”。我拿着华夏跟民生股份4、5年了，没卖过，这怎么算投机。从正面可以说是很有眼光，但我做啥事都有人从负面说。当年我还债，也是80%的评论是负面的。

因为我失败过，给大家留的印象根深蒂固，最失败总是想到我。如果我过去一直成功，不会这样，这是中国文化。我在硅谷的时候跟很多人聊过，如果硅谷搬到中国不能成功。硅谷容忍失败，投资人甚至更喜欢失败次数比较多的人，他们再犯错误机率更低。但中国的历史文化对失败者是不宽容，打内心不容忍。

我非常关注我的消费者，他们的一点小事都当成很大事情来做。对于不是我的消费者，尽管骂的狗血喷头，我都很迟钝，不是很关注。

新浪科技：你现在回头看看，保健品市场当初竞争那么激烈，脑白金、黄金搭档的成功有没有偶然因素？

史玉柱：我觉得没有偶然因素，共性是本人带领的团队充分关注目标消费群。知道他们想什么，同一个手法在做。很多时间是与目标消费者在一起的。

新浪科技：您下半辈子都献身网游了，但您过去十几年涉足了那么多领域，肯定也看到了很多诱惑，现在说这个话会不会为时过早？

史玉柱：11年前我胆子却是很大，但今年45岁了，从那次摔跤之后一直没什么冲劲。现在像我们企业这个规模的，哪个不是到处投资。我认识几十个朋友，都在投资。我近年一直反对多元化，这说明我胆小。我有个企业家朋友圈子评胆子最小，我是第一名。

新浪科技：当初拿着4000块钱在深圳闯荡的时候，心里的目标是什么？

史玉柱：当时刚毕业，傻乎乎啥都不懂。一直到1997年，感觉都是糊里糊涂。汉卡成功导致自己信心过度膨胀了，后来几乎找不着自己了。我现在喜欢看《太平天国》，研究它为什么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失败。

新浪科技：我们通过与您同事的交流，发现他们对您的重新崛起有很多感触，您自己在那次失败中主要有什么收获？

史玉柱：那一跤摔的太狠，太刻骨铭心，后来就有了一个信条：宁可错过100个机会，不可投错一个项目。企业家最大挑战在是否能抵挡诱惑。过去十年，我抵挡住了诱惑。失败是我与团队最大的财富，现在做什么都拿那段惨不忍睹的历史做比较，反复考虑会不会失败，失败了怎么办？危机感足了失败机会反而小了。

新浪科技：征途要改名巨人，这是否牵扯到您的一个不舍情结？巨人这名字当年只是学习IBM“蓝色巨人”的一个小创意，为什么能让您如此刻骨铭心？

史玉柱：巨人的名字我在投资领域一直在用，投资民生、华夏银行的上海健特，就是巨人投资公司合资子公司，IT领域一直没有用。当年是在IT起来的，倒下去了，这个情结是有的。现在认为在IT这块初步成功了，所以又可以用“巨人”了。毕竟是人生的第一个公司，有感情在里头。

新浪科技：汉卡的成功从广告开始，后来脑白金、黄金搭档的广告可谓铺天盖地，现在征途好像也差不多。大家都说擅用广告是您成功的一大关键，您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到广告的价值？

史玉柱：征途的广告不多。我没有学过广告，当初拿着汉卡，想让人知道，就只能投广告。当初每个字都是自己写的，第一次广告就成功了，自然会投入更多。后来买过一些广告专业书，发现教科书的都是骗人的，广告的关键是要重视消费者。

新浪科技：有人说您其实不是很在乎钱，甚至对下属也没有提出明确的利润要求，但在外面看来，您所从事的几个成功案例中，总是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您怎么看这一冲突？

史玉柱：利润肯定是要追求的，主要是当作一个事情来做。作为一个企业，对社会贡献最大的就是创造利润，纳税。企业亏损是要危害社会的，我的企业曾危害过社会，不能再危害，所以利润是很重要的。

新浪科技：您总是穿一身白色运动服或红T恤，您并不讲究排场。我跟分众江南春先生聊过，他每天也用很少的钱，却还在不断努力挣钱，你们是否有一定共性？

史玉柱：大家都是在当事业来做，大家做的差不多。所谓的首富其实都只是一些数字，我个人几乎没有钱，公司的现金也不多，钱主要投入到可变现的优质资产去了。

新浪科技：知道您不再喜欢提目标，但在网游这块，我想知道有没有做过一些大概的规划。比如，您预计什么时候可以把网游跟脑白金一样放手？

史玉柱：还是没有太具体的目标，第一步是先把网游这块巩固，把最大能量在这块发挥。游戏最大的不放心在于，不是所有研发人员都像我一样真正注重玩家。哪天他们真正能做到我这样了，我可以跟脑白金一样放手了。

【陶先生告知：“反科学无文化人”、北京师大哲学系副教授田松最近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其伪科学垃圾著作《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吗》。特重新发表此旧作。】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国内读大学的时候，和现在许多大学生一样，也可算是个“愤青”，喜欢读一些愤世嫉俗的著作。当时有两本内容很有点耸人听闻的“环保”著作让我印象很深刻：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和里夫金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前者用数学模型，后者以“热力学第二定律”为据，都断言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能加速地球资源的枯竭和人类社会的崩溃，拯救的办法是维持“零增长”以苟延残喘。这种悲观论调很吸引人的眼球，乍看也很有道理，但却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和仔细的推敲。《增长的极限》中关于重要资源将在20世纪末枯竭的预言已成为笑柄，现在恐怕连作者都不相信人类末日将在2100年到来了。而《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则不过是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歪曲和篡改，从理论上就站不住脚。当然，这种矫枉过正的书对人们增强忧患意识是有一定的作用的，读一读也无妨，只是读的时候要留个心眼，切不可全盘接受其说法，更不要因此变成极端“环保主义者”而掉入反科学的泥坑。《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的原著（1980年出版）在美国早已绝版，里夫金（Jeremy Rifkin）近年来致力于全盘否定生物技术的发展，在其简介中甚至不好意思把这本书列入。

