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美国最高法院在判决同性婚姻合法的判决书中，引用了《礼记》记载的孔子的话。我在推特上说这句话原文是：“礼，其政之本与！”有个叫“邵井子1314”的反转控写了一篇文章驳斥我，说《礼记》原文没有这句话，原文应是：“爱与敬，其政之本与！”说我抄错古书，攻击我不学无术、以讹传讹等等。一群反转控、方黑跟着呱噪，崔永元一如既往地逢黑我的文章必转，也转了“邵井子1314”的文章，并评价其“给力”。既然崔永元也来凑这个热闹，我刚好可以就此写篇文章，让大家看看究竟是谁不学无术。

美国最高法院是这么写的：

【Confucius taught that marriage lies at the foundation of government. 2 Li Chi: Book of Rites 266 (C. Chai & W. Chai eds., J. Legge transl. 1967). 】

翻译成中文是：

【孔子教导说，婚姻是政权的根本。《礼记》266页（C. Chai & W. Chai编辑，J. Legge翻译，1967年版）】

注明它引用的是翟氏父子编辑、J. Legge（即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翻译的《礼记》英文本1967年版第266页。查该书的第266页：

【If there be ground for shame on account of (a deficiency of) resources, this is sufficient to stimulate and secure them; if there be ground for shame on account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states, this is sufficient to revive and renew them. Ceremonies are the first thing to the attended to in the practice of government. Yes, (this) ceremony (of marriage) lies at the foundation of government!】

这段话翻译自《礼记·哀公问》：

“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

前面是还有一句“爱与敬，其政之本与！”，但在上述英文本对应的翻译在第264页，并非美国最高法院引用的出处。可见反转控们去搜《礼记》，搜到了一句相似的句子，没有再往下看，就匆匆忙忙地跳出来说我抄错古书，反而自证其不学无术。

孔子是在回答鲁哀公问“冕而亲迎，不已重乎（国君大婚，戴着礼帽穿着礼服亲自迎娶，是不是太隆重了？）”时说这句话的，孔子先是讲了一大通“大昏（大婚）”的重要性，最后总结说：“礼，其政之本与！”狭义地说，指的是大婚之礼是政权的根本，广义地说，指的是礼仪制度是政权的根本。理雅各将这句话翻译成：“(this) ceremony (of marriage) lies at the foundation of government!（（这个婚）礼是政权的根本！）”大致不差。不管怎样，这里孔子强调的都是“礼”，而且是国君的大婚之礼，而不是婚姻，更不是普通人的婚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将其理解成婚姻，是不妥的。

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书承认他们引用的这些古文献说的婚姻指的是两个异性的结合。当然是这样。比如孔子为什么认为大昏之礼必须非常隆重呢？原因是：“合二姓之好，以继先圣之后，以为天地宗庙社稷之主，君何谓已重乎？”“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大昏，万世之嗣也，君何谓已重焉！”要而言之，大婚是为了国君传宗接代，所以必须隆重。

有人引孔子的话反过来证明婚姻必须是两性的结合，不能是同性的结合。如果孔子的话也能当证据的话，那么婚姻不仅应该是两性的结合，还应该是为了传宗接代。那么那些故意不生儿育女的婚姻岂不也都应该非法？婚姻在多数情况下是两性结合生儿育女，但不能因此去歧视没有子女的婚姻或同性的婚姻这些少数情况，这才叫做对自由权利的尊重。

中国因为没有一神教的传统，一般中国人对同性恋相对来说比较宽容，但这不等于一般中国人就会赞同同性婚姻。对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很多中国人就不赞同。比如以“自由派”自居的南方报系，不去翻译代表自由派意见的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书，却去翻译代表保守派的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反对意见，就很能说明问题。当然这也不是中国“自由派”第一次这么反常，比如他们也和美国保守派一样鼓吹宗教，所以我说中国的所谓“自由派”，其实是伪自由的柿油派。

有人说，他不歧视同性恋，但同性恋同居就好了，没有必要结婚。这种人是不是也会对异性恋说同居就好了，没有必要结婚呢？在现代社会，结婚的主要目的已经不是为了传宗接代。在道德上，婚姻代表着某种承诺，在法律上，婚姻则是为了经济利益（在古代，经济利益也是婚姻的重要方面）。允许同性婚姻，同性配偶才能合法地享受婚姻的福利，例如继承配偶财产、使用配偶的医保、配偶共同报税（按美国税法，在某些情况下，配偶共同报税可以比两人分开报税少交税。有时则多交）。

也有人说，现在允许同性婚姻，以后是不是还要允许人与动物结婚、人与机器结婚？结婚是人的权利，允许同性婚姻是对人权的尊重，如果哪天动物、机器也拥有人权，当然也应该允许人与动物、人与机器结婚。但在现在，在动物、机器不享有人权的今天，这种说理方式，属于逻辑滑坡谬误。

    不管你是否赞同，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都必将成为其历史上最重要的判决之一，该判决书也将会成为一份经典文献，对它引用的一句话做一点考证，还是有必要的。

2015.6.29.

我的姨妈

作者：宇杰

我认识姨妈是从妈妈给我讲的故事开始的。姨妈用她赚到的第一桶金买了一整匹的黑布，给漳州老家的哥哥、姐姐、妹妹和父母每人做了一件新衣服，那时她不到20岁。

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姨妈收留了我。我有四个听话上进的表姐兄弟，他们不但让姨妈省心，还让姨妈骄傲，与四个孩子比较，我简直是个异类，但是姨妈从来不拿我和她四个有出息的儿女作比较，我不爱读书，她每次吃饭的时候就让孩子们聊名著，讲评论，我的四大名著和《古文观止》就是这么学来的。我爱惹事打闹，学校好多同学被我欺负过，但姨妈一次也没有拖着我去给同学赔礼过，每次都是她一个人带着礼物去给人家赔不是。我喜欢到处乱跑，在家呆不住，她每到中午就约我听每周一歌，让我每次离家都想到还有一项家庭作业要完成。很多人都知道她是教育典范，其实她最成功的教育案例不是培养了四个高端人才，而是用她的大智和耐心调教了一个可能会成为社会负担的我，我这个连父母都调教不下去的孩子，被她调教成了大学生，而且还是本科。

我最后一次回云霄，她让我陪她到街上走走，看到街上有那么多人跟她亲热地打招呼，我心里特别感动，走完她熟悉的老街，她又让我陪她逛了刚开发建设好的新街，她的心情特别好，回家后马上用微信与美国的是民分享自己的高兴，在听到刚上学的孙女就得到学校的数学嘉奖时，她兴奋的问我什么时候能陪她去美国，但这一次，我再也不能兑现给她的这个最后承若。

