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UFO学乃是太空时代的神话。我们现在以外星人取代了天使。它是创造性想象的产物。它提供了一种诗意的和存在主义的功能。它寻求给人在宇宙中更深刻的根基和走向。它是我们对神秘的渴求的表现……我们对超验意义的期望。奥林匹亚山上的众神已被转化成了太空航行者，在梦中将我们转运到其他领域。

                 
——保罗·克兹（Paul Kurtz）

   
这个现代神话开始于1947年6月24日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一名32岁的美国商人肯尼斯·阿诺德（Kenneth
Arnold）架着一架单引擎的私人飞机在华盛顿州的卡斯卡德（Cascade）山上飞翔。在3点钟左右，他看到前方大约20英里处，有一串9个总跨度为
45到50英尺的闪光的物体以极快的速度在山颠上滑翔。他估计它们的飞行速度为每小时1656英里，大约是当时最快的喷气式飞机的三倍。大约4点钟，阿诺德在亚奇玛（Yakima）降落，向几名飞行员描述了他所看到的奇怪景象。稍后，他起飞前往俄勒冈州的盘得敦（Pendleton），降落的时候，发现已有一群记者在等待他，要他描述他所看到的神秘飞行物。他一开始不知用什么来形容比较好，先是认为它们看上去像是在波涛上穿行的快艇，或像在风中飘扬的中国式风筝的尾巴，最后他说：它们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碟子在水面上飞掠而过。一位记者在报道时便将它们称之为“飞碟”，从此飞碟成了不明飞行物(UFO)的同义词，尽管并非所有的不明飞行物都被描述成碟状。

   
阿诺德做为一名相当成功的消防器材推销员和有经验的飞行员，看上去不像是在有意说谎或想出风头。批评者认为他或者是出现了幻觉，或者是的确看到了某种现象但描述有误。当时有一位科学家指出，人眼不可能分辨20英里外的跨度为45到50英尺的物体。阿诺德一定估计错了距离，他所看到的物体要比他估计的近得多。它们很可能是一队军事飞机以亚音速在飞翔，在近距离观察时速度显得出奇的快。美国空军不愿说明当时是否有飞机在那个区域执行任务，他们认为阿诺德看到的不过是海市蜃楼似的光学假像，是由于在气流的作用下，山尖看上去就像是在浮动。

   
不管阿诺德究竟看到了什么，飞碟时代从此开始。在随后的几天内，在美国各地纷纷有人报告在空中发现了类似的飞行物，许多成了焦点新闻。这个趋势有增无减，光是当年独立节的那一周，一天之内关于看到UFO的报告就多达百起。平民百姓们猜测UFO可能是美国军方在秘密测试的军事飞行器，而美国军方却担心UFO
可能是外国（特别是苏联）的新型军事飞行器。在1947年到1952年间，美国空军对UFO报告进行了秘密调查，得出结论说UFO对美国国防并不构成威胁，因此无需加以重视。

   
与此同时，UFO的业余研究者也开始出现。到1950年，已有关于UFO的通俗读物上市。在1949年下半年，当时很流行的一份男性通俗杂志《真实》（True）约请一位海军陆战队的退役少校唐纳德·基侯（Donald
E.
Keyhoe）写一篇关于飞碟的研究文章。1950年1月，《真实》发表了这篇题为《飞碟是真的》的文章，引起轰动。在文章中，基侯声称飞碟是来自太空的飞行器，但是他并没有出示任何证据，而是根据一个奇怪的逻辑：因为他所接触到的美国空军的高层人士都不愿谈论UFO。他争辩说，美国军方避而不谈UFO，一定是因为想要掩盖某种极为重要的事情，而还有什么是比UFO是真的，而且来自外星人更重要的？美国军方想要掩盖真相，是因为担心公众一旦知道飞碟是外星人的飞行器，会引起恐慌。一旦基侯抱定了阴谋论的立场，那么美国军方对UFO的任何解释或否认，就都被当成了军方试图掩盖真相、飞碟是真的新证据。这篇文章，标志着UFO业余研究者与美国政府为敌的开端。

   
就在美国空军确信UFO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时候，UFO的报告却突然激增。在1952年，六个月内，全美各地报纸上关于发现UFO的报道竟多达
16000条。人们纷纷向美国情报部门报告、询问UFO的情况，情报部门的正常工作受到了严重影响。美国军方有了新的担心，怀疑可能是敌对国家在捣鬼，有意大量炮制UFO的报告，以破坏美国军方情报工作，乘机偷袭。1953年1月，中央情报局请了5名著名科学家到华盛顿商讨对策。这5名科学家在研究了
UFO的报告后，认为UFO本身对国家安全不构成危险，但是美国社会对这些现象的报告持续不断的重视，却可能成为一种威胁。他们建议军方对UFO的研究（从1952年起叫做蓝皮书计划）重点，不应该是收集和分析有关报告，而是用于消除公众对UFO的疑虑，对公众进行教育。

（美国军方发布蓝皮书计划结果）

   
但是美国军方并不觉得有对公众进行教育的必要。他们决定低调处理此事，对蓝皮书计划不再重视，原有的10名工作人员被削减为3名，只包括1名军官、1名士兵和1名秘书负责接收、处理全国各地有关UFO的报告。进入60年代后，随着美国航天技术突飞猛进，宇航员多次飞上太空，阿波罗登月计划也在大张旗鼓地进行，美国公众对太空的兴趣日益浓厚，许多人认为有必要认真对待UFO是外星人飞行器这种假设。而美国空军对此的漠视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1966年3
月，在密歇根州发生了所谓“沼泽气事件”，有一百多人，包括一些警察，报告在大学城安阿伯（Ann
Arbor）附近的一个沼泽地的上空看到了UFO，这一现象持续了3月20日和21日两个晚上。特别是在3月21日晚上，希尔斯戴尔（Hillsdale）学院的87名女学生都报告通过她们宿舍的窗口，看到了在沼泽地的上空有一个闪亮的球体持续飞行了大约4个小时。目击者中还包括学院院长。这一消息成了全国新闻。蓝书计划的一名科学顾问根据密歇根大学科学家的意见，将这个现象解释为沼泽气体自燃所引起的。这个解释让许多密歇根人觉得受了侮辱。一名来自密歇根州的国会议员乘机要求国会对UFO进行全面的调查。4月5日，众议院军事服务委员会对UFO举行了听证会，召集空军部长、蓝皮书计划的主任以及蓝书计划的科学顾问作证。空军部长作证说，自从1947年以来，空军聘请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和顾问，对10147起UFO报告做了调查，其中9501起被确认为人类飞行器和天文、气象等自然现象，剩下的646起，由于提供的信息不足，无法做出充分的判断。他的结论是：“在过去的18年对UFO的调查，还未发现对我们国家安全有任何威胁，没有证据表明不明物体代表着现有科学知识所无法理解的新事物或原理，也没有发现地外航行器的证据。”

   
空军部长的作证根据的是那一年的2月份，美国空军的一个委员会对蓝书计划所做的审查结果。这次审查确信绝大部分UFO都有合理的解释，少部分因为证据不足无法解释的，也不会对国家安全有威胁。但是这个审查是从军事角度进行的，并不排除对某些UFO现象做更仔细的研究，可能具有科学价值。因此，该委员会建议从大学聘请一批自然科学家和心理医生选择某些UFO报告做更仔细的调查。在国会听证会后不久，美国空军宣布他们将资助某个大学独立地研究UFO现象，看是否能发现其中有任何科学价值，能增加新的科学知识。美国空军保证研究人员可以完全自由地使用蓝皮书计划的资料和提供帮助。但是美国的名牌大学，包括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都拒绝接受这个研究项目。这一年的10月，科罗拉多大学宣布接受这个项目，主持人为物理学家爱德华·堪顿（Edward
U.
Condon）。1969年，科罗拉多大学出版了《不明飞行物的科学研究的最后报告》，一般称为“堪顿报告”。

（爱德华·堪顿）

   
堪顿报告由36名多个领域的专家参与写作，长达1465页，从视觉生理学、光学、天文学、气象学、心理学、工程学等角度对UFO目击描述、照片和雷达记录做了充分的分析，并实地调查、采访目击者。例如，从视觉生理的角度，它指出，人的视觉并非总是可靠的，在特定的情况下很容易不知不觉地产生错觉，最常见的问题是对物体的距离和大小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近处的小物体可能被当成远处的大物体。另一类视觉问题是眼睛对光线的适应性，例如，如果人们在黑暗中盯着明亮的光源看，在光源熄灭后，由于视网膜未能及时适应光线变化，观察者还会继续看到光源的余像，虽然较不明亮和模糊，但会持续一段时间再逐渐消失。在观察者移动眼睛时，余像也会跟着移动，这时观察者就会误以为有一个物体在前方以极快的速度移动。余像的问题无疑导致有些人误以为见到了UFO。自动运动是视觉的另一个问题。如果人们盯着一个没有参照物的明亮光源，例如一颗孤独的明星，它即使是静止的，也会让人觉得是在移动。这也导致了某些UFO报告。照片虽然不会产生类似的错觉，却有别的问题：容易伪造，以及因光学和机械因素产生的假象。雷达记录也不像一般人设想的那么可靠，因为气候因素和机械设备失灵也会产生假记录。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们在讲述自己的经历时，为了吸引听者的兴趣，容易无意之中加以夸大，叙述的次数越多，越不可靠；在一群人同时目击一个现象之后，在议论时会互相影响，不知不觉地修正自己原有的看法，最后会形成一种共识，也就是说，即使是诚实的人，甚至是一群诚实的人的一致描述，也不一定可靠。总之，堪顿报告的研究结果，和主流科学界的看法是一致的，除了捏造的报告之外，在有充足的信息时，UFO都有合理的自然解释，属于天文现象（大行星、流星、彗星等）、气象现象（碟状的云彩、球状闪电、云层折射产生的光学假像等）、人类飞行器（气象气球、飞机、人造卫星等）和其他自然现象（鸟群、灯光等）。堪顿报告的结论是：

（看上去像飞碟的云彩）

（雷达其实很容易产生假记录）

   
“对我们所获得的资料进行仔细考虑之后，我们的结论是，对UFO做更广泛的进一步研究，很可能不会满足科学会因此获得进步的期望。

   
“有人争辩说，UFO研究对科学缺乏贡献，是由于对这个课题很少做科学的努力。我们不同意这个看法。我们感到对这个课题很少做科学研究的原因，是由于那些最为相关的科学家，包括天文学家、气象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心理学家，已经有充分的机会探讨这个事物，并分别决定UFO现象不会是一个探索重大科学发现的有成果的领域。”

   
在堪顿报告发表32年之后，仍然没有人通过研究UFO现象而做出任何科学发现。堪顿报告同时批评了那种认为探讨UFO有助于培养青少年的科学兴趣的说法。这种说法在中国还颇为常见，有必要引用一下这个批评：

   
“我们希望引起公众注意的一个相关问题是，在我们的学校中存在着错误的教育方式，即许多儿童被允许，如果不是被积极鼓励的话，将他们的科学学习时间用于阅读上面提到的那类UFO书籍和杂志文章。我们感到，将不合理的和错误的资料当成科学上成立的东西加以吸收，对儿童教育具有危害性。这种学习是有害的，不仅是因为这些资料本身是错误的，而且因为这种学习妨碍了与科学证据相关的批评能力的开发，而这种开发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成为每一个美国人的教育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强烈地建议教师们避免支持学生阅读现有的UFO书籍和杂志文章做作业。教师们如果发现其学生在这方面有强烈的动机，应该试图将他们的兴趣转移到认真学习天文学和气象学，以及批评性地分析那些根据错误的推理和虚假的数据所提出的奇怪主张。”

   
美国科学院审查并支持堪顿报告，堪顿报告获得了科学界的普遍赞扬，被认为是对UFO现象所做的最充分的科学研究。堪顿报告并不否认地外文明的存在，相反地，它认为科学界普遍认为存在地外文明，但是，既然太阳系不存在其他文明，那么地外文明访问地球的可能性极低，在做了一系列分析后，它说：“我们认为，可以可靠地假定，在未来的1万年间，太阳系之外的地外文明没有可能访问地球。”同一年，在康奈尔大学天文学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的组织下，美国科学促进会举办了一次UFO现象研讨会。在会上，萨根猛烈抨击那种把UFO当做外星人飞行器的说法。他通过一系列假设和“数字游戏”，估计宇宙间存在一百万个有能力做星际旅行的高级文明。如果其中任何一个想对所有其他文明定期访问，比如一年去一次，那么每年就要发射1万个太空飞行器，这就会用掉宇宙中所有恒星产生的能量的百分之一，是不合理的。如果认为地球被选出来做定期的访问，这又与宇宙间存在许多高级文明、地球并不突出的假设相矛盾，“因为如果存在许多文明，那么我们的文明一定是非常普通的。如果我们的文明并不普通（而显得很突出），那么就不存在许多高级到能够送访问者的文明。”这个“萨根悖论”确立了一个科学思想：地外文明是存在的，但是UFO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应该通过其他途径寻找地外文明。

   
1969年12月17日，美国空军根据堪顿报告、美国科学院的审查以及以前的研究，宣布终止蓝皮书计划，因为“不论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还是科学兴趣，都没有理由继续进行蓝书计划”。从那时候起，美国政府正式退出了对UFO的研究。主流科学界也对研究UFO继续不抱兴趣。但是美国民间的UFO热并未因此消退。UFO学研究者既然认定美国政府在掩盖真相，以及科学界在压制业余研究者，那么政府和科学界的任何否认，都无济于事。UFO学研究者也宣扬说，连美国政府和科学界也承认不能解释某些UFO现象，这些UFO就一定是外星人飞行器。的确，不论是蓝皮书计划还是堪顿报告，以及其他的科学研究，都没有也不试图解释所有的UFO现象，他们承认对少数案例的现象无法确认。但是这并不是承认这些现象有任何神秘之处，而是因为所获得的信息不足以做出判断。例如，堪顿报告承认他们未能发现一套（两张）非常著名的UFO照片有伪造的迹象，但是近年来的研究发现，照片上的UFO，不过是一个悬挂在电线上的卡车后视镜，乃是有意伪造的。

（堪顿报告”承认未能发现这张著名的UFO照片有伪造的迹象）

（上面那张照片的“飞碟”其实是卡车后视镜）

   
绝大部分UFO的报告都是由没有经验的、未经训练的、没有准备的或异常激动的观察者提供的，信息非常模糊和不准确，因此通常不可能做出确定的判断。既然大部分UFO都被确认为捏造的或自然现象，那么少部分因证据不足无法确认的UFO也属于捏造的或自然现象的可能性，显然远远高于它们是天外来客的可能性。我们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必要证据，而不是因为外星人在捣鬼。奇怪的是，发现UFO的报告极少或几乎从来没有来自天文学家、气象学家或天文、气象爱好者，他们要比一般人花多得多的时间观察天空，应该更有可能发现空中异常才对，这究竟是外星人在有意躲着他们，还是因为他们做为专家，不容易把自然现象当成UFO？

2001.8.26.

