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三天前有一名《南方周末》记者告诉我，说有人往《南方周末》投稿信箱寄了据说是摘自我的文章的一段话，里面有“《南方周末》现在真是堕落了”等语，问是否是我写的。我记不得我曾经写过这些话，要该记者把这段话转给我以便核对。催了两次，至今没有收到。不管我以前是否写了那句话，在今天（11月10日）看了《南方周末》用2、3两版的篇幅做的专题《于建嵘VS方舟子：两败俱伤的恶战》之后，也不能不感叹：“《南方周末》现在真是堕落了！”

    我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之前，唯一提的要求是在报道中涉及我的部分和对我的访谈记录定稿之后在发表之前必须经我过目和确认。该访谈是记者根据现场对话的笔录（没有录音）写的，整理之后将定稿寄给我，报道中涉及我的部分也发给了我，我做了不多的修改，寄了回去，记者也确认已经收到。但是现在登出来的访谈录，并不是经我确认的那个版本，而是被删掉了约一半，里面有的对话被删得七零八落，不能再准确表达我的原意。如果是因为篇幅的缘故必须删节，也应该把最后版本再寄给我确认。而登出来的记者报道，更与我确认的那个版本毫无关系，里面与我有关的部分都没有经过我的确认，我确认过的段落都不见了。言而无信，有违新闻道德，更有违做人的道德。没想到《南方周末》现在也堕落到和《南方人物周刊》之类的小报玩这样的把戏。

    《南方周末》在报道于建嵘骂我这一事件时，也完全没有客观报道的立场，标题就给定了性：“两败俱伤的恶战”，自命裁判宣布：“两个人谁都没有赢得这场恶战和混战。”我还真不明白我在这场“恶战”中败在哪里，伤在何处。如果对我骂娘就能让我败了、伤了，以后谁要想打败、打伤我，可就太容易了。只要还有一点点的是非观念，还没有被小集团的偏见蒙蔽了眼睛的人都可以看出，于建嵘对我破口大骂，骂完了又矢口否认，其学格、人格都已破产，无可挽回。难道《南方周末》真以为找一批人来批评我的打假，制造我也败了的假象，就能让“《南方周末》2004年度致敬人物”于建嵘挽回点面子？想要批评我的打假，也该等抓到了我打错、冤枉了人的把柄吧，现在仅仅是因为有学者如街头小流氓一样对我骂娘，就让你们兴奋得也要加入骂阵，仿佛我就活该被人骂娘似的，也未免太恶心了吧。

    更恶心的是还为此组织了三篇一面倒地批我的评论文章，连起码的中立立场都不装一装，好像我现在在学术界是人人喊打，没人替我说话了。找的又是什么人呢？“曲水”不知是谁的化名，语气也温和些，且不去说他，笑蜀（陈敏）和李方则都是和我有新仇旧恨的。笑蜀是早就加入了骂阵并被我反击过的，不是什么旁观者，他还是如从前用“英明神武”的口气批我“英明神武”一样把自画像强加于人，用“充满乖戾乃至充满杀气”的文风批“充满乖戾乃至充满杀气的暴力文化”，以“姚文元遗风”批“姚文元遗风”，而且与时俱进地和伪科学家们遥相呼应反对“私人学术打假”了——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打我的“假”。至于李方，自称是我的朋友，而我实在不知道何时交上了这么位朋友，联想到此前笑蜀在批我之前也先捏造一番与我“相识”的经历，照这么下去，恐怕我的“朋友”之多要超过胡适之了。我对李方的主要印象，是在1999－2000年间他因为宣扬、支持“史前超文明”和朱海军的“面对面进化论”之类的伪科学，曾被我痛打过。据说之后他有所反省，不敢再妄谈科学，不过其信口开河的毛病却是改不了的了，改为妄谈别人了，比如说“方最得意者，在于他是当年福建高考的语文状元”，俨然我肚子里的蛔虫。其实在我看来，能把文科妄人打得满地找牙，打得一起对我哭着喊着叫停，所感到的得意程度就大于小时候得了“语文状元”。至于李方对我的打假动机的种种小人之心式的猜疑，还是网友WT对此的评论最恰当：狗眼看人低！

    自2001年打击“珍奥核酸”之时起，我和《南方周末》或明或暗有过多次的“打假”合作，并给《南方周末》写了许多篇文章，也多与打假有关。在当时我认为《南方周末》是中国最好的、也是最受我信任的报纸之一。之后《南方周末》经过几次大换洗，我认识的编辑、记者都已离开，有的还是愤而辞职的，《南方周末》的品质每下愈况，许多人都说它堕落了，我也就很少再去关注它，有时碰上了也会批批它。但因为以前的渊源，还是给了它这么一次机会。对不起我的信任、恶心我、围剿我，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还能把我怎样？即使他们把反对个人学术打假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只要我见到假的，认为该打的，照样打，岂会因为小人、小报的聒噪而缩手缩脚？但是，如果笑蜀、李方的无稽之谈真的能代表《南方周末》的看法，如果《南方周末》真的认为只有官方机构才能打假，个人打假要反对，打假是娱乐，那么就是在否定言论自由，否定公众对事情真相的知情权，等于是在对旧《南方周末》的良知的完全否定，这一份报纸，也就死掉了，岂止堕落而已。以后《南方周末》如果再有打假的报道，我们就只当它是不正常的“娱乐”，当然，我是再也不会去配合它演戏的。

附：

方舟子：哪怕天下人误解我

（【】中为发表时被删掉的部分）

本报记者  李海鹏2005年11月10日南方周末

　　新语丝要为举报人保密

　　记者：作为以学术打假为主要内容的知名网站，新语丝审核、遴选举报投稿的标准是什么？　　方舟子：我并不在意来稿的用词是不是激烈，只看它有没有依据。如果文章中举出事实，我会核实这个事实是否存在，如果文中有推论，我会进行逻辑判断。至少要看起来有道理有依据，我才会发表。【对不涉及新的事实的评论性文章，发表的标准会低一些，但】最低标准是不选用新冒出的ID发表的评论文章和跟贴，发言要有可信赖的来源。

　　记者：那么引起这个事件的“严晋”算不算新冒出来的ID？　　方舟子：严晋不算，他的文章是寄给我的投稿，不是那种在论坛上的随意张贴。新语丝网站规定，举报文章可以化名发表，但是作者必须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给我，我要为举报人保密。至于他与于建嵘有无恩怨，这一点在我看来并不重要。很多举报人在举报时都存有某种个人动机，或者出于同行业的竞争心理，或者出于私人恩怨，但我不管他有什么动机，只看文章有没有道理，有没有依据。

　　记者：在匿名机制下，如何保障新语丝的公信力？被批评造假的人会说，哪有什么匿名人，其实就是你方舟子自己在搞事。　　方舟子：学术真伪的判断，依靠的是举证的过程。如果举证过程充分透明，结论就是合理的。举报人是谁并不重要，对他的身份进行猜测也就没有必要。即便严晋就是我，也不妨碍他有举报权，何况他并不是我，我从来不用其他笔名发表文章。

　　记者：在新语丝你既有监管言论的权力，又常常亲自参与打假，这对你的对手来说是不是不公平？　　方舟子：有人因此说我“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甚至认为我自任“法官”。其实即便我控制新语丝，也不等于控制全部舆论。这个网站不是官方权威机构，无论是投稿人还是我自己，发表的都只是个人看法，对于学术真伪不具备最终裁决权。即使我下结论，也只是我的个人结论，不具备什么强制力，行使的更不是公权力。如果有人认为我错了，反驳文章又不能新语丝上面发表，他还可以到任何舆论平台去反驳我。

　　【记者：举报文章发表在这里，应该文责自负，还是作者与网站共同负责？　　方舟子：网站也有连带责任，这一点没有问题。谁认为新语丝发表的批评文章恶意失实甚至违反法律，可以起诉作者和网站，我也会作为网站的法人代表应诉。于建嵘这次说找不到我，其实新语丝在美国有注册地址，他可以找到。不过他到美国告我可能会很荒唐，网站上出现的对他的质疑，是美国法律框架下的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记者：可是你也会面临国内的官司。你正在与肖传国教授进行名誉权的诉讼，官司进行得怎么样了？　　方舟子：肖传国还同时起诉了搜狐、协和医大出版社、北京科技报等多家机构。我们已经收到诉状，正准备申请异地审理，同时开始收集可被法庭采纳的各种书面证据。说实话，我对官司的前景很不乐观。对打假者来说，名誉权的官司很难打，这些年来，在揭露学术腐败和打击伪科学的官司里揭露者基本都败诉了。一方面有地方保护的因素起作用，另外原告的学校很可能支持他，他可以动用很强的关系。比如“绝食老中医”事件的诉讼，《北京科技报》就败诉了。不过我们会很好地打这个官司，在打官司的过程中进一步揭露真相。】

　　我的文风比较尖刻锐利

　　记者：有时候你很难让人理解，比如说在新语丝网站上开列论坛黑名单，声称来自“关天茶社”等论坛的转贴一律删除。这好像是“一篙打翻一船人”，这样的事情多了，很多人就会认为你很武断。　　方舟子：【这个黑名单的出现是在1999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些人把这些论坛的政治、宗教方面的帖子转到新语丝的论坛上来，作为一个不欢迎此类转贴的论坛，新语丝当然要删贴，结果删不胜删，删掉了还有人抗议，因此我就贴了这个公告。作为论坛的管理者，我想我有这个权力。这个公告现在还在，算是历史的记录，也就没有必要改了。】其实大家何必要管我是什么样的人呢？在网上有很多人攻击我的性格为人，说我没人情味，没人性，其实不管他们说得对不对，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关键是，我做事有没有依据，有没有道理。

　　记者：你认为外界对你的判断准确吗？　　方舟子：不准确，但我不在乎。外界对我的判断很多时候只是针对我的文风和用词以及一些谣言得出的印象，草率地对我下个结论。我文风比较尖刻、锐利，是我的特点，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不过对此我也不觉得不好。【对这种文风读者反应不一，有人认为太偏激了，有人又觉得读起来很痛快。总体来说，有利有弊。】其实那些指责我的文风的人，自己写文章往往比我还“偏激”。

　　记者：这么多年来你每次出手，都会制造很多新的敌人。　　方舟子：确实很多。原来有些站在旁边欣赏我的人，现在被我打假打到了，也变成了敌人。一些旁观者与我论战，几个回合下来，有的也成了敌人。

　　记者：敌人遍天下的感觉怎么样？　　方舟子：我觉得无所谓了。树敌与我的性格有关，我不怕得罪人，打假本来就是一件得罪人的事。【有些假的东西，我看到了，不说出来难受。“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这是范仲淹处罚贪官时说的话，那个贪官的家人很可怜，可是范还是坚持处罚。我的想法与此近似。对于树敌过多，我早有心理准备，也不觉得会带来让自己的生活陷入困境的麻烦。】

　　记者：在攻击对手的过程中获得的快感和成就感，是不是支撑你这样一直做下去的重要动力？　　方舟子：【首先说快感。】打假谈不上有什么快感，对那些假的东西揭露得越多，我就越悲哀。看到一些特别简单的骗局会风行天下，会骗得那么容易，一些造假的人竟然会取得很高的地位，是很无奈的事情。另外快感这东西本身就不可能是一个持续性的动力。【有些人喜欢骂名人，他很难持续下去，为骂而骂，难免理由牵强，很容易失去信用。】我觉得自己更多地是靠理性去揭露一些事情。我的原则是，挑选社会危害比较大的、地位比较高的人和事来揭露。这种揭露常常是有风险的，【《南方周末》在2001年曾经报道过的某地厂商生产的一种注射隆胸材料的问题，后来有些继续揭露它的媒体和个人都被这家公司告上法庭并败诉，我现在也参与了揭露，有可能再惹上官司。这种行为带来的是麻烦，不是成就感，揭露很简单的骗局有什么成就感？真要计算成就感的话，我是很失败的，被我揭露出来的骗局很多，真正被动摇的例子却非常少。】

