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方舟子在北京新闻广播谈“全民食盐加碘”
16 08 2009年下载(第37分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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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 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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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8月12日长江日报
●生带师:思想由老师传授
●师带生:帮助学生毕业
●带同学:送个人情挂个名
●带不相干者:为了项目大局
本报讯(记者李佳)昨日,记者采访部分高校师生,发现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心照不宣”地在论文署名上接上一条“长尾巴”,已经不是个别现象。甚至,在这样的乱象中,还有我们从未了解到的形态——进行“战略投资”。
导师:
带名字顺理成章
记者采访武汉某科研机构姚姓博士生导师。他说,圈内的确存在学术文章带“名字”的情况。学生论文当然得带上导师名字,“文章是学生写的,但思想都由老师传授”。
他表示,有的学生发表论文数量不够,有些导师还会带上学生名字,“也是为学生好”。
熊先生毕业于上海某著名高校。按母校规定,研究生毕业要在国际级期刊上发表论文1篇,在国内A级刊物上发表论文3篇。当时,他一直参与导师负责的某项目,负责搜集资料,并未参与学术观点的提出或文章内容的撰写。导师最后成文发表时,将他放到了第三作者的位置上。最终,他得以毕业。
学生:
送个人情挂个名
滕先生毕业于北航。他说:“同学之间论文互相署名的情况很常见。同学帮你写了几段,或者搜集资料、数据,都会带上名字,还会很自觉地‘附’上老师的名字。带同学名字,是为了‘送个人情,挂个名’。”
毕业于中科院计算机专业的陆先生表示,自己的同学即使没参与论文写作,但有时也会带上其名字,“不过是第二作者、第三作者”,因为评职称时有用。而带老师的名字,是考虑到“老师还是有人买账的”。
“尾巴”上的X及Y等人:
进行“战略投资”
记者联系上一位毕业于武昌某重点高校、现在国外求学的博士生张某,他向记者介绍的情况令人瞠目结舌。
他说,圈内将“长尾巴”分成这样几截:第一作者,是工作主要承担者,也是论文写作者;中间作者,是工作协助承担者;通讯作者,是项目负责人,也就是“老板”(导师)。
有时“老板”为了拉关系,通常会加一些额外的名字。这些“尾巴”上的X及Y等人包括“老板”的合作伙伴或潜在合作伙伴。这些人与此项目根本不相关,但“老板”“为了项目大局”而进行“战略投资”,会在中间作者中安排上他们的名字。
张某说,“老板”为让所有学生在毕业时都有比较多的文章,在中间作者中会让学生互相带名字。这样,整个团队的成果就会比较可观。
他介绍,有一种极端情况是,“老板”可能考虑到学生毕业的需要,将某个年轻学生的成果换给即将毕业的学生;然后,将来再用同样方式为这个“做贡献”的学生“补回来”。这样,“团队发展会更顺畅”。但这种情况较少。
张某说:“如果没有剥夺主要完成人的第一作者身份,经过‘老板’安排的作者名单,大家都会接受。”
对话论文“长尾巴”硕士生:
带10个名字也没关系
本报讯(记者李佳)昨日,记者对话几位论文“长尾巴”的硕士生,调查“长尾巴”思维的来源。
记者:问你们一个有些敏感的问题,你们写论文时有没有带过别人的名字?
陆先生:有啊,是第二作者、第三作者。
记者:为什么带名字?容易毕业?
陆先生:评职称要求第一作者论文1篇、第二作者论文2篇。
滕先生:有贡献啊,同学帮你写了几段,或者搜集资料、数据;也许就是送个人情、挂个名。
记者:你这次带了他的名字,下次他会不会带你的名字?
陆先生:会的,反正不是第一作者,排到第10作者都一样。
记者:可以排到10个吗?
陆先生:有个小飞机遥感项目,我数了一下,作者排到第16位,还得了一等奖。
网友“敛迹”:关键是谁在第一位。后面的,别人也就不在意了。后面的人好比打杂的。第一作者才有分量。如果老师甘愿做第二作者、第三作者,那就有问题了。
记者:一般是不是都得带老师的名字比较好?
陆先生:那是啊,老师还是有人买账,他也得出论文通过考核。不过,一般老师一定要排第一作者才好,第二作者也可以的,合作研究嘛。
滕先生:老师多少会指点一下吧,怎么也是老师啊。
记者:你愿意带我的名字吗?
陆先生:反正我是第一作者,加一个你不嫌多。
记者:为什么不“一并致谢”?
滕先生:“一并致谢”没用,算论文数的时候又不能列出来。
“学术打假卫士”方舟子给本报发来电邮
要想办法规范论文作者“注水”
本报讯(记者李佳)昨日凌晨3时许,远在美国的“学术打假卫士”方舟子给本报发来电子邮件,对于“长尾巴”论文表达看法。他认为,要想办法规范论文作者“注水”。
他说,“长尾巴”学术文章的出现,有文化和现实的双重因素。
文化方面,中国人更讲情面,更爱巴结上级,所以更乐于让领导、同事、朋友在论文中挂名。
现实方面,目前高校特别注重论文的数量,把发表论文的数量多当成学术成就的指标,因此就更有通过在论文上挂名增加自己论文数的动力。反正让一篇论文多几个作者对自己又不会有什么损失,何乐而不为呢?
