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这几天网上出现了几篇为于建嵘助拳兼攻击我的文章，署名“周泉夫”、“刘青山”、“张律”之类，看上去像是真名实姓，其实都是化名，而且文风如出一人之手。另有署名“张耀杰”者倒是实有其人，是个研究“鲁迅根深蒂固的心理病态”的“学者”，不过读他的文章，却更像是出自“根深蒂固的心理病态”者之手。我曾经说过：“捧胡多为伪君子，骂鲁必是真小人。”张耀杰在“博客中国”上发表的《方舟子导演的伪道德》、《方舟子的巫术骗局》二文，便是为我的那句话做了个注脚。

    《方舟子的巫术骗局》一文，是在《方舟子导演的伪道德》一文的基础上扩写而成的，加了一个指控我在从事“公然败坏人类文明的政教合一的巫术骗局”的部分，想必会让任何一位脑袋还正常、没有“根深蒂固的心理病态”的读者看了都觉得莫名其妙。对这种如同发自精神病院的呓语，无需理睬。《方舟子导演的伪道德》一文的用语还像个思维正常的人所为，我就对此多说几句。

    张耀杰的文章以批评我为题，但是文章的主要内容，却是在批驳严晋的文章。就算严晋的文章有问题，如何就成了我的问题？就因为我刊登了一篇触怒了张耀杰的文章，他就迁怒于我，让他“意识到这种学术打假的危险性和毁灭性”，谩骂我在搞“政教合一的巫术骗局”，但是，张耀杰所称许的陈愚反驳严晋的文章，也是我登出的，张耀杰怎么就患了选择性的失明了？

    对许多问题——包括于建嵘的问题——新语丝只是提供一个争论的平台。刊登在新语丝网站上的文章，当然都可以反驳，有点道理的反驳我们都登出，甚至当事人胡搅蛮缠、乃至老羞成怒的谩骂文章，我们也登。不过，只要看看张耀杰是如何反驳严晋的文章的，就明白这位“学者”实在是上不了台面，所以只好靠谩骂混日子。

    其一，关于于建嵘的职称问题，张耀杰承认于建嵘并非社科院的正式研究员，但是他认为“这一问题与学术无关”、“这件事本身就是中国大陆当下的学术制度的腐败，而不是于建嵘本人不具备研究员的学术成就。”一个学者对外虚报自己的学术职称，目的是为了拔高自己的学术地位，当然是个学术道德、诚信乃至涉嫌欺诈犯罪的问题。如果有人把自己职称不高的原因怪罪为“学术制度的腐败”就可以自称研究员，那么是不是也可以以“教育制度的腐败”为由自称博士，以“政治制度的腐败”为由自称什么高官呢？

    其二，严晋对于建嵘《当代中国维权农民群英谱》一书真实性问题的质疑，张耀杰声称已被陈愚所证伪。陈愚又不是公理、真理的化身，他的所见所闻所言，也不过一家之言，何以就可以“证伪”别人？陈文胜对陈愚所言又做了反驳，按张耀杰的逻辑，岂不又被“证真”了？

    其三，严晋对于建嵘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基本”靠他一人完成大量的田野调查的，提出了质疑，张耀杰以见过“该课题组的几位成员”加以反驳，并不能令人信服。严晋并不否定于建嵘有一个课题组，他否定的是于建嵘有一个实际从事田野调查的“庞大的课题组”。即使这个课题组还有“几位成员”，既证明不了其“庞大”，也证明不了这些成员不是挂名。实际上，于建嵘在答复中已承认他只是根据与其无关的他人的调查做了“模型分析”而已，但是在别人进一步质疑其分析时，于建嵘就破口大骂了。就算于建嵘真的做了“模型分析”，但是他以前在文章中却误导是他本人亲自做的田野调查，这也有夸大自己的成果之嫌。