　　我没有蜕变

　　记者：有些人说，方舟子已经蜕变了。以前你进行学术打假，站在“良知”的一边，现在你【为余秋雨的文革经历做辩护、】打击环保主义者，似乎与知识分子阶层中的“良知”准则格格不入。　　方舟子：那是他们以讹传讹，才会这么说我。【其实我为余秋雨说话，是2000年3月的事，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学术打假呢。说我赞美余秋雨的人，并没有读懂我的相关文章。我并不欣赏余秋雨，只不过我认为他的文革经历是历史错误，不该在现在上纲上线对他进行政治斗争，要他个人承担责任。我的原则是，不能因为讨厌一个人就侮辱他。还有人说我吹捧郭沫若，其实我不过是批驳了余英时捏造事实诬陷郭沫若抄袭，这是1999年时候的事。我常常只是替自己不喜欢的人说几句公道话而已。】对伪环保人士，我指出他们的错误，强调搞环保要有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又有什么错？自从1993年上网以来，我没有任何改变，而且自己觉得做的事越来越有社会意义。

　　记者：在打击环保人士方面，比如说在怒江建坝问题上，你有没有接受过任何地方政府或利益集团的经济赠予？　　方舟子：这个是从来没有。上一次我随团去怒江考察，经费是由国家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负担的，但这仅仅是考察经费，不能算经济赠予，而且平均在每个成员头上的经费只不过几千块钱而已，是很正常的活动开支，国家出的经费。我对伪环保人士的揭露，早在去怒江之前、参与“人类应不应该敬畏大自然”的讨论时就已经开始了，可以说一以贯之，并没有因为这次考察而改变。迄今为止从来没有人想要收买我，大概都知道我是不可能被收买的。

　　【记者：你支持怒江建坝吗？　　方舟子：有些人说我支持建坝，其实不是，我只是支持怒江开发 ，因为我觉得怒江人民不应该那么一直贫穷下去，但是这不等于说我就支持怒江水电开发。其实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我只支持发展，不关心环保。我自己一直很关心环保，只不过是希望这项事业能够健康地推进。很多事情应该慎重，因此对于怒江是不是应该建坝，直到现在我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看法，我不过是反对有些人盲目地、捏造事实地反对建坝。】

　　【记者：环保派会有问题，发展派也会有问题，是不是这样？　　方舟子：当然是，所以我从来不以派别论是非，而是就事论事。】

　　记者：在中国，环保派势单力薄，环保事业又举步为艰，发展派则很强势——你是不是在锄弱扶强？　　方舟子：我倒是觉得环保派很强势。他们也有政府支持，国家环保总局就在支持他们，他们还可以影响到高层决策。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媒体大多数很同情环保派，这也是一种舆论上的强势。其实我没有区分谁强谁弱，我想还是应该具体事情具体对待，在怒江这个问题上，我主要指出了环保派的错误，这是因为我还没有发现发展派有什么明显的漏洞，如果发现的话我一样会指出来。

　　【记者：环保人士的错误，不代表环保事业的错误。　　方舟子：对，而且我认为现在这些在媒体上大出风头的所谓环保人士并不能代表中国的环保事业。】

　　【记者：如果我说，“做事要有全局观，在局部上你也许是正确的，但在整体上却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不利。”你会怎么回应？　　方舟子：我想还是针对具体的事例做一些实际的工作比较好，至于全局的好坏，不是由谁说了算的。我并没有说环保人士不好就代表环保事业不好。很多环保人士，我说他们是“伪环保”，不是简单地指出他们的错误而是进行“打假”，是因为他们并不是真的关心环保，只是一些以环保名义出现的吸引眼球的活跃人士而已。我本人不仅不反对环保，而且觉得环保很重要。中国环保面临着很严峻的局面，最严重的问题不是一条河流建不建坝，而是普遍性的污染。比如说黄河污染那么严重，却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说到根本，我与现在一些环保人士的分歧，一在于真环保还是假环保，二在于如何推进环保。】

　　【记者：可是很多人在指责你是纯粹的发展派。如果你怪罪公众对你有很多误解的话，有没有反思自己为什么被人误解？如果一个人的文章常常被误读，这个作者也许该考虑改变写法。　　方舟子：我并不认为这些指责我的人能够代表公众的看法。我相信还有更多的人在支持我。如果有些人对我有什么误解的话，那更可能是没有读我的文章而受到了反对我的人的误导，并不是因为我的文章本身的问题。我想我的文风没有什么可改变的。写打假文章不是写学术论文，如果写得心平气和的话，人家会认为你还没有确定自己的观点，口气像商量，这是不行的。打假文章就应该严厉一些，不厚道一些。】

　　学术监督前路茫茫

　　记者：你是科学主义者，甚至惟科学主义者吗？　　方舟子：我不是。科学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科学是万能的，是绝对真理，它适用于任何领域。我不认为科学是万能的，仅仅认为没有科学是万万不能的。“科学主义者”是别人扣给我的一顶帽子。按照科学精神，没有什么是不能被质疑的，科学本身又怎么可能是绝对真理、万能？这么说我是诋毁我。

　　【记者：对基督教的攻击，是人们把你当作“科学主义者”的重要证据之一。常识是，关于宗教问题，下一个明确定论是很难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人格化的上帝并不存在，但是人类不可能都是理性的，总有人需要精神安慰，是不是？　　方舟子：我承认不是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总有人需要安慰。宗教就像是人类的酒，一个人喝酒不喝酒都是他自己的权利，滴酒不沾很好，喝一点儿无可厚非，但是酗酒就要制止，喝毒酒就更不可以了。我批基督教有其特定的背景。我在美国生活，基督教在周围很盛行，大多数教派属于自由派，对这部分基督教我是没有意见的。我反对的是原教旨的基督教，这些派别为了拉拢会众，攻击进化论，造了很多谣言，结果我的一些留学生同学都被拉进去了。拉进去会怎么样呢？听信了那些攻击进化论的谣言，不仅把圣经故事当作一种宗教寓言，而且当作真实发生的历史。这是身边发生的事情，我深有感受，所以才进行反击。我不是凭空想起来就去攻击，也不是攻击全部的基督教。】

　　【记者：你的意思是，这并不代表你具有科学主义的价值观，也不代表你是排斥其它意识形态的一元论者。　　方舟子：不代表。我不是简单地反对宗教，主要是对宗教领域内的一些谣言和虚假的内容进行打假，特别是在宗教与科学发生冲突的领域，例如进化论，当然必须适用科学的标准。】

　　【记者：那么你怎么概括自己的价值观？　　方舟子：真是很难概括，只能说说自己的精神传承吧。在科学方面，我受达尔文、爱因斯坦和罗素的影响比较大。人文方面对我影响深刻的首先是鲁迅，再有就是存在主义作家，尤其是加缪。这样下来，形成我的精神世界，比较注重实证和理性，性格里又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倾向。】

　　【记者：靠个人打假，对中国的学术空气的净化效果有限。那么中国的学术监督该如何开展？　　方舟子：还是需要更正常的渠道。个人的精力有限，掌握的学术资源有限，能够做的事情的数量也就有限。个人并不具有权威性，所以不容易让人信服。在证明了对方造假之后，个人也不能进行处理和惩罚。可是相关机构的监督工作往往不敢触及一些地位很高的学者，只抓一些小苍蝇，调查处理的过程也缺乏透明度。中国的学术评估体制强调论文的发表量，逼得很多人去作假，中国官本位的科教体制也是导致学术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都是最需要改变的。其实我说的这些，很多人都说过。说归说，要改变现状，不知道要多长时间呢。与其空谈，还不如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具体地做下去更实在。】

(XYS2005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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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上海《新闻晨报》连续刊登报道，声称“有数十位来自两院各研究单位、中央各部委和军队的科学家”在北京开了一次“张颖清事件的反思——纪念张颖清教授逝世一周年”的学术讲座，指控何祚庥院士、我等所谓的“反伪斗士”制造了三大“冤案”，私自“打假”阻碍科技创新云云。该报记者随后进行“调查”，欲为这三大“冤案”平反。

    其实这个会议是北京一个叫“天地生人”的小团体组织的。那一批人里头，有当年大力支持“水变油”的，有“非典”期间卖假药的，有声称能用《易经》预测地震、用月亮在天空中的位置预测煤矿瓦斯爆炸的，有批判相对论、进化论的……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他们长期以来就在宣扬伪科学，为伪科学鸣冤叫屈，当然对“反伪斗士”异常痛恨，光是批判所谓“方舟子现象”的会议他们就开过三次。只不过，这一次由于有记者以“调查”的名义做其说客，媒体推波助澜，才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那么，这所谓三大“冤案”究竟冤不冤呢？我在这里仅以被这些人称为“科技打假第一冤案”，也即“诺奖希望之星”张颖清“冤死”一案为例做个分析。首先必须说明，我们认为张颖清在搞伪科学，但是并不认为此人就该死，也没有人要他死。张颖清的支持者把他的自然死亡吓人地说成是“冤死”，要“反伪斗士”承担责任，乃是一种无赖和诽谤行为。

    为什么说张颖清发明的“全息生物学”是伪科学，我在《当心有人借张颖清之死为伪科学喊冤》（《北京科技报》2005年3月2日）一文中已有比较详细的说明。《新闻晨报》记者并没有对我摆出的这些事实和理由进行反驳，而是凑了几条理由来证明张颖清是“诺奖希望之星”、“天才”，其论著具有“权威性”：

    第一，“张颖清的大量专著先后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皇家图书馆、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和美国多家大学图书馆收藏。”这些图书馆以收藏形形色色的图书为目的，藏书多多益善，张颖清自己把书寄过去，人家当然也就给收藏了，图书管理员没有能力也不会去鉴别所藏图书的学术水平。“GOOGLE搜索结果显示，研究停顿多年的全息生物学（ECIWO）相关外文网页仍有8000余个，遍及挪威、比利时、美国、日本等国。”我抽查了这些网页，都属于伪科学、“另类医学”的网站，没有一个是生物医学的专业网站。美国国会图书馆还收藏了很多邪教的著作，邪教的网页也多得很呢，能说明什么问题？

    第二，“诺贝尔奖评审机构3次邀请张颖清做讲座。”对这一条，我以前只能表示不相信诺贝尔奖评审机构会去邀请一个没有在任何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过论文的人去演讲，怀疑这是个骗局。的确如此。有一位曾经在瑞典卡洛林斯卡医学院（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颁发机构）留学的美国大学华人教授给我写信作证：他在瑞典留学期间曾经听过张颖清在那里做的讲座，是驻瑞典的中国大使馆人员邀请、中国留学生联谊会组织的，用中文向十几名中国留学生做的讲座，与卡洛林斯卡医学院校方、诺贝尔奖委员会毫无关系。连张颖清做讲座的小会议室都是通过私人关系借来的。这名留学生的导师是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常委Gustafsson博士，Gustafsson博士当时就表示从未听说过张颖清此人，诺贝尔奖委员会也从未邀请过他去做讲座。

    第三，“张颖清发明的全息诊断仪曾获巴黎国际博览会金奖。”我不知道什么“巴黎国际博览会”，但是我知道国外许多“博览会金奖”（包括大名鼎鼎的“布鲁塞尔尤里卡博览会”）都是只要交了钱就能获得的，不对成果做任何鉴定。如果做鉴定的话，估计要把鉴定人吓死：这个“全息诊断仪”号称用15秒钟就能诊断全身的所有疾病！

    任何对科学研究规范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能够表明一个人的学术成果是否得到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必要条件是看他是否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论文。我以前已经指出，张颖清没有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过任何论文。检索国际学术期刊数据库，也没有一篇论文提及什么“全息生物学”。

    利用国外结社、言论自由之便，在国外注册一个野鸡机构自命会长、主席，通过关系借用国外名牌大学的旮旯做个没有几名听众的讲座，花钱到“国际博览会”买个金奖，然后利用国内外信息的不对称，回国自称有多高的国际威望，这种现象并不罕见，尤其是那些宣扬伪科学者更喜欢用这种办法抬高自己的身价，把自己打扮成“诺奖希望之星”、“天才”。但是这种小把戏，瞒不过了解国际学术界、国外社会状况的人。这也是伪科学的宣扬者、支持者特别害怕有人告诉公众真相，从而要以种种借口反对“打假”的一个原因。

2005.11.6.

