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方舟子按：深圳卫人委是被肖传国吓破了胆还是被收买了？明明卫生部一再重申肖氏手术属于实验性手术，不得用于临床，要求对其处罚，深圳卫人委却说上级部门没有明确肖氏手术的归类、并无官方通知要求禁止手术。肖氏手术受害者有39%残废，就连其国外合作者也承认肖氏手术“明确具有导致下肢无力的风险，特别是1/9患者永久性足下垂”，深圳卫人委却声称肖氏手术安全。“如果其他办法都没有效果，肖氏手术或许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深圳卫人委可以以此理由为一切江湖骗子辩护。

“肖氏手术”到底能不能做？深圳卫人委“求”指导

2013-07-05 南方日报

南方日报讯 （记者/李荣华）市卫人委昨日称，在一个多月前媒体报道肖传国重做肖氏手术之后，即委托深圳医学会组成专家组开展调查。调查重点在病人，当时没有看出手术对病人有明显伤害，结果没有定论，已上报省卫生厅，并请求给予执法监督的指导，目前没有收到相关回应。

专家组重点调查病人手术情况

市卫人委医政处处长廖庆伟介绍，一个多月前，市卫人委从媒体报道得知肖传国在深圳神源医院做肖氏手术。作为最前线的监管机构，卫人委对这个事情很慎重，各方面因素都要考虑，“最重要的是要回归到病人，其他是次要的。”5月30日，市卫人委委托深圳医学会组织19人的专家组，前往肖传国所在医院做手术情况调查。廖庆伟拒绝透露专家名单，只说是深圳不同领域的主治医师级医生。

对于专家的专业性，廖庆伟解释，专家组在关键领域会安排3个以上专家。“调查不是针对肖氏手术技术本身，而是病人术前术后的情况。”廖庆伟称，肖传国本人介绍，重新拿执照后做了4例肖氏手术，专家查了病历予以核实。5月23日，肖传国对媒体称重获执业医师资格证后，亲自做了10余例肖氏手术。

廖庆伟回忆，专家组与4名病人做了沟通，了解手术适应症、方案、效果、病人知情同意情况及术后恢复情况。“病人刚做完手术，看不出手术有什么明显伤害，当时状态还好。”专家组的调查报告没有评估肖氏手术的效果。廖庆伟介绍，“这么短时间是没法评估的。”他称，病人安全是第一保障。“如果医院不保障，卫人委可以立即叫停，专家看到现场有保障，所以当时没有叫停。”

廖称，3天后，市卫人委组织专家团闭门讨论到晚上八九点。6月3日，医学会完成了肖氏手术行医调查报告，上报省卫生厅恳求给予执法监督的指导。迄今一个多月来，省厅尚无回应。

不清楚手术归类，无执法依据

前日，国家卫计委就肖氏手术问题对南方日报作出独家回应，但回应中没有指明如何按照相关法规对肖氏手术违反程序进行监管和处罚，而是建议征求医政医管局意见。卫计委宣传司工作人员昨日介绍，医政医管局是卫计委下属单位，将会回应南方日报。

“不是我们不作为，而是对于怎么监管确实比较困惑。”廖庆伟昨日称，市卫人委采取任何行动要有法律依据，目前尚未收到国家卫计委的相关正式公文。“现在去叫他们别做真的很难，他们会反过来问我们依据在哪？”

按《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医疗技术可分三大类，卫生部负责第三类医疗技术的临床应用管理工作；第二类技术在广东省首次开展，进入临床应用前必须通过广东省卫生厅的严格审批；第一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由医疗机构实施严格管理。廖庆伟称，截至目前，上级部门没有明确肖氏手术的归类。未来，市卫人委不会长期追踪肖氏手术，这是医院的事。卫人委迄今没有接到投诉，也不会停掉肖氏手术。他同时强调，医学需要创新，但是创新不是没有边界，首先是病人要安全、要知情。这两条，卫人委都对肖传国做了告知，建议他做肖氏手术时要考虑。

■对话

调查报告不能公开

市卫人委医政处处长廖庆伟

南方日报：专家名单能不能公布？

廖庆伟：调查组成员都是专家级的，我们希望从技术角度出发，所以委托了中华医学会，而不是我们机关做的。

南方日报：调查报告能不能公开？

廖庆伟：今天已经给你介绍了，只能发布这些信息。

南方日报：调查报告有什么结论？

廖庆伟：我们没有提供最后结论，只在现场看病人有无伤害，有无严重影响，有的话可以立马叫停，病人都说没有。

南方日报：现在你们有困惑，还会监管吗？

廖庆伟：监管的目的是要保障病人安全。医疗机构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保障病人安全，院方一定要把利害关系给病人讲清楚。

南方日报：假如我是病人，根据你们提供的信息，能不能做肖氏手术？

廖庆伟：我们也不能确定手术效果，没有要你做，也没要你不做。

■观点

应按临床试验标准和程序监管

广东鹏翔律师事务所律师梅春来

我非常欣赏肖传国对这项技术研究作出的努力，但同样，作为医疗新技术有一定缺陷和风险，要考虑风险评估和医疗程序。毕竟手术失败痛苦的是病人。不能只看到50%的成功，而不看到50%的失败。

