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说《南方周末》堕落，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近一、两年来一直有人在网上这
么说。也一直有人为这种堕落找借口，说是受上面打压的缘故，要大家体谅。这
一份报纸的日子曾经过得很艰难，所以即使出现了一些令人摇头的报道，也让人
不忍心去批评。现在《南方周末》显然成功地完成了堕落过程，再出现恶劣的报
道就未必和上面的打压有什么关系，而是其编辑、记者自觉自愿的。比如这一次
有关于建嵘谩骂我的报道，其偏颇就完全是由于其编辑、记者素质太差导致的，
不仅仅是新闻素质差，更是由于道德素质差，不仅仅是新闻道德差，更是做人的
道德差，从《南方周末》新闻总监杨瑞春《致方舟子的信》和李海鹏《负责报道
“方于之争”的南方周末记者回应方舟子》即可印证这一点，让人知道现在的
《南方周末》不仅是堕落，简直就是无耻。

我这次对《南方周末》的指责，主要有两点，一是言而无信，违背在报道中
涉及我的部分和对我的访谈记录定稿之后在发表之前必须经我过目和确认的约定；
二是没有客观、中立立场，把于建嵘骂我的事件定性为“两败俱伤”，还组织了
我的论敌写的三篇文章乘机攻击我和学术打假。

杨瑞春对我们之间的约定并不否认，承认“您接受采访时提出过这样的要求，
而我们也已经答应”，而李海鹏则矢口否认：“方舟子自称有‘确认’权，那是
他自己一厢情愿。”事实上，在采访前关于在报道中涉及我的部分和对我的访谈
记录定稿之后在发表之前必须经我过目和确认，是我对所有想要当面采访我的报
刊记者的一贯要求，我也一再公开声明我的这个要求，而且认为这是被采访者天
经地义的权利（据我所知，这也是西方主流媒体都尊重的权利），不答应这个要
求的记者，我根本不可能浪费时间接受其采访，对于答应了又不守信用的报刊
（例如《南方人物周刊》、《外滩画报》）我都加以谴责。在差不多同时，与
《南方周末》同属一个报业集团的《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姜英爽也想要采访我，
我当即提出了这个要求，她回答说她早就知道我的这个要求，并且保证会做到，
而且也的确做到了。所以我虽然以前也对《南方都市报》有过批评，但对他们这
一次的守信用要表扬一下。而李海鹏为了替《南方周末》的不守信用遮羞，居然
无耻到去否认有过这个约定，在众多曾经采访过我的记者面前公然撒谎，就不怕
从此在记者圈中被视为骗子？

杨瑞春比李海鹏诚实一些，承认有过这个这个约定，对为何没能遵守这个约
定，她的解释归纳起来有这么几条：

一、于建嵘没有提出类似的要求。——于建嵘愿意相信将他评为“2004年度
致敬人物”的《南方周末》不会记错或歪曲他的话，那是他的事，和我无关。

二、编辑有删节的权利。——但是被采访者也有要求删节后再经其审核以免
断章取义的权利。在这两种权利发生冲突时，应以双方事先的约定为准。《南方
周末》既然事先答应了我在发表之前看定稿的要求，就不能在事后又以编辑的删
节权做开脱。如果《南方周末》要坚持这个权利，或者干脆像李海鹏那样否认被
采访者的“确认权”，那就不应该事先答应我的要求，我也就不会接受其采访。
我并不稀罕《南方周末》的采访，事实上，我一开始拒绝了李海鹏当面采访我的
要求，叫他有问题发电子邮件给我，而李海鹏死皮赖脸地纠缠我，非要我在第二
天离开北京去杭州之前愣是从排得满满的安排中腾出午餐时间接受其采访（让我
差一点赶不上下午的飞机），信誓旦旦以《南方周末》的声誉保证绝对不会像
《南方人物周刊》那么不地道，我考虑到我和旧《南方周末》的渊源，就给了他
一次机会。他现在又翻脸不认人，根本否定被采访者的权利，这等于承认了当初
答应我的要求，乃是为了骗取我的信任接受其采访。这是什么行径？这是骗子的
行径！

三、在出报之前的几个小时由于版面调整被迫删节，来不及再让我确认。—
—给我发个电子邮件，打个电话让我去上网收邮件确认，几个小时的时间绰绰有
余了。就算来不及，也应该在出报之前和我说明一下取得我的谅解。

四、虽然删节，但是并没有歪曲我的原意。杨瑞春说：“我做删节的原则，
一是不违背被访者本意，一是重要性原则。比如说您谈了很多‘伪环保’问题，
也许对您意义重大，但是对我们关心的主题关系并不是很大，所以我也多少做了
取舍。”“幸而您同时把您的全本和我们刊发的版本一同放在了网站上，我想大
家确实可以比较一下，删掉的部分是否歪曲了您的原意。或者您也可以直接指出
来供我们探讨研究。”李海鹏也说：“方舟子自己表示，他的访谈遭到了扭曲—
—‘对话被删得七零八落，不能再准确表达我的原意。’可是我横看竖看，看不
出来怎么个不准确。”

在被删掉的问答中，有的恰恰是与报道和评论的主题关系重大，非常重要的，
例如我对“举报文章发表在这里，应该文责自负，还是作者与网站共同负责？”
和“靠个人打假，对中国的学术空气的净化效果有限。那么中国的学术监督该如
何开展？”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正是这个风波的重点，如果登出来，就驳斥了笑
蜀等人对个人学术打假的指责。为什么如此重要的问答要删掉？

在保留下来的问答中，编辑也做了删改，有的违背了原意。例如：

　　记者：作为以学术打假为主要内容的知名网站，新语丝审核、遴选举报投稿
的标准是什么？
　　方舟子：我并不在意来稿的用词是不是激烈，只看它有没有依据。如果文章
中举出事实，我会核实这个事实是否存在，如果文中有推论，我会进行逻辑判断。
至少要看起来有道理有依据，我才会发表。【对不涉及新的事实的评论性文章，
发表的标准会低一些，但】最低标准是不选用新冒出的ID发表的评论文章和跟贴，
发言要有可信赖的来源。

在这个回答中，我实际上提到了两个发表标准，一个是发表举报文章的标准，
一个是发表评论文章的标准，后者低于前者。但是编辑删掉了“对不涉及新的事
实的评论性文章，发表的标准会低一些，”这一句，把两个标准变成一个，让读
者误以为我发表举报文章的标准很低，难道这不是违背了原意？

又如：

　　记者：有时候你很难让人理解，比如说在新语丝网站上开列论坛黑名单，声
称来自“关天茶社”等论坛的转贴一律删除。这好像是“一篙打翻一船人”，这
样的事情多了，很多人就会认为你很武断。
　　方舟子：【这个黑名单的出现是在1999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些人把这些论坛
的政治、宗教方面的帖子转到新语丝的论坛上来，作为一个不欢迎此类转贴的论
坛，新语丝当然要删贴，结果删不胜删，删掉了还有人抗议，因此我就贴了这个
公告。作为论坛的管理者，我想我有这个权力。这个公告现在还在，算是历史的
记录，也就没有必要改了。】其实大家何必要管我是什么样的人呢？在网上有很
多人攻击我的性格为人，说我没人情味，没人性，其实不管他们说得对不对，这
些东西都不重要。关键是，我做事有没有依据，有没有道理。

编辑删掉了我对为何开列论坛黑名单的说明，让读者的感觉是我默认了那么
做的确“很武断”，没有道理，只能请大家不要管我是什么样的人。这难道不是
违背了原意？

再如：

　　记者：敌人遍天下的感觉怎么样？
　　方舟子：我觉得无所谓了。树敌与我的性格有关，我不怕得罪人，打假本来
就是一件得罪人的事。【有些假的东西，我看到了，不说出来难受。“一家哭何
如一路哭？”这是范仲淹处罚贪官时说的话，那个贪官的家人很可怜，可是范还
是坚持处罚。我的想法与此近似。对于树敌过多，我早有心理准备，也不觉得会
带来让自己的生活陷入困境的麻烦。】

编辑删掉了后面的说明，让读者以为我不怕得罪人仅仅是因为性格，而不是
出于社会责任感，这难道不是违背了原意？

杨瑞春和李海鹏都声称他们的这组报道、评论“客观、公正、中立”，但是
在他们的答复中，却暴露了其倾向性：

例如，李海鹏说：“‘没有录音’就更有意思了。在电话采访时，方舟子远
在千里之外，就能看见我有没有使用录音设备。”现场采访是主要的，电话采访
是补充，如果现场采访没有使用录音，我不知道为何偏要在电话采访中使用录音？
如果要在电话中使用录音，必须预先告知对方，如果偷偷录音，按美国法律是违
法的，中国法律可能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但是也是对通话者的极大不尊重，是只
有要做揭露性报道进行暗访时才使用的不正常做法。李海鹏暗示他可能偷偷对我
使用录音设备，岂不是在暗示他就是为了揭露我才来采访我的，岂不是承认了在
对我进行欺骗性采访，自打其“中立”的嘴巴？

又如，李海鹏在否认被采访者有“确认权”时，举例说：“如果在我们做批
评报道的时候都去请受访者看稿并尊重对方的意见，大概什么都甭想发出来了。”
这岂不是也在暗示对我的采访、报道乃是“批评报道”，因此可以不尊重我的意
见？

李海鹏的报道声称这场风波的结果是“两败俱伤”，这是一个主观的判断，
哪有“客观”可言？李海鹏如此解释其主观判断称：“于建嵘之伤自不必说，方
舟子之伤也显而易见。报道中讲得清清楚楚，方舟子之伤，在于此事并非因方舟
子而起，‘反方派’却突然群起而攻之，方舟子作为受害的被骂一方，人格与事
业却受到空前攻击。因此这个‘伤’，归根结底是方舟子的学术监督乃至整个中
国学术监督事业之伤。”原来他认为有人攻击了我的“人格与事业”，我、学术
监督就被“伤”了。在接受其采访时我了解到，李海鹏此前其实根本就不了解我
的经历，连我的文章都没有读过几篇，接到采访任务就匆忙来找我，如果他对我
的经历有所了解的话，就该知道自从我开始了“学术监督”之日起，对我的人格
与事业的攻击就无日无之，“反方派”总能找到种种理由对我群起而攻之的，这
一次的攻击既非空前，更非绝后（稍后发生的所谓“科技打假三大冤案”一事声
势要大得多），如此说来，我、学术监督岂不是一直在受“伤”？有如此奇怪的
逻辑的人，除了说他弱智，无话可说。

李海鹏认为如果报道用了“方舟子大获全胜”，我就不会批评《南方周末》
“完全没有客观报道的立场”，则纯属小人之心。我一直在批评中国的记者把新
闻报道当成评论来写。评论可以宣布“方舟子大获全胜”或“两败俱伤”，记者
则不可下这种主观的判断。记者的责任是“报道事实”，而“理解事实”则是评
论家的事。这不过是我多年来阅读美国主流报刊所得到的一点体会。李海鹏嘲笑
我的新闻观念还停留在简讯时代，他的“理解事实”似的报道才符合“现代新闻
的要求”，表明此人连如何写新闻报道的门都还没摸着。