（北京科技报2005.11.09）

(XYS2005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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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11月3日）我在《评〈新闻晨报〉上一篇为伪科学翻案的报道》一文中，驳斥了《新闻晨报》记者郭翔鹤用捏造、歪曲事实的手法为“蒋春暄案”、“徐业林永动机案”做的翻案报道，当时就估计到他还会有后续报道为“张颖清全息生物学案”翻案。果然，今天就见到《新闻晨报》登出记者郭翔鹤、张源的报道《“科技打假第一冤案”再调查》，为张颖清鸣冤叫屈。那么他们是怎么证明张颖清是“诺奖希望之星”、“天才”的呢？

    第一，“张颖清的大量专著先后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皇家图书馆、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和美国多家大学图书馆收藏。”这些图书馆以收藏形形色色的图书为目的，藏书多多益善，张颖清自己把书寄过去，人家当然也就给收藏了，图书管理员没有能力也不会去鉴别所藏图书的学术水平。美国国会图书馆还收藏了很多邪教的著作呢，能说明什么问题？“GOOGLE搜索结果显示，研究停顿多年的全息生物学（ECIWO）相关外文网页仍有8000余个，遍及挪威、比利时、美国、日本等国。”我抽查了这些网页，都属于伪科学、“另类医学”的网站，没有一个是生物医学的专业网站。靠这两条能证明张颖清“论著权威性”？骗三岁小孩还差不多。

    第二，“诺贝尔奖评审机构邀请讲座。”对这一条，我以前只能表示不相信，现在却有证据证明这是个骗局。昨天有一位曾经在瑞典卡洛林斯卡医学院（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颁发机构）留学的美国大学华人教授给我写信作证：他在瑞典留学期间曾经听过张颖清在那里做的讲座，是驻瑞典的中国大使馆人员邀请、中国留学生联谊会组织的，用中文向十几名中国留学生做的讲座，与卡洛林斯卡医学院校方毫无关系。这名留学生的导师是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常委Gustafsson博士，Gustafsson博士当时就表示从未听说过张颖清此人，诺贝尔奖委员会也从未邀请过他去做讲座。

    第三，“张颖清发明的全息诊断仪曾获巴黎国际博览会金奖。”我不知道什么“巴黎国际博览会”，但是我知道国外许多“博览会金奖”（包括大名鼎鼎的“布鲁塞尔尤里卡博览会”）都是只要交了钱就能获得的，不对成果做任何鉴定。如果做鉴定的话，估计要把鉴定人吓死：这个“全息诊断仪”号称用15秒钟就能诊断全身的所有疾病！

    任何对科学研究规范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能够表明一个人的学术成果是否得到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必要条件是看他是否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论文。那么张颖清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过论文吗？没有，一篇都没有。检索国际学术期刊数据库，没有一篇论文提及什么“全息生物学”。

    《新闻晨报》把“绝食老中医”陈建民、“昏教授”肖传国也拉来凑数，大有为了批倒我要和所有搞伪科学、学术腐败的人联手的意图。在介绍我与肖传国的官司时，《新闻晨报》的记者造了个谣言。我的《脚踏两只船的院士候选人》一文揭露的是肖传国的学术履历有假，对肖传国的学术研究的真假并未有任何评论，而《新闻晨报》为了能把这个案子与反伪科学扯上关系，却造谣说我揭露其“假学术研究”。另外，《新闻晨报》说何祚庥、郭正谊、司马南和我并称“四大恶人”也是错误的。被列入反伪科学“四大恶人”的是于光远，不是我。

    总之，我非常同意何祚庥、司马南今天在网易接受访谈时所说的，《新闻晨报》这一系列为伪科学翻案的造谣、歪曲事实的文章，表明其记者、编辑的新闻素质、新闻道德都是很成问题的。说他们是不良记者恰如其分。

附：方舟子面临”打假官司”“反伪斗士”遭遇法律难题

 作者：□晨报记者郭翔鹤 北京报道实习生张源新闻晨报  2005.11.4.

　　“科技打假第一冤案”再调查

　　张颖清，原山东大学全息生物研究所所长，曾被国家有关部门认为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科学家。北京一批老科学家称，由于遭遇“反伪斗士” 打假，张颖清的研究遭到重创，本人于2004年年底逝世，年仅57岁。新华社随即刊发《中国科技界悲剧———山东生物专家张颖清含冤早逝》一文报道此事。此案被北京部分科学家认为是近年来的“科技打假第一冤案”。

　　“诺奖希望之星”为何“冤死”

　　张颖清，天才还是南郭先生？

　　在《当心有人借张颖清之死为伪科学喊冤》一文中，方舟子称张颖清是一位没有上过大学的针灸医生。记者的调查显示，张颖清的全息生物学奠基性著作《生物体结构的三定律》于1982年出版，同年，山东大学把这位只有电大毕业文凭的青年调入，一年后将他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0年又晋升为教授。 1990年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全息生物学学术讨论会上，张被选为国际全息生物学会终身主席。张于1990年被国家人事部批准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被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在论著权威性方面，张颖清好友、农学专家王瑞库提供的文献资料显示，张颖清的大量专著先后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皇家图书馆、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和美国多家大学图书馆收藏。GOOGLE搜索结果显示，研究停顿多年的全息生物学（ECIWO）相关外文网页仍有8000余个，遍及挪威、比利时、美国、日本等国。

　　“诺奖讲座”确有其事

　　方舟子质疑全息生物学创始人张颖清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诺贝尔奖评审机构邀请讲座”无法得到证实。为此，记者找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任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科技参赞的赵迎福。他证实，张颖清1990年前后确实在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唯一评奖、颁奖机构所在的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作过报告。

　　曾经担任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科技处一秘的刘仁清向记者回忆说：“1991年时，张颖清教授来瑞典访问，使馆对他此行相当重视，安排我陪同。张颖清详细地向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介绍了他的学说，瑞典的专家都对他的理论很感兴趣。他不是在那里瞎吹，因为他列出了不少事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新华社对此报道称， “我驻瑞典使馆科技处、教育处先后3次向国家科委和国家教委发回关于张的学术成就在瑞典获得高度评价的报告，认为‘只要进一步做好科学论证和推广工作，这一理论的发明者张颖清教授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获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

　　由于事隔10余年，记者没有找到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当年负责安排张颖清讲座的有关人士。但该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汉斯·约恩沃在电话中告诉记者，虽然学院经常进行一些“前沿研究项目”讲座，但“如果一个项目3次被请来讲座，当然是委员会对其重视的体现”。

　　此外，张颖清发明的全息诊断仪曾获巴黎国际博览会金奖。

　　全息生物学研究现已停顿

　　为了进一步了解张颖清过世后全息生物学的研究进展，记者致电山东大学，学校查号台证实全息生物研究所已经销号。王瑞库说：“张颖清被打为‘伪科学’后，一直没有机会反驳，失去研究经费后，他只好开发起全息生物治疗仪，并用其中的收益维持科研，处境非常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受到了刺激，提早离开了我们。”张颖清去世后，与他一同呕心沥血研究全息生物学的夫人王兆琴也出国了，全息生物学研究在中国已经陷入停顿。

调查我国反伪科学探索现状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张颖清教授逝世一周年”的讲座上，突然出现了老中医陈建民的身影，这让现场科学家和媒体大吃一惊。

　　刚打赢 “绝食被指骗局”官司的陈建民一入会场就向在场科学家和媒体自报家门，称自己在网上看到讲座消息，“感觉遭遇类似”，因此不请自到。讲座进行到中途，陈建民开始向现场数十位科学家散发《倡议书》。晨报记者看到，该《倡议书》声称：“通过我诉北京某报侵权一案胜诉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真理：21世纪的中国将是法制中国，任何公民都是平等的，对于其他公民行为的公开指责，必须有根据、有证据，否则便会受到法律的约束。”

　　陈建民称，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他正准备材料，欲“将少数污蔑我的‘反伪斗士’告上法庭”。

　　老中医欲开讲座谈打假法制化

　　对于“私人打假”遭遇法律难题，“纪念张颖清教授逝世一周年”讲座组织人宋振海研究员认为，私人打假有其局限性，少数“反伪斗士”精力有限、专业单一，经常的“跨专业打假”及强势话语权缺乏监督，可能导致“打假失误”，其结果则可能导致官司。宋振海说：“陈建民的事情是一个法律事件，我们可以邀请他在适当的时候来京讲一讲打假法制化的问题。我们的讲座是开放式的，各种观点都可以在这里交汇。我们多次请‘反伪斗士’来讲讲自己的真实想法，但他们从来没来过。”

　　陈建民透露，他目前正在准备相关材料，通过自己的事例办讲座呼吁科技打假法制化。

　　中科院候选院士将方舟子告上法庭

　　据武汉当地媒体报道，中国科学院候选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肖传国教授，诉国内著名的“学术打假人”方舟子一案的法院传票已于日前送达北京。据了解，今年9月6日，中国科学院发表了《关于公布2005年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的公告》，方舟子对名单上的肖传国进行了调查，最后写了《脚踏两只船的院士候选人》一文揭露其“假学术研究”。

　　肖传国教授在诉状中称，《脚踏两只船的院士候选人》一文中用“院士候选人肖传国仍在美国纽约大学担任全职教师”、“用会议摘要冒充论文”等言论对原告进行了大量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报道和污蔑，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名誉权，其声誉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要求被告赔礼道歉，并支付名誉损失费10万元，以及相应经济损失。

　　记者看到，方舟子近日在其主持的“新语丝”网站上发文驳斥相关报道，称“我对肖传国的所有批评，都有事实依据，相反的，到现在还没有见到肖传国出示任何反驳我的证据。”

　　“探索小组”将取代“反伪斗士”？

　　美国反击伪科学的著名组织CSICOP(全称为“对声称超自然现象进行科学调查的委员会”，被公众简称为“科学警察”)通过中国科普研究所在中国建立了分部，即“探索小组”。该组织以一批有志于弘扬科学精神、捍卫科学理性的科学家、学者为班底，将逐步发展成为以揭露伪科学为己任的中国探索中心。

　　与何祚庥、方舟子和司马南并称“四大恶人”的科普研究所研究员郭正谊近日接受晨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上世纪80年代末就带队去美国考察过‘科学警察’，后来对方派出了打假专家兰迪来中国，一举打掉了许多‘科技骗子’，让中国人首次认识了‘反伪斗士’。”记者了解到，美国“科学警察”组织十分严密，由 2000多名各专业科技人员担任成员，与中国“反伪斗士”的个人打假形式有所不同。

　　记者在中国科协网站上近日刊登出的科普研究所论文《超自然现象的主要表现和研究概况》中看到这样的内容：“随着岁月的流逝，老一辈的‘反伪斗士’大多已经退休，新的研究和调查工作、捍卫科学的任务落到年轻一代人的肩上。由于……从事相关领域的年轻的研究人员分散在各个学科、领域、单位……在国内有必要把分散研究的各路人马联络起来……同时，密切与各媒体的合作……这样做也有利于避免以前学科单一、缺乏说服力的现象。”

(XYS2005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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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月前我公布了一份《中国不良记者名单》(XYS20050707)，后来经常有读者向我推荐不良记者候选，其中就包括《新闻晨报》记者郭翔鹤，据称此人一贯同情伪科学。大约十天前我收到郭翔鹤的来信，说是最近有一批“老科学家”（即“天地生人”那些搞伪科学的伪科学家）在北京开会声讨我，希望我能接受其采访，向公众说明真相，消除对我的负面影响，并恭维“您和何祚庥老师等人一直是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崇拜的旗帜”，让我以为此人的立场有所改变。不过我还是拒绝了他提出的当面采访的要求，只用电子邮件回答了一些问题。昨天(11月2日)《新闻晨报》登出其报道《“反伪斗士”打假被指造冤》，虽然用语有偏向伪科学家的嫌疑，但对何祚庥院士和我的回应的报道还是比较准确的，还算中性。今天登出的后续报道《晨报记者寻访”科学打假冤案”当事人 调查”科技冤案”背后的事实》则完全摘下了中立的面具，以记者调查结果的名义断定何院士和我确实制造了“冤案”，并推销起永动机了。该报道未提张颖清“全息生物学”案（也许还有后续报道），只为蒋春暄案和徐业林“无偏二极管”案鸣冤叫屈，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两个案子：