    其四，严晋文中引用了周炯然文章中的话，张耀杰认为是“断章取义”，是“罕见的骗局”，理由是周炯然原文还引用了张耀杰批评于建嵘的话，而张耀杰不同意周炯然的引用。这个逻辑可真古怪。严晋引用的是周炯然得出的结论，只要这个引用没有违背周炯然的原意，就不是断章取义，和你张耀杰怎么想的能扯上什么关系？要说断章取义，张耀杰才是断章取义，“我在《信访盲争与信访公示》一文中对此已经做出过说明：‘周先生用我的话来压倒于建嵘先生，我是不同意的。……’”省略部分是什么呢？我查了一下，原来是：“我的文章发表在不随便删除作者文本的网络上，于建嵘先生的报告是替政府打工的课题成果，而且发表在严格控制宣传导向的国内报刊上，欲言又止的地方在所难免也情有可原。据我所知，于建嵘先生文本之外的潜台词的根本指向，与我是基本趋同或者说是大同小异的。”原来张耀杰反对周炯然的引用，乃是出于非学术因素的考虑，并不是周炯然歪曲了张耀杰的意思。

    其五，关于于建嵘的英语水平问题，谁都可以看出严晋不过是打个比方而已，而于建嵘也已承认了自己根本不懂英语，只懂“湖南土话”，人们当然就有理由怀疑，他既然对英语一窍不通，到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能有多少的学术含量，如何进行学术交流？却偏偏爱打哈佛的牌子，是什么样的心态？

    如果严晋文章质疑的那几条（职称真假问题、是否编造数据等等）能够成立，那么于建嵘的学术道德当然是有问题的。于建嵘对一个不过刊登了质疑文章的人破口大骂，更让人怀疑他是被触着了痛处。张耀杰辩解道：

　　“‘杂种’云云，其实是别人借用于建嵘的名义所运用的以所谓的‘更加流氓’来对付所谓的‘流氓’的超限战法，乍一看确实粗暴了一些。然而，面对李鬼打李逵的‘学术道德’既振振有词又大行其道，原本不‘流氓’的人还会有更好的选择吗？！”

    “别人借用于建嵘的名义”云云，不过是于建嵘在谩骂完了头脑清醒之后为了挽回“学者”名誉而想出来的一个拙劣的借口，张耀杰愿意相信于建嵘的一面之词而无视众多反面的证据，那是他的自由。不管谩骂者是于建嵘本人还是子虚乌有的“朋友”，张耀杰都很欣赏这样的谩骂，也就是说，如果有网站刊登了别人质疑一位学者的学术道德的文章，即使该网站也刊登这位学者的自我辩护和他人为其辩护的文章，张耀杰认为，这位学者的最好选择，是谩骂该网站的负责人是“杂种”并殃及其母亲。根据这个逻辑，我与其驳斥张耀杰，还不如谩骂“博客中国”的负责人方兴东并问候其母亲来得痛快。在看了张耀杰的这些雄文之后，我们当能理解他为何会赞赏这样的“超限战法”。以其智力和心态，要他以“学者”的身份和人辩论那是太瞧得起他了，他还不如露出街头小流氓的本性更符合其身份。“于建嵘事件”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剥下了这些“人文学者”道貌岸然的外衣。

附：方舟子导演的伪道德

作者： 张耀杰

　　印象之中，方舟子的“新语丝”网站，是以学术打假著名的。直到该网站于2005年10月8日以“严晋”的署名，发表《学术界罕见的骗局：评于建嵘的成名之路》，我才意识到这种学术打假的危险性和毁灭性。

　　严晋的文章一上来就得出结论：“越来越多的事实，甚至铁一样的事实都证明，他在做了有限的调研后，做的更多的竟然是大肆编造和炒作。”那么，严晋所谓的“铁一样的事实”，都是一些什么东西呢？

　　其一是于建嵘究竟是副研究员还是研究员。这一问题与学术无关，本该忽略，既然严晋提了出来，我可以代为答复：于建嵘在湖南师大评上教授之后，到中国科学院没有再参与职称转评。社科院作为折衷，一方面在工作证上标明于建嵘是研究员，一方面又不愿意把相当稀缺的研究员名额白送给于建嵘。这件事本身就是中国大陆当下的学术制度的腐败，而不是于建嵘本人不具备研究员的学术成就。

　　其二是于建嵘的《当代中国维权农民群英谱》的真实性问题：“新华社的资深记者W先生看到此文后，慕名前往H县调查‘群英谱’中这些‘农民英雄’，惊讶地发现，本地的绝大多数农民并不认同他们。”

　　这一问题很快便被记者陈愚所证伪：这位新华社的资深记者W先生，发表在某内参上中的相关资料，纯属是对于维权农民的抹黑丑化。

　　其三是于建嵘的土地问题研究：“笔者曾想他可能领导了一个庞大的课题组，所以靠群体的力量在短时间内完成这项工作，也是完全可能的。但最近一次偶然的机会，笔者惊讶地了解到，这项工作基本是他一人完成的。怎么可能完成呢？奥秘只有一个，就是编造。”

