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科学的历程》是一本科学史的普及著作，初版于1995年年底（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国盛的成名作，轰动一时，曾获得多项全国性大奖，甚至在1999年被新华书店总店评为“新中国五十年百部名著”之一，被中国科学院等机构列入“科学家推荐的20世纪百部科普佳作”。2002年10月该书出了第二版（改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当即获得“科学时报读书杯”最佳科普书奖。

据吴国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该书初版时吴国盛还是个“科学主义者”，而现在他已改变立场，变成了“反科学主义者”，所以在第二版增加了不少“反思”科学的内容，特别是在最后新添一章控诉“科学在带来福音的同时，也造就了危害人类的魔鬼”（p.583）。有人因此批评这本书有一个“反科学的尾巴”。事实上，这本书还有个“伪科学的头”，在第一章用一页（p.34）的篇幅提出存在所谓高级史前文明的可能性（即猜测在史前曾经存在过一个已灭绝的至少和我们一样高级的文明：“我们不知道这段时期是否真的产生了像我们一样高级的文明，要知道，我们能有今天的文明程度，建立摩天大楼、驾飞船登上月球，也只经历了几千年的时间。”这种说法在考古学界被公认为伪科学）。不过我在这里不想讨论这种可以被归为立场不同而导致的观点之争。我只想指出这本书存在的事实错误，也就是不论持何种立场的人都会承认的所谓“硬伤”。按理说，一本读者众多、深受好评的“名著”不该有很多硬伤，在经过修订出第二版时更不该有。但是这本书在科学事实和历史事实方面的错误却比比皆是，说是硬伤累累也不为过。我只从与生物学历史有关的一小部分举出一些例子，因为我是学生物学出身，很容易识别这方面的错误，也比较容易让读者接受。

我们先来看科学知识方面的错误。这类错误，有的是因为作者缺乏生物学常识造成的：

“豌豆是一种自花授粉的植物，孟德尔同时进行自花授粉（即同一品种自我生殖）和人工杂交授粉（即用不同品种杂交生育）。”（p.377）“自花传粉”即在同一朵花内完成传粉过程，花粉传到了同一花的雌蕊上，从字面上即可知道其意，不敢肯定的话找一本常见辞书（例如《辞海》）一查也可明白，作者加注已属画蛇添足，却又注错了，也可见他其实并没有弄明白孟德尔具体是如何做试验的。

“蛋白质由20种氨基酸组成，而氨基酸则是由氨基和羧基联成的肽链。”（p.474）后一句话把做为大分子聚合物的蛋白质和做为小分子的氨基酸混为一谈了。准确的说法是：氨基酸是由氨基和羧基组成的小分子，蛋白质是由氨基酸联成的肽链。

“1911年，俄裔美国化学家列文（1869－1940）查明核酸有两种，一种是所谓核糖核酸（学术界俗称RNA），另一种是所谓脱氧核糖核酸（学术界俗称DNA）。”（p.474）RNA和DNA分别是核糖核酸和脱氧核糖核酸的英文缩写，而不是“学术界俗称”。

“如今，人们已经能够破译许多遗传密码，并排出一张遗传密码表来。”（p.476）事实上，全部（64个）的遗传密码早在1966年就已被破译了。作者称“许多”而不说“全部”，说明他对什么是遗传密码其实也不甚了然。

这本书还有许多复杂一点的知识错误，例如它对抗生素的“损害性”的说法（p.547），对克隆技术的描述（p.549），对转基因食品的“危害”的设想（p.550），就都是完全错误或没有科学依据的，但是要用较长的篇幅才能澄清，在这里就不加剖析了。

像这种知识性的错误，作者在编写时如果能先去学一点生物学知识，或者谨慎一点，多翻翻工具书，而不要想当然，本来完全可以避免。还有的错误则是因为沿用了过时多年的说法。作者在第一章介绍人类的起源时，把西瓦古猿当成人科的最早成员（即人类最早的直接祖先），把“东非人”当成最早的人（p.32），就都是早已被推翻的旧说法。大约生活于1400万年前的西瓦古猿除了体型比拉玛古猿大，其他都相似，所以现在一般认为它是拉玛古猿的雄性样本。在1967年以前，拉玛古猿曾被认为是人科的最早成员。1967年起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认为人科出现的时间要比拉玛古猿生活的时间晚得多，大约在500－700万年前，引起了古人类学界的一场大辩论。到1980年代，新的化石发现使这场辩论有了结果，学术界的共识是拉玛古猿（以及西瓦古猿）是猩猩的祖先，而不是人类的祖先。至于“东非人”，现在认为是南方古猿鲍氏种，是从猿到人进化过程中的一个旁支，而不是最早的人。作者仍然在把30多年前的旧学说当定论介绍，是很令人惊讶的，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一章的注解中，作者建议读者“此节内容可进一步参看理查德·利基的《人类的起源》，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而《人类的起源》一书对这些争论及其结局有详细的介绍，这表明作者对他自己推荐的科普书籍也没有认真看过。