    一、郭翔鹤为蒋春暄案做的辩护，无非是把“天地生人”那些早被驳斥过的谎言重述了一遍，只不过冠以记者调查的名义。一般读者可能不知道，美国数学学会主办的《数学评论》并不是什么权威杂志，连杂志都算不上，其实只是个数学论文搜索工具，与数学有点关系的杂志、论文都被收录进去。既然蒋春暄在《代数·群·几何》这种至少还算是数学刊物的杂志上发表过论文，那么他的名字和论文题目出现在《数学评论》中，是正常不过的事了。但是被《数学评论》收录和在其中的排列位置，并不能说明论文的重要性和获得承认的情况。以蒋春暄的论文被《数学评论》收录来反驳“蒋春暄没有在权威杂志发表过论文”，就像用Google能够检索出某人的网页来证明此人的重要性一样的荒唐。

    郭翔鹤对桑蒂利的介绍，得自“美国基础研究所”，但是他隐瞒不提的是，“美国基础研究所”乃是桑蒂利本人在房地产公司的资助下创办的，那些对桑蒂利的吹捧，其实就是自吹自擂。桑蒂利在1983年创办“美国基础研究所”之前，曾在正规的科研机构做主流的物理研究，“曾在SCI（国际最权威的科技论文数据库）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并不奇怪。可笑的是，郭翔鹤为了把桑蒂利打扮成“一流专家”，先是肯定了SCI的权威性，但是随后为了为桑蒂利创办的《代数·群·几何》没有收入SCI辩护，又否定了SCI的权威性，自打耳光打得可真够快的。

    虽然专家一般不愿浪费时间和蒋春暄这种人纠缠，但也不是没有专家鉴定过蒋春暄的论文。蒋春暄对费马大定律的“证明”，早在1978年就在时任中科院院长方毅的批示下由数学所做了鉴定，被完全否定。1991年蒋春暄将其证明发表在国内的一份中文刊物《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上，被与美国《数学评论》类似的德国《数学文摘》（Zentralblatt Math）收录，附有评论指出该证明有低级错误，不能成立：

The author says that the equation (10) has integer root $A$. From $cA$ is an integer, we can not deduce that $A$ is an integer. So that the proof of Fermat’s last theorem in this paper is incorrect.

    2003年，新语丝刊登过几篇文章，例如“木四点”《评〈令人深思的“蒋春暄现象”〉》(XYS20030706)、“东郭先生”《说说为什么没有数论学家出来驳斥蒋春暄的证明》(XYS20030707)、“数学门外汉”《再议费马大定理与蒋春暄》(XYS20031124)、“东郭先生”《蒋春暄的重要数论成果——人为什么有5个手指头？》(XYS20031124)（见新语丝《立此存照·“天地生人”》专辑），都对蒋春暄的论文做过具体评论，都认为蒋春暄的数学水平太差，甚至连所研究的问题都没搞明白。

    二、那个吹捧徐业林“无偏二极管”有望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权威专家”怯弱到姓名都不敢透露，不知是何许人，但是这位“物理学权威专家”居然只知道第一类永动机（违背能量守恒定律）而不知道第二类永动机（不违背能量守恒定律但违背热力学第二定律），说明他其实连大学普通物理课都没学好。郭翔鹤把从单一和均匀热源吸取能量、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无偏二极管”与水力、风力发电混为一谈，也说明他的物理知识和这位“物理学权威专家”是一个水准。如果徐业林的永动机真有望获得数千万元的投资，并不让人怎么震惊，当年王洪成的“水变油”骗取的国家和企业投资，比这多多了。“无偏二极管已经得到了企业界的广泛赞同和认可，国家已经正式通过产业化渠道开始初级产品项目申报。”云云的广告用语，让人怀疑此人是不是帮助推销产品（后半句话也根本不通，难道国家竟成了徐业林的代理人不成？）。如果那是真的，不正说明了何院士、我以及众多新语丝网友对“无偏二极管”的批评完全不起作用，伪科学家们又何必如此老羞成怒呢？

附：“反伪斗士”私人科学打假行为遭质疑——————————————作者：□晨报记者郭翔鹤《新闻晨报》2005.11.3

　　晨报昨日刊登《“反伪斗士”打假被指造冤》一文（A10版），报道了原国家计委副司长“严科学”严谷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宋振海等多位科学家对“反伪斗士”何祚庥、方舟子等“科技打假”行为的质疑，以及“反伪斗士”对相关事件的回应。　　“三大冤案”究竟能否成立？“反伪斗士”们的种种打假理由能否得到证实？晨报记者对相关当事人进行了深入追访。

晨报记者寻访”科学打假冤案”当事人调查”科技冤案”背后的事实——————————————

　　国际权威期刊已收录蒋专著

　　尽管“反伪斗士”一再指责蒋春暄没有在权威杂志发表过论文，但在2004年3月出版的美国数学学会主办的《数学评论》中，蒋春暄的名字和他的著作《桑蒂利ISO数论基础———应用于新密码、费马大定理和哥德巴赫猜想》排在“数论”类第一位（MR2004c:11001）。在它后面有好几本著名数论书，其中中国的王元院士的《哥德巴赫猜想》排在“数论”类第187位（MR2004c:11187）。《数学评论》列出蒋著作五章目录，没有对他的理论进行倾向性评判，只是用排位表示了对他的重视。

　　虽然狂热支持蒋春暄的桑蒂利（RuggeroMariaSantilli）被方舟子评价为非主流科学家，但记者从美国基础研究所获悉，在物理领域，他是曾在SCI（国际最权威的科技论文数据库）刊物发表多篇论文的一流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多学科，曾因跨领域的研究成果而在1985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化学奖候选人。他创立的ISO数论，目前在国际数学界是十分前沿的理论。桑蒂利主编的《代数群几何》杂志不是SCI刊物，但却是美国数学学会承认的刊物，也被中国多家全国重点大学图书馆等作为专业学术杂志收藏，其编辑大多来自世界知名大学数学系。据媒体报道，1997年8月24日至30日，桑蒂利教授曾被邀请访问中科院数学所介绍他创立的ISO数学。

　　许多科研机构未置可否

　　“人们问我为什么能用几页纸就证明费马大定理？因为我用的是全新的数学工具ISO，这种工具大大简化了证明过程，也让一些不严谨论文的纰漏一目了然。威尔斯说他证明费马大定理，我不认同，用我的方法，马上能证明他的论文是错误的！我不但证明了费马大定理，还解决了歌德巴赫猜想等3大难题，世界5大数学难题已经被我解决了4个！”听蒋春暄讲话，感觉他非常狂，这印证了网上的一种说法：“他并不是一个看上去多么精明伶俐的人，可以说他简直就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傻瓜，简直就是陈景润的翻版。但是，只要提到数学，他就会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其实，也就是这样执著的人，他才有可能创造奇迹。”

　　蒋春暄说：“被‘反伪斗士’打假后，国内的科研机构有些躲我。”晨报记者看到了一封负责科技工作的副部级领导写给蒋的信，信中说：“我曾委托有关学术单位的相关领域学者进行判断，未得到支持性结论。我也曾请基金会和个别有数论研究的高校帮助，但被婉拒。”不过令蒋春暄高兴的是，目前一所全国重点大学数学系已经答应看看他的论文。

　　专家组验证实验获得成功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物理学权威专家向晨报记者透露：“徐业林的发明将可能给中国带来第一个自然科学诺贝尔奖，这个发明，会为21世纪的人类找到新的能源出路。‘永动机’是不可能存在的，可无偏二极管已经存在了，那它怎么可能还是‘永动机’呢？”他进一步向记者解释说，“永动机”的基本原理是制造能量，与“无偏二极管”的原理有本质的区别。

　　2005年2月，12位专家组成了联合验证组，亲自动手制作无偏二极管，获得圆满成功。随着实验不断完善，电流不断地增大，现在已经可以用一个灵敏的温度计测量出无偏二极管工作时周边温度的明显变化。实验结果表明，无偏二极管工作时它的温度明显降低，无偏二极管是将空气中的热能通过巧妙的方式转化为电能，这和水力发电机、风力发电机类似，都是将其他形式的能量转化为电能。

　　据知情人透露，该项目已经被有关部门列为一项重要国家计划的组成部分。

　　项目上报发改委，将造免充电电池

　　1999年，徐业林向国际PCT专利合作组织申报了国际专利。同年，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组织了专家论证会，在专家论证会上无偏二极管得到一致认可和好评。发明由1999年申报开始由PCT国际专利局组织审查，之后各个国家独立审查，历时4年之久。2004年，项目陆续获得俄罗斯、英国、美国和中国的发明专利。

　　据透露，无偏二极管已经得到了企业界的广泛赞同和认可，国家已经正式通过产业化渠道开始初级产品项目申报。

　　作为西部电子工业中心，四川绵阳市有关部门近日在官方网站公布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全文如下：“7月28日，四川省发改委将我市中科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无偏二极管发电芯片集成块’项目上报国家发改委，请求将其列入‘国家重大科技创新试点工程’立项，并申请项目专项拨款3000万元（该项目已获得中、俄、英、美四国发明专利，其实验室样品有望发展成可在手机上长期使用而不需充电的电池产品，前景广阔）。”

　　科学创新的一大特征就是现有科学可能无法解释，必须靠实践检验

　　“自主创新关键在自信”

　　提起上世纪70年代初那段中国科技发展的“早春时节”，严谷良依然记忆犹新：“那个时候，国家的科研秩序尚未完全恢复，经济刚刚复苏，支持一个重大项目风险很大。对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当时国家计委的物资支持是十分关键的。我们顶住各方面压力，给他们提供化肥，送他们去海南实验。建立研究中心，国家一共投了800万元，这在当时不是小数目！就是汉字激光照排，计委也给投了200万元。”

　　严谷良同时说：“自主创新关键在自信。现在有一种看法是不对的，西方科学理论解释不了的问题，难道就是‘伪科学’吗？科学创新的一大特征就是现有科学可能无法解释，必须要靠实践检验，当初的杂交水稻和激光照排也面临过前无古人的局面。‘反伪斗士’坐在沙发上翻翻故纸堆、查查互联网，就草率定性为‘伪科学’，实在让人无法接受。问题是，人们往往迷信权威，权威说是错的，一个项目就会被延迟，甚至流产，这已经成了阻碍科技自主创新的严重问题！中国的科技自主创新，必须扫清私人胡乱‘打假’的障碍！”

　　对于某些“反伪斗士”动辄靠SCI论文数据库论文数量定性一个人是否权威的做法，严谷良说：“这是很无知的行为。虽然SCI是国际权威论文数据库，但目前国内科技界的通行看法是，该数据库是宏观考察标准，对评价一个地区和一个科研单位的研究水平是十分有效的。对于个人的微观评价，同行评议方才客观。此外，中国科学界也认识到，出于文化和语言差异，中国的一些优秀论文不被SCI收录的情况也比比皆是。迷信SCI，一度在学术界造成了只重论文、不重实践成果的不良风气。要提高整体科技水平，必须先苦练内功，为科技自主创新创造良好环境。SCI是努力的目标，但一旦变成枷锁，也就失去了建立它的本意了！”

(XYS2005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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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4日下午三点，我在北京突然接到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栏目编导的电话，希望我能就怒江建坝问题接受专访。我的第一反应是拒绝，一则我怀疑凤凰卫视在这一问题上的公正性，二则我第二天下午就要离开北京，而当天下午、晚上和第二天上午都已另有安排。但该编导说，这个栏目在今年3月份曾经就怒江建坝问题专访过汪永晨，在听了22日我在“中国水电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高层论坛”上的发言后，觉得他们以前对怒江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偏差，希望我能珍惜这个向观众说明事实真相的机会。我见其说得诚恳，便勉强答应了下来，改变当天晚上的安排，到北京的“凤凰会馆”接受曾子墨采访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又应其要求提供了一些影像资料供制作节目。

    27日晚上9点50分，该节目播出（28日下午3点20分重播，网上收看见：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74312739631136768/index.shtml）。这个节目在凤凰网上预告时用的是“方舟子看怒江水电开发”的标题，预告内容称：“面对是否应该在怒江建设水库的激烈争论，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著名学者方舟子为您进一步分析。”“方舟子关注此事多年，他对开发怒江水电有怎样的看法？”似乎是只报道我一个人的看法，而且在采访前后编导、主持人都没有向我说明会再去采访其他人士，所以我以为这是对我一个人的专访（3月份的那个节目我看过片段，是对汪永晨一人的专访）。我看了节目，才知道他们又去采访汪永晨，让她一一地反驳我的看法，所用的篇幅和我的差不多，还让她做最后的总结，专访变成了拿我当靶子对我进行反驳，让我觉得非常惊讶。汪永晨的反驳是否有理且不说（以后根据记录我再驳斥），这种方式是对我很不公平的，如果我预先知道他们要采取这种方式，根本不会接受其采访。