他认为,围绕学术文章的作者这一话题,最近几件事都反映出“需要加强制度规范”。
他说,第一作者是对该论文的工作做出了最直接、最主要贡献的研究者,一般是指做了论文中的大部分或全部实验的人。如果导师没有对论文工作进行过具体指导,就不宜担任论文的通讯作者或其他作者;如果导师没有对论文有最直接、最主要的贡献,就不应该是第一作者。
现在,国内高校开始要求只有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论文才算数,又出现了一篇论文同时存在几个第一作者和几个通讯作者的奇怪现象。要改变这种现象,必须从制度上着手,改变论文数量的统计办法。比如,一篇论文如果有两个第一作者,那么每个人只能算半篇论文。这样就可以让论文作者“注水”无利可图,有助于减少这种现象发生。
■记者 邸利会
科学新闻09年第14期
7月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曾担任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中心(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NHGRI)15年之久、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HGP)的总协调人Francis Collins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新掌门。除了“强硬”的科学背景,Collins还有另一层身份——虔诚的福音派教徒。
诚如《科学》杂志所评论的,Collins的上任并没有太出乎人们的意料,但最近针对他个人能否胜任这一职位并最终有利于NIH科学事业的发展却引发了不少争议。Collins的遗传学背景会不会导致他忽视医药和卫生领域?他的基督教信仰会不会影响他对科学事业作出合理的决策?目前,争议还远未停息,也没有一个令争论双方满意的答案,但至少说明民众对Collins这位备受争议的科学家的关注。
平衡决策
自1993年起担任NHGRI负责人和HGP总协调人的Collins曾在处理政府研究机构和Craig Venter领导的塞雷拉基因组公司(Celera Genomics)之间的竞争和矛盾过程当中,显示出非凡的协调能力。NIH前任院长Harold Varmus把Collins描述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富有灵感的领袖、杰出的管理者和成熟的政治家,“对于Collins在当下复杂的时期职掌NIH充满信心”。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乐观。华盛顿国家乳腺癌联盟主任Fran Visco呼吁,NIH应当重新重视有关乳腺癌环境诱因的研究,而不应仅仅关注遗传学。
Collins和他的实验室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乳腺癌、前列腺癌、成人糖尿病及其他疾病的分子遗传学和基因组学研究,并且取得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上述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进展。中国科学院基因组所研究员方向东提醒说:“医药、卫生恰恰是他所擅长和专注的领域。”
同时,随着高通量测序等基因组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海量信息处理等生物信息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基因组学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技术平台,将广泛应用于包括医药、卫生在内的生命科学各个领域,也必将促进其他领域的技术革新和理论突破。
“没有哪一位科学家能比Collins博士更能融会贯通于广泛的研究领域。”方向东告诉《科学新闻》,“奥巴马政府在美国经济急剧恶化的形势下选择Francis Collins执掌NIH这一重要科研机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明智之举。”
著名评论人方舟子则认为,Collins一直从事基因组研究,可能会比较注重遗传学方面的资金投入,但他同时强调,美国科研领导人的权力毕竟有限,受到多方的制约,资金发放比较透明,所以即使他的决策不平衡,也不太可能产生很大的影响。
每个科学家都有研究的偏向,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科学院基因组所所长吴仲义认为:“一个主持者的职业背景当然会影响他对该机构的领导,但是否强到足够影响他的政策制定要因人而异。”
信仰问题
Collins并非一开始就笃信基督。最初,Collins把他的父母描述为“名义上的基督徒”;在研究生时间,他甚至认为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此后,在和将死的病人相处的过程中,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宗教观点。随后,他调查了各种各样的信仰,熟悉了支持或反对神的各种观点。渐渐地,他得出了有神论的观点,并在一个秋日下午的远足中变成了福音派基督徒。
2006年,Collins出版了《The Language of God: A Scientist Presents Evidence for Belief》一书。在书中,Collins认为科学发现是崇拜的机遇。他进一步检查并最终拒绝接受创世论和智慧设计论;而他自我的信仰体系则是有神的进化论(他用BioLogos来指代这种信仰)。2008年,Collins成立了BioLogos基金,帮助基督徒将信仰和现代科学融合起来。
一些和Collins关系紧密的科学家认为宗教信仰不会影响他肩负的责任。“在和Collins合作的这么多年,我从没见过他的宗教信仰和他的科学判断之间发生过冲突。”发育生物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校长Shirley M. Tilghman说。
参加国际HapMap计划(The International Haplotype Map Project)与Collins有着长期合作的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曾长青告诉《科学新闻》,他从未见过Collins在作出科学判断时带有任何的宗教意味。
但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Steven Pinker则对于Collins的提名深感忧虑:“Collins 是一个反科学信条的鼓吹者,那么科学界为此质疑他的宗教信条是否会影响其执掌NIH并最终利于科学的发展是合理的。”
加州奥克兰国家科学教育中心政策分析人士Joshua Rosenau一向在学校教育中捍卫进化论,“我们应把他算作是同盟。”他说,像Francis Collins这样的科学家,能表明他个人是如何融合宗教和科学的,这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目前,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在美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进化论的教育和干细胞的研究。方舟子承认,在这两个方面Collins都站在科学界一边,还没有证据表明宗教信仰影响了他的科学判断。但他同时强调,Collins是一个比较狂热的福音派教徒,热衷于宗教活动,最近又出书试图调和科学与宗教,“鉴于科学与宗教有着根本的冲突,担心一名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的人会影响其科学决策,也并不多余。”