针对《南方周末》从我的论敌那里组织了三篇一面倒地批我的评论文章一事，
李海鹏声称要教导我一个常识：“投稿或约稿评论都不代表媒体自身立场。”但
是他自己显然是不相信这个常识的，否则就不会指责“新语丝”网站“刊载了13
篇关于‘方舟子杨瑞春’的评论文章，中立的一篇，其余12篇均站在方舟子的立
场上反对、攻击、嘲讽〈南方周末〉。”还来向我要“公平”，对“刻意制造片
面的舆论势头感到齿冷”。把一个同人网站当成新闻媒体来要求，本来就是一件
可笑的事。我从来就不掩饰，而且公开表明自己在打击学术腐败、新闻腐败和伪
科学等问题上的倾向性。但是有一件事我自信要比包括《南方周末》在内的新闻
媒体更“公平”：我不会肆意删改来稿，而且还给被批评到的人澄清、辩解的机
会，照登其来信、来稿。《南方周末》做得到吗？新语丝网站让李海鹏“齿冷”，
正是“因为他不会相信自己做不到而别人做得到的事实”。

事实上，那三篇文章是代表了《南方周末》的立场的。李海鹏认为“〈南方
周末〉刊登那三篇评论文章正是因为它们有道理”，杨瑞春则认为“曲水”的文
章“是代表我们对于这种状态的思考的”，便是明证。

在我发表《“《南方周末》现在真是堕落了！”》一文之后，李海鹏曾经在
11日晚上和15日晚上两次打电话给我，表示要和我私下沟通沟通。现在李海鹏既
然洋洋得意地公布他和我在电话里沟通的某些内容，那么我也奉陪。当然，这
种两人之间的对话没有佐证，所以只能是取决于读者相信哪一位的为人了。

11日晚上，李海鹏在电话中向我表示了如下的意思，这些意思与他现在写的
这篇文章的内容完全不同：

他说，他在采访我之前对我并不了解，没有具体读过几篇我的文章，对我的
印象都是从网上那些攻击我的文章中得来。他在采访我之后，改变了对我的印象，
认为我是一位值得敬重的人，绝对没有想在报道中丑化我的意思。如果我和《南
方周末》之间存在误会的话，并非他的责任。

他说，他是在看到报纸后才知道对我的访谈被做了大量的删节。他认为这些
删节让我的观点没有得到完整的表达，对我是一种损害，对他本人也是一种损害，
因为白写了那么多字。

我表示如果仅仅是删节，我可能还不会批《南方周末》（我可从来没有说过
我对删节“不在乎”），令我感到恶心的是用了个“两败俱伤”的标题，更恶心
的是还去找笑蜀、李方等人来批我。李海鹏对此又解释说：

那不是他取的标题。他的原标题是《于建嵘骂人事件》，后来觉得标题不吸
引人，又改成《知识分子病了吗？》。现在的标题是编辑改的。

那三篇评论文章是编辑组稿的，他本人并不知道。他认为“曲水”的文章还
比较中立，但是李方文章就太过了，他尤其不能赞同笑蜀的观点。

老实说，在这么沟通之后，李海鹏给我的印象还不算坏，我也相信那是他的
真心话，责任应该主要由编辑来负。杨瑞春的信出来后，更加深了我和大家的这
种印象。在15日晚上李海鹏又打电话给我，这回我的身边有人，可以做为佐证，
而李海鹏这次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完全是指责和教训我的口气了：

他说这件事让他在记者圈里“出名”了，压力很大，他决定要写一篇文章反
驳我，先跟我打声招呼。（我告诉他，现在是杨瑞春“出名”，你站出来的话，
会更“出名”。）

他指责我不应该在新语丝网站上一面倒地只刊登对我有利，批评杨瑞春、
《南方周末》的文章，不公平。（我告诉他，我现在收到的、见到的都是这类文
章，如果他见到有哪一篇为《南方周末》辩护的文章是言之有理的，可以转给我
看看。）

他指责我，为什么所有采访过我的媒体，我都和他们闹翻了，像《南方人物
周刊》、《新京报》、凤凰卫视，现在又轮到《南方周末》，难道我就永远正确，
都是别人的错？（我说，采访过我的媒体有几十家，闹翻了才几家？你们这几家
“自由主义”媒体就要把中国媒体给代表了？何况中国媒体素质普遍差，也不是
什么秘密。）他问，还有哪一家报纸有可能和你保持友好关系的？（此前《中国
青年报·冰点》的编辑刚刚为了我的稿件中一句话的改动打电话给我确认，我就
顺口说：《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就不错）他说，《中国青年报》算什么？你
去王府井做个读者调查，读者会认为《南方周末》、《新京报》公信力高，还是
《中国青年报》公信力高？（我说，如果像你们这样的报纸居然公信力高，那么
我更有揭露你们，让公众了解真相的必要！）

然后就有了这篇谎话连篇的《负责报道“方于之争”的南方周末记者回应方
舟子》。在文中我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

　　“我就此回复说：
　　‘您写骂我们的文章时曾经发给我一份吗？请到天涯看。’
方舟子回复说，他没我信箱地址。我说你总有我的手机号码吧。
　　我觉得有意思：抄家伙的时候想不起来言语一声儿，要东西的时候怎么想起
来用手机了呢。”

实际上，李海鹏并没有用短信告诉我“你总有我的手机号码吧”，他告诉我
的是“你有南方周末编辑部的信箱地址”，他应该不会记错，因为我还回答了他
一条短信：“我又不是投稿，何必寄给南方周末编辑部？”那么，他要编造这条
并不存在的短信干什么呢？就为了能跟下面那个“我觉得有意思……”对应上，
让我们见识一下他是如何写“理解事实”似的新闻的？

更有趣的是，我在其纪录稿中把“个人英雄主义”改成“英雄主义”，竟又
让他像发现了宝贝似的浮想联翩：

“他什么格局？就是在接受访问时承认自己的性格中有‘个人英雄主义’因
素，订正稿件时却把‘个人’二字删除。能对一个记者承认的，却不敢对公众承
认，算不算文过饰非？”

事实上，我在以前的访谈中就已经“对公众承认”过我的个人英雄主义，例
如：

“在理性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的人生哲学、疾恶如仇的性格、不留情面的文
风这些方面，我可能受到了鲁迅的影响，……”（《外滩画报》的采访“为什么
指责我的人越来越多——方舟子访谈”，该访谈是通过电子邮件做的，我自己写
的）

“我这种性格是看不惯的事就想说，特别是如果没有人说的话，我更愿意说，
眼里容不下沙子，属于个人英雄主义。”（方舟子3月24日做客搜狐聊天实录）

有什么可隐瞒的？我现在认为“英雄主义”更准确，有何不可？因此给我罗
织一个“文过饰非”的罪名，这就是你们的“理解事实”？

李海鹏声称：“如果我做记者敢这么胡写的话，早被〈南方周末〉开除800回
了吧。”好，我证明了李海鹏的确在不断地胡写，而且谎话连篇，现在就请《南方
周末》开除这个不良记者，不用800回，一回就够了。否则的话，我就认定了《南
方周末》的确是无耻的媒体。我就再来发挥一下个人英雄主义：如果像李海鹏这
样连基本的道德标准都没有、谎话连篇的记者居然“一向有着很好的口碑”，如
果像现在的《南方周末》这样的无耻媒体居然还是“中国影响力最大的一份周报”，
那么我更有尽我所能揭露他们的必要，这就是我的“格局”！

(XYS2005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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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不知从哪里搞到一张关于我在河南大学做讲座的海报，贴到了网上。海报中把报告人称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方舟子教授”，于是就有西安翻译学院的人马不停地质问我如此自称证据何在，说我以“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教授的名义四处演讲骗钱”，好像我也和他们的院长一样热衷于给自己加上种种光辉的头衔，也不怕被帽子压死。

    我的确在最近和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何士刚一起去河南大学生命科学院给学生上课。我们是在11月11日下午到的，当天晚上上了第一堂课，12日晚上上第二堂课，13日上午上第三堂课，下午就离开了。每堂课都在四、五个小时。之所以把行程安排得这么紧凑，无非是要充分利用时间。有一位去听我们上课的新闻系学生因此在网上发文讥讽说“著名的先生们原来都是这么飞来飞去的”，不由要让人感叹人心隔肚皮。我讲的是生物进化论，士刚讲的是神经生物学，本来都是给生物系学生开的课，但是许多其他系的学生，包括文科的学生，也都去听，让大教室场场爆满。13日是星期天，在星期天一大早上课也能吸引那么多人去听，这种热情，让人感动。甚至还去了一个“环保分子”在课后跟我辩论起怒江建坝的问题。

    当时我并不知道我被当成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教授”。河大生命科学院的领导、老师都在读新语丝，了解我的情况，在课堂上对我的身份的介绍是准确的。我在上课的开头和结尾介绍我自己的工作时，也都提到我现在并不在研究机构做专业研究。我是在上完最后一节课、离开河大前夕，到生命科学院的办公大楼接受校刊的采访时，才注意到大门门口立着的报告会海报上，把我的身份写成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教授”。当时我已没有当众澄清的机会。我在离开开封的途中曾向士刚提及此事，他也觉得奇怪，开玩笑说我让生物物理所沾了光。我想应该是写海报的人写错了，见到我和士刚一起去，便想当然地误以为我们是同一机构的。

    我并不需要这样的“头衔”。这个“头衔”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好处，邀请者并不是因为误以为我是“生物物理所教授”才来请我的，听讲者也不是冲着这个头衔去的。他们都是冲着“方舟子”来的。这个误会，本来不值一提，但既然有人要拿它做文章，我就澄清一下吧。其实读过我在云南大学打击伪环保的演讲的人都知道我是声明过不当教授的，虽然我很喜欢给学生上课讲进化论，特别是像河南大学学生那样极有求知热情的学生。

2005.11.14.