    这个节目首次在电视媒体上公开报道了怒江生态的真实现状，让我批驳了“环保人士”关于“原生态江”的谎言，让观众了解了一点怒江人民的贫困程度，知道了怒江人民大部分是支持水电开发的，这一点值得肯定。但是，他们在裁剪我的话时，有重大的遗漏，有的地方还有断章取义之嫌。我现在没有节目的文字记录，只能根据看后的印象，先简单列举几条，以后见到文字记录再做详细的澄清：

    一些支持怒江建坝的重要理由，例如怒江上游干流上已经建有两座水坝，建坝反而有助于怒江的生态保护，移民人数少等，我在访谈中都详细地谈到，但都被删去了。

    看了这个节目的观众，很可能留下一个印象：我对自己的怒江之行的经费来源隐瞒不提，却毫无根据地怀疑“环保组织”从有问题的国外基金会拿经费。其实这是断章取义的裁剪造成的误导。

    如节目中所言，我在云南之行的整个过程中的确不知道谁给的考察经费，没有人主动向我说明过，我也没有兴趣去打听，因为这是朋友组织的活动，我相信其经费来源正当，而且我不觉得经费来源会影响我的看法。但是，我也谈到（这些更关键的内容在播出前全被删去），后来由于媒体对这次考察的经费来源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我知道了经费是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提供的（水电规划是政府行为，也就是说国家出的经费，本来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某个机构出经费请人考察（或鉴定、评选等等）和某个基金会为某个组织提供活动经费，是不同的两件事。前一种经费不能强求参与者做有利于自己的结论（这将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而后一种经费要求接受经费的一方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来做却是天经地义的事，否则将被追究责任。如果“环保组织”愿意掏经费让我考察怒江，我只要安排得开也乐于去。从我一贯的表现看，我也不可能被任何人、任何组织收买。我的原则、立场在云南之行的前后没有任何改变。

    在节目中，我说我不知道“环保组织”的经费究竟是由哪些国外基金会提供的，这仅仅是针对“自然之友”等组织而言的。实际上，我在前面还谈到（被删掉），我从“地球村”公布的英文财政报告中，知道了他们在2003年从国外的政治基金会（伯尔基金会）、跨国公司（壳牌、美孚石油公司）拿到大量的活动经费，而且还曾经与有邪教色彩的基金会（“统一教”的国际教育基金会）合作。这个具体举证被删去了，观众见到的是我全凭猜测怀疑别人的资金来源。

    在访谈中，我还谈到我不是什么“科学主义者”，所谓“科学主义者”乃是我的论敌在无力反驳我时给我扣的一个帽子。节目播出时，这个澄清被删掉，反而在节目的最后，在汪永晨标榜自己是“理想主义者”之后，出现了如下字幕：“一边是科学主义，一边是理想主义……”

    我觉得我比这些自我标榜“理想主义”的“撒谎人士”还更理想主义。我的一个理想就是：中国的媒体哪一天能够有起码的公正性？

2005.10.27.

(XYS2005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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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方舟在《从鲁迅的一句话想到的——关于方于之争》一文中说：“于建嵘其人品，从其《写给杂种方舟子的信》和《再致杂种方舟子的信》便可一览无余，方于之争也立现高下，此也不必多说，也不值得多说。”并劝大家不要再痛打于建嵘这条“落水狗”。却不知我们以为“狗”已经毫无疑问地落水了，但是“狗”及其同伙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幻想着落水的倒是打狗人。从以前蒙着脸大呼小叫“这回方舟子倒了”、“于建嵘赢了”，到现在摘下面具亮出名号赤膊上阵，看来他们必胜的信心越来越大，用不着旁人的怜悯。我才打发了借此事指控我搞“巫术骗局”的张耀杰，发现又来了一位笑蜀对我喊“呜呼”。接下来还会有哪位“学者”上台亮相？

    笑蜀我并不熟悉，听说他是几年前出了一本为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翻案的书而出名的，但此书我没有读过，不好说什么，现在见他的思维能力、文风如此，其学术水平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后来他因为把1949年以前《新华日报》的社论汇编成《历史的先声》一书出版，又出了回名，但这和他本人的水平如何无关。他的文章我零星看过一两篇，没有什么印象。

    我和笑蜀也几乎没有任何交往。他现在不厌其烦地叙述和我的交往经过，乃是为了让人以为他是做为我的朋友出来大义灭亲，难怪某人的马甲会欣喜地评论道：“作者作为两位当事人的朋友，说话说得最为客观。看事也看得最为真实在理。希望方舟子好好想一想，为何朋友也反对你了。”

    但是方某从来没有过这么一位朋友。笑蜀所述多与事实不符。他说他和我的间接交往始于中青论坛，似乎想让读者以为我是他在那里结识的网友。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到中青论坛和人交流过（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从来不浪费时间去新语丝之外的论坛张贴）。当然，时不时有人把我的文章转到那里（包括我批驳朱海军“面对面”进化论的文章），如果笑蜀因为在那里读到了我的文章或跟了贴，就认为是在和我“间接的交往”，则未免太自作多情了。有中文论坛的地方大概就少不了有人转贴、评论我的文章，和我有这种“间接的交往”的网友岂非数不胜数？朱海军猝死时，有些人炒作此事，要将他打扮成“科学烈士”、“思想家”，我当时也曾批驳过这种炒作，就像我现在批驳有人炒作张颖清、郭申元之死一样，笑蜀自称曾因此对我颇有烦言，我不知道，也没有兴趣知道。看来笑蜀对推销歪理邪说很宽容，却不能宽容对歪理邪说的批评。

    我无意中曾和笑蜀见过一次面，是在大约三年前，我去拜访一位老先生，恰好笑蜀和他的一位朋友也在，老先生便留我们一起吃了顿饭。笑蜀现在说因为和我见了这次面改变了对我的坏印象，我当时并不知道他此前对我有坏印象，不过和他也没有什么话可谈，而且很惭愧，我对他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老实说，连他长什么模样我也记不起来了。我不记得此后还和笑蜀一起同桌吃过饭或见过面，他说和我“吃过几次饭”，是大大夸大了的，会给人误以为我在国内就是整天吃吃喝喝，连他这种话不投机的人都和我“吃过几次饭”。

    我和笑蜀非亲非故，以前没有、将来也不打算和他有私人往来，本不必在意他对我的印象如何。我从来就不打算做一个讨人喜欢的老好人，他要说我“嚣张”、“尖刻”、“没有人味”，或说我“平和”、“文雅”、“礼貌”，我管不着，都由他去。但是如果夸大与我的交往的目的是在为批我做铺垫，这种做法很无聊而且令人恶心，我还是有撇清一下的必要的。

    我历来不爱和这些热衷政治的人有交往，不是因为怕惹祸，而是因为受不了他们那种党同伐异、为我独尊、口含天宪、肆意污蔑他人的气派。可笑的是他们还往往反过来如此指责别人。这是从他们的文风就可以看出来的。比如笑蜀的这篇《严晋拉屎，方舟子买单》，其用意是要批我“从来认为自己英明神武”，暴露出来的却是笑蜀本人自以为“英明神武”。

    笑蜀说：“方舟子多年学术打假，尽管颇多荒诞，但我认为瑕瑜并存，的确也做对了很多事，也有很多贡献。”

    如此劈头盖脑、不证自明地对我“多年学术打假”做鉴定，难道不正是自以为“英明神武”？或许我还应该对笑蜀没有全盘否定我，赏赐我一句“瑕瑜并存”而感激涕零？但是并不“英明神武”的我等还是忍不住要问，你说我的学术打假“颇多荒诞”，可举得出一两例来证明之？还是他说你“荒诞”就是荒诞？

    笑蜀说：“先是云南之行，痛批‘敬畏自然’；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节而为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之一的水电集团所利用而不自知，直到现在还在竭力申辩，让我不免觉得方舟子太简单太搞笑。”

    我痛批“敬畏自然”，何以就成了我的罪名？就因为他信奉“敬畏自然”，所以与其观点不同者统统有罪？我还真不知道我痛批“敬畏自然”就是被“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之一的水电集团所利用”，笑蜀有什么证据证明我被利用了，而且被利用了就是牺牲自己的名节？如果利益集团在某件具体事情上是对的，就算被利用了又如何？难道利益集团的所作所为就全都是错的，没有一件是对的？像笑蜀这样以立场划分对错，用屁股代替脑袋思考的人，才真的不免让人觉得太简单太搞笑。

    笑蜀说：“这次于建嵘事件因方舟子而起，更是让我大跌眼镜。凡是有一点点文革经历的人，对严晋的用心都不难看破。躲在幕后深文周纳恶意诽谤，如此阴险卑鄙之小人，在我看来根本就是人渣。方舟子竟为这样的人渣所用，为人渣冲锋陷阵，为人渣当保护伞，方舟子这么做不是自己降低自己，自己侮辱自己吗？”

    如果因为我登了一篇别人批评于建嵘的文章，就叫“这次于建嵘事件因方舟子而起”，那么因我而起的事件也有好几百起了，为何这次就让笑蜀大跌眼镜？就因为于建嵘曾经帮助过笑蜀，所以就容不得别人批评于建嵘？我还真是连一点点文革经历都没有，所以也就没有笑蜀的“英明神武”，可以轻易看破别人的用心，说人是“人渣”。其实严晋是什么样的人，是不是“小人”、“人渣”，根本就不是问题所在。即使是“小人”、“人渣”，也完全可能发现“君子”、“人精”的错误。我只关心严晋的批评有没有根据，说的是不是事实。他对于建嵘的批评，都一一列出了依据，有的已被证实，有的有争议，但并不像于建嵘、笑蜀之流只会乱骂。像这样大发诛心之论，毫无根据地乱骂别人是“人渣”的，才是文革遗风。

    笑蜀说：“但从来不承认自己会犯错误的方舟子，从来认为自己英明神武的方舟子，肯定不可能承认是被严晋利用，肯定只能继续硬扛着，扛不下去也得扛。严晋拉屎，方舟子买单，过去是这样，以后肯定还只能是这样。这才是整个事件最大的悲剧，也才是方舟子最大的悲剧。本来有退路，换了别人本来可以比较体面地退下去，但唯独方舟子做不到。于是他只能被逼上悬崖，除了跳下去，他别无选择。说到这一层似乎也不能怪人渣严晋，而只能怪方舟子自己。性格即命运，放下面子就可以解决的很简单的问题，但过于自大的方舟子绝无可能放下面子，他能有好结果吗？”

    我从来就承认自己会犯错误，在访谈中几次这么说过，在新语丝上也能见到为具体的错误公开澄清、更正过。但是这并不妨碍笑蜀“英明神武”地断言我“从来不承认自己会犯错误”。这其实也是许多学术腐败分子及其同伙的惯用伎俩，他们没有能力、没有证据证明我在与其利益有关的事情上错了，要逼着我认错而不得，就断言我从来不承认自己会犯错误，于是似乎就可证明我在那件事情上肯定错了。笑蜀的用意也无非如此。在于建嵘事件上，谁是谁非，谁对谁错，究竟是谁在“拉屎”，对不是用屁股思考的人来说，本来是一目了然的事。笑蜀以为把“从不认错”的屎盆子往我头上一扣，就可以混淆视听，扭转乾坤，大获全胜，甚至幻想起我被逼得跳崖，为我指点迷津起来了，认为自己“英明神武”到了这种地步，那真是一点退路也没有，只能陪着于建嵘往悬崖下跳。

　　笑蜀说：“跟人渣严晋886，不再被人渣当枪使，不再用自己残存的一点江湖声望为人渣买单。这是方舟子目下的选项之一。但这么一来，等于承认自己是常人了，等于承认自己的理性只是有限理性了，臆想的江湖老大英明神武的地位就根本动摇了。这对方舟子来说代价太大。因为方舟子已经陷在江湖老大英明神武的迷梦中出不来了。那样的迷梦在他来说，就是他的生命。破了那样的迷梦就等于要了他的命。另一个选择就是继续把自己降低为严晋的同类，继续用严晋来侮辱自己，继续为严晋买单直到彻底破产彻底买不起的那一天为止。而这个结局之于方舟子其实更惨。何去何从？这里需要的不是智慧，傻瓜都看得出来该如何选择。这里需要的，惟有勇气。但是过于自大因而过于脆弱的方舟子，有这样的勇气吗？”

