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2008年01月16日新民周刊

中山大学博导承认粗暴对待个别学生

从2008年1月2日开始，网友“伤心博士”发布的《中山大学微生物专业艾云灿教授：请您不要再害人了好吗？》的帖子(以下简称“伤心博士”帖)流传于各知名网络论坛，自称是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读博士的他指控导师艾云灿“打骂、报复学生”，并注明多名研究生的真名实姓。

撰稿／贺莉丹(记者) 张益清

此帖甫出，即在网络引发激烈反响。就在仅两日之后的1月4日，中山大学在其校园网上发布对“伤心博士”帖调查情况的通报，对艾云灿事件做出正面回应。

此通告称“伤心博士”帖中“所描述的情况有一定根据，但也有部分内容与事实有出入”，“艾云灿教授本人也承认，自己以粗暴的方式对待学生是非常错误的，他已向学生道歉，并表示愿意再次为此道歉”。

但对艾云灿事件的争论却愈演愈烈。

“伤心博士”称遭导师“精神屠宰”

“伤心博士”帖中详细描述了艾云灿的种种行为，包括“在你进来之前，他把来实验室的前景描述得天花乱坠；等一切手续办完无法悔改时，艾老师才开始他的一贯作风：先摧毁你的自信心再摧毁你的意志。直到你跟他在一起紧张得浑身哆嗦”。这里，被“伤心博士”描绘成一个“精神屠宰场”。

该帖指名道姓地描述了有学生遭导师打骂，“只要艾老师生气，随时都可能飞脚踹人。要命的是你永远不知道下一脚会在什么时候飞起”。

值得关注的是，除细致描述多名研究生遭受的不幸待遇外，该帖更罗列了艾教授所带过的2004级至2007级13名硕士、博士研究生“退学、无学位”的经历和命运，所有当事人均以真名出现，“伤心博士”认为，“所有想走的学生都无一例外被扣上各种帽子，无一例外被逼着退学，绝不允许转导师”。

“伤心博士”举例称，2005级硕士汪某，“利用课余时间考上公务员，艾老师不放，最后逼着汪某的父亲给他下跪才放人。结局：算是成功逃脱”。2007级博士赵某，“要求以硕士毕业不被同意。自己要求退学”。

该网文称，艾云灿跟学生的矛盾显现后，“院党委书记黄治河老师，主管学生工作的何建国副院长曾多次找艾老师谈话”。记者联系到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何建国，刚提艾云灿，何建国就三次重复，“以学校通告为准”，匆忙挂断电话。

艾云灿的一位在读研究生秦过(化名)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也不愿这事闹大，闹大对我们不好”。秦过说，其实他们都在猜测“伤心博士”是谁，但无结果，他推测“应是内部人，不然名字不会写得这么具体”。

艾云灿承认粗暴对待个别学生

连日来，中山大学紧锣密鼓，针对此帖发布了一次通知与两次调查情况通报，主动回应艾云灿事件。

第一次是2008年1月3日，中山大学新闻中心发布关于“伤心博士”帖的通知称，“学校已责成研究生院和生命科学学院进行调查。1月3日上午10点30分，已召开相关学生座谈会。待调查结束后，学校将根据调查结果作出相应处理”。

中山大学宣传部刘老师告诉《新民周刊》记者，该通知发布在“学校的BBS和天涯杂谈版上”，记者亦看到该通知。但针对调查细节，中山大学宣传部几位工作人员均表示，只负责传通稿，“对具体情况不清楚”，“以学校通告为准”。

《新民周刊》记者辗转了解到，中山大学针对艾云灿事件的调查小组包括研究生院一位行政副院长、生命科学院院长徐安龙等校方领导，1月3日上午，该调查小组曾专门召集“伤心博士”帖涉及的七八名艾云灿实验室的研究生了解情况，一共会谈约两三个小时，核实该帖内容。

秦过表示，“学校很负责，艾老师所有的博士生跟硕士生，临时能联系到的，都找了”。一个消息也称，在调查小组与学生座谈时，艾云灿并不在现场，学生逐一进去谈话。

第二次是1月4日下午7时多，中山大学在其校园网首次发布对“伤心博士”帖的调查情况通报，该通报称，“事情发生后，调查小组从艾教授实验室的学生中了解到，艾云灿教授有较高的学术追求，对所有实验室成员包括自己的要求都非常严格，每天都亲自动手做实验到很晚。因为承担多个国家重大课题，艾教授科研压力非常大，由于缺乏与学生的有效沟通，教学方式过于简单，导致跟部分同学关系紧张”，该通报也承认，艾云灿“对个别同学采取了粗暴的对待方式”。

该通报指出部分“有出入”之处。如帖中提及一位同学(即学生赵某)“要求以硕士毕业不被同意。自己要求退学”，事实是该同学因其家人要求继承产业而主动提出退学；艾教授考虑到他已有多年的科研积累，现在放弃比较可惜，因此建议其以硕士学位毕业。又如，“学生父亲下跪”一事，与事实不符”(即学生汪某)。

秦过表示，此通报正式发布之前，学校征询了学生与艾教授“每个当事人的意见”。

但也有学生指出，所谓通报“用词含糊敷衍，避重就轻，无法令人信服”。

但在该通报发表的次日，网络突现一个署名为汪某的回帖解释，“后来回宿舍的时候老爸告诉我：他当时向艾云灿说：‘我的孩子做错了事，我愿意替他道歉’。并准备向其下跪，当时艾云灿看他弯腰下去马上吓得托住我爸”。艾云灿的多位研究生其后向《新民周刊》记者证实，此回帖内容基本属实。

第三次是1月8日下午5时多，中大在其校园网发布对此事调查情况的再次通报，值得注意的是，再次通报公布了1月7日艾云灿写就的书面道歉信，艾云灿首次正式回应——“几天来的网络事件，不仅冲击了我的正常科研与生活，也极大地触动了我的思想。冷静思考事件的来龙去脉，其中夹杂着许多一时难以把握的复杂因素。但是，觉得自己以往在对待学生方面，确实有许多不够理性甚至过于粗暴的言行，造成了对一些学生的诸多伤害。对此，我深深地自责并向学生表示真诚的道歉，也希望广大网友给予理解、谅解和包涵。”

再次通报认为，“本次艾云灿教授的事件，只是个别事件”，中山大学要推动的相关制度建设包括，“设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为确保和维护学生权益提供制度保障；进一步完善研究生转学机制”等。

《新民周刊》记者就此制度细节向中山大学宣传部及研究生院询问，均未得到更为明确的答复。连日来，记者多次拨打艾云灿的电话，他均未接听。

“从媒体引用的艾教授的话来看，他似乎过于强调适者生存，而缺少人文关怀，也忽略了人际沟通的技巧。”中山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A老师告诉《新民周刊》记者，艾云灿对待学生的方式毫无疑问是错误的，但艾云灿的心态也体现了环境带给教授们的强压，亟需疏导，“这是一件让人感到悲哀的事。大学教授也是普通人，也许正是艾云灿承受的压力过大，让他在某种情况下处于一种非理性的偏执状态而不自知”。A老师希望事情不要走入另一个极端，否则，“导师就不敢再管学生了”。

不得已的网络投诉

2008年1月5日，艾云灿学生中“转导师的第一人”、自称已毕业5年的网友Larvame在新语丝网站撰文自述经历，一石千浪。不愿透露姓名的Larvame两度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他强调他当时实在“呆不下去了”，所以偷偷地跟其他导师联系，他是艾云灿实验室首个提出转导师并成功转走的学生，“那时艾云灿觉得走就走、手下还有其他人，但等我走后，后面的学生就像潮水一样要走”，到后来，“因为年年都有人走，结果其他老师都有意见了。后来，他坚决不让学生转走”。

网络投诉似乎是艾云灿的一些研究生选择的最后一剂解药。受访的多位艾云灿研究生均向《新民周刊》记者表示，他们曾多次向中山大学生科院领导与生科院学工部反映过艾云灿实验室的矛盾与问题。

中大生科院学工部负责研究生工作的黎老师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之前确有艾老师的学生找学工部提出过转导师，学院也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参考相关政策，给他们做过调解，“坚决要转导师的同学都已转走”。但对提出转导师的学生数，生科院未有相关统计。

“早就有人反映，后来这事都沸沸扬扬。但由于转导师易得罪原导师，学院学工部的老师一般也不愿得罪那些教授、博导。”Larvame坦言很多事情没解决，导致矛盾激发，他本人就曾在成功转导师后，向当时的生科院副院长反映过艾云灿实验室的师生矛盾，但无解，7年来，“悲剧重演”。

一位目前仍在艾云灿实验室攻读学位的研究生叶涵(化名)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曾有从艾云灿实验室成功转走的研究生跟他提及，艾云灿“非常反对学生转导师”，“因为学生都是做他的课题，他希望学生多出成果。要转导师的学生就觉得跟艾老师相处不来。艾老师都会这样跟要转导师的学生说：你转导师的可能性很小，要么就留下，要么就退学！”

叶涵强调该事件绝非偶然，“学校约束导师行为的力度不够”，也缺乏有效机制，“学生为什么要发帖‘诬陷’自己的导师？没办法，才这样！学校可能有调解，但没起作用，最后学生只能通过网络这种途径解决。”

叶涵解释，要经学生写申请、原导师同意、新导师愿接收、学校批准后，方能转导师，“如果学生坚持要走，那边导师又同意收，就可成功”。叶涵说，艾老师总跟执意转导师的学生僵持不下，最后才同意。

生科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E教授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按规定，生科院每名博导一般每年招收2名博士、2名硕士，但研究生换导师却“不太容易”，导师一般都将自己的研究生带到底，“学生开学之前，可以转；如果后面转，除非导师有退休或出国等情况，一般不转”。

艾云灿事件让E教授很震惊，他认为这只是个案，学生有上网等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发生类似事件，“导师和学生都有问题”，一是学生是否努力，二是“教师严格过头也不行，不能用粗暴手段”。

艾云灿的一位已毕业的研究生钟隽(化名)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指出，艾云灿对学生出外兼职、做实验不用心等“混文凭”行为非常忌讳， “‘老板’希望我们研究生就好好做研究，不要三心二意”。钟隽举例说，艾老师的学生汪某原是硕博连读，后来他考上公务员、要求以硕士毕业，“大家都替他高兴，但‘老板’对此并不赞同，所以才发生一些冲突，后来在学校的调解下尽量解决了”。

但钟隽很能理解汪某的选择，作为微生物专业毕业生，他们面临的现实是，“国内研究所的需求很少，学生物的人又那么多，现在整个生物专业毕业生都很难找到工作”。

13名艾门弟子毕业延期争议

“伤心博士”帖公布了艾云灿13名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延期，这些延期似有多方原因。

首先，在钟隽看来，“老板”艾云灿对学生的实验和论文要求很严格，那些被延期的学生往往因为论文与“老板”发生纠纷，有时他们也想：为什么要这么严？“学校的领导也曾来实验室调解过，让‘老板’和学生平静后沟通。”

中大生科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朱老师告诉《新民周刊》记者，研究生毕业延期很正常，若该生学分未修够、论文没做完或实验需完善，自然延期；延期的研究生“不太多”，延期也并非是对该生的“处罚”。在朱老师看来，艾云灿实验室“主要是师生欠沟通”，“其他没哪个学生因为延期而投诉学校或某导师的”。

其次，转导师也会使研究生毕业延期。Larvame解释，研究生做毕业论文并非一蹴而就，还需课题实验，“换导师就要换课题，很多学生前面一两年就荒废了，很多人延期也是由于这个原因”。

再次，从大环境看，2003年中山大学率先提出硕士研究生学制改革，将硕士生学制从三年转为两年。在钟隽看来，此项改革对理工科硕士生而言“压力非常大”，他们必须在一学期内修完所有学分，再投入实验室工作，时间非常紧迫；接下来一年半内，每名硕士生要完成一项课题，“较困难”。

事实上，2006年中大已对包括生科院在内的部分专业硕士生学制回归三年制。朱老师认为，两年制根本不符合生科院情况，硕士生第一年要修学分，第二年才做实验、接触课题，实验并非马上能成功，“2003年改革时，很多导师提出两年制不适合生科院；2006年生科院已整体打报告，全部改回三年制”。

生科院E教授表示，博士生要发表一篇SCI论文后方能拿到学位。钟隽认为，“难度更大”。

叶涵则指出，由于研究生最后的毕业答辩申请需导师认可签字，一些人因此延期毕业，迫不得已，中大研究生毕业延期并不少见，导师也想让学生把课题做好，但“都是师生双方协商好才延期，学生跟导师之间的矛盾没有艾云灿实验室这么突出”。

沉默的多数

多位艾云灿的研究生对《新民周刊》记者的采访保持缄默。在艾云灿发出道歉声明后，部分艾的研究生也曾接到过校方“暂不接受媒体采访”的建议。

现在钟隽觉得，“‘老板’的沉默是合理的”，这位研究生曾给《新民周刊》记者回复：“这种事情没有真相，我们不想说。其实双方都有错，只是牵连了我们这些无辜的人。”

钟隽解释自己处于两难，“‘老板’和师兄、师姐们就像我的父母和姐妹，站在任何一方都不妥”。艾云灿事件曝光后，生科院一位老师曾给钟隽来电，询问帖子中涉及其的部分是否属实；钟隽表示，在中大通报公布后，艾云灿曾给能联系上的他的学生都打过电话，对此事“让学生们受到牵连”示歉，他也希望学生 “现在什么也不要说”；而很多学生的电话，“‘老板’都没打通”。