(XYS20051114)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

    三天前有一名《南方周末》记者告诉我，说有人往《南方周末》投稿信箱寄了据说是摘自我的文章的一段话，里面有“《南方周末》现在真是堕落了”等语，问是否是我写的。我记不得我曾经写过这些话，要该记者把这段话转给我以便核对。催了两次，至今没有收到。不管我以前是否写了那句话，在今天（11月10日）看了《南方周末》用2、3两版的篇幅做的专题《于建嵘VS方舟子：两败俱伤的恶战》之后，也不能不感叹：“《南方周末》现在真是堕落了！”

    我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之前，唯一提的要求是在报道中涉及我的部分和对我的访谈记录定稿之后在发表之前必须经我过目和确认。该访谈是记者根据现场对话的笔录（没有录音）写的，整理之后将定稿寄给我，报道中涉及我的部分也发给了我，我做了不多的修改，寄了回去，记者也确认已经收到。但是现在登出来的访谈录，并不是经我确认的那个版本，而是被删掉了约一半，里面有的对话被删得七零八落，不能再准确表达我的原意。如果是因为篇幅的缘故必须删节，也应该把最后版本再寄给我确认。而登出来的记者报道，更与我确认的那个版本毫无关系，里面与我有关的部分都没有经过我的确认，我确认过的段落都不见了。言而无信，有违新闻道德，更有违做人的道德。没想到《南方周末》现在也堕落到和《南方人物周刊》之类的小报玩这样的把戏。

    《南方周末》在报道于建嵘骂我这一事件时，也完全没有客观报道的立场，标题就给定了性：“两败俱伤的恶战”，自命裁判宣布：“两个人谁都没有赢得这场恶战和混战。”我还真不明白我在这场“恶战”中败在哪里，伤在何处。如果对我骂娘就能让我败了、伤了，以后谁要想打败、打伤我，可就太容易了。只要还有一点点的是非观念，还没有被小集团的偏见蒙蔽了眼睛的人都可以看出，于建嵘对我破口大骂，骂完了又矢口否认，其学格、人格都已破产，无可挽回。难道《南方周末》真以为找一批人来批评我的打假，制造我也败了的假象，就能让“《南方周末》2004年度致敬人物”于建嵘挽回点面子？想要批评我的打假，也该等抓到了我打错、冤枉了人的把柄吧，现在仅仅是因为有学者如街头小流氓一样对我骂娘，就让你们兴奋得也要加入骂阵，仿佛我就活该被人骂娘似的，也未免太恶心了吧。

    更恶心的是还为此组织了三篇一面倒地批我的评论文章，连起码的中立立场都不装一装，好像我现在在学术界是人人喊打，没人替我说话了。找的又是什么人呢？“曲水”不知是谁的化名，语气也温和些，且不去说他，笑蜀（陈敏）和李方则都是和我有新仇旧恨的。笑蜀是早就加入了骂阵并被我反击过的，不是什么旁观者，他还是如从前用“英明神武”的口气批我“英明神武”一样把自画像强加于人，用“充满乖戾乃至充满杀气”的文风批“充满乖戾乃至充满杀气的暴力文化”，以“姚文元遗风”批“姚文元遗风”，而且与时俱进地和伪科学家们遥相呼应反对“私人学术打假”了——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打我的“假”。至于李方，自称是我的朋友，而我实在不知道何时交上了这么位朋友，联想到此前笑蜀在批我之前也先捏造一番与我“相识”的经历，照这么下去，恐怕我的“朋友”之多要超过胡适之了。我对李方的主要印象，是在1999－2000年间他因为宣扬、支持“史前超文明”和朱海军的“面对面进化论”之类的伪科学，曾被我痛打过。据说之后他有所反省，不敢再妄谈科学，不过其信口开河的毛病却是改不了的了，改为妄谈别人了，比如说“方最得意者，在于他是当年福建高考的语文状元”，俨然我肚子里的蛔虫。其实在我看来，能把文科妄人打得满地找牙，打得一起对我哭着喊着叫停，所感到的得意程度就大于小时候得了“语文状元”。至于李方对我的打假动机的种种小人之心式的猜疑，还是网友WT对此的评论最恰当：狗眼看人低！

    自2001年打击“珍奥核酸”之时起，我和《南方周末》或明或暗有过多次的“打假”合作，并给《南方周末》写了许多篇文章，也多与打假有关。在当时我认为《南方周末》是中国最好的、也是最受我信任的报纸之一。之后《南方周末》经过几次大换洗，我认识的编辑、记者都已离开，有的还是愤而辞职的，《南方周末》的品质每下愈况，许多人都说它堕落了，我也就很少再去关注它，有时碰上了也会批批它。但因为以前的渊源，还是给了它这么一次机会。对不起我的信任、恶心我、围剿我，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还能把我怎样？即使他们把反对个人学术打假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只要我见到假的，认为该打的，照样打，岂会因为小人、小报的聒噪而缩手缩脚？但是，如果笑蜀、李方的无稽之谈真的能代表《南方周末》的看法，如果《南方周末》真的认为只有官方机构才能打假，个人打假要反对，打假是娱乐，那么就是在否定言论自由，否定公众对事情真相的知情权，等于是在对旧《南方周末》的良知的完全否定，这一份报纸，也就死掉了，岂止堕落而已。以后《南方周末》如果再有打假的报道，我们就只当它是不正常的“娱乐”，当然，我是再也不会去配合它演戏的。

附：

方舟子：哪怕天下人误解我

（【】中为发表时被删掉的部分）

本报记者  李海鹏2005年11月10日南方周末

　　新语丝要为举报人保密

　　记者：作为以学术打假为主要内容的知名网站，新语丝审核、遴选举报投稿的标准是什么？　　方舟子：我并不在意来稿的用词是不是激烈，只看它有没有依据。如果文章中举出事实，我会核实这个事实是否存在，如果文中有推论，我会进行逻辑判断。至少要看起来有道理有依据，我才会发表。【对不涉及新的事实的评论性文章，发表的标准会低一些，但】最低标准是不选用新冒出的ID发表的评论文章和跟贴，发言要有可信赖的来源。

　　记者：那么引起这个事件的“严晋”算不算新冒出来的ID？　　方舟子：严晋不算，他的文章是寄给我的投稿，不是那种在论坛上的随意张贴。新语丝网站规定，举报文章可以化名发表，但是作者必须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给我，我要为举报人保密。至于他与于建嵘有无恩怨，这一点在我看来并不重要。很多举报人在举报时都存有某种个人动机，或者出于同行业的竞争心理，或者出于私人恩怨，但我不管他有什么动机，只看文章有没有道理，有没有依据。

　　记者：在匿名机制下，如何保障新语丝的公信力？被批评造假的人会说，哪有什么匿名人，其实就是你方舟子自己在搞事。　　方舟子：学术真伪的判断，依靠的是举证的过程。如果举证过程充分透明，结论就是合理的。举报人是谁并不重要，对他的身份进行猜测也就没有必要。即便严晋就是我，也不妨碍他有举报权，何况他并不是我，我从来不用其他笔名发表文章。

　　记者：在新语丝你既有监管言论的权力，又常常亲自参与打假，这对你的对手来说是不是不公平？　　方舟子：有人因此说我“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甚至认为我自任“法官”。其实即便我控制新语丝，也不等于控制全部舆论。这个网站不是官方权威机构，无论是投稿人还是我自己，发表的都只是个人看法，对于学术真伪不具备最终裁决权。即使我下结论，也只是我的个人结论，不具备什么强制力，行使的更不是公权力。如果有人认为我错了，反驳文章又不能新语丝上面发表，他还可以到任何舆论平台去反驳我。

　　【记者：举报文章发表在这里，应该文责自负，还是作者与网站共同负责？　　方舟子：网站也有连带责任，这一点没有问题。谁认为新语丝发表的批评文章恶意失实甚至违反法律，可以起诉作者和网站，我也会作为网站的法人代表应诉。于建嵘这次说找不到我，其实新语丝在美国有注册地址，他可以找到。不过他到美国告我可能会很荒唐，网站上出现的对他的质疑，是美国法律框架下的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记者：可是你也会面临国内的官司。你正在与肖传国教授进行名誉权的诉讼，官司进行得怎么样了？　　方舟子：肖传国还同时起诉了搜狐、协和医大出版社、北京科技报等多家机构。我们已经收到诉状，正准备申请异地审理，同时开始收集可被法庭采纳的各种书面证据。说实话，我对官司的前景很不乐观。对打假者来说，名誉权的官司很难打，这些年来，在揭露学术腐败和打击伪科学的官司里揭露者基本都败诉了。一方面有地方保护的因素起作用，另外原告的学校很可能支持他，他可以动用很强的关系。比如“绝食老中医”事件的诉讼，《北京科技报》就败诉了。不过我们会很好地打这个官司，在打官司的过程中进一步揭露真相。】

　　我的文风比较尖刻锐利

　　记者：有时候你很难让人理解，比如说在新语丝网站上开列论坛黑名单，声称来自“关天茶社”等论坛的转贴一律删除。这好像是“一篙打翻一船人”，这样的事情多了，很多人就会认为你很武断。　　方舟子：【这个黑名单的出现是在1999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些人把这些论坛的政治、宗教方面的帖子转到新语丝的论坛上来，作为一个不欢迎此类转贴的论坛，新语丝当然要删贴，结果删不胜删，删掉了还有人抗议，因此我就贴了这个公告。作为论坛的管理者，我想我有这个权力。这个公告现在还在，算是历史的记录，也就没有必要改了。】其实大家何必要管我是什么样的人呢？在网上有很多人攻击我的性格为人，说我没人情味，没人性，其实不管他们说得对不对，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关键是，我做事有没有依据，有没有道理。

　　记者：你认为外界对你的判断准确吗？　　方舟子：不准确，但我不在乎。外界对我的判断很多时候只是针对我的文风和用词以及一些谣言得出的印象，草率地对我下个结论。我文风比较尖刻、锐利，是我的特点，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不过对此我也不觉得不好。【对这种文风读者反应不一，有人认为太偏激了，有人又觉得读起来很痛快。总体来说，有利有弊。】其实那些指责我的文风的人，自己写文章往往比我还“偏激”。

　　记者：这么多年来你每次出手，都会制造很多新的敌人。　　方舟子：确实很多。原来有些站在旁边欣赏我的人，现在被我打假打到了，也变成了敌人。一些旁观者与我论战，几个回合下来，有的也成了敌人。

　　记者：敌人遍天下的感觉怎么样？　　方舟子：我觉得无所谓了。树敌与我的性格有关，我不怕得罪人，打假本来就是一件得罪人的事。【有些假的东西，我看到了，不说出来难受。“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这是范仲淹处罚贪官时说的话，那个贪官的家人很可怜，可是范还是坚持处罚。我的想法与此近似。对于树敌过多，我早有心理准备，也不觉得会带来让自己的生活陷入困境的麻烦。】

　　记者：在攻击对手的过程中获得的快感和成就感，是不是支撑你这样一直做下去的重要动力？　　方舟子：【首先说快感。】打假谈不上有什么快感，对那些假的东西揭露得越多，我就越悲哀。看到一些特别简单的骗局会风行天下，会骗得那么容易，一些造假的人竟然会取得很高的地位，是很无奈的事情。另外快感这东西本身就不可能是一个持续性的动力。【有些人喜欢骂名人，他很难持续下去，为骂而骂，难免理由牵强，很容易失去信用。】我觉得自己更多地是靠理性去揭露一些事情。我的原则是，挑选社会危害比较大的、地位比较高的人和事来揭露。这种揭露常常是有风险的，【《南方周末》在2001年曾经报道过的某地厂商生产的一种注射隆胸材料的问题，后来有些继续揭露它的媒体和个人都被这家公司告上法庭并败诉，我现在也参与了揭露，有可能再惹上官司。这种行为带来的是麻烦，不是成就感，揭露很简单的骗局有什么成就感？真要计算成就感的话，我是很失败的，被我揭露出来的骗局很多，真正被动摇的例子却非常少。】