　　我不知道严晋究竟是如何“偶然”的，我自己于2004年12月1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过与土地问题研究直接相关的“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之二：中国农民权益保障”，并且亲眼见到过该课题组的几位成员。参加本次论坛的100多人都没有能够“偶然”，偏偏严晋十分神奇地“偶然”到了所谓的“奥秘”，这样的“偶然”和“奥秘”与学术无关，只能说是“学术界”之外的“罕见的骗局”。

　　其四是于建嵘在主张取消信访制度问题上的“编造和炒作”：周炯然在《隔靴搔痒的奏章——与于建嵘商榷信访制度调查报告中提法的商榷》一文中，对 “迄今为止国内最大规模的针对上访人群的调查”提出了怀疑，认为“于建嵘列举的资料和他分析的症结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

　　而在实际上，周炯然的文章，原本是拿我的《〈信访条例〉可以休矣》一文来指责于建嵘的。我在《信访盲争与信访公示》一文中对此已经做出过说明： “周先生用我的话来压倒于建嵘先生，我是不同意的。……”严晋无视这一基本事实，仅仅凭着断章取义的几句话，就要全盘否定于建嵘建立在大量田野考查基础的学术成果，这样的言行本身，才真正是十分可耻的“罕见的骗局”。

　　其五是所谓“于建嵘很有颜面的一件事情，是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做了演讲”。为了揭穿于建嵘的所谓“颜面”，严晋用小说化的笔法描绘说：“北京一位了解于建嵘的朋友说，于连最基本的英语会话也不懂，是会把‘How are you？’理解成‘怎么是你’、把‘How old are you?’理解成‘怎么老是你’的水平。所以他要把那些东西讲完估计至少也得三到四个小时，显而易见，他又说了假话。”

　　连别人有没有“颜面”，都要进行“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诛心，并且还要借着编造“莫须有”的故事情节来证明别人“说了假话”，这其实正是周作人介绍过的“颠倒反复无所不可”的刀笔根性，与现代文明社会的学术建设和法制建设格格不入。

　　作为网站管理者，方舟子把这样的文章认定为“学术道德”，并且以此在《答于建嵘〈写给杂种方舟子的信〉》中，下达了他的“学术道德”判决书： “看到于建嵘对别人的进一步质疑不予答复，却恼羞成怒，如街头小流氓一般对我破口大骂，连‘你是你母亲与严晋这些地痞流氓乱交结下的怪种’这种脏话都骂得出口，不由让人对其学术道德和人品都产生极大的怀疑。我们都把于建嵘当学者对待，哪知道他根本就不把自己当学者，也不打算遵守学术道德。”

　　“杂种”云云，其实是别人借用于建嵘的名义所运用的以所谓的“更加流氓”来对付所谓的“流氓”的超限战法，乍一看确实粗暴了一些。然而，面对李鬼打李逵的“学术道德”既振振有词又大行其道，原本不“流氓”的人还会有更好的选择吗？！

方舟子的巫术骗局

作者： 张耀杰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前夕的9月30日，一直追踪报道太石村事件的《燕南网》被突然关闭，《凯迪》、《关天茶舍》《世纪沙龙》、《中国选举与治理》、《公民权利》等多家网站的相关网页也被全部删除。性情刚烈的民间维权人士郭飞熊，迄今为止已经在看守所里坚持绝食35天。就在郭飞熊和太石村村民的正当人权，被国家机器强制排斥在“共和”之外的情况下，在美国经营却在中国大陆圈占市场的《新语丝》网站，却针对专门研究民间维权活动的于建嵘教授，挑起了一个网络事件。这一事件还在进行之中，笔者只就原则问题提供一些个人意见。

　　一、严晋笔下的“骗局”

　　2005年10月8日，《新语丝》网站公开发表署名“严晋”的文章《学术界罕见的骗局：评于建嵘的成名之路》，一开篇就得出这样的结论：“越来越多的事实，甚至铁一样的事实都证明，他在做了有限的调研后，做的更多的竟然是大肆编造和炒作。”