“从某种意义上讲,宗教和科学不是绝对的矛盾。”方向东说,“对于宗教的理解,应该更多地着眼于那些具有良好道德的价值观。渴望理解世界,是人们在追求科学过程中的最大动机和满足,这种动机不应该是追名逐利的物质需要,而更应该是一种精神的需要、一种心灵上的需要。”
同样有过科学管理经验的吴仲义并不担心宗教信仰会影响科学:“宗教或许是一个因素,但一个在领导位置的人通常会知道如何避免自己的宗教信仰过分影响他的政策制定。”
争议背后
尽管在民间存在热烈的讨论,但曾长青认为,“Collins被提名是由他的实力所决定的”,而民间的议论不会对最终的上任产生影响。
且不论民众,即使职业科学家对于科学领导人的关注度,在中美之间也存在差异。
“由于体制的不同,中国科学领导人一般由上级直接任命,一般不会事先公布提名听取公众意见。即使任命被事先披露出来,公众也没有舆论渠道可以表示意见,也不敢公开议论,怕得罪了领导。”方舟子告诉《科学新闻》,“而且中国科学领导人一般不会公开宣扬其宗教信仰,公众也无从得知。但是中国科学领导人如果有非理性的信仰,由于其权力比较大,就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例如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有的科学领导人迷信特异功能,大力支持这方面的研究。”
“当然,我们在中国选择领导时也会考虑他的背景,不同之处在于我们不会公开地进行。”吴仲义说,在中国,一个候选人或者已被彻底了解,或者最终任命是很谨严地做出的,所以在此过程中讨论是多余的,人们也就放弃了作太多的评论。
方向东认为关于Francis Collins的质疑和争论, 一方面反映出美国全民科学素质的整体水平较高;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科学家和普通民众对国家重大事务的参政意识较为普及。“在中国,我们每一位科研工作者也需要具有这样强的公众意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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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7月26日“思考周刊”(原“评论周刊”)第33版、35版
本报评论记者周筱赟 采写
采访对象:
丁学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方舟子: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术打假网站“新语丝”创建者
邹至庄:知名美籍华人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博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熊丙奇:上海交通大学编审、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排名不分先后)
近日,西南交通大学正式对外公布,该校副校长黄庆涉嫌博士论文抄袭一事,经该校学术委员会认定成立,决定取消其博士学位,撤销其研究生导师资格。今年3月15日,教育部部长周济在“高校学术风气建设座谈会”上强调,对学术不端行为要像体育界反兴奋剂一样,像对待假冒伪劣产品一样“零容忍”,实行“一票否决”,西南交大的举动,是教育部这一表态之后,国内高校首次对涉嫌学术腐败的高校领导进行处理。
今年以来,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最年轻市长”周森锋、广州体育学院院长许永刚、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等论文抄袭被揭露,学术界的乱象愈演愈烈,至今当事人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实际上,被揭露的学术腐败只是冰山一角,高校不是隔绝于社会的象牙塔,发生在大学围墙内的学术腐败只是整个社会腐败的缩影而已。
学术腐败只是整个社会腐败的缩影
周筱赟:近几年来,有关部门和媒体都在谈反对学术腐败,但是现实情况,却似乎是学术腐败越反越多了。您认为根本原因是什么?
方舟子:近年来进入公众视野的学术腐败事件越来越多,主要是媒体对这方面的报道尺度放宽、更加关注的缘故,未必是学术腐败越反越多。由于有了一些舆论监督,胆小的人可能有些收敛,但是学术造假在当前无疑仍是非常严重的,这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例如,受官场腐败影响的官本位的科研体制,刺激造假的学术评估体制,纵容造假的社会风气,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处罚,对学生缺乏学术规范、学术道德方面的教育,等等,都是原因。
周筱赟:那中国的学术腐败,从制度上怎么解决呢?
丁学良:中国的学术,没希望!比起国内其他领域的腐败,学术界的腐败根本不是最严重的。中国其他领域的腐败太多了,所以学术界自己都觉得这些根本不算什么。我私下里问过一些学术界的人,他们根本不觉得有什么,他们说你还没见过更腐败的呢。
周筱赟:据我曾经在大学就读时的观察,科研经费的申报、使用这块猫腻最多。现在能申请下来经费的就是牛人,然后找一大帮学生低价或免费干活。一些热门的学科,如经济、管理等等,一个导师带几十个乃至上百个研究生的情况很多。
熊丙奇:这就是因为中国的科研机制比较急功近利。葛剑雄教授就曾经说过,现在没有失败的课题,每个课题结项时,都说是成功的。现在的课题,基本都是中短期的,一般一年就要出成果,长期的课题最多也不会超过五年。到了时间就要交差,交差就是论文或专著。这么短的时间,一旦没法交差,现在的机制又不允许出现不成功的课题,就只能去作弊。大学里学术造假形成了风气之后,各个利益关系人都是彼此制约的,没有人会去曝光。
周筱赟:就是说,所有的参与者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只要各方利益都照顾到了,就不会出问题。
熊丙奇:对,现在有一种说法是“做人要厚道”。现在被曝光的学术造假行为,都是做人不够厚道,被那些感觉没得到好处的人举报了。这样反而得出一个反面教训,就是做人不能太张扬,只要把各方利益摆平就没事了。
周筱赟:反而是得出这么一个反面教训。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今年2月,被指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造假、剽窃论文事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就指责打假者祝国光“动机不纯”,称举报者是因为企图收买他不成,才去举报的。其实,举报者动机是否不纯,不会影响是否存在学术造假的定性,重要的是举报的事实是否真实。
学术腐败的根源是利益驱动
熊丙奇:尽管针对这些学术造假,也出台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是,大学里大部分博导、行政官员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他们是反对这类改革的。他们都是现行体制下的得利者,当然会认为目前这种体制是最好的。很多在高校外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申请到科研经费就可以有项目提成,现在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纵向课题(即政府课题,包括自然科学基金、社科基金、部委课题等)算管得严的,一般都在10%,而横向课题(即和企业合作的项目)提成可以高达40%。如果申请到1000万元的科研项目,就可以马上到手100万元,乃至400万元。科研还没做,自己就变成富翁了。
周筱赟:原来如此,怪不得现在的博导都那么有钱。那拿到几千万乃至上亿的项目,岂不是太发财了!据传某大学校长和一位教授聊天,说某老师,据说你现在身家千万啊。那位教授问,校长,你问的是总收入,还是年收入啊?