　　我没有蜕变

　　记者：有些人说，方舟子已经蜕变了。以前你进行学术打假，站在“良知”的一边，现在你【为余秋雨的文革经历做辩护、】打击环保主义者，似乎与知识分子阶层中的“良知”准则格格不入。　　方舟子：那是他们以讹传讹，才会这么说我。【其实我为余秋雨说话，是2000年3月的事，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学术打假呢。说我赞美余秋雨的人，并没有读懂我的相关文章。我并不欣赏余秋雨，只不过我认为他的文革经历是历史错误，不该在现在上纲上线对他进行政治斗争，要他个人承担责任。我的原则是，不能因为讨厌一个人就侮辱他。还有人说我吹捧郭沫若，其实我不过是批驳了余英时捏造事实诬陷郭沫若抄袭，这是1999年时候的事。我常常只是替自己不喜欢的人说几句公道话而已。】对伪环保人士，我指出他们的错误，强调搞环保要有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又有什么错？自从1993年上网以来，我没有任何改变，而且自己觉得做的事越来越有社会意义。

　　记者：在打击环保人士方面，比如说在怒江建坝问题上，你有没有接受过任何地方政府或利益集团的经济赠予？　　方舟子：这个是从来没有。上一次我随团去怒江考察，经费是由国家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负担的，但这仅仅是考察经费，不能算经济赠予，而且平均在每个成员头上的经费只不过几千块钱而已，是很正常的活动开支，国家出的经费。我对伪环保人士的揭露，早在去怒江之前、参与“人类应不应该敬畏大自然”的讨论时就已经开始了，可以说一以贯之，并没有因为这次考察而改变。迄今为止从来没有人想要收买我，大概都知道我是不可能被收买的。

　　【记者：你支持怒江建坝吗？　　方舟子：有些人说我支持建坝，其实不是，我只是支持怒江开发 ，因为我觉得怒江人民不应该那么一直贫穷下去，但是这不等于说我就支持怒江水电开发。其实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我只支持发展，不关心环保。我自己一直很关心环保，只不过是希望这项事业能够健康地推进。很多事情应该慎重，因此对于怒江是不是应该建坝，直到现在我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看法，我不过是反对有些人盲目地、捏造事实地反对建坝。】

　　【记者：环保派会有问题，发展派也会有问题，是不是这样？　　方舟子：当然是，所以我从来不以派别论是非，而是就事论事。】

　　记者：在中国，环保派势单力薄，环保事业又举步为艰，发展派则很强势——你是不是在锄弱扶强？　　方舟子：我倒是觉得环保派很强势。他们也有政府支持，国家环保总局就在支持他们，他们还可以影响到高层决策。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媒体大多数很同情环保派，这也是一种舆论上的强势。其实我没有区分谁强谁弱，我想还是应该具体事情具体对待，在怒江这个问题上，我主要指出了环保派的错误，这是因为我还没有发现发展派有什么明显的漏洞，如果发现的话我一样会指出来。

　　【记者：环保人士的错误，不代表环保事业的错误。　　方舟子：对，而且我认为现在这些在媒体上大出风头的所谓环保人士并不能代表中国的环保事业。】

　　【记者：如果我说，“做事要有全局观，在局部上你也许是正确的，但在整体上却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不利。”你会怎么回应？　　方舟子：我想还是针对具体的事例做一些实际的工作比较好，至于全局的好坏，不是由谁说了算的。我并没有说环保人士不好就代表环保事业不好。很多环保人士，我说他们是“伪环保”，不是简单地指出他们的错误而是进行“打假”，是因为他们并不是真的关心环保，只是一些以环保名义出现的吸引眼球的活跃人士而已。我本人不仅不反对环保，而且觉得环保很重要。中国环保面临着很严峻的局面，最严重的问题不是一条河流建不建坝，而是普遍性的污染。比如说黄河污染那么严重，却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说到根本，我与现在一些环保人士的分歧，一在于真环保还是假环保，二在于如何推进环保。】

　　【记者：可是很多人在指责你是纯粹的发展派。如果你怪罪公众对你有很多误解的话，有没有反思自己为什么被人误解？如果一个人的文章常常被误读，这个作者也许该考虑改变写法。　　方舟子：我并不认为这些指责我的人能够代表公众的看法。我相信还有更多的人在支持我。如果有些人对我有什么误解的话，那更可能是没有读我的文章而受到了反对我的人的误导，并不是因为我的文章本身的问题。我想我的文风没有什么可改变的。写打假文章不是写学术论文，如果写得心平气和的话，人家会认为你还没有确定自己的观点，口气像商量，这是不行的。打假文章就应该严厉一些，不厚道一些。】

　　学术监督前路茫茫

　　记者：你是科学主义者，甚至惟科学主义者吗？　　方舟子：我不是。科学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科学是万能的，是绝对真理，它适用于任何领域。我不认为科学是万能的，仅仅认为没有科学是万万不能的。“科学主义者”是别人扣给我的一顶帽子。按照科学精神，没有什么是不能被质疑的，科学本身又怎么可能是绝对真理、万能？这么说我是诋毁我。

　　【记者：对基督教的攻击，是人们把你当作“科学主义者”的重要证据之一。常识是，关于宗教问题，下一个明确定论是很难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人格化的上帝并不存在，但是人类不可能都是理性的，总有人需要精神安慰，是不是？　　方舟子：我承认不是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总有人需要安慰。宗教就像是人类的酒，一个人喝酒不喝酒都是他自己的权利，滴酒不沾很好，喝一点儿无可厚非，但是酗酒就要制止，喝毒酒就更不可以了。我批基督教有其特定的背景。我在美国生活，基督教在周围很盛行，大多数教派属于自由派，对这部分基督教我是没有意见的。我反对的是原教旨的基督教，这些派别为了拉拢会众，攻击进化论，造了很多谣言，结果我的一些留学生同学都被拉进去了。拉进去会怎么样呢？听信了那些攻击进化论的谣言，不仅把圣经故事当作一种宗教寓言，而且当作真实发生的历史。这是身边发生的事情，我深有感受，所以才进行反击。我不是凭空想起来就去攻击，也不是攻击全部的基督教。】

　　【记者：你的意思是，这并不代表你具有科学主义的价值观，也不代表你是排斥其它意识形态的一元论者。　　方舟子：不代表。我不是简单地反对宗教，主要是对宗教领域内的一些谣言和虚假的内容进行打假，特别是在宗教与科学发生冲突的领域，例如进化论，当然必须适用科学的标准。】

　　【记者：那么你怎么概括自己的价值观？　　方舟子：真是很难概括，只能说说自己的精神传承吧。在科学方面，我受达尔文、爱因斯坦和罗素的影响比较大。人文方面对我影响深刻的首先是鲁迅，再有就是存在主义作家，尤其是加缪。这样下来，形成我的精神世界，比较注重实证和理性，性格里又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倾向。】

　　【记者：靠个人打假，对中国的学术空气的净化效果有限。那么中国的学术监督该如何开展？　　方舟子：还是需要更正常的渠道。个人的精力有限，掌握的学术资源有限，能够做的事情的数量也就有限。个人并不具有权威性，所以不容易让人信服。在证明了对方造假之后，个人也不能进行处理和惩罚。可是相关机构的监督工作往往不敢触及一些地位很高的学者，只抓一些小苍蝇，调查处理的过程也缺乏透明度。中国的学术评估体制强调论文的发表量，逼得很多人去作假，中国官本位的科教体制也是导致学术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都是最需要改变的。其实我说的这些，很多人都说过。说归说，要改变现状，不知道要多长时间呢。与其空谈，还不如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具体地做下去更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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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上海《新闻晨报》连续刊登报道，声称“有数十位来自两院各研究单位、中央各部委和军队的科学家”在北京开了一次“张颖清事件的反思——纪念张颖清教授逝世一周年”的学术讲座，指控何祚庥院士、我等所谓的“反伪斗士”制造了三大“冤案”，私自“打假”阻碍科技创新云云。该报记者随后进行“调查”，欲为这三大“冤案”平反。

    其实这个会议是北京一个叫“天地生人”的小团体组织的。那一批人里头，有当年大力支持“水变油”的，有“非典”期间卖假药的，有声称能用《易经》预测地震、用月亮在天空中的位置预测煤矿瓦斯爆炸的，有批判相对论、进化论的……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他们长期以来就在宣扬伪科学，为伪科学鸣冤叫屈，当然对“反伪斗士”异常痛恨，光是批判所谓“方舟子现象”的会议他们就开过三次。只不过，这一次由于有记者以“调查”的名义做其说客，媒体推波助澜，才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那么，这所谓三大“冤案”究竟冤不冤呢？我在这里仅以被这些人称为“科技打假第一冤案”，也即“诺奖希望之星”张颖清“冤死”一案为例做个分析。首先必须说明，我们认为张颖清在搞伪科学，但是并不认为此人就该死，也没有人要他死。张颖清的支持者把他的自然死亡吓人地说成是“冤死”，要“反伪斗士”承担责任，乃是一种无赖和诽谤行为。

    为什么说张颖清发明的“全息生物学”是伪科学，我在《当心有人借张颖清之死为伪科学喊冤》（《北京科技报》2005年3月2日）一文中已有比较详细的说明。《新闻晨报》记者并没有对我摆出的这些事实和理由进行反驳，而是凑了几条理由来证明张颖清是“诺奖希望之星”、“天才”，其论著具有“权威性”：

    第一，“张颖清的大量专著先后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皇家图书馆、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和美国多家大学图书馆收藏。”这些图书馆以收藏形形色色的图书为目的，藏书多多益善，张颖清自己把书寄过去，人家当然也就给收藏了，图书管理员没有能力也不会去鉴别所藏图书的学术水平。“GOOGLE搜索结果显示，研究停顿多年的全息生物学（ECIWO）相关外文网页仍有8000余个，遍及挪威、比利时、美国、日本等国。”我抽查了这些网页，都属于伪科学、“另类医学”的网站，没有一个是生物医学的专业网站。美国国会图书馆还收藏了很多邪教的著作，邪教的网页也多得很呢，能说明什么问题？

    第二，“诺贝尔奖评审机构3次邀请张颖清做讲座。”对这一条，我以前只能表示不相信诺贝尔奖评审机构会去邀请一个没有在任何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过论文的人去演讲，怀疑这是个骗局。的确如此。有一位曾经在瑞典卡洛林斯卡医学院（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颁发机构）留学的美国大学华人教授给我写信作证：他在瑞典留学期间曾经听过张颖清在那里做的讲座，是驻瑞典的中国大使馆人员邀请、中国留学生联谊会组织的，用中文向十几名中国留学生做的讲座，与卡洛林斯卡医学院校方、诺贝尔奖委员会毫无关系。连张颖清做讲座的小会议室都是通过私人关系借来的。这名留学生的导师是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常委Gustafsson博士，Gustafsson博士当时就表示从未听说过张颖清此人，诺贝尔奖委员会也从未邀请过他去做讲座。

    第三，“张颖清发明的全息诊断仪曾获巴黎国际博览会金奖。”我不知道什么“巴黎国际博览会”，但是我知道国外许多“博览会金奖”（包括大名鼎鼎的“布鲁塞尔尤里卡博览会”）都是只要交了钱就能获得的，不对成果做任何鉴定。如果做鉴定的话，估计要把鉴定人吓死：这个“全息诊断仪”号称用15秒钟就能诊断全身的所有疾病！

    任何对科学研究规范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能够表明一个人的学术成果是否得到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必要条件是看他是否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论文。我以前已经指出，张颖清没有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过任何论文。检索国际学术期刊数据库，也没有一篇论文提及什么“全息生物学”。

    利用国外结社、言论自由之便，在国外注册一个野鸡机构自命会长、主席，通过关系借用国外名牌大学的旮旯做个没有几名听众的讲座，花钱到“国际博览会”买个金奖，然后利用国内外信息的不对称，回国自称有多高的国际威望，这种现象并不罕见，尤其是那些宣扬伪科学者更喜欢用这种办法抬高自己的身价，把自己打扮成“诺奖希望之星”、“天才”。但是这种小把戏，瞒不过了解国际学术界、国外社会状况的人。这也是伪科学的宣扬者、支持者特别害怕有人告诉公众真相，从而要以种种借口反对“打假”的一个原因。

2005.11.6.