    
在各种神秘现象中，信的人最多的是“不明飞行物”现象。而在无数“不明飞行物”事件中，最著名的是1947年7月发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的事件，据说外星人的飞碟在此坠毁，美国空军不仅捡到了飞碟的碎片，还秘密解剖了外星人的尸体。这个“罗斯威尔事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不仅使得罗斯威尔这个小镇变成了旅游点，当地建了两个不明飞行物博物馆，每年过一次不明飞行物节；而且事隔40年后，在一位美国议员的要求下，美国空军还兴师动众做了深入的调查，分别在1994年和1996年发布了两份《罗斯威尔报告》。

   
然而，罗斯威尔事件一开始并不是个事件，有30年的时间被人遗忘，是迟至1978－1980年间才突然风光起来的。按照流行的说法，在1947年7月4日美国国庆这一天或其前一、二天的晚上，罗斯威尔附近有暴风雨，一位名叫马可·布雷泽尔（Marc
Brazel）的牧羊场工人听到空中有爆炸声，声音盖过了雷电。第二天早晨布雷泽尔发现地上布满金属样的奇怪的残骸，交给了罗斯威尔陆军航空部队基地的军官。如果我们查核罗斯威尔当地的报纸《罗斯威尔每日纪事》（Roswell
DailyRecord）在当时的原始报道，就会发现这种流行的说法不仅搞错了时间，而且夸大其词。《罗斯威尔每日纪事》在1947年7月8日和9日有三篇关于此事的报道。8日的报道引罗斯威尔陆军航空部队基地负责公共关系的军官的话说，该基地的杰西·马瑟尔（Jesse
A.
Marcel）少校从一位牧羊场工人手里得到了一个“飞碟”，被送往空军第8军的总部，“使得关于飞碟的许多谣言成为现实”（“飞碟”现象是在这一年的5
月份开始出现的，从5月到7月有12起见到“飞碟”的报道），并称当地有一对夫妇在7月2日看到一个巨大的不明飞行物。9日的报道则说，空军第8军总司令罗杰·雷梅（Roger
Ramey）准将发表的声明说，马瑟尔少校得到的并不是飞碟，而是一个气象气球的残骸。同一天的另一篇报道，确认了牧羊人名叫W.W.布雷泽尔，他既没看到“飞碟”也没听到爆炸声。他和他8岁的儿子在6月14日在其牧场附近就发现了一地由“锡箔、纸、橡胶、胶带和棍子”组成的残骸，因当时忙着干活，没有怎么注意。7月4日，他和妻子、儿子和14岁的女儿才到那里收集这些残骸，大约有5磅重。第二天，他听说“飞碟”现象，怀疑自己捡到的是飞碟的残骸，便向警方报告。

（马瑟尔和“飞碟”残骸）

   
雷梅准将当时开了个记者招待会，展示了布雷泽尔捡到的这些残骸。这个招待会以及布雷泽尔本人的说法，看来已使真相大白，从那以后直到1978年，罗斯威尔事件都不被认为是个不明飞行物事件，似乎已被遗忘，美国空军在1948－1969年调查不明飞行物现象，最终发表《蓝皮书计划》报告时，并未提到这一事件。

   
1978年，美国著名的小报《全国探究者》（National
Inquirer）刊登了一篇报道，已退役的马瑟尔声称他在1947年在罗斯威尔附近发现了不明飞行物的残骸。这个事件才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随后，两位作家穆尔（William
L. Moore）和伯利兹（Charles
Berlitz）－－后者曾经在1974年出版过一本风行一时的《百慕大三角》－－在据说采访了许多位证人之后，出版了一本畅销书《罗斯威尔事件》，罗斯威尔事件才真正成了事件而广为人知。从那以后，又有神秘现象的宣扬者挖掘、采访了更多的证人，围绕这一事件出版了许多著作，播放了许多电视片，甚至还拍成了电影。整个事件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说法越来越离奇。飞碟坠毁的地点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三个，除了布雷泽尔发现残骸的那一处（在罗斯威尔西北75英里处），还有一处在罗斯威尔西北约175英里处，另一处在罗斯威尔北部，具体位置不详。后两处的新鲜之处，是有人见到美国军方在搬运外星人的尸体。既然只有一架飞碟坠毁，怎么会有三处坠毁点呢？为了能自圆其说，宣扬者设想飞碟出了事故后首先在罗斯威尔西北75英里处坠落，留下了一堆残骸，又勉强起飞，飞到罗斯威尔西北175英里处，或者其北部，最后完全坠毁，留下了外星人的尸体。尽管对飞碟最后坠毁地是在哪里有不同的看法，但宣扬者都认为，美国军方赶到那里后，把外星人尸体运到了罗斯威尔陆军航空部队基地的医院解剖，后来又运到俄亥俄州或者其他地方储存或做进一步的研究。宣扬者也都指责美国政府不择手段地掩盖事实真相，有的甚至声称美国政府与外星人签了条约，还有的说美国空军的飞机制造技术是从外星人那里学来的。

（罗斯威尔的UFO博物馆）

   
罗斯威尔事件的独特之处，并不是有人看到了不明飞行物，而是有人捡到了“飞碟”的残骸，在野外看到了搬运外星人尸体，并在医院里见到外星人尸体。要澄清罗斯威尔事件的真相，就必须破解这三点究竟是怎么来的。

                     
“飞碟”的残骸

   
根据美国军方在事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展示的实物，所谓“飞碟”的残骸无疑是气球的残骸。如果说美国军方可能使了掉包计的话，那么根据发现者布雷泽尔在当时的描述，他所捡到的那些“锡箔、纸、橡胶、胶带和棍子”，也显然不是什么奇怪的东西。只不过，这个气球不是美国军方当时宣称的气象气球，而是绝密的军事气球，布雷泽尔所捡到的，就是气球壳挂在气球下面的雷达靶标的残骸。根据美国空军在1994年发布的《罗斯威尔报告：新墨西哥沙漠的事实对虚构》，当时美国军方在新墨西哥进行一项代号为“莫卧儿计划”的军事试验，试图用携带探测仪器的高空气球监测苏联的核爆炸试验。这些气球用氯丁橡胶制造，下面悬挂雷达靶标以便追踪气球的位置。靶标是委托玩具厂生产的，主要部分是粘在硬纸上的铝箔，挂在木棍上，用胶带、胶水和细绳固定，其成分与布雷泽尔捡到的完全相同。这项研究是由纽约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做的，他们曾在1947年6月4日在新墨西哥的阿拉莫戈多（Alamogordo）陆军航空部队基地施放了4号气球，没有回收。布雷泽尔在6月14日发现的残骸，应该就是属于这颗气球的。

（“莫卧儿计划”高空气球悬挂的的雷达靶标）

   
但是莫卧儿计划所用的高空气球并没有载人或假人，那些在现场和在医院见到外星人尸体的说法，又是怎么演变出来的呢？美国空军1994年的报告没能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列举了几条理由说明它不值得认真对待。但是他们还是又花了两年的时间进行调查，于1996年发布《罗斯威尔报告：结案》，最终破解了这个谜团。他们出示的证据表明，目击者在事隔多年回忆时，搞错了时间，把发生于50年代的几起事件，移植到了1947年，让它们成了罗斯威尔事件的一部分。

                 
现场搬运“外星人尸体”

   
有多位证人自称亲眼目睹或听朋友说起见到过美国军方在野外搬运“外星人尸体”。他们对事件经过的描述都很相似：他们都住在新墨西哥的荒郊，在野外游荡时发现了一个坠毁的航空器。他们走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从远处可以看到有些死去或受重伤的象人一样的古怪的东西，似乎是航空器的飞行员。不久，美国军人乘着军车抵达并封锁了现场，命令旁观者离开，并要求他们忘掉他们所看到的。证人离开时，看到军人们正在收拾航空器的残骸和里面的“飞行员”。这些证人对军车的型号、“外星人”的外貌等细节的描述也相当一致。“外星人”被描述成象塑料玩偶、假人，手上只有四个指头、没有小指，头光秃秃的没有头发，穿一件闪亮的银灰色的连身衣等等。

   
既然有多位证人的描述都很一致，不象完全是凭空捏造的，那么他们应该是都看到或听说了同一类事件的发生。而由于他们所描述的地点并不一致，那么这类事件一定是在不同的地方重复发生过的，并不只是象“飞碟坠毁”这样单一的事件。问题是，如果罗斯威尔事件真的完全是由莫卧儿计划的高空气球坠毁事件演变而来的，这些高空气球并没有载人或任何类似人的东西，也没有携带可以伤害地面人员的危险物质，那么这些证人看到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显然，它们应该是一些携带着人或假人的航空器，并且在坠毁后，美国军方会马上赶到现场将其回收。美国军方倒是曾经用飞机携带假人试验过紧急逃生系统，但飞机的航程可以严格控制，而其试验地点离目击坠毁的地点太远。唯一剩下的可能还是只有高空气球。从1953年到1959年，美国军方用携带假人的高空气球在新墨西哥进行了一系列试验，研究高空跳伞的后果，试图为飞行员或宇航员找到一个在高空跳伞降落的方法。军方共从事了几十次试验，遥控抛掷和回收了近百个假人。这些假人穿着空军制服（闪亮的银灰色的连身衣），光秃无毛，从高空降落时受到伤害，少一根指头是很常见的，可见证人所看到的“外星人”其实就是这些假人了。美国军方在回收假人时经常遇到围观，所出动的军车型号、所采取的步骤，也和证人描述的相同。但是美国军方是在罗斯威尔事件之后6年才开始从事这项试验的，又如何变成了罗斯威尔事件的一部分？这得归功于神秘现象宣扬者的移花接木的手段。证人在事隔30年后回忆时，都不记得了具体的时间，有的估计是“在
1950年前后”，宣扬者便想当然地断定是发生于1947年7月的事。

（用以试验紧急逃生系统的假人）

                 
军队医院中的“外星人尸体”

   
在关于罗斯威尔事件的流行说法中，都提到“外星人尸体”被运到了罗斯威尔陆军航空部队医院进行解剖。这些说法主要来源于一位名叫格棱·丹尼斯（W.Glenn
Dennis）的人。他是在1989年，事隔罗斯威尔事件42年之后才开始回忆的，而他也不是亲眼所见，而是听一位陆军航空部队护士和一位当时在罗斯威尔陆军航空部队医院任职的儿科医生说的。虽然是二道消息，但因为消息原始来源据说来自军方内部，又带着权威性。

   
丹尼斯当时22岁，自称是罗斯威尔一家殡仪馆的殡葬师。他回忆说，在1947年7月7日，他在殡仪馆接到了罗斯威尔陆军航空基地打来的一系列电话，询问儿童款式的棺材是否有货，和如何保存残缺的尸体。稍后，他又接到电话要他开着救护车去罗斯威尔一个交通事故的现场帮忙（这家殡仪馆也提供救护服务），受伤者是一位“空军军士”，丹尼斯将他送到了基地的医院。丹尼斯注意到基地医院停着三辆军用救护车，里面装着锋利的、玻璃样的碎片，还有某种航空器的浅蓝色－紫色的残骸，形状看上去象是一个独木舟的底部，上面刻着符号。当他走进了医院，遇到了一位他认识的名叫瑙米·马里亚·塞尔夫（Naomi
Maria
Selff）的护士，告诉他留在这里会有麻烦，要赶快离开。他还见到了一位跟他关系很好的儿科医生也在那里，但没跟他说话。丹尼斯问一位军官是否发生了空难事故，这位军官命令两位宪兵将他带出医院。在丹尼斯被带走之前，在那里负责的一位身材高大的红头发上校（在另一次回忆中，丹尼斯称他是上尉）和跟随这位上校的一位黑人中士对他进行了威胁，警告他不准说出在医院里看到的情景。

   
第二天，丹尼斯打电话找塞尔夫护士，想打听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接电话的是护士长威尔逊（Wilson）上尉，告诉他塞尔夫不在，但会给她留言让她打回去。过了一会，塞尔夫打电话给丹尼斯，约好当天下午在基地的军官俱乐部见面。见面时，塞尔夫看上去心事重重、得了病的样子。她告诉丹尼斯，前一天她走进一间诊断室取东西时，遇到了两位她不认识的医生正准备对三具“血肉模糊、黑、小”的尸体进行解剖。这些尸体只有三到四英尺长，头很大，眼睛和鼻子都呈凹陷状。她被医生留下来帮忙，诊断室内气味非常难闻，使她和医生都感到身体不适。由于尸体气味难闻，诊断室的通风设备又不好，尸体被转到了基地医院的另一个地方进行解剖，而后又全部被运去了俄亥俄州的怀特（Wright）基地。

   
在这次会面之后，丹尼斯再也没有见到塞尔夫。他被告知塞尔夫在当天下午或第二天被调走。后来丹尼斯曾收到塞尔夫从伦敦寄来的一封信，回信地址是纽约的军队信箱。他回了信，但被退了回来。他到基地打听塞尔夫的下落，威尔逊上尉告诉他她也不知道塞尔夫去了哪里，但她听说在一次训练中飞机失事，塞尔夫和几名其他护士同时遇难。

   
几年后，丹尼斯遇到了他在医院碰见的那位名字不详的儿科医生。这位儿科医生已退役，在新墨西哥的法明顿（Farmington）行医。他们讨论了在罗斯威尔发生的事故，儿科医生只简单地告诉他，他被请去会诊，但完全超出其专业范围。

   
根据丹尼斯的回忆，神秘现象的宣扬者做了一系列推断：那个浅蓝色－紫色的看上去象独木舟底部的东西，是飞碟的救生舱。丹尼斯、塞尔夫和儿科医生在1947
年7月在罗斯威尔陆军航空部队医院目睹了解剖外星人尸体这一绝密事件。那两名神秘的医生是总部派来做解剖的，尸体后来被运到了俄亥俄怀特空军基地进一步研究。塞尔夫因为目睹了解剖过程，而被绑架、也可能被谋杀，有关她的记录都被美国政府完全销毁。

                        
真相

   
如果象丹尼斯所说的，塞尔夫在与他见面的当天或第二天就被调走，这事的确显得很奇怪。但是调动记录表明，在1947年7月8日或9日，并没有护士或任何工作人员被从罗斯威尔基地医院调走。直到7月23日，才有一名护士被调走，属于正常的轮值，被调到德克萨斯的一家陆军航空部队医院，并一直在那里待到
1949年3月。在1947年7月，罗斯威尔基地医院总共只有5名护士，她们中没有人因飞机失事遇难。在美国军队的全部记录中，找不到有一个陆军军人名叫瑙米·马里亚·塞尔夫。神秘现象的宣扬者以前也这么调查过这位塞尔夫，同样一无所获，因此声称有关记录都被美国政府销毁。但美国空军在90年代的调查发现了新线索。丹尼斯看来记错了这位护士的名字。有一位名叫伊琳·范顿（Eileen
M.
Fanton）的护士在1946年12月26日到1947年9月4日在罗斯威尔基地医院任职，其身材、长相和丹尼斯描述的塞尔夫护士相似。在当时5名护士中，范顿是唯一一位曾经被派到伦敦的：在1952到1955年间在纽约第7510空军医院任职，这家医院位于伦敦附近。范顿在1947年曾经“失踪”过：她在1947年9月4日因病被送到外地医院治疗，如果丹尼斯那时候要找她，军方为保护病人的隐私，不会将范顿的情况告诉除了范顿家人以外的其他人。范顿早在1946年就已被诊断得了此病，后来在1955年因病退役。范顿很可能就是丹尼斯所说的塞尔夫。