但正所谓墙里开花墙外香，这本书自从1987年被译介到中国来，其声名在中国就长盛不衰，它介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部分甚至做为课文被选入高中《语文》第六册，去误导没有学过真正的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中学生。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田松博士近来在宣扬其反科学、反教育的论调时，也一再拿里夫金当权威依据。例如，田松博士在《中华读书报》2004年6月23日发表《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一文，声称地球的命运就是成为一个大垃圾堆，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不能解决垃圾问题，反而只是加速这个世界末日的到来：“垃圾问题，将会超出能源问题，成为未来世界最主要的问题。即使能源危机能够解决，垃圾问题仍然无法解决。因为输入越强大的能量，会产生越多的垃圾。我相信，未来的大规模战争，将不是为了到别的地方抢什么东西回来，而是要把垃圾送出去。在我悲观的眼睛看来，人类加速度的现代化步伐，只是使世界更快地铺满垃圾。”他的全部依据也是所谓“热力学第二定律”，而且是里夫金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当然，在我们目前的大众语境中，人们普遍相信垃圾处理场的作用。似乎只要建好处理场，就可以解决垃圾问题，甚至变废为宝。然而，按照《熵》的作者里夫金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表述：能量总是从能用的变成不能用的，物质总是从可用的变成不可用的。在全球化的物资和能量转化链中，低熵状态的原始森林、矿藏、天然水体，最终必然变成高熵状态的垃圾场。垃圾，是一切物资和能量无可逃脱的宿命。”“对此，大部分人仍然乐观：等到将来，科学发展了，这些填埋的垃圾还是可以再回收利用的。然而，这个幻想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

物理学上有这样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吗？没有。热力学第二定律有多种表述方式，与此有关的一种表述方式是所谓“孤立系统熵增原理”，即认为在孤立系统内实际发生的过程，总是使整个系统的熵的数值增大，也可以通俗地说成是总是使可用的物质变成不可用的物质或垃圾。但是这里的前提是“孤立系统”，而地球并不是一个孤立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系统，从外界（太阳）吸取了大量的能量。而只要有外界能量的输入，就可以使整个系统的熵值减小，让垃圾转变成可用的物质。可见田松所谓“输入越强大的能量，会产生越多的垃圾”的说法，不仅不是依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得出的，而是从根本上违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

里夫金是学文科出身，曾在宾州大学获得经济学学位和在塔夫茨大学获得国际事务学位，很可能没有学过普通物理学，所掌握的物理学知识最多也就是所谓“民间科学家”的水平，他误解、歪曲热力学第二定律，并不奇怪。但是，田松博士号称是物理学硕士出身，当过物理教师，却也对热力学第二定律一窍不通，把他所鄙视的“民间科学家”对物理学所发的贻笑大方的高论当成权威依据，就很奇怪了。里夫金在中国虽然名头很大，在美国学术界却被认为是伪学者。美国著名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曾经如此评论说，里夫金的著作是“很聪明地拼凑起来的冒充学术的反智宣传。”“通过分析他草率的学术作风和对科学的根本误解，我想我能够显示，他所描绘的世界是虚构出来的，是被捏造出来用以证明其本人的私下愿望的。”“里夫金的所作所为表明他对科学规范和科学步骤一无所知：他对什么是科学以及科学是如何运作的都几乎一点也不懂。”古尔德对里夫金的评价，用于像田松这样的中国反科学文化人身上，也非常恰当，只是他们没有里夫金的那份聪明劲儿而已。

这个世界当然总是会产生垃圾的，如何减少、处理以及利用垃圾也一直是人类面临的一个难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地球在未来（在太阳消亡之前）必定会成为一个垃圾堆。正如我们读到了田松的垃圾文章，大可不必就根据里夫金－田松“热力学第二定律”预言类似的垃圾文章会越来越多，最终天下文章都会是垃圾。

2004.6.26.

(XYS2004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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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院肖传国候选“武汉杰出人才奖”
曾与“打假斗士”方舟子对簿公堂

2007-10-6长江商报

本报讯(记者　郭婷婷)近日，备受媒体关注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肖传国被武汉市卫生系统推荐为首届“武汉杰出人才奖”候选人，消息传出，立即引起很多市民关注。

昨日，记者在武汉市卫生局网站上看到，同济医院陈孝平、武汉市第一医院张介眉等六位专家被卫生系统推荐为首届“武汉杰出人才奖”的候选人，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肖传国。

而2005年，他与国内著名“打假斗士”方舟子对簿公堂。事件的起因就是方舟子在报章与网站发表文章，质疑当时正在竞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肖传国个人学历经历、受奖记录、学术成果多有不实。肖传国遂将方舟子告上法庭。此案先后经历一审、二审，至今仍争论不休。

昨日，协和医院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肖传国教授创立的“肖氏反射弧”有效地解决了截瘫病人膀胱损坏，大小便失禁的问题，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是国际外科领域里仅有的几项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手术原理。而且他在其他方面也有突出贡献，获得推荐是实至名归。【方舟子按：这是武汉肖氏法院定义的“国际外科领域”吧？不然，就请这位协和医院的工作人员给我找找在哪一本国际期刊、国际著作里有“肖氏反射弧”的说法？我们可是找了好几年都没找到。】

武汉市卫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推荐的六名候选人是由该局“武汉杰出人才奖”推荐工作领导小组议定的，“推荐理由主要考虑推荐人选的学术成果。”

“我们只看候选人是否符合评选的要求。至于打没打过名誉官司不会对评选造成影响。但如果学术、学历造假，肯定不行。” 昨日，武汉市人事局专技处副处长曹启山在记者采访时说。

《科学的历程》是一本科学史的普及著作，初版于1995年年底（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国盛的成名作，轰动一时，曾获得多项全国性大奖，甚至在1999年被新华书店总店评为“新中国五十年百部名著”之一，被中国科学院等机构列入“科学家推荐的20世纪百部科普佳作”。2002年10月该书出了第二版（改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当即获得“科学时报读书杯”最佳科普书奖。