住院期间姨妈最爱唱的一首歌是《十送红军》，她把歌词抄下来，夹在本子里要我陪她唱，我们一起唱着“一送那个红军，下了么下了山……”我们从福州唱到漳州，又唱回云霄，可惜的是我不能再继续陪她唱了，姨妈!我们才送了你五次治疗的机会，你就走了，以后我只能一个人唱《十送红军》了。

姨妈一生从来不拖累人，她最后实在是病到力不从心，才把不能自理的夫君交给儿女照料，姨父天天找姨妈，姨妈知道姨父离不开她，她知道自己时间不多，果断让儿子接自己去漳州，事后我们回想，她只要迟一天离开云霄，可能就再也离不开云霄，我姨父根本没有办法承受妻子先他而去的痛苦，姨妈太伟大的，她是我见过最伟大、最完美、最替亲人着想的母性。

姨妈!我相信我们能在天上永恒相伴的，我会年年为你唱《十送红军》，我在地上没有把你送好!还让你到天上先为我去开路，我对你只能留下这一生的亏欠!姨妈!你等好!我马上就会与你会面的，那时我要和你一起唱完整版的《十送红军》。

你的第五个孩子:宇杰

我们姐妹兄弟四个，我最小，最受母亲疼爱，也与母亲最谈得来，从未有过家人之间有时难免的磕磕碰碰，闽南人之所谓“金儿”。但我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却最少。

十八岁，是离家闯荡的年龄。我的姐姐、哥哥都在省内上的大学，节假日便可回家。而我不愿让家里再多一个厦大毕业生，自作主张去合肥求学。母亲对此也很自豪。由于那所大学在家乡知道的人不多，而安徽在闽南人心目中简直就是蛮荒之地，所以母亲需要向人介绍那是一所比厦大还好的“状元大学”，我背井离乡是值得的。那是没有高铁的年代，甚至连直达车都没有，要乘坐蒸汽火车三十八个小时才能抵达，大部分时间要在车上站着，只能在寒暑假时才能回家。

大学毕业前夕，我再自作主张考取美国大学博士生。因为留学政策变化，一时办不出护照，毕业后回老家闲置半年。那是我成年后与母亲在一起待的最长的一段时间，虽然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找同学、看古书、打棋谱中打发的，但毕竟吃饭时还能与父母在一起。

毕业那年年底，护照、签证办下来了，我也即离开了中国。虽然旅行时间实际上更短，只有十几个小时，但毕竟是在另一个不能随便进出的国家，而且当时有一种逃难的气氛。有八年的时间我没有回国。当时国际长途电话资费是个天文数字，而且老家还不能装家庭电话，只能在重大节日时，打电话到隔壁的机关办公室，把父母找来谈上几句。

那时候国内也没有互联网。维系家庭联系的是蜗牛书信。一封书信辗转抵达要花十几天，一来一去就是一个月。每月一封的家书由文化程度较高的父亲执笔，严肃认真，内敛正经，中规中矩。偶尔，母亲也会自己写信寄来。这些信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人写信的规矩，反而有真情的流露。我至今还记得一个有几分文学味道的句子：“你当年读书的这张桌子，浸透了妈妈想念你的泪水。”因为猜测这些信是瞒着父亲写的，我不能回信。

留学八年后我第一次回国，在国内住了两个月，有一半时间是在外地探访八年未见的老朋友们。之后我每年回国一个月。结婚、生子后，回国时间越来越多，但因为自己的家在北京，回老家的时间反而少了，虽然每年仍回去一、两次，但每次也就住十天左右。

还好电话通讯方便了，每周固定给父母打一次电话了解情况。父亲性格内向不健谈，电话基本上是母亲接的。她不会上网，但尽量通过报纸、杂志、电视了解我做的事。得知我在哪个杂志开专栏，就去订阅那份杂志。我出的每一种书，她都会多要一些拿去送亲戚朋友，送得最多的是《科学成就健康》。我的安全难免让父母担心，父亲有时会委婉地劝我注意一下做事的方式不要得罪太多有权有势的人，母亲则对我是无条件地理解、支持而且自豪。我妻子录有一段录像，母亲对着镜头说：“阿民，你是我的骄傲！”

父亲比母亲大了几岁，衰老得更快，身体越来越差，也越来越依赖母亲的照顾，到最后卧床不起。母亲在电话里谈的大都是父亲的健康状况。去年五月份，母亲在电话里说，可能是因为太劳累，她感冒很长时间了一直没好，鼻子不通，白天还好，晚上睡不着。我问看过医生了吗？她说找熟悉的医生来看过，可能是慢性鼻窦炎。

后来她又说，身体“火气大”，鼻子不仅不通，里面还长东西了。我叫她赶快去医院做检查，最好能做病理切片。下次电话问起时，她说已去县医院看过，做病理切片要到市里才能做，只是拍了片，医生认为是鼻腔息肉或囊肿，县医院没条件做手术切除，要去市医院，又离不开父亲。

鼻子里的东西越长越大，但用了吸鼻器后，呼吸困难缓解，她也就不着急去做手术。我担心是癌变，但问了症状不像是鼻癌，只是叮嘱她一定要找个时间上市里做病理检查，才能确诊。

就这么拖着。直到九月底，我回老家，一见母亲的样子，吓了一跳，已消瘦得可怕，鼻上长了一个明显的肿块。找了国庆期间回乡的市鼻科医生来家里检查，排除是息肉或囊肿，建议节后立即上市医院做病理检查。

检查的结果是一种较少见的最凶猛的恶性淋巴瘤——鼻型NKT细胞淋巴瘤，而且已经扩散，立即安排做化疗。我找了多篇有关论文研习，按最先进的化疗方案，两年存活率也不到一半。但此时我却不得不二度离国了，只能把照顾母亲住院的重任交给姐姐、哥哥。

所幸母亲化疗期间没有遭罪，连头发都没有掉。化疗结果似乎很成功，鼻腔瘤体消失，体内检测不到癌细胞。只是血压和血糖都非常高，需要控制。母亲情绪很好，认为自己已战胜癌症，计划着再过一段时间身体完全恢复了就到美国来和我一起生活。在视频对话中，她还兴奋地唱起了歌。

大约20天前，她在电话里反映说腹胀，吃不下去东西，特别是为控制血糖吃的全谷食物消化不了。找当地医生看过，说可能是慢性胃炎引起消化不良。之后她学会了用微信发语音信息，最后一条语音是得知小孙女获得学校数学奖，感到很高兴。从语气里听不出有任何异样。