（伊琳·范顿护士）

   
丹尼斯不记得那位儿科医生的名字，只记得他退役后去法明顿行医。军方记录表明，只有一位军医在退役后去法明顿开业。此人名叫夫兰克·诺德斯特朗（FrankNordstrom），在1954年退役去了法明顿。在他去法明顿之前，法明顿没有儿科医生。从1954年到1970年，他是法明顿唯一的儿科医生。诺德斯特朗在接受采访时声称他不记得曾经和丹尼斯见过面，也记不起丹尼斯所描述的那些情形。他也不知道丹尼斯是怎么了解到他的经历的。从1958
年到1961年，丹尼斯在法明顿附近开了一家药店，与当地的医生有所接触，很可能因此打听到了诺德斯特朗的经历，但诺德斯特朗不记得曾经跟这位药店的主人有过任何交道。诺德斯特朗是在1951年6月，即罗斯威尔事件发生4年后，才去罗斯威尔基地医院就职。

   
丹尼斯提到他曾几次为了找失踪的护士跟护士长威尔逊上尉在电话里交谈过，并描述这位护士长长得又高又瘦，绰号斯拉兹（Slatts，意为“条板”）。但是在1947年7月，罗斯威尔基地医院并没有护士、也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名叫威尔逊。当时的护士长为乔斯·果达德（Joyce
Goddard）上尉，中等身材，并在1947年8月21日被调去朝鲜。接替果达德担任护士长的是鲁瑟尔·斯拉特里（Lucille
C.
Slattery），她是在1947年8月7日，即罗斯威尔事件一个月后才抵达罗斯威尔的。斯拉特里是罗斯威尔基地医院唯一的女上尉，而且绰号就叫斯拉兹，是唯一有这个绰号的护士，但是她长得很矮小。在罗斯威尔基地医院待过的护士中，只有一位名叫威尔逊，原名伊达贝尔·米勒（Idabelle
Miller），1958年结婚后改名伊达贝尔·威尔逊。她长得又高又瘦，也当过护士长，倒是象丹尼斯描述的威尔逊上尉。但是在接受采访时，她声称不认识丹尼斯，也不记得和这么个人谈过话，更不知道有护士失踪。而且记录表明，她是在1956年2月才抵达罗斯威尔的。显然，丹尼斯在回忆时将这两位护士长混在了一起。不管怎样，她们两个都是在罗斯威尔事件发生一个月乃至9年之后才到罗斯威尔的。

   
的确，调查表明，丹尼斯不仅搞错了人名，而且还搞错了年份。他一直声称他有此奇遇是因为送了一名受伤的空军军士去医院，但是在1947年，美国军队并不存在“空军军士”，这一军衔是1952年4月1日才开始设立的。他声称有一位黑人中士跟着红头发上校对他进行了威胁，但是在1947年，由于美国军队实行种族隔离政策，黑人士兵不太可能与白人军官在一起。美国军队是从1949年5月11日起才废除了种族隔离政策的。

   
丹尼斯声称有一位负责医院工作的高大的红头发上校对他进行了威胁。唯一一位曾经在罗斯威尔基地医院工作过的高大的红头发上校是里·费雷尔上校（Lee
F.
Ferrell），但他在该基地医院工作的时间是从1954年10月到1960年6月，进一步证明了丹尼斯搞错了事件发生的事件。

（里·费雷尔上校）

   
总之，丹尼斯所描述的情景，不可能发生在1947年7月，而只可能发生在50年代以后。丹尼斯的回忆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他声称发生于罗斯威尔事件之时，才被做为罗斯威尔事件的一部分，被引申为解剖外星人尸体。既然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所描述的情景只可能在罗斯威尔事件发生多年以后才能发生，他的证词就没有任何价值了。美国空军的调查报告认为，丹尼斯从“塞尔夫”护士那里听来的事件，实际上是发生于1956年6月26日的一起空军空难，1架军机烧毁，
11名飞行员全部遇难，其中3具被烧焦的尸体由请来的两名专家做了解剖。而丹尼斯本人在医院看到的情景，则很可能是发生于1959年5月21日的一起载人气球的事故，他所看到的锋利的、玻璃样的碎片，很可能是用聚乙烯制造的气球壳的碎片，而放在救护车上的浅蓝色－紫色的、象独木舟底部的“残骸”，乃是专门为载人气球试验而改装的救护车上的设备：两块涂着空军蓝色标记的钢板。

   
总之，美国空军的报告，不过是证实了怀疑论者以前在驳斥神秘现象的宣扬者时推测的：被视为外星人光临地球最确凿证据的罗斯威尔事件，乃是把气球当成不明飞行物，把人类航空器的残骸当成飞碟的残骸，把假人和烧焦的人尸当成外星人尸体，把发生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的事件有意无意混在一起的闹剧。神秘现象的宣扬者当然不会就此罢休。美国军方的报告被当做了美国政府试图掩盖真相的又一企图。他们既然相信阴谋论，那么任何调查结果都不会被接受：缺乏支持他们的证据，会被解释为证据已被销毁；有反对他们的证据，则又会被解释成经过窜改或捏造。他们需要信仰神秘现象做为精神寄托，有的人更以宣扬神秘现象做为谋生手段。罗斯威尔事件不会就此平息。但是，只要我们认识到，眼见并不为实，回忆未必可靠，事隔多年的回忆更不可靠，对种种证人证词都抱着怀疑的态度，就可以避免上当受骗。

2001.7.31.

    
百慕大群岛是大西洋上著名的旅游胜地，然而却跟一个恐怖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在地理学上，并不存在“百慕大三角”这样的划分，但是神秘现象的鼓吹者将百慕大群岛、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和波多黎各的圣胡安这三个地方硬是划了三条连线，组成一个三角形，然后声称在这一海域曾多次发生过莫名其妙的航船、飞机失踪，称之为“魔鬼三角”。有的甚至声称这种“魔鬼三角”在地球上还有多个，较著名的还有一个日本“魔鬼海”。这种说法经过无数文章、书籍的渲染，越传越神，不仅家喻户晓，甚至连某些专业人士也信以为真，比如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主办的中国海洋信息网也将“百慕大三角”当成“海洋奇观”、“海洋之迷”，收录了几篇有关文章。国内海洋方面的主要科普杂志《海洋世界》在80年代初首次向国人介绍了“百慕大魔鬼三角”，以后又多次提起这个话题，直到2000年，上面至少还有两篇介绍文章，一篇是赵俊涛《百慕大：死亡三角》（2000年第2期），一篇是洋洋《海洋中的神秘地带》（2000年第4期），声称：“几十年来，有许多船只、飞机在这里神秘失踪，而且从来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在这片海域内，无人驾驶的鬼船飘来忽去，奇光异雾时隐时现……百慕大三角被人们称为‘死亡三角’、‘魔鬼三角’、‘魔海’……”（赵俊涛《百慕大：死亡三角》）一个风景优美的人间天堂在这些作者笔下成了人间地狱，实在骇人听闻。

   
五花八门的理论、假说被提出来试图解释这个神秘现象，简直成了一门学问。比如上面的这篇文章，就提到了“外星人绑架”、“大西国发射激光”、“黑洞理论”、“海上次声波振动理论”、“高压油气说”、“平行宇宙”、“第二重力”、“四维空间”、“时空收缩论”等等。最流行的说法认为百慕大三角海底有个外星人基地，那些失踪的飞机和船只被外星人掠走了，失踪者被外星人带去当实验品，科幻电影《第三类亲密接触》就有几十年后那些失踪的飞行员被外星人放回的镜头，而且还跟失踪前一样年轻。还有一种很迷人的科幻说法，说是这些飞机和船只进入了“时间旋涡”或第四维空间，去了另一个世界。也有人试图根据现有的科学知识，给出合理的解释，比如海啸、地震、龙卷风、重力异常、磁异常（美国海军在普查绘制海图时测量过这个海域，并未发现任何异常）。其中有一个“磁偏角异常”的说法，看上去似乎很合理，甚至连一些怀疑论者也接受。众所周知，地球的磁极和地理极往往是不相吻合的，导致罗盘所指的北极与实际的北极有一定的偏差，不同地点的磁偏角一般均不同，这种磁偏角现象早在宋朝就已被中国人发现，是航海的一个基本常识。有人声称，百慕大三角这个地方与众不同，磁北极和北极却是在同一直线上，即磁偏角为零，如果海员、飞行员在百慕大三角继续保持校正磁偏角的习惯，就会迷失方向。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磁偏角现象是每个海员、飞行员都时刻牢记着的，如果他们一时忘了，在别的地方会偏离航向，在磁偏角为零的地方却偏偏不会。即使有海员、飞行员发神经突然在不需校正罗盘的地方去校正罗盘，也只能解释为什么飞机、船只偏离了航线，却无法解释它们为什么会消失。地磁上有很多地方磁偏角为零，将这些地方连接起来，成了一条假想的“零磁偏线”，这条线从美国五大湖区，经美国东部、佛罗里达、古巴一直延伸到南美。百慕大三角实际上并不都在零磁偏线上，只有在靠近佛罗里达的地方磁偏角才接近零，往东则磁偏角逐渐增加，在百慕大群岛处达到15度。

   
神秘现象的鼓吹者都承认，并没有一个合理的理论、假说能够解释百慕大三角的神秘失踪现象。问题是，如果这个神秘失踪现象本来就不存在，又何必挖空心思去解释呢？但是这些“研究者”却没有一个想到要去调查调查是否真有那么多船只、飞机在百慕大三角失踪了。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图书馆员拉里·库舍（Larry
Kusche）决定为他们代劳，挨个挨个地调查神秘现象鼓吹者所具体提到的全部五十多（因为有的相关事故很难说该算在一起还是分开，所以不用确定数字）起事例的真相，查阅美国空军、海军、海岸警备队、伦敦劳埃德（LLoyd’s）保险公司的有关调查报告，事故发生时报纸的报道，以及向有关人员写信查询，在
1975年出版了《百慕大三角神秘－－已解》（The BermudaTriangle Mystery
–
Solved）一书，详细地介绍了他对每一起事例的调查结果。该书被美国海岸警备队、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和许多权威机构认为是对百慕大三角现象的定论。在这本书中，库舍得出了十条结论：

   
一、在找到了足够的资料以后，大多数的事故都能有合理的解释，并不神秘。比如，有的是因为遇到了飓风，有的是船体结构本身有缺陷又遇到坏天气，这些在事后的调查报告中都有结论。

   
二、在一些传说的“事故”中，关键的细节，甚至整个事故，都是虚构的。

   
三、一些明显发生在别处的事故也被算进了百慕大三角之中，最臭名昭著的是1902年发生在太平洋的一起海难和1951年发生在爱尔兰的一起空难，都被当成了发生在百慕大三角的事故。如果我们根据鼓吹者所提到的百慕大三角事故划定百慕大三角，它将包括加勒比海、墨西哥湾和北大西洋的无比广阔的海域。船只、飞机失踪是全球各地到处发生的，比如，自1850年以来，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和北欧之间，有近两百艘、架船只、飞机失踪或被遗弃。事实上百慕大三角的失踪现象并不突出。

   
四、有一些失踪的船只的航线经过了百慕大三角，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它们是否是在那里失踪的。

   
五、在许多事例中，船只或飞机的失踪地几乎完全未知，搜寻者不得不被要求寻找广阔的海域。

   
六、许多事故在发生的时候，当时的人并不认为有神秘之处，但在许多年后，神秘现象的鼓吹者在寻找证据时，却开始把它们也算入了神秘事故。这时候要再去完全搞清楚发生在多年前的事故的详情，一般是很困难的。

   
七、与传说的相反，在许多事故发生的时候，天气都非常恶劣。在几起事故中，飓风应承担责任。

   
八、许多事故发生在下午或晚上，使得援救人员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才能看清现场，因此大海有整夜的时间破坏现场，难以找到残骸。

   
九、许多作者在介绍事故时，并未做原始的调查，而只是引用别的作者的文章，因此以讹传讹，越传越离谱。

   
十、在介绍某些事故时，鼓吹者隐瞒了那些能对失踪有明显的解释的重要细节。

   
库舍在书中（第二版）并没有具体统计有多少起事故是可以确定发生在百慕大三角的。我根据他对每一起事故的具体描述算了一下，在这五十多起事故中，只有二十起左右可以确定是发生在百慕大三角或其邻近海域。考虑到那是一个船只、飞机出入极其频繁的地区，在一百多年中只发生了这些事故，并不算多。此外，与传说的相反，有的发生在百慕大三角的事故找到了残骸，甚至还有幸存者。

（红点表示事故发生处）

   
这些结论也同样适用于其他的“魔鬼三角”，比如日本的“魔鬼海”，库舍发现实际上是美国人捏造出来的。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想到，如果百慕大三角真的频繁发生神秘的海难、空难，最该重视的是海洋保险公司，应对经过百慕大三角的船只收取额外的保险费。但是保险公司并不认为百慕大三角是个特别危险的海域。1975年，在答复《命运》（Fate）杂志的询问时，垄断英国海洋保险的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声明：“根据劳埃德记录，自1955年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有428艘船只被报失踪，而你们也许有兴趣知道，我们的情报部门未能发现任何证据支持百慕大三角比其他地方有更多失踪案的说法。美国海岸警备队有关大西洋事故的计算机记录可以追溯到1958年，其结果也支持这个结论。”

   
如此看来，所谓“百慕大魔鬼三角”神秘现象是根本不存在的，神秘的倒成了，这个神秘现象是如何被炮制出来、流传开去的？这必须从美国航空史上一起著名的空难事故－－美国海军第19飞行中队失踪说起。

（第19飞行中队）

   
第19飞行中队由5架“报复者”（Avenger）鱼雷轰炸机和14名飞行员（包括5名驾驶员，其他为无线电员和枪炮手）组成。其中四驾飞机由学生飞行员驾驶，第五架飞机的驾驶员是负责训练这些学生的中队长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上尉。在1945年12月5日下午2点，这五架飞机从佛罗里达的劳德代尔堡（Ft.
Lauderdale）海军航空基地起飞进行飞行训练，既定航线是从佛罗里达半岛向东飞越大西洋抵达巴哈马群岛上空，然后折回劳德代尔堡，全程约300英里，飞机上携带的汽油足够飞行6个小时。在下午4点，基地接到了泰勒发来的遇到麻烦的信号。这时飞机已到达了巴哈马群岛的上空，但是并未按原定的向南、向西折回，而是继续向北、向东飞行，离开大陆原来越远，向大西洋深海飞去。基地收到的最后一次通讯是7点过后不久，那时飞机还有一小时的燃料，但很显然仍然继续向大西洋深处飞去，直到汽油耗完沉落海底。飞行员可能试图在海面迫降，但在黑暗之中失败而遇难。援救人员未能发现飞机的残骸和尸体，显然它们都已沉入了大海深处。“复仇者”绰号“铁鸟”，空机重达14000磅，一旦掉到海面上就很快沉落海底。但是这次悲剧并没有结束，在当天晚上7点27分，两架“水手”海上飞机（Martin
Mariner）起飞前去救援，其中的一架在升空23分钟后发生爆炸，机上13名乘员全部遇难。“水手”海上飞机有容易漏油的毛病，绰号“飞行油箱”，如果有乘员吸烟或因别的原因出现火花，就可能发生爆炸而出事。“甘斯·米尔斯”号（SS
Gaines
Mills）的海员目睹了这架飞机的爆炸经过，并发现了掉到海面上的残骸。