此情形下，钟隽跟艾云灿通话一次，“电话里，‘老板’并没有太激动，似乎也很想找人聊聊。我觉得，他只是有点沮丧，可能没想到学生会这么恨他”。

钟隽看到帖子很惊讶，更未想过自己以这种形式被曝光，“发帖者竟没征求过我的意见，就公布我的名字”。由于个人信息被公开，钟隽的生活受到很大干扰，朋友、同学家长都向其求证。钟隽屡次强调，不期望“再闹大”，只希望事情早点平息。

研究生秦过的嗓音嘶哑，他说自己“很累，精神上很紧张”。钟隽感叹，类似情形在艾云灿的学生中很普遍。

Larvame透露，目前艾云灿的实验室基本处于无人状态，由于担心此事会对毕业与将来就业造成影响，学生们都在考虑是否转导师。这是个难题：若转导师，他们之前在艾云灿实验室的课题将无法完成，毕业定会延期；若不转，他们将面临强大的心理压力，能否顺利毕业？公众如何看待“艾云灿的学生”？悬而未决。

Larvame承认，学生们的此种精神伤害难以鉴定，也难以愈合，“我后来也有机会继续深造，我有时也想，我也不是那么差！”他认为公开反而好，若不公开，对中山大学、艾云灿与其学生，将造成三输格局。

而艾云灿的一些研究生多次强调，他们仍在等待校方更为明朗的处理意见。

方舟子：当导师成为“老板”
新语丝网站负责人方舟子评论“博导虐生”事件

导师的权力又很大，成了掌握着研究生的“生死大权”的老板，研究生成了劳工，矛盾很容易被激发出来。

撰稿／贺莉丹(记者)

2007年1月8日，以学术打假闻名的新语丝网站负责人方舟子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专访，剖析中山大学艾云灿教授事件。方舟子曾在2006年应邀参观过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记者：你如何看待中大艾云灿事件？其中折射了中国高校哪些体制硬伤？

方舟子：国内大学许多研究生导师要么学术水平太差，没有资质指导研究生；要么虽然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却忙于行政工作、社会应酬，而没有精力指导研究生。

但又由于高校扩招的需要，不该带研究生的也招了许多研究生，甚至一个博导能同时带三四十个研究生，必然出现博导“既不博又不导”的现象。这是国内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普遍不融洽的根源。

而导师的权力又很大，成了掌握着研究生的“生死大权”的“老板”，研究生成了劳工，矛盾很容易被激发出来，碰到那些水平不高、脾气又坏的导师，更是如此。

记者：中山大学迅速发布对艾事件的通报，你如何看？

方舟子：这个事件涉及到很多人，有的已不在学校，如果校方要认真做调查，一天的时间显然是不够的，所以这难免让人怀疑该调查结论的可靠性，是否有试图大事化小之嫌。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即校方早就掌握了材料、知道这些情况，但是此前不予重视，直到引起舆论的关注，才迅速出来做危机公关。

记者：在你看来，研究生为何选择在网络公布此类事件？目前是否有更好渠道？

方舟子：这些研究生通过官方渠道反映过，没有得到解决，才选择了在网络上公布，引起舆论的关注，才促使校方的重视。目前没有其他更好的渠道。

记者：如果中国高校发生类似事件，是否具备相应监管与应对机制？国外情况如何？

方舟子：国外大学中也有脾气不好甚至精神变态的导师，研究生与导师关系不和，关系搞得很僵，也是有的。国内外在这方面的应对机制都是一样的，即研究生可以向校方反映，由校方进行调查，与导师不和的可以要求换导师，导师打骂、报复研究生的有可能受到行政处理乃至被追究法律责任。

问题是国内的这套机制失灵，导师的权力过大，研究生过于弱势，而学校一般都会袒护导师。另外，国外和国内不同的一点是，研究生并非报考某个导师，而是报考某个系，第一学年自己挑选在几个实验室轮转，之后才选定导师。也就是说，国外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并非一入学就定下的，而是经过了一个试用期，这样双方有个磨合、选择的过程，和则留不和则转，不是定死的。艾云灿的一些研究生反映受艾的欺骗才去他的实验室，如果也有这么一个轮转、使用阶段，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众人眼中的艾云灿老师：双面“老板”

众说艾云灿

艾老师跟别的老师都不一样，他总觉得学生达不到他的要求；他不愿学生失败，求胜心切。

撰稿／贺莉丹(记者) 张益清

“较内向”的艾云灿

45岁的艾云灿是湖北江陵人，1982年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微生物专业，至1992年，艾云灿在该校微生物学专业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简历显示，艾云灿曾先后师从周俊初、曹燕珍、李阜棣、陈华癸教授从事生物固氮微生物学研究，并随后师从赵学慧教授从事食品微生物学研究。

2008年1月11日，华中农业大学微生物学系教授李阜棣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艾云灿在华中农业大学攻读硕士期间的导师是曹燕珍教授，博士期间的导师为赵学慧教授。

76岁的李阜棣教授思维清晰，他记得，由于当时他跟曹燕珍属同一研究领域，并在同一实验室工作，因此那时常在实验室看到艾云灿，同辈年轻人中，艾云灿“学习和工作是比较好的，他工作很认真、负责”，此外，“当时艾云灿从表面看，较内向一点”。

李阜棣与周俊初都曾给本科生上过课，李阜棣负责《微生物学》课程；而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华癸教授系华中农业大学微生物学科创建人，于1979年至1983年任华中农学院(华中农业大学前身)院长，也是周俊初的导师，“当时陈华癸教授没给艾云灿那级本科生上过课，因为那时陈先生身任院长，比较忙。但他名气大，学生都会认为陈先生是老师，且我们都是陈先生弟子，把他名字写上，可以理解”，李阜棣解释。

80年代，一般每位导师只带两三名研究生，在李阜棣的印象中，“曹燕珍老师对她的弟子很不错，他们师生关系较好”。

1993年9月至1995年11月，艾云灿在山东大学微生物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

1995年底，艾云灿调入中山大学工作并白手创建实验室，至2005年，他建成“微生物分子生物学与生物技术实验室”，从这一年开始，他被聘为中山大学有害生物控制与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带头人。这段“从零开始争取国家科研经费建实验室”的经历，被形容为“一个银子要掰成两半花”。

艾云灿的实验室，一匾高悬，即“人生路，处处风雨阻；莫畏难，有志事事成”。他曾将其实验室品格简要概括为“洁身自爱，奋发图强。以实力图生存，以贡献求发展”。

一位目前仍在艾云灿实验室攻读学位的研究生叶涵(化名)告诉《新民周刊》记者，2003年艾云灿正式成为博士生导师，此前，艾云灿的博士生都是从其他博导处转来的，他因此被称为“二导”，“包括中文和英文论文在内，这两年，艾老师发表的论文较少；2007年，艾老师拿过一个国家863项目，总金额可能约有一两百万元，这是他做博导以来较大的项目”。

双面“老板”

艾云灿的妻子亦执教中大，与其同在一个实验室工作。在叶涵的印象中，艾云灿实验室中只有艾氏夫妻是“正式职工”，此外就是每年招进的研究生与相继而来的访问学者，都“归他管”，若将实验室比做一个相对独立的“王国”，艾云灿是毋庸置疑的“国王”；内中发生的冷暖离合，大约只有当事人，即艾云灿与他的研究生们，心知肚明。

叶涵并未目击艾云灿“体罚学生”，但他评价他了解的“伤心博士”帖描述的“是真的，我相信没有夸大”，诸如，“艾老师骂人，是真实的，我也听过，他骂人的确很难听。比如，他在与学生讨论工作时，中间如果有一些细节问题不合，就会骂起来。如果他觉得该学生满意点，就不会骂很久；如果他不满意或你反驳，他就会骂得越久，更难听”。

叶涵解释，所谓“不很久”，是一小时左右，而艾老师找学生谈话一般都在一小时以上。若有不合之处，艾老师也会骂他，叶涵从“不敢反驳”。

艾云灿对待学生的严苛，让叶涵感到显然已“超过正常范围”，“在他手下，在精神上会有些打击，他对人鼓励不是很多；平时学生在他面前都很听话，不是很顽皮”。叶涵觉得，实验室“不是很融洽、活跃，有种压抑感”。

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艾云灿的一位已毕业的研究生钟隽(化名)习惯将他称为“老板”，钟隽承认，老板艾云灿“确实是个很严厉的人”，体现在，“老板对学生各方面要求都很高，在他的实验室确实要比在其他实验室压力大些，平时老板不在的话，实验室的气氛会好点。”

在钟隽看来，老板艾云灿平时脾气较暴躁，“表达方式存在问题”，有时，他会直接骂学生“家教不好”；老板跟几位同学相处非但不太融洽，且“发生过正面冲突”。

值得一提的是，艾云灿学生中“转导师的第一人”、自称已毕业5年的网友larvame在新语丝网站撰文称艾为“心智不全的精神病患者”，“他 (艾云灿)经常吹牛说：我很厉害，我跟院长是有热线联系的；中大微生物很差，如果不是我在这里撑着早就垮了。他自己经常感觉到有人在背后迫害他”。叶涵承认，曾听到过艾老师的类似表达。

Larvame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在网络撰文，是“不希望让更多的人受到伤害”，他坚持认为，艾云灿事件不具有普遍性，“除非导师在人格或性格方面有问题，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其中还折射了教育制度问题，比如，导师该怎么培养学生、导师的权力有多大等”。

Larvame不愿回忆在艾云灿实验室的一年半“很痛苦的”经历，“我不知道在他(艾云灿)的实验室要做什么，他叫我做哪部分、我就做哪部分，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课题”，让他印象深刻的是，移液枪是生命科学领域最基本的实验器材，但“当时艾的实验室连把移液枪都没有，做实验的时候就去其他实验室借移液枪”。

Larvame将艾云灿对学生造成的伤害总结为，“对学生自尊的伤害；侮辱学生的家庭、出身，说你‘没家教’；再次，是对学生精神上的控制，我在他实验室时，他不希望我跟其他实验室的老师或同学过多交流，也希望实验室内部学生对各自的实验内容保密”。

在叶涵的印象中，艾老师有个习惯是，将学生发给他的邮件与他的回复，挑一些再群发给他各位弟子，比如，网络最近曝光的艾云灿与他的一位女研究生的往来邮件就是这样群发的，叶涵此前就收到过。该女研究生延期毕业并向老师道歉，但艾云灿不接受，他称该生是“唯一一个胆敢公然摔踢我办公室门的人。高声挑衅说‘我已经能够答辩了’后，放肆地冒犯老师，发现还没有完全跳出需要依赖老师时，再想起来轻松道歉，是没有用的”，并声称，“我从来不愿意去管教学生本该有的而存在的‘家教’缺陷”。

Larvame记得，艾老师有时会在实验室拉着学生聊很长时间，有时从下午两三点聊到傍晚七八点，他感到艾老师“很孤独，很孤独”。

但在钟隽看来，老板艾云灿亦有温和一面。比如“伤心博士”帖提及，“每次他(艾云灿)训话都要2—3小时，有的女生(段某，荆某)被训导到晚上实验楼关门也不许离开以至于其不敢回寝室，有的女生(段某)顶不住晕倒”，钟隽认为，该部分与事实有出入，段是在另一次实验室会议中由于自己身体不适晕倒，“与艾老师找其谈话无直接关系，她晕倒后，艾老师十分关心；而当晚去实验室的是荆与另一名女生”。

“艾老师对我们说，他是做事勤奋的人，我想他应该爱好科研”，叶涵记得，有一年大年除夕，实验室师生一起吃饭团聚，那天，艾老师看来和蔼。

叶涵至今不清楚艾老师为何如此待学生，他猜测，是否跟老师从前的经历有关？叶涵只能这样理解，“艾老师跟别的老师都不一样，他总觉得学生达不到他的要求；他不愿学生失败，求胜心切”。

中科院新任院士谢华安被指抄袭他人论文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左志英
2008年01月13日南方都市报

2007年12月27日，北京，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结果公布，福建农科院研究员、著名杂交水稻育种专家谢华安榜上有名。

同一天，福州，福建农科院两名退休研究员给著名打假网站新语丝发去邮件，内称谢华安有论文是抄袭他作而成。

到底谢华安的理论水平和学风道德是否已经达到院士的尺度?