五天前，哥哥告知母亲卧床不起，完全出乎我意料，赶快打电话去问。她仍旧只是说腹胀吃不下东西，医生说问题不大。但说话有气无力，与往常完全不同。我劝她立即上市医院检查，她答应了。

到市医院一查，血小板只有7000，不到正常值十分之一，随时有脑出血的可能。输了两天血浆，血小板恢复正常，解除病危，去做CT查腹胀情况。就在当天，美国太平洋时间4月15日上午，即北京时间4月16日凌晨，我被请求语音通话的铃声吵醒，姐姐、哥哥先后告知母亲在病房睡着后叫不醒，如果天亮还醒不来，可能不妙，要我做好紧急回国见最后一面的准备。万没想到结束通话半个小时后，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停止了呼吸。

我知道这一天终究是要来的，只是不想留有太多的遗憾。如果县城的医疗条件好一些，不至于连病理检查都做不了。或者，如果我在母亲身边生活，能随时注意其病情的变化劝其即时到较好的医院就诊，也许母亲现在还和往常一样有说有笑，看着孙女茁壮成长……而现在，我只能在万里奔丧的途中，细细体味“忠孝不能两全”、”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千古悲伤。

杨亚珍女士，1936年7月6日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文川里。退休前在云霄县第二轻工业局工作。天性善良，热心公益，邻里相亲无不敬重，人见人叫”阿珍姑“。育有二女二男，重视教育，上世纪七八十年子女先后以优异成绩考上大学，在当地轰动一时，被誉为子女教育典范。因照顾老伴，积劳成疾，2014年10月被诊断患恶性NKT细胞淋巴瘤晚期，并发低血小板症，于2015年4月16日凌晨在睡眠中安详去世，享年80虚岁。

2015.4.17.飞机上

近日媒体报道，广东珠海警方破获一个邪教组织“华藏宗门”，比较抓读者眼球的是其教主吴某衡以“男女双修可以使人达到学佛的最高境界”等为名与几乎所有女弟子发生性关系，生了十几个子女。“吴某衡”这一名字明显被媒体隐去了一个字。但21名广东、湖南、北京、江苏、河南、山东律师在网上发了一份为该教主鸣冤的声明《未审先定性，媒体自沉沦——关于珠海华藏教案的首份律师声明》，才让我们知道该教主全名为吴泽衡。该律师声明把这个邪教案称为周老虎余孽的疯狂反扑，不由引起我的兴趣，在网上找了一些该邪教的原始资料来看（该教在国外办有网站），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与大家分享。

先说教主的名字。律师声明时而写做吴泽衡，时而写做吴泽恒；公安机关的材料写作吴泽衡；教主本人的署名写作吴泽恒。该邪教的《法尊传记》称：

【公元1967年夏天，中国广东省惠来县一个近海的小村，吴家的长子诞生了。取名泽恒、字心宇、号行武，意“泽恒山之灵气而心怀宇宙，行禅武之道而长驻兴邦”。泽恒、心宇、行武六个字，昭示了一位不凡者此后一生的精要内涵。】

那么教主本名究竟是叫吴泽衡还是吴泽恒？这个谜，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01）高刑终字第40号）中得解：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泽衡（曾用名吴文衡、吴泽恒），男，34岁（1967年7月18日出生），汉族，出生于广东省惠来县，初中文化，……】

即其本名（户口本或身份证上的名字）为吴泽衡，吴泽恒（以及吴文衡）是其曾用名。吴泽衡大概喜欢恒山不喜欢衡山，所以自称吴泽恒，顺带着在《法尊传记》中把自己的本名也改成一开始就叫吴泽恒。

《法尊传记》称，吴泽衡7岁时开始随高僧学佛，11岁入山，18岁出山，1987年“成为少林寺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监坛”（“总监坛”是吴泽衡发明的职务，没见他人当过。少林寺民主管理委员会主任释素喜在1991年证明少林寺没有这个头衔），当年11月15日，“于武夷山止子峰闭关四十九天后，证悟了无上菩提，获毗卢遮那法身佛果，人世间从此有了法号毗卢行武的觉者。”“人天为之震动！娑婆之福音！华夏之殊荣 ！如此年轻而成就佛觉，也为亘古罕有。”也就是说，他20岁就成佛了，自称“三十二世转轮王”、“大日如来”，从此终结末法时代，开启正法时代。然而成佛后，他却“回到少林寺”、“前往白马寺受戒”，又因在少林寺法会上“闭目思考”招来戒板，狡辩被罚劳役，最终被逐出少林寺。他都成佛了，还受什么戒啊？还回少林寺修行干什么？修行的最终目的不就为了觉悟成佛吗？难道他还想佛上加佛，修双佛学位啊？

此时正是中国“气功热”闹剧最猖獗的时候，年轻的“佛”摇身一变成了气功大师，自称1990年6月“应邀到北京为身患重病的徐向前元帅治疾，疗效显著。”但据《徐向前的非常之路》（张麟著，人民出版社，2004年）：

【90高龄的老元帅，心脏一直很好，从（1990年）3月开始，却多次发生心绞痛。经过诊治，病情虽然有了缓解，但是心绞痛仍不时发生。从6月5日起又患感冒发低烧，经过20多天的抗感染治疗，均不见效。6月27日入院以后，病情急剧发展。】

也就是说，徐帅从1990年6月5日起治病就均不见效，6月27日住院后病情急剧发展，9月21日病逝。如果吴泽衡真的在当年6月给徐帅治过病，如果是在住院前治的，把他治得住了院，如果是住院后治的，把他治得3个月病逝，何来的“疗效显著”？他连个感冒都没治好。

“英雄最怕老邻居”，吴教主的老家揭阳市惠来县的人对他的底细是最清楚的。1991年吴泽衡回了一趟老家，在11月被当地警方以涉嫌诈骗、流氓罪收容审查，收容审查呈批表称：

【该人于90年下半年以来冒充（中科）科学实验室常务副组长、国防科工委人体生物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等职称流窜到汕头、北京等地进行招摇撞骗活动。……经查，吴泽衡自从1983年外流后经常玩弄女性，耍流氓。1991年11月16日至26日因涉嫌诈骗、流氓被我局刑警队收容审查。】