据吴国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该书初版时吴国盛还是个“科学主义者”，而现在他已改变立场，变成了“反科学主义者”，所以在第二版增加了不少“反思”科学的内容，特别是在最后新添一章控诉“科学在带来福音的同时，也造就了危害人类的魔鬼”（p.583）。有人因此批评这本书有一个“反科学的尾巴”。事实上，这本书还有个“伪科学的头”，在第一章用一页（p.34）的篇幅提出存在所谓高级史前文明的可能性（即猜测在史前曾经存在过一个已灭绝的至少和我们一样高级的文明：“我们不知道这段时期是否真的产生了像我们一样高级的文明，要知道，我们能有今天的文明程度，建立摩天大楼、驾飞船登上月球，也只经历了几千年的时间。”这种说法在考古学界被公认为伪科学）。不过我在这里不想讨论这种可以被归为立场不同而导致的观点之争。我只想指出这本书存在的事实错误，也就是不论持何种立场的人都会承认的所谓“硬伤”。按理说，一本读者众多、深受好评的“名著”不该有很多硬伤，在经过修订出第二版时更不该有。但是这本书在科学事实和历史事实方面的错误却比比皆是，说是硬伤累累也不为过。我只从与生物学历史有关的一小部分举出一些例子，因为我是学生物学出身，很容易识别这方面的错误，也比较容易让读者接受。

我们先来看科学知识方面的错误。这类错误，有的是因为作者缺乏生物学常识造成的：

“豌豆是一种自花授粉的植物，孟德尔同时进行自花授粉（即同一品种自我生殖）和人工杂交授粉（即用不同品种杂交生育）。”（p.377）“自花传粉”即在同一朵花内完成传粉过程，花粉传到了同一花的雌蕊上，从字面上即可知道其意，不敢肯定的话找一本常见辞书（例如《辞海》）一查也可明白，作者加注已属画蛇添足，却又注错了，也可见他其实并没有弄明白孟德尔具体是如何做试验的。

“蛋白质由20种氨基酸组成，而氨基酸则是由氨基和羧基联成的肽链。”（p.474）后一句话把做为大分子聚合物的蛋白质和做为小分子的氨基酸混为一谈了。准确的说法是：氨基酸是由氨基和羧基组成的小分子，蛋白质是由氨基酸联成的肽链。

“1911年，俄裔美国化学家列文（1869－1940）查明核酸有两种，一种是所谓核糖核酸（学术界俗称RNA），另一种是所谓脱氧核糖核酸（学术界俗称DNA）。”（p.474）RNA和DNA分别是核糖核酸和脱氧核糖核酸的英文缩写，而不是“学术界俗称”。

“如今，人们已经能够破译许多遗传密码，并排出一张遗传密码表来。”（p.476）事实上，全部（64个）的遗传密码早在1966年就已被破译了。作者称“许多”而不说“全部”，说明他对什么是遗传密码其实也不甚了然。

这本书还有许多复杂一点的知识错误，例如它对抗生素的“损害性”的说法（p.547），对克隆技术的描述（p.549），对转基因食品的“危害”的设想（p.550），就都是完全错误或没有科学依据的，但是要用较长的篇幅才能澄清，在这里就不加剖析了。

像这种知识性的错误，作者在编写时如果能先去学一点生物学知识，或者谨慎一点，多翻翻工具书，而不要想当然，本来完全可以避免。还有的错误则是因为沿用了过时多年的说法。作者在第一章介绍人类的起源时，把西瓦古猿当成人科的最早成员（即人类最早的直接祖先），把“东非人”当成最早的人（p.32），就都是早已被推翻的旧说法。大约生活于1400万年前的西瓦古猿除了体型比拉玛古猿大，其他都相似，所以现在一般认为它是拉玛古猿的雄性样本。在1967年以前，拉玛古猿曾被认为是人科的最早成员。1967年起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认为人科出现的时间要比拉玛古猿生活的时间晚得多，大约在500－700万年前，引起了古人类学界的一场大辩论。到1980年代，新的化石发现使这场辩论有了结果，学术界的共识是拉玛古猿（以及西瓦古猿）是猩猩的祖先，而不是人类的祖先。至于“东非人”，现在认为是南方古猿鲍氏种，是从猿到人进化过程中的一个旁支，而不是最早的人。作者仍然在把30多年前的旧学说当定论介绍，是很令人惊讶的，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一章的注解中，作者建议读者“此节内容可进一步参看理查德·利基的《人类的起源》，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而《人类的起源》一书对这些争论及其结局有详细的介绍，这表明作者对他自己推荐的科普书籍也没有认真看过。

做为一部科学史著作，更为严重的是犯了历史事实的错误。而《科学的历程》在这方面的错误之多甚至可以说超过了科学知识方面的错误。例如，它对分子生物学诞生过程的介绍，几乎全错了：

“打开这一僵化局面的是关于肺炎双球菌的研究。这种病菌有两种，一种有外膜，有传染性，另一种没有外膜，没有传染性。1928年，英国生物学家格里菲斯发现有一种转化因子能使有膜病菌变为无膜病菌，这令他感到非常奇怪。”（p.474）这里刚好搞反了转化实验的结果。格里菲斯发现的是，那些被杀死的有膜病菌中含有一种转化因子，能让无膜病菌转化为有膜病菌。吴国盛如果去了解一下该实验的细节，就不会犯这种错误。

“艾弗里的工作也没有马上得到公认。人们甚至怀疑艾弗里提取的转化因子并不是纯粹的DNA，可能还含有蛋白质。只有德裔美国生物学家德尔布吕克（1906-1981）对此坚信不疑。不久之后，他关于噬菌体的研究强有力地支持了艾弗里的结论。”（p.474）其实，在艾弗里于1944年证明转化因子是DNA后，德尔布吕克恰恰是最顽固的怀疑者之一。他一直坚信蛋白质才是遗传物质，一直到1950年代初他的同事（而非他本人）赫尔希和切斯用噬菌体实验证明了DNA是遗传物质，才改变了看法。

“1952年，奥地利生物化学家查哥夫（1905－）通过精密的测定，发现四种碱基的含量并不相等，从而彻底动摇了束缚了人们数十年的列文模型。”（p.475）查哥夫早在1950年就已经公布了这个发现。又，查哥夫应被称为奥裔美国生物化学家，他已在2002年7月去世。

“再就是美国的著名化学家鲍林（1901－）。”（p.475）鲍林已于1995年去世，在初版时不列其卒年还可理解，过了七年仍把他当活人就说不过去了。该书p.582有一张“著名化学家泡林抗议核试验”的照片，事实上这是同一个人，为何用不同的译名？是否因为连鲍林的英文原名都不知道？是否因为不知其为同一人而保留抄录来源的不同译名？对这位两次独享诺贝尔奖、对现代化学和生物化学做出开创性贡献的伟大化学家，该书对其成就只字不提，在书后附录的“著名科学家编年表”、“人名译名对照表”、“人名索引”中都找不到他。