从卫生部到卫计委，国家卫生主管部门的态度一直比较暧昧，没有公布肖氏手术的归类和监管措施，导致肖传国与深圳卫人委产生分歧，甚至法律界和卫生界都产生分歧，我与肖传国的代理律师就有分歧，我认为肖氏手术还是处于临床试验阶段。

我比较理解市卫人委的表态，因为国家卫计委尚无相关认定，市卫人委确实不好操作。现在市卫人委需要向国家卫计委请示明确，由上级作出正式结论以便明确操作。

目前，市卫人委应按临床试验标准和程序去监管。肖氏手术只能在有效范围内以实验方式去操作，要有临床试验告知文件和合同。肖传国现在还不能标榜手术可以达到无风险水平，或者已获得卫人委临床大面积推广应用的许可，更不能授权其他医疗人员重复操作肖氏手术医疗技术方案。要让病人对手术的缺陷和风险有足够知情权，病人同意了方可试验。

市卫人委谈“肖氏手术”：
能确定安全但不能确保有效

2013年7月5日南方都市报
 
    南都讯 记者文婷　一个多月前，重获执业医师资格的肖传国通过媒体向公众宣布其已重新操刀十余宗肖氏手术，手术收费5万元一人。而国家卫计委则在近日透露，肖氏手术依然处于临床研究阶段，“在未取得准入前，建议在有效管理制度下，规范开展临床研究”。昨日，市卫人委向媒体通报调查结果，肖传国确实在开展肖氏手术，但至于该不该叫停，卫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还在等广东省卫生厅的答复。
    事实上，在肖氏手术重出江湖之后，深圳卫人委即承诺立刻开始调查，但事隔一个半月，却依然杳无音讯。而肖传国则表示，并未受到卫人委要求停止手术的官方通知，因此并不会停止肖氏手术。
    而昨日，深圳卫人委医政处终于披露调查结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5月30日，卫人委委托中国医学会组织学术界19个专家成立专家组，到深圳神源医院展开调查。调查发现肖传国在重获执医资格后已做完4例肖氏手术，专家组对手术适应症、手术规范、病人知情情况等进行调查，未发现明显违规行为。而就在第二天，深圳卫人委已经将相关情况汇报给广东省卫生厅，但截至到昨日，仍然未有回应。
    深圳卫人委方面表示目前能够确定肖氏手术的安全性，但无法确保手术有效，由于并无官方通知要求禁止手术，因此目前只能敦促医院确保患者知晓可能带来的风险，并将治疗效果定期汇报。“是否选择肖氏手术，主要还在于患者的决定。如果其他办法都没有效果，肖氏手术或许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这位负责人表示。

【方舟子按：《南方日报》报道的小A在肖传国医院做的“输尿管手术”根本就不是肖氏反射弧手术，即使有些效果也和肖氏手术无关。肖传国要把他做的所有手术都算成肖氏手术？只要问问，小A能通过挠大腿排尿吗，这种骗术就一目了然。“深圳市卫人委此前对媒体表示，该委曾建议肖传国不要擅自开展肖氏手术”，对非法手术只是“建议”不要做，这像是个医疗主管部门说的话吗？国家卫计委说“肖氏手术未经准入进行手术要罚”，我们且看只敢“建议”的深圳市卫人委敢不敢去罚。】

国家卫计委昨日独家回应南方日报：

肖氏手术未经准入进行手术要罚 建议规范开展临床研究

肖传国：未收到官方通知和文件，手术今后照做

2013-07-03 南方日报

根据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卫计委）和肖传国昨日给南方日报的最新消息，肖氏手术规范化问题陷入隔空喊话僵局。

一个多月前，重获执业医师资格的肖传国通过媒体向公众宣布其已重新操刀十余宗肖氏手术，手术收费5万元一人。深圳当地卫生监管部门对外宣称对此事启动调查后，调查结果至今没有公布。

卫计委昨日向南方日报独家回应称，肖氏手术依然处于临床研究阶段，“在未取得准入前，建议其在有效管理制度下，规范开展临床研究”。

对此，肖传国昨晚告诉南方日报，其迄今没有收到卫计委有关肖氏手术如何界定的官方通知与文件，所以“未来还将继续开展肖氏手术”。

主管部门监管缺位？

对于如何规范肖氏手术，卫生主管部门一直没有明显的实际行动。

深圳市卫人委此前对媒体表示，该委曾建议肖传国不要擅自开展肖氏手术，要开展的话先要审核通过才行。

“既然卫生部（现卫计委）已经明确不能临床推广，那么深圳任何一家医院都不能开展肖氏手术，市卫人委将进行监管。”市卫人委相关负责人曾表示。

对于肖传国5月底的“先斩后奏”，深圳市卫人委的表现颇为“低调”，其称将对此事调查，但调查结果直至昨晚，一直没有对外公布。

争议让患者左右为难

在肖氏手术长期争议的背后，其手术价值无法明晰确定，肖氏手术背后的患者群体则左右为难，有的患者甚至只能以身做赌。

目前，截瘫病人及脊膜膨出病人数量庞大。根据一项医学数据，仅截瘫病人全国就有200万之多，其每年以5万人的速度递增。排尿功能障碍不仅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而且因导致肾功能损害而成为截瘫患者的第一死亡原因。