在邪教《法尊传记》《重要纪事》中，这段教主落难的历史是个空白，仿佛1991年不存在一般。不管怎样，老家是没法呆了，吴泽衡从此只能在外地流浪，甚至号称在1993年10月“在英国剑桥大学被授予人文博士学位，并受聘为客座教授。”原来还是吴博士、吴教授，剑桥的哟，失敬失敬。可惜他连一张戴博士帽的照片都没有去照一张，更不要说博士文凭、教授聘书了。1994年，号称“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在香港成立名头吓死人的“国际生命科学研究中心”，自任总干事兼亚洲部执行主席。他是不是真去过香港成立了这么个机构（这种机构在香港是可以随便成立的），还是像他的剑桥博士、教授那样只是信口一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他在1995年又跑北京，自创“中国生命科学学会”当名誉会长，还把当时身患癌症被江湖骗子包围、第二年就去世的北大前校长张龙翔请去当会长。该野鸡机构租人民大会堂的房间开了成立大会就没影了。

吴泽衡自称有各种超能力（已成佛了嘛），其中一项特异功能是：“我一米七三的个头，如果想走，就以很快的速度缩小，只剩一点点，然后化作一道佛光，就没了。”但在1999年8月，他却被警方抓了个正着，入狱11年，没有化作一道佛光跑掉。据律师声明说，这次牢狱之灾是因为受到政治迫害：

【吴泽衡先生一直提倡佛教弟子入世修行，造福世人，为国分忧，并1998年上书中共中央，建议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随后遭受迫害，锒铛入狱，蒙冤十一载，却初衷未改。】

其实是因为他在1999年4～6月成立“华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3600余人筹集入股资金2000余万元，非法出售传教书刊、录音带等物品经营额共计270余万元，非法获利共计150余万元，所以以擅自发行股票罪和非法经营罪判处11年有期徒刑。

一旦被抓，“大师”们的超能力就通通失灵。吴泽衡曾声称自己从不生病，从小到大没有吃过药，“因为我已经把握到我自己的生命规律。”“我就不会产生疾病或碰到许多意外的事情，人生不如意的情况我就很少出现。”“我能让身体保持这种状态，具有这种生命活力，完全取决我的指导思想，我的人生观、宇宙观、以及我对社会人生的态度。在这些因素的决定之下，我的身体没有出现任何不平衡状态。”还控诉抗生素等现代药物如何害人，“对于人类来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西方现代医学所制造的人间地狱”。但入狱后，他的牛皮就吹破了，经常生病：

【每当秋冬二季，此间大部分犯人都出现流感高烧，我也不例外，……】

还抱怨得了肺结核不给他好好治病，吃了药也不让休息，吃的当然是抗生素了：

【我于今年5月查诊中被查出感染上“肺结核”，同时全监被确诊的患者共100多人，至5 月底所有患者都被隔离治疗，独我例外，在继续参加正常的改造劳动中接受治疗，在服药过程中出现发热、呕吐、全身酸痛、胸部闷痛及呼吸困难，经狱医院医生多次要求监区给我适当的休息，并说明患肺结核病人不宜从事长时间劳动的情况下，我仍被强制参加每天10小时的劳动和2小时的学习，致使现时出现多种综合症状且愈来愈来重。】（《2004年12月5日吴泽恒狱中致全国人大内司委申诉书》）

他的超能力哪去了？

律师声明说：

【吴泽衡先生的身份，并非来自于“自封”。少林寺前任方丈、永化堂第三十一代传人德禅大和尚传予吴泽恒先生的“宜山画”，足以证明吴泽恒先生为佛教直系第八十八世、子孙僧系第三十二代衣钵传人。因为“宜山画”作为少林寺的镇山之宝，是正法衣钵传承的象征。而2010年9月24日吴泽恒先生曾公开展示过佛血舍利、吴泽恒先生的袈裟、世界僧侣协会名录、少林寺祖庭碑帖等证物，也可以证明吴泽恒先生的佛法正法脉和禅宗的传承身份。】

那个佛血舍利，号称是“世尊（释迦牟尼）于悟道日所滴之血，后目建莲尊者于灭度时剖心融血于世尊血舍利之旁。”释迦牟尼的血啊，能提取出DNA测基因序列不？

再来看那个号称是“少林寺的镇山之宝，是正法衣钵传承的象征”的“宜山画”，号称是禅宗七世行思禅师所做，也就是唐朝的文物。但看那纸张、笔墨、画风、字体，明明就是一个粗通书画的现代人的涂鸦嘛，连假古董都不懂得怎么伪造。更可笑的是画上的题词：

【修竹数竿，石笋数尺，其地无多，其费亦无多也。而风中雨中有声，日中月中有影，诗中酒中有情， 闲中闷中有伴， 非唯我爱竹石，即竹石亦爱我也。时在丙子雨伏 偶题于醉XX 宜山道人书】

这是从郑板桥著名的《板桥题画竹石》抄来的：

【十笏茅斋，一方天井，修竹数竿，石笋数尺，其地无多，其费亦无多也。而风中雨中有声，日中月中有影，诗中酒中有情，闲中闷中有伴，非唯我爱竹石，即竹石亦爱我也。彼千金万金造园亭，或游宦四方，终其身不能归享。而吾辈欲游名山大川，又一时不得即往，何如一室小景，有情有味，历久弥新乎？对此画，构此境，何难敛之则退藏于密，亦复放之可弥六合也。】

难道郑板桥穿越到唐朝假冒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宜山道人”的名义和笔迹题词？

这21名律师用这种拙劣的伪证为邪教教主鸣冤，发不实声明混淆视听，毫无根据地把当年邪教教主因擅自发行股票罪、非法经营罪被判刑说成是受政治迫害，将一个普通刑事案扯上周老虎，把办案人员说成是周老虎余孽，意图把一个邪教案搞成一个政治案，意图对办案人员搞政治迫害，该不该被取消律师资格？

    最后说一个真实的笑话。2011年3月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核泄露之后，吴泽衡发明了一种号称能够预防核辐射影响的济世良方“醋泡豆”，欲推销到日本去。不知推销得如何。他既然已经成佛了，法力无边，最多念念咒语就可以普渡众生了，卖什么豆豆嘛。

2014.8.30.