熊丙奇:这是制度问题,不是这些博导个人的问题。现在的制度,就是把学术当作一个致富的工具了。
周筱赟:这几年经常被揭露的一种学术腐败,是一些海归学者,作为海外引进的人才回国后,夸大乃至编造自己在国外的学术成绩,骗取国内大学的职位,申请到大量的学术经费。还有就是在国外担任全职教授的学者,在国内也担任全职教授,丘成桐教授就曾痛斥这类名不副实的“全职教授”,称北大等名校很多经费都是这样骗来的。
丁学良:这类骗局,大部分都是背后有你看不见的利益勾结。没有利益勾结,这类骗局就搞不下去了。现在又不是30年前还没有打开国门,对国外情况什么都搞不清楚。一些海归的骗子,回国来拿几百万上千万元研究经费的大项目,只有极少数被捅破了。为什么这些学校不去认真地调查呢?其实,就是这些学校从海外找个人回来,去骗政府预算的。这个海外背景的人,就是北京人所说的“托”。现在很多人谈学术腐败,动不动就用道德来分析,其实关键是经济利益。
周筱赟:所以,这个“托”的所谓海外的头衔,到底是真是假就无所谓了,对吧?
丁学良:不对,这个“托”如果是真的,反而麻烦,就是要找个假的!如果他是真的话,成本就很高了。很简单的道理——你如果要把诺贝尔奖得主请到中国作报告,成本就很高,而你如果搞个假的,申报时说我们从海外高薪聘请来一位教授,花了50万元,给他10万元,我们拿40万元,那就一切OK了。搞个真的来,只给人家10万元,人家不干的。我看这些问题,都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我不会说这些人道德上有问题,他们这些行为背后都是有利益驱动的。
改变中国科研体制不能解决学术腐败
周筱赟:以您的接触,您觉得目前美国是否存在学术腐败,情况如何?
邹至庄:如果说学术腐败,你是指学生使用他人的文章来作为自己的,或者是教授使用他人的文章来发表。这样的情况在美国也有发生,但是并不常见,因为老师和那些审阅期刊文章的审阅人有足够的能力去抓住那些学术冒犯者。
周筱赟:很多人谈到科研体制的设计缺失,导致中国的学术腐败,您对此如何看?
邹至庄:改变科研体制不能解决学术腐败问题。在中国,这个问题存在于许多有影响力但却没有什么学识的学者身上。而美国的学术界是很有才智的,学术界的大多数成员负责研究经费和申请科研经费项目质量的审批。因此,拿到科研经费通常是一个有好的研究课题的标志。在美国,在一个教授获得研究经费后,他将不会有太多的机会去“剥削”学生,因为研究生们可以自己选择论文导师或为哪个教授工作。教授们不得不为了聘到好的学生而竞争。在中国,当学生进入研究生院时,他们就会被分配去为某一个指定的教授工作。 也许这就是中国的教授们可以“剥削”学生的原因了。(在这里,我给“剥削”这个词语以宽泛的定义)。
周筱赟:您认为设计一套制度无法解决学术腐败问题?
邹至庄:正如我刚才说的:剽窃的问题是不能依靠设计一套制度来解决的。美国可以防学术不端行为是因为院系教师有高水准的学术知识。要想欺骗有知识的人是很困难的。在中国,有人剽窃是因为看到其他的人剽窃并且成功了。一个有水平的学者可以分辨出劣质和剽窃的研究报告,并且可以确定剽窃在他们那里是行不通的。在(中国的)学术界的水平没有提高以前,你说的问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解决。关于学术上的不诚实,一个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低水平的学者们不了解最前沿的科研以及没有能力判断是否为原作。
周筱赟:美国学术腐败比较少,到底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呢?
方舟子:美国的高校、科研机构比较独立,不受政府官员领导,没有官本位的弊端。科研资金的分配由同行评议,而不是由外行的政府官员说了算。机构内部由科研人员掌握学术权力,行政人员是为科研人员提供服务的,而不是管人的。高校、科研机构是非赢利机构,不搞产业化、商业化。科研人员有较充分的学术自由。对学术造假的处罚非常严厉。这些制度设计确保了学术界相对比较纯洁,不容易受其他领域的腐败和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也就可以防止学术腐败的发生。
美国的大学校长职责不是做研究
周筱赟:中国的大学,完全靠行政主导,而不是靠学术的信用。
熊丙奇:在对高校教师的评价里,基本上是院长、系主任说了算。就是说,行政权和学术权是连在一起的,表面上都是教授,但其实都是行政权在起作用。他们的管理完全是看重数字,这是学校领导的政绩。这个学院今年发表了120篇论文,那个学院发表了100篇,这个学院就比那个学院好。所以,其实从学校自身来说,是有鼓励学术造假的冲动的,也是不愿意曝光学术造假行为的。
周筱赟:目前国内的大学行政化,不同的高校有不同的级别,校长、书记凭借权力都是教授、博导。但由于有大量行政事务,没有时间从事学术研究、指导学生,近期揭露的几个学术腐败事件,都是学生抄袭,导师挂名。当然,导师挂了名,就要负责。在西方,校长同样需要处理大量行政事务,他们是如何设计学校的权力结构呢?是否行政职务和学术职位完全分离?