“看别的地方都不行，只能去神源医院赌一把。不做肖氏手术，我们担心孩子的生命会慢慢消耗掉。”一名接受肖氏反射弧手术的脊椎脊膜膨出患者家属如此告诉南方日报记者。

权威回应

国家卫计委回复南方日报采访函：

有必要对肖氏手术

医学效果进行调查

就肖氏手术适用问题，记者5月28日向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出采访函，就大家关注的6个问题进行询问。昨日，卫计委通过传真向南方日报回函答复了其中4个问题。

记者调查

众声喧哗背后的患者

因为媒体聚焦与网络之争等，肖氏手术患者病情多被屏蔽、淹没。

记者多月追踪采访了一名脊椎脊膜膨出患者小A（化名）。小A，河南某市人，14岁，自幼大小便失禁。

据小A哥哥介绍，小A有脊椎椎管畸胎瘤，隆起一个不小的包，去年年初病情加重，他曾去北京做栓系松解术，包去掉了，但病情不见明显改善，经一名病人介绍了解到肖氏手术。随后，小A在哥哥的携带下，接受肖氏手术治疗。

据小A哥哥口头介绍，小A为治病，先在北京某医院花了4.2万元，做肖氏手术又花了4.5万元。去年11月7日复诊，在医院住了一周，没有出钱。但肖氏手术的花费，记者没有看到收费收据、报销明细单等。

在复诊的时候，据肖传国介绍，医院在把小A身上的输尿管拔掉之后，小A的肾脏积水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肾脏功能开始恢复，“以后不会再积水，只会越来越好”。

两张院方提供的术前术后肾脏CT图显示，小A以往脊椎脊膜膨出导致的严重肾积水，肾脏扩张过大，照片显示以前肾脏周边黑色区域都是水，现在已经看不到什么了。

“换句话说，我们现在交给家长的孩子是基本正常的孩子。膀胱的收缩壁，到了五六个月后，会跟我们一样。”肖传国当时说，小A的膀胱要两个月才能恢复到更好的状态，当然不能达到正常人的标准。

小A哥哥介绍，在神源医院治病时，兄弟二人睡觉的床挨着，“半夜我不用叫他，他自己能起来尿尿两次，自己感受到尿意可以去尿”。而在手术之前，小A会一觉睡到天亮，因术前膀胱感觉消失，没有尿意，晚上会尿床，他自己却感觉不到。

据肖传国介绍，肖氏手术全国现在已做了近2000例，其中在武汉共做了300多例，有效率是76.2%。肖传国称其做的是开头几例，郑州神源医院做了1000多例，他本人做了3例，成功率是85%。

肖传国称其手术具有可重复操作的特征，但这些数据肖传国一直没有反映在专业学术报告中，外界质疑声音因此未绝。

记者曾在事后多次联系小A哥哥。近日，小A哥哥介绍，小A出院已有数月，总的感觉病情在转好。经在老家县城医院一个月一次的检测发现，小A肌酐、大便比以前有所好转。“术前残余尿量180多毫升，现在40—50毫升残余尿量。

两个月前，记者致电小A哥哥了解到，小A在家里有一点发烧，当时小A哥哥颇焦虑。但他近日介绍，小A加了输尿管，以后恢复后可以拔掉。小A哥哥也强调，虽然手术已经数月，但小A还没有去做尿动力检查，这是检测其手术效果最重要的项目之一。

1

肖氏手术目前

仍处于临床研究阶段

南方日报：根据公开报道，国家卫计委（前卫生部）发言人也曾三次表示，该手术目前仍处于临床研究阶段，还不允许开展临床应用。但是，肖传国5月23日公开宣称，在重获执业医师资格后，已经做了十余例肖氏反射弧手术。

卫计委对此将有何态度及反应？

国家卫计委：肖传国重新获得执业医师资格并公开宣称已做了十余例肖氏反射弧手术。我委早在2010年11月9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已明确表态这项技术目前仍处于临床研究阶段，对于未经准入程序而开展的技术临床应用，应按照《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等法规进行监管和处罚，对此建议征求医政医管局意见。

2

两份成果鉴定

不能做临床应用证明

南方日报：肖传国坚持其肖氏手术在临床应用阶段，是因为1999年和2000年，卫生部组织专家鉴定组就《人工建立体神经—内脏神经反射弧恢复截瘫后膀胱功能》和《先天性脊柱裂脊膜膨出儿童膀胱功能重建》两个项目分别给肖传国颁发国家级的成果鉴定书及奖项。肖传国称，鉴定书证明肖氏手术已获得卫生部临床推广应用许可，无需卫生部以行政许可的形式发文批准，而卫生部发言人的发言则只是一种个人表态，他从未收到卫生部任何行政决定文件或行政命令文件要求叫停肖氏手术。