做为一部科学史著作，更为严重的是犯了历史事实的错误。而《科学的历程》在这方面的错误之多甚至可以说超过了科学知识方面的错误。例如，它对分子生物学诞生过程的介绍，几乎全错了：

“打开这一僵化局面的是关于肺炎双球菌的研究。这种病菌有两种，一种有外膜，有传染性，另一种没有外膜，没有传染性。1928年，英国生物学家格里菲斯发现有一种转化因子能使有膜病菌变为无膜病菌，这令他感到非常奇怪。”（p.474）这里刚好搞反了转化实验的结果。格里菲斯发现的是，那些被杀死的有膜病菌中含有一种转化因子，能让无膜病菌转化为有膜病菌。吴国盛如果去了解一下该实验的细节，就不会犯这种错误。

“艾弗里的工作也没有马上得到公认。人们甚至怀疑艾弗里提取的转化因子并不是纯粹的DNA，可能还含有蛋白质。只有德裔美国生物学家德尔布吕克（1906-1981）对此坚信不疑。不久之后，他关于噬菌体的研究强有力地支持了艾弗里的结论。”（p.474）其实，在艾弗里于1944年证明转化因子是DNA后，德尔布吕克恰恰是最顽固的怀疑者之一。他一直坚信蛋白质才是遗传物质，一直到1950年代初他的同事（而非他本人）赫尔希和切斯用噬菌体实验证明了DNA是遗传物质，才改变了看法。

“1952年，奥地利生物化学家查哥夫（1905－）通过精密的测定，发现四种碱基的含量并不相等，从而彻底动摇了束缚了人们数十年的列文模型。”（p.475）查哥夫早在1950年就已经公布了这个发现。又，查哥夫应被称为奥裔美国生物化学家，他已在2002年7月去世。

“再就是美国的著名化学家鲍林（1901－）。”（p.475）鲍林已于1995年去世，在初版时不列其卒年还可理解，过了七年仍把他当活人就说不过去了。该书p.582有一张“著名化学家泡林抗议核试验”的照片，事实上这是同一个人，为何用不同的译名？是否因为连鲍林的英文原名都不知道？是否因为不知其为同一人而保留抄录来源的不同译名？对这位两次独享诺贝尔奖、对现代化学和生物化学做出开创性贡献的伟大化学家，该书对其成就只字不提，在书后附录的“著名科学家编年表”、“人名译名对照表”、“人名索引”中都找不到他。

“1952年7月，克里克从查哥夫处得知DNA所含四种碱基含量并不相等，便提出了碱基配对的思想。”（p.475）沃森和克里克从查哥夫研究中得知的是，虽然在不同物种中四种碱基的含量不同，但是A和T的含量总是相等，G和C的含量也相等，因此提出A和T配对，G和C配对的碱基配对思想。从“四种碱基含量并不相等”推导不出“碱基配对的思想”。

光是这些简略的介绍，就有5处史实错误，再加上前面已提到的两处知识错误，短短的两页（p.474-475），就有多达7处的硬伤，全书错误率之高，可以想见。

这本书有许多黑白插图。这些插图也有张冠李戴的错误。例如，在p.481，有一张“加拿大地质学家爱德华·威尔逊”的照片，其实是美国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的照片。那位提出板块学说的加拿大地质学家的名字叫约翰·威尔逊（John Tuzo Wilson）。吴国盛能把两位同姓不同名、既不同国也不同学科的科学家搞混了，让美国的威尔逊跑到加拿大研究地质，其写作态度之草率可想而知。

要写一本科学通史，说难也难，说易也易。难者在于对各个主要学科的专业知识都要有一定程度的掌握，要通读各学科的史料（最好是原始史料）达到融会贯通，对重大科学史事件要做出自己的分析和评价。投机取巧的办法则是根据已有的科学史著作、学术文章乃至通俗文章收集N手资料，生吞活剥，拼凑而成。《科学的历程》就是属于这种投机取巧的拼凑之作。这种“拼盘”如果依据的是准确、可靠、最新的资料，如果能够有起码的严谨的写作态度、不想当然地对收集来的资料随意增删，也不无参考、普及价值。《科学的历程》则连这些要求也没有达到。这样一本基本上只是罗列史实，相当枯燥乏味（例如，它丝毫也没有描写出创立分子生物学的迂回曲折和激动人心之处），而且写作态度非常不严谨，硬伤累累的拼凑之作为什么成了“科普名著”，甚至还被当成学术著作获奖？吴国盛在第二版自序中自称当时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在此书初版的1995年也许如此，八年之后仍然如此吗？

2003.5.31.

(XYS20030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