邹至庄:在美国,大学的校长们把大部分的精力用在行政上面,只有少数仍然坚持做研究。研究的工作留给了教师和研究生们。
方舟子:美国高校的校长不是由政府部门任命的,而是由学校董事会挑选、任命的,向董事会负责。公立学校的董事会是由选民投票选举产生的,向选民负责。校长的职责主要是搞好管理和拉资助,而不是做学术研究。他们不一定是学者。我读研究生时,我的母校的校长原来是美国银行的常务副总裁。现在的校长是学管理出身的,一直从事学校的行政管理工作。他们都不从事学术研究。有的校长本身是科研人员,但当了校长就不再做科研了,或者只维持一个规模不大的实验室。例如密歇根大学的校长原先是生化学家,已不做科研了。又如加州理工学院的前校长、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卫?巴尔的摩一直在做科研,但只带4名研究生,这在国内是难以想像的。
周筱赟:我们经常听说,国外可以允许一个教授10年不出任何成果,而国内的课题,都要求短期就出成果,这才导致学术抄袭频发。我很想知道,国外的体制怎么保证这个教授10年不出成果仍然是称职的教授呢?毕竟学术职称不是作风险投资,预测这个人将来是否能出成果。他可能经过10年的积累有重大成果,也可能什么也没有。
方舟子: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也是极为罕见的特例。国外教授同样需要经常发表论文报告自己的科研成果,证明自己的科研能力。一个助理教授如果没有发表足够的论文,是不可能升为终身教授的。终身教授虽然不发表论文不会丢饭碗,但是没有论文是难以申请到科研资金的,也就无法继续从事科研。这种教授也不可能带研究生。
周筱赟:请问普林斯顿大学的情况如何呢?
邹至庄:只有获得了终身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正教授和所有副教授和其他许多美国大学的正教授和部分副教授都是终身教授),才会冒险去做10年以后才有结果的研究。没有终身教授头衔的助理教授,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足够的研究成果才可以晋升为终身教授。
解决学术腐败需要公正的同行评价
周筱赟:我觉得中国人缺乏基本的学术规范意识,和从小学开始的应试教育有关。让学生死记硬背,考试完全复制标准答案,作文里摘抄一些名句,就能得高分,根本没有培养“凡是引用他人语句、观点,不注明出处就是抄袭”的观念。反而都是在鼓励抄袭。乃至什么“天下文章一大抄”,根本不以此为耻。今年4月,云南中医学院院长李庆生被指论文抄袭,校方组织的调查鉴定结论竟然是“过度引用”。
方舟子:美国学生从小就有学术规范方面的教育,知道抄袭可耻以及如何避免抄袭。本科生、研究生也有关于学术规范、学术道德方面的课程。学生抄袭会被取消成绩,乃至被开除。
周筱赟:在国外,即使有严格的制度,也很难完全避免没有学术腐败。那事发后的惩处制度就很重要。一旦被发现,如何处理呢?能否举几个近期比较重大的例子呢?
方舟子:一旦经过调查认定有学术不端行为,会指名道姓地公布调查结果,由学校、科研机构做出行政方面的处理(降级、开除等),政府部门则会做出禁止其几年之内申请政府资金、在政府委员会任职的处罚。严重的还会被追究法律责任。最严厉的一个例子是,2005年,原佛蒙特大学医学院教授波尔曼被发现在1992年到2002年期间,捏造数据申请获得290万美元资金。美国政府为此终身禁止波尔曼申请联邦政府科研基金和参与联邦政府项目,并对波尔曼提起刑事诉讼。波尔曼认罪,同意支付19.9万美元的罚款,被判入狱1年零1天。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科研诚信办公室在7月7日宣布,阿拉巴马大学助理教授Juan Luis Contreras的7篇论文伪造实验结果,禁止其在3年内申请政府科研资金和在政府委员会任职。
周筱赟:在国外,对于论文的质量,有一个学术共同体做出圈内公认的评价,这种同行评价,对国内有什么借鉴?
方舟子:同行评价并无一定的标准,论文被正面引用的多少,资金申请时同行评委的打分情况,升职称时同行做的鉴定,是否被权威期刊邀请写综述,是否被学术会议邀请作主题报告,是否担任学术期刊的编委,是否获得重要的学术奖,等等,都能反映同行评价的情况。国内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的资金发放借鉴了国外同行评价制度,由科研人员提出资金申请,交给多位同行匿名评议、打分,根据分数高低决定是否给予资金支持。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仍受许多因素的干扰。
周筱赟:现在国内评定论文质量只能看发表刊物的档次,以及数量。前者就导致学术期刊黑幕,后者则导致大量低水平重复。这个问题,美国如何解决呢?