1999年和2000年的两份科学技术鉴定书的法律效力是什么样的？如何重估这两份科学技术鉴定书的医学价值？卫生部发言人的发言是否具有文件一样的效力？

国家卫计委：我委反复说明1999年和2000年对《人工建立体神经—内脏神经反射弧恢复截瘫后膀胱功能》和《先天性脊柱裂脊膜膨出儿童膀胱功能重建》项目进行的成果鉴定，仅作为科技成果登记、科技奖励管理等的依据，而不是认可其进入临床应用的证明文件，因为医疗新技术需按照《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经准入方可在临床应用。

3

对肖氏手术

医学效果调查尚待研究

南方日报：迄今为止，肖传国公开宣称肖氏手术有效率达到80%，由此赢得一批支持者和病患。因为这一新医学技术的专业性较高，而且所有的医疗数据由肖传国独自持有，普通人无法判断其真实医学效果。

卫生部作为最高卫生监督管理部门，有无必要尽快启动肖氏手术医学效果的调查？肖氏手术的真实有效率是多少？肖氏手术的适应证范围是怎么样的？或者，卫生部在之前是否曾经对肖氏手术有过大面积的调查，假如有，能否向广大公众及病患告知结果？毕竟截瘫患者和脊膜膨出患者数量大，病情重，亟待尽快治理。

国家卫计委：关于媒体提出的对肖氏手术医学效果进行调查，我们认为是必要的，但调查内容、形式等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确定。

4

建议规范开展

肖氏手术临床研究

南方日报：对于肖氏手术报道，早在2010年前后，就有多篇深度报道，其专业性和深入性迄今难以达到，多名同行业专业人士也发表过专业意见。但对肖氏手术的监管迄今没有达到相应效果。

在如此舆论氛围中，卫计委怎样做出科学调研，并对肖氏手术进行管理？

国家卫计委：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卫生部）2009年颁布了《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建立了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的准入监管制度，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和医疗卫生技术人员都应自觉遵照执行。对于尚处于临床研究阶段的医疗新技术，在未取得准入前，不可在临床推广应用。肖氏手术是处于临床研究阶段的医疗新技术，建议其在有效管理制度下，规范开展临床研究。

采写：南方日报记者 李荣华

（第24届全球反欺诈大会，2013年6月26日拉斯维加斯）

（译文）

获得该奖我深感荣幸。上个月有一个中国电视台播放了一个介绍我的活动的报道，其题目是《一个人在战斗》。那是因为在中国我们没有像ACFE（注册舞弊审核师协会）这样的组织，我必须以个人的力量来反对造假。但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我的确有很多支持者，特别是我的妻子。今天她也在这儿。没有她的爱和支持，我不可能持续战斗了这么长时间。在13年前我开始战斗的时候，我也从未想过会持续这么长时间。这发生于2000年，当时互联网在中国兴起，许多中国报纸和杂志都上网了。我当时住在加利福尼亚，也能很容易地获得中国的信息。我很惊讶地发现伪科学、欺诈、不正当行为和腐败在中国科学界和保健业是如此泛滥，却没能听到独立的批评声音，所以我决定对此做点事。我建立了一个网站，最终它成了反对中国学术界欺诈现象的旗舰。我们每年报道大约100起造假事件，但这只是冰山的一角。我是义务做这项工作的。我是个科普作家。我以写书而不是以揭露造假来谋生。没有人付钱让我做这些事，但有人付钱试图阻止我。我已面对许多威胁、诉讼甚至未遂的谋杀。在2010年8月的一个下午，在北京，我遭到两个凶手的袭击，用辣椒水、锤子和钢管当武器。他们是一个外科医生雇的，因为我揭露他的不当医疗伤害了一千多名儿童。我侥幸逃脱袭击，只受了轻伤，因为他们用的辣椒水是无效的。很幸运的，我被一个假产品救了命。后来该外科医生被警察抓获，他的外科手术方法被中国卫生部禁用，但是他只被判了5个半月。现在他出狱了，重新开了医院，继续做其被禁的手术，并威胁我。我不会害怕也不会被吓住。我被迫成为一个战士，而既然战斗已经开始，我就必须继续下去，直到情形有所改观，否则我的努力就会白费。但是我不指望不久以后情形就会有戏剧性改观。在一个没有民主、法治和言论自由的国家，反欺诈战役要比你能设想的还要困难得多，因此国际的支持是珍贵的。我非常感激你们的褒奖。再次谢谢你们给予的这个荣誉。