1981年，谢华安培育出杂交水稻“汕优63”。1986年，“汕优63”成为全国杂交水稻播种面积最广的水稻品种，并在此后16年连续稳居首位，谢华安的贡献在业内无人不晓，他于去年底成为中科院院士，这是中国科学技术最高学术称号。但是，他的学术能力正遭受质疑，他的论文和专著被指抄袭和侵占他人劳动成果。

中国杂交水稻被世界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20世纪世界农业的伟大创举、中国对全球“粮食工程”和“种子工程”的重大贡献和人类遗传育种科学研究的一次伟大飞跃。

出生闽西农村、现任福建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谢华安，学历不高，仅仅是龙岩市农业学校毕业的中专生，但他凭借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为我国杂交水稻的研究与推广并在国际保持领先地位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于1981年选育成功“明恢63优良恢复系”，并以其配组成功组合品种“汕优63”。目前，该品种已成为20世纪推广面积最大的杂交水稻品种，至1999年止，其在全国的推广面积已达9亿多亩，净增粮食600多亿公斤，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人说，他和袁隆平院士等中国的水稻育种专家的科技成果，奠定了中国人在20世纪内实现养活自己的科技基础。

据《福建日报》

在院士增选过程中，中科院的确接到过举报谢华安的材料，我们也派人去调查过。调查结果在院士增选大会上公布过，讨论过。最后，谢华安以超过2/3的票数当选院士。

―――中科院院士工作局局长马扬

中科院既然批准他成为院士，举报的问题是真是假，答案已经很清楚。他是踏踏实实做事的人，工作成果都在农田里。

―――福建省农科院宣传部负责人

对于实际贡献大而理论水平达不到某种标准的人，可以用其他办法给予奖励，如发奖金，评劳模，提工资，而不能随便降低某一职称的最低标准。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

2007年12月27日，北京，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结果公布，福建农科院研究员谢华安榜上有名。

同一天，福州，福建农科院两名退休研究员给著名打假网站新语丝发去邮件，内称谢华安有论文是抄袭他作而成。

谢华安，著名杂交水稻育种专家，因为培育出高产抗瘟质优、种植面积连续16年冠居全国的“汕优63”而在业内颇负盛名，1996年-2006年任福建农科院院长，曾被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第一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995年到2005年，谢华安先后5次向工程院院士冲刺，均告失败。去年，他向中科院院士冲刺，终获成功。

中科院院士，是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而对谢华安的质疑，恰恰就集中在其学术能力上。―――他的理论水平和学风道德是否已经达到院士的尺度？

论文抄袭？

那些数据与参考文献中的3篇论文的数据惊人一致

“不只是那篇论文，这本书都有问题，是别人代写的。”1月6日下午，福州某小区住宅内，邱实拿出一本绿色封面的书给记者看，书名《汕优63选育的理论与实践》，作者署名谢华安，2005年1月出版。

邱实，向新语丝发举报材料的两名研究员之一。此前，谢华安五次被提名工程院院士时，邱实曾写信给相关部门提出质疑：谢华安培育汕优63，育种思路是按袁隆平的“三系（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配套”理论，育种手段是已有的常规方法，在学术上没有任何创新，不够资格当院士。“我承认，谢华安贡献很大，但不能因此乱戴高帽。”

2007年，又是工程院院士增选年。邱实估计谢华安还会被提名，于是早早开始搜集新证据。很快，他将目光锁定在谢华安的论文《中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水稻良种―――汕优63Ⅲ.光合特性与光能利用率》（以下简称“谢文”）和著作《汕优63选育的理论与实践》上。

“‘谢文’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朋友说，谢华安没做过光合研究，怎么会有相关数据？”邱实找来那篇论文看，发现谢文没有一个引注，只在文后列了 16篇参考文献。他专门跑到福建省农科院图书馆，借来几篇参考文献与论文对照：“谢文”中6个表格的数据，与参考文献中的3篇论文的数据惊人的一致。略有差别的是，或者计量单位不同，或者表现形式不同。

而那6个表格的数据，正是谢文的核心所在。

“谢文”摘要称，将着重介绍汕优63的光合特性，如光补偿点低、光饱和点高、剑叶净光合率高。文中汕优63的光补偿点、光饱和点、剑叶净光合率的具体数值，及作为参照系的其他稻种的光补偿点、光饱和点、剑叶净光合率的具体数值，与3篇参考论文的数据完全一致。

“谢文”摘要还称，研究结果表明，汕优63不同栽培季节、不同施肥水平和不同栽培密度的光合特征、群体光能利用率均有所不同。证明“有所不同”的数据，也与那3篇论文中的数据相同。

那3篇论文为江苏省农科院的同一个研究团队所写，均于1989年发表在《江苏农业科学》上。

“如果是引用别人的研究结果，需要一一注明来源。”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国祥认为，核心数据不标明出处，会让人以为是作者亲自做实验得出的。

水稻研究领域最具权威的刊物《中国水稻科学》的编辑人员表示，作为论文的核心数据，如果不一一注明出处，严格来讲确属抄袭。

“绝对是抄袭。谢华安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邱实后来又打听到，两三年前，福建省农科院才买了部可以测量光合数据的仪器。而谢的论文是1997年发表的。

侵占他人成果？

集体完成的书怎么只署了他一个人的名

周易，福建省农科院研究人员，他认为《汕优63选育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是谢华安侵占他人劳动成果。

据周易介绍，2004年八九月份，时任福建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所长的王乌齐开始找人编写该书的章节提纲，随后组织十来名中青年科技人员，让他们按章节查找文献，搜集资料，着手编写。但该书正式出版时，编著者署名只有谢华安，真正的撰稿人在前言中被归入“帮助完成资料收集、打印和文稿校对工作”人员之列。

“事实上，谢华安没写过一个章节，只参加过书稿的讨论会。”周易肯定地说，“全书70多万字，头年八九月份开始写，第二年1月份出版，短短几个月时间，他一个人怎么能完得成。”

“是多个人写的。”另一名曾经参与编审工作的科研人员蓝波也证实，《汕优63选育的理论与实践》并非出自谢华安之手。

记者翻阅了厚厚的《汕优63选育的理论与实践》，这本书主体内容由12个章节组成。每章开头有一段英文摘要，末尾有一串英文参考文献。“谢华安看不懂英文著作，更写不出英文摘要。”周易甚至断言，“谢华安压根就不会写论文，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大多是别人代为操刀的，我的朋友就给他写过。”在一本褒扬谢华安贡献的书籍《神农》中，也承认了他在英语方面的欠缺。

“书出来前，没说只署他的名；书出来后，也没人出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只署他的名？”周易意见很大，“以谢华安的地位，即使一个字不写，谁也不会反对他做第一署名人。但他独占成果，这就过分了。”

据早年和谢华安一起参加过许多专业会议和项目攻关会的知情人称，从谢华安的发言看，都是实践经验，没有理论提升。所以，1996年，谢华安被任命为福建农科院院长时，院里不少研究人员不服气，“他只是农校中专毕业，那时只发表过两三篇论文，不具备院长应有的理论水平。”

其实，谢华安还在福建农学院接受函授过，但这个学历很少被人记住、提及。

谢华安其人

他被称为“杂交水稻之母”、“杂交水稻救星”

谢华安，1941年生于闽西地区。1972年冬，他从五七干校被调入福建三明农科所工作。当时，正逢杂交水稻协作攻关组从全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抽调农业科技工作者，他幸运地作为福建省协作组成员被派往海南，开始了育种生涯。

根据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三系配套”理论，1980年冬，谢华安培育出恢复系“明恢63”。第二年，“明恢63”和不育系“珍汕97A”杂交，培育出“汕优63”。“汕优63”成为杂交稻中的明星，谢华安的人生轨迹就此发生巨变。

可以抵抗严重稻瘟病，这是“汕优63”的杀手锏，解决了第一代杂交稻不抗稻瘟病的致命缺陷。此前培育的杂交稻，一旦遇稻瘟病，常常颗粒无收。质量好，适应力强，大面积亩产第一个突破600公斤……集诸多优点于一身，“汕优63”迅速扩张。

1986年，“汕优63”成为全国杂交水稻播种面积最多的种子，并在此后16年连续稳居首位，一口气创下了杂交水稻推广速度、年种植面积、累计种植面积、增产稻谷总量四个全国之最。

中国的水稻生产有过两次飞跃：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选育和推广矮杆品种，70年代选育和推广杂交水稻良种。在第二次飞跃中，在将杂交水稻从实验室大面积推广到全国各地过程中，谢华安的贡献在业内无人不晓。

杂交水稻一度遭到“三不”非议：米不养人，糠不养猪，草不养牛。此说法一出，《人民日报》随即登载了袁隆平的来信：杂交稻既能高产又能优质，“汕优63”就是最好的例证。

1985年，“汕优63”被评为全国优质籼稻；1987年，“汕优63”获福建科技进步一等奖；1988年，“汕优63”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因为“汕优63”，谢华安的职称评定一路顺畅：评副研究员时破格，评研究员时免予论文答辩；因为“汕优63”，他也获得了迅速的职务晋升，从三明农科所所长直接升任福建省农科院院长，一下由副处级跳到正厅级，直到2006年卸任；因为“汕优63”，他当选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因为“汕优63”，他被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等称号，是第一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汕优63之后，谢华安还培育过多个杂交水稻品种，但影响力都不及汕优63.

在以谢华安人生经历为主线的报告文学《神农》一书中，谢华安被称为“杂交水稻之母”、“杂交水稻救星”。该书于2000年出版后，福建省农业厅、福建省科协、福建省农科院等单位曾联合举办座谈会，并邀请新华社、中新社、福建日报、福建电视台等19家媒体记者参加，他被树为农业院校和农科单位工作者的学习榜样。

谢华安向中国工程院院士发起冲刺。袁隆平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1995年，谢华安第一次被提名，结果名落孙山。

1997年，1999年，2001年，2005年，谢华安又被提名4次，同样未能如愿。

“主要因为理论水平低，理论成果少。”邱实这样认为。

《神农》一书对落选原因的总结是：“院士需要凭论文和外语水平，还需要相当的学历学位。论文，谢华安有质量，但数量可能有欠缺；外语，他参加过日语培训班，可是世界流行英语，日语学得不对路；论文凭学历，他也曾追求过，参加过农学院函授，但想要有显赫的学历学位，他又赔不起时间。”

在向院士冲刺期间，谢华安的软肋逐渐强大，从1996年到2007年，10年发表40多篇论文，还出版专著《杂交稻育种与实践》、《中国绿色农业》等。其中，谢华安作为第一作者发表在正规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有十来篇。

对于这些论文和著作，一位举报者的判断是：别人代写。“比如绿色农业一书，谢华安没搞过绿色农业，连相关的术语都不大懂，怎么能就绿色农业长篇大论？”

“谢华安造假，我也理解。想当院士，不能没有论文和著作。”周易不能理解的是，“他得到的东西已经够多，明明理论水平不够，为什么还要去争当院士”。

院士的好处，中科院、工程院资深院士师昌绪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早作了解答：“当了院士，不用退休，社会地位又高，等于有了聚宝盆。”

争议声中当选院士

对谢的调查结果在院士增选大会上公布过，他仍以超过三分之二的票数当选

2007年六七月份，谢华安果然再次被提名院士。不过，这次是中科院院士，而非工程院院士。

“工程院院士是工程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中科院院士是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理论水平要求更高，他的资格更应受到质疑。”邱实以为，谢华安既然5次被工程院拒绝，成功闯关中科院的可能性更小。

当年7月6日，邱实将质疑谢华安院士资格的材料寄给中科院院士工作局，其中包括周易提供的证据。

周易把《汕优63选育的理论与实践》的编审过程整理成文，附上全书12章的实际作者名单，并加盖个人印章，交给邱实一道寄出。

两院院士选举中，基本实行学风道德一票否决制。“只要把这些材料给负责评审的院士看，谢华安肯定不会被通过。”邱实坚信，他提供的材料足以证明谢华安的学风道德不好，学术水平不高。

与邱实相比，温祷对谢华安的举报，时间更久，频次更多。温祷，向新语丝发举报材料的另一名研究员。

2007年10月10日，邱实和温祷的举报有了实质性回音。当天，中科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办公室主任王澍和3名院士来到福州，在宾馆分别约见邱温二人，就谢华安的问题进行核实。

2007年12月27日，中科院院士增选结果公布，谢华安榜上有名。

邱实糊涂了，“铁证如山，谢华安还是当选了。难道我的举报材料没被如实介绍，投票院士们不知情？还是我的举报不实？或是那些问题微不足道？如果是后两者，中科院应该公开说明情况，起码得跟我解释一下。”

“在院士增选过程中，的确接到过举报谢华安的材料，我们也派人去调查过。”中科院院士工作局局长马扬说，他们严格按照程序行事，调查结果在院士增选大会上公布过，讨论过。最后，谢华安以超过2/3的票数当选院士。至于调查结果的具体内容，这位负责人没有透露。

据周易介绍，调查组找他核实过《汕优63选育的理论与实践》的情况。后来，一名院士在电话中告诉他，“经认真查对，谢华安的确没注明作者。”

著名学术打假人士方舟子也感到奇怪，“不少人是选了几次中科院院士没选上，然后才转去竞争工程院院士。像谢华安几次提名都未当选工程院院士，转去选中科院院士一次成功的，似乎没有先例。”

福建省农科院显得很平静。“我们应该相信中科院的评审结果。”与谢华安共事多年的农科院水稻研究所所长王乌齐说，“已经决定的事，不要再争论了。”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都吃过汕优63.谢华安的贡献非常大，完全有资格当院士。”不用细问，王乌齐已经猜到谁在举报，“有极少数几个人，因为不当要求被谢华安拒绝，闹意见，闹情绪，到处告状。那篇论文只是注释不规范，小的瑕疵而已。”至于《汕优63选育的理论与实践》一书，“请人搜集整理资料很正常。”

“有人作证说，书是别人写的，并且还有详细的名单。”对于记者的追问，王乌齐不愿再谈下去，“我已退休，去院里问其他人吧！”

1月7日，走进福建省农科院大楼，一楼大厅内，高约1米宽约3米的大型电子显示牌上，几行鲜红的大字在滚动重复着一封贺信。“……您在明恢63 等系列恢复系和汕优63等杂交组合培育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为……确保中国乃至世界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抬头是“谢华安研究员”，落款是“农业部部长孙政才，2008年1月3日”。

“中科院既然批准他成为院士，举报的问题是真是假，答案已经很清楚。”福建省农科院宣传部负责人说，院里计划开庆功大会和学习大会。“他是踏踏实实做事的人，工作成果都在农田里。”

对于质疑之声，谢华安本人更为低调。正在北京开会的他告诉记者，自己被举报这件事，组织上很重视，对他和举报者都进行了调查核实，他相信组织。至于其他，不想多说。

贡献等于学术能力吗

院士资格的硬杠杠能不能改？

被指抄袭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的院士，谢华安并非第一人，最后，这些指责大多不了了之。2007年4月范维澄被工程院通报批评，已经算是较重的处罚。

中国院士制自1994年建立至今，两院1400多名院士中，只有两人被除名：中国科大原副校长方励之和华东理工大学原校长陈敏恒。据公开报道，前者因政治问题，后者因学风道德和经济原因。而消息灵通的方舟子透露，陈敏恒被除名，主要是因经济问题。严格来讲，因为学风道德而被踢出院士队伍的，一个都没有。