    这一段说得“义正词严”，就像是在为一名十恶不赦之徒指示一条唯一的生路，连命运都在其掌控之中，想必当年文革大字报也甘拜下风。不知道笑蜀在写以上文字的时候，是不是照着镜子写的？不信，只要把上文中的“严晋”全部替换成“于建嵘”，“方舟子”全部替换成“笑蜀”，更恰如其分，只有一点点不妥：能用这种口气教训人的人，岂止是“江湖老大”，简直就是皇帝，不，上帝了。

    呜呼，“英明神武”的笑蜀，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附：　　严晋拉屎，方舟子买单

　　笑蜀

　　我跟方舟子和于建嵘，都有交往但都交往不多。

　　2002年初进北京时，我就听说于建嵘了，后来又读到他的一些作品，对他是比较佩服的。他的研究成果都是用脚走出来的，而不是像我，只能依据间接资料来逻辑演绎。而且他敢言，基层政权的黑帮化趋势和农民抗争的具体情况，这样的现实在他说话之前，似乎并不广为人知。后来广为人知并影响到政策制定，于建嵘有首功，仅此已经可以记入史册。但尽管比较佩服他，而且同在北京，但本人生性疏懒，不好走动结交，所有一直没有机会跟他见面。

　　跟于建嵘的交往，始于去年我遇到第一次麻烦时。当时很多相识不相识的朋友都为我着急，为我奔波呼吁，这是我一直铭记在心的。于建嵘则属于对我非常挂念的许多不相识的朋友中的一员。事态平息之后，我听说他曾几次打电话，关切地询问我的情况。这种意料之外的关切令我感动。在我离开北京已经N月再到北京出差时，我找了个机会去社科院拜访他，当然相见甚欢。此后各忙各的，到现在为止，再无交往。

　　跟方舟子，间接的交往则早了许多。1998年到 2001年的几年，可能是目前为止可以在互联网上玩得最爽的几年。我们这批可能是中国时政BBS资格最老的网友，就像一群无人看管的老小孩。网上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山寨开张，几乎每时每刻都有激动人心的帖子出现。战鼓咚咚，旗幡招展，我们纵横驰骋，恩仇快意，尽情享受了一把虚拟自由，也结下了很多死敌和死党。方舟子就是那时在中青论坛上认识的。那时方舟子给我的印象，是很嚣张的印象，很尖刻的印象，很没有人味的印象，总而言之印象很糟糕。记忆最深的是朱海军事件。朱海军网上有些小名气，这主要缘于他的“面对面理论”。其实我压根就不相信他的“面对面”，但我觉得朱海军毕竟只是个文化基础比较欠缺，但又喜欢钻牛角尖的民间空想家，没法对他的所谓“理论”认真。“面对面”说到底不过是他的一个玩具而已，他找不到别的东西玩，就这么一样属于他自己的东西，而且又没有破坏性，不会影响他人的生活，那就让他自个儿去吧，有什么大不了呢？所以我从不理会朱海军的“面对面”。但方舟子不然，非要高屋建瓴地批判朱海军，甚至在朱海军因泡网过度心脏病猝发而不幸去世后的一段时间，仍屡屡痛剿朱海军，这就让我忍无可忍了，当时曾对方舟子颇有烦言。　　后来方舟子回国，他的一个朋友跟我也是忘年交，因为这个忘年交的牵线搭桥，我跟方舟子认识了，吃过几次饭。实实在在的方舟子比虚拟世界的方舟子要平和得多，文雅得多，礼貌得多。我对方舟子的印象从此有了很大改观。而且，方舟子多年学术打假，尽管颇多荒诞，但我认为瑕瑜并存，的确也做对了很多事，也有很多贡献。很多谎言和骗局，他不揭破，至少我是没有能力去揭破的。同时方舟子对极端民族主义一向持批评立场，与我也是心有戚戚焉，所以方舟子的基本面，我还是肯定的。

　　但从去年开始，我对方舟子有点刮目相看了。先是云南之行，痛批“敬畏自然”；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节而为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之一的水电集团所利用而不自知，直到现在还在竭力申辩，让我不免觉得方舟子太简单太搞笑。这次于建嵘事件因方舟子而起，更是让我大跌眼镜。凡是有一点点文革经历的人，对严晋的用心都不难看破。躲在幕后深文周纳恶意诽谤，如此阴险卑鄙之小人，在我看来根本就是人渣。方舟子竟为这样的人渣所用，为人渣冲锋陷阵，为人渣当保护伞，方舟子这么做不是自己降低自己，自己侮辱自己吗？

　　整个事件中，其实方舟子和于建嵘都是受害者，真正的得利者，真正的幕后窃笑者，惟人渣严晋莫属。但从来不承认自己会犯错误的方舟子，从来认为自己英明神武的方舟子，肯定不可能承认是被严晋利用，肯定只能继续硬扛着，扛不下去也得扛。严晋拉屎，方舟子买单，过去是这样，以后肯定还只能是这样。这才是整个事件最大的悲剧，也才是方舟子最大的悲剧。本来有退路，换了别人本来可以比较体面地退下去，但唯独方舟子做不到。于是他只能被逼上悬崖，除了跳下去，他别无选择。说到这一层似乎也不能怪人渣严晋，而只能怪方舟子自己。性格即命运，放下面子就可以解决的很简单的问题，但过于自大的方舟子绝无可能放下面子，他能有好结果吗？

　　跟人渣严晋886，不再被人渣当枪使，不再用自己残存的一点江湖声望为人渣买单。这是方舟子目下的选项之一。但这么一来，等于承认自己是常人了，等于承认自己的理性只是有限理性了，臆想的江湖老大英明神武的地位就根本动摇了。这对方舟子来说代价太大。因为方舟子已经陷在江湖老大英明神武的迷梦中出不来了。那样的迷梦在他来说，就是他的生命。破了那样的迷梦就等于要了他的命。另一个选择就是继续把自己降低为严晋的同类，继续用严晋来侮辱自己，继续为严晋买单直到彻底破产彻底买不起的那一天为止。而这个结局之于方舟子其实更惨。何去何从？这里需要的不是智慧，傻瓜都看得出来该如何选择。这里需要的，惟有勇气。但是过于自大因而过于脆弱的方舟子，有这样的勇气吗？

　　呜呼，方舟子！

(XYS2005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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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网上出现了几篇为于建嵘助拳兼攻击我的文章，署名“周泉夫”、“刘青山”、“张律”之类，看上去像是真名实姓，其实都是化名，而且文风如出一人之手。另有署名“张耀杰”者倒是实有其人，是个研究“鲁迅根深蒂固的心理病态”的“学者”，不过读他的文章，却更像是出自“根深蒂固的心理病态”者之手。我曾经说过：“捧胡多为伪君子，骂鲁必是真小人。”张耀杰在“博客中国”上发表的《方舟子导演的伪道德》、《方舟子的巫术骗局》二文，便是为我的那句话做了个注脚。

    《方舟子的巫术骗局》一文，是在《方舟子导演的伪道德》一文的基础上扩写而成的，加了一个指控我在从事“公然败坏人类文明的政教合一的巫术骗局”的部分，想必会让任何一位脑袋还正常、没有“根深蒂固的心理病态”的读者看了都觉得莫名其妙。对这种如同发自精神病院的呓语，无需理睬。《方舟子导演的伪道德》一文的用语还像个思维正常的人所为，我就对此多说几句。

    张耀杰的文章以批评我为题，但是文章的主要内容，却是在批驳严晋的文章。就算严晋的文章有问题，如何就成了我的问题？就因为我刊登了一篇触怒了张耀杰的文章，他就迁怒于我，让他“意识到这种学术打假的危险性和毁灭性”，谩骂我在搞“政教合一的巫术骗局”，但是，张耀杰所称许的陈愚反驳严晋的文章，也是我登出的，张耀杰怎么就患了选择性的失明了？

    对许多问题——包括于建嵘的问题——新语丝只是提供一个争论的平台。刊登在新语丝网站上的文章，当然都可以反驳，有点道理的反驳我们都登出，甚至当事人胡搅蛮缠、乃至老羞成怒的谩骂文章，我们也登。不过，只要看看张耀杰是如何反驳严晋的文章的，就明白这位“学者”实在是上不了台面，所以只好靠谩骂混日子。

    其一，关于于建嵘的职称问题，张耀杰承认于建嵘并非社科院的正式研究员，但是他认为“这一问题与学术无关”、“这件事本身就是中国大陆当下的学术制度的腐败，而不是于建嵘本人不具备研究员的学术成就。”一个学者对外虚报自己的学术职称，目的是为了拔高自己的学术地位，当然是个学术道德、诚信乃至涉嫌欺诈犯罪的问题。如果有人把自己职称不高的原因怪罪为“学术制度的腐败”就可以自称研究员，那么是不是也可以以“教育制度的腐败”为由自称博士，以“政治制度的腐败”为由自称什么高官呢？

    其二，严晋对于建嵘《当代中国维权农民群英谱》一书真实性问题的质疑，张耀杰声称已被陈愚所证伪。陈愚又不是公理、真理的化身，他的所见所闻所言，也不过一家之言，何以就可以“证伪”别人？陈文胜对陈愚所言又做了反驳，按张耀杰的逻辑，岂不又被“证真”了？

    其三，严晋对于建嵘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基本”靠他一人完成大量的田野调查的，提出了质疑，张耀杰以见过“该课题组的几位成员”加以反驳，并不能令人信服。严晋并不否定于建嵘有一个课题组，他否定的是于建嵘有一个实际从事田野调查的“庞大的课题组”。即使这个课题组还有“几位成员”，既证明不了其“庞大”，也证明不了这些成员不是挂名。实际上，于建嵘在答复中已承认他只是根据与其无关的他人的调查做了“模型分析”而已，但是在别人进一步质疑其分析时，于建嵘就破口大骂了。就算于建嵘真的做了“模型分析”，但是他以前在文章中却误导是他本人亲自做的田野调查，这也有夸大自己的成果之嫌。

    其四，严晋文中引用了周炯然文章中的话，张耀杰认为是“断章取义”，是“罕见的骗局”，理由是周炯然原文还引用了张耀杰批评于建嵘的话，而张耀杰不同意周炯然的引用。这个逻辑可真古怪。严晋引用的是周炯然得出的结论，只要这个引用没有违背周炯然的原意，就不是断章取义，和你张耀杰怎么想的能扯上什么关系？要说断章取义，张耀杰才是断章取义，“我在《信访盲争与信访公示》一文中对此已经做出过说明：‘周先生用我的话来压倒于建嵘先生，我是不同意的。……’”省略部分是什么呢？我查了一下，原来是：“我的文章发表在不随便删除作者文本的网络上，于建嵘先生的报告是替政府打工的课题成果，而且发表在严格控制宣传导向的国内报刊上，欲言又止的地方在所难免也情有可原。据我所知，于建嵘先生文本之外的潜台词的根本指向，与我是基本趋同或者说是大同小异的。”原来张耀杰反对周炯然的引用，乃是出于非学术因素的考虑，并不是周炯然歪曲了张耀杰的意思。

    其五，关于于建嵘的英语水平问题，谁都可以看出严晋不过是打个比方而已，而于建嵘也已承认了自己根本不懂英语，只懂“湖南土话”，人们当然就有理由怀疑，他既然对英语一窍不通，到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能有多少的学术含量，如何进行学术交流？却偏偏爱打哈佛的牌子，是什么样的心态？

    如果严晋文章质疑的那几条（职称真假问题、是否编造数据等等）能够成立，那么于建嵘的学术道德当然是有问题的。于建嵘对一个不过刊登了质疑文章的人破口大骂，更让人怀疑他是被触着了痛处。张耀杰辩解道：

　　“‘杂种’云云，其实是别人借用于建嵘的名义所运用的以所谓的‘更加流氓’来对付所谓的‘流氓’的超限战法，乍一看确实粗暴了一些。然而，面对李鬼打李逵的‘学术道德’既振振有词又大行其道，原本不‘流氓’的人还会有更好的选择吗？！”