（原文）

Acceptance Speech of 2013 Cliff Robertson Sentinel Award

I am very grateful and honored to receive this award. Last month a Chinese TV channel had a coverage of my activity. Its title was “a one-man war against fraud”. That’s because in China we don’t have an organization like ACFE, and I have to fight fraud individually. But this description is not very accurate. I do have many supporters, particularly, my wife. She is here today. Without her love and support, I wouldn’t be able to carry on this fight for so long. When I started it 13 years ago, I never expected it would last for so long. This happened in 2000 when the Internet was booming in China, and many Chinese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were online. I could easily get information from China when I was living in California. I was surprised to see that pseudoscience, fraud, misconduct, and corruption were so widely spread in Chinese scientific community and health industry, and no independent critical voices could be heard, so I decided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I set up a Web site, and eventually it became a flagship against fraud among Chinese academics. We reported about 100 cases every year, but that’s just the tip of an iceberg. I do this work voluntarily. I am a science writer. I earn my living by writing books, not by debunking fraud. Nobody pays me to do it. But somebody did pay trying to stop me. I have faced many threats, law suits, even an attempted murder. In an afternoon of August 2010, in Beijing, I was assaulted by two hit men, using pepper spray, hammer and iron bar as weapons. They were hired by a surgeon because I exposed his malpractice that had harmed more than one thousand children. I narrowly escaped the assault with minor injuries because the pepper spray they used was ineffective. So my life was luckily saved by a fraudulent product. Later the surgeon was caught by police and his surgical operation was banned by Ministry of Health of China, but he was only sentenced for five and half months. Now he is out of prison, reopens his clinic, continues to do his banned surgical operation, and threaten me. I am not scared and won’t be stopped. I was forced to become a fighter, and since the fight has started, I have to keep it going until the situation is somehow improved, otherwise my efforts will be wasted. But I don’t expect the situation will have dramatic improvement soon. In a country without democracy, rule of law and freedom of speech, anti-fraud campaign is much more difficult than you can imagine, and international support is precious. I deeply appreciate your recognition. Thank you again for this honor.

杨佩昌的简介对自己是在哪个大学得的博士语焉不详，却用各种方式试图误导人以为他是留德博士，比如声称自己曾在莱比锡大学读书，曾经师从某个德国学者，自己在北京注册了一家叫“博士德”的管理咨询公司，等等。其实他是在2005年从德国“回来”，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在职读博，2011年还以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的身份在国内刊物上发论文。不知现在是否已毕业，毕业了也最多算是个土博士，根本就不曾留德读书，所谓在莱比锡大学读书，师从德国学者云云，都是自作多情蒙骗国内企业以为他是留德博士。先“留学”再回国拿个土博，算是此人的创举。

几天前，我在微博上见到国内有个著名学者转了杨佩昌一篇文章《德国为何立法禁止学前教育》，写了几句评论如下：

杨佩昌是和李剑芒一样的混混，自称“德国式系统领导力研究专家”，靠在国内给企业搞“德国式领导力”培训为生。自称“经济史博士”，但永远不会告诉你他是哪个大学的博士。自称“欧中经济技术交流促进会会长”，其实是自己注册的一家商业公司，让人以为是什么吓人的学术组织。因为会骂骂中国政府摆公知架势，所以国内就有一帮人捧他，真把他当德国专家了，连“德国立法禁止学前教育”这种无稽之谈都有人当真，不知德国学前教育班遍地开花，政府都在推动幼儿园科学、数学、阅读教育。也可见国内这些公知学者也全都是水货。

杨佩昌为了证明他是个混混，写了一篇几千字的长文来攻击我，无非污蔑我是政府的打手，这种攻击、污蔑，我早已听烂。但杨文有几点有意思的地方：

他的简历里只称自己是博士而从来不说是哪个大学的博士，他说是因为“认为不应该拿母校的名义来招摇撞骗，而应靠自身的本领生活”。在简历中提到学位时列出学校，乃是惯例，到他那里成了拿母校的名义招摇撞骗，可见其心虚。那他拿没有母校的博士名义就不叫招摇撞骗？怎么获博士学位的学校这种关键信息不敢说，做访问学者的学校这种无关紧要的信息倒要到处说？

他承认“欧中经济技术交流促进会”自2007年起已经失效，谁再以它的名义活动就是假冒，那么他到现在还在自称该学会会长，不就自证了自己是假冒？

曾经哀叹自己因为泡网把钱吃光不得不去打工维持生计、自称为了赚钱“啥不要脸的事都敢干”的李剑芒成了杨佩昌口中的“成功的企业家”，正证明他们俩就是同一类“成功的企业家”。

杨佩昌因为读不懂德国宪法，闹了“德国立法禁止学前教育”的笑话，指出这一笑话的并非只有德国人雷克，还有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更有德国政府要加强学前科学、数学、语言教育的新闻报道作为反证。德国有没有奥数班我不知道，就算没有，难道奥数班就等于学前教育？

至于杨佩昌最后质问我的问题，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本人所有的打假完全是出自内心，从不秉承任何他人或机构的意图；在肖传国事件之后朋友为保护我而设立的安保资金的捐款，完全来自于个人，没有一分钱来自任何机构。有一种人生境界，是杨佩昌这种小人之心所难以理解的。杨佩昌最后对我发出人身威胁，不仅要学罗永浩去堵我，而且大概曾经在去年遇到过我在某游泳馆游泳，于是把它作为我经常去的地点公布出来，泄漏我的行踪，无非是为那些意图报复、袭击我的人提供信息，这就不仅是混混所为，而且是流氓行径，有杨佩昌这种人的存在，正证明了我所处的环境何等恶劣，正证明了采取安保措施的必要。（其实自从去年夏天我在那个游泳馆被人认出，为安全起见我就再未去过那里，杨佩昌现在把它说出来，我更不可能再去，想听从杨佩昌的暗示在那里守候对我下手的，别做无用功了）