（北京科技报2005.11.09）

(XYS2005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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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在北京电子科技学院、涵芬楼书店等地做的讲座整理。载《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2005.11.9.）

                        科学时代的伪科学（上）

                             ·方舟子·

　　什么是科学

　　这几年我一直在做一些揭露伪科学的工作，经常有人问我，你凭什么说它是伪科学呢？简单地说，是因为它不是科学，却要冒充科学。你又凭什么说它不是科学呢？因为它不符合科学的特征。那么，科学又有什么特征呢？我们去翻翻词典、辞书对“科学”下的定义，会发现各有各的说法。去看科学哲学著作对科学本质的讨论，不同的流派也是谁也不服谁。对“科学”这种异常复杂的事物，是很难下一个大家公认的简明定义的，因此在科学哲学界有各种各样的有关科学本质的学说，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给“科学”下一个大家公认的定义，并不等于科学就成了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模糊东西，谁也无法判断什么是科学什么不是科学，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搞一套“科学”了。没有公认的定义并不等于就没有了公认的判断标准。我举一个例子，人是什么？人是会使用工具的动物吗？有的动物也会使用工具。人是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吗？到现在还有一些词典是这么定义人的，其实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古德尔就观察到黑猩猩也会制造和使用工具，她的导师路易斯·利基评论说：我们要么改变对人的定义，要么把黑猩猩当成人。没有人愿意把黑猩猩当成人，所以我们只好继续寻找人的定义。人是会使用语言的动物吗？人们发现类人猿也会使用语言。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吗？实际上，有些动物也有感情。人是有自我意识的动物吗？我们可以用实验证明黑猩猩有自我意识。学术界对“什么是人”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至今也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无法分辨人和其他动物了？当然不是，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判断是人还是不是人是没问题的，只有在很特定的情况下，例如在判断从猿到人的过渡型化石时，才会有争议。同样，没法给科学下精确的定义，并不是说我们就没法辨别科学与伪科学了。其实，即使有一天科学哲学家们找到了一个人人可以接受的对科学的定义，也只有哲学理论上的意义，对具体的科学实践不会有什么影响。

　　因此我们没有必要纠缠怎么给科学下一个恰当的定义。我们更关心的是判断科学和非科学的标准。科学界对判断什么是科学，是有公认的标准的，被广大科学工作者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应用着。这个标准主要有四套：逻辑的标准、经验的标准、社会学的标准、历史的标准。其中最主要的是逻辑的标准和经验的标准。这里说的经验，不是生活经验、历史经验的经验，而是哲学说的经验，其实就是指观察、实验，因此也可以简单地把科学说成是逻辑加实证。

    从逻辑上看，第一，科学理论必须是自恰的，即本身能做到逻辑上的一致性，至少要能自圆其说，不能前后自相矛盾。第二，科学理论必须是简明的，不能包含不必要的假设和条件，为以后的失败留好了退路，也就是说，要符合下面要谈到的“奥卡姆剃刀”的原则。第三，科学理论必须是能够被证伪的，不能在任何条件下都永远正确、不能有任何的修正。科学必须能够被证伪，这个说法很多人都知道，但是也引起了很多误解。有的人以为搞科学研究就是要不断地去证伪、推翻，还有的人发现自己提出的理论被证伪了，反而高兴地说这说明我的理论是科学的！其实你的理论被证伪了，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了，当然也就不是科学的了。可证伪性是科学的必要条件，但是并不是充分条件。可证伪性只是说做为一个科学理论，必须清楚地说明在什么情况下有可能被推翻，但是并不是非得要去推翻它才叫搞科学研究。其实人们搞研究的主要目的还是想去证实某个理论的。第四，科学理论必须是有清楚界定的应用范畴的，只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领域中能够适用，而不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包。

    从经验上看，第一，科学理论必须有可以用实验或观察加以检验的预测，而不是只是空想。第二，在实际上已有了被证实的预测，也就是说，一个科学理论不能只被证伪，却从未被证实过，否则这样的理论是无效的。第三，检验的结果必须是可以被别人独立重复出来的，而不是一锤子买卖，或者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只有你一个人做得出那个结果，别的研究者重复不出来，还要怪别人功夫不如你。第四，对于辨别数据的真实与否要有一定的标准，什么是正常现象，什么是异常现象，什么是系统误差，什么是偶然误差，都要划分得清清楚楚，而不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结果随意解释。

　　科学是一种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因此一个理论即使符合了逻辑和实证的标准，也未必会被科学界接受，还要从社会学和历史的角度看它是否有效、有用。从社会学上看，一个科学理论必须能够解决已知的问题，如果连这也办不到，这种理论就毫无存在的必要；必须提出可以让科学家做进一步研究的新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模型，也就是说，它还必须能够做出可检验的预测，否则也没有用处；对新提出的概念必须做出切实可行的定义，而不是一些子虚乌有的、对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帮助的伪概念，像“气功场”、“天人感应”之类。从历史上看，一个科学理论必须能够解释已被旧理论解释的所有的数据，也就是说，不能只挑选对自己有利的数据做解释，而无视不利的数据，否则的话就还不如旧理论；必须能够跟其他有效的平行理论相互兼容，而不能无视其他理论的存在，自成一统，甚至惟我独尊，要把一切科学理论全部推倒从来。比如，“科学神创论”如果要取代进化论这种“旧”理论，就不仅要解释已被进化论很好地解释了的所有的数据，而且不能不理睬与进化论相容得非常好的现代生物学的其它学科以及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等的成果。同样，有人声称“人体科学”是最尖端的科学，那么它不仅要包容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还必须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平行学科不互相抵触。

　　上面说的是“科学是什么”，顺便简单地说说“科学不是什么”。科学是全人类所共有的，没有国界，没有民族、文化界限，没有什么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的差别。凡是声称某种科学只有中国人（或者熟悉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才能掌握的，肯定不是真科学。科学与信仰无关，凡是声称“信则有，信则灵”的，肯定不科学。对于科学来说，如果是有的、灵的，你不信也照样有、照样灵；如果是没有的、不灵的，你信了也不会就有、就灵。科学并不是绝对正确的东西，它会出错，但是知错能改，能够通过自我修正机制进行纠正，这样科学才能够发展。

　　什么是科学精神

　　人们经常说要弘扬科学精神，一个人如果有了科学精神，就不容易被伪科学迷惑。究竟什么是科学精神呢？说得最多的是探索精神。搞伪科学的人也经常标榜自己有探索精神。这个我们不去否认它，但是也不要把探索精神说得多么了不起。其实这不过是与生俱来的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许多动物也有好奇心，为了适应环境也很有“探索精神”。儿童对新事物同样很好奇，喜欢寻根问底，也很富有探索精神，因此有人说每一个儿童都是科学家。不过，儿童虽然热衷于探究新事物，喜欢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也容易轻信荒唐的解释，接受无理的答案。他们所缺乏的，是科学精神的另一个方面：怀疑。怀疑意味着科学绝不相信权威，也绝不无条件地宽容，当然，不是指政治上的不宽容，而是指学术上的不宽容，很多人都把这两种宽容搞混了。很显然，做出愤世嫉俗的样子，怀疑一切是不明智的，会因为心灵闭塞而失去了探索的能力。但是如果不具有怀疑精神，就失去了分辨是非的基础，所有的观念，不管是合理还是荒唐，都可以被全盘接收，科学将成为垃圾场。伪科学人士也会说，他们很富有怀疑精神。的确，他们很有怀疑科学主流的勇气，比如说，相信“神创论”的人怀疑进化论，研究“特异功能”的人怀疑物理定律，等等。反过来，我们则怀疑他们的怀疑。这两种怀疑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将如何处理探索与怀疑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既避免良莠不分、全盘吸收，又避免心灵闭塞、怀疑一切呢？我们必须为科学精神增添新的内涵：实证和理性。

　　实证并不是说有证据就可以了，而是要求有确凿的证据。被科学研究所接受的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主观臆想出来的；必须是符合严格控制的条件的，例如有对照和采取双盲原则（研究者和被研究对象互相不知情）；必须是可重复、可独立验证的；还必须符合概率统计规律。只有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用严密的方法，重复、独立得到的观察和实验结果，才能算是确凿的证据。控制条件、重复性、独立性和概率统计，这些是实证的特征，是伪科学的死敌。

    实证离不开理性，也就说，用严密的逻辑对证据进行分析和推导，在各种可能的解释中选择最合理、最可能的一种。在缺乏证据时，也能够排除那些不合理、不可能的解释。探索、怀疑、实证、理性，是科学精神不可分割的四个方面。孤立地强调某一方面，都是在为伪科学大开方便之门，或者有阻碍科学发展的危险。正是在这四面旗帜之下，科学研究不断地观察、检验，抛弃错误的观念，增添新的知识，从而持续地进步。但是与伪科学者所宣扬的相反，科学的进步并不是推翻一切重来的大革命，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演化。科学的进步是连贯的进步。被认为是现代科学最大的两场革命也是如此：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没有推翻了博物学、地质学的一切成果，而是保留了其中绝大部分数据和理论，但是做了重新解释。和许多人说的相反，爱因斯坦相对论其实并没有推翻牛顿力学，而是它的扩展、深化。

    因此，科学研究必须抱着怀疑的态度，以证据为基础，以逻辑为工具，不轻信任何新奇的说法，不轻易接受任何大胆的结论，对越是耸人听闻的主张，越要追问一声：证据何在？是否合乎逻辑？

　　要判断证据是否确凿，通常需要具有专业的知识和训练，一般的人并不具有这种能力。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掌握科学理性思维的原则，那么，即使缺乏具体分析的能力，也不容易被伪科学迷惑。在正反双方都缺乏证据的时候，理性思维的原则也有助于我们判断哪一方的观点更合理，更有可能，更应该被接受。

　　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在《人类理解力研究》一书中，提出了理性思维的一条总原则，有时候被叫做休谟公理：