“1952年7月，克里克从查哥夫处得知DNA所含四种碱基含量并不相等，便提出了碱基配对的思想。”（p.475）沃森和克里克从查哥夫研究中得知的是，虽然在不同物种中四种碱基的含量不同，但是A和T的含量总是相等，G和C的含量也相等，因此提出A和T配对，G和C配对的碱基配对思想。从“四种碱基含量并不相等”推导不出“碱基配对的思想”。

光是这些简略的介绍，就有5处史实错误，再加上前面已提到的两处知识错误，短短的两页（p.474-475），就有多达7处的硬伤，全书错误率之高，可以想见。

这本书有许多黑白插图。这些插图也有张冠李戴的错误。例如，在p.481，有一张“加拿大地质学家爱德华·威尔逊”的照片，其实是美国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的照片。那位提出板块学说的加拿大地质学家的名字叫约翰·威尔逊（John Tuzo Wilson）。吴国盛能把两位同姓不同名、既不同国也不同学科的科学家搞混了，让美国的威尔逊跑到加拿大研究地质，其写作态度之草率可想而知。

要写一本科学通史，说难也难，说易也易。难者在于对各个主要学科的专业知识都要有一定程度的掌握，要通读各学科的史料（最好是原始史料）达到融会贯通，对重大科学史事件要做出自己的分析和评价。投机取巧的办法则是根据已有的科学史著作、学术文章乃至通俗文章收集N手资料，生吞活剥，拼凑而成。《科学的历程》就是属于这种投机取巧的拼凑之作。这种“拼盘”如果依据的是准确、可靠、最新的资料，如果能够有起码的严谨的写作态度、不想当然地对收集来的资料随意增删，也不无参考、普及价值。《科学的历程》则连这些要求也没有达到。这样一本基本上只是罗列史实，相当枯燥乏味（例如，它丝毫也没有描写出创立分子生物学的迂回曲折和激动人心之处），而且写作态度非常不严谨，硬伤累累的拼凑之作为什么成了“科普名著”，甚至还被当成学术著作获奖？吴国盛在第二版自序中自称当时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在此书初版的1995年也许如此，八年之后仍然如此吗？

2003.5.31.

(XYS20030531)

北京大学出版社最近出了一套由“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资助、吴国盛教授主编的“北京大学科技哲学丛书”，其中包括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著《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中译本。这本译著的署名很有意思。按书后介绍：本书第5-7章由张东林翻译，其余由李立译出初稿。张东林对初稿进行了校对。吴国盛在初稿的基础上重新译出了序言、前言、第1章、第3章和第4章的大部分，校对了其余部分。也就是说，这本书的主要译者是李立（译了四章）和张东林（译了三章），吴国盛只是在别人译好、校对好初稿的基础上对其中的不到三章做了修改（原书共七章）。然而最后的署名却是吴国盛成了最主要的译者，该书变成了“吴国盛等译”。利用主编的权力抢占署名，不知是否算得上是一种腐败？

库恩虽然是哲学家，但是其文风与一般哲学家不同，非常平实，措辞、句式都非常简单，有中级英语水平的人就不难读懂他的著作，翻译难度还比不上卡尔·萨根的科普，更不要说古尔德、威尔逊的思想随笔了。但是就是这样易懂的名著，虽然被中国最著名大学的“哲学家”煞有介事地翻译了两遍、校对了两遍，错误、漏译、乱译之处仍然比比皆是。下面我就从号称由吴国盛重新译出的第一章的前面几页挑出几个例子出来。这第一章带有引论性质，应该比其他各章更为好懂。但是只要它用到了惯用法，句式稍微复杂一点，我们的“哲学家”就开始犯胡涂了。像把“以前的理论提供”译成“前人提供”，把“同时处理”译成“立即处理”这类无关紧要的小错误就不举了，只举严重的错译。

吴译：

但这场革命也揭开了天文学研究中许多最晦暗和最隐秘的细节。

方译：

然而这场革命却取决于天文学研究中最晦涩隐秘的细微之处。（Yet the Revolution turned upon the most obscure and recondite minutiae of astronomical research.）

按：上句提到这场革命一直被认为是西方思想发展的转折点（turning point），此处turned upon就是承这一句而来，指出其转折之处只是天文学的细微之处，然后下一句问什么它却会有那么重大的意义。吴译大概以为upon就是on，turn upon就等于turn on，不就是“打开”吗？“打开”不就是“揭开”吗？联想能力固然可嘉，却完全脱离了上下文。

吴译：

无论是就日常哲学还是就面包黄油而言，当代的西方文明比起以前的文明更加依赖科学概念。

方译：

当代西方文明在日常哲学和日常生活两方面，都要比以前的任何文明更依赖于科学概念。（Contemporary Western civilization is more dependent, both for its everydayphilosophy and for its bread and butter, upon scientific concepts than any past civilization has been.）

按：吴教授如果看到有人说：“It is a pity for any man to quarrel with his bread and butter.”大概要以为是在和面包黄油吵架。

吴译：

原始的宇宙概念基本上由地上的事件来定形，这些事件直接地影响了宇宙体系的设计者。

方译：

虽然各种原始的宇宙观念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但是它们全都主要地是被地上的事件、那些最直接地刺激着体系设计者的事件所定形的。（Though primitive conceptions of the universe display considerable substantive variation, all are shaped primarily by terrestrial events, the events that impinge most immediately upon the designers of the systems.）

按：吴译可能理解不了前半句，干脆来个偷工减料的编译。

吴译：

在原始宇宙论中，天仅仅被简略地添加成为大地提供的一个套子，它的上面住着神话人物并被它们所推动，这些神的任性的能量，因着他们与地界的直接距离的增加而增加。

方译：

在这种宇宙论中，天只是简略地被描述为包围着大地的东西，上面住着神仙，并被神仙所推动着，这些神仙与地界的直接距离越远，则在灵界统治集团中的级别越高。（In such cosmologies the heavens are merely sketched in to provide an enclosure for the earth, and they are peopled with and moved by mythical figures, whose rank in the spiritual hierarchy usually increases with their distance from theimmediate terrestrial environment.）