（这是为伊雁声童话集《小泪滴》写的序言。该书签名本购买地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04-1859202876.16.zcUOat&id=40480610663 ）

好大的月亮好美的童话

方舟子

我女儿快五岁那年的中秋，我们一起去爬金山岭长城。爬着爬着，离人群越来越远，一直爬到了年久失修的野长城。我们往回走的时候，夜色已深，在月光的照耀下，在断砖碎石之间插足而行。回头望时，只见月亮升起在断壁残垣之上，仿佛身处一个幽静的童话世界。女儿说：“好大的月亮！”

在大都市的高楼丛林中长大的小孩，每天晚上的上空，不是天花板就是灯光，能看到月亮是一种奢侈。在我小时候，月亮并不是奢侈品，夏天还能躺在天井的凉席上赏好大的月亮，有时大人就会讲起与月亮有关的故事。最吸引小孩的一个故事，是说在月宫中有一只白兔在捣制长生不老药。中国古代有神话无童话，这个从汉代起就开始流传的玉兔捣药的传说却带了一点童话色彩，虽然并无故事情节，也能引发儿童的想像。这个传说还走向了世界。我曾访问韩国气象厅，听到其工作人员向中国客人介绍说：“在韩国民间，传说月亮上有一只兔子……”

当然，现在连我的女儿也知道，月亮上从来没有兔子，有的是环形山。科学破灭了古人的很多幻想，但也同时赋予了我们无数新奇的想像。我们知道世上没有神仙，但是可以幻想有外星智慧生命。我们知道世上没有魔法，但是可以幻想有多维空间。童话不会因为科学的进步而消失，它永远会占据着我们心中一块纯真的领地。但是童话也不应该只是一直重弹着王子与公主、仙女与巫婆的老调。我们应该有属于这个时代的童话，比如结合了科学元素的童话。

这本书里的童话，是我妻子陆陆续续编给我女儿听的童话故事的一小部分，创作的灵感源泉有的来自于日常生活。想像的瑰丽，文笔的优雅，是我妻子擅长的，但它们最大的特色，也许就是有时会有科学方面的内容，近似于科幻。而我的作用，只是偶尔当一下“科学顾问”，反倒是我的女儿，也参与故事的创作，比如“小泪滴”的名字，就是她起的。现在我们把它们拿出来分享，为了儿时那一轮好大的月亮。

2014.4.23.

后记

这是一本怡情悦性之作。这里面的三个故事，都是我家小朋友命题，我奉命“编讲”的。

满纸童子言，篇篇意气萌。我自云我痴，春秋一雁声。

其实所有这些故事缝里，都还藏着一个“大人”的秘密，那是我们这些当爹妈的，曾经逝去的年华，以及悄悄失落的心绪。

这些故事，我家小朋友百听不厌。亲朋好友的孩子们读了或者听了，也大多欢喜。于是辑成此书，录之于众，希望您能喜欢。

更希望这些故事，也成为您和孩子沟通的小木桥。桥下溪水潺潺，兰生石上，桥上绿意浓浓，莺声婉转。

那一刻，只属于你们，多么幸福，安详喜乐。

想到这儿，我不禁轻轻地笑了。

作者简介：伊雁声，本名刘菊花，兰州大学哲学系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硕士，长期关注儿童教育、心理和文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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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线索：

《小泪滴》：这颗心思灵巧的小泪滴，是从小女孩若若的眼睛里流出来的孤独和悲伤，心碎使她刚一出生就破裂为两瓣，失去了另一瓣。她将在人世间经历怎样的奇遇？

《紫鞋子》：生日女王送给小米一双能实现愿望的魔法紫鞋子，穿上了神奇的紫鞋子，好事情接踵而来，小米满意极了。紫鞋子的魔力来自哪里呢？

《小泪滴王国和银色花》：小泪滴音乐王国的音乐精灵蓝色c调稻和他的主音兄弟们一夜之间全失踪了，小泪滴音乐世界乱套了，人类也因此变得暴躁、易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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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打破了人们的很多幻想，但同时也赋予了我们更多新奇的想象。

童话不会因为科学的进步而消失，它会永远占据着我们心中一块纯真的领地。

——方舟子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我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接近尾声。春联虽然仍以书写毛主席诗词为主，但偶尔也可见“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人间福满堂”之类的传统春联。有一回，我在邻居家看到了一副春联：“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当时自然不知道其出处，只觉美得令人神往。

这一联为什么连小孩也觉得无比的美？它的画面色彩非常丰富，黄与绿、白与蓝对比鲜明。不仅有色，还有声，不仅有声，还有动作。由近及远，先是看到了黄鹂在柳树上鸣唱，再放眼远眺，看到了白鹭飞上青天。黄鹂是两只在对唱，白鹭是一群排成行在飞翔，都显得并不孤单，一幅快乐的春天景象。这是《绝句四首》中的一首，另一首有云：“因惊四月雨声寒”，可知写于四月。

从第三句可以推知，这是诗人站在窗前感受到的春光。春光是短暂的，但是更远处还有西山的雪永远挂在窗前，不仅经年不化，而且千秋不化，这是时间的永恒，却被窗户所包含，仿佛为我所有。而在门外的锦江，停泊着从东吴航行万里而来的船只，这是空间的遥远，却近在身旁。身处草堂，胸怀千秋，心系万里，由短暂春光而念天地之悠悠，见眼前美景而念天地之辽阔，这样的意味，就不是小孩能理解的了。

2013.5.4.

邪教徒在山东招远的麦当劳餐厅将不给电话号码的顾客殴打致死一案，在震惊全国的同时，也让许多人首次听说了“全能神”这个邪教教派。我因长期关注中国的邪教问题，对这个邪教教派并不陌生，仔细看过其“经书”，研究过其教义。那么全能神是一个什么样的邪教教派？为什么它能在近年来发展壮大，成为中国社会一支重大的破坏力量呢？

全能神教派是基督教的邪教教派，是从基督教的另一个邪教教派“呼喊派”演变而来的。“呼喊派”的创始人是烟台人李常受。李常受的老师是1949年之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基督徒领袖之一倪柝声。1949年，李常受被倪柝声派去台湾，后来又去了美国，创建“呼喊派”。倪柝声则留在大陆，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捕，1972年死于狱中。中国大陆刚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李常受即派其信徒到中国，寻找倪柝声的弟子，“呼喊派”因此成为最早进入中国大陆的基督教邪教，并因此衍生出不少基督教邪教派。

全能神教派的创始人是黑龙江农村的一个木匠赵维山，他原是“呼喊派”的一个小头目，在1990年前后自立门户。他听说河南家庭教会的成员杨向彬高考落榜后“圣灵”附身，即与之勾搭，先是成为情人关系，后来又结婚。赵维山将杨向彬立为“全能神”、“女基督”，自己“谦虚”地只当祭司。2000年两人逃到美国，公开了作为“全能神”教派创始人的身份，申请政治避难。此后赵维山即在美国遥控国内的信徒。

全能神教有很多基督教的元素。“全能神”的说法源自基督教《圣经》中《启示录》：“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全能神教将中共称为“大红龙”，也是取自《启示录》：“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全能神教派又称为“东方闪电”，出自《马太福音》第24章第27节：“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故其信徒相信基督要降临在中国，“女基督”杨向彬对外称“邓闪电”，要带领信徒向“大红龙”作战。