“我的终极疑问，不是谢华安能不能当选院士，而是增选院士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学风道德一票否决制是口号还是原则？”邱实自认没资格当院士，但很关心院士制度的动向，“我知道，现在学术造假成风。但能因此容忍院士造假吗？如果可以，我国科研人员在国际上还有什么信誉可言？”

“学者抄袭论文，即使是一次都不可原谅，只要证据确凿，就要严格处理。不能用剽窃者做了多少好事来辩白。就像罪犯犯罪，是什么罪就是什么罪，不能因为做过很多贡献就忽略不计，或者将功抵罪。”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觉得，有种误区需要破除：遇到抄袭之类的事，有人爱这么辩护，现在晋升职称或者博士生毕业，必须要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所以是被迫而为。“这种辩解不成立。我国的职称评定制度确实存在很大问题，但不能把这个作为个人抄袭剽窃他人成果的理由和借口。”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同样认为，对某一职称的申报者的学术水平和成果提出具体要求是必要的，这不能成为抄袭的理由。

“在学术道德方面，对院士本应从严要求，但现实的情况却是，院士成了一道护身符，保护伞，其学术不道德行为反而更难以被追究。”何时才能扭转这种局面，方舟子并不乐观，“短期内不会改变。院士掌握的学术权力太大，能给地方、部门带来巨大利益，因此会受到纵容、包庇。”

不过，据何祚庥所知，“院士增选过程中，学风道德有问题的候选人都被投票投掉了。”在他的院士评审经验里，“论文抄袭，一篇都不行，除非他得了诺贝尔奖。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就是因为论文抄袭最终被否决。这个学者是谁，我就不说了，反正很有名。”

两院的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是中国唯一受理院士学术腐败投诉的机构。但对确有其事的被举报者，只能进行道义上的谴责，没有行政权力实施处罚，除非院士所在单位接受科学道德建设委员的意见，做出相应处理。何祚庥的判断是，“这个委员会，作用不大。”

“现在抄袭、剽窃之风大盛，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对这种行为处罚不严。有关当局大事化小，有意包庇。”徐友渔说，这种事情，发生多次，也曝光多次，但屡禁不止，原因就在于做坏事很容易得手，而没有多少后顾之忧。

“对于实际贡献大而理论水平达不到某种标准的人，可以用其他办法给予奖励，如发奖金，评劳模，提工资，而不能随便降低某一职称的最低标准。”葛剑雄强调，“学术界是社会的精英，不能以不犯法为标准。在我国，院士是学术界的最高荣誉，让一个有抄袭行为的人一辈子当不了院士并不过分。”

“学风问题，国内比较松，在一些发达国家，一旦发现科学家有诸如抄袭、剽袭、弄虚作假等，均会列入黑名单，终身会受到影响。”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国祥说，我们国家目前在这方面还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和其他约束，监管和惩治不严。他认为，科学家如果弄虚作假，其负面影响往往比官员贪污金钱的影响更大。

院士被神化？

这一称号是不是被推得太崇高了

近年，院士制度的弊病屡遭批评，其中一些问题萌生于院士增选阶段，如候选人年龄太大，缺乏创造力；评审过程不透明，当选者的公认度不高，等等。

社会各界的部分意见，已纳入两院院士增选工作细则：

2007年，提高当选投票率：中科院规定，参加投票选举的院士人数应超过本学部院士人数的1/2，候选人获得赞同票应不少于投票人数的2/3.工程院规定，参加投票的院士人数达到或超过本学部应投票院士人数的2/3，候选人获得赞成票应超过投票院士2/3.

2005年，第二轮院士评审增加候选人自我介绍、回答问题的程序。

其实，早在2004年，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科学院学部第二届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北大校长许智宏就表示，要严格院士遴选评审制度，坚持学术标准，抵制行政干预，切实严把增选质量关。

在方舟子看来，最应改革的是院士的产生方式。

目前，两院院士增选工作基本包括四步骤：提名候选人、归口部门遴选、院士评审和院士差额无记名投票选举。“因为相关机构与候选人利益紧密挂钩，这些机构包装院士候选人、为院士选举大肆活动、造势炒作的不正当现象屡见不鲜。一个人能否选上院士，很大程度上是各方利益均衡的结果，受人际关系、地方或部门势力的影响很大，不一定能够反映候选人的真实学术水平。”方舟子在多个场合表示，要改变这种状况，可以对院士实行会员制、俱乐部制，改由多名院士在内部推举候选人，然后投票选举，不再让其他机构掺和进来。

院士制度的每个细节都引人关注，重要原因之一是院士被看得太重，甚至被神化。而这，也是院士制度屡受抨击的由头。

“中国现在把院士搞得太崇高，本身也许就是一种异常，不知是科学发达的表现还是科学不发达的表现。”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说，院士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如在中国崇高。“我在美国几个名牌大学待过，没听说这些院校算院士数量，绝大多数美国研究生连本系教授谁是院士都不知道。如果我们的科学还不算发达，却把选院士搞得大张旗鼓，煞有介事，是不是会让人觉得颇有讽刺意义。”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邱实、周易、蓝波、温祷均为化名）

1、2007年，国内您最关注的事件是什么？关注的意义是什么？

答：我最关注的事件是：科技部的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运行得怎么样了？科技部在2006年11月发布《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2007年1月1日起施行，并成立了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接受对科研不端行为的举报，组织和协调调查处理工作。但是该办公室在宣布成立之后，就在媒体上消声匿迹了，一年过去了，尽管我们公开揭露了很多国家科技计划中的不端行为和腐败现象，但是至今没有见到该办公室有任何的动作，更没有有任何人、任何单位受到科技部的处理。我早在2001年就一直在呼吁中国应该建立一个国家级的专门机构来接受科研不端行为的举报、调查和处理，但是我也担心在现在的环境下，这样的机构成立之后，是否会暗箱作业，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甚至名义上在打假实际上在护假。我希望科技部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能向公众汇报一下这一年来的工作情况。

2、2007年，国内您最关注的人是谁？

答：我向来对事不对人，没有特别关注谁，让我关注上了也不是什么好事。

3、2007年，您第一次到访成都，留下怎样的印象？来年是否有更多机会到成都来？

答：对成都的环境、美食印象都很好，对成都媒体抢新闻之尽力，更是印象深刻。我去外地都是有活动、临时决定的，现在并没有接到去成都的邀请。

4、回顾2007年，您怎么总结这一年的自己，这一年的“新语丝”？

答：这一年是我最高产的一年，出版了四本新著（《科学成就健康》、《批评中医》、《方舟子破解世界之谜》、《方舟子带你走近科学》），而且销量都还可以，另外还修改再版了两本旧著（《寻找生命的逻辑》、《食品转基因》），都是积累了几年之后一起推出的，把我以前积累下来的文章差不多都用完了，所以以后大概不会再这么高产了。这一年也是我在高校演讲、上电视节目比较多的，只要是让我去讲学术规范、揭露医疗保健骗局的，我几乎有求必应，以后对此会有更多的挑选。这一年的新语丝继续关注国内学术界的腐败现象，揭露的事件数量和2006年相比差不多，但是在2006年有几起重大事件（上海交大陈进、清华大学医学院刘辉、同济大学生命科技学院杨杰）在被揭露之后受到校方的处理，而2007年并没有出现这样的好事，虽然也爆出了几起比较重大的事件。而且国内媒体对学术腐败事件不像2006年那样感兴趣，进行跟踪报道的很少。

5、展望即将到来的2008年，在国内学术打假的道路上，您有怎样的希望？

答：希望国内媒体能够继续关注学术腐败现象，不要以为那不再是新闻热点就不再感兴趣。要遏制学术腐败，舆论监督很重要，而舆论监督不能只靠一家网站来作，需要各种媒体的合作。要遏制学术腐败，也需要有官方机构对之进行调查、处理，希望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各高校和研究所的有关部门在2008年不要继续只做表面文章，能有切实的举措，让大家对中国学术有点信心。

6、2008年，除了学术打假，您个人作品方面是否有新计划？

答：在2008年我将继续为《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写专栏，并至少出两本书，一本是科学健康手册，一本是关于学术规范的。另外还有一本书将在台湾出版，是把《科学成就健康》和《批评中医》各抽取了一半编成的。

学术反腐有限进步

《财经》记者 李虎军于达维
《财经》杂志   [2008-01-07]

2007年岁末，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对两起论文剽窃事件的应对，显示了中国直面学术腐败的积极转变，但根除学术行政化之患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耶鲁教授的愤怒

有着30多年执教经验的斯蒂夫斯登斯（Stephen Stearns ）教授，觉得自己有充足的理由、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内心的愤怒。

斯蒂夫斯登斯曾在欧洲最著名的大学之一——瑞士巴塞尔大学（University of Basel）任教。2000年后，他在美国耶鲁大学担任生态学及进化生物学系的教授。2007年秋天，作为北京大学-耶鲁大学联合培养本科生项目的一部分，他在北大开设了两门课程，共有33名北大学生以及3名耶鲁学生选修。

进入2007年年底，随着学期末临近，提交课程论文成了学生的大事。在这两门课的课堂上，斯登斯特地向学生强调了剽窃行为的严重性，并随后通过电子邮件再次提醒所有选课学生。

尽管如此，2007年11月18日，在收到的课程论文初稿中，他仍然发现有位北大学生的论文的第一段纯属抄袭，没有注明出处。而按照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撰写文章时引用他人文字或观点而未加说明，应视为剽窃。

于是，斯登斯毫不客气地给这位学生判了零分，并要求所有学生重新修改论文，说明引用材料的出处。他承诺，如果学生在最终提交的论文中能够符合规范地引用材料，对于初稿中所犯的错误，将不予追究。

选修的学生从这个醒目的“零分”中看到了斯登斯对学术不端行为的重视。很多人开始撤回自己先前发给他的初稿，重新修改。

根据所有论文的前后对比，斯登斯在发给《财经》杂志的电子邮件中表示，至少有一半（选修其课程）的北大学生存在剽窃行为。

但在2007年12月19日，斯登斯在课程论文的最终版本中，仍然发现了有两名北大学生存在剽窃行为。在一篇课程论文中，至少有三段原封不动地抄袭了一篇张贴于网络上的论文，该论文原作者还特地声明“尚未发表，请勿引用”。

斯登斯告诉《财经》记者：“我从教30年了，此前还从未发现过这样的剽窃行为。”心情难以平静的斯登斯在12月19日当天，就给所有选修课程的学生发出了一封电邮，并附寄耶鲁大学驻北大代表以及部分耶鲁大学和北大教授。

在这封信件中，他特地引用了孔子的名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并警告学生，在你们今后的人生中，剽窃将会遇到严厉的惩罚。“在美国，如果有人被发现剽窃，职业生涯会就此终结，在欧洲也同样如此。”

在信中，斯登斯也对北京大学校方在治理剽窃行为方面的无力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他看来，之所以在北大碰到如此之多的剽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其他教授和行政官员的无所作为，和对剽窃行为的习惯性容忍。

“我在这里遇到的年轻头脑和世界上任何地方相比都不逊色。这么多有前途的中国年轻人认为靠欺骗才能成功，令人伤悲。比起他们的剽窃对象，以及被他们所欺骗的人，他们伤害得更多的，其实是他们自己。”

这封信后来被一名选修其课程的女学生贴到BBS（电子布告版系统）上，并迅速被国内外媒体、新闻博客广泛转载。

复旦“抄袭门”曝光

巧合的是，同在2007 年岁末，中国的复旦大学在其学校网站上公布了编号为2007年第1号的学术规范委员会通告，曝光了在2007年发生的三起学术抄袭事件。

这次的主角不仅仅是学生，三名教授也涉身其中。

2007年5月8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语学院一教师举报，由陆效用教授主编、数位青年教师参编的《研究生英语论文及应用文写作》（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年出版）存在严重的抄袭现象。校学术规范委员会接到举报后，对此事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举报内容基本属实，该书确实存在着严重违反学术道德和规范的情况。除了陆效用教授，参编的青年教师还包括陈淇、何静、夏威、范若恩等。

另外两起抄袭事件浮出水面，都与著名学术批评网站新语丝有着直接联系。

2007年7月中旬，新语丝上出现一篇题为“发生在中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界的‘黄禹锡造假事件’”的匿名信，举报复旦大学五官科医院迟放鲁教授在《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2006年2月第41卷第2期第132页一文中，实验结果的图片部分“涉及造假、剽窃”。不久，复旦大学纪委等有关方面也收到内容相同的匿名举报信。

调查发现，信中涉及的“造假、剽窃”文章的第一作者是为刘宏建，于2004年9月至2006年7月期间，在该校五官科医院做博士后；该文章的通讯作者五官科医院耳鼻喉科迟放鲁教授，当时为刘的博士后工作指导教师。

刘宏建承认，被举报文章的设计和实验，是他在河南省郑州大学就读博士生期间的部分工作。到五官科医院做博士后以后，为了便于将这部分工作作为成果发表，他窃用了他人的部分图片来说明观点，并且写上了文章受到国家科技项目的资助。

早在2006年4月左右，刊登该文的《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编辑部，接到被抄袭论文的原作者举报后，已经进行过调查，并于2007年2月作出在该刊范围内提出通报批评、撤消该论文、两年内拒绝刊载以该文第一作者为作者的任何稿件等处理意见。此后，身为刘氏导师及合作者的迟放鲁教授，两次到杂志编辑部并在编辑部定稿会上，对把关不严的责任作了自我检讨。