按：能把“灵界统治集团中的级别”翻译成“任性的能量”，非要有超群的想象力不可。

吴译：

显然，这个宇宙是对埃及人所知道的世界的一个模仿：他们生活在一个由水包围着的拉长的圆盘中，这惟一的拉长的方向是他们曾经探索过的；

方译：

显然，这个宇宙的几个主要结构特征，是埃及人根据他们所知道的世界联想出来的：他们的确生活在一个拉长的圆盘中，由在他们曾经探索过的唯一方向上的水划定了界限；（Clearly several of the main structural features of this universe were suggested by the world that the Egyptian knew: he did live in an elongated platter bounded by water in the only direction in which he had explored it;）

按：“方向”不是拉长的方向，而是水所在的方向。

吴译：

是永远地庇护来世的地方。但是对天象观察做这样的描述还是很少见的。

方译：

是属于永远享福的来世的区域。但是像这种天象观察的痕迹是很罕见的。（the region of the eternally blessed afterlife. But such traces of celestial observation were rare.）

吴译：

其他一些粗糙的宇宙论也都表现了现代人类学家所研究的当代原始社会的特点。从表面上看，所有这些宇宙结构的草图都实现了一个基本的心理需要：

方译：

现代人类学家调查过的当代原始社会的一个特点是都有着其他粗糙的宇宙论。很显然，所有这种对宇宙结构的简略描绘都满足了一种基本的心理需求：（Other crude cosmologies characterize the contemporary primitive societies investigated by the modern anthropologist. Apparently all such sketches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e fulfill a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

吴译：

人类若不发明一个宇宙论是不会持久地生存的

方译：

人类不会长期不去发明一种宇宙论（Man does not exist for long without inventing a cosmology）

按：吴译没有读懂这句话，译得莫名其妙。

吴译：

举例来说，我们不会相信一个以神来解释物理世界的平常行为的宇宙论；近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已经坚信更接近机械的解释。

方译：

例如，我们将不会认可一个用神来解释物质世界的日常行为的宇宙论；至少在近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坚持要求更接近机械的解释。（We will not, for example, credit a cosmology that employs gods to explain the everyday behavior of the physical world; in recent centuries, at least, we have insisted upon more nearly mechanical explanations.）

按：这不是“我们”自己信不信的问题，而是提要求的问题。

如果要靠这种粗制滥造的译著“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未免太欺负“世界”。连这种通俗易懂的著作都读得不明不白，他们是否能读懂那些故弄玄虚的“后现代”更令人怀疑。下次如果有人要再来高谈用“后现代”反科学，不妨问一句：你读懂了原文了没有？

2003.2.17.

(XYS20030218)

近年来在西方出现的所谓“科学大战”，是科学界人士回应一批从事Science Studies这个领域的人文学者对科学客观性的挑战。这个新领域目前也有人试图引入中国，而有关“科学大战”的文章、书籍也逐渐被介绍到中国，但是对ScienceStudies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译名，大致有这些译法：

“科学研究”：Studies在中文中相对应的词是“研究”，例如“美国研究”、“鲁迅研究”，都是此义。不幸的是，“研究”在中文中有歧义，也对应“research”，因此将Science Studies直接译成“科学研究”，很容易被误会成更常见的、表示科学研究活动的“科学研究”。

“科学学”：Studies在英文中有“学科”之意，不过，在中文中，“学”比“研究”更为“高级”，对应的英文是“science”或“-logy”。Science Studies做为一个范围很窄的领域，似乎还不宜称为“学”（就像“美国学”、“鲁学”等说法都未获得广泛认同）。而且，“科学学”早先已被用于翻译“科学之科学”（Science of Science）这门学科，这是1930年代由贝尔纳创立的一门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与在1970年代才出现的Science Studies的研究范围有重叠之处，但并不等同，范围更广。

“科学论”：在中文中，“论”表示一种学说、理论或主义，不宜用于表示学科。

“科学元勘”：这是意译，认为Science Studies是“对科学的元层次研究”。这个理解并不确切，Science Studies其实只是研究科学的社会和文化基础，或者说，是把科学研究当做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来研究。而且，“元勘”一词是生造出来的，如果不加注释，无人能懂其意。造词法也不符合中文习惯。“勘”字在汉语中有校对（如“校勘”）、审案（如“推勘”）、探测（如“勘探”）三种含义，无“研究”之意。从字面上理解，“元勘”很容易被理解成“最初审问”（历史上“元”“勘”联用时，即是这个意思，如《宋史·列传第二十六》：“或断狱有失，止罪元勘官吏。”）

“科学元究”：这个译法倒是不难从其字面理解意思，比“元勘”为佳，但是做为意译同样未能准确地反映Science Studies的研究范围，而且因为是生造的词，容易被当做错别字。

一个领域译名，应该尽量符合原文意思，又一目了然，无需注解就让读者明白其意。“Science Studies”字面意思是“对科学的研究”，译成“科学研究”最能符合本义，为了避免与通常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混淆，不妨写成“科学之研究”，不必加任何注释也知道是研究科学的。事实上，Science Studies也写做Studies of Science，因此这么翻译还有个好处，像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Cultural Studies of Science, Historical Studies of Science等等说法都可依此类推译成“科学之社会研究”、“科学之文化研究”、“科学之历史研究”。

2002.11.29.

吴国盛，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北京大学应用伦理学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主任，教授，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指导教师。

在中国的高校中，北京大学在人文领域应该还算是数一数二的吧，那么其哲学系副主任在中国的哲学界（吴国盛最近在接受采访时否认中国存在哲学界，正由他负责“学科建设”。我这里不过沿用通常说法，指中国研究哲学的人的统称）应该有着非常崇高的学术地位。那么这位教授究竟做出了什么学术成果，才成为了当前中国哲学界的“泰山北斗”？

幸好吴教授本人建立了一个个人网页，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情况（http://www.phil.pku.edu.cn/personal/wugsh/），为我们研究吴国盛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他的个人简历如此介绍自己的研究兴趣：

“1986-1996年间，研究工作主要围绕西方自然哲学基本概念的历史而展开，涉及自然概念、宇宙概念、时间概念、空间概念等，旁及科学通史和科学编史学，亦关注本学科的基础建设，曾花过时间反思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事业。”

“1996年以来，研习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哲学，关注环境问题，关注科学的未来和人类的命运，开展对现实中种种现代性‘现象’的反思，形成了新的学术思路。”