邹至庄:在美国有很多好的期刊都是由一些在该领域被公认是权威的人来编辑的。在它上面发表文章是做出高质量研究的标志。中国目前在许多领域都还没有这样的期刊,因为学者们在那些领域还不是权威。许多中国的大学把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作为评判教师质量的标准。就像我们先前讨论过的中国学术界别的缺陷,一个学术共同体不能单靠设计来建立,没有充分的优秀分子是不行的。
我记得曾经有个来自中国高等教育的教育家代表团访问普林斯顿大学。他们想找到让普林斯顿大学成为顶尖学府的组织章程,并且希望把它搬回自己的大学。我告诉他们,让普林斯顿大学优秀的是它的教师。如果你们可以找到同样优秀的教师到你们学校教书,那么你们的大学就会和普林斯顿大学一样好。
为了解决学术腐败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些学术领导人来作榜样。我欢迎中国学术界同仁提供建议来解决这个问题。希望我们一同努力来改进学术风气。
(熊丙奇访谈部分由亓坤坤、胡梅录音整理;邹至庄访谈部分由张燕燕译,邹至庄、北京大学沈艳教授校订)
方舟子接受采访原文:
维生素C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与维持结缔组织的正常代谢有关,也是保护性抗氧化剂。成年人每天维生素C的摄入推荐量为90毫克,不宜超过2000毫克,过量摄入维生素C会导致胃肠紊乱、肾结石和过量铁吸收。一瓶维C饮料的维生素C含量大致相当于一天维生素C的推荐量,对饮食中缺乏维生素C的人有益处(缺乏维生素C会得坏血症,可产生牙龈、粘膜、皮肤和身体其他部位的出血、渗血。),多喝不会有特别的好处,有的人宣扬多摄入维生素C能预防感冒、预防癌症,这些都没有充足的科学依据。但只要不是一天喝很多瓶,不会超过最大摄入量,也不会有什么害处,和水果、蔬菜一样,不必标注适宜人群。
如果要补充维生素C,最好还是通过吃蔬菜、水果来补充,不要靠喝饮料。吃蔬菜、水果除了补充维生素C,还能补充其他营养素。比如喝一瓶维C饮料,还不如吃两个橙子,其维生素C含量就可满足人体的需要,还能补充其他营养素和纤维素。饮料中通常还含有色素,对人体并无益处,反而可能有害。
维C饮料的价格虚高是肯定的,因为维生素C非常便宜,每瓶维C饮料所加的维生素C量不过是多了几分钱成本而已。
维C饮料比普通饮料价高四成价格虚高
作者:张谷微 周洁璐
2009-07-22 新闻晨报
价格虚高:所添加维C的量成本仅几分钱 成分不明,营养究竟几何没有明确标注
“满足每天所需维生素C,相当于5个半新鲜柠檬”……维C饮料近来悄然走红,不过记者昨天在采访中了解到,维C饮料存在价格虚高的现象。而有关营养学专家表示,维C摄入应当适量,过量摄入反而易致人体维C缺乏。
昨天记者在浦东的一家大型超市的饮料专柜看到,上下几排陈列着琳琅满目、包装雷同的维C饮料。清一色的半透明塑料瓶,白色瓶盖,包装纸上印着形似的柠檬图案,产品名称里也不约而同地有个“C”字。据记者观察下来,这些维C饮料的价格普遍要比旁边的普通果汁饮品昂贵。如同样是450ML左右的瓶装饮料,维C饮料的平均价格为3.9元,而普通果汁饮品却只要2.6元。业内人士透露,维生素C非常便宜,每瓶维C饮料所添加的维生素C量,就成本而言不过是几分钱而已。但维C饮料一上架,身价比普通饮品要贵40%左右。
记者还注意到,某款柠檬复合维C果汁饮料的瓶身上并没有营养成分表的标注,因此无从知晓其维生素C的含量究竟是多少。
中国食品与农业标准化研究所副研究员、食品工学博士许建军表示,虽然我国目前对营养成分标注还没有强制性的要求,但加拿大、美国等不少国家的饮料、食品标签上均有标注营养成分表,而且我国相关标准也明确表示国家鼓励食品标注营养成分含量,以便消费者能够一目了然,这也将成为未来的一个趋势。
[观点调查]
观点:喝维C饮料能取代水果
营养学家:过量摄入反而易致人体维C缺乏
维C饮料是否可以随便喝?喝维C饮料真能取代吃水果吗?杨浦区中心医院营养科专家伍配英认为,维生素C是人体所需的重要营养素,但营养学界也普遍认为,过多摄入维C没有必要,对人体最健康的饮料还是“白开水”。一般针对一些特殊人群,如运动量大出汗多、压力大的人群,才需要补充较多的维C,可以适当饮用维C饮料。
记者在不少维C饮料的配料表上看到,食用香精以及柠檬酸钠、果胶、维果灵等食品添加剂被普遍使用,当然还普遍添加糖分。伍配英介绍说,维C活泼的理化性质决定了它容易被破坏,比如受到光照后,其性质就会不稳定,因此食用饮料和新鲜水果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同时,如果摄入过多维C还易造成维C依赖,一旦扩充了身体对维C的需要量,以后减少补充反而有可能导致人体维C缺乏。
知名独立学者方舟子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成年人每天维生素C的摄入推荐量为90毫克,不宜超过2000毫克,过量摄入维生素C会导致胃肠紊乱、肾结石和过量铁吸收。方舟子表示,一瓶维C饮料的维生素C含量大致相当于一天维生素C的推荐量,对饮食中缺乏维生素C的人有益处,但多喝不会有特别的好处。
观点:多摄入维C能防癌防感冒
营养学家:没有充分依据
记者在一些超市采访时观察到,选购维C饮品的消费者大多为学生和白领,几乎清一色为女性。“满足每天所需维生素C,相当于5个半新鲜柠檬”,一些维C饮料的广告,让人怦然心动。在某办公楼上班的刘小姐就说:“多补充维生素对皮肤很好,又解渴又能美容。”
维C饮料的功效真像某些广告里宣传的那么神奇么?方舟子表示,有的人宣扬多摄入维生素C能预防感冒、预防癌症,这些都没有充足的科学依据。
营养专家建议,如果要补充维生素C,最好还是通过蔬菜、水果来补充,不要靠喝饮料。吃蔬菜、水果除了补充维生素C,还能补充其他营养素。比如喝一瓶维C饮料,还不如吃两个橙子,其维生素C含量就可满足人体的需要,还能补充其他营养素和纤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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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7月22日长江日报
好像日食时,一切的光亮都收进了太阳的毛孔:只见许多歌唱着的精灵辉映闪耀,像流星一般在夜空中疾驰来往。
———雪莱
作为纯粹天象的日食,进入国家话语、社会话语和个人话语之后,便呈现出事物的复杂性和解读的丰富性。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日食,诚如是。我们特邀请五位嘉宾,各抒己见,不拘一格,畅谈日食。
胡 坚:青年作家
Penn:北京企管人士,资深天文发烧友
安平:林业工程师
方舟子:旅美学者,现主要从事专栏写作和网站建设
何二:娱乐记者,资深“狗仔队”
借我一双科学的慧眼?