2007年8月14日，新语丝网站又有帖子称，复旦大学信息学院叶炜、顾宁两篇论文涉嫌抄袭。不久，该校又收到信息学院退休教师发来的实名举报信件，称叶炜的两篇论文“An Approach for Robust Distributed Data Retrieval in Data Intensive Grid Environments”（2006年国际普适计算与应用国际会议（SPCA）文集，中国乌鲁木齐，194－199页，下称论文A）和“在数据网格环境中可靠获取分布式数据的方法”（《通信学报》,27(11),119－124,2006,下称论文B）的内容基本相同。

举报者称，作者先将英文形式的论文A在国际会议上发表，然后将其译成中文形式的论文B,发表在中文期刊上，实质是同一篇论文的内容。而且，其部分内容涉嫌抄袭自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人员2002年发表的论文C。

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责成信息学院组成学术规范小组，负责调查此事。学院学术规范小组经过对论文A、论文B与论文C的内容的细致比对，发现论文A有28处和两张图的内容，与论文C的内容基本一致，使用的公式一致，仅对其中的一些字母进行了替换；因此认为，论文A、论文B有明显的抄袭论文C之嫌。

此前，中国计算机学会也收到相应举报，曾对论文A、论文B和论文C进行了仔细比对，两方的比对结果相同。据此，信息学院学术规范小组认为举报情况属实，论文A和论文B具有严重抄袭行为。

论文A、B均由叶炜、顾宁共同具名，二者为师生关系。作为顾宁教授的博士生，叶炜承认，这两篇论文是其本人独立向SPCA国际会议和《通讯学报》投稿，顾宁教授知道其投稿并表示同意，但叶在投稿时“忘记”将投稿论文同时传给顾宁教授。当论文涉嫌抄袭一事被举报后，论文作者均意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立即用电子邮件向论文C的作者道歉，向登载论文B和论文C的刊物作了说明和道歉，在校内与学院领导联系，承认论文属于抄袭的事实，并多次做了书面检查。

从回避到直面

中国著名高校北大和复旦发生的这两件事，从目前看都起到较正面的效果。

饶毅于2007年9月辞去美国西北大学职务回国，担任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他是斯登斯那封致学生书的收件人之一。收到邮件时，饶毅正在复旦大学出差，他随即给斯登斯回信表示感谢，并希望他对中国的学生仍然抱有希望。

针对斯登斯在致学生书中提到的北大几年前曾有社会学教授涉嫌抄袭，却仅仅丢掉行政职务而得以保留教授职位和薪金之事，饶毅也明确表示，在他到任后的北大生科院，如有教授做出这种违反学术道德的事情，也将和在欧美大学一样，坚决予以开除。

据《财经》记者了解，在斯登斯那封电邮发出一天之后，即2007年12月20日，北大校方就开始讨论此问题，并约见斯登斯。

12月21日上午，北大教务部正式启动调查。当天中午，在斯登斯离开北大返回美国之前，北大常务副校长林建华、生科院院长饶毅、教务部和国际合作部负责人，前往耶鲁-北大联合计划办公室，与他进行了交谈。

同一天，北大教务部和北大生命科学院网站上，分别刊发了对于斯登斯批评的公开回应。根据教务部的说明，该部在得知此事后，已与相关部门和院系沟通情况，启动了调查程序，目前此事正在进一步查证中。

2007年12月24日，饶毅在北京生命科学院网站上作出公开承诺，即以后将不允许老师让学生自己写推荐信，然后自己签名。目前，中国许多大学的学生在申请欧美高校的留学资格时，都往往是自己根据需要来撰写推荐信，然后由老师签名。

在斯登斯看来，这样做的后果是极其有害的，不仅对于老师的名誉，对于所在学校、乃至中国的声誉，都会造成损害。实际上，这绝非危言耸听，在美国不少大学，对于中国老师所写的推荐信，都已经开始采取相当审慎的态度。

复旦大学此次公开处理三起涉及教授的剽窃事件，并公布当事人姓名，在中国国内高校乃至国内学术界都算是开了一个先河。此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曾多次通报处理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有关的不端行为，但很少公布当事人的姓名。

复旦大学校学术规范委员会成员之一、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教授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坦承，“以前的处理方式是校内通报，这次学校下了决心。”

新语丝创始人方是民博士（网名方舟子）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强调，相对于其他不少高校的“鸵鸟政策”而言，这种直面学术不端行为的勇气，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不过，在他看来，就已公布处理的这几起事件来看，虽然学生受到了最为严厉的处罚，教授所受到的实质性影响则要小得多。

在这三起事件中，对现年61岁的外文学院陆效用教授的处理被认为是最重的，但受到的处罚也仅仅为建议外文学院不再续聘。依照惯例，教授一般可续聘至 65岁。其他两名涉案教授，五官科医院迟放鲁教授被停止招收博士后两年，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做出检讨；信息学院顾宁教授被建议暂停两年内招收研究生的资格，并建议学校同意其辞去信息学院副院长职务。

方是民对《财经》记者表示，即使教授不是论文第一作者，也应该承担学术剽窃等不端行为方面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绝非苛求。

有两种情况，可能会导致教授客观上纵容学生的抄袭或者说剽窃行为：一种是因为教授行政职务过多，导致其对于所在领域的学术进展已经缺乏了解，所以，无法及时指出或者纠正学生在论文中涉及到的抄袭部分。但这种学术懈怠行为本身并不值得同情。

另一种情况，是由于教授也需要相应的论文数量来作为晋升、申请课题甚至评奖的“阶梯”，从而在未阅读论文的情况下，就放任学生为其署名。这种行为的非正当性，就更为明显了。

“教授们从来都是在论文被揭发出存在问题之后，才匆忙出来澄清自己对此一无所知。而在这些论文可以赢得奖赏时，却没有见到几个人主动站出来说自己与此无关。”方是民对《财经》记者说。

学术行政化之患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段伟文博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国际学术界，处理抄袭这样明显的学术不端行为，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只有这样，才能让准备接受高等教育或者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清醒地认识到，学术不端行为是一个“万万碰不得的禁区”。

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或许正是因为各种因素导致的“绥靖政策”姑息养奸，才使得近年来学术不端行为在高校和科研系统中此起彼伏，成为困扰中国真正走向创新大国的一大痼疾。南京农业大学教授翟保平在自己的博客中，把这种暗流戏称为“新世纪科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以复旦大学此次处理抄袭事件为例，该校学术规范委员会就承认，由于部分当事人曾担任或者正在担任行政职务，因此受到了一些阻力。

这些阻力实际上很可能还是相对较弱的，“刑不上院士”就是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方是民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就表示，新语丝每年接到的举报信中，都不乏检举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内容。但迄今为止，其所在大学或研究机构，鲜有对其真正进行公开、透明调查的。

仅仅把学术不端行为归结于个人学术道德甚至社会公德的沦陷，或许也并不全面。种种迹象显示，剽窃、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在密织的行政化网络下，已经演化为一个蔚为壮观的“系统性工程”。

翟保平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批评说，中国国内很多高校在教育部组织的本科教学评估过程，都出现了系统性地让学生造假的情况，诸如重新修改毕业论文、改动答辩材料的日期、增加学生对课程的评价等。

各种评估、评价、评审甚至评奖的泛滥成灾，往往又和科研和教育系统的行政化“过度繁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业内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在中国的科研经费中，只有类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采取的方式比较类似欧美流行的同行专业评议的方式，来决定经费的用途。而国家投入的大头，无论是通过教育部、科技部还是其他相关部委，其整个科研资金管理和运作模式，都不可避免带着浓厚的行政化色彩。行政程序优先，往往代替了学术程序优先；加上缺乏良好的利益规避和监督机制，使得这一过程往往变得格外混沌。

本来应该承担宏观科研经费分配的人员，却往往在微观的大学及科研单位中担任具体职务，或者以兼职、客座、名誉教授等名义建立某种微妙的联系。很多重大课题的申请和立项过程中，充斥的“内定传闻”和“小道消息”，往往都与行政权力的滥用不无干系。

拥有科研资金配置权力的人却不必承担责任，这一现象在2006年的“汉芯事件”中表现得最为典型。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汉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进，因在DSP芯片上存在造假行为，被撤消院长职务和教授任职资格。然而，参与将上亿元财政资金拨付这家企业的各部门机构，包括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创新基金，以及上海市科委、信息委、经贸委、人事局，乃至上海市闵行区政府等行政部门，还有上海交通大学，至今没有人为这一学术造假闹剧承担责任。

在这样庞大、盘根错节的“网络”之下，要真正建立起良好的学术反腐体制，难度可想而知。

2007年7月，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NSF）最新修订的《利益冲突和道德行为规范》中，对于利益规避的基本原则以及程序，都有十分清晰的界定。因为一旦决策过程的判断因利益冲突而被扭曲，将极大地损害整个科研体系的效率，并且为学术不端行为的泛滥提供难得的温床。

在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HHS）下面，就设有专门的“科研诚信办公室”（ORI，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对受到其资助的4000多个机构的科研不端行为进行监督。到2006年底，仍有53起案件在接受该办公室的调查。该机构每年都会发布年报，并对于这一年接到的投诉及相应处理情况，做出详细的解释和说明。

2006年11月，中国科技部也曾颁布《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 (试行)》，并成立了科技部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这一举措一度被视为官方层面应对学术不端行为的一个标志性举措。

但一年多过去了，该办公室并没有公布任何科研不端行为的投诉及处理信息。《财经》记者也致电办公室，希望了解其运作情况；但截至1月4日发稿时，仍未收到任何答复。

实际上，这种对比鲜明的“权责不对称”状况，在2007年12月29日通过的《科学技术进步法》修正案讨论和审议过程中，也受到了广泛关注。在最终通过的修正案中，首次以法律形式作出明文规定：“抄袭、剽窃他人科学技术成果，或者在科学技术活动中弄虚作假的，由科学技术人员所在单位或者单位主管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这意味着，科研管理人员和行政人员，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当然，这一条款并不足以扭转行政化的强势地位。但这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科研诚信建设，无论是道德层面还是制度层面，都非一朝一夕之功。■

复旦大学“抄袭门”事件始末

2008年01月02日新民周刊

2007年12月24日，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在校园网上挂出“2007年第1号”通告，向全校师生通报对三起学术剽窃事件的调查审议结论与处理建议，引发强烈反响，复旦被认为有勇气“自揭家丑”。

撰稿／贺莉丹(记者) 张益清

研究生教材“严重抄袭”

“2007年第1号”通告称，自今年5月以来，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收到三起学术违规举报，分别是：匿名举报外文学院陆教授等人所编教材涉嫌存在严重抄袭现象、匿名举报五官科医院迟教授等人涉嫌论文抄袭、实名举报信息学院博士生叶某及其导师顾教授两篇论文涉嫌抄袭等。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按《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及违规处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规范》)中有关要求、规定和调查程序进行了相应调查核实和审议。

第一起学术造假事件来自2007年5月8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语学院某教师的举报，由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陆教授主编，数位青年教师参编的《研究生英语论文及应用文写作》(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存在严重抄袭现象。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接到举报后对此事件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举报内容基本属实，该书确实存在着严重违反学术道德和规范的情况。

2007年9月30日，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后认为：陆教授与几位青年教师在所编教材中严重抄袭国外公开出版的书籍的事实已调查清楚，他们所犯抄袭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对此，陆教授应负主要责任，其他几位教师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建议对陆教授及其他四位教师的错误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陆教授已到退休年龄，建议外文学院不再续聘。同时将此事通报研究生院和出版社，建议出版社将存书全部销毁，已经发行的也尽可能收回处理；建议研究生院撤消该教材，并对陆教授申报的课题(包括资助的经费)追加处理。

对其余四人，建议外文学院根据他们所犯错误和认识的程度作出必要处理。对他们之中正在在职攻读学位的教师，应会同研究生院作出相应处理。

记者了解到，陆教授的头衔是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其简历显示，他曾主编过多部研究生英语教材；其余几人，则是外文学院年轻教师。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U教授告诉《新民周刊》，学校学术规范委员会成员曾向外文学院个别教师征求过对此事的意见，而对陆教授与其他四名青年教师的学术抄袭行为的处理建议，约2个月前在外文学院全院教职工大会上宣布过，陆教授是1970届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算是‘文革’前最后一届进校的大学生”，他也一度被派到上海海关学院外语系任教。

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委员葛剑雄教授告诉《新民周刊》，外文学院这位教授刚满60岁，“对他已是很严重的处分，本来如果没这事，可以返聘他，他完全能工作到65岁，我们不续聘，等于取消了他继续执教的资格；另外，那几个年轻教师都是他的学生，他带头这么做，无形中也害了这些学生。事后他也很沉痛，多次向我们和他的领导检讨，他希望给他一个继续从事教学的机会，但我们认为原则问题，没法迁就”。

博士后窃用他人图片

第二起学术违规事件来自网络举报。2007年7月中旬，在知名学术打假网站“新语丝”上出现一篇题为“发生在中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界的‘黄禹锡造假事件’”的匿名信(以下简称“事件”)，举报复旦大学五官科医院迟教授在“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2006年2月第41卷第2期第132页一文中，实验结果中的图片”涉及造假、剽窃。不久，复旦大学纪委等有关方面收到内容相同的匿名举报信。

根据《规范》有关规定，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对此事件进行了全面调查。经查，信中涉及的“造假、剽窃”文章的第一作者是刘某，于2004年9月至2006年7月期间在复旦大学五官科医院做博士后，该文章的通讯作者是五官科医院迟教授，当时是刘某博士后工作指导教师。

刘某承认，被举报文章的设计和实验是他在郑州读博士生期间的部分工作，到五官科医院做博士后以后，为便于将这部分工作作为成果发表，他窃用了他人部分图片来说明观点，并且写上文章受到国家科技项目资助，文章其他作者(包括迟教授)对其剽窃行为并不知道。