人们虽然偶尔也会谈谈科学的未来和人类的命运，但是有几个人敢说“科学的未来和人类的命运”是其研究的课题？有着如此广泛而伟大的研究兴趣的人，不是圣人就是妄人，不是思想大师、宗教领袖，就是连学术门径都还没摸着的业余爱好者——受过正规学术训练的人都知道，学术研究的层次越高，则课题越窄。吴教授属于哪一种人，要看他的学术成果如何。这一点，吴教授也考虑得很周到，对上面每一个学术兴趣，都有一个链接列出他的发表记录。例如他的最后一个学术兴趣“反思现代性”，列着15篇文章，其中13篇发表于通俗报刊，1篇发表于学术刊物（《自然辩证法研究》），是1997年就克隆羊问题发表的评论，还有1篇未在刊物上发表，题为《绿色中国，路在何方》，也是评论。没有一篇是学术论文。

吴教授至今出版了10部著作。其中7部是专著：《自然本体化之误》（1993）、《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1994）、《科学的历程》（1995）、《时间的观念》（1996）、《自然的退隐》（1996）、《宇宙探秘》（1999）、《科学的世纪》（2000），它们全都是普及性作品（有一本还是儿童科普），没有一部是学术著作。还有3部是文集，《现代化之忧思》（1999）和《自由的科学》（2002）吴国盛自称是“小品文章”的结集，也就是在通俗报刊上发表的杂文、随笔的结集，与学术无关。只有《追思自然》（1998）他声称是“主要学术文章”的结集，也就是说，这是最能代表其学术成果的著作。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都是些什么学术文章。

《追思自然》虽然号称是“学术文章”的结集，但是有一半的文章被作者自己归为“序跋随笔”和“评论”，从体裁上看就与学术无关。剩下的一半分成三个专题“科学与哲学论战”、“历史转向”、“走向自然哲学”，没有一篇注明参考文献，从体裁看不太像是学术论文，而从内容看，也全都是杂文、随笔、评论和综述，从文章的题目即可看出（不放心的话可以读其内容检验，感谢吴教授，让它们全文上网，使我们可以得知其学术底细）：

把握宇宙的两种规范之争
宇宙是无限的吗？
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吗？
自然辩证法辨
走向时间研究
自然哲学的历史和现状
宇宙论的历史和哲学
米利都学派的宇宙论阐释
希腊人的空间概念
芝诺悖论今昔谈
走向科学思想史研究
重建自然哲学
试论自然哲学的学科建设
自然本体化之误
论宇宙的有限与无限
自然哲学的复兴
第二种科学哲学
海德格尔与科学哲学

像这样的题目，如果在美国，是只适合于让本科生做课堂作业的，而吴教授的作业，也并不比普通的本科生高明，甚至可能因为出处不明、逻辑混乱而被判不及格。不过吴教授显然对自己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地位颇为自豪。其网页上对自己的学术地位如此评价道：

“全书是一本论文集，记述作者10多年来由一个科学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反科学主义者的思想历程，作为中国当代波澜壮阔的思想启蒙运动发展史的一卷浪花。

“80年代中期，作者参与中国自然辩证法界著名的科学与哲学论战，发表了一些小有影响的作品。90年代中美国霍布金斯大学出版了美国人H.L.Miller写的《后毛中国的科学与异端》(Science and dissent in post-Mao China)一书，书中详细描述了发生在80年代的这段论战史，并把本书作者列为自然辩证法家族的第五代代表（第一代于光远，第二代许良英，第三代方厉之，第四代金观涛，第五代吴国盛）。

“从80年代末期开始，作者进入了一个反思的时期。以《自然本体化之误》为标志，作者开始对科学主义持批判态度，并在科学时代诸文化现象的反思方面独自开拓。香港《二十一世纪》95年4月号发表的文章把作者列入中国当前反科学主义的四个代表之一（其他三个方面是后现代主义、自由主义和传统主义）。

“90年代，作者倡导重建自然哲学，在自然辩证法界独树一帜。在‘追思自然’的旗帜下，既关注自然科学内部的观念变革和概念重组，又应对技术时代科学的社会角色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致力于为中国的科学人文领域注入思想深度。”

特地列出海外对他的两种评价，颇有以获得国际承认、有国际名声为豪。但是他对美国人的那本书名的翻译犯了一个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错误：dissent在那里指的不是“异端”，而是“持异议者”、“持不同政见者”，列出的前四代代表，也都属于“持不同政见者”，也就是说，那位美国人不过是把他列为中国第五代持不同政见者之一，评价的是其政治主张，而不是其学术成就。同样，香港《二十一世纪》的那篇文章也是因为吴国盛的反科学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不合而介绍他，也不是因为其学术成就。

总而言之，吴教授至今没有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只是做了点普及、评论工作，若在美国，以其发表记录，不可能去任何一所研究型大学当教授。像这样不学无术的人是如何攫取了北大哲学系副主任兼两个中心主任这样的学术地位的，倒是一件很值得研究的事。北大号称要创什么世界一流大学，从其哲学系现状来看，还是先以美国三流大学为榜样比较切合实际。吴教授现在声称要在中国领导学科建设，领导中国的“科学传播”研究，但是从其论文发表情况，我看不出他有任何研究“科学传播”的学术背景和学术资格，更不要说什么领导了。也难怪只会自欺欺人发表一些反科学言论危言耸听当“持异议者”吸引眼球。下一次吴教授如果又要以学术界名流的身份对着媒体大发反科学高论，不妨问他一声：“你的学术在哪里？”

2003.1.21.

（在《“湖怪”怪不怪？》（收入《方舟子破解世界之谜》一书）一文的基础上扩写）

世界各地许多湖泊、河流都传说有怪物，其中最著名的是“尼斯湖怪”。

尼斯湖是位于英国苏格兰一个大淡水湖，面积56.4平方公里，在苏格兰湖泊中排在第二位，但是如果按水量来算，则排第一，因为它的湖水很深，最深处达到了230米。

（“湖怪”出没的尼斯湖）
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有记载说那里有怪兽杀了人。据称，公元565年，爱尔兰传教士圣库仑（Saint Columba）在苏格兰传教时，听说有人在尼斯河（尼斯湖由这条河入海）游泳被怪物杀死了，于是派了一个人下河把怪物引出来，怪物冲向游泳者时，圣库仑高喊上帝的名字，手在空中划十字，命令怪物后撤，怪物果然乖乖地逃走了。围观的苏格兰人又惊又喜，目睹了神迹，于是纷纷改信基督教云云。