问:现在资讯发达,科学昌明,正常智力的人可能都明白日食是怎么回事。然而,专家们却不断提醒要防止迷信和恐慌心理,是不是有点关怀过度了?
方舟子:即使在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具有科学素养,“天人合一”、“天谴”、“天责”的传统观念深入人心,迷信的市场并不小。此外,还有一些伪科学说法在网上流行,例如声称日全食能诱发大地震。为此做一些科普,防止迷信和恐慌心理,还是有必要的。
Penn:我以前在北京郊区做观测,郊区的人对很多天文现象毫无了解。迷信在一些地区确实存在,防止产生迷信也是在负责任。比如我这次回武汉跟朋友说起这事儿,他们有的就马上给在农村的父母打电话。
胡坚:恐慌不是科学就可以消除的。科学作为认知世界的方法之一,和精神层面上的恐慌相比,要低一个层次。一个是技术层面,一个是精神层面,除非把技术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但这很容易走入褊狭———英语里有个词scientism(科学主义),这个词不是褒义词。
玄学、科学都是认知世界的方式,等级无差别,效率有高低。科学,是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认知世界最有效的方法。
安平:“资讯发达”我承认,“科学昌明”大概还谈不上。科学昌明和迷信与否可没有必然联系———卫星送上天的国家也有可能是迷信最盛行的国家。
我估计,专家们都知道“迷信”还普遍存在,所以你不能说是“关怀过度”。当然,顺便想想,为什么今天大多数人受了一辈子无神论教育却还会迷信、还需要这样提醒,对“科学昌明”,当是件好事。
何二:这个其实很好理解,专家们也需要曝光率嘛。娱乐至死的年代,人人都有颗想红的心。所以专家也需要自己的名字见见报,需要上电视露露脸吧。毕竟专家不受群众待见,这“专家”的名号就不够响。名号不响也罢,被认为浪得虚名就不好了。不过这年头,大家不迷信封建思想了,也没什么人迷信专家了吧。
日食来了,有话请讲
问:电影《庐山恋》里,谈情正酣的张瑜高喊“我爱祖国”。这次日全食将持续6分钟,在这段时间里,你会想些什么?有什么话要对太阳说的?
安平:谈情说爱的时候能高喊“我爱祖国”,主角当然是个相当有觉悟的人。假如我也这么有觉悟,就会想到当时还有很多人没办法高喊、没机会谈情说爱的。我觉得,在看日全食的时候,最好还是心无旁骛地尽情欣赏。事后,感慨什么、高唱什么,都是有可能的。
何二:我当然是希望瞬间有很多我的仰慕者告白,在这次将持续6分钟的日全食中,大声地呼喊我的名字。这样我很可能会成为一代名记,登上次日的头条。不过靠谱点的预想,日全食发生,众人惊呼,我被吵醒,然后睡眼惺忪的什么都没看到,于是决定继续倒头大睡。当然如果大家都愿意的话,我也没理由不愿意高喊“我爱祖国”。
Penn:这次我要拍摄日全食,所以不太会有时间想些什么。真要想点什么,我会去感受自然的壮丽景观,个人在宇宙中的渺小。
方舟子:我已看过几次日食,包括去年8月1日的日全食。看了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并没有因此油然而生“敬畏”之心,也不觉得是多壮观的一件事。
看还是不看,这是个问题
问:这次日食你怎么看待,会去看吗?
方舟子:也就是看个新鲜,时间碰巧,也就看了,不会为此大费周折。
安平:绝大多数人大概都是看热闹的,其中有那么一些也可以算作是“凑热闹”。“凑热闹”也没什么不好,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起码,一众人仰头看天,不必被怀疑为群体性流鼻血。
至于我本人,就是到了,看了,知道了,和那些辛辛苦苦登珠峰的人,是类似的意味。顺便说一句,自然现象有时是可以止争的,希罗多德《历史》记载说,吕底亚人和美地亚人因为日全食停战。
Penn:当然会。机会难得,而且在武汉老家,对我来说,意义很不一样。
何二:这个说不准,据说日全食观测时间是早上八九时左右,如果起不来床,那就没得看啦。其实我对天象很好奇,曾守着CCTV看转播日食,但后来发现也没有什么惊喜。所以对什么流星雨、日月食,两星相撞这些,我选择保持好奇心而不凑热闹。
胡坚:日食是一个时间维度的坐标。时间和数学一样,是一个被人类制造出来的体系,天体运动就是依据和参照。马克·吐温有个穿越小说,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穿越回去第一件事情就是遇到日全食,确定他真的回到了亚瑟王朝,并以预言日食打开了他在亚瑟王朝的局面。
天体运动,日食,时间,和每一个人相关,不由你不承认。中国古代讲老百姓的“自由”问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有何哉”,这是什么意思?逃得过皇权,逃不过时间。
狂欢需不需要理由?
问:日食也不是个什么很稀罕的事,中国境内就连续几年发生日全食,但现在好像是全民追太阳,国外友人都来了好几拨。一个自然现象引得众生癫狂,大家是不是没有别的事情可千了?