　　“没有任何证言足以确定一个神迹，除非该证言属于这样的情形，其虚假比它力图确立的事实更为神奇。”

　　这句话很拗口，不过，通过举例，并不难理解。休谟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有人告诉他看到一位死人复活，他会比较以下情形，看看哪一种可能比较大：这个人在骗人或受了别人的蒙骗，还是死人真的复活了？除非前者虚假的可能性低于后者，否则不应该接受他的证言。显然，这实际上是在比较正反两种可能性的大小，并拒绝可能性小的那种。这并不是断然否定可能性小的神秘事件没有发生的可能，而是说，在没有足够的证据时，我们不应该倾向于接受它。死人真正复活、自然规律不成立的可能性，远远小于一个声称看到死人复活的证言是谎言，或证人受欺骗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不应相信前者是的确发生过的。同样，人体特异功能是真实的、物理定律不成立的可能性，远远小于“特异功能大师”是在玩骗人的把戏的可能性。

　　中世纪英国哲学家奥卡姆的威廉曾经写下一句被称为奥卡姆剃刀的简短格言：“不应无必要地增加实体。”这后来也被当做科学研究和理性思维的一条原则，但是在具体应用时有多种表述。其中一种是：不应加入无必要的假设，在两种等价的结论中，应选择简洁的、假设最少的一种。例如有以下两种结论：一、生物经过进化而来。二、上帝创造了进化的准则，生物经过进化而来。这两种结论说明的是同一个事实，即“生物经过进化而来”，但是后者的假设“上帝创造了进化的准则”对说明这一事实没有任何必要，因此是个多余的假设，在科学上应该用奥卡姆剃刀将它剪掉。奥卡姆剃刀的另一种表述方法是：在多种可能性中，应选择最简单的那种。这并不是在否认复杂可能性的存在，而只是说，在没有证据时，应该首先接受、试验最简单的一种可能。

　　休谟公理和奥卡姆剃刀说的都是在没有足够证据时，应该如何做出选择。最初的选择有可能是错误的，但是这必须靠证据才能证明。那么取证的责任在谁？很简单：谁主张，谁举证。比如说，如果有谁要证明外星人的确到过地球，那么他就有责任列举正面的证据。我们要反驳他，只要验证他所提供的证据是否可靠就够了。如果这些证据都不成立，我们就可以否认这种现象的存在，没有必要为此去提供反面的证据。实际上在法庭上也是在应用这条原则。你要指控某个人杀了人，就必须由你来出示对方杀人的证据，而不能没有根据地随便逮着一个人说他杀了人，要对方自己去找证据证明自己没有杀人。要一个人证明自己没有杀过某个人，还有可能（例如不在场证明），但是要向别人证明自己一辈子没有杀过任何人，那就是不可能的了。

　　要举证到什么程度才会让人满意呢？这要看你提出的是什么样的主张了。平常的主张不需要太多的证据，甚至不需要什么证据，但是非常不平常的主张需要非常确凿的证据。比如说，假定我今天迟到了，我跟大家说声“对不起，路上堵车了”，大家也就都信了，因为北京堵车是常有的事，这是个很平常的说法，大家很容易接受，不会猜疑我是不是说了假话。如果我说我迟到的原因是因为遇到了车祸，这个说法就有点不寻常了，大家就会将信将疑，我可能需要出示一点证据（比如伤口）才能让大家都相信。但是如果我说我迟到的原因是因为在路上被外星人劫持了，这就是个非常不平常的主张了，如果我不能出示非常确凿的证据，比如说录像啦，来自外星的礼物啦，来证明这一点，那么大家肯定要把我当成是骗子或者疯子。再举一个科学上的例子。当达尔文提出现代进化论时，他是主张者，而且这是一个会彻底改变生物学研究的不平常的主张，因此他及其追随者罗列了无数非常确凿的证据。现在，进化论已被生物学界所一致接受，接受进化论的人已不再是主张者，但是如果有谁要推翻进化论，他就成了主张者，而且是一个将要推倒生物学大厦的不平常的主张者，他本人有责任提出进化论不成立的种种证据，让科学界验证这些证据是否能够成立。建立在无数证据基础上的进化论绝不会因为存在某些纰漏而被推翻，更何况反对进化论的人所指出的所谓纰漏不过是一些谎言和谣言。

（未完）

(XYS2005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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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11月3日）我在《评〈新闻晨报〉上一篇为伪科学翻案的报道》一文中，驳斥了《新闻晨报》记者郭翔鹤用捏造、歪曲事实的手法为“蒋春暄案”、“徐业林永动机案”做的翻案报道，当时就估计到他还会有后续报道为“张颖清全息生物学案”翻案。果然，今天就见到《新闻晨报》登出记者郭翔鹤、张源的报道《“科技打假第一冤案”再调查》，为张颖清鸣冤叫屈。那么他们是怎么证明张颖清是“诺奖希望之星”、“天才”的呢？

    第一，“张颖清的大量专著先后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皇家图书馆、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和美国多家大学图书馆收藏。”这些图书馆以收藏形形色色的图书为目的，藏书多多益善，张颖清自己把书寄过去，人家当然也就给收藏了，图书管理员没有能力也不会去鉴别所藏图书的学术水平。美国国会图书馆还收藏了很多邪教的著作呢，能说明什么问题？“GOOGLE搜索结果显示，研究停顿多年的全息生物学（ECIWO）相关外文网页仍有8000余个，遍及挪威、比利时、美国、日本等国。”我抽查了这些网页，都属于伪科学、“另类医学”的网站，没有一个是生物医学的专业网站。靠这两条能证明张颖清“论著权威性”？骗三岁小孩还差不多。

    第二，“诺贝尔奖评审机构邀请讲座。”对这一条，我以前只能表示不相信，现在却有证据证明这是个骗局。昨天有一位曾经在瑞典卡洛林斯卡医学院（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颁发机构）留学的美国大学华人教授给我写信作证：他在瑞典留学期间曾经听过张颖清在那里做的讲座，是驻瑞典的中国大使馆人员邀请、中国留学生联谊会组织的，用中文向十几名中国留学生做的讲座，与卡洛林斯卡医学院校方毫无关系。这名留学生的导师是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常委Gustafsson博士，Gustafsson博士当时就表示从未听说过张颖清此人，诺贝尔奖委员会也从未邀请过他去做讲座。

    第三，“张颖清发明的全息诊断仪曾获巴黎国际博览会金奖。”我不知道什么“巴黎国际博览会”，但是我知道国外许多“博览会金奖”（包括大名鼎鼎的“布鲁塞尔尤里卡博览会”）都是只要交了钱就能获得的，不对成果做任何鉴定。如果做鉴定的话，估计要把鉴定人吓死：这个“全息诊断仪”号称用15秒钟就能诊断全身的所有疾病！

    任何对科学研究规范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能够表明一个人的学术成果是否得到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必要条件是看他是否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论文。那么张颖清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过论文吗？没有，一篇都没有。检索国际学术期刊数据库，没有一篇论文提及什么“全息生物学”。

    《新闻晨报》把“绝食老中医”陈建民、“昏教授”肖传国也拉来凑数，大有为了批倒我要和所有搞伪科学、学术腐败的人联手的意图。在介绍我与肖传国的官司时，《新闻晨报》的记者造了个谣言。我的《脚踏两只船的院士候选人》一文揭露的是肖传国的学术履历有假，对肖传国的学术研究的真假并未有任何评论，而《新闻晨报》为了能把这个案子与反伪科学扯上关系，却造谣说我揭露其“假学术研究”。另外，《新闻晨报》说何祚庥、郭正谊、司马南和我并称“四大恶人”也是错误的。被列入反伪科学“四大恶人”的是于光远，不是我。

    总之，我非常同意何祚庥、司马南今天在网易接受访谈时所说的，《新闻晨报》这一系列为伪科学翻案的造谣、歪曲事实的文章，表明其记者、编辑的新闻素质、新闻道德都是很成问题的。说他们是不良记者恰如其分。

附：方舟子面临”打假官司”“反伪斗士”遭遇法律难题

 作者：□晨报记者郭翔鹤 北京报道实习生张源新闻晨报  2005.11.4.

　　“科技打假第一冤案”再调查

　　张颖清，原山东大学全息生物研究所所长，曾被国家有关部门认为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科学家。北京一批老科学家称，由于遭遇“反伪斗士” 打假，张颖清的研究遭到重创，本人于2004年年底逝世，年仅57岁。新华社随即刊发《中国科技界悲剧———山东生物专家张颖清含冤早逝》一文报道此事。此案被北京部分科学家认为是近年来的“科技打假第一冤案”。

　　“诺奖希望之星”为何“冤死”

　　张颖清，天才还是南郭先生？

　　在《当心有人借张颖清之死为伪科学喊冤》一文中，方舟子称张颖清是一位没有上过大学的针灸医生。记者的调查显示，张颖清的全息生物学奠基性著作《生物体结构的三定律》于1982年出版，同年，山东大学把这位只有电大毕业文凭的青年调入，一年后将他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0年又晋升为教授。 1990年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全息生物学学术讨论会上，张被选为国际全息生物学会终身主席。张于1990年被国家人事部批准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被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在论著权威性方面，张颖清好友、农学专家王瑞库提供的文献资料显示，张颖清的大量专著先后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皇家图书馆、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和美国多家大学图书馆收藏。GOOGLE搜索结果显示，研究停顿多年的全息生物学（ECIWO）相关外文网页仍有8000余个，遍及挪威、比利时、美国、日本等国。

　　“诺奖讲座”确有其事

　　方舟子质疑全息生物学创始人张颖清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诺贝尔奖评审机构邀请讲座”无法得到证实。为此，记者找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任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科技参赞的赵迎福。他证实，张颖清1990年前后确实在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唯一评奖、颁奖机构所在的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作过报告。

　　曾经担任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科技处一秘的刘仁清向记者回忆说：“1991年时，张颖清教授来瑞典访问，使馆对他此行相当重视，安排我陪同。张颖清详细地向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介绍了他的学说，瑞典的专家都对他的理论很感兴趣。他不是在那里瞎吹，因为他列出了不少事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新华社对此报道称， “我驻瑞典使馆科技处、教育处先后3次向国家科委和国家教委发回关于张的学术成就在瑞典获得高度评价的报告，认为‘只要进一步做好科学论证和推广工作，这一理论的发明者张颖清教授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获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

　　由于事隔10余年，记者没有找到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当年负责安排张颖清讲座的有关人士。但该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汉斯·约恩沃在电话中告诉记者，虽然学院经常进行一些“前沿研究项目”讲座，但“如果一个项目3次被请来讲座，当然是委员会对其重视的体现”。

　　此外，张颖清发明的全息诊断仪曾获巴黎国际博览会金奖。

　　全息生物学研究现已停顿

　　为了进一步了解张颖清过世后全息生物学的研究进展，记者致电山东大学，学校查号台证实全息生物研究所已经销号。王瑞库说：“张颖清被打为‘伪科学’后，一直没有机会反驳，失去研究经费后，他只好开发起全息生物治疗仪，并用其中的收益维持科研，处境非常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受到了刺激，提早离开了我们。”张颖清去世后，与他一同呕心沥血研究全息生物学的夫人王兆琴也出国了，全息生物学研究在中国已经陷入停顿。