    “别人借用于建嵘的名义”云云，不过是于建嵘在谩骂完了头脑清醒之后为了挽回“学者”名誉而想出来的一个拙劣的借口，张耀杰愿意相信于建嵘的一面之词而无视众多反面的证据，那是他的自由。不管谩骂者是于建嵘本人还是子虚乌有的“朋友”，张耀杰都很欣赏这样的谩骂，也就是说，如果有网站刊登了别人质疑一位学者的学术道德的文章，即使该网站也刊登这位学者的自我辩护和他人为其辩护的文章，张耀杰认为，这位学者的最好选择，是谩骂该网站的负责人是“杂种”并殃及其母亲。根据这个逻辑，我与其驳斥张耀杰，还不如谩骂“博客中国”的负责人方兴东并问候其母亲来得痛快。在看了张耀杰的这些雄文之后，我们当能理解他为何会赞赏这样的“超限战法”。以其智力和心态，要他以“学者”的身份和人辩论那是太瞧得起他了，他还不如露出街头小流氓的本性更符合其身份。“于建嵘事件”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剥下了这些“人文学者”道貌岸然的外衣。

附：方舟子导演的伪道德

作者： 张耀杰

　　印象之中，方舟子的“新语丝”网站，是以学术打假著名的。直到该网站于2005年10月8日以“严晋”的署名，发表《学术界罕见的骗局：评于建嵘的成名之路》，我才意识到这种学术打假的危险性和毁灭性。

　　严晋的文章一上来就得出结论：“越来越多的事实，甚至铁一样的事实都证明，他在做了有限的调研后，做的更多的竟然是大肆编造和炒作。”那么，严晋所谓的“铁一样的事实”，都是一些什么东西呢？

　　其一是于建嵘究竟是副研究员还是研究员。这一问题与学术无关，本该忽略，既然严晋提了出来，我可以代为答复：于建嵘在湖南师大评上教授之后，到中国科学院没有再参与职称转评。社科院作为折衷，一方面在工作证上标明于建嵘是研究员，一方面又不愿意把相当稀缺的研究员名额白送给于建嵘。这件事本身就是中国大陆当下的学术制度的腐败，而不是于建嵘本人不具备研究员的学术成就。

　　其二是于建嵘的《当代中国维权农民群英谱》的真实性问题：“新华社的资深记者W先生看到此文后，慕名前往H县调查‘群英谱’中这些‘农民英雄’，惊讶地发现，本地的绝大多数农民并不认同他们。”

　　这一问题很快便被记者陈愚所证伪：这位新华社的资深记者W先生，发表在某内参上中的相关资料，纯属是对于维权农民的抹黑丑化。

　　其三是于建嵘的土地问题研究：“笔者曾想他可能领导了一个庞大的课题组，所以靠群体的力量在短时间内完成这项工作，也是完全可能的。但最近一次偶然的机会，笔者惊讶地了解到，这项工作基本是他一人完成的。怎么可能完成呢？奥秘只有一个，就是编造。”

　　我不知道严晋究竟是如何“偶然”的，我自己于2004年12月1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过与土地问题研究直接相关的“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之二：中国农民权益保障”，并且亲眼见到过该课题组的几位成员。参加本次论坛的100多人都没有能够“偶然”，偏偏严晋十分神奇地“偶然”到了所谓的“奥秘”，这样的“偶然”和“奥秘”与学术无关，只能说是“学术界”之外的“罕见的骗局”。

　　其四是于建嵘在主张取消信访制度问题上的“编造和炒作”：周炯然在《隔靴搔痒的奏章——与于建嵘商榷信访制度调查报告中提法的商榷》一文中，对 “迄今为止国内最大规模的针对上访人群的调查”提出了怀疑，认为“于建嵘列举的资料和他分析的症结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

　　而在实际上，周炯然的文章，原本是拿我的《〈信访条例〉可以休矣》一文来指责于建嵘的。我在《信访盲争与信访公示》一文中对此已经做出过说明： “周先生用我的话来压倒于建嵘先生，我是不同意的。……”严晋无视这一基本事实，仅仅凭着断章取义的几句话，就要全盘否定于建嵘建立在大量田野考查基础的学术成果，这样的言行本身，才真正是十分可耻的“罕见的骗局”。

　　其五是所谓“于建嵘很有颜面的一件事情，是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做了演讲”。为了揭穿于建嵘的所谓“颜面”，严晋用小说化的笔法描绘说：“北京一位了解于建嵘的朋友说，于连最基本的英语会话也不懂，是会把‘How are you？’理解成‘怎么是你’、把‘How old are you?’理解成‘怎么老是你’的水平。所以他要把那些东西讲完估计至少也得三到四个小时，显而易见，他又说了假话。”

　　连别人有没有“颜面”，都要进行“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诛心，并且还要借着编造“莫须有”的故事情节来证明别人“说了假话”，这其实正是周作人介绍过的“颠倒反复无所不可”的刀笔根性，与现代文明社会的学术建设和法制建设格格不入。

　　作为网站管理者，方舟子把这样的文章认定为“学术道德”，并且以此在《答于建嵘〈写给杂种方舟子的信〉》中，下达了他的“学术道德”判决书： “看到于建嵘对别人的进一步质疑不予答复，却恼羞成怒，如街头小流氓一般对我破口大骂，连‘你是你母亲与严晋这些地痞流氓乱交结下的怪种’这种脏话都骂得出口，不由让人对其学术道德和人品都产生极大的怀疑。我们都把于建嵘当学者对待，哪知道他根本就不把自己当学者，也不打算遵守学术道德。”

　　“杂种”云云，其实是别人借用于建嵘的名义所运用的以所谓的“更加流氓”来对付所谓的“流氓”的超限战法，乍一看确实粗暴了一些。然而，面对李鬼打李逵的“学术道德”既振振有词又大行其道，原本不“流氓”的人还会有更好的选择吗？！

方舟子的巫术骗局

作者： 张耀杰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前夕的9月30日，一直追踪报道太石村事件的《燕南网》被突然关闭，《凯迪》、《关天茶舍》《世纪沙龙》、《中国选举与治理》、《公民权利》等多家网站的相关网页也被全部删除。性情刚烈的民间维权人士郭飞熊，迄今为止已经在看守所里坚持绝食35天。就在郭飞熊和太石村村民的正当人权，被国家机器强制排斥在“共和”之外的情况下，在美国经营却在中国大陆圈占市场的《新语丝》网站，却针对专门研究民间维权活动的于建嵘教授，挑起了一个网络事件。这一事件还在进行之中，笔者只就原则问题提供一些个人意见。

　　一、严晋笔下的“骗局”

　　2005年10月8日，《新语丝》网站公开发表署名“严晋”的文章《学术界罕见的骗局：评于建嵘的成名之路》，一开篇就得出这样的结论：“越来越多的事实，甚至铁一样的事实都证明，他在做了有限的调研后，做的更多的竟然是大肆编造和炒作。”

　　接下来，严晋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其一是于建嵘究竟是副研究员还是研究员。这一问题与学术无关，本该忽略，既然严晋提了出来，我可以代为答复：于建嵘在湖南师大评上教授之后，到中国科学院没有再参与职称转评。社科院作为折衷，一方面在工作证上标明于建嵘是研究员，一方面又不愿意把相当稀缺的研究员名额白送给于建嵘。这件事本身就是中国大陆当下的学术制度的腐败表现，而不是于建嵘本人不具备研究员的学术成就。

　　其二是于建嵘的《当代中国维权农民群英谱》的真实性问题：“新华社的资深记者W先生看到此文后，慕名前往H县调查‘群英谱’中这些‘农民英雄’，惊讶地发现，本地的绝大多数农民并不认同他们。”

　　这一问题很快便被记者陈愚所证伪：这位新华社的资深记者W先生，发表在某内参上中的相关资料，纯属是对于维权农民的抹黑丑化。

　　其三是于建嵘的土地问题研究：“尽管本人只是三农问题的爱好者，但对如何做科研如何搞调研却并不陌生。……笔者曾想他可能领导了一个庞大的课题组，所以靠群体的力量在短时间内完成这项工作，也是完全可能的。但最近一次偶然的机会，笔者惊讶地了解到，这项工作基本是他一人完成的。怎么可能完成呢？奥秘只有一个，就是编造。”

　　我不知道严晋究竟是如何“偶然”的，我自己于2004年12月1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过与土地问题研究直接相关的“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之二：中国农民权益保障”，并且亲眼见到过该课题组的几位成员。参加本次论坛的100多人都没有能够“偶然”，偏偏严晋十分神奇地“偶然”到了所谓的“奥秘”，这样的“偶然”和“奥秘”与学术无关，只能说是“学术界”之外的“罕见的骗局”。

　　其四是于建嵘在主张取消信访制度问题上的“编造和炒作”：周炯然在《隔靴搔痒的奏章——与于建嵘商榷信访制度调查报告中提法的商榷》一文中，对“迄今为止国内最大规模的针对上访人群的调查”提出了怀疑，认为“于建嵘列举的资料和他分析的症结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

　　而在实际上，周炯然的文章，原本是拿笔者的《〈信访条例〉可以休矣》一文来指责于建嵘的。笔者在《信访盲争与信访公示》一文中对此已经做出过说明：“周先生用我的话来压倒于建嵘先生，我是不同意的。……”严晋无视这一基本事实，仅仅凭着断章取义的几句话，就要全盘否定于建嵘建立在大量田野考查基础的学术成果，这样的言行本身，才真正是十分可耻的“罕见的骗局”。

　　其五是所谓“于建嵘很有颜面的一件事情，是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做了演讲”。为了揭穿于建嵘的所谓“颜面”，严晋用小说化的笔法描绘说：“北京一位了解于建嵘的朋友说，于连最基本的英语会话也不懂，是会把‘How are you？’理解成‘怎么是你’、把‘How old are you?’理解成‘怎么老是你’的水平。所以他要把那些东西讲完估计至少也得三到四个小时，显而易见，他又说了假话。”

　　连别人有没有“颜面”，都要进行“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诛心，并且还要借着编造“莫须有”的故事情节来证明别人“说了假话”，这其实正是周作人介绍过的“颠倒反复无所不可”的刀笔根性，与现代文明社会的学术建设和法制建设格格不入。

　　二、方舟子的“学术道德”

　　2005年10月9日，方舟子把《于建嵘致〈新语丝〉的公开信》上网发表，并且加上按语：“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网站见到如下公告，这是不是意味着于建嵘现在又成了‘副研究员’了？还是连本所的人也搞不清楚他究竟是研究员还是副研究员？”

　　在公开信中，于建嵘写道：“我认为‘严晋’用道听途说和主观推测来攻击我的人格，是真正的‘肆意妄为’。我要求最初发帖的你站根据法律和职业操守来处理这起恶意攻击事件。在我看来，任何人和任何媒体都不得以任何方式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否则就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与此相印证，方舟子在这一事件中所表现出的“法律和职业操守”，就是明确无误地站在严晋一边。

　　10月14日，方舟子发表《答于建嵘〈写给杂种方舟子的信〉》，其中有这样的表白：“看到于建嵘对别人的进一步质疑不予答复，却恼羞成怒，如街头小流氓一般对我破口大骂，连‘你是你母亲与严晋这些地痞流氓乱交结下的怪种’这种脏话都骂得出口，不由让人对其学术道德和人品都产生极大的怀疑。我们都把于建嵘当学者对待，哪知道他根本就不把自己当学者，也不打算遵守学术道德。”

　　而在实际上，《写给杂种方舟子的信》，是别人借着于建嵘的名义所运用的以所谓的“更加流氓”来对付所谓的“流氓”的超限战法。10月16日，方舟子把于建嵘的《再致杂种方舟子的信》上网发表。这位借于建嵘的名义运用超限战法的朋友，在该信中公开介绍了自己的基本判断和应对策略：“方舟子：我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位学者，更不是什么学院派的‘著名学者’。我宁愿做你们所说的‘地痞流氓’也不愿意象你及严晋之流又当婊子又立牌。你们的学术道德规范不就是根据什么‘新华社资深记者’的几天采访来否定我几年的跟踪调查吗？！你动不动要那些被你攻击的人寻找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不然就是‘无力反驳’。现在我说‘你是你母亲与严晋这些地痞流氓乱交结下的怪种’，你也可以找证据来说明自己不是啊。事实上，你提供不了任何证据。那是不是你已经承认了自己就是一个‘怪种’呢？！这就是你的流氓逻辑。我知道，对付你这样的人渣，绝对要放得下斯文，就要用更流氓的手段。”