（“水手”海上飞机）

   
随后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包括库舍）的调查结果，都认为泰勒上尉必须为第19飞行中队的失踪承担主要责任。泰勒并不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而以马虎著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曾经两次因为在海上迷航而不得不弃机跳伞而获救（泰勒还被迫在海上第三次弃机跳伞，不过那一次不是他的责任）。在这次飞行训练时，泰勒既忘了带手表又忘了带基本的导航仪器。在飞行中，他报告他的飞机上的罗盘失灵，但是相信自己能够根据目测继续带领飞行，声称无需帮助。在4点45分时，基地发现泰勒显然已迷失了方向，要求他把指挥权交给跟随的飞机，但是泰勒显然没有这么做。从通话记录可知，泰勒一直在率领飞行中队向错误的方向航行，迟至6
点时，泰勒还在命令飞行中队向东飞行，而至少有两名学生飞行员认为应该向西飞行，但是由于军中的纪律，他们不得不跟随泰勒飞向深渊。基地反复地要求泰勒改用更可靠的紧急频道通讯，而泰勒也拒绝这样做。因此这次事故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人为错误导致，其次天气也不佳。尽管在第19飞行中队刚起飞时，天气情况良好，但很快就变得恶劣。救援飞机报告遇到强烈的气流和危险的飞行条件，当时在该海域的船只报告风暴和巨浪。一位迷航而又刚愎自用的中队长带着没有经验的学生飞行员在恶劣的天气中夜里飞行，遇难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并没有任何神秘之处。

   
但是泰勒的亲属对这个调查结果不满。他们向美国海军高层上诉。在40年代末，美国海军最高当局满足了泰勒亲属的要求，把事故原因归咎于坏天气和“未知因素”。“未知因素”激发了人们的想象能力。第19飞行中队的失事成了“百慕大魔鬼三角”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神秘故事，在传播中又被有意无意地添油加醋，于是恶劣的气候被说成“当时天气很好”（见赵俊涛《百慕大：死亡三角》，下同），一次对学生飞行员的训练飞行被说成“参加训练的14名飞行员也都是有经验的老手”，泰勒拒绝使用紧急通讯频道被说成“无线电联络受到干扰”，那架升空后不久就爆炸的“水手”救援飞机被说成“与基地保持一段联系后也失踪了”，好像也很神秘，而实际上那只是当天出动的众多救援飞机中的一架而已。

   
对“百慕大三角”的渲染可以追溯到1950年9月16日，美联社在那一天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在佛罗里达海岸和百慕大之间，船只和飞机神秘失踪”，该文的作者琼斯（E.V.W.
Jones）可视为“百慕大魔鬼三角”之父。两年以后，《命运》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乔治·桑德（George
X.
Sand）的文章，总结了在百慕大一带发生的“奇怪的海上失踪案”。随后又有几本描述百慕大一带的神秘现象的书籍出现，比如杰萨普（M.K.
Jessup）著的《不明飞行物案件》（The Case for the
UFO），奇霍（Donald Keyhoe）著的《飞碟阴谋》（TheFlying
Saucer），都宣扬这些百慕大失踪案是由于外星人绑架。1964年2月，在一本名为《商船队》（Argosy）的小说刊物上，嘎迪斯（Vincent
Gaddis）发表了《致命的百慕大三角》（The Deadly Bermuda
Triangle）一文，首次提出“百慕大三角”一词。1969年，斯宾塞（John
Wallace Spencer）出版《失踪地带》（Limbo of the
Lost）一书，专门研究“百慕大三角”，影响不小。两年后，一部名为《魔鬼三角》（The
Devil’s Triangle）的长篇纪录片发行。1974年伯利兹（Charles
Berlitz）出版《百慕大三角》（The Bermuda
Triangle）一书，成为畅销书，卖出了五百万册。在这些文章、书籍、电影的鼓吹下，“百慕大魔鬼三角”成了在西方家喻户晓的神秘地带。库舍的《百慕大三角神秘－－已解》一书，主要就是为了反驳伯利兹的畅销书而写。在该书出版后，伯利兹又四处散布谣言，声称在百慕大三角的海底发现了一座大金字塔，至少高420英尺，底座边长540英尺，并认为这座金字塔可以揭示神秘失踪的奥秘。1978年3月，库舍向伯利兹提出挑战，要求伯利兹提供发现海底金字塔的证据。库舍与麻省理工学院、美国海军等机构的海洋学家联系，都无人知道有海底金字塔这一发现。他要求与伯利兹打赌，各向一家银行存入一万美金，如果在
1978年9月1日之前，伯利兹能够出示海底金字塔存在的证据并被美国考古研究院、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全国地理学会等权威机构证实，将赢得赌金，更重要的是，库舍将承认伯利兹是正确的。在截止日期的前一周，1978年4月24日，伯利兹通知这家银行的副行长，他不愿接受库舍的挑战，等于承认了自己是在毫无证据地信口开河。这出以讹传讹的闹剧至此在美国告一段落，紧接着却在中国开演，至今未息。

2001.1.10.

   因为侨居海外，我到现在才收到今年第一期的《Newton－科学世界》。上面那个读者调查结果让我很感吃惊，没想到《水晶头骨之迷》竟然是最受欢迎的“科普读物”。这本书的原版1997年在英国出版，1998年在美国发行，同年中译本就在中国推出，速度如此之快，影响如此之大，在中国翻译出版史上应该是罕见的。这本书在国外属于“新时代宗教”读物，没有人把它当作科普著作推销、阅读，作者也不是要传播科学知识或科学思想，而是在宣扬反科学的宗教迷信，自称“精神运动”读物。外星人、飞碟、大西洲、史前高级文明、超自然能力、超心理学等等，是这类读物的必备内容，用一些真真假假的传闻拼凑而成。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水晶头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墨西哥的原居民阿兹台克人有用石头、骨头、木头等材料雕刻人头骨的习俗，称为“死亡头”。其中有一些是用水晶雕刻的，形状夸张、抽象，风格较为一致，而且一般都很小。比如大英博物馆藏有两个被鉴定为属于“古代墨西哥”的小头骨，小的一个是用滑石雕刻的，大的一个是用水晶雕刻的，高度也不过1.25英寸。两个都有穿孔，估计是当念珠或护身符用的。巴黎的一家博物馆也藏有一个水晶头骨，大约为真人头骨的一半大小，法国专家认为是阿兹台克人在14或15世纪时制作的。但是这并不是神秘现象或“新时代宗教”鼓吹者所说的水晶头骨。他们心目中的水晶头骨，与真人头骨差不多大小，风格写实,维妙维俏，据称是玛雅人的圣物，拥有神秘的力量。他们并声称，美洲原居民有一个传说，祖先留下了十三个水晶头骨，如果把它们放在一起，就会揭示出人类过去和末来的秘密。

   
最著名的一个水晶头骨后来属于英国探险家弗雷德里克·阿尔伯特·米歇尔－黑吉斯（Frederick
Albert
Mitchell-Hedges）所有，被称为米歇尔－黑吉斯水晶头骨，米歇尔－黑吉斯则称之为“厄运头骨”（Skull
of
Doom）。米歇尔－黑吉斯只在1954年出版的自传《危险，我的伙伴》（Danger
My
Ally）一书中，唯一一次提到这个头骨，此前此后都对它保持沉默。这本书与其说是自传，不如说是虚构小说，里面记载的许多事件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有的明显是捏造的。他自称曾与美国钢铁大王摩根打扑克，在美国南方漂流，创了多项岸上海钓记录，甚至一度和俄国革命家托洛茨基是室友。他还声称曾经被迫加入20世纪初活跃在美、墨边界的土匪（也有的认为是革命家）潘丘·维拉（Pancho
Villa）的队伍，参加了一场发生在拉里多（Laredo）的战役，并拯救了400名村民。但是调查表明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场战役。在1928年，伦敦的《每日快讯》揭发说，米歇尔－黑吉斯为了增加知名度而伪造了一起抢劫案。米歇尔－黑吉斯控告《每日快讯》诽谤，被法庭裁定败诉。总之，此人算不上诚实。在这本书中，米歇尔－黑吉斯附了一张水晶头骨的照片，对它的介绍却很简略，但水晶头骨的神话却由此开始。然而，米歇尔－黑吉斯对这块水晶头骨的作用的描述，却与现在传说的绝然不同。在他看来，它是邪恶的化身，而不是智慧的化身：

   
“厄运头骨是用纯水晶制造的，科学家们认为制造过程用了150多年的时间，一代又一代的制造者花费了一生的所有日子，耐心地用沙琢磨一块巨大的水晶，直到完美的头骨最终出现。

   
“它至少有3600年老，根据传说，玛雅人的大祭司在举行秘密仪式时使用它。据说当他借助这个头骨发布死令时，死亡将无可避免地降临。它被形容为所有邪恶的化身。”

 

   
至于他是从哪里、在什么时候得到这个厄运头骨的，他却语焉不详，只含糊地说“我有理由不透露我是如何拥有它的。”奇怪的是，在这本书的以后版本中，有关这块头骨的部分却被出版商全部删去。是不是因为有知情者威胁要揭露事实真相呢？后来，米歇尔－黑吉斯的养女安娜自称厄运头骨是她在1927年随养父到中美洲英属洪都拉斯（现在的伯利兹）卢巴安敦（Lubaantun）挖掘玛雅遗址时，在一个金字塔里面发现的。《水晶头骨之谜》对此有绘声绘色的描述：

　　“安娜从窟窿里出来以后，日光还很充足。她掸去宝贝上面的灰尘，惊奇地端详着它。‘我从来没有见到这么漂亮的东西。’这真是一件罕见的宝贝——一块和真人头骨一般大小的头骨，唯一与真人头骨不同的是它几乎是完全透明的。原来是一块真的水晶头骨！一看就知道是从整块的水晶石上镂刻下来的。安娜把它拿到灯下，经它反射的灯光变得扑朔迷离，异常明亮，只有纯度极高的水晶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奇怪的是，经过这么多年它还能完好无损！

　　“看着水晶头骨把照射到它身上的太阳光反射成一道道眩目的光束，几个探测队员顿时像被施了催眠术一般盯着头骨目瞪口呆。安娜的父亲从她手中接过头骨，把它举了起来给众人看，霎时间每个人都狂喜不已。‘来帮忙的玛雅人看了以后又哭又笑。’安娜回忆说。那时候每个人都好像着了魔一般，仿佛有一种古老而强大的力量在在场的每个人身上复活了一样。安娜说那是她漫长的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了。”

   
事实如何呢？在80年代，两名美国学者兼私人侦探乔·尼克尔（Joe
Nickell）和约翰·费歇尔（John F.
Fischer）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调查此事，无可质疑地证明这一切完全是捏造出来的。他们的调查结果后来收入1988年出版的《超自然的秘密：调查世界神秘事件》（Secrets
of the Supernatural: Investigating the World’s Occult
Mysteries）一书。

   
最早提到米歇尔－黑吉斯头骨的文献，发表于1936年的《人》杂志（大不列颠与爱尔兰王家人类学研究所出版）。这期杂志发表了一张米歇尔－黑吉斯头骨的照片，几位专家将这个头骨与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具水晶头骨做了比较。这两具头骨有一些显著的不同。大英博物馆的头骨是一整块水晶，而米歇尔－黑吉斯头骨的下颔则是独立的，可以拆下。大英博物馆的头骨的眼窝是两个不自然的圆孔，牙齿也不分明，而米歇尔－黑吉斯头骨的眼窝、牙齿以及其他细节都相当逼真。但是，这两个头骨总体上还是很相近，做鉴定的一名专家认为，很难说它们是独立制作的，而是以同一具女性头骨为模型，也可能是其中一个复制了另一个。

（《人》杂志上的水晶头骨照片）

 

   
但是，这期《人》杂志却对米歇尔－黑吉斯只字不提。事实上，它把这具头骨称为悉尼·博尼（Sydney
Burney）先生拥有的头骨，感谢博尼“允许对它进行操作和测量”，发表头骨的照片也注明“经W·悉尼·博尼的允许”。显然，在当时，这是博尼头骨，而不是米歇尔－黑吉斯头骨。那么这具头骨怎么落到了米歇尔－黑吉斯手里呢？原来，在1943年后期，博尼将它拿到伦敦的苏士比拍卖行拍卖，由于出价达不到他的要求，他自己又把它买进，在1944年卖给了米歇尔－黑吉斯。大英博物馆参与了这次拍卖。《水晶头骨之谜》提及此事时声称：

   
“大英博物馆曾经要购买这个头骨，但没有买成。原因是博尼先生本人又买了回去，继而又转售给米歇尔－黑吉斯先生，并且非他不卖，价钱只要400英磅！”

   
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博尼和米歇尔－黑吉斯有什么幕后交易，并声称根据的是大英博物馆前任馆员手写的笔记。但是这个由当时大英博物馆的馆员布朗霍兹（H.J.
Braunholtz）记录的笔记并没有这种说法。原文为：
   
“在苏士比销售中竞叫，第54批号，15×43，达到340英镑。被博尼买进。后来被博尼先生以400英镑卖给米歇尔－黑吉斯先生。”

   
显然，大英博物馆没买到这具头骨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出价（340英镑）低于米歇尔－黑吉斯（400英镑），而不是《水晶头骨之谜》所说的博尼“宁愿不以高价卖给其他买主”。当这笔交易被揭露出来的时候，米歇尔－黑吉斯早已去世，其养女安娜如何解释呢？她声称米歇尔－黑吉斯在玛雅遗址挖掘出这具头骨之后，为了能得到另一次探险的资助，将它抵押给博尼。她在80年代给尼克尔的信中说：

   
“当时拥有它的人（指博尼）只是替我父亲保管，根本没有权利将它拿去拍卖。此人被视为我父亲的知交，在我们旅行时，我们必须留下许多东西让人保管。当我父亲听说它被拿去拍卖时，他非常非常地生气，立即赶往伦敦，将它撤下。”

   
这个解释让人疑惑。根据米歇尔－黑吉斯的自传，他从1936年直到1947年一直呆在英国，只有这段时期的早期曾有几个月外出钓鱼。在1936年，其父去世，给他留下了一大笔的财产，完全有能力花400英镑将头骨“赎回”，为什么不早一点这么做，而要等到1944年拍卖以后呢？尼克尔问安娜是否有任何书面的资料，比如书信、剪报，能够用于证明在那次拍卖之前，头骨确实属于米歇尔－黑吉斯所有。安娜回答说没有任何文件能够证明，因为其父的所有文件都在一次旋风中丢失了。这样，有关米歇尔－黑吉斯父女发现并拥有水晶头骨的唯一证据就是安娜本人的说辞。此人的信用如何呢？跟她父亲一样不可靠。

   
她在1968年2月17日给水晶头骨研究者富兰克·多兰德（Frank
Dorland）的信（后收入理查德·加文（Richard
Garvin）在1973年写的一本书《水晶头骨》（The Crystal
Skull））中说：
   
“这块水晶头骨在1926年我们到卢巴安敦的那次探险中首次出现。我们在1926年间抵达那里，在1927年雨季之前离开。”“我发现头骨埋在祭坛之下，而其下颔则是三个月后在25英尺外的地方发现的。”