全能神教在基督教的基础上吸收了佛教的轮回观，认为灵魂轮流投胎。他们的目的不是要上天堂，而是除去人类身上被撒旦败坏的性情，在“全能者”“女基督”的带领下进入“国度时代”，回到伊甸园。所以招远邪教徒打死人时喊“恶魔”“永世不得超生”，“恶魔”是基督教的说法，“永世不得超生”则是佛教的说法。

全能神教还“发展”了基督教的教义。基督教有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教义，即圣父、圣子、生灵“三位一体”，他们是三个不同的位格，但是并不是三位不同的神，由于基督教是一神论，他们只能是同一个神。这就是说，耶稣既是神的儿子，又是神本人。如果我们说一个人既是他自己，又是他的儿子，当然是自相矛盾的说法。所以只要能够有一点独立思考，就很快会发现“三位一体”的说法很荒谬。

在基督教历史上，时不时地会出现神学家质疑“三位一体”。他们从两方面入手来解决“三位一体”的矛盾。一个做法是否认耶稣是神，认为他只是神的儿子、神的先知，但不是神，这就避开了耶稣既是神又同时是神的儿子的矛盾。另一个做法是认为“一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是同一个位格。李常受就是采取这种做法。全能神教更进一步地，认为圣父、圣子只是同一个神在不同时期的表现。

他们认为世界历史有六千年，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律法时代，即《旧约》的时代，神的名字叫耶和华，讲惩罚。第二个时代是恩典时代，即《新约》的时代，神的名字叫耶稣，讲救赎。第三个时代是国度时代，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基督第二次道成肉身开始的末日时代，神的名字叫全能神，是个女基督，讲审判。在2012年12月，由于“世界末日”的传言，其教主赵维山躲在美国号召教徒公开在中国大陆示威。“世界末日”没有来，他们认为是因为他们的祷告和奉献使得“全能神”拯救了世界。

全能神教派自称是基督教的升级版，就像基督教自称是犹太教的升级版。也正如早期基督教的拉拢对象是犹太人，全能神教派的拉拢对象主要也是其他基督教派别的人，这些人因为已被其他教派洗过脑，也更容易理解、接受其教义。全能神教派在拉拢信徒时，一方面不择手段，威胁利诱、绑架谋杀无所不用，一方面也能针对基督教《圣经》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与时俱进”，消除基督徒的困惑。别的教派中有一定地位的神职人员是其重点拉拢对象，因为他们一旦信了“全能神”，其教众也就跟着信了。

全能神教派的传教可谓相当成功。虽然早在1995年它已被中国司法部门定为邪教，多次展开打击，但仍然号称在中国大陆有几百万名信徒。美国有一个律师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几年并传教，发展了两个虔诚的基督徒每周一起读《圣经》；他再次到中国时，惊讶地发现这两个基督徒都已加入了全能神教派。台湾、香港也频频发生成批基督徒信了全能神教派的事。台湾、香港的基督教界都对全能神教派如临大敌。

有人认为为了打击邪教就要扶持所谓“正教”，但从全能神教派的例子可以看出，这种做法无异饮鸩止渴，发展“正教”相当于为邪教做了前期工作。反而是非教徒对全能神教派的那些说法要么不感兴趣，要么有免疫力。要遏制邪教横行，关键还在于铲除愚昧土壤，提高国民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增强对邪教的判别能力。

当然，对于违法犯罪的邪教教派也应严厉打击。基督教的邪教教派其实是各种邪教中对中国威胁最大的，由于其基督教、美国背景，当局处理时也投鼠忌器。十来年前四川农村发生过“东方闪电”和“呼喊派”为了争抢教徒互相谋杀的事，最后也是不了了之，都放回去了。这种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2014.6.3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诗人一路走一路想，这座被尊为岱宗的山究竟是怎么样的？还在齐国的时候，远远望去，就看到了它青葱的山色，走到了鲁国，看到的还是它青葱的山色，连绵不绝，一直延伸开去。走近了看，只见大自然在这里汇集了神奇秀丽的景象，高耸的山峰把阳光切断了，在山的北面时以为是黄昏，到了山的南面才发现是早晨。再走近了细看，一层层的云彩在山间升腾，心情随之激荡，眼睛盯着归巢的鸟儿越飞越远，盯得久了，盯得眼角好像要裂开。激荡的心情，开阔的眼界，让人不由暗下决心，一定要登上最高峰，在那里俯瞰，群山将会显得多么渺小。

这首诗题为“望岳”，从远望，近望，到细望，最后决心登顶极望，写的都是望，而不是登。那么后来有没有登上去呢？杜甫在晚年写过一首《又上后园山脚》，提到这段经历：“昔我游山东，忆戏东岳阳。穷秋立日观，矫首望八荒。”可知还是登上去了。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杜甫登上泰山之后留下的诗作。有可能写了但没有流传下来，毕竟，杜甫早年诗作绝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更有可能没有写。如果《望岳》已把泰山诗情抒发殆尽，又何必再来一首《登岳》？甚至很可能，《望岳》是在登完泰山之后才推敲、写就的，是有意选择了“望”这个创作角度。

那一年杜甫24岁，刚刚去洛阳参加进士考试，但是落第了。落第后到赵、齐一带游历，来到了泰山。此时的杜甫，犹如在人生这座大山的山脚遥望山峰，虽然略受挫折，仍然充满了朝气和希望，满怀信心要爬到人生泰山的绝顶，去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这是存世杜诗中罕见的意气风发之作。之后历经了失意、困顿、战乱、颠簸、苦难，朝气早已消磨完毕，杜甫终于爬到了人生泰山的绝顶，但并非他当初设想的在政治的绝顶俯瞰众生，而是在诗歌的绝顶傲视群英。

古代帝王如果觉得自己创下了文治武功、太平盛世，便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在杜甫望岳的十一年前，唐玄宗在泰山举办了一次规模空前绝后的封禅大典，亲自撰书《纪泰山铭》勒于山顶，游泰山的人很少有人会认真去看它写的是什么，不游泰山的人更少有人有兴趣知道它写的是什么。而一个年轻的落第诗人写下的诗作，却成为描写泰山的绝唱，千百年来众口传诵，为每一个中国人所熟知，让每一个中国人受激励，与泰山同垂不朽。那是诗的封禅。

2014.5.2.