（爱尔兰传教士圣库仑让许多苏格兰人都改信基督教）
这段记载并没有描述怪物的模样，这头怪物凶狠杀人的本性和后来尼斯湖怪温和、害羞的形象也完全不符（莫非湖怪被圣库仑改了脾气？），但是相信尼斯湖怪存在的人还是把它当做尼斯湖怪的最早记载。其实这段记载完全不可信。它出自7世纪一本宣传圣库仑事迹的书《圣库仑的一生》，书中记载圣库仑创造的许多神迹，包括在苏格兰各地到处降妖伏魔，甚至动动嘴巴发出声音就能杀死野猪，降服尼斯怪物不过是其中一个不起眼的事迹而已。

尼斯湖怪的历史开始于上个世纪30年代。在1930年，当地的报纸开始出现有人在尼斯湖见到怪物的报道。闹得最凶的是1933年，一年之中就有20多起目击尼斯湖怪的报道，当时英国伦敦一家马戏团的老板伯特伦·米尔斯（Bertram Mills）还为此高价悬赏2万英镑（相当于现在1百万英镑）捕捉尼斯湖怪，引起广泛关注。1934年，医生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Kenneth Wilson）出示了一张据称他在当年4月19日抢拍到的尼斯湖怪的照片，更加轰动。这张照片虽然不是很清晰，但还是显示出了人们心目中湖怪的形象：长长的脖子和扁小的头部露出湖面，很像是一种早在七千多万年前就已灭绝的蛇颈龙。

（1934年公布的尼斯湖怪的照片。有人临终忏悔说这上面的湖怪是他和其他四人用玩具潜水艇和塑料制作的。）
因为这张照片，尼斯湖怪名扬全球，给当地带来了非常可观的旅游收入，据说累计达200多亿美元。当地旅游公司为此推出了各种观光项目，都是围绕着尼斯湖怪展开的，甚至还有专门的潜水游让你有目击湖怪的机会。琳琅满目的尼斯湖怪纪念品更是观光客必买的。去寻找湖怪的人多了，奇遇也就越来越多，到现在已有好几千人声称亲眼见到尼斯湖怪，有的还抢拍到了湖怪的照片和录像，可惜都过于模糊，难以辨别出究竟是什么东西。人们对尼斯湖怪的热衷引发了多次科学考察活动，动用了声纳之类的先进探测设备，看能不能捕捉到湖怪的踪迹。在1975年6月的一次考察活动中，研究人员用水下照相机拍到了一张模糊的照片，用计算机进行图像加工后，看上去很像一个怪兽的头部，引起了轰动。但是随后被证明了那只是一段木头。

人们对尼斯湖怪究竟是什么，提出了很多种推测，说得最多的是，它可能是一种在其他地方已经灭绝的史前动物，类似于蛇颈龙。但是如果尼斯湖怪是蛇颈龙，它的头就不能像我们在照片中看到的那样高高地探出水面。英国剑桥塞奇威克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莱斯利·诺伊（Leslie Noe）是研究蛇颈龙的专家，他认为蛇颈龙颈部的骨骼构造决定了它不能像天鹅那样把脖子伸出水面。蛇颈龙是用它的长脖子来捕食水底的软体生物的。

（已在七千多万年前灭绝的蛇颈龙的化石。）

1994年3月，尼斯湖怪的名声受到了重大打击。一个名叫克里斯蒂安·斯伯灵（Christian Spurling）的90岁老人向两名寻找尼斯湖怪的科研人员临终忏悔，供出那张著名照片上的湖怪是他和其他四人用玩具潜水艇、塑料和木头制作的。他说，骗局的策划者是他的继父马马杜克·威塞雷尔（Marmaduke Weatherell）。1933年，当尼斯湖怪在苏格兰闹得沸沸扬扬时，以猎杀大猎物著称的威塞雷尔受雇伦敦《每日邮报》寻找尼斯湖怪。终于，他在当年12月在尼斯湖畔发现了一行通往尼斯湖的怪物脚印。不幸的是，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专家分析了这行脚印后，指出那是一个恶作剧，是有人用布料做的河马脚（当时流行用它做遮阳伞的底座）印出来了。威塞雷尔被《每日邮报》公开羞辱，恼羞成怒，决定也搞一个恶作剧进行报复，于是让他的儿子伊恩·威塞雷尔（Ian Weatherell）买来材料，让他的继子、雕刻专家斯伯灵制作出湖怪模型，在湖上拍了照片后，又让他的一个朋友与威尔逊联系，由威尔逊将照片公开，因为威尔逊是名医，需要利用他的名声。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张照片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因此放弃了戳穿它的原定计划。

在斯伯灵忏悔时，参与骗局的其他人都早就去世了，没有了佐证，因此他的说法是否属实也就难以确证。不过，在那之前，那张照片的真实性就已经遭到了怀疑。人们一般见到的这张照片都是经过裁剪的，让“怪物”的形象显得很大。如果看完整的照片，从水波判断，会发现它其实很小。1984年，斯图尔特·坎贝尔（Stewart Campbell）对原版照片做了认真分析，认为所谓“怪物”的身长只有2～3英尺（1英尺＝0.305米），可能是水獭或水鸟。现在看来，更可能是个玩具。

当然，那张最著名的尼斯湖怪照片是假的，并不能说明尼斯湖怪就不存在。但是，在2003年7月，“尼斯湖怪”存在的可能性被安全排除了。英国广播公司组织对尼斯湖进行了彻底的搜寻。他们用卫星导航技术，向尼斯湖发射了600条声纳射线，涵盖了尼斯湖的全部范围。如果“尼斯湖怪”存在的话，声纳碰到它肺里的空气，再反射回去，探测器就能收到畸变信号。但是探测器只收到了研究人员用来做试验的水中浮标反射回来的信号，而没有发现任何大型水生动物的踪迹。“尼斯湖怪”并不存在。

如果“尼斯湖怪”并不存在的话，目击者看到的又是什么呢？2006年，英国著名古生物学家尼尔·克拉克（Neil Clark）把一些看来比较可靠的尼斯湖怪照片和大象在水中洗澡的情形做了比较，发现它们非常相似。克拉克利用计算机成像技术，在屏幕上逼近地再现了大象洗澡的情景，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大象在洗澡时，经常是把长长的鼻子伸出水面，露出头顶和后背。克拉克因此提出，尼斯湖怪可能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伦敦马戏团老板为了炒作故意制造的假新闻，所谓的湖怪其实只不过是在水中洗澡的马戏团大象。在1933年，该马戏团在尼斯湖周围地区巡回演出，马戏团里的大象在演出完毕后，喜欢跳进尼斯湖洗个澡。大象在湖里洗澡的时候，人们只能看见大象鼻子和后背，给人的印象是，那是一头长着长长的脖子的怪物。马戏团老板很清楚是有人把大象当成了湖怪，湖怪根本不存在，所以才敢高价悬赏，不用怕真的出高价钱就为自己做了广告。