   
按照这个说法，水晶头骨是安娜在1926－27年间被发现的。在1962年3月《命运》杂志（Fate）发表的一篇采访中，安娜却又说是在30年代末由她的父亲发现的。在1983年3月1日给尼克尔的回信中，安娜又换了一种说法：“我的父亲于1924年，在我们对伯利兹的卢巴安敦进行挖掘时发现了这个头骨。”当尼克尔向她指出她的这个说法和以前给多兰德的信在时间和人物上都不一致时，安娜回信解释说：

   
“我确实首先看到了这个头骨－－或者说我看到了某物在闪光而叫来了我的父亲－－这是他的探险，我们全都帮忙仔细地移动石头。因为是我首先看到它，所以人们让我捡起它。加文书中所说的日期1926－27年是不正确的。在1924年我的父亲将它交给了玛雅人，而当这次探险在1927年结束，我的父亲将特许挖掘的物品都交给了大英博物馆之后，玛雅人又将它交给了父亲。”

   
但是在《水晶头骨之谜》一书中，安娜却又回忆说，头骨是她在17岁生日那一天发现的，而她17岁这一年是1927年。如此反反复复，出尔反尔，使人无法相信她的证词。而且，根据米歇尔－黑吉斯的自传，在1926年末，他已经“结束了对卢巴安敦的最后一次访问，回到了伦敦”，在1927年时，他并不在伯利兹。

   
《水晶头骨之谜》附有一张“弗烈德里克和安娜·米歇尔－黑吉斯（右，20岁）于1920年代末在中美洲的丛林里”的照片，以做为安娜参加挖掘的证据，但是“20岁”的注释表明这张照片即使是真实的，也照于“1927年发现头骨”的三年之后。事实上，安娜极可能根本就没有参加20年代对玛雅遗址的挖掘。这次挖掘的主要成员托马斯·甘（Thomas
Gann）博士在回忆这次挖掘时，没有提到安娜，也没有提到发现水晶头骨。里奇蒙德·布朗女士（Lady
Richmond
Brown）长期跟随米歇尔－黑吉斯旅行，拍照了大量的米歇尔－黑吉斯及其发现的照片，却没有一张是水晶头骨；在她拍照的卢巴安敦探险的照片中，也找不到安娜。米歇尔－黑吉斯本人在30年代就这次探险给报纸写了许多文章，并在1931年出了一本有关著作《神奇与恐怖之地》（Land
of Wonder and
Fear），都没有提到安娜参与了这次探险，也没有提及水晶头骨。参加这次探险的其他人员在文章、书中也都没有提到安娜和水晶头骨。其中，埃里克·汤姆逊（Eric
Thompson）更是一直指责有关这个头骨的故事都是虚构的。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埃克赫姆博士（Gordon F.
Ekholm）发现了博尼于1933年3月21日写给该馆的一封信，彻底推翻了安娜的说法。信中说：

   
“在我买到这个水晶头骨之前，它已在一位收藏者手中数年，而在这位收藏者得到它之前，也已在一名英国人手中数年，在那之前的情况我无法追溯。”

   
很显然，水晶头骨是博尼从一位收藏家（从上下文看，这位收藏家可能不是英国人）手中买来的，而这个头骨面世的年代，看来早于1927年。博尼进一步说：

   
“我将它带到大英博物馆给乔伊斯（Joyce）先生看，他很友好地让我将它与博物馆收藏的水晶头骨做比较。宝石鉴定家格鲁宁船长（Captain
Gruening）也在场，对它做了非常详细的鉴定，并发现它的制造方法及其外表与博物馆收藏的水晶头骨一模一样。它也被从人类学的角度做了鉴定，发现它很可能是来自美洲。它的高度为5.5英寸，长度为8.5英寸。我想不起还有其他任何信息能够提供给你，但是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需要我回答的，敬请让我知道，我将尽力回答。”

   
在信中，博尼要价1000英镑。显然，博尼对这个水晶头骨是怎么出土的一无所知，否则不会不在信中提及，而只提到专家的鉴定。要而言之，所谓安娜在20年代在玛雅遗址发现这个水晶头骨的说法，不过是一个谎言。

   
如果米歇尔－黑吉斯头骨不是在玛雅遗址发现的，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它是玛雅人的文物。一开始我就提到，阿兹台克人有雕刻头骨的习俗，也出土了许多这类工艺品，而玛雅人并无这样的习俗，而且玛雅人生活的地区也没有水晶矿藏。据此一些专家认为它是阿兹台克人制造的，而且时间不会早于殖民地时期，因为据鉴定过这具头骨的多兰德说，它的牙齿有机械琢磨的迹象。这个头骨有两个穿孔（安娜声称她“发现”该头骨时，穿孔就已存在），估计是在摆设时用于固定头骨，而该穿孔明显是用近代机械工具钻出来的。安娜曾经在六、七十年代将它交给多兰德和惠普（Hewlett-Packard）公司的晶体实验室鉴定，得出了它是由一整块水晶雕刻而成的结论。多兰德告诉尼克尔，他没有发现水晶头骨的物理性质与自然形成的石英水晶有任何不同，其水晶“是如此接近在加州卡拉维拉斯（Calaveras）郡巨大的水晶矿发现的水晶，我猜测其原来的水晶块就是从那里来的……”研究玛雅文化的专家汉蒙德（Norman
Hammond）则认为，这个水晶头骨在解剖学上非常逼真，更象是西方进入科学时代以后的产物：“它最可能是16－18世纪的死者纪念物。如果其源自文艺复兴时期的想法并非不可能，那么根据它所用的水晶块体积是如此巨大，我们无法排除这种可能，即它是在清代的中国，为一位欧洲客户制造的。”尼克尔向安娜要求对水晶头骨做进一步的年代鉴定，却被安娜以已经鉴定过了为由拒绝。

   
既然安娜不再允许对米歇尔－黑吉斯头骨做科学鉴定，我们只有回头来看看大英博物馆的水晶头骨的情况。这个头骨据说来自墨西哥，被一位西班牙军官带到欧洲，卖给一位英国收藏家。这位收藏家死后又被法国古董商博班（Eugene
Boban）获得，转卖给纽约的一家公司，再卖给大英博物馆。从造型上看，这个头骨比米歇尔－黑吉斯头骨更象是阿兹台克人的作品，因此大英博物馆在以前对它的说明是“可能源自阿兹台克－－不早于殖民地时期”。近来，大英博物馆科学研究部对它做了进一步的鉴定，认为其水晶很可能来自巴西，而且有用制造珠宝用的转盘加工的痕迹，而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美洲人并无这种技艺。这些痕迹以及其高度光滑的表面表明，它是用传统的欧洲技术雕刻的。在19世纪初期，有大量的巴西水晶被运到德国，与传说的相反，博班可能是在德国得到了这个水晶头骨。因此，大英博物馆现在将这个水晶头骨的说明改为：

   
“可能是欧洲作品，19世纪。”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水晶头骨）

 

   
如果米歇尔－黑吉斯头骨象一些专家认为的那样，与大英博物馆的头骨有同一来源，那么它也很可能是在19世纪在德国制造的。既然这些水晶头骨可以肯定绝非是玛雅人的作品，很可能是19世纪欧洲人的创作，那么笼罩在水晶头骨上的那层神秘光环也就消失了。那么又如何解释许多人在看到水晶头骨时所感到的那种魔力？甚至连多兰德本人，在他获准研究米歇尔－黑吉斯头骨的六年间，也觉得有神秘体验。他说他在与水晶头骨共处时，能听到一种“非常安静又非常引人注意，象是从高音银钟发出”的声音。他还从水晶头骨上看到“其他的头骨，高山，手指和面容”等影像。但是他也承认，这些现象并非米歇尔－黑吉斯头骨所特有，因为他从博物馆借来一个水晶球后，这些现象也都一一感觉到了，虽然较不显著。显然，多兰德受到了水晶的催眠。水晶是一种很引入注目的奇妙石头，而头骨做为死亡的象征，也一样引入注目，这两者结合起来，成为绝佳的催眠工具，使得容易受心理暗示的人产生了幻觉、幻听。因此这种体验也就因人而异，另一位研究人员加文在与米歇尔－黑吉斯头骨相处时，就没有听到或看到那些现象。心理暗示也能治愈某些疾病，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觉得在看到或触摸了水晶头骨之后，身体变好了，觉得水晶头骨有治病的魔力。

   
“新时代宗教”也就建立在催眠之上。在《水晶头骨之谜》出现过的尼克·那切瑞诺（Nick
Nocerino）在“新时代宗教”中是一位泰山北斗式的人物，被称为“老师的老师”。他自称用科学方法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实际上就是迷信的方法）研究水晶头骨多年，创建了国际水晶头骨协会并任会长，被“新时代宗教”追随者视为鉴定水晶头骨的权威。他当然是相信水晶头骨有超自然的魔力的，然而，国际水晶头骨协会在其网站中对水晶头骨的介绍却还显得相当实在，很有参考价值（http://www.crystalskullsociety.org/answers.htm）。这个资料提到，目前每年都有成千上万个水晶头骨被制造出来，包括数百个与真人头骨一模一样的，后者价格在1万到5万美金之间。还有一些更便宜也更逼真的（下颔可以移动）的水晶头骨是中国制造的。它们模仿那些“古代”的水晶头骨到了难以分辨的地步。显然，神秘现象鼓吹者所谓用现代技术也无法制造水晶头骨的说法不过是谎言。那切瑞诺还指出，所谓十三个水晶头骨放在一起就会揭示出人类过去和末来的秘密的说法并非美洲原居民的传说，而是他本人在儿童时代的一个幻想（他称之为“洞察”），1980年开始他在有关水晶头骨的演讲中与听众分享这个幻想，就这么传播开去，被越传越神。国际水晶头骨协会并介绍说，那切瑞诺已鉴定出49个古代水晶头骨（他们说的古代指一千年以前，并且认为是用古代工具制造的），在一次秘密聚会上，13个水晶头骨的确被放在了一起。然而世界并没有因此发生巨变，人类过去和末来的秘密还依旧有待破解。

 

（ebay上拍卖的现代制作的水晶头骨）

 

2001.3.18.

    
“你为什么想要吃饭？”“因为我肚子饿了。”三岁小孩都会回答。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有饿或饱的感觉呢？为什么肚子（胃）空了就感到饿，满了就觉得饱呢？显然，是因为我们体内有一个调节饿饱的机制，而控制感觉的中心，一定是位于中枢神经系统之中。生物学家很早就已经知道，在大脑腹面、丘脑的下方，有一块很小的区域——下丘脑控制着很多生理机能，包括体温、睡眠、内分泌、情绪反应、生殖、新陈代谢等等，也包括控制摄食。具有类似功能的脑细胞聚集在一起，称为神经核。下丘脑有许多种神经核，哪一些是和控制摄食有关的呢？

   
我们可以用动物做两类相反的实验：刺激某团神经核，或破坏某团神经核，看动物各有什么反应。比如在下丘脑中，有一团神经核叫腹内侧核（这是根据其方位命名的），如果我们用微弱电流刺激老鼠的腹内侧核，老鼠就停止摄食，即使肚子空空，也不感到饿。但是，如果我们加大电流，用电击摧毁了老鼠的腹内侧核，老鼠就会一直处于饥饿之中，不停地吃饭，把自己吃成了一个大胖子，甚至胖得无法转身。这就证明了下丘脑的腹内侧核控制着动物的摄食，而且是一个饱足中心，告诉动物吃饱了。

   
在下丘脑中，另有一团叫做前庭下丘脑核的神经核对摄食起相反的作用，它是进食中心：如果刺激它，老鼠就开始摄食；如果把它摧毁，老鼠就开始绝食，直到饿死。有些人可能会想，如果我们把腹内侧核和前庭下丘脑核都破坏掉，会怎么样呢？实验结果表明，动过这种手术的老鼠也是绝食而亡。因此，腹内侧核起到的是抑制前庭下丘脑核的作用，如果前庭下丘脑核已经不存在，那么有没有腹内侧核不会产生什么不同了。

   
前庭下丘脑核刺激动物摄食，而腹内侧核又对前庭下丘脑核起抑制作用，这就是中枢神经调控动物摄食的基本机制。但是实际的情形要比这复杂得多。还有其他神经核也参与了这个过程。而且这些神经核也并非专门用于控制摄食，它们也同时控制着其他生理过程。例如破坏掉老鼠的腹内侧核，不仅刺激其摄食，也影响了其性行为和其他行为（例如，变得特别凶狠）。脑中的神经核用无数神经纤维联系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无比复杂的通讯网络，影响某个神经核的信号也会被传递到其他神经核，要清楚地分辨各个神经核的特定作用，是非常困难的。想想看，人脑有上千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又与数万个其他神经元相连，这是一个多么复杂的系统，想要直接搞清楚其细节，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办法，例如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的办法，来了解神经生理活动的一些细节。遗传学让我们能够发现和研究某种基因突变的后果，而生物化学让我们能够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理机制。在1950年，人们发现有一个品系的小鼠食欲过盛，变得非常肥胖，其体重能达到一般小鼠的两倍以上。经研究认为这是由于某一个基因发生了突变引起的，但当时对这个基因在哪里、具体有什么功能，都不清楚，只是简单地把它命名为“ob基因”（ob是英文obese——肥胖——的缩写），这个品系的小鼠被称为ob小鼠。后来又发现其他基因突变也能使小鼠食欲过盛，分别用不同的名称命名，其中比较重要的是1966年发现的db基因品系（db是英文diabetes——糖尿病——的缩写）。

 

（胖乎乎的ob小鼠）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子使得这些突变小鼠食欲过盛呢？很容易想到的一个实验思路是，看看这些小鼠的下丘脑有什么化学分子过量。人们发现，胖小鼠的下丘脑中含有过量的神经肽Y。这种神经肽有许多生理功能，不过我们在这里关心的是它是否会影响摄食。的确如此，如果把神经肽Y注射到正常小鼠的脑中，它们就会食欲过盛，变得肥胖。看来小鼠肥胖的原因就是因为神经肽Y过量，我们已破解了这个肥胖之谜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美国生物学家科尔曼（Douglas
Coleman）用ob和db这两个品系的胖小鼠做了一个联体实验：把两种不同的小鼠的血管连接在一起，创造出了两只共用血液循环的联体小鼠，这样，在某只小鼠血液中的物质，就会进入另一只小鼠的体内并产生影响。他的实验结果是这样的：

   
把两只正常小鼠联体，让其中一只过度摄食，导致另一只胃口不佳、体重减轻

   
把ob胖小鼠和正常小鼠联体：ob胖小鼠体重减轻
   
把db胖小鼠和正常小鼠联体：正常小鼠停止摄食、体重减轻
   
把ob胖小鼠和db胖小鼠联体：ob胖小鼠停止摄食、体重减轻，而db胖小鼠不受影响

（科尔曼小鼠联体实验示意图）

 

   
这些实验告诉了我们什么呢？从第一个实验我们可以推测，一旦正常小鼠吃饱了，血液中就会有一种饱足因子，抑制食欲。从第二个实验我们可以推测，ob胖小鼠体内缺少这种饱足因子，因此摄食没有节制，一旦从正常小鼠血液中获得饱足因子，摄食就变得比较正常，体重也减轻了。从第三个实验我们可以知道，db胖小鼠体内分泌过量的饱足因子，因此抑制了正常小鼠的摄食。第四个实验也表明db胖小鼠分泌过量的饱足因子，抑制了ob胖小鼠的摄食。