2013.6.21

“今年大豆种子白送都没人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石人镇农资销售员时晓晶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大豆种子卖不动，大豆肥也是如此。到目前为止，卖出的700多吨化肥中只有1吨大豆肥，可见几乎没人种大豆了。”
2012年全国大豆播种面积创1992年以来新低，产量创1993年以来新低，进口量再创纪录，我国大豆消费外贸依存度首次跨过80%的台阶，达83%，比2011年增长了约8%。中国作为大豆的原产地，现在在靠进口转基因大豆支撑着大豆产业，国产大豆的产业链处在崩溃边缘。
郎咸平等阴谋论者喜欢说中国大豆产业是被美帝国主义用政府补贴低价倾销搞垮的。简单地查一下数据就可驳斥这种无稽之谈。2011年，中国大豆平均种植成本如下：

http://futures.hexun.com/2011-10-10/134056653.html

包地成本（公顷） 4000-4500元
化肥、农药 1700
人工成本 1500
收割成本（柴油费用） 800

总计为8000-8500元/公顷

再来看看2011年美国大豆的生产成本：

http://www.soystats.com/2012/page_12.htm

运营成本（种子、肥料、农药、燃油、电费等）：365美元/公顷
分摊费用（雇工、租地、设备、税收、保险费等）：645.20美元/公顷
总成本：1010.27美元/公顷

可见美国大豆的生产成本比中国大豆种植成本还要低。产量更没法比，中国大豆平均产量是1.8吨/公顷，美国是2.74吨/公顷。所以即使没有美国政府直接补贴（中国东北种大豆也是有政府补贴的，每公顷补贴900元），美国大豆的收益也比中国大豆高得多。巴西、阿根廷的大豆成本更低，大约只有美国的一半。现在中国进口的大豆有60%来自巴西、阿根廷，在郎咸平看来这应该是巴西帝国主义、阿根廷帝国主义阴谋了。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大豆化肥、农药成本只有102美元/公顷，而中国大豆化肥、农药成本高达1700元/公顷。
造成中美大豆成本和产量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种植的基本上是转基因大豆。2012年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占了美国大豆种植面积的93%。转基因大豆有抗虫害和抗除草剂两种。抗虫害可以减少杀虫剂的使用，抗除草剂可以节省除草费用和减少除草剂的用量。这些都能大幅度节省生产成本，并间接提高了产量。美国已种植了十多年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逐年增加，已几乎全是转基因大豆。而中国却以保护国产大豆资源为由，一直不批准转基因大豆的种植，就只能靠进口其他国家的转基因大豆来满足市场需求。中国大豆产业是自己搞垮的，怨不得别人。
到现在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已批准95种转基因作物，而中国多年来不批准转基因作物，至今还只批准6种，实际种植的只有转基因棉花和转基因木瓜两种。美国的棉花、大豆、玉米、甜菜等主要作物基本上都已是转基因的，而中国除了棉花，其他都没有种植。转基因技术代表着农业的未来，如果中国的农业政策还在受那些反转基因人士的谣言的干扰，在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和种植方面必然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大，最终崩溃的，岂止是大豆。

2013.6.18

近期，有不少关心我校的海内外校友和朋友给我校来函来电，提及我校中文系78级校友傅苹撰写的回忆录《弯而不折》（Bend, Not Break）中，有多处与当时事实完全不相符合的表述。该书已于2012年12月31日正式出版，因此对我们国家及苏州大学的声誉造成极坏影响，也引起了海内外校友和朋友的极大愤慨。
收到来信来电后，我校立即成立了由相关部门、学院、老师组成的调查小组，对傅苹在校读书期间的学籍档案等进行了认真核查，向傅苹的老师和同班同学进行了了解和访问，得出的基本结论如下：
一．关于傅苹在我校的学习经历。
傅苹，女，1958年生，南京籍高考生，于1978年9月进入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前身），专业是中国语言文学。1982年3月16日办理退学手续，未获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在读期间，多次无故旷课，违反学校学籍管理规定，影响恶劣，学校曾于1981年10月给予其行政记过处分。
二．关于傅苹在1978年到1982年四年本科期间修学英语的问题。
傅苹在书中提到，她去美国之前只认识三个英文单词。我们核查后的结果是：1978年10月—1979年7月，其英语成绩为“优”，1979年9月—1980年7月，其英语成绩为“88”分，两次考试成绩在班内均属中上等水平。英语是学生的必修课。
三．关于傅苹毕业论文的问题。
傅苹于1982年3月从江苏师范学院退学，所以在毕业生名单中未见其名字，在档案中也未见其毕业论文，也没有她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此外，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论文都是以文学和语言学为研究对象，而不会涉及“杀害女婴”这一涉及社会学的内容。
在其就读期间，78级同学没有任何人涉及刑事事件，其被投入监狱之事更是子虚乌有！其组织社团被逮捕之事也是一派谎言！
四．关于“手指检验”计划生育的问题。
根据苏州大学多位教师（这些教师包括她的同班同学、班主任、中文系领导）证实，学校从未用这种侮辱性的手段对女生进行相关检验，当然更谈不上得到党委领导的支持。傅苹如此编造谎言，是对78级所有同学的侮辱！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我校认为傅苹在书中所写内容严重失实，不仅损害了苏州大学的名誉，也使我们国家形象受到损害，我们将保留追究的权利！
同时，我们也再一次感谢社会各界关心、维护国家形象和苏州大学名誉的有识之士。苏州大学办学113年以来，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社会，30多万毕业生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其中不乏各行各业的骨干和杰出人才，也有许多毕业生离校后心系母校，感念师恩，以捐资助学、校企合作、联合培养人才等多种形式回报母校培育之恩。苏州大学也不乏留学海外的赤子，他们在异国他乡努力奋斗、成绩斐然，不仅赢得良好的社会地位，也为母校增光添彩。他们异域拼搏之时能常念母校深恩，各尽所能，为母校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等方面提供帮助，开拓渠道，诚心切切，不求回报，使母校深感欣慰和骄傲。这些事实又岂是个别别有用心之人能妄言抹杀的？
感谢各位校友和朋友对苏州大学的关注和关心！