自从十三年前我开始揭露造假，网上对我的谩骂、攻击就没有停止过，有的人已经孜孜不倦“研究”了我十年，写了几百万字的材料。最近又出来一个前央视主持人公开宣布以打倒我为其人生奋斗目标。这些人之所以对我深恶痛绝，有的是因为其利益被我损害到，有的则是因为看不惯我的处事方式。例如那个央视主持人就控诉说：“选择违心支持肘子不是个明哲保身之举，肘子六亲不认随时翻脸，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也就是说，即使是像这名主持人曾经支持过我的，只要我认为有错有假，也不会给其面子。

这种“六亲不认”、揪错不放的处事方式，难听的骂我是“疯狗”、“偏执”，好听点的说是“较真”、“执着”，与“和为贵”、中庸、给面子、得过且过、难得糊涂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确是格格不入，难怪让某些人不自在。养成这样的处事方式，大概有性格的因素，不过更多的是教育培养的结果，特别是受到的西式学术训练。

我在美国留学期间，实验室每周要开一次碰头会，轮流由某个人汇报其实验进展，然后大家给他挑刺，实验结果能否说明问题？是否存在什么不足？需要补充什么实验？如果那一周轮到的人没有实验进展值得汇报，也可从学术期刊上找一篇相关论文做介绍，然后大家也是给该论文挑刺。即使是经过同行评议发表在著名期刊上的论文，仍然能够被挑出不少漏洞。系里基本上每周都有学术报告会，从校外请一些专家介绍其最新成果，这些往往是其所在领域的大牛，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是在报告结束之后，照例有问答，回答听众的疑问。即使台上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台下的研究生同样会不客气地质疑，希望能够得到解答。

这种学术气氛，训练的是批判性思维，让自己，也让同行，在做学术研究时，能够更加认真、严谨，经得起推敲。推而广之，即使在非学术的问题上，如果具有了批判性思维，也同样会更认真、严谨，不会信口开河，也不会轻信受骗。当然，没有必要什么事都很较真，有些事即使在脑子里已“批判”过了，也未必就一定要说出来。接触过我的人都觉得，我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很随意，并不计较。这是因为我把生活和事业分得很开。对生活不妨随和一些，对学术、工作、事业则应该较真。

中国历来存在的问题，就是把生活态度和工作态度混为一谈。对生活“难得糊涂”是一种无可厚非的方式，对工作也稀里糊涂那就要出大问题。但是很多国人已习惯了用对待生活的随意态度来对待本该较真的工作，缺乏专业精神，导致了种种怪象，也是浮夸、虚假泛滥的一个因素。如果有人胆敢站出来要较真一番，那些对浮夸、虚假很宽容的人，这时候忽然对较真的人显得很不宽容，将矛头一起对准他，认为他坏了大家的好事。该糊涂的时候可以糊涂，该较真的时候还是应该较真的，否则各种各样的造假、谣言还会有谁愿意去管？如果真的痛恨造假，不妨就从对假较真开始。