   
把这些实验综合起来看，我们可以知道，ob胖小鼠食欲过盛的原因，是因为体内缺少一种饱足因子，也就是说生产饱足因子的基因（也就是ob基因）发生了突变，失灵了。而db胖小鼠食欲过盛却另有原因，它并不缺饱足因子（也就是说它的饱足因子基因是正常的），但是饱足因子对它不起作用，我们可以推测，这是由于本来应该和饱足因子相结合的一种受体有缺陷，没法与饱足因子结合，使得饱足因子不起作用，在体内累积下来。也就是说，db胖小鼠的饱足因子受体的基因（也就是db基因）发生了突变。

   
那么这种饱足因子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能够把ob基因分离、克隆出来，就可以知道了。1986年，另一位美国生物学家弗里德曼（Jeffrey
M.
Friedman）开始着手克隆这个基因。他的实验室整整花了八年，到1994年才把这个基因克隆出来。这个基因编码一种激素，弗里德曼将之命名为瘦素（leptin，原自希腊语leptos，意思是“瘦”），这就是ob胖小鼠缺乏，而db胖小鼠过量分泌的那种饱足因子。如果每天都给ob胖小鼠注射瘦素，ob胖小鼠在几天后摄食次数就急剧下降，而且能量消费增加，两周后体重减轻了30％。相反地，瘦素对db胖小鼠不起作用。在1996年，db基因也被克隆出来，像预测的那样，它的确编码瘦素受体。

 

（左边为未注射瘦素的ob胖小鼠，右边为注射瘦素2周的ob胖小鼠。）

 

   
人体也有瘦素，它是由脂肪细胞制造、分泌的。如果我们吸收的食物过多，就转化成脂肪储存在脂肪细胞中，使脂肪细胞变大。肥胖主要是由于脂肪细胞储存了脂肪之后变大引起的，而不是脂肪细胞数目增多，实际上我们在儿童时代脂肪细胞的数目就基本不变了。随着脂肪细胞变大，它开始分泌更多的瘦素，沿着血液循环抵达下丘脑，抑制神经肽Y的合成，也就抑制了食欲。相反地，如果人开始节食，脂肪细胞缩小，瘦素的分泌变少，下丘脑中神经肽增多，也就刺激了胃口。瘦素还有其他的生理功能，例如会影响性成熟。

（瘦素作用机制示意图）

 

   
研究清楚我们为什么想要吃饭的机制，不仅有重大的科学意义，而且有巨大的实用价值。在发达国家，肥胖是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比如在美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有不同程度的肥胖，而全世界肥胖者据估计有三亿人之多。肥胖不仅影响体形美观，而且有害健康，容易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多种疾病。因此，瘦素的发现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人们马上想到的是，能不能用它做为减肥药？在1995年，瘦素才发现不久，加州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就用2千万美元买下了瘦素基因的专利，第二年开始进行人体临床试验。第一期临床试验的结果表明注射瘦素似乎能使某些人的体重有所减轻，于是进入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期临床试验，但是结果很不理想，它的减肥效果并不比安慰剂强。2002年，临床试验被终止。人们想要找到一种减肥妙药的梦想再次破灭了。

（瘦素分子结构模型）

 

   
这是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是，只有极少数的肥胖者是由于缺乏瘦素引起的（目前全世界只发现几个病例），对这些人来说，注射瘦素有非常显著的效果。但是，绝大多数肥胖者体内并不缺少瘦素，恰恰相反，他们的体内有过量的瘦素，他们食欲过盛的原因，并不是由于缺乏瘦素，而是由于对瘦素不敏感，这可能有许多因素，例如，瘦素进不了下丘脑，或者像db胖小鼠那样，瘦素受体有缺陷。

   
我们现在知道，除了瘦素和神经肽Y，还有许多其他的分子（例如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胆囊收缩素）参与控制摄食。控制摄食的分子机制实际上比我们上面所描述的要复杂得多，而我们才刚刚开始有了一点了解。不过，现在多数研究者都同意，一个人的“正常”体重基本上是由遗传决定的。瘦素、神经肽Y和其他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为一个人的体重和食欲确立了一个调定点，大致决定了一个人是胖是瘦，是胃口不佳还是食欲旺盛。肥胖是因为这个调定点较高。在人类进化史上，在食物缺乏的恶劣环境中，有一个较高的调定点实际上有生存优势，能够尽可能多地摄食储存脂肪防备饥荒。只不过在富裕的社会，优势变成了累赘而已。肥胖，是进化的遗产。

 

2004.2.17.

（作者：方舟子。原载《Newton-科学世界》2001年第3期。本blog凡没有明确注明作者名字的都是方舟子作品。未经许可不准做商业性转载。） 

 

   
复活节岛是地球上最孤独的一个岛屿。这个面积仅有163平方公里的三角形小岛位于东太平洋，往东越过3600公里的海面才能见到大陆（智利海岸）。它离太平洋上的其他岛屿也相当遥远，离它最近的有人居住的岛屿是皮特凯恩岛，远在西边2000公里处。迟至1722年4月5日，该岛的原居民才与外界有了接触，那是由荷兰航海家雅可布·洛加文（Jakob
Roggeven）率领的一支114人的三艘战舰。洛加文发现它的时候，在海图上用墨笔记下了一个点，在旁边写上“复活节岛”，因为这一天正好是基督教的复活节。从此该岛以“复活节岛”为人所知。但是现在人类学界一般将它叫做拉帕努伊岛（Rapa
Nui），这是十九世纪中叶波利尼西亚人对它的称呼；岛上原居民被称做拉帕努伊人，他们讲的方言被称做拉帕努伊语。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原居民除了把这个岛屿称做特凯恩加（te
kainga）意即“大地”之外，还有没有特别的名称。据说，有一种从其祖先传下来的名称叫“特－皮托－特－何努阿”（Te-Pito-te-Henua），它一度被译成“世界的肚脐”，这个说法引起了许多人浮想联翩，比如国内有一篇宣扬神秘现象的文章就以此为例：

   
“令人惊讶的是，复活节岛的居民称自己居住的地方为‘世界的肚脐’。这种叫法，一开始人们并不理解，直到后来航天飞机上的宇航员从高空岛瞰地球时，才发现这种叫法完全没错－－复活节岛孤悬在浩瀚的太平洋上，确实跟一个小小的‘肚脐’一模一样。难道古代的岛民也曾从高空俯瞰过自己的岛屿吗？假如确实如此，那又是谁，用什么飞行器把他们带到高空的呢？”

（复活节岛鸟瞰）

   
但这个“世界的肚脐”未必指全岛，可能仅指岛上的火山口，那就没什么神秘之处了。而且据语言学家W·邱吉尔的考证，这个称呼的准确含意可能是“大地的尽头”。

   
不过复活节岛的确有很多奇怪的地方。它位于南纬27度，属亚热带，气候相当暖和。它是在大约一百万年前海底的三座火山喷发形成的。火山灰是有利于种植的富饶土壤。在理论上，它应该和其他波利尼西亚人的岛屿一样，是个天堂乐园。但是，洛加文对它的第一印象却是一个荒岛：

   
“我们起初从远距离观察，把复活节岛设想成了一块沙地；这是由于我们将枯萎的野草或其他枯干、烧焦的植物都当成了沙土，因为它的荒凉的外表只给我们特别贫瘠的印象。”

   
洛加文的第一印象相当准确。复活节岛是一个草原，没有任何高于3米的树木。植物学家在岛上只发现了47种土生土长的高等植物，大部分是草本、蕨类，只有四种矮小的灌木。野生动物中，除了外来的老鼠和一种小蜥蜴可能是本土的，没有任何一种大过昆虫。它甚至没有本土的蝙蝠和陆地鸟类。至于家养动物，则只有鸡。居民主要靠栽种甘薯、甘蔗和香蕉为生。

   
当时的人口据估计只有2000人，显然属于波利尼西亚人，讲波利尼西亚的方言：英国航海家库克船长在1774年访问该岛时，随行的一个塔希提人可以跟岛上居民交谈。然而，尽管波利尼西亚人以高超的航海技术闻名于世，连西方殖民者也不能不叹服，洛加文却发现整个复活节岛只有三、四条简陋的小划子，长仅3米，最多乘两个人，用小木板简单地绑在一起，漏水很厉害，需要一边划一边戽出船里的水。这样的小划子只能在岸边行驶，根本不可能到深海去。

   
然而，就是在这块贫瘠、落后的土地上，却诞生了大批被当地人称为摩艾（moai）的巨大石像。目前已发现的摩艾有887尊，大多数是在一个采石场雕刻，其中有288尊雕刻完了之后曾经被成功地运到称为阿胡（ahu）的海滨祭坛立在上面，运输距离有的远达10公里。有397尊还未雕刻完扔在采石场，其余的92尊则遗弃在运输途中。它们大部分是用比较软和容易雕琢的凝灰岩（火山灰凝固形成）雕刻的，小部分用其他的火山岩雕刻。摩艾平均高度约4米，平均重量约12.5吨。最大的一座高21.6米，重160-182吨，但没有完工而遗弃在采石场。完工的摩艾中最大的高9.8米，重约74吨。没有两个摩艾完全一样，但大部分都根据同一个样式雕刻，最底下只到髋部，手臂垂于两侧，两手十指拉长护住腹部。摩艾的头部也被拉长，并总是向前注视前方。大部分摩艾有长耳朵、大鼻子、薄嘴唇、深眼窝。有的眼窝中镶有用珊瑚做的眼白和深色石头做的眼珠。大约50-75尊摩艾顶上还加了一个称为普卡奥（pukao）的用红色火山岩做的石帽，也可能是代表头发。

（雕刻摩艾的采石场。未完工的摩艾还扔在那里）

   
显然，摩艾是复活节岛上最引人注目也最使人疑惑的风景。洛加文写道：“这些石像使我们震惊，因为我们无法理解这些人没有大木头可以制作任何机器和结实的绳子，却怎么可能立起这些石像？”洛加文的疑问，到现在还不断地被人提出，也不断地有人试图给出种种答案。特别是那些神秘现象、天外来客、“史前文明”的宣扬者，更是把复活岛上的摩艾拉来当证据。比如臭名昭著的丹尼肯，就声称这些石像是外星人用超现代的工具制作的，他们因为飞船失事被困在复活节岛上，竖起这些石像向同类求救，救援飞船来了，他们便匆忙地离开了小岛。

   
这种毫无根据的幻想不值一驳。岛上采石场可以找到许多用玄武岩制作的石斧，当地人称为托其（toki），因用钝了而丢弃。摩艾就是用这些石器雕刻出来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著名挪威考古学家海尔达尔（Thor
Heyerdahl）曾雇了6个当地人用这种石斧雕刻一座摩艾。他们干了三天就辞职了，但是根据其进程估计，这六个人用十二到十五个月的时间就可以雕刻出一尊摩艾。如果要雕刻最大的摩艾，也不过只要20个人工作一年。自五十年代到现在，考古学家们也不断地组织人马用原始的办法搬运、树立摩艾或复制品，美国考古学家范提尔伯格（Jo
Anne Van
Tilburg）设想古拉帕努伊人在搬运时，把摩艾放在木橇上，底下垫一排木头当轮子，地面洒水减少摩擦。她用计算机模拟，发现用大约70个人以木头、绳子为工具，用这种方法花5天时间就能搬运、树立一尊重约10吨的摩艾复制品。在1998年4、5月间，人们在复活节岛上实地模拟了整个过程，并被拍成电视片。考古学家们对古拉帕努伊人是怎么搬运、树立摩艾的颇有争议，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管拉帕努伊人具体用的什么方法，根据当时的条件，是完全可以用几十个人搬运、树立一尊普通大小的摩艾的，并无神秘之处。问题在于：木头、绳子是从哪里来的？在贫困之中的岛上居民怎么可能有功夫来雕刻、搬运这些巨大的石像？为什么又突然停止了这项活动？

（摩艾就是用这种玄武岩石器雕刻成的）

 

（美国考古学家范提尔伯格用计算机模拟摩艾的搬运和树立）

   
可惜的是，在与欧洲人接触之前，拉帕努伊人并无文字，也就没有历史记载可以明确回答这些问题。复活节岛上有一种奇怪的象形文字，称为朗格朗格（rongorongo），意思是“会说话的木头”，刻在木板上。但是按新西兰语言学家斯蒂芬·费歇（Steven
Fischer）的说法，这是在1770年西班牙人访问该岛之后，受其影响才发明的。他在1996年成功地将其破译，发现它们只是记录了祭祀颂歌和创生故事，并非历史记载。

（刻有朗格朗格的木板）

   
但是通过考古，我们还是可以大致了解复活节岛上的历史变迁。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生缓慢的变化，通过比较同源语言的差异，可以估算它们分离的时间。前面说过，拉帕努伊语是一种波利尼西亚语的方言，通过与其他波利尼西亚语的比较，语言学家们推测这种方言诞生于大约公元400年。根据放射性同位素法的测定，岛上大约在公元400到700年间开始有人类活动。1994年，生物学家从12具古拉帕努伊人的余骸提取出DNA，确定他们的确是波利尼西亚人。岛上的风俗习惯，种植的植物（香蕉、甘薯、甘蔗、芋、槠），养的动物（鸡），也都是波利尼西亚人的特征（这些动植物除了甘薯最初起源于南美，又都可以追溯到波利尼西亚人的起源地南亚）。因此，现在考古学界普遍认为，拉帕努伊人是在大约公元400年漂流到复活节岛的一批波利尼西亚人的后代。

   
当这些波利尼西亚人刚移居到复活节岛的时候，这里的确是个小天堂。我们通过花粉分析可以推测古代的植被情形。池塘或沼泽地中的沉淀物是按时间远近沉积的，越上面的年代越近，越下面的年代越久远。每一层沉淀物的绝对年龄可以用放射性同位素法测定。在显微镜底下分析沉淀物所包含的花粉，鉴定其种类，计算其数量，就可以知道当时的植物分布情况。据此我们知道，复活节岛在早期并不是一块荒地，而是一片茂密的亚热带森林。在森林中，生长着一种刺蒴麻属植物哈兀哈兀（hau
hau），其纤维可以用来制造绳子。还有一种特有的树木名叫托罗密罗（toromiro）树，木质坚硬，可以用于烧火和制作木雕。而数量最多的是一种大棕榈树，这种树在复活节岛上早已灭绝，但是与智利酒棕榈树很相近，也可能是同一种。这种大棕榈树树干笔直，可以长到25米高，直径2米粗，是用于运输、树立石像和制造大船的良好材料。而且，这种棕榈树结的果子可以食用，树浆可以生产糖浆和酿酒，是重要的食物来源。