2007年9月5日，五官科医院学术委员会研究对该事件的处理。与会委员认为，该论文的抄袭是刘某个人行为，迟教授负有把关不严的责任；会上，迟教授做了检讨。

9月14日，医院学术委员会以无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对此事件的处理意见：1、此篇论文属抄袭；2、取消并收回刘某博士后出站证书；3、迟教授停止招收博士后两年；4、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导师迟教授检讨；5、各科室予以传达、重申纪律，加强科研道德教育。

9月30日，复旦学术规范委员会全体会议对此事件进行审议，同意五官科医院学术委员会对此事件的调查结论和处理意见；并建议在全校博士后流动站会议上对刘某论文抄袭行为进行通报。

一篇文章变成两篇论文

第三起学术造假事件亦来自“新语丝”网站的举报。2007年8月14日，“新语丝”网站出现举报复旦大学信息学院叶某、顾教授两篇论文涉嫌抄袭的帖文；不久，学校又收到信息学院退休教师发来的实名举报信件，称叶某的一篇英文论文A和中文论文B的内容基本相同。作者先将英文形式的论文A在国际会议上发表，然后将其译成中文形式的论文B，发表在中文期刊上，实质是同一篇论文的内容，其部分内容涉嫌抄袭自论文C。

接到举报后，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责成信息学院组成学术规范小组，负责调查此事。学院学术规范小组经过对论文A、B与论文C的内容的细致比对，发现论文A有28处和两张图的内容与论文C的内容基本一致，使用的公式一致，仅对其中的一些字母进行了替换，认为论文A、B有明显的抄袭论文C之嫌。信息学院学术规范小组认为举报情况属实，论文A和B具有严重抄袭行为。

叶某是顾教授的博士生，他承认这两篇论文是其本人独立向ISPCA国际会议和通讯学报投稿的论文，顾教授知道其投稿并表示同意，但叶某在投稿时忘记将投稿论文同时传给顾教授。

当论文涉嫌抄袭一事被举报后，论文作者均意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立即用电子邮件向论文C的作者进行道歉，向登载论文B和C的刊物作了说明和道歉，并多次做书面检查。

2007年9月30日、10月31日和12月3日，校学术规范委员会举行三次全体会议，就叶某、顾教授的两篇论文涉嫌抄袭一事进行审议。委员会认为举报情况属实，叶某、顾教授的两篇论文具有严重抄袭行为。叶某作为主要责任人，建议学校做出开除其研究生学籍的处理；导师顾教授在叶某抄袭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建议研究生院暂停顾教授两年内招收研究生资格；并建议学校同意顾教授辞去信息学院副院长职务的请求。

学术规范委员会的运作

2005年4月，经复旦大学校长办公会议审议，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作为复旦学术委员会下属的专门委员会，主要负责调查、处理学术规范问题。

首届学术规范委员会成员共7人，其主任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俞吾金。其他委员包括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雄，经济学院教授华民，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迅，光源与照明工程系教授朱绍龙，以及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郭慕依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教授林祥通。俞吾金教授介绍，分管此项工作的是复旦大学副校长陈晓漫。

华民强调，学术规范委员会受理的举报包括实名与匿名，举报人一般是有备而来，目前举报的途径很多，“有群众来信举报、网络举报等”。葛剑雄表示，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收到的投诉不少，不止这3件，有的举报是夸大事实，有的查下去是没有的，但也有的举报基本准确，凡是正式转到我们学术规范委员会的举报，我们每一件都调查；能答复的，我们全部答复。我们尽力了。比如，某单位有个匿名举报，我们也会把处理结果给这个单位，请他们想办法尽可能给举报人答复；譬如这次，考虑到因为对方是网络举报，所以也在网络公布，才能给人答复”。

葛剑雄教授认为，学术规范委员会的委员们遇到的问题是，事情查清楚了，怎么处理？“当然会有不同意见，我们最后的处理结论要给被举报人看，他们都承认错误。但人之常情，被举报人总希望能尽量宽大处理。抄袭的事情，都是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在责任认定上有时的确比较困难，比如，这次有位以前是副院长，根据调查情况，学生承认是自己做的、没通过老师，但他的文章用了老师的名字，像这种责任认定，我们只能往最低限度认定，学生承认了、老师跟学生讲的一样，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定是学生做的、老师不知道。”

一些被举报人担负着领导工作，但华民认为，学术规范委员会的调查是针对学术方面，“行政职务不起作用”，他表示，总体而言，复旦大学大部分学者是按科学规范做研究，整个调查过程中，他本人尚未遇到过有人说情的情形，比如，将被举报人的论文与抄袭的原文放在一起，“我们拿着举报信件去谈，他是不是学术侵权、是不是抄袭？铁证如山，逃不掉的”。

对外界评论复旦处理学术违规问题透明度不够，华民认为，“我们是选择适当案例发布公告，向社会表示我们的决心而已”，他表示，前两年复旦也出现过类似查处学术违规事件，但未在媒体公开。

要打苍蝇还应打老虎

也有人指出，此次揭露的学术不端行为只是“冰山一角”，对学生的处罚“太重”，而对导师暂停招生这一处罚“太轻”。

华民认为，此次复旦大学通告的三起学术造假事件中有两起“现在处理的导师都是发表文章的第二作者或第三作者，他们都不是文章执笔人，现在出现剽窃的主要是学生。但老师必须承担责任，因为他同意发表该文章。”在他看来，此次对导师的处罚是较重的，“导师是连带责任，停止招收研究生两年，对导师来讲，声誉就没有了”。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U教授告诉记者，研究生写文章时会download(引用)一些他人著作内容而不注明出处，学生有时甚至不告诉导师文中引用的部分，“老师有时能凭经验知道，有时也不好发现”，U教授认为，如出现类似剽窃行为，主要是针对剽窃的当事人。

U教授则提出更警醒的意见，“学校不但要打苍蝇，还要打老虎”，因为此类学术抄袭行为，好比“在超市中抓到小偷”，证据确凿，如不严惩，终将影响高校声誉。

但一些高校因为害怕“丢人”，也会对有学术造假行为的教授进行庇护。“所谓的庇护，一种可能他跟领导有利害关系，甚至领导本身也学风不正，我知道有这种情况；另一种，在现行的考核制度、竞争条件下，学校尽管关起门来可以对他批评、教育甚至处理，但为了怕影响学校的学术地位，也会对外不公布或给予庇护”，葛剑雄分析。

同时担任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葛剑雄介绍，到目前为止，因为成员分散、没有专职人员，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主要是制定一些规章制度，还无法直接对学术造假事件进行调查。

已发现的全是故意抄袭

葛剑雄承认，我们原来的学术规范较多通过自律、依靠道德，但缺少他律与规范，这造成一些学术不规范问题，这样的不规范较易纠正，跟故意剽窃也有本质区别，“但现在的问题是，已发现的几乎都是故意抄袭！”葛剑雄强调，在他看来，造成学术剽窃行为的原因有多方面，应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式：

“一是，我们的制度恐怕也有些问题，比如以前只有几百个研究生，现在发展成几千、上万个研究生，核心期刊很少，也要求每人在核心刊物上发一两篇文章，连老师都做不到，对学生这样的硬性标准不切实际。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学生在毕业、求职压力或虚荣心作用下，产生抄袭行为。对教师来讲也有这个问题，过分强调这些成果，还规定一定数量、档次，有些人就不能正确对待。

“再次，学校对这种事情、对比较虚的东西，有的明明知道，非但不引导，而且往往为了本单位、小团体的利益，把小的吹成大的，突出这个成绩。实际上，做学问有其规律，不可以大跃进，但我们往往操之过急。这就需要我们改革研究生制度和教师考核制度，同时认识到我们学术的进步有个自然发展过程。

“第三方面，也应该承认现在个别人或少数人道德沦丧，根本没有廉耻之心，这几年来，这样的人更多了。对这种人，只有坚决打击，该处分的处分，已到违法程度的、要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特别对其中极个别的领导干部，我认为完全要给予坚决处理。”

俞吾金：我们为什么这样处罚

我们的看法是，如果老师的作用是主要的，对他的处理肯定比较重。我们还是要努力公正地处理这些问题。

撰稿／贺莉丹(记者) 张益清

2007年12月26日晚间，复旦大学首届学术规范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俞吾金教授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专访，详解复旦公布三起学术剽窃事件的经过。

公开是对举报者的反馈

记者：你如何看待此次复旦“自揭家丑”？

俞吾金：在复旦校园网公布，是学术规范委员会全体委员的意见，学校领导也支持。贴在校园网上，也是对举报者的一个反馈。有很多举报人在外面的网上举报，以前复旦处理完，有时把处理告示贴在校门口宣传栏里，复旦大学的老师和学生，有人看到、有人看不到；在内部处理，外面都不知道，仍在批评复旦怎么还没行动。

还有，也对复旦的治学起警示作用。有的事情比较恶劣，让全体研究生和教师了解，以进一步端正我们的学风。如果光一个告示或院系内部处理，外面的人不能了解，好多人觉得这个事不了了之。

对犯错误的老师或学生，我们当然希望帮助他们，但首先他们要认识到他们的错误，也希望他们今后能改正，所以我们只是在复旦大学校园网上发布。我要强调，复旦大学校园网和外面的网有差别，这是我们学校内部事务，虽能和外部联网，但还是校园网形式。

记者：对这次被曝光的导师与学生，你们采取分别对待的处理，有人评价，对学生的处罚过重，而对教授的处罚过轻。

俞吾金：外面有这样的批评很自然，但他们可能对有些情况不够了解，我觉得不能抽象地谈论，而要根据每个个案分析。我们的看法是，如果老师的作用是主要的，对他的处理肯定比较重。我们还是要努力公正地处理这些问题。

比如，信息学院博士生叶某，他的英文论文先抄了三个美国人的，把英文翻成中文、改头换面后，又在中文刊物上发表一遍，大家都认为这个行为太恶劣了！就等于英文和中文两次剽窃。当时他的导师在没看论文的情况下就署名，我们研究下来，觉得(他的导师)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失职行为；另外，自己学生有这样的行为没发现，导师也参与其中，也要负责任，但在性质上与故意剽窃、伪造数据还有差别。实际上，我们对导师的处理建议是不轻的，他是副院长，而且他负责学院的学术工作，我们建议他辞掉自己的行政工作，是比较严格的处理方式了。

要区分是故意抄袭，还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卷入抄袭。但必须看到，(其中两起事件)导师不是故意剽窃，跟外文学院的(造假事件)不一样。我们要根据事情本身、学生和老师应承担的责任处理，不能抽象地谈，希望新闻媒体理解我们。

有一件就查一件

记者：你认为，在校园网公开学术剽窃行为，有哪些好处？你们在调查中是否遇到一些困难？

俞吾金：因为可能有时牵涉到不同的人，(他们)共同做出一个东西后，究竟抄的部分是哪个人写的？要确定他抄的篇幅究竟有多少，有的在确定上有一定困难。比如，有人说，抄袭后已向国外刊物写信，也取得他们的谅解，那么，他要把当时写给编辑部的信及编辑部回信都交给我们。我们就是重事实、重证据、不轻信，要把一个事实搞清楚需要很长时间，也很辛苦。我们得出的结论经得起推敲。

记者：调查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被举报人找你说情？

俞吾金：在我们的工作范围内，没碰到这样的(说情)，也没听到各位委员说起这样的事。因为我们的委员都是一批资深教授，比如，其中的王迅教授是(中科院)院士，他哥哥是北大王选教授。

每个委员调查这些事情都非常认真，大家主张要公正处理，我们都是集体讨论，大家取得一致意见，再起草有关处理建议的文本。我们这个组织本来就要维护学术公正，所以也没人找我们(说情)。

记者：近3年来，你们接到的举报多吗？查证属实的就这三例吗？

俞吾金：要看怎么理解多和少的概念，反正(我们)每年都会接到一些举报，包括匿名与实名(举报)，有时一年下来一共约有三五起、五六起，数量不等，(我们)也没专门统计有多少，反正有举报就做(调查)。有的(举报)调查后可能不成立，有的可能是小事情变大了，有的举报不属于我们的处理范围，就转到其他部门去……各种现象都有。(本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方舟子：需要独立调查机构

新语丝网负责人方舟子说，复旦大学师生被举报的学术不端行为，今年(2007年)不止这三起。而处理结果对学生很严厉，对教师却轻描淡写。

撰稿／贺莉丹(记者)

近日，复旦大学向全校师生通报了复旦三起学术剽窃事件，引起广泛关注。而其中两起学术剽窃事件最初均由以学术打假闻名的新语丝网站举报，2007年12月27日，新语丝网站负责人方舟子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不够透明和公正

记者：你如何评价复旦大学此次公告本校三起学术违规事件的做法？对处理结果，你如何看？

方舟子：在我的印象中，这是国内高校首次集中公告对学术违规行为的调查、处理结果，而且是指名道姓的，不遮遮掩掩，不怕家丑外扬，就此而言，(复旦)是走在了国内高校的前面，值得肯定。

但是，透明度和公正性都还不够。据我所知，复旦大学师生在今年被网上公开指控涉嫌学术不端行为的并非只有这三起，以前被发现的就更多了，那么为什么只处理、公布了这三起？其他的事例是因为做了调查后发现指控不实，还是因为其中涉及到“学界大佬”，所以不好去碰呢？另外，处理结果对学生是很严厉的，但是对教师则未免轻描淡写。学生也许是造假的具体从事者，但是学生造假，往往也是由于其导师纵容、怂恿或无能导致的。教师在造假事件中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学生还是应该以教育为主。没有被发现造假的时候导师要占有学生的成果，被发现造假了就一推了之，有福同享，有难却不同当，这是很不公平的。