　　接下来，严晋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其一是于建嵘究竟是副研究员还是研究员。这一问题与学术无关，本该忽略，既然严晋提了出来，我可以代为答复：于建嵘在湖南师大评上教授之后，到中国科学院没有再参与职称转评。社科院作为折衷，一方面在工作证上标明于建嵘是研究员，一方面又不愿意把相当稀缺的研究员名额白送给于建嵘。这件事本身就是中国大陆当下的学术制度的腐败表现，而不是于建嵘本人不具备研究员的学术成就。

　　其二是于建嵘的《当代中国维权农民群英谱》的真实性问题：“新华社的资深记者W先生看到此文后，慕名前往H县调查‘群英谱’中这些‘农民英雄’，惊讶地发现，本地的绝大多数农民并不认同他们。”

　　这一问题很快便被记者陈愚所证伪：这位新华社的资深记者W先生，发表在某内参上中的相关资料，纯属是对于维权农民的抹黑丑化。

　　其三是于建嵘的土地问题研究：“尽管本人只是三农问题的爱好者，但对如何做科研如何搞调研却并不陌生。……笔者曾想他可能领导了一个庞大的课题组，所以靠群体的力量在短时间内完成这项工作，也是完全可能的。但最近一次偶然的机会，笔者惊讶地了解到，这项工作基本是他一人完成的。怎么可能完成呢？奥秘只有一个，就是编造。”

　　我不知道严晋究竟是如何“偶然”的，我自己于2004年12月1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过与土地问题研究直接相关的“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之二：中国农民权益保障”，并且亲眼见到过该课题组的几位成员。参加本次论坛的100多人都没有能够“偶然”，偏偏严晋十分神奇地“偶然”到了所谓的“奥秘”，这样的“偶然”和“奥秘”与学术无关，只能说是“学术界”之外的“罕见的骗局”。

　　其四是于建嵘在主张取消信访制度问题上的“编造和炒作”：周炯然在《隔靴搔痒的奏章——与于建嵘商榷信访制度调查报告中提法的商榷》一文中，对“迄今为止国内最大规模的针对上访人群的调查”提出了怀疑，认为“于建嵘列举的资料和他分析的症结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

　　而在实际上，周炯然的文章，原本是拿笔者的《〈信访条例〉可以休矣》一文来指责于建嵘的。笔者在《信访盲争与信访公示》一文中对此已经做出过说明：“周先生用我的话来压倒于建嵘先生，我是不同意的。……”严晋无视这一基本事实，仅仅凭着断章取义的几句话，就要全盘否定于建嵘建立在大量田野考查基础的学术成果，这样的言行本身，才真正是十分可耻的“罕见的骗局”。

　　其五是所谓“于建嵘很有颜面的一件事情，是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做了演讲”。为了揭穿于建嵘的所谓“颜面”，严晋用小说化的笔法描绘说：“北京一位了解于建嵘的朋友说，于连最基本的英语会话也不懂，是会把‘How are you？’理解成‘怎么是你’、把‘How old are you?’理解成‘怎么老是你’的水平。所以他要把那些东西讲完估计至少也得三到四个小时，显而易见，他又说了假话。”

　　连别人有没有“颜面”，都要进行“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诛心，并且还要借着编造“莫须有”的故事情节来证明别人“说了假话”，这其实正是周作人介绍过的“颠倒反复无所不可”的刀笔根性，与现代文明社会的学术建设和法制建设格格不入。

　　二、方舟子的“学术道德”

　　2005年10月9日，方舟子把《于建嵘致〈新语丝〉的公开信》上网发表，并且加上按语：“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网站见到如下公告，这是不是意味着于建嵘现在又成了‘副研究员’了？还是连本所的人也搞不清楚他究竟是研究员还是副研究员？”

　　在公开信中，于建嵘写道：“我认为‘严晋’用道听途说和主观推测来攻击我的人格，是真正的‘肆意妄为’。我要求最初发帖的你站根据法律和职业操守来处理这起恶意攻击事件。在我看来，任何人和任何媒体都不得以任何方式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否则就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与此相印证，方舟子在这一事件中所表现出的“法律和职业操守”，就是明确无误地站在严晋一边。