　　按照这样的判断推演下去，假如一个人被别人毫无道理地弄了一身狗屎，这个人最为理性也最为文明的反应，并不是还以狗屎，而是先报以拳头，然后再还以法律。那些要求于建嵘遭遇了流氓还要像遇到朋友一样上前拥抱的善良网友，显然是先中了方舟子的巫术圈套，然后又中了另一个“用更流氓的手段”来反制方舟子的 “流氓”圈套。

　　三、号称“学术道德”的巫术骗局

　　截止目前为止，作为发难一方的严晋和方舟子，都没有像于建嵘那样自觉公开自己的“地址和身份”，这里所涉及的恰恰是最为根本“法律和职业操守”。

　　在充分法制化的现代文明社会里，道德已经不再具备政教合一的前文明时代曾经拥有过的“存天理灭人欲”或者说是以理杀人的强制性和杀伤力，而是与宗教信仰一样，变成了只可自律不可害人的个人选择。中国社会现在正处于由前文明时代向文明时代转型过渡的过程之中，没有表现出最低限度的“法律和职业操守”却偏偏以“学术道德”的神圣招牌以理杀人的方舟子，在《新语丝》网站中所布下的，恰恰是为政教合一的野蛮专制效忠尽力的巫术骗局。

　　早在《书屋》1999年第5期中，方舟子一次性发表了三篇文章，其一是《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其二是《法/x恐怖》，另一篇笔者已经忘记。在《法/x恐怖》一文的结束语中，方舟子写道：“中国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是以批判的自由为先决条件的。对于一个人数众多、组织严密、危害治安，而且用种种方式打压不同意见、妨碍别人自由、制造恐怖气氛的‘邪教’团体，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清除。看透人情世事的佛陀在两千多年前对法/x/功这类附佛‘邪教’的下场早有预言：‘弟子与师，俱陷王难。’现在大弟子们已陷‘王难’，老师的下场，我们拭目以待。”

　　看过这篇文章，方舟子怀揣绿卡、心系“王难”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返观署名严晋的文章，他自称是在揭发“学术界罕见的骗局”，却连公开真实身份和调查真实案例都做不到，只是依据道听途说的一面之辞妄下结论，甚至于采用小说手法虚构故事情节，来攻击对方“莫须有”的所谓“颜面”。如此恶劣的表现，连“学术界”的门坎都迈不进去，又有什么资格揭发“学术界罕见的骗局” 呢？！

　　口口声声要求别人“遵守学术道德”的方舟子，在自己主办的网站上所贴出的，却是连篇累牍攻击他人的匿名或化名文章。这种极端不负责的文章，大都是把拥有严格的操作规程的学术研究泛道德化，进而把所谓的“学术道德”纳入替专制强权效力尽忠的孔教儒学的传统轨道之中，实施“存天理灭人欲”或者说是以理杀人的神圣卫道。像这样的“学术道德”，其实就是公然败坏人类文明的政教合一的巫术骗局。

(XYS2005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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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到2005年10月13日《南方周末》“视点”版宋志坚《科学遭遇“国界”》一文开头的这段话，让我吃了一惊：

　　“郭申元是上海人，他不是‘老外’，只是出国留学去了。他以自己在生命科学研究中的巨大贡献而被国际顶尖级生化学家们称为‘非常杰出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式的人物’，他的理论被国际生化学界称作‘郭氏理论’、‘郭氏猜想’，其核心部分———对DNA解旋酶的研究，已进入攻坚阶段。一旦突破，癌症将再也不是‘不治之症’。然而，就在这最后的攻坚阶段，他被癌症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我是研究生物化学出身，现在也一直在关注生物化学的进展，可以说曾经和郭申元是同行，他的研究领域我也不陌生，居然从未听说过如此伟大的人物和理论，也未免太孤陋寡闻了。于是赶紧做文献检索，看看郭申元究竟有何德何能，能被称为“爱因斯坦式的人物”（当今生命科学界我还不知道有谁当得起这一称号）。结果大失所望。郭申元的论文发表记录并不突出，他在哈佛大学医学院理查逊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时从事DNA解旋酶的研究，参与发表过三篇有关论文，其中两篇是第二作者，一篇是第一作者（共三名作者），后者于1999年（郭去世的前一年）登在美国《生物化学杂志》上，题为《T4噬菌体基因4蛋白的解旋酶域和引物酶域之间的链接区对六聚体的形成很关键》。这是一篇很平常的生物化学论文，看不出有任何杰出的地方，遑论“在生命科学研究中的巨大贡献”。该论文发表至今，只被引用了29次，这对生物化学论文来说，并不算高的，可以说影响不大。

    那篇论文也没有提出任何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或“假说”，只是对一种并非特别重要的蛋白质的功能区做了初步的研究，得出其标题所说的结论，并没有惊人之处。有无数的生物化学论文都提出了同等级的结论（我的博士毕业论文也提出了一个），我实在看不出为何要对郭的论文另眼相看。陈景润对歌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成果据说在国际上被称为“陈氏定律”为中国人赢得荣誉，此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之后，我们就经常在报刊上听到又有哪个中国科学家做出了国际公认的“X氏理论”“X氏方法”的成就的报道。所谓“郭氏理论”、“郭氏猜想”也是沿用的同一思路。但是，其他学科我不知道，当今生物化学界并无用姓名命名“理论”、“猜想”的习惯，即使提出者自己那么命名，别人也未必会跟着用。何况郭申元在去世前还只是个博士后，并非课题负责人，是要在教授指导下搞研究的，即使他真提出了什么新理论，也不会由他独享殊荣，按学术界惯例其导师反而要占大头。打个比方吧，如果这篇论文得了诺贝尔奖，十之八九也是奖给其导师理查逊，而不会奖给郭申元。

    总之，根据我对“国际生化学界”的了解和检索的结果，我可以肯定在学术界从来没有“郭氏理论”、“郭氏猜想”的说法。郭申元的学术成就算不上突出，其实是一位很普通的科研人员，在留学生当中一抓一大把。

    那么这个郭氏神话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宋志坚的文章说是根据发表在《科学时报》的方鸿辉《一位自费留学生郭申元留给世人的思考》一文。我找到了这篇文章，一看之下又吃了一惊，里面肆意夸大、捏造、贻笑大方之处比比皆是，例如竟然把这位死时都还未出师独立工作的年轻科研人员称为“肿瘤化疗国际顶级大师之一”。我再举一个可笑的例子：

    “2001年3月28日，美国《生物化学学报》杂志就郭申元的突破性研究成果发表了哈佛大学医学院理查森等6位专家学者题为《抗菌素T7引发酶、解旋酶和DNA聚合酶的复合物为药物采用指明了方向》的长篇论文，题记写明：‘谨以此篇论文纪念郭申元博士。’题记还声明：‘此文系宣传启事，受到美国国家健康协会以及国家能源部的授权支持。’此时，正值郭申元逝世一周年之际，哈佛医学院将此文视作郭申元逝世的周年祭文。”

    那篇论文的标题叫《T7噬菌体引物酶－解旋酶与DNA聚合酶的复合物控制引物的使用》，它研究的是噬菌体的分子遗传机制，与什么抗菌素、药物都毫无关系。实际上，郭申元在解旋酶方面的研究，都属于基础的、没有直接应用价值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与攻克癌症无关，“一旦突破，癌症将再也不是‘不治之症’”云云，乃是为了夸大其贡献而捏造的。更可笑的是那个“题记”，实际上是一条脚注，准确的翻译如下：

    “该研究工作的资金有一部分由国家卫生研究院和能源部提供。这篇论文的出版费用有一部分是用版面费支付的。因此，仅为了表明这一事实，根据美国法规第18条第1734款，这篇论文必须标记为‘广告’。这篇论文用以纪念郭申元。”

    在美国发表的几乎所有的论文都会有类似的脚注表明论文资金来源及其广告性质，这是只要从同期杂志上再找一篇论文看看就可以发现的。但是，《科学时报》的文章却通过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误译，想让读者以为“美国国家健康协会以及国家能源部”特地授权发布纪念郭申元的“宣传启事”，目的同样是为了把一位普普通通的留学生夸大成名震美国科学界的“国际顶级大师”。

    我并不怀疑，郭申元如果活着的话，有可能会成为一名杰出的科学家，做出比较大的贡献。所以，他在事业刚刚起步时就英年早逝，是一个令人惋惜的悲剧。但是，他生前并没有做出值得特别称道的重大贡献，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年轻科学家，不是什么“爱因斯坦式的人物”、“国际顶级大师”，这也是一个事实。亲朋好友美化死者，为其树碑立传（检索得知，最近出了一本《《想象拥抱的世界——郭申元博士的故事》》），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是，用弄虚作假的手段无限地拔高死者，给他加上了太多的虚假的光环，甚至将他树立成了青少年学习的榜样，却只会让知情者反感，把一场悲剧变成了闹剧而已。

2005.10.13.

（北京科技报2005.10.19.）

(XYS2005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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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人的脑袋多由屁股所决定，时评家也不例外。我“攻击”王怡、林达（即
“知名旅美学者”丁林）弄虚作假，“著名时评家”鄢烈山对此表示很遗憾，便
是由其“自由主义”屁股所决定了的。如果鄢烈山的屁股是坐在伪科学、学术造
假一边，当然会反过来要像许多人那样对我反对伪科学、揭露学术造假表示很遗
憾了，而不是赏我一句“应该是有价值的”。

    我对鄢烈山也是“不大熟悉”。2001年我去老《南方周末》编辑部座谈时他
在座，没有发言，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我看过他以前的一些杂文，虽无文采，
但能切中时弊，敢说话，不像王怡、林达之流以谎言欺世，“应该是有价值的”。
但他最近得了官定“鲁迅文学奖”之杂文奖，感激涕零之余，在获奖感言中宣布
现在中国已进入“公民社会”，“偏激”的鲁迅已经过时，因为据说鲁迅和“奴
才”、“驯服工具”、“阴谋家”、“暴民”、“帝王师”、“传教士”一样，
都是站在“公民”的对立面，因此著名时评家号召大家告别“鲁迅风”、代之以
“公民写作”。其帮闲之态可掬，对此，我也很遗憾。设这样的奖项，给这样的
人才，对不起“鲁迅”，最好还是换个冠名，比如改叫“公民写作家”所推崇的
“胡适”。

    对中国式的“公民”为何物，鲁迅在1931年曾写过一首《公民科歌》，虽是
老歌，词已过时，但拉来给“公民写作家”捧个场，调子也还合适：

    何键将军捏刀管教育，说道学校里边应该添什么。首先叫作“公民科”，不
知这科教的是什么。但愿诸公勿性急，让我来编教科书，做个公民实在弗容易，
大家切莫耶耶乎。第一着，要能受，蛮如猪猡力如牛，杀了能吃活就做，瘟死还
好熬熬油。第二着，先要磕头，先拜何大人，后拜孔阿丘，拜得不好就砍头，砍
头之际莫讨命，要命便是反革命，大人有刀你有头，这点天职应该尽。第三着，
莫讲爱，自由结婚放洋屁，最好是做第十第廿姨太太，如果爹娘要钱化，几百几
千可以卖，正了风化又赚钱，这样好事还有吗？第四着，要听话，大人怎说你怎
做。公民义务多得很，只有大人自己心里懂，但愿诸公切勿死守我的教科书，免
得大人一不高兴便说阿拉是反动。

附：
『天涯了望台』 [人物专访]著名时评家、原《南方周末》高级编辑鄢烈山专访
现场

　　作者：鄢烈山　回复日期：2005-5-18　22:00:47　
　　　　　作者：亚历山大大帝5　回复日期：2005-5-18　21:57:12　
　　　　　　　第三次提问：请问鄢老师,您对方舟子先生如何评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方舟子先生我不大熟悉.他在南方周末发表的那些反对伪科学以及他揭露
学术造假的文章应该是有价值的.但是他可能比我还偏激,他攻击王怡、林达，我
很遗憾。

(XYS2005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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