调查我国反伪科学探索现状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张颖清教授逝世一周年”的讲座上，突然出现了老中医陈建民的身影，这让现场科学家和媒体大吃一惊。

　　刚打赢 “绝食被指骗局”官司的陈建民一入会场就向在场科学家和媒体自报家门，称自己在网上看到讲座消息，“感觉遭遇类似”，因此不请自到。讲座进行到中途，陈建民开始向现场数十位科学家散发《倡议书》。晨报记者看到，该《倡议书》声称：“通过我诉北京某报侵权一案胜诉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真理：21世纪的中国将是法制中国，任何公民都是平等的，对于其他公民行为的公开指责，必须有根据、有证据，否则便会受到法律的约束。”

　　陈建民称，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他正准备材料，欲“将少数污蔑我的‘反伪斗士’告上法庭”。

　　老中医欲开讲座谈打假法制化

　　对于“私人打假”遭遇法律难题，“纪念张颖清教授逝世一周年”讲座组织人宋振海研究员认为，私人打假有其局限性，少数“反伪斗士”精力有限、专业单一，经常的“跨专业打假”及强势话语权缺乏监督，可能导致“打假失误”，其结果则可能导致官司。宋振海说：“陈建民的事情是一个法律事件，我们可以邀请他在适当的时候来京讲一讲打假法制化的问题。我们的讲座是开放式的，各种观点都可以在这里交汇。我们多次请‘反伪斗士’来讲讲自己的真实想法，但他们从来没来过。”

　　陈建民透露，他目前正在准备相关材料，通过自己的事例办讲座呼吁科技打假法制化。

　　中科院候选院士将方舟子告上法庭

　　据武汉当地媒体报道，中国科学院候选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肖传国教授，诉国内著名的“学术打假人”方舟子一案的法院传票已于日前送达北京。据了解，今年9月6日，中国科学院发表了《关于公布2005年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的公告》，方舟子对名单上的肖传国进行了调查，最后写了《脚踏两只船的院士候选人》一文揭露其“假学术研究”。

　　肖传国教授在诉状中称，《脚踏两只船的院士候选人》一文中用“院士候选人肖传国仍在美国纽约大学担任全职教师”、“用会议摘要冒充论文”等言论对原告进行了大量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报道和污蔑，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名誉权，其声誉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要求被告赔礼道歉，并支付名誉损失费10万元，以及相应经济损失。

　　记者看到，方舟子近日在其主持的“新语丝”网站上发文驳斥相关报道，称“我对肖传国的所有批评，都有事实依据，相反的，到现在还没有见到肖传国出示任何反驳我的证据。”

　　“探索小组”将取代“反伪斗士”？

　　美国反击伪科学的著名组织CSICOP(全称为“对声称超自然现象进行科学调查的委员会”，被公众简称为“科学警察”)通过中国科普研究所在中国建立了分部，即“探索小组”。该组织以一批有志于弘扬科学精神、捍卫科学理性的科学家、学者为班底，将逐步发展成为以揭露伪科学为己任的中国探索中心。

　　与何祚庥、方舟子和司马南并称“四大恶人”的科普研究所研究员郭正谊近日接受晨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上世纪80年代末就带队去美国考察过‘科学警察’，后来对方派出了打假专家兰迪来中国，一举打掉了许多‘科技骗子’，让中国人首次认识了‘反伪斗士’。”记者了解到，美国“科学警察”组织十分严密，由 2000多名各专业科技人员担任成员，与中国“反伪斗士”的个人打假形式有所不同。

　　记者在中国科协网站上近日刊登出的科普研究所论文《超自然现象的主要表现和研究概况》中看到这样的内容：“随着岁月的流逝，老一辈的‘反伪斗士’大多已经退休，新的研究和调查工作、捍卫科学的任务落到年轻一代人的肩上。由于……从事相关领域的年轻的研究人员分散在各个学科、领域、单位……在国内有必要把分散研究的各路人马联络起来……同时，密切与各媒体的合作……这样做也有利于避免以前学科单一、缺乏说服力的现象。”

(XYS2005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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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月前我公布了一份《中国不良记者名单》(XYS20050707)，后来经常有读者向我推荐不良记者候选，其中就包括《新闻晨报》记者郭翔鹤，据称此人一贯同情伪科学。大约十天前我收到郭翔鹤的来信，说是最近有一批“老科学家”（即“天地生人”那些搞伪科学的伪科学家）在北京开会声讨我，希望我能接受其采访，向公众说明真相，消除对我的负面影响，并恭维“您和何祚庥老师等人一直是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崇拜的旗帜”，让我以为此人的立场有所改变。不过我还是拒绝了他提出的当面采访的要求，只用电子邮件回答了一些问题。昨天(11月2日)《新闻晨报》登出其报道《“反伪斗士”打假被指造冤》，虽然用语有偏向伪科学家的嫌疑，但对何祚庥院士和我的回应的报道还是比较准确的，还算中性。今天登出的后续报道《晨报记者寻访”科学打假冤案”当事人 调查”科技冤案”背后的事实》则完全摘下了中立的面具，以记者调查结果的名义断定何院士和我确实制造了“冤案”，并推销起永动机了。该报道未提张颖清“全息生物学”案（也许还有后续报道），只为蒋春暄案和徐业林“无偏二极管”案鸣冤叫屈，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两个案子：

    一、郭翔鹤为蒋春暄案做的辩护，无非是把“天地生人”那些早被驳斥过的谎言重述了一遍，只不过冠以记者调查的名义。一般读者可能不知道，美国数学学会主办的《数学评论》并不是什么权威杂志，连杂志都算不上，其实只是个数学论文搜索工具，与数学有点关系的杂志、论文都被收录进去。既然蒋春暄在《代数·群·几何》这种至少还算是数学刊物的杂志上发表过论文，那么他的名字和论文题目出现在《数学评论》中，是正常不过的事了。但是被《数学评论》收录和在其中的排列位置，并不能说明论文的重要性和获得承认的情况。以蒋春暄的论文被《数学评论》收录来反驳“蒋春暄没有在权威杂志发表过论文”，就像用Google能够检索出某人的网页来证明此人的重要性一样的荒唐。

    郭翔鹤对桑蒂利的介绍，得自“美国基础研究所”，但是他隐瞒不提的是，“美国基础研究所”乃是桑蒂利本人在房地产公司的资助下创办的，那些对桑蒂利的吹捧，其实就是自吹自擂。桑蒂利在1983年创办“美国基础研究所”之前，曾在正规的科研机构做主流的物理研究，“曾在SCI（国际最权威的科技论文数据库）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并不奇怪。可笑的是，郭翔鹤为了把桑蒂利打扮成“一流专家”，先是肯定了SCI的权威性，但是随后为了为桑蒂利创办的《代数·群·几何》没有收入SCI辩护，又否定了SCI的权威性，自打耳光打得可真够快的。

    虽然专家一般不愿浪费时间和蒋春暄这种人纠缠，但也不是没有专家鉴定过蒋春暄的论文。蒋春暄对费马大定律的“证明”，早在1978年就在时任中科院院长方毅的批示下由数学所做了鉴定，被完全否定。1991年蒋春暄将其证明发表在国内的一份中文刊物《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上，被与美国《数学评论》类似的德国《数学文摘》（Zentralblatt Math）收录，附有评论指出该证明有低级错误，不能成立：

The author says that the equation (10) has integer root $A$. From $cA$ is an integer, we can not deduce that $A$ is an integer. So that the proof of Fermat’s last theorem in this paper is incorrect.

    2003年，新语丝刊登过几篇文章，例如“木四点”《评〈令人深思的“蒋春暄现象”〉》(XYS20030706)、“东郭先生”《说说为什么没有数论学家出来驳斥蒋春暄的证明》(XYS20030707)、“数学门外汉”《再议费马大定理与蒋春暄》(XYS20031124)、“东郭先生”《蒋春暄的重要数论成果——人为什么有5个手指头？》(XYS20031124)（见新语丝《立此存照·“天地生人”》专辑），都对蒋春暄的论文做过具体评论，都认为蒋春暄的数学水平太差，甚至连所研究的问题都没搞明白。

    二、那个吹捧徐业林“无偏二极管”有望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权威专家”怯弱到姓名都不敢透露，不知是何许人，但是这位“物理学权威专家”居然只知道第一类永动机（违背能量守恒定律）而不知道第二类永动机（不违背能量守恒定律但违背热力学第二定律），说明他其实连大学普通物理课都没学好。郭翔鹤把从单一和均匀热源吸取能量、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无偏二极管”与水力、风力发电混为一谈，也说明他的物理知识和这位“物理学权威专家”是一个水准。如果徐业林的永动机真有望获得数千万元的投资，并不让人怎么震惊，当年王洪成的“水变油”骗取的国家和企业投资，比这多多了。“无偏二极管已经得到了企业界的广泛赞同和认可，国家已经正式通过产业化渠道开始初级产品项目申报。”云云的广告用语，让人怀疑此人是不是帮助推销产品（后半句话也根本不通，难道国家竟成了徐业林的代理人不成？）。如果那是真的，不正说明了何院士、我以及众多新语丝网友对“无偏二极管”的批评完全不起作用，伪科学家们又何必如此老羞成怒呢？

附：“反伪斗士”私人科学打假行为遭质疑——————————————作者：□晨报记者郭翔鹤《新闻晨报》2005.11.3

　　晨报昨日刊登《“反伪斗士”打假被指造冤》一文（A10版），报道了原国家计委副司长“严科学”严谷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宋振海等多位科学家对“反伪斗士”何祚庥、方舟子等“科技打假”行为的质疑，以及“反伪斗士”对相关事件的回应。　　“三大冤案”究竟能否成立？“反伪斗士”们的种种打假理由能否得到证实？晨报记者对相关当事人进行了深入追访。

晨报记者寻访”科学打假冤案”当事人调查”科技冤案”背后的事实——————————————

　　国际权威期刊已收录蒋专著

　　尽管“反伪斗士”一再指责蒋春暄没有在权威杂志发表过论文，但在2004年3月出版的美国数学学会主办的《数学评论》中，蒋春暄的名字和他的著作《桑蒂利ISO数论基础———应用于新密码、费马大定理和哥德巴赫猜想》排在“数论”类第一位（MR2004c:11001）。在它后面有好几本著名数论书，其中中国的王元院士的《哥德巴赫猜想》排在“数论”类第187位（MR2004c:11187）。《数学评论》列出蒋著作五章目录，没有对他的理论进行倾向性评判，只是用排位表示了对他的重视。

　　虽然狂热支持蒋春暄的桑蒂利（RuggeroMariaSantilli）被方舟子评价为非主流科学家，但记者从美国基础研究所获悉，在物理领域，他是曾在SCI（国际最权威的科技论文数据库）刊物发表多篇论文的一流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多学科，曾因跨领域的研究成果而在1985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化学奖候选人。他创立的ISO数论，目前在国际数学界是十分前沿的理论。桑蒂利主编的《代数群几何》杂志不是SCI刊物，但却是美国数学学会承认的刊物，也被中国多家全国重点大学图书馆等作为专业学术杂志收藏，其编辑大多来自世界知名大学数学系。据媒体报道，1997年8月24日至30日，桑蒂利教授曾被邀请访问中科院数学所介绍他创立的ISO数学。