何二:人们可以干的事情很多,但是如今能够全民参与的集体活动不多,大家似乎不是埋头工作,就是埋头当宅男宅女。另一个层面,有时候大众会误会媒体的报道,比如狮子座流星雨当年不也是说千年难遇吗?但冷静想想,除了狮子座,还有水瓶、巨蟹、天蝎等等星座的流星雨可看嘛。
所以也没什么可稀罕和遗憾的,反正再怎么看,也就是一堆星星飞来飞去,又不会有什么大的差别。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夸大了“难得一见”,以免主观期待值太高,最后却被客观事实给打败。
胡坚:你的问题很精英。很多年纪大的人,其实不明白日食是怎么回事。从个人的意义上讲,这还是个时间的参照问题。为啥很多人觉得哈雷彗星很重要,是因为一辈子只能看到一次,最多2次。少年时看一次,再见时,已是垂暮之年。
方舟子:有商家炒作的成分,把日全食炒作成了百年不遇,不看后悔的奇观,乘机刺激旅游,推销观察日食的设备。其实对普通人来说,日全食持续6分钟和持续1分钟又有什么区别?看太阳被月亮遮掩和被乌云遮盖,又有多大的区别?这种奇观,其实没有太大的可观赏性。
Penn:不至于没有别的事干吧。天文爱好者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普通人很亢奋,我没怎么见到。这次日全食持续时间长,又经过不少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地区,人们给予很高关注,也很正常。
安平:就当是狂欢吧———我觉得东亚文化中缺少狂欢的气质是件相当让人难过的事情。我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巴西狂欢节的镜头,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问题:他们没别的事情干了吗?没办法,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要“有正事”,做的事情要有意义、有价值。现在有这么多人大张旗鼓看日食,我觉得挺好,说明“他们没别的事情干了吗”这样的问题少了。这样的问题越少越好。
问:何二你是娱记,人人追日食这声势,跟追明星、追偶像有没有相似的地方?
何二:我觉得最主要的相似点,就是匪夷所思。粉丝们去看偶像的演唱会,会购买荧光棒等“无厘头”的周边产品,没想到追太阳也要买周边产品———观测镜。而观测镜偏偏是听起来很高深,其实毫无科学含量可言的东西。我最搞不明白的是,居然还那么多人买,还那么多地方都卖脱销。这个现象可能比真正看到的日全食景象更奇妙吧。
有人欢喜,有人愁?
问:国家就日食专门下发通知,有人打趣说,“日全食惊动了中央”,各地政府部门也如临大敌。一个自然现象好像成了一个公共危机事件,有那么严重吗?
何二:这个说来比较复杂,但是也并不严重,反正什么事参与和关注的人一多,就需要管理和协调。当然至于怎么管,管得好不好,就是另回事了。
安平:一点都不意外。古时候,这何止是惊动,那是大事情。对“惊动”感到意外的人,就不要看日全食了,应该赶紧补补国学课。至于说“如临大敌”,那也不怪日全食。
当然,关心有时候太具体了,具体到会显得多此一举。我看到有家媒体郑重提醒读者,在抬头看太阳的时候要捂紧钱包,不要正在开车时看日全食……我当时有个感觉,就是这媒体内心深处对有兴致看日食的人的智力水平,是充满怀疑的。
方舟子:到时候会有大量的人员流动和聚集,为避免出现意外,乃至引发“群体性事件”,做好公共危机的准备还是有必要的。不过,专门发通知,可能间接帮了炒作的忙。
Penn:我觉得,这是政府负责任的表现。毕竟有几分钟的“黑夜”,对交通什么的都会有影响。
胡坚:人多容易出事,注意安全呐。挤压、踩踏、中暑以及恐怖袭击,都要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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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17华西都市报
本报西南交大副校长“抄袭门”事件的报道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也引来了国内著名学术打假人方舟子的叫好。方舟子认为,西南交大能对一位位高权重的副校长的学术不端行为“动真格”,这在国内学术界也非常罕见。
对副校长“动真格”好
“虽然拖了两年,但西南交大校方敢于对一位副校长的学术造假行为进行处理,非常难得,在国内也非常罕见!”昨日,方舟子在电话里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西南交大的果断处理连连叫好。
“一些高校学术造假事件最后大多数都是处理涉嫌其中学生告终,而对涉嫌造假的老师都不会‘动’。”方舟子认为,现在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不愿意处理学术造假事件,认为是丢人的事情。学术造假本身是丢人,但处理了就不丢人,反而能够提升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公信力。西南交大处理学术造假事件的做法,走在了全国高校的前面。
7%应该算是严重抄袭
有媒体报道,黄庆在这次大会上认为他被指抄袭的博士论文第四章,只占了全部论文的7%,因此学术委员会的处理结果“有点重”。对此,方舟子并不赞同。“按10万字算下来,7%就占了7000多字,这算是严重抄袭了。” 方舟子认为,如果是引用了别人成果,则要在自己的论文里注明。“你不注明是引用的别人成果,不知情的人就以为是你自己的成果,这就是一种抄袭”。到底抄袭了百分之几才算抄袭呢?国内一些高校流行这样一种界定法:即抄袭了30%以上才算是抄袭。“我也不赞同,学术倡导严谨,抄了几句话也算抄袭”。
应该有个统一评判标准
“对学术造假的评判,部委推给了学校,由高校成立学术委员会进行审查。而学术委员会依附于高校,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很难对学术造假行为‘动真格’。 ”方舟子认为,目前国内学术界经常出现造假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问题,很多人造了假而没有追究个人责任,同时,光追究个人责任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方舟子呼吁,教育部、科技部等国家部委应该成立专门的查出学术造假的机构,制定统一的查假标准,对揭露出来的事件进行认真的调查、处理,这样才能对学术造假之风予以根本的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