苏州大学  
2013年6月11日

《南方都市报》公然为刑满释放分子肖传国洗白，声称他对我被打一事不知情，不是幕后主使。我们就来重温一下当时肖传国亲口承认犯罪事实的镜头http://t.itc.cn/fFavf 。当然，肖传国当时也狡辩，说只是要把我打个鼻青脸肿就可以了，不要打残了或打死了（其实据凶手交代肖传国给的指示是“打得更重一些”）；说打完了他会在网上承认是他叫人干的，其实他当时还在网上说我报假案；说是他一时冲动，其实筹划了8个月，凶手在我家门口蹲点4个月……但不管怎样，他当时还是承认自己是幕后主使的。

《南方都市报》为肖传国洗白的报道只字不提肖传国先雇凶袭击方玄昌，否则怎么洗也洗不白了。肖传国当时的交代是：“打他的目的本来是想打他一顿，第一个人可能打得稍微狠了一点，这也超出了我的预计。”实际上据凶手招供，肖传国在得知方玄昌虽然被打得很重（如果不是500米处刚好有海军总医院抢救，早死了）还是逃脱了之后，给凶手的指示是：“对石景山的那个人（指我）要打得更重一些。”所以凶手为了避免让我像方玄昌一样逃脱，才试图先用辣椒水把我喷倒让我逃不了。他们没料到的是其使用的辣椒水是3年前买的、药效已不强，而且我人长得高，大部分喷到我的脖子上，所以反而弄巧成拙让我逃脱，第二次再喷喷到了后面冲上来想用钢管打我的龙光兴，只剩下许立春一个人拿铁锤追我，又跑不过我。我能逃脱纯属侥幸，情节可以拍成电影。如果凶手不听肖传国的瞎指挥不用辣椒水而是直接就用铁锤、钢管朝我头上打，我没有方玄昌的抗击打能力，早没命了。该案的主审法官自己都说，如果我和方玄昌换个位置，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是六条人命：方玄昌和我会被凶手打死，肖传国、中间人戴建湘、凶手许立春和龙光兴会被判死刑。其实办案的人很清楚是怎么回事。

2010年1月肖传国开家族会议后决定干掉我和方玄昌，找了其远方亲戚戴建湘，交给他10万元经费以及我、我妻子、方玄昌的照片、我家住址、方玄昌的工作单位等资料。戴建湘自己吞了5万，拿剩下的5万找了当地地痞许立春，许立春又找了去深圳打工时认识的龙光兴。当年4月，许、龙二人在我家对面的宾馆租了个房间，每天到我家门口蹲点。但我晚上不出门，白天出门又只走人多的地方，他们一直找不到动手的机会。据许立春招供，有一天下午我抱着女儿到超市给她买东西，有一段路没有人，跟踪我的许立春犹豫了一下没有下手（因为肖传国没有命令连小孩也杀），否则父女都没命了。一直到8月底肖传国催得急了（肖氏手术受害者起诉肖医院的案子原计划在9月开庭），他们才不得不在白天人多的地方动手，警方才因此能够在问了1千多人后找到两个目击者而破案。方玄昌每天要上下班，而且往往是深夜回家，本来凶手很好找动手的机会。但他们不知道方玄昌的住址，只能去方玄昌的单位等他。但方玄昌当时换单位了，从《科学新闻周刊》调到《财经》，他们去《科学新闻周刊》等就等不到。直到6月，肖传国从报上看到方玄昌调到《财经》的消息，告诉了凶手，凶手去《财经》那里守候，马上就跟踪知道了方玄昌的住址，然后在晚上10多方玄昌回家的路上埋伏用钢筋袭击他的头部，把方玄昌打得浑身是血（头上现在还留有一大道伤疤），第二天京华时报记者去现场采访时，还看到地上有十几滩血迹。方玄昌能活下来，除了他身体强壮外，还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有个过路的的士司机见义勇为，停车让方玄昌上车逃脱，一个是在500米处刚好有海军总医院，司机把方玄昌拉到那里抢救过来。该司机现在还没找到。在此感谢他救了一个中国英雄。