　　10月14日，方舟子发表《答于建嵘〈写给杂种方舟子的信〉》，其中有这样的表白：“看到于建嵘对别人的进一步质疑不予答复，却恼羞成怒，如街头小流氓一般对我破口大骂，连‘你是你母亲与严晋这些地痞流氓乱交结下的怪种’这种脏话都骂得出口，不由让人对其学术道德和人品都产生极大的怀疑。我们都把于建嵘当学者对待，哪知道他根本就不把自己当学者，也不打算遵守学术道德。”

　　而在实际上，《写给杂种方舟子的信》，是别人借着于建嵘的名义所运用的以所谓的“更加流氓”来对付所谓的“流氓”的超限战法。10月16日，方舟子把于建嵘的《再致杂种方舟子的信》上网发表。这位借于建嵘的名义运用超限战法的朋友，在该信中公开介绍了自己的基本判断和应对策略：“方舟子：我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位学者，更不是什么学院派的‘著名学者’。我宁愿做你们所说的‘地痞流氓’也不愿意象你及严晋之流又当婊子又立牌。你们的学术道德规范不就是根据什么‘新华社资深记者’的几天采访来否定我几年的跟踪调查吗？！你动不动要那些被你攻击的人寻找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不然就是‘无力反驳’。现在我说‘你是你母亲与严晋这些地痞流氓乱交结下的怪种’，你也可以找证据来说明自己不是啊。事实上，你提供不了任何证据。那是不是你已经承认了自己就是一个‘怪种’呢？！这就是你的流氓逻辑。我知道，对付你这样的人渣，绝对要放得下斯文，就要用更流氓的手段。”

　　按照这样的判断推演下去，假如一个人被别人毫无道理地弄了一身狗屎，这个人最为理性也最为文明的反应，并不是还以狗屎，而是先报以拳头，然后再还以法律。那些要求于建嵘遭遇了流氓还要像遇到朋友一样上前拥抱的善良网友，显然是先中了方舟子的巫术圈套，然后又中了另一个“用更流氓的手段”来反制方舟子的 “流氓”圈套。

　　三、号称“学术道德”的巫术骗局

　　截止目前为止，作为发难一方的严晋和方舟子，都没有像于建嵘那样自觉公开自己的“地址和身份”，这里所涉及的恰恰是最为根本“法律和职业操守”。

　　在充分法制化的现代文明社会里，道德已经不再具备政教合一的前文明时代曾经拥有过的“存天理灭人欲”或者说是以理杀人的强制性和杀伤力，而是与宗教信仰一样，变成了只可自律不可害人的个人选择。中国社会现在正处于由前文明时代向文明时代转型过渡的过程之中，没有表现出最低限度的“法律和职业操守”却偏偏以“学术道德”的神圣招牌以理杀人的方舟子，在《新语丝》网站中所布下的，恰恰是为政教合一的野蛮专制效忠尽力的巫术骗局。

　　早在《书屋》1999年第5期中，方舟子一次性发表了三篇文章，其一是《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其二是《法/x恐怖》，另一篇笔者已经忘记。在《法/x恐怖》一文的结束语中，方舟子写道：“中国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是以批判的自由为先决条件的。对于一个人数众多、组织严密、危害治安，而且用种种方式打压不同意见、妨碍别人自由、制造恐怖气氛的‘邪教’团体，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清除。看透人情世事的佛陀在两千多年前对法/x/功这类附佛‘邪教’的下场早有预言：‘弟子与师，俱陷王难。’现在大弟子们已陷‘王难’，老师的下场，我们拭目以待。”

　　看过这篇文章，方舟子怀揣绿卡、心系“王难”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返观署名严晋的文章，他自称是在揭发“学术界罕见的骗局”，却连公开真实身份和调查真实案例都做不到，只是依据道听途说的一面之辞妄下结论，甚至于采用小说手法虚构故事情节，来攻击对方“莫须有”的所谓“颜面”。如此恶劣的表现，连“学术界”的门坎都迈不进去，又有什么资格揭发“学术界罕见的骗局” 呢？！

　　口口声声要求别人“遵守学术道德”的方舟子，在自己主办的网站上所贴出的，却是连篇累牍攻击他人的匿名或化名文章。这种极端不负责的文章，大都是把拥有严格的操作规程的学术研究泛道德化，进而把所谓的“学术道德”纳入替专制强权效力尽忠的孔教儒学的传统轨道之中，实施“存天理灭人欲”或者说是以理杀人的神圣卫道。像这样的“学术道德”，其实就是公然败坏人类文明的政教合一的巫术骗局。

(XYS2005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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