（复活节岛曾经有过大棕榈树森林，后来全部灭绝了。这是当代重新引进的大棕榈树）

   
动物的情况又如何呢？考古学家们可以通过挖掘、比较地层里古代遗留的垃圾堆中的动物骨骼加以推测。一般来说，鱼类是波利尼西亚人的主要食物，鱼骨头一般会占垃圾的90％以上。但是，复活节岛位于亚热带，与热带相比气候过于寒冷，不适于鱼类聚集的珊瑚礁生长，其险峻的海岸线也不适合于浅海捕鱼，因此鱼类一开始就不是拉帕努伊人的主要食物，从公元900年到1300年，鱼骨头在拉帕努伊人垃圾中的含量少于四分之一。相反的，在所有的骨头中，几乎有三分之一是海豚骨头。在其他地方波利尼西亚人的垃圾中，海豚骨头在垃圾中的含量从来就没有达到1％。不象其他波利尼西亚岛屿，复活节岛上没有大型的动物，连家养的猪、狗也没有，因此海豚是拉帕努伊人能抓到的最大的动物，成了他们的食物蛋白的重要来源。但是海豚只生长于深海中。这意味着拉帕努伊人曾经能够建造大型的船只用于到深海捕捉海豚。这些船只显然是用大棕榈树的树干制造的。

   
考古学家还发现，海鸟也是早期拉帕努伊人的重要食物。在人类到达之前，复活节岛没有鸟类的天敌，成了海鸟最适宜的繁殖地。曾经至少有25种海鸟在这里筑巢繁殖，可能是整个太平洋中最繁盛的鸟类繁殖地。猫头鹰、鹦鹉等陆地鸟类也是早期拉帕努伊人的食物，考古学家在古代垃圾中发现了至少6种陆地鸟类的骨头。同时，跟着拉帕努伊人移民的波利尼西亚老鼠也是拉帕努伊人的盘中餐。此外，垃圾中还有一些海豹骨头，表明复活节岛可能曾经也有过海豹。

   
总之，早期拉帕努伊人发现的是一块物产丰富的丰饶的土地。他们的人口快速地增长，在大约1680年人口膨胀到了大约8千到2万人。他们无节制地开发、使用资源。在公元1200－1500年间，他们大量地建造摩艾。然而，花粉分析表明，早在公元800年，森林的毁灭已经开始。从那时候起，地层中的大棕榈树和其他树木的花粉越来越少。进入15世纪后不久，大棕榈树最终在岛上灭绝了。大棕榈树的繁殖相当缓慢，其种子要过六个月到三年才能发芽，发芽后的生长也非常慢。甚至在最好的自然条件下，一个大棕榈树林的再生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流窜来的老鼠对大棕榈树的再生起到了破坏作用，在岛上洞穴中发现的几十个大棕榈树果实都是被老鼠吃过而无法发芽的。但是毫无疑问，人类要对树林的消失担负最大的责任：它们被砍伐用于制造船只、房屋，用来运输摩艾，用来烧火取暖，或被烧毁用来做耕地。哈兀哈兀树虽然没有灭绝，却变得极其稀少，以至不能再用来做绳子。至于托罗密罗树，在海尔达尔于1956年访问复活节岛时，全岛只剩下了孤零零的一株在垂死挣扎，只结了几个荚果。在1962年这最后一株托罗密罗树也死亡了。幸好海尔达尔把它的种子带到了瑞典让植物学家培育。托罗密罗在花园里生存了下来，并在1988年重返复活节岛。

   
到15世纪时复活节岛上的森林已经消失，绝大部分树木已灭绝。动物类群的变化同样触目惊心。所有的陆地鸟类和半数以上的海鸟种类全都灭绝了。在1500年左右，海豚骨头突然从垃圾堆中消失了。原因很简单：随着森林的消失，人们已找不到木头建造船只，也就再也无法出海捕捉海豚。他们只能在浅海捕鱼，使得浅海的生态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甚至连海贝也基本被吃光，而只能吃些小海螺。拉帕努伊人从渔民变成了农民：他们开始注重养鸡，鸡成了主要的蛋白来源；他们种植甘薯、芋、甘蔗，但是产量越来越低，因为森林的消失必然造成水土流失，在风吹雨打日晒之下，土壤变得越来越贫瘠。人们普遍处于饥饿之中，吃他们所能找到的任何东西，这除了老鼠（波利尼西亚老鼠在岛上也已灭绝，现在岛上的老鼠是欧洲的），还包括岛上最大的动物：人。在后期垃圾堆中，人的骨头变得很常见。岛上最恶毒的骂语是“你妈的肉沾在我的牙齿上”。虽然其他地方的波利尼西亚人也有吃人的恶名，但这是出于宗教或迷信的原因，只是在特殊场合下才发生的。而拉帕努伊人的吃人却有非常实际的用途：为了补充蛋白质。

   
食物的产量已无法维持那么多的人口，也没有富余的食物供应制作、搬运摩艾的工人，大批摩艾半成品被抛弃。也很难有食物能上供酋长、祭司们。原来颇为复杂的社会结构崩溃了，整个社会处于战乱之中。战争在17世纪和18世纪时达到了顶峰，那时候制造的石矛、石刀，还遗弃在现在的地面上。在1700年左右，历经饥馑、战乱，岛上的人口只剩下了两千人左右。大约在1770年，拉帕努伊人开始互相推倒属于敌人的摩艾，砍下摩艾的头。当库克船长在1774年访问该岛时，已发现许多摩艾都从祭坛上倒在地上，以至他推测岛上一定发生了什么灾难。到1864年，当西方传教士抵达该岛时，发现所有的摩艾都已被推倒。

（岛上原居民在用石器雕刻摩艾）

   
西方人的到来给拉帕努伊人带来的是更大的厄运。第一次接触就是以惨剧收场：荷兰人一上岸，就向围观的拉帕努伊人发射了至少30枪，杀死了10到12名拉帕努伊人，其中包括酋长或祭司。另外还有人数不详的拉帕努伊人受伤。1805年起，西方殖民者开始到岛上抓拉帕努伊人当奴隶。起初还只是偶尔为之，1862年，巨大的灾难降临了。全副武装的秘鲁海盗乘八艘船只而来，抓走了一千多名拉帕努伊人，男性拉帕努伊人几乎被一网打尽，包括大酋长及其子女和所有识得朗格朗格和通晓古代传说的酋长和祭司。这些人象牲口一样被运到秘鲁，卖给了当地奴隶主，充当开采鸟粪的奴隶。在国际舆论的谴责下，秘鲁政府不得不命令奴隶贩子将这些拉帕努伊人放回，但是此时由于劳累和疾病，这批拉帕努伊人已死得只剩下100人左右了。这些拉帕努伊人在返回复活节岛的途中，不幸又染上了天花，在旅途中纷纷病死，只有15人带着重病最终回到家乡。这15人也把天花带到了复活节岛。那些侥幸逃脱了奴隶贩子捕捉的人难以躲过瘟疫的肆虐。传说中的创始酋长霍图·玛图阿（Hotu
Matu’a）的最后一批后裔死去了，所有的酋长、祭司也都死去了，朗格朗格从此无人认得。岛上居民只剩下了数百人。第二年法国传教士踏上复活节岛，轻而易举地就把灾难中的拉帕努伊人都改造成了基督徒，同时也彻底地消灭了岛上的文化。他们下令烧毁所有刻有朗格朗格的木板。现在幸存的25块朗格朗格板是拉帕努伊人偷偷藏下来的。在19世纪70年代幸存的拉帕努伊人纷纷搬到塔希提岛，到1877年，岛上人口只剩下了111人。1888年也是复活节这一天，智利政府宣布吞并复活节岛，将岛上大部分土地租给牧羊公司，一直持续到1953年，牧羊使岛上土地更加贫瘠。今天的岛上人口上升到2千多人，但只有5％的学龄儿童讲拉帕努伊语。旅游业是岛上的唯一收入来源。被推倒的摩艾重新被立起来，大棕榈树也从智利引进。

（戴着普卡奥镶着眼睛的摩艾在岛上被重新立起，成为吸引游客的风景）

   
在叹惜复活节岛的悲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因为复活节岛就是地球的缩影。就象复活节岛，我们的地球也是茫茫宇宙中一个孤独的岛屿，而我们也在一点一点地、越来越快地破坏着地球的资源。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不可能发现并搬迁到别的更适于居住的星球。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你也许会说，我们不会象古拉帕努伊人那样愚蠢，连最后一株大棕榈树都不懂得保留，还要砍掉。不，古拉帕努伊人并不比我们更蠢。岛上大棕榈树（以及森林）的灭绝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一个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的好几代人的缓慢的不知不觉的过程。当最后一株大棕榈树被砍倒的时候，大棕榈树早已稀少得失去了经济意义，没有人会觉得保留它有什么价值，它的灭绝对岛上居民来说并不是什么重大事件，甚至很可能绝大部分人都不会注意到。我们对地球的破坏也是缓慢地不知不觉地发生的，整个过程要比复活节岛上所发生的缓慢得多，历时也长得多。有多少人意识到，就在今天，无比珍贵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年20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消失，被砍伐、焚毁转变成农场和牧场？又有多少人知道，我们正以每年大约5万个物种的速度消灭着独一无二的物种？如果不采取紧急的保护措施，到本世纪中叶，热带雨林将不复存在。到本世纪末，现存物种的四分之一将会灭绝。地球的庞大并不能使她天然避免复活节岛的命运，因为地球再大，也是有限的。

   
我们有没有可能避免让地球重演复活节岛的悲剧？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拥有古拉帕努伊人所没有的两样东西。第一，我们有文字，所以我们有历史，可以研究、吸取历史教训，也可以明白地告诫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一生只能感觉到数十年的环境变化，因而对那些缓慢的环境恶化无法觉察。但是历史记载能使我们觉察到数千年的环境变化，并让我们的记载传之久远。第二，我们有科学。科学使我们能够准确地追溯、研究和预测环境的变化，提供防范措施。但是，历史和科学只有被公众所接受时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果公众不具有环境保护的意识，再好的历史和科学知识也无法挽救地球。

 

参考文献：

Arnold, Caroline, “Easter Island: Giant Stone Statues Tell of
a Rich and Tragic Past”, Clarion Books, New York, 2000.

 

Diamond, Jared. “Easter’s End”, Discover, August 1995.

 

Van Tilburg, Jo Anne. “Easter Island: Archaeology, Ecology,
and Cultur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4.

 

Heyerdahl, Thor. “Easter Island: the Mystery Solved”,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89.

 

The Easter Island Home Page: http://www.netaxs.com/~trance/rapanui.html

 

2001.2.14.

 

   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反恐怖主义战争使得“塔利班”的名字家喻户晓。人人都知道塔利班是一个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组织，但很多中国人不知道，基督教同样有原教旨主义组织和信徒。据统计，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属于原教旨基督徒。原教旨基督徒坚信基督教《圣经》上的每一句话都准确无误，而且必须从字面上理解，因此他们必然要反对进化论。与自由派基督徒不同，原教旨基督徒热衷于传播自己的信仰，在美国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进化论风波，也热衷于拉人入教。到美国留学的中国人几乎毫无例外都会遇到传教士，而且以原教旨基督徒为主。由于中国留学生以理工科出身为主，或多或少学过进化论，进化论也就成了原教旨主义者传教的最大障碍，因此他们做了大量的宣传，散布了许多谣言、谎言攻击进化论。同时，原教旨基督教也注意在中国留学生当中培养传教士，一位笔名为“里程”的华人就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一位。此君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1981年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硕士学位，第二年赴美留学，在1987年获得密歇根州立大学博士学位，在1992年入基督教，成为活跃的传教士，从1997年开始专职传教，出了一本专门面向中国留学生的基督教宣传读物《游子吟——永恒在召唤》，在留学生当中有一定的影响，经常有人向我推荐，试图改变我的信仰。这本书现在也已进入国内。

   
这本书用了一章的篇幅攻击进化论，而像一切反进化论的宣传品，充斥了谎言，其中最大的谎言是关于达尔文对眼睛由来的看法。在其第六章第六节“自然选择面对的困难”中声称：

   
“大家都知道，很多生物器官都需要各种恰到好处的配合才能正常发挥功能。眼睛就是最好的例子。眼睛由眼睑、眼毛、眼膜、晶状体、视网膜等精细的结构组成，有感光细胞将光刺激转化为电讯号并将它们迅速传到脑部，在脑的指挥下使眼能迅速和准确地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眼睛的功能是任何最高级的照相机无法企及的。但按进化论的观点，眼睛的结构与功能也是一点点地进化来的。可是，眼睛的各部分以及它与大脑的联系等怎么都那么凑巧地同时进化到这样准确的程度使眼睛有正常的功能呢？其中任何一部分配合稍差一点，眼睛就无法起作用。试想，在进化过程中，10%，50%，甚至99%进化程度的眼睛如何发挥功能呢？眼睛的形成，是很难用进化来解释的。

　　“达尔文本人对此也相当困惑。在他的著名的《物种起源》一书的第六章《理论的难题》的“极其完美和复杂的器官”这一节中，他直言不讳地写到，‘眼睛有调节焦距、允许不同采光量和纠正球面象差和色差的无与伦比的设计。我坦白地承认，认为眼睛是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假说似乎是最荒谬可笑的。’”

   
在第七节他又再次重申：
   
“创造的证据比比皆是，眼睛就是一个好例子。达尔文承认眼睛不可能由自然选择形成，以致于他发表《物种起源》之后，他一想到眼睛仍感到害怕。

   
“我个人十分欣赏达尔文这种坦诚的态度，丝毫不隐瞒自己的困惑、烦恼和惊骇。”

   
这是一个用断章取义的手法编造的谎言（这也是反进化论者惯用的一个手法，在他们的笔下，似乎最著名的进化论者都成了反进化论者）。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的确说了里程引用的那句话，但是那只是用来引入话题的修辞写法，并非结论。达尔文接下去马上就说：

   
“然而，理性告诉我，如果能够显示从一个完善和复杂的眼睛到一个非常不完善和简单的眼睛存在着大量的级别，每一级别都对其拥有者有用；更进一步的，如果眼睛的确曾发生轻微的变异，而这些变异又能遗传，这是可以确定的；如果器官发生的变异或改动对处于变化的生活条件下的动物有用，那么相信一个完善和复杂的眼睛能经由自然选择形成，虽然在我们的想像中是难以克服的，却很难说还是个真正的难题。”（根据《物种起源》第一版。在最后一版，达尔文在前面还加了一句：“当最初说太阳是静止的，而地球环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人类的常识曾经宣称这一学说是错误的；但是像各个哲学家所知道的‘民声即天声’这句古谚，在科学里是不能相信的。”可见达尔文在晚年甚至认为不相信眼睛是进化而来就像以前不相信地球绕太阳转动一样。）

   
接下去达尔文就详细地论证了为什么自然选择可以解释完善和复杂的眼睛是如何进化来的。达尔文的解释，在今天看来，也是无可挑剔的。进化生物学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对眼睛的进化已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更超出了达尔文的想象。