肖传国接受《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姜英爽专访时谎称：“现在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除了中国之外。肖氏手术是美国几个大学都在开展的，结果都非常好。是美国唯一一项中国学的手术，但是中国现在需要用美国的一个结果来证明我们的手术是可以的。”实际上肖氏手术在国外一期临床试验的结果全部失败。美国佛罗里达儿童医院近日在《神经外科杂志》正式发表论文，报告国外首例脊髓损伤肖氏手术儿童病例。结论：术后3年功能无改善、反射弧未形成；患者术后曾短暂改善，可能是其他因素（安慰剂、孩子长大、神经根切断）导致，而非肖氏反射弧。此前，德国Tubingen大学报告其2005 年初开始做的8例脊髓损伤患者肖氏手术无一有效，与肖传国的结果“完完全全不同”。美国Beaumont医院2006年底开始做的3例脊髓损伤患者肖氏手术均无改善，其中一名曾被美国媒体报道的患者已去世，但他至今仍被肖用作宣传。Beaumont医院另外9名脊柱裂患者，术后三年无一能挠皮肤排尿。也就是说，国外肖氏手术试验全部失败，无人能重复出他的结果。这与我们在国内对肖氏手术受害者的调查结果吻合：肖氏手术的成功率是0。

对《南方都市报》动用其首席记者，像深圳媒体一样也跳出来为肖传国洗白，我还是稍稍感到有点惊讶的。《南方周末》曾在2010年发过揭露肖氏手术害人的长篇报道，撰写该报道的驻上海记者柴会群还因此收到肖传国威胁他的短信，南方报系的人不该不清楚肖的品质。我的这些对头，总会比我设想的还要下作，个人如此，媒体也如此。我会找个时间把整个事情的经过包括破案、办案的经过都写下来，让大家看看南方报系有多么无耻。

韩寒父亲韩仁均转了一条微博，说是我不断侮辱诽谤肖传国及其家人，所以支持肖传国杀掉我。且不说我揭露肖传国造假不是什么“侮辱诽谤”，更不说我本人在揭露肖传国时从未侮辱肖的家人（那是肖造的谣），退一万步说，如果我“不断侮辱诽谤肖传国及其家人”就该被杀掉，那么这些多年来不断侮辱诽谤我和我家人的方黑，包括侮辱诽谤我和我女儿的韩仁均，我是不是也可以理直气壮地雇凶一个个杀掉？

“国学大师”李敖在一个小时前发了一条微博，算是作为对我在一个多月前批评他的文章《“国学大师”乱“捣衣”》的回应：

【@哈囉李敖 可知道 48,900 的意义？那是唐朝人写诗的总数，也是我读过的唐诗总数。只读过「唐诗三百首」的人，无法想象我多么用过功。用功的我，顺便亮一首：「长夜孤眠倦锦衾，秦楼霜月苦边心，征衣一倍装绵厚，犹虑交河雪冻深。」有人说唐朝军人无绵衣，请读这首当时人自己的诗吧，别跟李敖比学问了。】

李敖声称唐朝人写诗的总数是48900首，而他全部读过。其实48900首是康熙皇帝在给《全唐诗》写序时说的：“共得诗48900余首，凡2300余人。”康熙皇帝（或其代笔者）并没有认真算过《全唐诗》总共收录了多少首诗。日本学者平冈武夫曾一首首统计过，发现康熙皇帝少算了，其实《全唐诗》总共收录的诗有49403首。但还有一些现存的唐诗被《全唐诗》漏收的。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在1992年出版《全唐诗补编》，共收录《全唐诗》漏收的唐诗6327首。加起来现存的唐诗有55730首。从那以后又陆续出土、发现了一些唐诗。当然这也并非就是唐朝人写诗的总数，因为显而易见，唐朝人写的诗（比如试帖诗）肯定是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的。否则，以唐朝共289年计，平均一年全国作诗不到200首，平均一天全国作诗不到1首，那还能称得上诗歌大国吗？

所以李“大师”在这里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把康熙在《全唐诗》序里说的不准确的收录唐诗数，当成了唐朝人写诗的总数，再作为吹牛的资本。

就算李“大师”把《全唐诗》全看了一遍，也不等于他就看懂了。比如他引用的这首唐诗，并非什么罕见得无人知道的诗，我在《“国学大师”乱“捣衣”》一文的后记中已引用，并已论证了“征衣一倍装绵厚”说的“绵”，指的是丝绵，而不是今天说的棉花。没人否认唐朝也有“绵衣”，但是那不是“棉衣”，字不一样，意思更不一样。而李“大师”在当初说的是唐朝用“棉花”做寒衣（“用木杵搥松棉花”），已闹了大笑话，现在又拿无关的“绵衣”来为自己遮羞，要跟人比学问，虽然口气冲天，却进一步暴露出其对国学的无知，口气越大，也就越滑稽可笑。

2013.5.30