记者：你认为，现在发现学术造假主要是通过哪些渠道？最后能查下去的造假事件的比例约有多少？为什么没能查下去，阻力在哪里？

方舟子：目前(发现学术造假)主要还是通过网上举报。复旦这次公布的三个事件，有两个一开始都是在新语丝网站上举报的。官方的举报渠道并不健全，而且也不能得到大家的信任，举报者会担心通过官方渠道举报而受到打击报复，因此宁愿选择在已有信誉的网站上举报。

自2000年以来，新语丝网站每年会公布大约100起造假事件，而被官方处理的每年也就几起。我们只是民间网站，不具有权威性，也没有调查资源和处理的权力，所能做的只是利用言论自由进行举报，如果政府部门、学校、研究所不闻不问，甚至出来包庇造假，其结果只能是不了了之。

光靠学校自我查处还不够

记者：目前复旦大学曝光了本校的学术造假事件，但事实上，全国很多高校都处于缄默之中，为何大量的学术规范委员会都处于闲置状态？

方舟子：高校不愿意管，一方面是顾及学校的名声，觉得学术造假很丢人，所以就采取掩耳盗铃的做法，不理不睬。其实学术造假固然丢人，如果能认真处理，就不仅不丢人，反而很光彩。

另一方面是顾及学校的利益和人事关系，特别是那些涉及到校领导、院士、著名教授的造假，他们能为学校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如果进行调查、处理，损失太大，牵涉的人太多，宁愿去包庇他们。我就知道有这么个例子：四川一所高校的一位教授被揭露造假，该校的一位院士领导主张处理，该教授就扬言“如果敢处理我，我就把该院士领导自己如何造假也捅出去”，学校当然就不敢处理了；后来这位院士领导也被人发现造假，学校干脆就把这名院士和那位教授都一起保了下来。

记者：在你看来，除用类似学术规范委员会这样的机构监督外，还应依靠怎样的制度建设，才能有效避免学术造假行为？国外有没有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方舟子：光靠学校自己做调查处理，是不够的，还应该有一个全国性的专门机构，来进行独立的调查、处理。例如，美国卫生部就有一个科研诚信办公室，接受举报，进行调查，公布处理结果，每年会公布大约10起。今年年初，中国科技部也成立了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看来是在模仿美国，但是一年过去了，没有见到该办公室有任何的动作。

所以，光成立专门机构、公布有关条例，是无济于事的，关键还在于要能够管事，而且是公开地、公平地管事。

方舟子：学术造假丢人，但处理了就不丢人

2007-12-26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周凯

本报12月24日报道了《复旦大学自揭家丑严打学术违规》，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复旦大学此次通报的三起学术违规事件，其中两起都是来自著名的学术打假网站——“新语丝”的举报，而“新语丝”的创办人方舟子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学术打假。12月24日，记者就复旦大学严打学术违规一事对方舟子进行了专访。

记者（以下简称记）：此次复旦大学对外公告本校三起学术违规事件，引起社会尤其是学术界很大反响，您如何看待复旦大学的做法？

方舟子（以下简称方）：首先，要肯定复旦大学的做法，复旦走在了全国高校的前面。以前也有一些学术违规事件被学校处理，但学校一般不发公告，只是在内部进行处理，因此，此次复旦大学集中通报三起学术违规事件是很大的进步。而且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公告是指名道姓的，以前有一些机构，比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曾公布过一些学术违规事件，但都是匿名的，连单位都隐去，相比较而言，这次复旦大学不怕自揭“家丑”，是很大的进步。现在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不愿意处理学术造假事件，认为那是丢人的事情。实际上，学术造假本身是丢人，但处理了就不丢人，反而能够提升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公信力。

另一方面，复旦大学此次处理学术违规事件的透明度还可以更高一些，比如共接受了多少起举报，有多少是属实的，有多少是不属实的，也应该公开。

记：网友对复旦大学此次的处理结果也有很大争议，有的认为过轻，有的认为过重，您认为呢？

方：复旦大学此次对学生的处理比较严重，但对老师的处理有些偏轻。学生造假，老师应该负主要责任，有很多学生造假，是老师纵容的，学生比较糊涂，看老师做了就跟着干，老师不能出了问题就把责任推给学生，不出问题就占有学生的“劳动成果”，有福同享，有难却不同当。

记：您认为目前国内学术界经常出现造假事件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方：一是个人品格问题，二是制度问题。一方面，不能因为是制度问题就不追究个人的责任；另一方面，光追究个人责任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有些造假是被逼出来的，比如一稿多投现象，国内高校对发表论文的要求过高，比如博士研究生至少要发2~3篇论文，硕士至少要发1篇论文，由于这种过高的要求，有些学生就不得不先抄一篇。

导师也有压力，比如评职称，只看数量，不看质量，发表的论文越多越好。有些学校好一点，会看论文发表的期刊的质量，但仅看期刊的质量也不够，能发表并不代表论文水平高，要看具体论文的学术水平。比如现在国内发表在高档次期刊上的论文增多了，但被引用的其实并不多，因此还是要看论文本身的质量，看这个人的整体工作。但往往进行评价的人并不懂行，他们根据论文的数量，决定是否给这个项目经费，所以这和整个学术评估体系以及资金分配都有关系。

此外，学术腐败不仅仅是学术界的问题，现在官场上的一些作风已经被带进了学术界，很多教授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很多院士是享受副部级待遇的。

记：您认为怎么才能杜绝学术造假现象？

方：一要靠学术制度的改革，二要靠舆论监督，三要靠严厉的处理。

“新语丝”只能起监督的作用，我们经过初步验证后把一些举报公布出来，但也只能到此为止，没有权力进行调查，下一步必须由官方机构介入，进行公开透明的处理。

记：“新语丝”每年会举报多少起学术造假事件？有没有反馈结果？

方：我们一年差不多揭露100起左右的学术造假事件，但一般只有几起反馈，而且会有学校来信“澄清”，但实际上往往是我们刚举报，学校第二天就来澄清，根本连调查的时间都没有。

问：在这里，我想请您对否定中医和质疑中药的看法作一个明确的概述，让我们这些海外的人从您这里对国内这场纷纷扬扬的争论有一个较明确的认识，至少对您的观点有个明确的概念。

答：我对中医药的看法，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叫“废医验药”，“废医”指的是不应该再用那套阴阳五行的理论来看病，那是古人对人体和疾病很模糊的、很粗浅的看法，早就过时了，现在应该用现代科学理论取而代之。“验药”是指中药、针灸和中医的其他具体疗法含有经验的结晶，有其合理的成分，值得挖掘，但是它们也含有许多以讹传讹的、臆想的成分，需要加以鉴别，而且很多药物的毒副作用是古人无法知道的，因此应该用现代科学方法来检验中药、针灸等具体疗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问：方先生，从您打假的范围来看，很主要的一方面是揭露从海外学成归国的某些学术界人士，包括虚假学历、“野鸡大学”、不实的研究成果、夸大的得奖状况，等等的作假行为。截止目前，您一共涉及多少这样的事件？在打假的过程中，最让您有成就感的是甚么？最让您有挫折感的是甚么？

答：我们网站每年大约公布100起，从2000年8月到现在，算下来就应该有700多起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什么成就感的话，那就是学术造假的问题因为我们持之以恒的揭露，把黑幕揭开了，其严重性越来越引起了国内舆论乃至国际舆论的关注，有了关注才有了改变的希望，而且也对学生起到了一定的教育作用，在下一代的学人中有望能有所好转。如果要说有挫折感，那就是我们揭露了这么多起，因此受到官方查处的寥寥无几，造假者地位越高，则越难撼动，他们甚至能利用其权势试图封杀我们，这也发生过几次。幸好我们的主站点是放在美国的，最多受到屏蔽，还不至于被没收。

问：我在圣地亚哥有几个朋友研究生物的科学家朋友，最初看到您在国内英勇打假，很为您叫好，可是现在他们觉得您现在做得有些过头了，比如中医，比如杂交水稻，比如吕不韦秦始皇，比如眼睛保健操，等等，成了见甚么打甚么了，您自己觉得呢？

答：说我见什么打什么，太夸张了吧。我一天要见到那么多事情，而我一年才打几次假？别人向我举报的假我都打不过来，哪里会没事找事见什么打什么？我只能是根据我掌握的知识，选择比较典型的事例来打。比如你列举的这几个例子，都和生物医学有关的（我认为秦始皇不可能是吕不韦的儿子，根据的也是胚胎学的知识），依据的都是生物医学的知识，如果真有哪个研究生物的人认为我在这方面打错了，那我就要严重地怀疑他的生物医学专业水平。当然，如果我在文章中有什么知识性错误，欢迎具体地指出来。只会泛泛地批评没有意思。

问：据悉，您本人也是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在美国研究机构工作数年后又回国发展的，应该也属于“海归”人士，请您谈谈在你眼中目前中国大陆海归的大致情况？也包括您自己在大陆的情况。比如，您现在采取的生存方式、日常生活起居的安排等？

答：我虽然这几年回国比较频繁，但是我还是圣地亚哥的居民，在国内并无户口，所以不能算是海归。即使把我算成“海归”，也是很另类的，因为我是个自由撰稿人，这种海归可能极少，一般的海归都是去搞科研或做生意的，与我不在一个圈子。我对海归现状的了解，其实缺乏第一手的感受，很多都是从举报材料中获得的，负面的较多。我现在的主要工作，除了维护新语丝网站，就是写作，给国内的报刊定期写文章，偶尔也参与电视节目，或到高校、研究所演讲。

问：方先生，您为甚么特别痛恨这种您认为是弄虚作假的欺骗行为？您也许会说这是出于使命感，但这是否跟您个人的某些经历和个性有关？

答：跟我的经历没有什么关系，并非有计划的，而是属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可能和性格有些关系。我觉得我的性格中有点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倾向，看不惯弄虚作假的行为，也不怕得罪人。有些支持我揭露学术造假的人认为我不站出来批中医的话会有更多的人支持我，这完全是不了解我的为人。

问：您能否在这里给大家谈谈您个人的学历、经历？您的爱好兴趣？您的生活习惯？您的家人是否支持您打假？

答：我在1985年从福建云霄一中毕业后，上了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当时中国科大是五年制，所以我在1990年才拿到学士学位。当时有几所美国大学录取了我，我最终选择选择了去Michigan State的生物化学系读博士。1995年毕业后，到University of Rochester的生物系做了一年半的博士后，在1997年到圣地亚哥的Salk Institue又做了一年半的博士后，然后就在圣地亚哥定居了。1994年创办了《新语丝》月刊，1996年创办了新语丝网站。当时以文史内容为主，从1999年开始逐渐变为以批伪科学、揭露学术腐败为主了。1998年我出国后第一次回国，以后每年都回国，而且在国内待的时间越来越多。以前兴趣广泛，持续时间比较长也有点水准的有写诗和下棋，但持续到现在的爱好就剩下每天打打太极拳了。我每天的生活都差不多，上网4个小时，读书、写文章4个小时，边喝茶边看电视或看报刊3个小时，运动半个小时，再保证七、八个小时的睡眠，这样还有一些机动的时间。我的家人都很支持我。当然，父母会担心我得罪人而遭到报复，这也可以理解。

问：您的工作肯定让您有很多敌人，但是也有很多朋友，比方圣地亚哥几位我们共同认识的人都是你的朋友。他们参与了支持您的基金会的筹建。能否告诉我，这些人为甚么成为您的朋友？您结交朋友的标准是甚么？

答：国内曾经有个哲学博士想当我的朋友没当成，写文章酸溜溜地说“方舟子没有朋友”。其实我的朋友还不算少，在我待过的各个地方都结交了一些，而且长期保持着友谊。我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一个刻薄的人，脾气不算坏，所以要成为我的朋友并不难，比较正直的人，又有一些共同语言，都可能成为我的朋友。

问：您向往的生活方式应该是甚么样子的？您最想读的书是甚么？您最喜欢的人的品德有哪些？您最喜欢哪个城市（中国和美国的都行）？最喜欢的运动？传统文化中最喜欢哪一种？

答：我喜欢过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不喜欢管人也不喜欢被人管，天生不适于上班，所以只能当作家了。我希望以后有时间能把《明实录》看一遍，把达尔文的书信通读一遍。一个人最重要的品德是正直。我最喜欢的城市当然是圣地亚哥了。最喜欢的运动是打太极拳。传统文化中最喜欢的是古典诗歌，特别是杜诗。

问：美国科学杂志2006年12月号对您的两桩案子作了报导，请问您认识作者Jia hepeng和Hao Xin两人吗？他们是否在写作和发表之前与您联系过？您觉得他们的报导是否让您满意？这篇文章在国内有没有影响？这篇文章中提到你败诉的三桩案子，您是怎样对待的？

答：Jia Hepeng以前因为别的事采访过我，并请我去给科技记者上过课。Hao Xin则不认识。他们在写这篇报道时采访过我。这篇报道基本令我满意，只是最后引用我的话不太准确：我的意思是以后会选一些造假例子向科技部举报，而不是说要先向科技部举报再在网上公布。对于明显是法官枉法的判决，我会向最高法院申诉，不会主动履行判决。如果履行枉法判决是在助长司法腐败。

问：请谈谈您最近出版的科普著作。

答：我今年比较多产，出版了四本科普著作。《科学成就健康》（新华出版社）是关于如何以科学的态度看待保健，重点放在揭露一些常见的保健品。《批评中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我对中医药的看法。《方舟子破解世界之谜》（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要是追溯、剖析百慕大魔鬼三角、不明飞行物等所谓“神秘现象”事件的来龙去脉和真相的。《方舟子带你走近科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收集了我近年来写的科普小品。另外还有两本旧作在今年出了修订版：《寻找生命的逻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和《食品转基因》（少年儿童出版社）。

问：想听听您怎样给自己定位。

答：我现在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位作家。目前主要是做科普工作，以后有时间会扩大写作范围，比如我对文史的兴趣一直就不减。