   
是不是像反进化论者所说的，不完善的眼睛就无法起作用，就不能在进化中发挥功能呢？当然不是。轻度近视要好过高度近视，高度近视要好过失明，还能感受亮暗的失明要好过没有眼睛，并不是只有完善的眼睛才有助于生存。当我们说到眼睛时，马上想到的是人眼，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长着像人眼一样复杂的眼睛，而是像达尔文所说的，存在着从非常不完善和简单的到完善和复杂的许许多多的不同类型，都是其拥有者的生存所不可或缺的：如果它们的生存不需要眼睛的话，就会完全退化掉，就像生活在黑暗的洞穴的盲鱼那样。最简单的眼睛功能只能感受光明和黑暗，听上去好像没什么用，但是许多动物（例如扇贝）就长着这样的眼睛，可以用它来区别白天和黑夜，甚至可用于躲避敌人（如果周围突然变暗，可能意味着是敌人的身影）。有的简单的眼睛不会动，只能盯着一个方向看，这也很有用处，比如海底动物可以靠它判断哪里是海面。总之，复杂程度不同的眼睛适应不同的生活方式。如果你过的是复杂的生活方式，才需要复杂的眼睛。大多数哺乳动物的眼睛都不能分辨颜色，人类和其他灵长类之所以长着一双能看到彩色世界的眼睛，是因为这样的眼睛对靠采摘水果为食的我们的祖先大有好处。同样，蜜蜂为了能分辨花朵，也长着能感受颜色的眼睛。这种适应性，正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由于眼睛难以形成化石，我们无法从化石直接了解到眼睛是如何进化的。但是，正像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所作的那样，如果我们把现有动物的各种各样的眼睛从简单到复杂排列在一起，那么就可以推导出复杂的眼睛是如何一步步进化出来的。比如，我们可以推测鱼眼是这么进化来的：最初的眼睛只是一个由感光细胞组成的平面的眼点，只能感受一个方向的光，就像某些原生生物。接下来，感光细胞凹陷，增加了感光面积，可以感受不同方向的光，提高了视觉的准确度，而且可以防止感光细胞受损伤。这个凹陷越陷越深，最终成为理想的半球形，就像扁虫的眼睛。然后，眼睛的开口开始收缩，形成了“光圈”，差不多在这个时候，眼睛里有了透明的胶状物，避免泥巴进入眼眶内，进一步保护眼睛，并且固定眼睛的形状。眼睛的开口逐渐收缩，“光圈”越来越小，进一步提高了视觉的准确度，直到变成了一个针孔照相机似的眼睛，可以把光线聚焦在感光细胞上，就像鹦鹉螺的眼睛。接下来，眼睛的开口必须用透明的膜封起来进一步保护眼睛，实际上这一层膜可以在任何时候出现，甚至可能眼点一开始就有透明膜的保护，而透明膜并不是那么难有的，可以从身体的其他部分变来（组成人的角膜的蛋白质在人体其他部分也有）。这层透明膜越来越厚，成了晶状体。为了使成像越来越精确，晶状体将逐渐往里移动，逐渐变厚，并通过改变组成晶状体的蛋白质比率使它的不同地方有不同密度，以纠正像差，终于形成了一个复杂的鱼眼。

   
也许有人会说，就算从一个眼点可以进化出鱼眼，但是这要用多长的时间才能进化出来呢？进化需要的时间太长了，也是反进化论者攻击进化论的一个常用借口。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在1994年，两位瑞典生物学家尼尔森（D.-E.Nilsson）和佩尔格（S.
Pelger）设计了一个计算模型，计算上面所描述的从眼点进化出鱼眼需要多长时间。他们的设计思想，实际上与达尔文在《物种起源》所说的相同：第一、从简单的眼睛到复杂的眼睛存在无数微小的变异。为了定量计算，他们把每一个微小变异设置为1％的改进（比如长度改变了1％，蛋白质浓度增加了1％等等），他们算出从眼点到鱼眼共需要1829个1％的改进，也就是需要1829个步骤。第二、这些微小的变异会影响生物的生存。视觉的微小改进，会使捕食者更好地发觉猎物，或使猎物更好地躲避捕食者，或者使蜜蜂能在雾中更快地找到花朵采蜜，这就有了生存优势。第三、这些变异是能够遗传的。在遗传学上，我们用遗传率来表示某个特征与遗传相关的程度，通常是用同卵孪生子（他们的基因完全相同）和异卵孪生子比较而测定。遗传率100％意味着该特征在同卵孪生子中完全相同，而遗传率0％意味着该特征在同卵孪生子中的相同程度和任意两人一样。我们并不知道眼睛的遗传率是多少，但是可以参考其他的身体特征进行估计：人的身高的遗传率为79％，坐高为85％，腿长为77％，臂长为80％，头宽为95％……也就是说，人的身体特征的遗传率一般来说高于50％。尼尔森和佩尔格将眼睛的遗传率设为50％。显然，这是个很保守的估计。实际上，在需要做估计时，他们都尽可能地保守，以便让进化所需的时间尽量地延长，使反对者无话可说。他们的论文的题目就叫做《对一种眼睛进化所需时间的保守估计》。在做了种种保守的估计以后，代入方程式计算（群体遗传学有专门的方程式计算一个有优势的遗传变异在生物群体中的传播时间），结果还是出乎意料：从眼点进化出鱼眼，只需要35万代。以一代为一年（这是大部分低等动物的情况）计算，也就是说，只需要35万年，这在地质年代上只是一瞬间。

   
眼睛实际的进化时间可能比这快，也可能比这慢，这取决于环境压力的大小和特定动物的生存对眼睛的依赖程度。但是，这个结论是很显然的：眼睛的进化，要比设想的快得多。动物在地球上已至少有6亿年的历史，这足以使眼睛进化出非常多次。生物学家在研究了不同动物的眼睛结构之后，发现它们共采用9种不同的光学结构，而且每一种结构都出现了不止一次。眼睛在动物界至少独立进化了40次，可能多达65次。

   
可见，像眼睛这样的复杂器官的由来也是可以用自然选择来解释，并不需要由上帝来设计。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研究眼睛的结构，就会发现它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完善”，而存在许多“设计”缺陷，甚至是非常愚蠢的“设计”，任何一个工程师都不会做那样的设计，更不要说上帝了。我们可以用人眼做一个例子。人的视网膜分成三层：最底下一层是感光的锥细胞和杆细胞，中间一层由双级细胞、水平细胞等神经元组成，最外面一层是神经节细胞，将眼睛感觉到的光信号传递给大脑。视网膜的外面还覆盖着一层毛细血管。这完全是个前后颠倒的不合理的设计。感光细胞应该在最前面感受光线，神经、血管应该放在后面才对。而按这种颠倒的设计，光要穿过血管、神经才能抵达感光细胞，不仅光线的质量下降，而且血管的影子会影响我们的视觉，为了克服这些影子，我们的眼睛必须不断地做细微的运动以扫描整个视野，然后让大脑合并这些质量不佳的图片，去除阴影，再组成一幅完整的图像。为了传递光信号，视网膜的神经元要与一束视神经相连，视神经穿出眼球再绕回大脑。由于视神经在视网膜的前方，它穿过视网膜的那个孔不可能有感光细胞，这样就造成了视网膜上有一点没法感光，也就是所谓盲点。我们平时感觉不到盲点的存在，是因为大脑能根据从两个眼睛得到的信息取消彼此的盲点，形成完整的图像。

   
人眼设计上的缺陷不仅导致了感光的障碍而加重大脑的负担，而且会造成一系列疾病。由于血管在前方，任何出血或淤血都会形成阴影，而影响视觉。更严重的是视网膜的固定方式。视网膜的最底层是感光细胞。这是一种很精致的、有毛的神经末梢，不可能牢固地固定住视网膜，而只是与下面一层色素表皮细胞（这层细胞的作用是吸收多余的光子）很松地连接在一起。这就使得视网膜很容易从眼球的内壁脱落。例如，脑袋遭受一记重拳，就可能造成视网膜脱离，如果不及时治疗将导致永久失明。

   
复杂的眼睛是不是只能采用这种奇怪的装配方式呢？绝对不是。章鱼的眼睛就不是倒装的。章鱼的眼睛也是非常复杂、良好的眼睛，可以在近乎黑暗的深海中发现猎物。章鱼的眼睛和人眼一样是球状的，也有晶状体，但是光透过晶状体后，就直接聚焦到感光细胞上，而无需先穿过神经、血管。章鱼眼睛的神经、血管都位于感光细胞的后面，神经直接连到大脑，而无需先穿透视网膜再往回绕弯。而且，章鱼的视网膜是由下面的许多神经纤维牢牢地固定着的，不会脱落。

   
所有脊椎动物的眼睛都和人眼一样，采取的是倒装的方式，如果真有一位智能设计者，决不会如此愚蠢。但是，如果脊椎动物的眼睛是进化来的，那么就非常容易理解了，因为自然选择只能在已有的蓝图的基础上做无意识的修改，而不可能有意识地重新全盘设计。脊椎动物这种奇怪的眼睛结构是怎么进化来的呢？我们可以和与脊椎动物亲缘关系最近、因而有可能保留了脊椎动物的祖先特征的文昌鱼做个比较。文昌鱼的神经索是一条空心的管道，管壁上长着有鞭毛的神经元。在神经索的头端，是一些能感光的神经元，组成了眼点，眼点下面是传递信号的神经细胞，这就是文昌鱼的“眼睛”。由于这个眼点不是长在外面，而是长在管内的，它只能感受从另一侧的管壁透过来的光，也就是说这也是个内外颠倒的眼睛，不过对文昌鱼来说，没有关系，因为眼睛正对着的那一侧的身体是透明的（好比说我们的后脑勺是透明的），而在眼睛边上神经索最前端的管壁长着色素细胞挡住光线（这样就只有某个方向的光线能射到感光细胞，文昌鱼可以借此判断方向）。加拿大生物学家拉卡利（T.Lacalli）在研究了脊椎动物的眼睛发育过程后发现，脊椎动物胚胎时期的眼睛和文昌鱼的眼睛非常相似，感光细胞也长在神经索（神经索的前端以后发育成大脑）的管壁中，其末端虽然不像文昌鱼的那样有鞭毛，但也指向里头。神经索前端管壁上也长着色素细胞，只不过位置发生了变化，移到了感光细胞的正对面，以后则与感光细胞贴近、相接，而感光细胞下面的神经细胞则发育成了视网膜的前面部分。

   
这个比较告诉了我们人眼是如何逐步进化来的。脊椎动物的祖先像文昌鱼一样，长着一对位于体内、感光细胞朝向体内的眼点，这对眼点逐渐演变成了高度复杂的眼睛，但是由于感光细胞一开始就已朝向体内，以后的进化只能在此基础上修修补补，使得所有的脊椎动物都长着一双内外颠倒的眼睛。这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而且我们只能一直继承下去。神创论无法合理地解释为什么上帝要设计出如此古怪的人眼，而进化论却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这样，眼睛的由来本来是个进化论的难题，却成了进化论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2001.12.25.

   近日国内报纸报道了一条消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心理学家约翰·菲利普·拉什顿公布了一项据称让“男性高兴而女性愤怒”的研究结论：男性确实比女性聪明，男性的智商比女性高出3.63个百分点。

   
国内的读者可能不熟悉这个拉什顿是何许人也。他时不时要公布这类让某某人高兴而某某人愤怒的“科学研究结论”。他的最著名的研究是“证明”亚洲人的脑容量和智商最大、最高，白人其次，黑人最低，这也许会让某些虚荣的国人沾沾自喜。不过且慢，拉什顿还有一项著名的研究，这些人种的阴茎大小的次序倒了过来，黑人最大，白人其次，亚洲人最小，因为他的理论是大脑袋和大阴茎不可兼而得之，上帝的确公平得很啊。

   
拉什顿似乎很热衷于为一些社会偏见提供“科学依据”，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他在西方会被视为种族主义者，而他也的确在领导一个美国种族主义机构——先锋基金会，他的研究都是这个基金会提供的经费。在许多西方学者眼中，拉什顿更像一个不择手段地炒作自己的小丑。他会把自己的论文印成小册子，主动寄给北美各大学的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教授，正如一个美国大学教授所评论的：“这是一种个人和政治宣传。他的研究没有任何科学基础。”

   
的确，他的研究经不起推敲。他的所谓研究成果都是根据前人的测量数据进行统计，做有倾向性的加工：选择有利于自己的结论的数据，舍弃不利的数据。比如他有关人种的脑容量和阴茎大小的统计，就是如此，如果采用更客观的方法进行统计，就会发现其实各个人种在这方面并无统计差异。至于关于智商的研究，我不久以前在评论“英国研究者声称中国人是智商最高的人种”的报道时已经分析过了。（《智商的傲慢与偏见》，载《中国青年报》2006.4.12）

   
这一次，国内的报道说他选取10万名年龄在17岁至18岁的男女学生作为测试对象，对他们进行智能测试，测试内容主要包括几个方面，即快速掌握复杂概念的能力、口头回答能力和创造力等。其实根本不是。他只是对这些学生的“学习评估考试”（SA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类似于国内的高考）成绩做了统计而已。但是，众所周知，一个人的考试成绩并不足以反映他的智力，还与他的教育状况、心理状态等其他因素密切相关。一个人的智力高低也不完全是天生的，还要受到各种后天因素的影响，例如营养、家庭、教育状况都能影响到一个人的智力高低。

   
因此，即便男生的考试成绩高过女生，也不能就证明了男人天生就比女人聪明，因为没法排除后天因素的影响。在男女的地位还未能做到完全平等，性别歧视依旧存在的社会中，这种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心理学家发现，甚至在婴儿时期，人们就已经在对男婴和女婴做区别对待，塑造着他们的不同社会角色了。这不仅表现在穿着打扮上的差异，也表现在有意无意地对他们的行为做出不同的反应。比如，如果男婴索要玩具枪，会受到家长、保姆的鼓励，但是如果索要布娃娃，则不容易得到。女婴受到的对待则相反。他们很快就会明白自己该要什么。

   
然而，拉什顿却试图根据如此脆弱的证据解释一个社会现象，即“玻璃天花板”现象：大部分女性在公司企业和机关团体中晋升到某一职位后便很难继续获得突破，很少有女性达到最高层职位。他认为这是因为女性智商不如男性。但是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前，他并没有去设法排除女性受到歧视或女性缺少机会这些环境因素的影响，而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即使在最为开放的国家，对女性的歧视依然存在。甚至在科学界都难以避免重男轻女的偏见。最近有一名做了变性手术的美国大学教授撰文说，在他由女人变成男人之后，他的学术成果更受重视，得到的评价更高，人们对他更为尊敬。

   
我们并不是说男女在先天各个方面都相同，不可能存在差别——这种“男女绝对平等”的观念显然是愚蠢的。既然男女在生理上有别，如果在智力上也出现了某些差异，并不是怎么令人奇怪的事。的确，有一些比较严肃的研究发现男女的智力可能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例如女性的语言能力可能更强，男性在在抽象思维能力可能更有优势。对大脑扫描的结果也发现男女大脑的功能区分布上存在差别。但是在总体上并未发现哪一性的智力更高。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即便男女智力的确存在差异，甚至男女的大脑结构存在差异，也不等于就是天生如此，无法排除是后天的影响造成的，因为大脑是个可塑性极强的器官，深受后天环境的影响。

   
有学者为拉什顿辩护说，如果拉什顿的研究对象不是人而是其他物种，例如麻雀内部存在的先天差异，没有人会在意。不错，但是如果有关麻雀先天差异的研究即使有误，也只是个纯粹的学术问题，不会对人类社会产生影响。而对人的研究就不同了，错误的结论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拉什顿显然是迫不及待地在为“玻璃天花板”这种不公正现象寻找“科学依据”。

   
科学研究是在发掘客观事实，其结论不一定要“政治上正确”。但是对政治上不正确的结论，在发布时一定要慎重，起码也要能经得起推敲，以免以讹传讹，被用来加重社会偏见。而媒体在报道这类成果时，更要多一点负责任的态度，不要只是为了猎奇招徕读者，成了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的工具。

2006.09.24

（《经济观察报》2006.10.1.第283期）

(XYS2006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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