2014.1.15

（《环球时报》2014.1.16）

（按：这是十三年前写的，现在看来还是挺感慨的。中国科大一年不如一年，南七技校终于还是只剩下一个传说。）

    本来并没计划写这篇文章，但看到有校友在报道昨天（1月29日）在洛杉矶南加州的科大校友欢迎科大校长代表团的情况，还替我总结了四个谈话要点；又有未到会的校友要我也写个报道，就写一篇吧。
    参加欢迎会的大约有150名校友，地点在洛杉矶《侨报》大楼的展览厅。欢迎会在下午四点半开始，当时代表团还没到。先由四名在美国大学当教授的校友做报告，每人十到十五分钟。然后代表团到了，我记得的有四个，朱清时校长、程艺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金大盛副校长和杨杰教授。会后程副校长跟我说他也是我的热心读者，倒让我受宠若惊了。这时候饭菜也到了，就先吃饭。吃到了七点半，校友继续做报告，先由我开始，后面还有三个企业界的校友做报告，让我这个无业游民做了个过渡。其他报告人都是杰出校友，报告内容都是自己在美国的奋斗过程和做出的成绩。我的个人经历和成绩又没有什么上得了台面的，而且到会的校友基本上也都读网，都知道方舟子是何许人，也不必我做自我介绍。所以我改谈1998年回校的观感。科大的现状谁提起来都要摇头，所以我的观感实际上也就是批评，把欢迎会变成了批评会。台下的校友们听得似乎很开心，但校长们心中应该不是很舒服。不过，我批评的现象，应怪到他们的前任头上。然后是由朱校长做报告。朱校长是科大63级物理系的毕业生，八十年代初曾在加州大学San Babara分校和MIT进修三年，以后回国服务。朱校长的报告约二十分钟，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谈代表团这回在美国各名牌大学取经的体会，认为有信心将科大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他认为大学的产品是学生，只要学生是世界一流的，大学也就是世界一流的，而科大的学生已接近世界一流。第二部分是鼓励美国的校友们回国服务的。他说中华民族能有五千年的文明，靠的是一种传统的道德观念在维系着。至于这种道德观念是什么，他没有明说，但他举关羽死后两千年仍受中国人崇拜为例，当指的是“忠义”。又举杨振宁、邓稼先这两个同班同学为例。杨留在了美国，后来得了诺贝尔奖，而邓回到了中国，生前默默无闻。但他说，再过一百年，仍然会有很多人记得邓稼先，因为他领导研制出原子弹，为中国争得了大国地位，而杨振宁，除了研究物理发展史的人，就不会有几个人记得了。又举自己和六十年代的一位高考状元为例。这位朋友与他同期到美国进修，留在了美国，到现在钱赚得比他多得多，生活水平比他高得多，但为了维持这种生活，只能到医院管一台仪器，发挥不了专长，很后悔当初不回国。朱校长讲完话后，就散会了，一部分人在大厅跳舞，另一部分人到小房间继续跟代表团座谈，座谈的内容有两点可以记一下：一是希望校友们能收集美国大学的课程表和旧课本寄回校去，二是科大将设立各个学科的讲席，可资助海外学者到科大讲课一个月。
    接下来我就说说对科大现状和未来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基本上都在欢迎会发言时我都谈到了，因时间关系，有的未能细谈，这里补充得完整一些。
    在1998年9、10月份我回了趟国，那一年正好是科大大张旗鼓地在9月庆祝校庆四十周年，我因不愿去凑这种热闹，没在那时候回校。在深圳碰到了一些科大校友，有的去参加了校庆回来，印象很坏，说是校方太势利，去参加校庆的校友，捐没捐款拿的材料还不一样，如果是捐了款的，材料厚一些，没捐的，就薄多了。又说，校庆典礼，做主席台的是那些捐了大笔钱的大款，院士校友们倒都坐台下。10月份我回美时，因在上海搭的飞机，特地提前几天，转到合肥在科大住了两天，参观了校园，约见了一些科大的网友吃饭聊天。本来是想到“湘皖”或“菜根香”，发现都已经没了。但在原来东区的大门周围开办了无数各种档次的餐馆、酒家，最后是找了家大排挡算是重温一下旧梦。研究生一号公寓正对着的那条路新拓宽铺了水泥路，路的两旁却在挖土动工。一问，说是合肥市为了庆祝科大校庆，来不及铺设下水道就把路浇上了，等过了校庆再把路挖掉重铺下水道。
    那一年为了庆祝校庆，校方曾在海外发动校友捐款。我本来也想捐点，在校友的mailing list上问计划用这些捐款干什么，回答说是首先要建一个气派的大门。说是现在安大的校门很气派，盖过了科大，科大得跟它比一比。我想我们也不至于浅薄到这种地步，去跟人比大门，美国很多名牌大学连个大门都没有嘛。不捐。不过也特地去看了一下据说耗资百万的新大门（跟原图书馆在同一条路），也就是两个笨重的大柱子。西区也新建了一个校门，正面看倒不错，转到背后一看，刻着江泽民主席给科大校庆四十周年的题词。字写得好不好，是否污染了环境，就不说了，反正人家也不是书法家。题词内容我倒记得很清楚，是“面向二十一世纪，建设一流的大学，培养一流的人才”。我当时就想，总书记真会开玩笑，都已经1998年了，才要我们“面向二十一世纪”，这题词就管两年的了？这样的题词，又何必给刻在大门上？过几年换个国家主席，也给科大题词，是不是还得抹了重刻？以前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有给科大题词的，也没见给刻在墙上或立碑的。我看将题词挂到校长办公室更合适。人家是上海交大的校友，跟我们科大又没有什么关系，又何必给他这么大的面子，让西区的同学到现在还天天“面向二十一世纪”？
    西区新建的图书馆有十来层吧，外表看上去也是很有气派的。进去一看，才发现设计很不合理。学生阅览室非常狭小，我看最多也就能坐几十个人，连原来图书馆的阅览室都还不如，几千学生还不得为座位打破了头？东区新大门旁边新建的行政楼之阔绰，是早已耳闻了，本来想进去看能不能碰上一两个熟人，那气势却使我止步了。而学生宿舍呢？我住了五年的四牌楼为了迎接校庆外面粉刷一新，里面却是更加破落。我在校的时候，最好的楼房是教学二楼、物理楼，其次是研究生公寓、本科生宿舍，最次的是行政楼。校方的关心重点次序只要看看楼房的质量，就一清二楚。现在则整个倒了过来。
    科大原先的名声，很大一部分是靠她的本科生给打出来的。科大的科研、师资力量，历来就比不上其他百年名校。科大要振兴，还得靠吸引好学生去上科大。靠校友基金会出钱“收买”几个好学生，杯水车薪，是无济于事的。校方把工作重点放在如何挖人提高科研、师资力量，也收效甚微。要吸引好学生，最主要的是靠一种独特的校园文化。按我的中学和高考成绩，我可以选择上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为什么选中了科大？为什么到现在也不后悔在那里度过了五年的青春？就因为那种曾经有过的科大文化，或者说环境。
    第一点，是独立、自由的教育环境。这本是方校长创下的。虽然在1986年年底，科大学生不能体谅方校长的一番苦心，不顾方校长的劝阻走上了跟政府直接对抗的道路，使得这种环境逐渐被改变。但在现在越来越宽松的形势下，可以变得甚至比八十年代时更独立、自由。独立、自由，不是说要公开做政治上的对抗，连国家主席的题词也不要，而是说不必刻意去迎合；也不是说不要去找捐款、接受赞助，而是说不要太势利。尽量让校园成为不受政治、商业污染的象牙塔。
    第二点，是竞争的学习环境。科大曾经被民间视为“状元学校”，谚云“穷清华，富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在一个小环境中集中了一批狂而不妄、智商高超、刻苦勤奋的人才在一起互相切磋，对其他好学生，就是一种强大的吸引力。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这个循环，在学校为了赚钱开始大批招收大专生后，就被打破了。谢天谢地，据程副校长说，科大现在已不再招大专生了。
    第三点，是关心学生的生活环境。方校长治校的时期，整个后勤工作是以学生生活为中心的。比如说，在合肥第一个安装暖气，而且先从学生宿舍安起。又比如说，在全国高校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不熄灯制度。在合肥那种绝对算不上舒适的生活环境中，这种关怀显得特别重要，让学生觉得自己是校园的主人。
    最后再讲几点具体的建议。
    第一点，课程问题。代表团到处收集美国名牌大学的课程表，想以之为参考改变科大的课程。但我觉得，美国的大学本科教育其实相当糟糕，并不值得我们借鉴。科大的课程设置重视数理基础，是最为高明的。只要进了科大，不管进了哪个系，都一视同仁老老实实地学三年高等数学和三年物理，化学、生物系还得再加三年化学，虽然学到后来学烦了，课爱上不上，作业爱交不交，但考试的前一周，还是要把课本啃一遍的。尽管学的时候怨气冲天，却是终身受益。无论以后搞哪一行，这种在数理教育的千锤百炼之下所培养起来的严密的思维能力，都是派得上用场的。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乃是至理名言。宁肯少招学生，也不要为了配合日益下降的新生质量而减轻课程的负担。受不了那样的课程负担的人不配上科大。
    第二点，学制问题。现在的学生都想早点走入社会，而且在社会上比的是哪一年毕业的，而不是哪一年入校的，五年制本科要比四年制本科亏了一年。第四、第五年的专业课和写论文，时间过于宽裕，有一半时间是浪费，完全可以缩短成一年。
    第三点，校址问题。朱校长说他这次访美的一大感受，就是在偏僻的城市也能有一流的大学。但是，美国的交通、通讯发达，各地的生活水平相当，甚至偏僻城市的生活水平还要高一些，与中国并不能相比。合肥是学习的地方，却不是生活的地方，也不是做研究的地方。光是学习这一点，对现在的学生已无多大的吸引力。从合肥搬走已不现实，局限于合肥一地也难以发展。只在北京建研究生院也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北京毕竟离本部太远，而且科大是以本科生取胜，现在的北京研究生院，已差不多成了科学院研究生院了。所以我的建议，是在合肥附近的大城市，比如上海、南京，建一个本科的分校。朱校长说已在上海浦东建了开发中心，但未做详细介绍。
    象北大、清华这样的百年老校，一时的挫折是不容易垮的。但象科大这样年轻的学校，又处在那么偏僻的地方，是很容易被压垮的。十年来在政府、教委的压制和商业大潮的冲击下，已渐露败相，更需要校友们的帮助。“科大人”的烙印是被永远打上了，要是哪一天科大真堕落成了“合肥科大”，做为校友，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嘴出嘴，我这篇文章，算是替他喊一嗓子。

2000.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