1、为什么要出版这本书？这书上讲的很多是常识，是你自己的亲身研究还是资料的汇总？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我这三年来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一言堂”专栏的文章，写这些文章的主要目的是一方面通过介绍一些妙趣横生的科学知识，让读者领略科学之美，改变人们以为科学很枯燥无味的误解，让人们去亲近科学。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分辨科学的真伪，让读者了解科学方法和掌握科学思想。它主要是介绍、普及学术界比较鲜为人知然而又比较有意思的一些研究成果，而不是我自己的亲身研究。

2、民主与科学早在近一百年前就为世人所提倡，但是似乎任重道远。您认为，我们现在在对待科学上有什么问题？

一般的公众因为科学素养普遍不高，虽然相信科学，但是缺乏分辨真伪科学的能力，容易被伪科学所迷惑。而思想界、文化界的一些所谓“精英”却不去提高人们的分辨能力，反而把人们对科学的信任当成社会危害，要反对“科学主义”，借“科学传播”的名义反对科学。伪科学现象、反科学思潮的盛行，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一大问题。

3、人们称你为“反伪科学的斗士”，但你也遭来一些非议（比如中医），你怎么看待对你的批评？《方舟子带你走近科学》是不是你的又一次出击？

人们对我的批评，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是由于媒体有意无意的误导而对我产生的误解，有的是因为自身科学素养不足而出现的误会，有的是因为思想观念不同而导致的冲突，当然还有的是因为切身利益被我触及到而做出的反击。这些都是我意料中的，我不会太在乎，该做什么还做什么。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在介绍有趣的自然现象、科学知识和科学史的逸闻，让读者对科学思想、生物进化、人性、生态保护等问题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只有一小部分是有针对性地反击某些人对科学的攻击，试图澄清人们对科学的一些常见误解，例如科学与宗教能否调和、科学该不该宽容、纯学术研究有没有用等等。

(XYS20071221)

中国专题报道：打假者
一个草根网站在揭露和指斥科学骗子和吹牛者。理查德·费歇进行调查

英国《新科学家》杂志第2629期，2007年11月7日，第64－65页

记者：Richard Fisher
（翻译：方舟子）

它本该是一次全国欢庆的胜利，却成了一次严重的难堪。四年前，陈进展示了一个新的计算机芯片，成了新星。它被称为中国第一个自己生产的数码信号处理器——这种芯片构成了从数码照相机到手机的核心。在从中央和上海政府获得数百万美元的资助之后，陈进成立了一家名叫汉芯科技的公司批量生产这种芯片。

他的垮台轰动一时。在2006年1月，一名匿名告密者声称陈进从电子行业巨头摩托罗拉买了芯片，磨去商标后将它们当成自己的产品。陈进的雇主上海交通大学后来认定他伪造成果。他被开除了，“汉芯”也从此消失了。

陈进事件并非唯一一起近来发生在中国的科学造假重大事件。去年，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外科医生刘辉由于在其履历中冒用另一个H. Liu的论文而被开除。在2002年，合肥工业大学著名的人工智能研究者杨敬安被发现剽窃了一系列论文——将西方研究成果全盘翻译成中文发表，包括插图、方程式和全部内容。

由于中国当局未能遏制不端行为的泛滥，草根人士自告奋勇打抱不平。所有这三位丢脸的科学家都是被其同事在新语丝网站上指控的。（新语丝网站）这一努力已赢得尊重，被诩为最认真地在挑战中国的科学造假，但是并非没有争议。随着指控数量的增加，有些科学家声称揭露者正在失去控制，是出于个人恩怨，没有足够证据就破坏他人学术生涯，并败坏了中国科学的名声。

新语丝的创建者方是民几乎是偶然成为中国的头号科学警察的。他在1990年代创建这个网站时是要为中国留学生提供一个诗歌和文学平台，当时他正在圣地亚哥接受分子生物学的训练。但是他在听说了中国国内的腐败现象之后，非常愤慨。“人们没能听到独立的批评声音，因此我决定对此做点事，”他说。“造假正在损害公共利益，让中国科学前途黯淡，并阻碍中国社会进步。”

方现在在北京当一名科学作家，他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和他用方舟子做为笔名抨击造假者、在网上获得的煽风点火者的名声差别甚大。有一个事件特别让他闻名于世。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有些中国生物化学家就在大肆宣扬从动物器官提取的“纯DNA”保健品的好处。方在2001年首次听说此事，当时一家中文报纸报道了一位科学家的说法。方在新语丝批评这种宣传，被中国媒体广泛报道。

方宣称自2000年以来新语丝已揭露了700多起造假、腐败和伪科学事件。但是当局对这些指控做调查的寥寥无几，因此无法说有多少起指控已被证实。大多数指控来自于希望保持匿名的科学家。“如果你是一个揭露者，你就会被排挤出局，”赵南元解释说。他是清华大学的工程师，赞赏方的努力。考虑到官方对不端行为的反应迟钝，其他科学家也同意新语丝的存在是需要的。“学校从未认真对待这类事情，”北京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何士刚称。他争辩说，研究机构为了既得利益宁愿包庇发生在他们内部的造假事件。

的确，在新语丝出现之前，造假者显然层出不穷。“造假已变得非常普遍，特别是在学生当中，”赵说。他把这归咎于现代中国社会的文化氛围。为了能够获得高学位，许多科学家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有些必须发表在著名国际期刊上，据推测有些人就因此去伪造数据或剽窃。

随着中国把大笔的钱投到科研，赚大钱的前景甚至诱使一些已成名的科学家去造假。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每年都根据发表在3700种顶尖科学期刊上的论文数量对研究机构进行排名。因此为了提高其地位，许多机构对科学家发表论文进行奖励，有的甚至给在《自然》或《科学》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奖励10多万美元。

在顶尖期刊上发表假成果，很可能被发现。但是这个奖励系统却给那些不道德的科学家提供了大量的机会，让他们在更低档的科学期刊上通过抄袭他人的论文或伪造成果赚钱。“这是一个快速致富的办法，”何指出。

中国当局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去年，科技部成立了一个办公室接受造假举报；在二月，中国科学院出台了新的科学伦理准则。但是方不为所动。“当局只是在做表面文章，”他声称。他指出，制定规章制度是一回事，但是确保科学家去遵循则是另一回事。方抱怨说，新语丝揭露的绝大部分事件官方都视而不见。的确，中国政府几次屏蔽了该网站。

和许多中国科学家一样，方要求中国政府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调查不端行为的指控。去年，120名在美国的华人科学家由印第安纳大学的微生物学家傅新元领头，给科技部长徐冠华和其他官员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中国采纳处理造假指控的机制。但是被许多人看作是在抨击新语丝的是，他们补充说：“对有罪者无一致的惩罚，对无辜者也无合法的保护。这种混乱不仅败坏了那些被指控的人的名声，也败坏了中国的科研环境和国际共同体对中国科学家的信任。”

甚至方的一些支持者也对他的指名道姓的指斥方式有保留意见。“起初我相信新语丝网站上的一切，因为方自己做调查，”何说。但是他担心随着网站的增长，有些人错误地受到指控。而且，新语丝上的有些指控是主观的——例如，宣称科学家把钱浪费于虚假的研究。

方说他在张贴揭露者的指控之前，遵循严格的规则：要求他们向他透露真实身份，要求证据，必要的时候咨询专家、自己做调查。“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有哪一位无辜者的名誉被我们损害了，”他说。

但是方输掉了三起名誉权诉讼。其中一名原告是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的泌尿科医生肖传国。肖起诉方是因为方批评他想要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申请，后来肖落选。方称肖未在中国工作足够的时间，修饰发表记录，并夸大他发明的外科技术的重要性。

2006年7月，武汉法院判决方败诉，命令他向肖支付3750美元的赔偿。“方在刚开始反对‘学术腐败’时干得不错，但是他造成的损害多于好处，”肖说。

方毫不屈服。同时，他的支持者设立了两项诉讼基金，已募集到55000多美元。“中国法院到现在还没有试图强制执行判决，可能是由于这些判决激起的公愤，”方称。“这个挫折将不会影响我的活动。”在中央政府应战之前，新语丝看来仍然是打假者的最好希望。

China Issues

Fraudbusters
Scientific cheats and charlatans are being named and shamed on a grassroots website. Richard Fisher investigates

From issue 2629 of New Scientist magazine, 07 November 2007, page 64-65

方舟子：科学打假我有自信

■文/本报记者赵丽肖
河北青年报2007-11-27

受访者说——

■如果继续在实验室里从事研究，我想我会是个合格的科学家，但不一定很突出。但我自信在科普、打击伪科学和学术造假方面，我可以做得比一般人更好。
■国内思想界、文化界这些所谓精英阶层，其科学素质并不比普通公众高，却以轻视科学乃至反科学为时髦，误导了许多青年学生。

方舟子这个名字一直与“学术打假”紧紧联系在一起。如果不是这样，这个自称和“伪科学”斗争到底的人或许可以成为一名科学家，但他最终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前不久，一本《方舟子带你走近科学》出版，从微观到宏观，从科学人生到传奇丑闻，在本书中都有涉及。

■方舟子，本名方是民，1967年9月生于福建云霄县。本科毕业后赴美留学并获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2000年创办中文网上第一个学术打假网站“立此存照”，揭露了多起科学界、教育界、新闻界等领域的腐败现象，被多家媒体报道。著有《进化新解说》、《方舟在线》、《批评中医》等16部著作。

除了知识还需要写作能力和勇气

记者：先从新书说起，能不能给这本书归归类，是“科普读物”，还是“历史真相”什么的，我看还有“传奇与丑闻”这样的章节。

方舟子：这是一本科普读物。“传奇与丑闻”这个章节里主要是介绍科学史上的一些事件，以及用科学知识分析一些普通的历史事件，例如秦始皇的生父之谜，徐达的死因等。

记者：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的研究领域，这本书的内容是专业范围之内的吧。

方：我是研究生物学出身的，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也与生物学有关，介绍了不少有趣的生物现象。但是它并不局限于生物学。我现在主要是做科普工作，各个科学领域都有涉猎，只不过我对生物学比较熟悉，所以也写得比较多。

记者：人们印象中的科学研究者都是在实验室里埋头工作，而你却转入写作和网站建设，是机缘使你改变了前进方向？

方：1998年我在留学8年后第一次回国，发现国内伪科学那么盛行，从那时开始就准备面向国内公众做一些科普工作。2000年互联网在国内兴起、报刊纷纷上网后，让我得以了解到国内学术造假如此严重，又见不到有人站出来揭露，我才决定利用网站做一些揭露工作，从此就一发不可收了。

我如果继续在实验室里从事研究，我想我会是个合格的科学家，但不一定很突出。但是我自信在科普、打击伪科学和学术造假方面，我可以做得比一般人更好，而中国目前更迫切需要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这不是谁都可以做或愿意做的。除了要有科学素养、科学知识，还必须有写作能力和勇气。

很少有人愿意站出来“打假”

记者：你曾经被卷入很多争论、官司中，面对这些您的态度是怎样的，有没有产生过退却？

方：这是在预料之中的，我不会因此退却，也不会为之浪费太多的精力，简单地说，就是该干嘛还干嘛。现在在国内外都有许多支持者用各种方式对我表示支持，包括有专门的组织募捐替我支付打官司的费用，减轻我的经济负担。国内外舆论对此也很关注。这些争论、官司让人们更了解到当前国内的学术、司法、舆论环境的现状，思考如何去改进，也不是坏事。

记者：是否想过为什么你的行为会带来这么多负面的反应？

方：这个当然，揭露学术造假、伪科学是得罪人的事，会涉及到许多人的直接、间接利益，引起反弹，出现负面反应，是可以预料的。这也是很少有人愿意站出来做这项工作的原因。

记者：“学术打假”的意义在哪里，你觉得努力这么多年取得了哪些成果？

方：我无权无势，只不过是用公民的言论自由，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料和知识告诉公众事实真相，其意义就在于此。我觉得最主要的成果就是通过这几年的努力，让社会各界都越来越关注学术造假的问题，了解到学术造假有多么严重，并且对学生、年轻一代的科研工作者也起到了一定的教育作用。

此外，通过揭露一些假药假保健品假科技产品，也让消费者少花不少冤枉钱，身体健康少受损害，也算得上一项成果。至于有个别的人因为我们的揭露而受到官方的惩处，那只是额外的收获。

有科学素养的公众只占几个百分点

记者：我们总在说科学跟生活息息相关，但好像谁都说不出具体哪儿跟科学有关，以您专业人士的角度看，科学跟生活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

方：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科学。例如，我们如何能够保持健康、避免疾病？科学就能够给出最可靠的答案。虽然科学的生活方式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健康，但是却是大多数人获得健康的最合理的途径。当前之所以各种各样的“另类养生”观点、假药假保健品能够流行，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因素就是许多普通公众缺乏科学素质，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没有分辨真伪的能力，如果真相信了“另类养生”观点，真去消费假药假保健品，是很危险的。科学知识掌握得越多越好，没有限定。除了掌握科学知识，还应该掌握科学方法，具有科学精神，这样可以弥补科学知识的不足。

记者：你认为目前国内大众的科学素养处在一个什么水平上，应该在什么水平？

方：国内大众的科学素养普遍较低，几年来有关部门做过调查，具有科学素养的公众所占的比例都只有几个百分点。更糟糕的是，国内思想界、文化界这些所谓精英阶层，其科学素质并不比普通公众高，却以轻视科学乃至反科学为时髦，误导了许多青年学生。

如果哪一天，中国也能像发达国家那样，思想文化界以科学理性为主流，科教界的造假现象得到治理，新闻界不再为伪科学推波助澜，普通公众的科学素养大大提高，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