　　许多科研机构未置可否

　　“人们问我为什么能用几页纸就证明费马大定理？因为我用的是全新的数学工具ISO，这种工具大大简化了证明过程，也让一些不严谨论文的纰漏一目了然。威尔斯说他证明费马大定理，我不认同，用我的方法，马上能证明他的论文是错误的！我不但证明了费马大定理，还解决了歌德巴赫猜想等3大难题，世界5大数学难题已经被我解决了4个！”听蒋春暄讲话，感觉他非常狂，这印证了网上的一种说法：“他并不是一个看上去多么精明伶俐的人，可以说他简直就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傻瓜，简直就是陈景润的翻版。但是，只要提到数学，他就会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其实，也就是这样执著的人，他才有可能创造奇迹。”

　　蒋春暄说：“被‘反伪斗士’打假后，国内的科研机构有些躲我。”晨报记者看到了一封负责科技工作的副部级领导写给蒋的信，信中说：“我曾委托有关学术单位的相关领域学者进行判断，未得到支持性结论。我也曾请基金会和个别有数论研究的高校帮助，但被婉拒。”不过令蒋春暄高兴的是，目前一所全国重点大学数学系已经答应看看他的论文。

　　专家组验证实验获得成功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物理学权威专家向晨报记者透露：“徐业林的发明将可能给中国带来第一个自然科学诺贝尔奖，这个发明，会为21世纪的人类找到新的能源出路。‘永动机’是不可能存在的，可无偏二极管已经存在了，那它怎么可能还是‘永动机’呢？”他进一步向记者解释说，“永动机”的基本原理是制造能量，与“无偏二极管”的原理有本质的区别。

　　2005年2月，12位专家组成了联合验证组，亲自动手制作无偏二极管，获得圆满成功。随着实验不断完善，电流不断地增大，现在已经可以用一个灵敏的温度计测量出无偏二极管工作时周边温度的明显变化。实验结果表明，无偏二极管工作时它的温度明显降低，无偏二极管是将空气中的热能通过巧妙的方式转化为电能，这和水力发电机、风力发电机类似，都是将其他形式的能量转化为电能。

　　据知情人透露，该项目已经被有关部门列为一项重要国家计划的组成部分。

　　项目上报发改委，将造免充电电池

　　1999年，徐业林向国际PCT专利合作组织申报了国际专利。同年，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组织了专家论证会，在专家论证会上无偏二极管得到一致认可和好评。发明由1999年申报开始由PCT国际专利局组织审查，之后各个国家独立审查，历时4年之久。2004年，项目陆续获得俄罗斯、英国、美国和中国的发明专利。

　　据透露，无偏二极管已经得到了企业界的广泛赞同和认可，国家已经正式通过产业化渠道开始初级产品项目申报。

　　作为西部电子工业中心，四川绵阳市有关部门近日在官方网站公布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全文如下：“7月28日，四川省发改委将我市中科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无偏二极管发电芯片集成块’项目上报国家发改委，请求将其列入‘国家重大科技创新试点工程’立项，并申请项目专项拨款3000万元（该项目已获得中、俄、英、美四国发明专利，其实验室样品有望发展成可在手机上长期使用而不需充电的电池产品，前景广阔）。”

　　科学创新的一大特征就是现有科学可能无法解释，必须靠实践检验

　　“自主创新关键在自信”

　　提起上世纪70年代初那段中国科技发展的“早春时节”，严谷良依然记忆犹新：“那个时候，国家的科研秩序尚未完全恢复，经济刚刚复苏，支持一个重大项目风险很大。对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当时国家计委的物资支持是十分关键的。我们顶住各方面压力，给他们提供化肥，送他们去海南实验。建立研究中心，国家一共投了800万元，这在当时不是小数目！就是汉字激光照排，计委也给投了200万元。”

　　严谷良同时说：“自主创新关键在自信。现在有一种看法是不对的，西方科学理论解释不了的问题，难道就是‘伪科学’吗？科学创新的一大特征就是现有科学可能无法解释，必须要靠实践检验，当初的杂交水稻和激光照排也面临过前无古人的局面。‘反伪斗士’坐在沙发上翻翻故纸堆、查查互联网，就草率定性为‘伪科学’，实在让人无法接受。问题是，人们往往迷信权威，权威说是错的，一个项目就会被延迟，甚至流产，这已经成了阻碍科技自主创新的严重问题！中国的科技自主创新，必须扫清私人胡乱‘打假’的障碍！”

　　对于某些“反伪斗士”动辄靠SCI论文数据库论文数量定性一个人是否权威的做法，严谷良说：“这是很无知的行为。虽然SCI是国际权威论文数据库，但目前国内科技界的通行看法是，该数据库是宏观考察标准，对评价一个地区和一个科研单位的研究水平是十分有效的。对于个人的微观评价，同行评议方才客观。此外，中国科学界也认识到，出于文化和语言差异，中国的一些优秀论文不被SCI收录的情况也比比皆是。迷信SCI，一度在学术界造成了只重论文、不重实践成果的不良风气。要提高整体科技水平，必须先苦练内功，为科技自主创新创造良好环境。SCI是努力的目标，但一旦变成枷锁，也就失去了建立它的本意了！”

(XYS2005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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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在2005年10月25日播出了一期恐怖得令人
难以看下去的节目。许多女子为了让乳房变得更加丰满，接受注射隆胸，把
一种化学名称为聚丙烯酰胺水凝胶的液体材料直接注射进胸部，结果出现了
感染、变形、疼痛、硬块等并发症，带来终身的痛苦。许多美容整形专家对
这种隆胸方法的安全性提出了质疑，但是它仍然继续获得国家药监局的批准
使用，而那些质疑它的专家和媒体，又被生产厂家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告上法
庭并败诉。

这个节目也采访了我，让我看了一份生产厂家富华公司提供的支持其产
品的论文资料汇编。我通读了之后，发现里面有一些可笑的低级错误。节目
由于篇幅所限，未能完整地介绍我的观点，有必要在这里做一些补充。

这些论文，发表在国内期刊上的部分，基本上都是由研发该产品的医学
专家自己写成，有的明显是在为该产品做广告，存在相关的利益关系，缺乏
中立和独立性，不能不令人对其可靠性产生怀疑。有些论文竟以国外普及性
商业网站、产品宣传资料为参考文献，缺乏专业性，也令人怀疑其学术价值。
材料中全文收录的唯一一篇国外论文（美国《美容整形外科》杂志上的一篇
国外学者写的论文），是有关嘴唇增大的。实际上，材料中收录的国外研究
成果、文献出处中，很多是关于嘴唇增大、脸部整容的。从题目即可看出来。
但他们都对此隐瞒。很显然，能用于注射嘴唇、脸部的材料，不一定就也能
用于注射胸部。

富华公司提供的一篇论文声称，用聚丙烯酰胺水凝胶注射隆胸的方法，
虽然没有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批准，但是已获得FDA颁发的研
究器械豁免的认证（IDE），即是可以进入临床验证的阶段。但是我查了FDA
数据库，并没有任何有关该类产品的信息。迄今获得FDA的IDE认证的隆胸材
料有十几种，都是用于假体隆胸的，即是把隆胸材料先装进囊中，再植入体
内。里面没有一样是用于直接注射的（FDA在1992年禁止把硅胶直接注射到
体内），也没有一种隆胸材料用到了聚丙烯酰胺水凝胶，而是用的硅胶、盐
水或豆油。

那么为什么他们要说聚丙烯酰胺水凝胶注射隆胸法获得了FDA的IDE认证
呢？在富华公司提供的一份材料中，注明了这种说法的出处是国外一个网页。
我看了这个网页，发现是一个介绍注射脸部整容方法的商业性网页，与注射
隆胸毫无关系。里面介绍了几种可用于脸部整容的注射材料，其中唯一一种
获得IDE认证的，是多糖凝胶，并非聚丙烯酰胺水凝胶。这个网页并没有推
荐、介绍聚丙烯酰胺水凝胶。

这个网页提到了一种商品名为Bio-Alcamid的意大利产的注射材料。对
该产品所具有的优点的介绍，都被富华公司提供的资料收集进去。这种产品
也多次被这些资料当成国外同类产品。实际上这是两类不同的产品。Bio-Alcamid
的化学成分是聚烷基酰胺水凝胶，并非聚丙烯酰胺水凝胶。由于这两种化合物
的英文名称非常接近，只相差了两个字母（聚烷基酰胺是polyalkylamide，聚丙
稀酰胺是polyacrylamide），在那个网页中，作者还特地提醒不要把二者搞混，
因为聚烷基酰胺凝胶是更稳定的产品，而聚丙烯酰胺则有来自俄国的报道说发
生了细菌污染。但是富华公司提供的材料却有意无意地把二者混为一谈，把
Bio-Alcamid当成聚丙烯酰胺凝胶，大谈它如何如何好，在欧洲如何风行。

富华公司提供的论文中还声称“WHO欧洲区域办公室整容整形中心”
有一份报告说，一种商品名为Interfall的聚丙烯酰胺水凝胶产品适用于隆
胸，结果是满意的。WHO是世界卫生组织的缩写，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并没有
这家中心。实际上，该报告的出处来自国外一家研发Interfall的商业公司
网站上的手册，与WHO并无关心。“整容整形中心”是这家公司的，主任就
是Interfall的发明人，手册也是他撰写的。富华公司提供的材料为何要把
该报告栽给WHO？

富华公司的论文中，有一篇摘录了国外一家介绍隆胸方法的商业网站上
的普及性介绍文章中介绍聚丙烯酰胺水凝胶的一些话做为依据。我核对了该
摘录的文字，发现遗漏了关键的一句话：“在考虑使用聚丙烯酰胺产品时，
在未对产品中残留的未聚合的丙烯酰胺单体有进一步的研究之前，请谨慎使
用。特别是直接注射到胸部时更应如此。”而摘录的一句话，实际上也是对
聚丙烯酰胺水凝胶的负面评价：“标准的聚丙烯酰胺水凝胶能够用于培养细
菌，因此能导致事后的感染和发炎，并能导致囊体挛缩、突出和过量的疤痕
组织。”显然，该论文是把负面评价资料当成正面的资料来引用的。

在支持聚丙烯酰胺水凝胶注射隆胸法的学术论文中，竟然出现了这么多
的张冠李戴、断章取义的低级错误，不由得让人对论文作者的治学态度产生
疑惑。究竟是由于英文水平不高或疏忽导致的失误，还是出于商业利益有意
造假？当初该产品在申请国家药监局的批准时，是否也用到了这些不准确的
资料？如果用到的话，国家药监局是否有必要对其重新审核？

2005.10.30

（北京科技报2005.11.2）

(XYS2005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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