（这张著名的尼斯湖怪的照片其实是在斯里兰卡拍摄的，是一头游泳的大象。）

（在湖中洗澡的大象看上去很像湖怪。）
但是后来尼斯湖边的马戏团基本上绝迹了，还是时不时会有人声称看到了湖怪，这就没法用大象理论来解释了。但还能有别的解释。例如，可能是人们把湖底地震引起的水波当成了怪物在作怪。意大利地质学家鲁齐·皮卡迪（Luigi Piccardi）指出，尼斯湖刚好位于一个活跃的地壳断层上，他的研究发现每当那个断层发生地震，就会出现目击湖怪的报道。

其实，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传说。包括咱们中国，传说有湖怪、水怪的地方就很不少。比如20年来已多次有过游客在新疆的喀纳斯湖发现湖怪的报道。还有北京游客用随身携带的摄像机把喀纳斯湖怪拍摄了下来，交给媒体。我曾经看过从摄像截取的画面，可惜过于模糊，看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怪物。据目击者说，是“两个不明黑色大物”，单个长度目测约10米左右，跃出水面，一前一后，像鱼那样跳跃行进，大约2分钟后便隐藏到水下。为揭开喀纳斯湖怪之谜，据说有人要搞耗资巨大的探秘活动。自从1980年以来，也一直有报纸报道说，在长白山的天池有多人多次目睹过“天池怪兽”，足有3米多长，而且成群结队。此外，我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河南泌阳的铜山湖、湖北洪湖市的一个水潭里等等都传说有怪物出现。甚至我老家的河流中，也历来传说有“水鬼”害人。

（“喀纳斯湖怪”录像的截图。你能看出那是什么吗？）

从生物学的观点看，存在大型“湖怪”、“水怪”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甚至可以说不可能。体型巨大的动物只能是鱼类、爬行类或哺乳类动物，而这类高等动物是不可能只靠一对雌雄，或者少数几头来传宗接代的，因为那样的话，就会出现近亲繁殖。大家知道，近亲繁殖生下的后代，身体状况、生存能力都是比较差的，很快会导致整个群体灭绝。要避免出现近亲繁殖，一个动物群体至少要有几百头个体。动物是要吃饭的，体型越大吃得越多，一个面积不过几十平方公里的湖泊并不具有长期维持一个数百头大型动物的生态系统。据估计，尼斯湖中的鱼类总重量不可能超过30吨，最多10％的鱼能被其他动物捕食，据此又可以估计，加入尼斯湖中生活着一群以鱼为食的捕食者的话，即使只有10头这样的捕食者，它们的体重也不会超过300千克，并非庞然大物。况且，一个地方如果真存在数百头大型动物，就不会那么难以发现。除了“湖怪”的传说，各地还有神农架野人、“雪人”、“大足怪”等等类似的传说。这些传说之所以不可信，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

观光客偶尔目击到的“湖怪”，更可能是某种已知的普通生物，甚至是非生物。在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眼中，水里的鱼、水獭、马鹿、棕熊等动物，乃至木头、岩石、阴影、波浪，远距离看来都可能变成怪物，并夸大了它的大小。特别是在传说有湖怪的地方，游客本来就有寻找湖怪的预期心理，就更容易捕风捉影了。中央电视台“走进科学”节目组到长白山做了调查，采访了“天池怪兽”的目击者，并向专家请教。他们认为，人们看到的“天池怪兽”可能是生活在天池水中的一种哺乳动物——水獭。水獭的形态、习性与几位目击者对“天池怪兽”的描述完全吻合。水獭喜欢捕鱼，每年的夏季从松花江顺流而上，寻着鱼的踪迹来到天池，难怪几乎所有的湖怪目击者事件都是发生在7、8月份。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出现有关“天池怪兽”的报道时，曾引起朝鲜政府的注意。朝鲜警方派人对天池进行了大约三年的监视，仔细观察后，认为那头被当成“天池怪兽”的黑乎乎的动物原来是一头熊。

（1980年根据目击者描述绘画的“天池水怪”。）

（据说水波中间的那个黑点就是“天池水怪”。）

其实，长白山天池是在大约1000年前才由于火山喷发而形成的，根本不可能还会有史前动物。而且在天池形成之后，火山还喷发过三次，最近的一次是1702年。就算有什么史前动物，也早就因为火山喷发被灭绝掉了。地质部门探测到天池火山岩浆含有比较高的放射性物质，有人就会想到，会不会像一些科幻电影描写的那样，放射性物质引起了天池中的某种动物发生“基因突变”，变成了怪兽呢？这是只有科幻电影才会出现的情况。放射性辐射的结果确实有可能引起基因的突变，但是基因突变绝大多数都是有害的，使动物的后代没法生存。个别的可能存活下来，那也是一些生存能力比较差的畸胎，不可能说一下子让动物后代变得特别大，又特别适合于生存。

那么喀斯湖“湖怪”又是怎么回事呢？据目睹过喀斯湖“湖怪”的生物学专业人员说，“湖怪”可能是哲罗鲑。哲罗鲑是淡水鱼中最凶猛的鱼之一，体长一般在40-50厘米，有的可长达1米以上。在喀斯湖捕捉到的哲罗鲑并没有超过2米的。目击者声称看到“湖怪”或哲罗鲑时，目测其大小在10米左右，并不可信。目测是很不准确的，而且有可能把一群鱼看成了一条鱼。

（在喀纳斯湖捕捉到的哲罗鲑。）
眼见并不为实，人们的眼睛是很容易受欺骗的，照片、摄影也会骗人。现在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存在“湖怪”，根据生物学知识也不太可能存在“湖怪”。媒体为了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而大肆炒作“湖怪”并不足取，如果地方政府为了开发旅游资源而故意推波助澜，更是等而下之了，我们对此不要轻信。

2007.9.18.

（《科学世界》2007.10）

(XYS2007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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